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出走后，孩子被迫状告狱中父亲讨要生活费
母亲出走后，孩子被迫状告狱中父亲讨要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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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孩子是父母的手中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但遗憾的是出身在什么样的家庭并不是孩子能决定，现实生活中，且不说富贵贫穷，太多孩子甚至享受不到基本的父母之爱。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特殊的案例，一个等同没有父母的两孩子。吴某甲和吴某乙是亲姐妹，吴某甲11岁，吴某乙才7岁，两个小女孩都是未成年人，本应该是无忧无虑的年龄，但是和别的孩子不同的是，她们两人都没有父母照顾，跟随其祖母生活。她们的父母，父亲吴某在日时因故意杀人罪被刑事拘留，后被判处了无期徒刑，随之而来的是母亲眼看父亲坐牢就离家出走，丢下这对小姐妹，再也没回来过，年迈的祖母碍于年龄，处于丧失劳动力状态，三人生活非常困难。在无奈之下，后通过律师想到其父亲吴某名下还留下元的存款，但是被刑事拘留后这笔钱就被当地公安局冻结，考虑到孩子和祖母需要生活，于是两孩子以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委托了律师状告了狱中的父亲，借此执行这笔冻结的钱。那这样做可行吗，在坐牢的父亲应该履行抚养义务吗？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现两孩子尚未成年，母亲又离家出走，父亲虽然被限制人身自由，但是有可还行的财产，应承担支付二原告抚养费的责任。那具体支付多少呢？抚养费按照浙江省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8390的标准，但是碍于其母亲也应该承担责任，后来法院判定的为每人每月350，另外考虑到其父亲日起就被刑事拘留，就没有对子女进行直接教育，因此要求自2011年4月其支付抚养费最终法院判定，其父亲吴某给两个孩子每个月每人350，直到两个孩子18周岁。说句题外话，日本作家伊坂幸太郎曾说“一想到为人父母居然不用经过考试,就觉得真是太可怕了”现在太多人稀里糊涂的结婚，莫名其妙的有了孩子，希望大家慎重对待婚姻，更好好做好父母的角色，避免这样的悲剧出现。本号集合了不同领域的律师，针对大家日常生活中常遇见的法律问题，做细致的解答。旨在让大家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维护好自我的权益。欢迎你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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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最新文章&留守儿童哭嚎“你们不能这样对我”，该怪父母太狠心吗？&|&今日话题
留守儿童哭嚎“你们不能这样对我”，该怪父母太狠心吗？&|&今日话题
日11时06分来源：
导语今日话题近日，四川留守男童峰峰不舍返城母亲，哭喊“你们不能这样对我”的一组图片在网上广泛传播，虐哭无数网友。有人责怪这位母亲太过狠心，“再难，也应该把孩子带在身边生活”。但对于进城务工者来说，将孩子带在身边的困难岂是自己就能克服的呢？
没人愿骨肉分离，但上学难使进城务工父母只能将子女留在老家
儿子的哭嚎背后，也有母亲心酸的眼泪。没有哪位父母愿骨肉分离，错失子女的成长历程。但不管是生活经验，还是统计数据，都显示随迁子女很难跟着父母到城市里面去。
峰峰的哭嚎虐哭无数网友
这其中的原因很多，具体到每个家庭自身的原因、父母住宿条件有限、工作太忙无瑕照顾等等不一而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当孩子离开原籍、随父母搬到不同居住地后，他们的受教权益常常无法得到保障。
