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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杨燕青主持陆家嘴论坛“深化金融改革与防控金
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杨燕青主持陆家嘴论坛“深化金融改革与防控金融风险”全体大会（文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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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杨燕青主持陆家嘴论坛“深化金融改革与防控金融风险”全体大会（文字实录）来源：第一财经导语今天开幕的第十届陆家嘴论坛上，一场名为
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杨燕青主持陆家嘴论坛“深化金融改革与防控金融风险”全体大会（文字实录）
18:24来源:第一财经研究院
原标题：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杨燕青主持陆家嘴论坛“深化金融改革与防控金融风险”全体大会（文字实录）来源：第一财经导语今天开幕的第十届陆家嘴论坛上，南昌股票配资市场价一场名为“深化金融改革开放与防控金融风险”的全体大会邀请到了国内外多位重量级嘉宾颁发观点并加入了问答，包罗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外汇外管局局长潘功胜，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执行董事Megan BUTLER，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大卫洛克菲勒荣誉讲席传授Lars P.HANSEN，美国里士满储蓄银行前行长Jeffrey M.LACKER，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以及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MIT讲习传授王江。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杨燕青担当本次大会主持。杨燕青：欢迎各人回来，我们这一节讨论的题目是“深化金融改革与防控金融风险”。固然也是和刚才讲到的题目会有所关系。我们各人会看到，今天我们这个对话是我在过去N多年在全球和中国主持过的一个最大的对话，它不只最大，并且这个对话非常、非常强，所以我想我们这一节应该会给各人贡献出多非常有意思，并且非常重要的观点，我们对此也布满了期待。我们这一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第一是围绕金融风险，第二改革开放。我们知道今年是金融危机的十周年，全球是在金融危机十年之后终于恢复了增长，我们讲我们已经全球复苏了。但是还有很多、很多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今天上午周小川行长给我们列出了十大问题，这十大问题确实到今天为止和今天很多风险缠在一起。好比金融作用越来越重要，金融的顺周期这整体是一个金融周期的问题，第二，大而不能倒的问题没有解决，第三，金融如何为实体经济处事，到目前有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国有所推进，但是全球依旧没有答案。第四是，我们的财务空间在逐渐缩小，全球债务依旧在很高的程度，第五，我们习惯了宽松的货币环境，目前还有很多宽松的后遗症。在这样一个大的十年的配景下，全球正在走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新的未来全球主要央行开始加息，我们知道在今天早晨凌晨两点美联储今年第二次加息，他们也将今年可能加息的次数从3次增加到了4次。今天晚上8点45，ECB大抵可能会决定说他会退出QE，这个全球正在走向货币政策正常化，这对全球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同时在这个大的配景下，全球又进入到二战以来从来没有呈现过的贸易掩护主义和贸易战，这个给全球金融市场、全球经济带来的打击和风险，全球都高度关注，各人认为这个风险是一个最大的风险。第三个在这样大的配景下，中国还是坚持本身的节奏，本身的战略，本身的步骤，我们在改革开放。所以我们在这个大配景下讨论全球的风险和中国的风险在哪里，在这样配景下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在40年的配景下又该如何推进，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对话来回答我们今天所有这些问题。在我的左手，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大卫洛克菲勒荣誉讲席传授Lars P.HANSEN，他是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的监察董事，他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他在这个方面会给我们提供很多中国的借鉴。第二位是杨伟民先生，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主任在过去制定了非常多的宏观和金融政策。第三位是潘功胜先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外汇外管局局长。潘行长也立下了汗马功劳。第四位是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先生，中国最具有改革锐意进取精神的银行家之一，欢迎他再次来到上海。第五位是Jeffrey M.LACKER，是美国里士满储蓄银行前行长，也长短常资深的中央银行家。第六位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先生，人民银行大胆敢言者，研究领域从金融到金融以外的宏观，方方面面都有非常资深的探索和研究，我们期待他在今天给我们讲出中国未来改革的很多大的方向。第七位我们请出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他同时也是MIT讲习传授王江先生。我们很快进入正式议程，根据组委会要求，每位发言人约莫有5分钟的时间，会有一个开场。这个开场之后，我们后面会进入讨论的环节，我们讨论的节奏按照最后还剩下多少时间来决定，但是我还是认为我们今天必然会有一个比力大的空间可以讨论比力深入的问题。根据发言的顺序，我们先有请潘功胜行长，掌声有请。潘功胜：谢谢杨总。各位宾客，各人好，我想就今天下午的这个机会谈一谈关于深化外汇打点改革，鞭策更高程度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国家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就这样一个话题谈几点看法。在过去的几年，我国外汇市场一度经历高强度的风险打击挑战，在过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从2017年二季度开始，我国外汇市场逐渐的向均衡状态，这张图是多个反映外汇市场形势的多个指标，我们把它列合在一张图中，有外汇储蓄，有美元的指数，有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有跨境出入等等几个指标列合在一张图上。目前我国的外汇市场形势基本不变，跨境成本流动和外汇市场的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双向颠簸，弹性增强，预期合理分化，外汇储蓄规模总体保持不变，这样一种不变的外汇场形式为下一步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这也是我今天讲的一个主题。