首当其冲的是入学机会和受教育条件的不平等。向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开放的公办学校本就不多，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学校招生，往往还设置种种障碍，父母除了要提供就业、居住、社保等证明，往往还得缴纳一笔高昂的“借读费”或“择校费”。否则子女就会被拒绝于免费义务教育的大门之外，被迫到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设备短缺、教学质量低劣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先不说学生在此根本无法得到正规的教育，这类学校还常因教育管理部门取缔而关闭，致使随迁子女更加无学可上。
以北京为例，2014年春季学期起，各区县的“外地”学童递交小学入学申请，在以往的“五证”(即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在京暂住证及户籍所在地开具的无人监护条件证明)上添上了更多细节。丰台区要求父母一方在丰台务工，昌平区则规定暂住证办理日期必须在去年之前。有些区县还对父母双方的社保缴纳方式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如通州区明文规定需“在我区”工作并缴纳社保。不少家长不得不将带出来的孩子送回原籍入学。
但也不能怪流入地政府冷漠，它们背负了具体的财政负担
对于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我国早在2001年就确定“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两为主”政策，为何进城务工者要将子女带在身边读书还这么难？
说到这，大家可能会想到户籍制度的影响、地方保护主义的阻碍等。这些当然是原因，但最大的瓶颈还是钱的问题。我国对义务教育实行的是“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目前我国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中，87%左右是由基层地方政府负担，省级政府负担11%，中央只负担2%。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受教育机会的供给主要以流入地政府为主，对当地政府而言，多一个学生，就需要多一笔资金支出。而当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到流入地入学，该地的财政就会面临巨大压力，在一些外来人口比例高、甚至和本地人口倒挂的地方，更是如此。
对大部分务工人员而言，随迁子女入学所需的“五证”并不容易提供
这里举中国“百强县”之一的浙江温州瑞安市为例。瑞安一直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实行低门槛的政策。根据2015年的数据，瑞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中新居民子女占31.3%，逾九成在公办学校入学。与之对应教育支出也很高，近几年都占到瑞安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三成以上。尽管如此，仍无法满足不断增加的随迁子女入学的需求。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地方政府往往只能用软性的政策予以抗衡。比如通过设置多种高门槛来阻挠外来工子女进入当地公办学校就学。瑞安也开始了以社保换教育的政策——“新居民”必须提供一年以上劳动合同以及一年以上社保，他们的孩子方能入学。根据媒体报道，不符合条件的，孩子基本都回老家了。尽管如此，“瑞安在全国来说是做得比较好的。”
然而即使中央也拨付了配套资金，依然无法保证随迁子女上学问题
近几年来国家开始重视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2015年底发通知加大中央财政对东部地区的支出责任（过去，中央财政对地方的支持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和农村，对外来人口流入多的东部城镇则基本没有投入），要求实现生均公用经费补助“钱随人走”（学生无论在哪里接受义务教育，国家都会按照不低于基准定额的标准足额安排补助）。
但这些对于解决随迁子女上学难问题恐怕作用甚微。
完善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
对于以基层政府负担为主的义务教育而言，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而在政绩观影响下，基层政府常以是否能带来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增长为自身的行动指南，对短时间内难于观测绩效的义务教育投入动力严重不足。所以，虽然上级财政给流入地多拨发了资金，但后者很可能并未相应增加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而把钱用于发展地方经济和增加本地财政收入上。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宋映泉即担忧，中央加强对义务教育公用经费的支持不足以激励地方，反而会使地方政府更不愿意担责。
除了资金投入外，还应理顺责任，才能让亲情不被割裂
要彻底解决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国家必须加大公共财政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并把义务教育投入纳入地方领导干部的考核，不能让义务教育“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
还要建立一个更合理的随迁子女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中央有负担随迁子女的义务。同时，流入地政府也应主动承担随迁子女一定的财政责任——他们的父母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这里的繁荣。具体而言，流入地省级政府应进一步加大流动儿童教育财政的支持力度，地方政府则要根据流动儿童的数量、分布状况和变化趋势等，合理规划学校布局和发展,充分保证流动儿童能公平地接受义务教育。
农民工子弟学校常被管理部门取缔
此外，公平对待各类民办学校，引入市场机制，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也是应有之义。
结语今日话题曾经有人探讨过解决留守儿童现状的问题，就是把留守儿童变成流动儿童，可是，如果上学的钱都解决不了，当留守儿童变成了流动儿童，很多问题依然是难题。第3441期 本期责编 闻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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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妈乡 湖南邵阳有132个孩子没有妈妈
在湖南省邵阳县黄荆乡，刘娜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心愿“妈妈您快回来，我长大了会照顾您”(7月28日摄)。　　新华社记者 谢樱 罗争光　　几乎所有中国的孩子都会唱那一首歌：“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在湖南省邵阳县，竟有一个“无妈乡”!　　这个名叫黄荆乡的地方，仅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中，就有132个孩子处于“失母”状态——除了母亲正常死亡，其中有116个孩子的母亲因为逃婚或改嫁离开了他们。　　刘娜手里拿着妈妈和自己的合影仔细端详(7月28日摄)。　　这些“无妈”的孩子，身上的故事大同小异：在他们还很小的时候，妈妈就离开了家，再也没有回来。他们中很多人几乎已经记不得妈妈的样子，或者根本就没有印象。他们想找，却不知道妈妈在哪里。　　“妈妈”，这句世界上最温暖的称呼，在他们的世界里，成了一种不愿碰触的禁忌……　　今年暑期，新华社发起“关心留守女童”公益报道行动，记者走进了这个“无妈乡”，去看看这里留守女童们的生活。　　在湖南省邵阳县黄荆乡，黄春花和妹妹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心愿“我想爸爸带我去玩”(7月28日摄)。　　妈妈——两公里的距离，却似远在天边　　站在一座上世纪80年代的土砖房前，7岁的黄春花乍一看像个男孩，皮肤黝黑，身上的衣服脏兮兮，剪着一头短发。　　春花的生活环境，更可以用“一塌糊涂”来形容：//&![CDATA[ac_as_id = 1716;ac_format = 0;ac_mode = 1;ac_group_id = 1;ac_server_base_url = &/&;//]]&/*21CN2014正文专区画中画-标签云*/