中国在1996年我们就实现了常常项目的完全可兑换，从本世纪以来，我国成本项目的可兑换程度不绝提高，成本项下的FDI和ODI实现基本可兑换，形成了以机构投资者制度，QFII、RQFII、深港通、沪港通为主的跨境融资渠道，债务融资项下在全口径宏观审慎状态下自给自足。人民币成本项目的开放它包罗两个环节，上游的交易环节和下游的资金的汇兑环节。目前从交易环节和汇兑环节来看，还有这样一些问题。第一，少数项目仍然不行兑换，或者是可兑换的水平比力低，好比说境外机构，境外的驻民，境外机构在中国一级市场发行股票此刻是不行以的，可能很快就可以了，个人项下跨境的成本投资此刻也是不行以的。第二，一些项目虽然可以兑换，但还存在着一些约束，便利性不足。好比说我等一会儿要讲的QFII和RQFII在改革之前它就有一些政策的约束，好比说锁按期的布置，好比说分期汇出的这样一些政策的约束等等。第三，一些可兑换的项目在交易的环节还存在着约束，好比说直接投资它需要做事前的存案，好比说我们此刻准入前的国民报酬加负面清单的这样一种打点规则还在逐步的推进过程之中。下一阶段在鞭策成本项目的开放方面总体的考虑是，坚持处事国家经济成长和对外开放战略，统筹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系，稳妥有序的鞭策成本项目的开放。主要有这么几点考虑：一是不行兑换的项目，鞭策了少数不行兑换项目的开放，通过交易和汇兑环节的联动，提高跨境证券交易项目的可兑换水平，有些项目此刻外汇局和证监会已经在推进的过程之中。二是有些已经可兑换的项目提高它的便利化水平，减少行政审批，实行负面清单打点，弱化政策约束，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三是提高交易环节的对外开放水平，根据准入前国民报酬加负面清单的打点原则，扩大国内市场，尤其是处事业市场、金融处事业市场的对外开放，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近期我们重点做好下面一些开放工作，鞭策金融市场的开放，增加金融市场的产物供给，股票市场方面支持境外机构在境内交易所发行股票和承托凭证。在衍生品市场方面，支持扩大境内商品期货市场的对外开放。完善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优化QFII、QFII、QDII、RQDII，提高额度、简化审批，放宽汇出限制，打消锁按期布置等等，研究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制度，要QD2，完善互联互通机制，开端扩大互联互通的覆盖范围，包罗完善债转通的制度布置，包罗DVP结算和税收布置等等，支持沪港、深港、沪伦通股票市场的互联互通，扩大基金互认的产物范围。支持金融机构加入国际和国内金融市场，中资机构加入离岸人民币市场，研究证券期货机构开展业务，支持境外机构加入境内的外汇市场。在近一段时间我们在成本项目的开放方面陆续发布了一些新的政策，好比说打消了QFII、RQFII跨境资金流动的限制，提高了QDII的额度，并启动新一轮额度的罚范，稳步推进QDRP的试点，在QFII和RQFII我们是前天晚上，星期二的晚上发布了关于修改QFII和RQFII有关政策的规定，打消了锁按期的布置，打消了每月按20%汇出的这样一个分期汇出的布置，打消了锁按期的布置，QFII和RQFII答允对境内投资的开展、外汇套保。在QDIIRP、QDIIRE方面我们别离在上海和深圳把这两个产物的额度提高到50亿美元，我们下一步还继续提高这样一个额度。在QDII方面提高了QDII总额度，从4月份以来已经有37家机构获得QDII新的额度。几年来，人民币国际化取得积极进展，人民币持续七年成为我国第二大跨境货币，成为全球第三大SDR权重货币，人民币在全球的信用水平不绝提高，成为全球第六大支付货币，境外主体持有和使用人民币的意愿快速的上升，在今年1-4月份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同比增长31%，在今年的前4个月。我们将顺应市场需求，积极稳妥鞭策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在政策、产物创新、基础设施、市场开放，不绝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的环境，鞭策人民币跨境使用与跨境贸易、跨境投融资的联动，鞭策人民币从支付结算功能向储蓄投资和交易功能的拓展。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中心的建设，支持上海建设全球性的人民币产物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这是上海自由贸易开展人民币跨境业务的创新。引导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鞭策人民币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的融合成长和良性互动。外汇市场的预期合理分化，人民币汇率在合理综合程度上保持基本不变。同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双颠簸的特征非常明显，从2006年-2018年人民币中间价较上一日它的一个颠簸，红线是一个波幅。各人从这个图上明显看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弹性是明显的增强。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有助于发挥汇率调节国际出入的作用，有利于提高外汇资源的配置效率，增强我国宏观经济应对外部打击的韧性。在未来的方向掌握上有这么几个原则和重点。更多的发挥了市场在汇率形成之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的规则性、透明度和市场化程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程度上的基本不变。扩大外汇市场的对内、对外开放，夯实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微观基础。在外汇市场的建设方面，进一步扩展和提升外汇市场的深度、广度和活跃度，建设一个有竞争力的外汇市场，丰富外汇市场交易工具，扩大加入主体，鞭策市场的开放，优化基础设施，完善市场监管。我在这里也想说一句，就是关于引导市场主体，树立财政中性的理念。在针对汇率的颠簸性增强的这样一种环境下，市场主体关于树立财政中性的理念。近两年来，经过市场的教育和洗礼，中国企业的避险意识有所提升，但整体而言避险意识不强，企业在外汇市场的“裸奔”行为不只在宏观上因为市场主体的羊群效应容易引起市场的共振，并且在微观上使企业面临很大的汇率风险敞口，所以随着汇率形成的市场化，汇率的颠簸性逐步加大，企业的外汇打点应当坚持处事于主业，坚持财政中性的原则。运用外汇市场的工具，开展套期保值，减少压住单边升贬值的行为。我们在鞭策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同时，要设防范国际金融市场风险感染的制度屏障，我们开端的考虑是成立跨境成本流动宏观审慎和微观监管的“两位一体”的监管框架，实际上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在开始逐渐成立和实施。就宏观审慎的，主要是防范了跨境成本流动的重大风险和维护外汇市场的基本不变，它的内容包罗成立和完善跨境成本流动宏观审慎打点的监测、预警和响应机制，丰富跨境成本动宏观审慎打点的政策工具箱，以市场化的方式，逆周期调节，外汇市场的顺周期颠簸，防范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跨市场、跨机构、跨币种和跨国际的感染。在微观监管方面，依法依规维护外汇市场秩序，强调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保持政策和执法尺度跨周期的不变性、一致性和可预期性。防范跨境成本大幅度的颠簸，对我国金融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打击，从政策层面而言，以防范系统金融风险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直接针对跨境成本流动的打点工具，好比说运用风险筹备金，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等政策工具。