var cpro_id = &u2148927&;　　门口杂乱堆放着喂猪、喂鸡的饲料桶或盆，地面被杂草或动物的粪便占领，难有一块落脚的干净地。　　她身后的土房内，大白天也是一片漆黑，进去需要靠挂在屋顶上的一盏微弱的白炽灯，勉强照亮一小块地方。地上堆满了破旧的箱柜等杂物，包括衣服。屋里没有一样像样的家具。　　当记者提出想看看她睡觉的床时，她羞于拉开已经发黑的蚊帐，那是全家挤在一起睡的唯一的床。　　一般，春花和妹妹一天只吃两顿饭。做饭的地方，是一个直接在地上挖个坑、架几块砖头垒砌的土灶;吃饭的地方，是一个堆满了未洗的碗筷的小方桌。至于写作业的地方，没有。　　春花大约2岁的时候，妹妹桂花才几个月大，妈妈就离家出走了，从此再也没见过面。如今，爸爸常年在外面打工，一两年才回来一次，姐妹俩跟着奶奶生活。奶奶腿脚不便，仅能保证孩子有口饭吃。记者刚到她家时，奶奶不知道姐妹俩去了哪儿，问了路边的小孩才知道，春花带着妹妹在水塘边玩。　　为什么给两个孙女留短发?奶奶说：“好洗。”有邻居说，孩子身上的衣服经常十几天都不换洗，奶奶说，没有精力打理。村里的水塘是孩子玩耍的危险地带，邻居看到了总会提醒一句，而奶奶却顾不上。　　离开妈妈5年了，其实春花清楚地知道，外婆家就在她家不到2公里远的地方，甚至，有时候村里赶集，她会碰到外婆，外婆还总会摸摸她的脑袋。　　然而，在春花小小的心里，她恨妈妈，也因此不愿搭理外婆。　　她也听很多人说过，妈妈在外面打工，有时候还会回到家乡。每每那时，村落里就有人告诉她“春花，你的妈妈月琴回来了”，她就跑回家告诉奶奶“月琴回来了”。可是，这么多年，春花从来没提过要去看看妈妈，她的妈妈也从来没有来看过她。　　2公里的距离，让春花姐妹俩的妈妈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　　近两个小时的交谈，春花始终低着头，过好久才会答一句话，每句话无非几个字“想”“有”“没有”……说得最长的一句话是她的理想：“快点长大，出去打工挣钱。”　　妈妈——日思夜想的词语，却不愿听别人提起　　14岁的张娜(化名)，已经12年没有见过妈妈了。　　“小时候，只要看到别的孩子有妈妈抱着，心里就难过得受不了。那个时候会恨妈妈，可是现在慢慢地开始理解她了，她肯定有自己的苦衷吧。”张娜显得挺懂事。　　张娜的班主任老师告诉记者，她是一个极度缺乏爱的孩子，“写的日记、作文，很多内容都是渴望亲情的”。　　张娜的奶奶抱怨说，自己的儿子不孝顺，几乎从来没有担负起家庭的责任，“出去很多年都不回来，连个电话都不打”。　　几年前，张娜的爸爸带回来一个后妈，一度让这个渴望母爱的女孩高兴又害怕。“以为她可以当我的妈妈”，张娜说，可事情却并不是这样，“后妈对我很冷淡”。　　以前，张娜还会主动打电话给爸爸，比如自己生日的时候问爸爸能不能回来，可惜，爸爸总是以“没时间”推托。“他根本就不关心我”，她说，这么多年，也记不得爸爸有过什么“爱”的表示。　　母爱的缺失，让张娜无时无刻不受影响。“同学们在一起玩，只要有人说起妈妈，我就会默默地走开，不想听。”她说。　　今年夏天，张娜初中毕业，在县城里找了一家学费最便宜的中专职业学校去上学。记者问她有没有想过去找妈妈，她低着头想了很久，没有回答，默默流了眼泪。　　这个女孩内心敏感脆弱，性格中却也有坚强乐观的一面。在和记者交谈时，她虽然害羞，但很有礼貌，也不时微笑。她放在桌上的塑料文具袋上手写了一行英文小字：“Everything will be allright”(意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湖南省邵阳县黄荆乡，刘娜手里拿着妈妈和自己的合影仔细端详(7月28日摄)。　　妈妈——你一生病，我就成了“孤儿”　　7岁的刘娜，可以拿着她和妈妈的唯一合影，一言不发地注视一个小时。　　这张照片，是两年前拍的，画面中母女俩显得格外亲切。尽管已经过了塑，但照片边角还是翘了皮、有了磨损。　　“时不时就拿出来，偷偷地看，我有时说她两句，她就把照片藏起来，怕我不给她。”刘娜的奶奶说。　　7年前，妈妈生了刘娜后得了产后忧郁症，精神状况越来越差，一年要发作好几次。“发作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出去乱跑。但知道疼爱孩子。”奶奶说，刘娜发烧了，妈妈带着她上医院打点滴，一家一家连续地打，一遍一遍地量体温，“我们回家一看，家里有上百只温度计。