强化了对短期跨境成本流动的打点，在打点中嵌入了宏观审慎的调节机制，同时我们要抓住银行部分这个关键的主体，构建银行部分跨境成本流动宏观审慎和微观合规的评估体系。在微观市场监管方面，创新了外汇打点方式，注重了从事前到事中、事后打点，从正面清单到负面清单，从规则监管到规则与自立监管相结合。鞭策了跨部分的合作和国际合作，按国际惯例来加强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的审查，加强行为监管，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的外汇市场。坚持真实性、合法性和合规性的审核，坚持跨境交易的留痕原则，加强穿透式的监管。严厉冲击地下钱庄，违法外汇交易平台等外汇的违法犯罪活动。外汇打点部分我们将以处事实体经济为主体，以成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探索形成一体两翼改革开放的基本路径，同时在开放中有效维护国家经济和金融安详。谢谢各人。杨燕青：非常感谢潘行长，潘行长把我们的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包罗成本项目开放这三个方面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的战略和我们的基本路线图阐释的非常清楚。尤其概括了开放条件下国家的金融治理的这样一种现代能力，我觉得这个确实是给中国的未来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可以去开放，不绝成长的空间。非常感谢潘行长做出好的战略和下一步的推进。下面有请杨伟民主任，掌声有请。杨伟民：各人下午好。我不是一个金融人士，我长短金融人士，主办方邀请我来参与可能是因为我本来的身份，但是我要告诉各人我此刻已经不再是中财办副主任了，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我下边讲的跟中财办没有关系了，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我讲的题目是“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不只是金融部分的任务，其他有关部分和各地区也要履职尽责”。因为金融风险要从两面来看，一面是货币政策、金融机构、金融监管等等方面的问题，另一面是实体经济、房地产、处所当局债务等问题，如果处理僵尸企业继续拖下去，如果房地产市场继续乱像丛生，如果处所当局继续变更花样，举借债务，金融机构再健康，进入监管再严厉，也会呈现金融风险。所以说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场攻坚战，金融部分毫无疑义是主力军，是主攻队伍，但是实体经济主管部分，出格是国有资产监管部分，房地产调控的打点部分，处所当局债务的打点部分以及各级处所当局都要各负其责，同金融部分一起齐心协力，来打好这场输不起的战役。如果只是金融部分在那儿孤军奋战，其他部分袖手傍观，这场战役是打欠好的。所以下面我主要是从实体经济、房地产、处所当局债务方面应该做一些什么谈点看法。我刚才讲了，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一、实体经济要继续深化供给侧布局性改革。这里讲几点。第一，坚定处理僵尸企业，前两年去产能傍边处理一些僵尸企业，但处理的只是冰山一角，我国货币池子里的水已经很多，但是死窟窿太多，僵尸企业占压了大量的信贷资源，如果不清理死窟窿，新增的信贷资源就流不出多少水来支撑新的经济活动。总书记早在2015年就提出把处理僵尸企业作为去产能的“牛鼻子”，去年又明确要求各省市县都要列着名单，拿出打算全面稽查，上报成果，对此有关部分应该尽快督办。中央企业和各省的僵尸企业可以纳入到一个或几个托管公司，一步到位进行处理，分步化解债务和人员风险。第二，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缓慢必然水平上拖了供给侧布局性改革的后腿，党的十九大把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改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这一改动是十分重大的。我们要继续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南昌股票配资期货配资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以及控制力和影响力此后主要应该看国有成本是否强、优、大，不再看国有企业是否强、优、大。这一改动也为加快鞭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经上升到基本经济制度重要实现形式的高度，像对这种改革方向十分明确的改革没有须要搞试点，也没有须要审批以后再改革，不要把改革搞成审批制。还要根据中央关于把降低国有企业负债率作为去杠杆重中之重的要求鞭策国有企业优化结构，缩小战线，减少虚的资产，做实的成本。第三，赋予发明人科研成就所有权。深化供给侧布局性改革既要破，也要立，成长新财富、新技术、新产物、新业态等等，这就要靠创新，创新要有人才，人才需要激励。产权激励是最大的激励，科研成就是科研人员创造性劳动和成本共同创造的，科研人员的大脑是科研成就的价值源，科研成就所有权应该由出资方和科研人员共同拥有，科技和经济两张皮，科技成就转化难，这个话我们已经讲了20多年，但是根本原因是陈旧的思维，科研成就完全归国家所有的制度。2016年以来西南交大在四川省成都市的支持下，在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就所有权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出台了西南交大的九条。两年来，180多项成就分割确权创立24家高科技公司，所以在他们那儿科技和经济不再是两张皮，科技成就转化已经不再难。我以为西南交大这一改革是科技成就产权制度改革的小岗村，各人知道当年土地承包制这一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解决了农民的产权激励问题，也就解决了中国的用饭问题。在创新驱动成长的今天，唯有鞭策科研成就产权制度改革，才气解决科研人员的产权激励问题，从而解决创新驱动的动力源泉问题，解决我国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二、房地产要加快成立新的住房制度和市场化调控机制。前期房地产市场已经积累了一些风险，近期又乱像丛生，成为最容易引爆风险的按时炸弹和看得见的灰犀牛。目前在行政性办法已经不能根治，所以必需在六方面同步加快改革。第一，改革当局垄断住宅用地的体制，房价过高的都会既要在现有的渠道增加住宅用地，也要扩大住宅用地的供应主体，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规划的工业用地和开发区用地都可以用于居住。共用地和开发区用地总量已经偏大，但都会居住用地总量偏小，比例偏低，难以满足都会化的需要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我们常常说调布局、调布局，但是调布局不只要调整财富布局更要调整空间布局，空间布局调整基本方向就是减少工业用地，增加都会居住用地，这是方向之一了，这是解决高地价的根本。第二，改革房地产商垄断住宅供应的体制。应增加商品住宅市场供应主体，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答允小都会和小城镇的自然人合作建房，许非房地产企业在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建设商品房和租赁房。此刻只是答允建租赁房，答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自有建设用地和整理的闲置宅基地上建设商品房和租赁房，答允多数会周边生态修复企业在修复了生态用地上开发必然比例的低密度住宅等等。第三，改革售多租少的市场布局，加快住房租赁市场的立法，实行租购同权制度，实行鼓励租赁市场的财税金融政策，好比说降低租金收入的税费。租赁市场成长的重点是房价较高的特多数会重点也不该该放在新建多少租赁住房上，而是通过税收等经济步伐，使控制存量住房进入到租赁市场。我在中央财办的时候请有关单元对用电量对全国住宅的空置情况进行摸底调查，成果显示我国无论是都会、城镇还是村子住宅的空置率都相当高，比日本这种高度老龄化、少子化、都会化的国家还要高，日本是13%，中国是多少我就先不说了，但是比日本要高。这很不正常，说明用来炒的房子还真不少，有关部分应该尽快制定空置住宅尺度，按期公布全国和各地的空置率引导预期。此刻我们在频频调控房地产市场，但是底数不清，怎么调控啊？就像GDP不清楚你怎么调控经济，怎么进行宏观调控？第四，改革房地产税，当局工作陈诉已经明确了，详细我不说了，因为有时间限制。第五，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逐步将现行强制性的住房公积金改为自愿缴存，同时设立政策性的住宅金融机构，这个改革实际上三中全会说了多年，但是一直没有鞭策下来。对于自愿缴存，赐与低息贷款等支持，这也可以减少企业的承担，此刻各人都说五险一金太高。第六，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产权制度，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土地的完全所有权，当局不再征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农村宅基地制度，目前农村空置宅基地有3000万亩，相当于都会建成区总面积的37%，因为我国都会傍边居住用地一般占都会建成区的30%左右，比现有都会傍边所有的住宅用地总量都要多，这是一种资源的极大浪费，如果拿出一小部门转到都会，就可以大幅度降低地价，所以应赋予农户对宅基地充实的用益物权，这也是三中全会讲过的，可以长租、流转、抵押、担任。总书记讲现代化经济体系包罗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有关部分应根据总书记确定的方向加快鞭策城乡人口和土地的自由流动。答允农村人进城落户，用出售宅基地使用权的收入在都会购房，也要答允都会人下乡购买宅基地的使用权，这样才气成立城乡一体的住房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最终才气实现总书记所说的成立现代市场体系。固然以上改革不是一个部分能完成的，若仍是按此刻方式各部分分头制定改革方向，往往思想不一，出台时机不一，很可能最后事倍功半。所以应该尽快从头创立一个住宅制度改革带领小组，组织制定住宅制度改革的总体方案，协调相关单向改革等等。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个方面房地产。三、处所当局债务要严控增量，逐步化解存量。处所当局法定限额债务总体可控，但隐性债务规模扩大，增长过快，底数不清，风险不行测。为此一是严控隐性债务的增量，对此中央研究相关部分，处所当局、金融机构和相关国有企业都要问责，因为三者都是预算软约束，风险软约束，所以处所当局的债务不能单追究处所当局的责任。二是稳妥化解存量。扩大处所当局法定债务规模置换部门隐性债务，防止过多呈现半拉子工程。多年积累的隐性债务不是短期能够化解的，所以在化解的时候不要一刀切，一阵风，不要层层加码，提前还款。三是处所当局要有风险观，不能只求政绩，不管风险，只借钱不还钱，也不能把此后几届当局子孙后代的事都干了。四是要理顺中央和处所当局财务关系，处所当局事权多，但是没有财权，应坚持发挥中央和处所当局两个积极性的大方针。多给处所一些税种，赋予处所必然税权，减少中央、处所共享税比例，减少转移支付，让处所当局权责更加一致起来。以上是我个人意见，谢谢各位。杨燕青：非常感谢杨主任。杨主任在不长的时间之内把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僵尸企业处理惩罚、国有成本打点、未来怎么样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这件大事，包罗房地产市场这么大的风险这是第二件大事，处所当局债务的风险第三件大事，原原本本的全部都说清了，关键的是把未来所有该做的事都说清了，这些事都做了，三大领域的风险全部可以解决。非常感谢主任。下面有请田董，掌声有请。田国立：各位宾客、女士们、先生们，各人上午好。金融是经济生活中的血脉，因为这个环节是谈风险，但是谈风险的时候，就像你血压高了不必然就是血管有问题了，它有可能是你的肾或者肝脏有问题一样。实际上谈金融的风险，各人通常来讲是从股市、汇市、债市这方面谈的，因为这才真属于金融。但是为什么各人往往一谈就把房地产搁进来？就是因为实际上房地产已经变味了，你如果差池房地产加以限制，它实际上已经赋予了很大的金融属性。所以谈风险，往往谈这四个市场。因为我是建设银行的，我搞操纵的，搞操纵的我觉得没有对政策的发言权，也没有对理论更多的论证发言权，搞操纵对风险更多是看看怎么解决风险，尤其是房地产，为什么我要说这个问题？我认为房地产是目前经济好多存在着让各人不安心问题的一个主要的一点，巨大的财产已经裹挟进去了。一个国家这么大的财产投入，各人都去盖房子，那科技也缺钱，干什么城市缺钱。所以怎么把这个偏好降下来？因为我说了我也不权威，我也不负责任，我也就不说了，他们有估的说，说此刻中国房地产形成的总资产有的是40多亿美元，有的是400多万亿人民币，但不管怎么说，总而言之这些钱已经是天文数字了。我还有一些比力，我也不说了，因为比完了之后，它容易耸人听闻。但是我就想说的是什么呢？大量的社会资金，资源被配置到了房地产市场，而房地产市场又没有形成与之相适应的风险管控和对冲机制，房地产金融化的同时又在不绝的违背金融风险和收益相匹配的基本原则，最终会使得房地产市场越来越依赖推高房价，以保障社会资金资源的不绝注入，维持其运行和成长。就这个运营逻辑之后的成果是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当年的日本房地产泡沫危机和美国的次贷危机，所以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说了，房子是用来住的，我觉得这个话一下点到了一个命脉。就是说怎么才气让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健康起来呢？就是你必需得房子是住的，那咱们就在房地产住的这个功能上下工夫，属于金融的那你就归到金融类，那就是怎么把它去金融化。当你赋予太多的金融属性之后，好比你有钱，黄金有钱可以炒，没有钱可以不炒，房子是有钱住，没有钱也得住，它就很容易形成一个社会问题。另外你过度的一下让各人感觉买房就赚钱之后，他会把社会所有的投资偏好都集中到这里，股市为什么恒久没有人理？固然风险是一方面，咱们规范打点是一方面，股民和买房子的人一比力起来之后，高低利见之后，不会有人再对股市感兴趣，所以这就是怎么能够把各人的消费逐步的转移一下兴奋点。实际上和美国比拟，我国的房地产泛金融化和高估值对社会影响更加复杂，房地产市场的变革不只直接影响居民住房需求的满足，同时影响居民的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和资产质量，反过来又进一步诱发部门处所当局和房地产企业对这种金融化的收益依赖。处所当局的财务收入我这儿有数字，我也不念了，我不负责发布数据，都是公开数字。我们说控房价，其实此刻是一个叶公好龙的东西，可能真控下来，银行也害怕，房地产商也害怕，包罗买房者也害怕，包罗相关部分也害怕，但是你真继续涨，各人也害怕，就这个僵持场面必需得有一个步伐解决。为什么我一开始说商业银行是搞操纵的，商业银行在这个时候必需有一些操纵步伐。应该保持市场正常的运转，根据疏堵结合，统筹兼顾原则，实施价格土地等行政要素控制手段时，积极培育和成长住房租赁市场，探索住房租赁金融业务，可以切实的改变房地产单一的市场供给布局和资金配置方式，在很洪流平上弱化住房的金融属性。在解决居民住的需要时，不需要负担相应的金融压力和风险。我们认为操作住房租赁市场辅之以须要的政策培育办法，引导空置住房流入市场，可以改善存量住房的风险收益特性，在提高存量住房市场风险蒙受能力的同时，实现原有社会资源效益的提升和社会资源充实操作，房价光靠按，时间长了是个问题。但是有的人说远水解不了近渴，但是我觉得就是今后刻开始，假如我们十年前开始培育住房市场，我觉得场面不行能是这样的，所以各人可以设想一下。所以总书记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其实你只要租客，他没有传闻炒租赁权的，那就是刚需。所以在这方面，建设银行此刻提出，要买房到建行的时候，我们基于各人都是靠租房，公租房，没有私有房，此刻又提出“租房到建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能够有心参与今天这个会的人都是家里不但一套房的人，关键是要“存房到建行”。