因为脑袋不清楚，买了她又忘了，又出去买一支。”　　但发病的时候，由妈妈照顾刘娜又非常危险。奶奶回忆说，有一次寒冬腊月里，刘娜被妈妈抱到外面，在路灯下面睡觉，“把孩子带回来时，全身已经冻僵了。”　　母亲的疾病最终导致了家庭破裂，刘娜的父母两年前离了婚。离婚前，父母在福建打工一直把刘娜带在身边，离婚后，刘娜被判给父亲抚养，被带回老家给爷爷奶奶抚养，这个乖巧的小女孩就成了留守儿童。　　遗憾的是，刘娜被带回老家之后，她的爸爸又出去打工，结果一走就没了音讯，两年来连爷爷奶奶都不知道他的消息。一转眼，刘娜成了一名“事实孤儿”。　　暑假了，周围不少孩子都去父母打工的地方，可是刘娜只能待在家里。有时候，她问奶奶：“妈妈什么时候能回来看我呢?”奶奶只能偷偷地抹眼泪。　　问刘娜最大的愿望是什么，这个天真的孩子说：“妈妈你回来吧，我会赚钱，我会照顾你。”
青山完小是“失母儿童”最多的学校，校长刘向阳告诉记者，他们学校2010年合并附近几所村小学，400多学生来自7个村，其中78%是。全乡131名“失母儿童”中，他们学校占了83人。这两年从数字上看，该校“失母儿童”减少到40多人，原因是有10多名“失母儿童”被爱心人士领走代养，有10多名升入初中。事实上，出走又回来的妈妈没有几个。曾经有一次，志明以为他的妈妈回来了。他伤心地给记者讲，今年春节，他去姑姑家拜年，在县城一家小饭馆看见了妈妈。“妈妈当了洗碗工。我跑过去喊她，可是妈妈不认我。”他的姑姑心酸地告诉记者，是孩子太想妈妈，错认了人。，是每一个孩子都会唱的儿歌。小贵说他如今只唱这首歌的后几句：“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唱着唱着，他就会流眼泪。他给记者打比方说，他和那些失母孩子，就像野草一样生长在贫瘠的山间。但让人格外感动的是，尽管被妈妈遗弃，尽管失去了母爱，但这些“失母儿童”心底依然只有爱没有恨。不久前，由邵阳市关工委组织的一场感恩教育报告会在青山完小举行。“虽然妈妈没在你们身边，但是她们给了你生命。”在主讲老师的号召下，孩子们流着泪，对着天空，连续喊了5遍“妈妈我爱你”。这一声声呼喊，揪痛了在场每一个人的心。被迫吞苦果，年幼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母亲的出走，留下重重后患，结成一枚枚苦涩的果子，而首当其冲被迫吞下苦果的，正是这些失去母亲和母爱的无辜的孩子。13岁的阿森是个非常沉默的孩子，穿着许久没换洗过的衣裤和鞋子，记者怎样努力也得不到他一句完整的回答。但小贵谈起照片的话题时，一直抑郁寡欢的阿森顿时活跃起来，他第一次用记者听得见的声音说：“妈妈的照片，我有!”记者提出去他家看看，阿森开心地一路飞奔着在前面领路。回到家，他从抽屉里取出两张照片往记者眼前一举，“喏，这就是妈妈抱着小时候的我。” 阿森的妈妈也是贵州人，丢下他和姐姐走了7年。抱着照片蹲在大门口，想起妈妈，他的神色很快又黯淡下来，怔怔地望着远方，又不再回答记者的问话。原标题:[url]http://湖南邵阳[/url]
和阿森一样，孤独、、、没有安全感，是这些“失母儿童”的共性。而这样的共性往往带来下一个让人担忧的共性：缺乏上进心。告诉记者，这些孩子多数学习成绩都不是很好，而考上大学的，目前一个也没有。逃学、破罐子破摔的孩子不少。4月14日上午，记者前往毛铺村王新的家中采访时，他父亲正在骂他，原来，13岁的儿子又没去上学。在白马村口，记者遇到了漂亮的女孩潘玲玲。母亲走了7年音讯杳无，她根本无心读书，勉强念了一年初中就辍学了。问她不上学做什么，她回答，准备嫁人，过几天就跟着男朋友出去。没有母亲，这些孩子的家庭教育面临巨大缺失。记者采访了近20名“失母儿童”，只有3个孩子表示在家里没有挨过打。而对于男孩子来说，粗暴的打骂教育几乎成为他们的家常便饭。特别是有一些父亲，把对妻子出走的怨恨发泄到孩子身上，动辄就打。阿森说，妈妈走后，爸爸经常打他。记者前往采访的头一天，因为他挖土不够深，就挨了爸爸三记耳光。而一些孩子的爷爷奶奶，管教起孩子也不得法。已念初二的李江左手臂上，至今留着一道数寸长的疤痕，他说那是奶奶用刀砍的。3年前，他因为顽皮，把邻居家未成熟的西瓜用棍子捅穿了20多个，邻居来告状，奶奶气坏了，为了教训他，就砍了他一刀。还有些孩子甚至走上歪路，打架斗殴、小偷小摸……这一切，令“失母儿童”内心更加焦灼、更加渴望母爱。14岁的是一名初二学生。她给记者看了一篇《我要妈妈》的作文：“妈妈，自从你离开，我的心里就打了一个结、留了一道痕;我心中的结只有你才打得开，我心中的痕只有你才抚得平。妈妈我恨你，但我更爱你!你知道吗？现在我对你的爱早就超过了我的恨。妈妈你在哪里？我想见你，我要你回到我身边来，我要妈妈!”