就是建设银行给存房市场以增信，就不是一个小门脸，我们培育长租市场，你到银行存钱它也是一个资产形态，无非是货币形态，你把你的房交给我必定比交给别人安心，你钱都给我了，房有什么怕的呢。所以要“存房到建行”。原来我也筹备了一个数想说一下，后来伟民主任说他不说数，他是最权威的，他不说，我就更不敢说了。但是空置率实在太可怕了，其实这些东西你给它调动起来之后，都是有意的金融资产，它去承接海量货币，没有这么大载体是不可的，所以我们必需迅速把这些存量的，已经盖完的房子。我觉得主要矛盾不是怎么去盖房子，我们的房子已经盖了不少，刚才说430多万亿已经盖完的房子，美国才20多万亿的房屋总量，并且我们农村统计还未必准，因为我们都会化进程不足。所以要想步伐怎么调动存量，就是当你把你的房子存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得解释一下，不是说建设银行真开始存房了，建设银行要饰演一个资源整合者的角色，是和社会现有的合理合规合法中介机构一起共同在这里头，去打造租赁市场和存房业务。同时建设银行要提供什么赋能呢？居住我们可以鼓励他更多的稳固租房关系，因为此刻租房市场不发达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是期限太短，刚跟丈母娘吹完牛，成果第二天房东来轰你搬迁，至少得五年、三年、十年，这期间我们提供一些贷款，房东拿到钱之后，十年之后再议一次价，我觉得这个市场会逐步成长起来，并且我们非常有信心，建设银行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实验，慢慢陆陆续续你们会关注到建设银行的金融产物，在广东、上海都已经开始了。2018年建设银行将继续推进住房租赁金融市场的成长，作为全行战略重点，发挥建设银行在住房领域传统的专业优势和资源优势，鞭策住房租赁市场建设，积极探索操作新模式、信市场、新机制和新生态化解房地产市场，釜底抽薪，怎么能够用市场手段解决市场恒久存在的问题，确实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目前建设银行已经和300多个都会签订住房租赁的平台活动，就是帮手当局监管这些平台，同时在这里面我们还帮着房东和房客搭建交易平台，同时还帮着中介机构，我们给中介机构，你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各人合法的交易以后，我们去给你的客户提供一些融资，就做这个信贷赋能。同时通过这些大数据，我们会按期发布住房租赁指数，我们基本上覆盖到97%-98%，因为太边远的都会对租赁需求，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市场需求。CCB建融家园就是我们在打的品牌，这并不是建设银行的人不干银行去干金融了，而是我们有效的和社会品牌公司一起整合起来，为社会提供一些让你信得过的居住产物。在这一体系中，建设银行始终坚持市场的归市场，金融归金融这一原则，总之我们相信解决像房地产这类痛点问题，我们觉得金融这把手术刀会更温柔。我就说这些，谢谢各人。杨燕青：非常感谢田董，给我们带来非常令人振奋的新的商业模式，又能改变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的根深蒂固的问题，我们也对此布满了期待。下面有请Megan BUTLER。Megan BUTLER：女士们、先生们，各人好，在接下来几分钟我想给各人简要介绍一下我们在英国的教训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必需要汲取这些非常悲哀的教训，各人也知道，但是我们也做出很多改变，我们试图让银行控制本身的金融风险比十年前要好的多。第一个领域监管体系的布局。十年前，我们的布局是这样的，它答允宏观监管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宏观审慎监管太为零散，所以我们成立了金融不变打点局，金融不变打点局它有一些目标，它是涵盖了宏观审慎性的监管，还有一系列完整的行为相关的监管，其实我们也负责所有的金融处事加入者。之前它和英格兰银行联系不多，这就引起了很大、很大的问题，后来危机中也表现出这种问题，新的布局它是刻意营造了一个独立的、审慎的监管政府，它是完全负责宏观审慎的监管银行和保险公司，这个新的机构是根植于英格兰银行之中的，它营造了这些有机的连接，将宏观和微观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一点至关重要。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布局改变，就是打造了金融政策委员会，它但愿能够监管英国的金融不变。另外还有一个新的我所在的金融行为监管局也得以成立，两个新的监管者有非常明确的监管责任，他们都属于英国政策委员会，也是英国金融不变打点局下面的一个附属机构。另外我们但愿能够增强银行宏观审慎的监管，他们如果流动性不足，在过去十年银行风险急剧堆积，在过去几年之中我们但愿能改变这种情况。在午饭前周先生谈到一些成本市场的国际变革，我也想在这里重申一点，金融政策委员会和我们的联系，以及英国压力测试的机构，此刻银行不再持有成本，他们的成本是可以应对未来可能带来的压力，这使得他们在面对未来可能呈现打击的时候更具有灵活性和韧性。第三个领域就是在解决方面，我们需要找到一些新的方法，安详的释放那些碰到困难的银行，我们有一些非常沉痛的教训，固然之前也谈到了，午饭前也谈到了需要拯救苏格兰皇家银行。我们不但愿重蹈覆辙，我们但愿冲破这种显性或者隐性的国家对银行机构的包管，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要担保英国银行他们有一个有效机制，能够担保他们再也不需要被拯救，被国家的信用包管，他们应该本身能够救本身。这是对于我们过去工作非常重要的任务。第四点我想谈一谈，改善成本制度以及解决方案的方法，这不只仅是英国的方案——成本富足。下面要谈的这一点是很多金融机构他们要共同携手来制定一个全球适合的国际尺度，使所有国家都可以满足，有利于每一个经济体，并确保更庞大的跨国的机制，可以让所有国家都可以满足，并且是可连续的一个尺度。这种需求需要成立一套尺度，国际尺度，监管政府强大的国际合作，也就是帮手可以实现我们今天目标的条件之一，我们但愿在将来这一点能够得以连续。第五点我想再强调一下，可能和其他的观点有所差异。当我们看到破产银行，无论是在英国或者在其他国家失败的银行，作为监管者我们发现他们的根源颇有相似之处。这些银行高官并没有真正理解他们资产负债表上有什么东西，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产物，他们根本不了解，如果市场恶化对他们的产物运营会带来什么样的成果，对于他们产物估值会带来什么成果，所以这种不透明性，一方面市场不知道，但机构自己竟然也不知道本身的产物会带来怎样的成果和估值。第二点我们观察到的就是不合适的激励机制在相同的银行，对于产物的设计和销售，它的激励办法不合适，这种激励办法带来不妥的后果和可怕的后果。第三点我们也观察到就是在高管方面过度的乐观，所有银行似乎看起来都是欣欣向荣，一切都可以花好月好，我们必需好好解决这些根源，这不只仅是成本，不只仅是钱，不只仅是流动性，也不只仅是所谓的处理。我们应该采纳一个差异的干涉方式，在英国我们已经做到这一点，通过成长高层打点人员的制度，我们此刻让高管，所有这些金融机构的高管们，他个人要为他们手下的人负责，要为他的手下做出的错误负责。这个机构已经设立了两年，但是已经带来一些文化的厘革，这些金融机构的文化发生了改变，我们认为这些文化会让金融机构更加稳健、更加灵活、更加安详，并且将来也更加乐成。我还要说最后一点，我们的教训不只仅是金融机构，我们所监管的金融机构，有一些是我们监管者，监管者也是带来了金融危机条件的一部门，金融监管政府他们常常洋洋得意，觉得我们的制度非常符合此刻的需要，并且也符合未来的需要，其实现实并非如此。监管者出格是我们英国的监管者非常了解我们需要有前瞻性，我们要预计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并且我们必然要不断的学习。所以我们要确保我们不是问题的一部门，而是解决方案的一部门，只有这样我们才气成为金融危机预防的一部门，我就说到这里，谢谢。杨燕青：谢谢Megan BUTLER，谢谢您给我们讲了一下英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学到了什么。刚才也提出了六点，非常感谢Megan女士。下一位发言者是Jeffrey M.LACKER先生，有请。Jeffrey M.LACKER：谢谢组织方邀请我参与第十届陆家嘴论坛，在这里我们讨论的主题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如何来应对金融风险，制止金融危机的风险。这其实对中国在未来几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中国应该也学到美国的经验和教训，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这也是我们全世界但愿中国能够做到的一点，但是需要中国非常的审慎。因为我们很有可能学的时候学错了，学了不应学的东西，好比说有些人会讲金融市场总体来讲，出格是银行市场，它从本质上来讲是风险非常大，并且长短常脆弱的，所以当局往后退，让金融市场做一个布置的时候，这些市场就会过度的脆弱和高风险。但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为什么呢？我就讲一个理由，因为时间有限。我们看一下金融危机的频率和概率，在差异的时间，差异的国家，我们可以看一下在金融市场上，任何的时机并不都是一直有脆弱性的，而脆弱性和金融危机它很洪流平上，或者说它的原因是金融、市场和当局之间的关系而造成的。固然了，大部门金融领域傍边当局的角色是要限制风险负担，限制金融体系的风险性。但与此同时很多金融机构或者很多国家的金融机构，如果当局往后退的话，如果由当局托底，也就是说公司呈现了问题由当局托底，那么它就会使得金融机构不太愿意做披露，出格是不太愿意披露他们本身的风险布局。在美国有一些机制，好比说存款保险就是这样，但更重要的是很多官员，包罗央行的官员，他们是会干预，这些干预往往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呈现的。他们往往会被说发展短常独特的一次性的，央行但愿也不会发生，但事实上我们投资者一次又一次的看到当局托底、当局保底，当局的干预不断的呈现，像2000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七十年代城市有当局的托底。因为这些当局干预的集合效应，好比说在美国，从七十年代始它就会导致投资者会预计，说这种类型的干预总是会发生，总是会呈现的，那么这种预期其实有一种竞争的压力，对于金融机构来讲就有竞争的压力，他们会做出这样一种架构，使得所谓的隐含价值，这种当局干预的隐含价值得到最大化。具体来讲，这样一些公司他们的融资架构是大大依赖于短期的融资，因为这些公司他就有激励机制，会让本身变得更加脆弱，这就使恰当局隐含保险的益处带来最大化。按照我们这个银行所做的研究，我们在美国央行保险网络，2016年的时候占到私营部分贷款的60%，也就是说，如果你把金融部分美国所有的债务加起来，傍边的60%要么就是由隐含的包管或者是明显的包管带来的，因为是当局的托底。我们此刻没有意义说监管或者去监管，这样一种激励机制和对于脆弱性的假设带来了金融危机。中国应该学到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呢？三点。第一是要减少当局的包管，当局的刚性包管，显性或者是隐性的，国家的包管也就意味着当局要去评估风险负担，并且当局部分可能很难在任何时候都做出正确的评估，固然需要非常专业的帮手。另外还要制止相关的寻租和游说，固然我们要让这些私营投资者用本身的钱去评估相关的风险，从而做出投资的决定。这些公司要负担本身错误的风险，这些错误可能是比力小的，并且是零散性的，系统傍边会有一些很小的打击，而不是系统傍边几家非常大的系统风险。第二我觉得这个教训就是要说得非常清楚，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国家才会干预，这一点的确定性必然要非常清楚，因为我觉得不确定性在危机傍边它就是一个毒药。金融市场会觉得你可能会干预，可能不会干预，这会带来欠好的成果，它会带来很大的颠簸性，出格是金融市场危机的时候，这种颠簸性，好比会呈现羊群效应或者说是不理性的效应，它也会强迫官员，因为他们觉得必需要干预，而如果不干预的话，就会使得很多人采纳羊群效应，一下子退出，呈现挤兑的危险。如果作为监管者，你但愿本身说的话是措辞算话的，那么你的行为必需是和过去所说的话是一致性的，但这就意味着你措辞的时候要非常明确，你做出的行为和过去如果不一样，那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以及颠簸性。第三个建议我们必需要有一个解决失败机构的这样一个流程，这个流程必需是公平的，是可预计的，并且是有序的，并且人们可以依靠它。大的金融机构它是 不能够把这些官员作为他的人质，就是说不能够因为你没有规则的或者胡乱的作为，使得金融机构滥用了我们这种监管，这就是我的一些想法，谢谢。杨燕青：谢谢您赐与我们的这些来自于当局支持的金融机构下产生的这些风险。下面有请Lars P.HANSEN先生。Lars P.HANSEN：谢谢，我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里，很高兴加入这个讨论。我们说在讨论的时候成为最后一个发言人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我想说的话其实刚才已经有人说过了，我再简单说几点。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增长长短常快的，并且是一个奇迹，问题就是如何在未来具有可连续性呢？今天早上易行长讲到对于小微企业融资的一个重要性，我觉得这一点长短常、非常重要的，并且也是中国未来增长的一个基石。事实上在美国也是一样，对小微企业的支持。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如果依靠于一些国有的银行来实现这一点这是不明智的，我们必需要去鼓励私营部分的一个创新，其实这在中国已经呈现了，我们会看到在很多关键的领域，我们会看到金融的可获得性和融资的机遇确实是越来越多，并且让更多的经济部分可以获得，这是有很高的出产效率。有人会比力担忧，好比有一种担忧就是所谓会不会呈现系统性风险，我想我们确实可以讨论。但是我们固然应该去考虑系统性的影响，在某些领域傍边如果一些活动没有受到很好监管，确实会呈现系统性风险，但是也有过度监管的风险，就是通过过度监管使得新的业态、新的行业没有步伐很好的蓬勃成长。所以我们讲到监管环境非常重要，我们要平衡监管和风险，所以们应该有一个非常不变的金融环境，但是又要鼓励创新。换言之，我们要明智的选择投资的项目，不是说选那些没有风险的项目，事实上一些最乐成的技术的投资，我但愿在未来的技术性的投资，我们此刻来看其时都是有很大风险的。所以我觉得第一点我要说的就是，好比中国的影子银行和其他处所，它是有很高的出产效率，事实上很大意义上来讲，国有银行这方面是做出一些贡献的。我觉得竞争长短常、非常重要的，影子银行的介入也带来了竞争。第二点我要谈一谈，刚才有同事讲到的，处所当局融资。在美国处所当局融资，我们美国做的不长短常好，因为美国有联邦当局，并且有一些州当局包罗市当局，但是我所住的伊利诺伊州，当局财政长短常差的，并且它的还款也长短常差的，但是在美国的各州其实是可以收税的。但问题就是每个州如果他收很高的税，就会使得企业逃到其他的州，所以即使在美国处所当局他有收税的能力，他们在财政纪律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挑战。但是中国处所当局融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刚才也有讲到，可能处所当局没有步伐，好比说增加新的税种，这就会导致一些情况，必需卖地或者其他一些倒霉于出产效率的做法。但是更有慎者，我们发现会呈现很大的违约，或者需要来自于中央当局的背书才气解决这些融资的问题。我固然同意所谓的要进行从头的架构，不管是在美国还是中国，处所当局融资都要从头架构。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我们有非常好的宏观审慎的监管固然非常重要，要做得好确实非常困难。我们从过去金融危机傍边也学过经验教训，但是我觉得做起来长短常困难的，出格是想象一下监管者它能够做到很好的宏观审慎，有很好的洞察，可以进行非常好的去监管这些金融机构，出格长短常大的复杂的金融机构。反之，我们要担忧的就是当局提供的给大机构隐含的包管，以确保正确的行为。