该担责的，绝不仅仅是“出走妈妈”对于黄荆乡“失母”现象的产生，人们普遍把根源归结于一点： 穷是罪魁祸首，母爱的本能被贫困击溃、被经济大潮淹没。黄荆乡的确自然条件恶劣，最早关注“失母儿童”的邵阳市科技局党组成员、邵阳县原副县长李军告诉记者，这里石漠化非常严重。黄荆乡是全县最缺水的乡镇，许多村子连喝水都困难。2013年，11个村子靠政府用洒水车送水过年。尽管这几年修建了3个饮水工程，但今年春节，仍有两个村子靠送水过节，很多村子根本种不了水稻，这是造成黄荆乡极度贫困的根源。这样的土地究竟收成差到什么程度呢？念初一的冬梅告诉记者，母亲走了10年，父亲患有精神病也跑了，为了养活她和弟弟，爷爷奶奶种了10亩玉米，可是土地太贫瘠，一年的收成也就仅仅能折合2000元。毋庸讳言，出走的妈妈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不了穷而不负责任地逃离了。然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驱使她们出走的，绝不仅仅是贫困;该承担责任的，也绝不仅仅是这些当母亲的人。贫穷之外，家庭暴力也是她们不得不逃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志明伤心地告诉记者，妈妈在家的时候，经常被爸爸“狠狠地揍”。7年前的一天，妈妈不小心打破一个碗，爸爸暴跳如雷，操起一根木棒从后背朝妈妈砸下去，妈妈倒在地上半天动弹不得，6岁的他去扶妈妈，妈妈抱着他不敢哭出声，没过多久，妈妈就走了。志明对记者说：“我希望妈妈能回来，我现在长大了，能保护她。”虽然，事实上，爸爸现在还经常打他，他连自己也保护不了。让记者震惊的是，小贵、阿森等多个“失母儿童”都说，妈妈在时，爸爸经常打妈妈，一点小事就打，看不顺眼也打。妈妈走了，爸爸的拳脚施展到了他们身上。而丈夫懒，不思进取，一门心思等靠要，也是孩子们的妈妈出走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4月14日上午，记者先后来到五年级学生张理的两个家。一个是他过去的家，一间快要倒塌、不足6平方米的矮小房子，无法想象当年他们一家四口是如何在这里起居饮食的。不远处是他们的新家，三小间房子，记者不禁对他的父亲生出敬意。但同行的刘向阳悄悄告诉记者，这是政府解决一万元危房改造款、团市委和市文联扶持2.8万元帮他们盖起来的。房子盖好了，张理爸爸说没钱装门，好心人捐了门，他又说没钱买水泥。记者进到房间，就像进了一块菜地，一不小心，鞋子就没入土里，张理爸爸连用锄头把泥土压紧一下都懒得做。他错把记者当成了扶贫干部，追着问：“政府什么时候发点款？”12岁的云汉家门口胡乱堆放着一捆柴火，记者问是谁打回的，云汉爸爸懒洋洋地回答说没柴烧，是堂弟给他的。村里人告诉记者，去年9月，云汉爷爷去世，游手好闲的云汉父亲一分钱也拿不出来，只得由云汉的姑姑花钱埋葬了老人。刘向阳给记者讲起这么一件事：今年春节，长沙一家爱心企业把学校18个贫困孩子(其中绝大部分是“失母儿童”)接到长沙参观，每个孩子给了2000元学费带回家。等到3月初开学，18个孩子没有一个带一分钱学费来，原来全被家里花光了。多名知情人告诉记者：这些“失母儿童”大多都有一个懒父亲。嫁了这样的男人，生活能看到什么希望？更让记者吃惊的是，这些出走的妈妈，不少是被人贩子卖到黄荆乡的。小贵的妈妈是他爸爸花3000元买来的，军军的妈妈先后被卖过几次。买来的妈妈不在少数，大多是人贩子从云贵川等更贫穷的地区拐卖过来的……帮扶治穷初见成效，治懒反家暴任重道远幸运的是，黄荆乡的“失母儿童”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多年来，邵阳县作为有着4万多名留守儿童的大县，一直是全国妇联和湖南省妇联监测和关注的重点。4月22日，湖南省妇联领导再度到黄荆乡看望“失母儿童”，将价值50000元的物品送到了他们和其他留守儿童手中。为了给“失母儿童”找回母爱，邵阳县妇联组织了百余名县直机关单位女干部与社会女志愿者组成 “代管妈妈”，还开展了“找妈妈行动”和“配妈妈行动”。几年前，邵阳县政府还设立了“母爱零花钱”基金，每学期给每个“失母儿童”发放200元零花钱。这一切，让一百多名“失母儿童”感到了温暖