那不确定性，这其实也长短常重要的一部门，如果我们监管环境傍边它是不确定的，并且未来会发生变革，我们也想去解决问题，这个就意味着对私营部分来讲很难做，这会变得非常复杂，让私营部分做决定就很困难。复杂性之后，我们说就会呈现监管的自由裁量，在美国我们有金融改革，有法案，这个法案自己有几百页长，长短常复杂的文件，这个文件在执法方面都有不确定性。所以毋庸置疑，金融市场的监管它固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复杂的问题它并不必然需要复杂的解决方案，事实上我们觉得说往往是越简单的解决方案，越透明的解决方案就越好，这样能够制止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我想各人都知道，美国给世界带来更多不确定性，我但愿中国能够让世界变得更加简单。在这里我还想强调一句，市场更好要有纪律性，在一个非常好的金融体制里面它是答允一些企业失败的，有失败率的话，才会让各人表示都很好。就是因为各人害怕失败，这某种水平上也并不必然是很好的纪律性，如果你随处给人家以包管的话，你没有步伐担保一个很好市场的纪律性。杨燕青：非常感谢您的深入介绍，有关市场纪律和影子银行方面的介绍。下面有请徐局长。徐忠：今天上午易行长、郭书记介绍了金融改革方面的工作，但紧紧依靠金融改革还是不足的。最近一段时间市场在讨论，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去杠杆，还是适度松紧的货币政策有利于去杠杆，近年来我们杠杆处于高位，劳动出产率处于低位，货币政策的空间很小。从2009年-2016年贷款平均利率是在下降，七年累计下降了46.5%，但是我们的利率下行的同时，我们的杠杆却在上升，关键是什么？关键在于我们的资产回报率下降的更快，所以说未来一段时间里面，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出产率，而提高全要素出产率的关键就在于财税体制改革。整体上来看，我们的财税体制改革滞后是各项出产要素本钱上升的主要原因，国有企业、处所当局，产能过剩的僵尸企业占用了过多的财务金融资源，经济内生的动力迟迟培育不出来。第二从劳动力成原来看，社保缴费使得用工本钱太高，由于历史与制度原因，我们的社保和养老欠帐太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欠帐是当局财务一直没有归还转制的本钱。第三从土地本钱看，这个我就不讲了，因为刚才各人都讲了房地产的问题。总之，只有通过财税改革我们才气够降低本钱，才气够鞭策新经济的增长。第二个角度我想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杠杆，2017年我们的宏观杠杆率上升的速度已经明显放缓，但是我们的企业杠杆率为159%，比力高，但实际上来说我们大量的高杠杆是处所当局和国有企业的，也就是说，我们从杠杆的布局来看问题在于当局的杠杆比力高。2016年如果考虑处所当局隐性债务的中国广义口径，当局部分杠杆率为62.2%，已经凌驾了欧盟警戒线尺度，居民的杠杆最近上升的也比力快，上升比力快也是流到了房地产，也是房地产的原因。第三个角度我想说的一个问题是，道德风险是处所当局债务最大的风险点，财税改革滞后，财务风险金融化背后的重要原因从历史上看，中央、处所财务关系一直没有理顺，处所当局的行为曾多次陷入了一收就死，一放就乱。首先是当局之间的权责划分不清楚，导致处所当局隐性债务规模无序扩张，第二是收益性项目与公益性项目边界不清，当局债务与非当局债务没有明确区分，第三刚性兑付使得道德风险十分严重，并不是谁发钱谁发债，都是通过代发。对金融机构各人此刻批评比力多，但是宏观上来说金融机构的风险阐明禁绝确，没有区分差异地区的偿债能力，由于处所当局中一大块是来源于中央转移支付，处所当局发债的收益率，并非处所财务出入平衡，债务风险状态的反应，金融机构从来没有见过处所当局的破产，所以基于历史经验，金融机构存在财务兜底的幻觉，处所当局债务刚性兑付，从而扭曲了自身的决策。固然实际上来说，由于制度上没有规定处所当局如何破产，金融机构也不知道如何执行处所当局破产，坏账应该如何处理惩罚，哪些处所当局资产可以弥补坏账的损失。总之，我要得出的结论就是说，仅仅推进金融改革，引导金融处事实体经济还不敷以解决高质量成长转型和防范金融风险面临的问题。从实体经济来看，货币政策、财务政策等打点政策只是用来解决短期问题，难以解决中恒久的布局性问题。从金融不变来看，采纳流动性打点办法虽然有助于暂时缓解危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但是也有可能激发道德风险。从国际上来看，全球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正常化，都在鞭策机构性改革，谁在机构性改革做的彻底，谁就会在下一轮经济成长傍边抢占先机。当前防范风险，唯有操作好名贵的改革窗口期，加快落实供给侧布局性改革，激发实体经济的内生动力，冲破处所当局、国有企业部分的约束，这自己就是释放改革红利，提高全要素出产力，固然财税改革怎么改，这几点我觉得必定是要实施的。第一要落实国有资产成长社保的办法，第二要改革处所税收体系，降低处所当局财务收入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以消费税、房地产税、资源税为主的处所当局收入体系，第三要成立一级当局、一级财务、一级预算、一级税收钱的体系，提高处所当局收入与支出的匹配度，第四是要完善处所当局债务打点框架，提高处所当局预算打点和财务信息的透明度，第五是要探索处所当局产业破产制度，对处所当局行为形成约束，谢谢各人。杨燕青：非常感谢徐局长，我是看过徐局长这个稿子，一共有10多页，他压缩的非常、非常精要，分享给我们各人，非常感谢他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随后他的完整稿件，各人应该可以在第一财经网站上看到，各人可以深入再看他的观点毕竟是什么。最后有请王院长。王江：今天非常有幸和各人共同探讨今天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我们金融改革开放和风险的管控。时间关系，我只是想就两个具体问题和各人来分享一些个人的设想。第一个问题是偏重金融市场开放的问题。前面潘行长对成本市场的开放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回顾和展望。但实际上我们不得不看到，就目前的状况来讲，成本市场的开放水平还长短常有限的，好比以我们投资者总投资份额傍边海外股票的占比，如果是发达国家一般在20%-50%之间，咱们中国只有1%都不到，也就是我们的投资主要是在国内市场。同样本国股市傍边海外投资者占比，成熟市场一般在20%-60%之间，我们是2%不到。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此刻金融市场实际上还长短常的封闭。这样一个封闭的状况，不管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讲，还是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讲，成本市场使用者角度来讲都是有非常高的本钱。我先说一说直接的本钱，很直接的就是我们国内投资者因为只能投资于国内的资产市场，所以它得到的风险和收益实际上是很不成比例的，我们就拿咱们大盘股，从92年开始发到此刻，平均收益率8%，风险用方差来衡量是60%，如果跟美国同期比拟平均收益率也是8%，但是风险是20%，也就是我们相同收益率，投资者负担的风险是美国投资者的3倍，美国投资者假设他投资了美国市场，如果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这个风险还可以更低。并且我刚才只是说金融资产的配置，如果再考虑到我们还有其他的资产，好比本身的工作，我们的房产，前面提到的房地产市场，可以看到这个风险配置的畸形长短常严重的。固然这样一个与全球成本市场果决的状况，带来的间接成本也长短常高的，好比企业融资本钱和相应的融资风险城市偏高，定价机制不足完善，因为市场的竞争度不足，同时市场自己的成熟和发达水平也都不足。如果我们能够尽快开放，带来益处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对我们投资者，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带来配置资产的空间，可以降低风险，提高收益。