令人欣慰的还有， 3年来，各级政府为改变黄荆乡穷困面貌下了大力。仅仅学校、医院、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就超过8000万元。全乡5所学校全部建成合格学校，孩子们有了好的学习环境。而为了帮孩子们留住妈妈，县妇联配合油茶种植开展了“巾帼油茶之星”评选，希望通过选树典型带领更多的妇女致富。黄荆乡金珠村党支书李小喜就是县妇联评出的“众星”中的一颗。38岁的李小喜告诉记者，前些年，她亲眼看到村里两个孩子的母亲苦于生活没有出路而弃子出逃，痛心不已。2013年以来，李小喜带领全村种植油茶，面积约460余亩。致富有望，让一些原打算出走的妈妈留了下来。特别让她开心的是，那两位出走的母亲也被她设法找到一位劝回，又帮助其种下了6亩多油茶。“看到孩子失而复得的母爱，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啊!”采访结束前，记者从田庄村的村民口里听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故事。赵湘、赵欢兄妹的爸爸曾经是个懒汉，在家里不干活，还时不时对他们的妈妈拳脚相向，妈妈因不堪忍受一走两年。但这两年中，他们的爸爸幡然悔悟，千方百计找到了妻子，承诺两条：一，不再打她;二，好好打拼。2013年他俩破镜重圆，后来，赵欢爸爸真的改过自新，和妻子一起在株洲做起了废品收购。2014年春节，他们把一双儿女接到了株洲上学。刘向阳至今忘不了他们一家来学校告别的情景，4个人脸上都笑逐颜开，他第一次发现，那个从前总是把双手插在口袋里不说话也不和同学玩的女孩赵欢，笑起来那么灿烂阳光。而操场上其他的“失母儿童”，眼睛里都流露出无限羡慕的神情。尽管在治懒、反家暴、打击拐卖妇女等方面仍然任重道远，但赵欢爸爸的改变，让关心黄荆乡“失母儿童”的人看到了希望。(文中“失母儿童”皆为化名)(图片均为资料图片)(记者 邓小波)
专家观点“失母儿童”需要更多关怀阮梅(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副院长、中国留守儿童成长问题研究所所长)：“失母儿童”的家庭，一般是经济困境比较大、父亲文化层次比较低的家庭。母亲失联后，父亲在孩子面前会相对脾气暴躁或性情孤僻，孩子会比其他留守儿童更多感觉缺少安全感、被呵护感，他们需要学校与社会更多的关怀。我建议，一是对特殊困难户民政部门要帮扶;二是妇联、教育等相关部门动员社会爱心力量“一帮一”关爱这些特殊留守儿童;三是征集志愿者，对孩子们辅以物质及心理援助。黄雄(安全问题教育专家)：“失母儿童”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虽然母亲的角色很重要，但不能把所有的教育责任都归咎在出走的母亲身上。“失母儿童”安全要从很多方面予以保障。首先，经济是基础，应拓宽农村就业创业渠道，吸引母亲回乡就业创业，让农村尽快富裕起来。其次，家庭其他成员也要主动担负起“失母儿童”安全教育的责任，自身必须具备一定的安全知识和安全意识。再次，有些农村学校的安全教育资源欠缺，方式方法比较落后，建议将安全教育作为一项必修课，并对教师进行安全培训，提高安全素养。李桂梅(湖南省律师协会婚姻家庭委员会律师)：邵阳黄荆乡“失母儿童”的现状确实让人心焦、心痛。从法律层面来说，这些儿童的母亲作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没有依法履行法定的监护义务，是一种遗弃行为。但因为没有相关的信息说明：这些儿童的母亲有抚养能力，即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因其拒绝抚养从而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包括(重伤，死亡，自杀，流离失所等严重的情形)，所以这些儿童的母亲的行为在一般情形下是不构成遗弃罪的。针对上述情形，我认为，当务之急应该有一个正规的社工机构进驻该乡，给孩子们从心理、教育、物质等层面长期关怀和帮助。其次，应完善并制定与儿童福利有关的相关法律制度。包括：对拒不履行抚养义务的监护人，在不构成遗弃罪时也要有必要的惩罚措施。对被遗弃的儿童，我们应该有相应的制度来保障其生存权、受教育权等权利。