同时由于在投资收益上能够有低风险的、不变的依靠，这样可以来促进消费，促进经济的成长，提高全民的福利，同时还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本钱等等。这样的一些好处，我就不在这儿详细的罗列。固然成本市场的开放，我此刻讲的是成本帐户的开放，它也是有风险的。前面几年我们也感受到，第一是可能会带来成本的大量外泄，同时也反映了成本外流的这样一个迫切需求。短期资产价格可能下滑，也反映了我们目前资产价格的过高，国内市场风险可能会加大，这个一定带来境内境外成本的流动。这样的流动，如果带来额外的风险，对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不变也会有一些不良影响。所以我们一方面是但愿能够尽快的加速成本帐户的开放，同时又但愿风险能够可控。怎么样找到一个比力好的路径，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一般来讲，我们考虑成本市场实际上有三个条理，好比零级市场，一级市场，最高条理的就是二级市场。通常我们来考虑成本帐户开放的时候，往往是从零、一、二、这样一个顺序。一开头就讲FDI直接的投资，二级市场往往是在开放水平比力高的时候才会考虑到。这三个条理上的成本帐户的开放，它的驱动因素带来的效益以及它的本钱都是很不一样，并且是比力复杂的。但我今天想提出的一个设想，就是我们在考虑我们成本帐户开放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顺序掉个头，先走二级市场，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答允咱们投资者通过二级市场的渠道能够在海外投资。前面列到了一些好处，我就不说了，并且二级市场比拟一级市场、零级市场而言，它首先是最为透明、最为公正，监管最严，流动性最高，信息最为对称的市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从投资者角度来讲这是最有吸引力的。具体怎么来做这件事？这里不防提两个简单方案。第一就是所谓的CDR，之所以提，因为此刻国内讨论比力热烈，把海外上市的国内企业能够引进到A股市场，以前也讨论过国际股的事，但是我这里提出的是以CDR的形式，好比把海外市场以股指为标的资产的这样一些资产直接引入到国内来，这样的话，就可以使我们国内投资者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产。固然这样一个方式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它牵扯到成本的净流入和流出。所以另外一个方式，就用衍出产物，用全收益互换或者掉期这样一个设置，可以在不涉及成本流入、流出的前提之下，由国内和海外投资者来进行资产收益的互换，这样的话，立马就可以让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产，同时又不涉及到大量成本的流动。所以这样一些相对来讲是比力成熟的工具，可以供我们来借鉴，能够帮手我们鞭策成本帐户的开放，尤其是可以从二级市场开始，而不是从一级市场或者零级市场开始。最后我想说一点，就是金融风险打点的问题。我们的改革也好，开放也好，尤其是在金融体系方面，实际上都是我们没有涉及过的领与，这里面有很大不确定性。这往往也给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带来必然的阻力，因为我们总是有一种惧怕的心里。怎么样能够比力有效的来降低这种不确定性，我觉得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实际上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你要看海外的金融市场，咱们就不要说太复杂的，就说证券市场 ，它的复杂性长短常高的，并且每天都在不绝的变革，新的交易计谋，新的交易平台，新的产物等等，所以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不绝变革的系统，要来掌握它的风险，所谓系统风险实际上长短常困难的。尤其是在国外，它好多具体的信息长短常有限的，所以对整个系统性质的判断相当困难。但是我们国家不一样，我们因为整个监管框架不完全一样，对所有加入者，它的特征，它的交易记录，甚至交易动机都有这样的信息。我此刻提出来一个构想就是在宏观层面上，把整个市场上交易者的所有的信息能够汇总起来，在这个基础之上成立系统性风险的理论，阐明框架和监管框架，这个我们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走到世界的前沿。谢谢各人。杨燕青：非常感谢王江院长这几个出格好的主意，类似成本市场上的大数据监管，也包罗我们股票市场开放的一些具体路径。我们时间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们还有15分钟的茶歇，我可以借5分钟时间，每个嘉宾都是有30秒的回答问题，然后我们就结束。我先问潘行长和徐局长一个问题，我们看到目前债券市场上有非常多的违约，同时我们看5月份和1-5月份社融数据，都下降了，各人觉得这个市场出格紧，请你们用一句话来回答，你们觉得货币政策和货币市场的度是不是对债券市场的紧发挥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货币政策是要松一点点吗？面对我们债券市场这个大的风险，这个问题出格长。您觉得货币政策应该松一点还是不该该松一点？潘功胜：这个问题用“是”和“否”来回答，从我的身份来说这种回答不合适。杨燕青：我们明天再给潘行长办一个论坛，杨主任马上就走了，能不能请你和田董飞快回答一个问题，空置率的数据毕竟是多少，你们两位比一下可以吗？杨伟民：空置率再等一等吧。田国立：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这是我们此刻新的宣传理念，还有长租即长住，长住即安居，空置率我也不敢说。杨燕青：非常感谢。徐局长还是同样的问题，潘行长的问题。徐忠：货币政策蒙受了太多之重，就是说你给货币政策蒙受了太多的功能，稳健的货币政策是给我们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我们要鞭策的是财税体制改革，是其他的一些改革。杨燕青：非常感谢，王院长您能不能让您挑目前证监会推出CDR方案里面，问题最大的一点？您能给出来吗？中国证监会推出的CDR方案。王江：我觉得这是很值得鼓励的一步。杨燕青：潘行长您要不要再讲一句关于债券违约？潘功胜：刚才你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民银行我们一直在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此刻我们也是根据这样一个原则在掌握，关键问题是要处理惩罚好它的节奏和力度。第二个问题关于债券市场的问题，今年以来债券市场发行的规模和去年比大幅度上升，债券市场发行的利率下降，债券市场信用的处分度上升。我觉得这些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从4月份以来，债券市场的违约频次有所上升。但是它和2016年比，和2017年比，我们并没有发现这一次的违约有多么的异常。杨燕青：潘行长您是管债券市场的，您担心吗？就回答这一个问题。潘功胜：从我管的那一天开始我都很担心。做一个概念化的回答可能很难满足在座各位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寻求，我觉得债券市场的违约的现象，此刻的违约率0.39，银行不良率是1.9几，但是因为债券市场非常透明。一旦违约，媒体不绝炒作。杨燕青：潘行长我再换一个角度问，您觉得风险可控吗？潘功胜：风险可控，我们有信心。杨燕青：我问一下外国嘉宾，回答是或者否，用一个词来回答一下。Megan你认为我们加密货币是不是很危险呢？Megan BUTLER：是的。杨燕青：Lars P.HANSEN传授你能不能讲一下全球市场或者中国金融市局面临的最大的风险是什么？Lars P.HANSEN：政策的不确定性，来自过政策不确定性。Jeffrey M.LACKER：我同意他的看法。（全文完）返回搜狐，检察更多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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