　“黄荆岭，石头壳，缺少水田，光棍多，讨十个媳妇，五个跟别个。漫山遍野的石头地里，长出粗粝的黄荆条。”这首民谣是湖南省邵阳县黄荆乡真实的写照。　　“你妈妈不见了”，这是对当地孩子而言极为敏感的一句话。“无妈乡”是黄荆乡的另一个称谓，在黄荆乡有一百多个“失母儿童”。　　对于黄荆乡“失母”现象的产生，人们普遍把根源归结于一点：当地的贫困是孩子失去母亲的一个重要原因，母爱的本能被贫困击溃。黄荆乡所在的邵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湖南省十九个贫困县之一。像其他贫困地区一样，在土地资源的贫瘠与打工潮的不断影响之下，留守儿童的数量也在连年增加。　　然而，本报记者近日走进“无妈乡”才发现，驱使母亲出走的，绝不仅仅是贫困那么简单；该承担责任的，也绝不仅仅是那些母亲……　　本报记者 邓小波　　湖南省邵阳县黄荆乡的闻名，跟一群妈妈出走的孩子有关。据统计，该乡在校的“失母学生”131人，其中母亲逃婚与改嫁的有116人。　　妈妈走了，100多个孩子如野草长在乡间　　4月14日上午，黄荆乡青山完小走廊里，8岁的二年级学生军军站在记者面前。27摄氏度高温，他穿着厚厚的羽绒服，热得满面通红，汗珠不停地从发际滚落。　　去年11月，军军的爸爸病逝，妈妈说要回贵州娘家，谁知，竟扔下他一去不回。季节变换，再没有人提醒他加减衣裳。更何况，这件咖啡色的羽绒服是他最体面的穿着，是一位爱心人士送给他的。　　军军说，热倒不是特别难受，最难受的是饿肚子。“饿得厉害的时候，我最想妈妈，可是想她也是空想，肚子更饿了。”　　而五年级的志明清楚地记得，7年前的那个中午，妈妈走前给他煎了个鸡蛋，交代6岁的他“照看好家，别让小偷偷了东西”。　　志明的家坐落在一个山坡上，屋子里破破烂烂。记者反复打量着这个女主人离开前交代儿子小心看管的家，没有发现任何一件价值超过50元的东西。　　但其实，在11岁的汪斌和小杰眼里，军军和志明是值得羡慕的：“他们的妈妈把他们带到七八岁才走呢！”要知道，汪斌出生不到1岁，他的云南籍妈妈就丢下他和3岁的姐姐走了。而小杰的妈妈走的时候，他才8个月。他们从三四岁起就自己照顾自己，并开始帮家里干活。他俩告诉记者，对于妈妈，他们完全不记得长什么样子。　　“我日后也会忘掉妈妈长什么样子。”13岁的小贵在一旁难过地插话。他的妈妈是四川人，6年前的一个午后，家里的牛不见了，妈妈说去找牛，就再也没回来。妈妈走后，小贵把妈妈仅有的一张照片藏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写完作业干完家务，他都要拿出来看一会儿再睡觉。照片上，妈妈穿着红衬衫，笑得很亲切。　　“昨天晚上，我再也找不到照片。爸爸说他烧了。”说到这里，小贵的眼圈红了。　　这5个孩子的现状，不过是黄荆乡116个“失母儿童”生活的缩影。据介绍，由于贫困，黄荆乡不少男子只能从云南、贵州、广西等地方找妻子，但这些女子被娶回来后，由于忍受不了贫困等原因，又纷纷“狠心”抛下孩子出走。　　青山完小是“失母儿童”最多的学校，校长刘向阳告诉记者，他们学校2010年合并附近几所村小学，400多学生来自7个村，其中78%是留守儿童。全乡131名“失母儿童”中，他们学校占了83人。这两年从数字上看，该校“失母儿童”减少到40多人，原因是有10多名“失母儿童”被爱心人士领走代养，有10多名升入初中。事实上，出走又回来的妈妈没有几个。　　曾经有一次，志明以为他的妈妈回来了。他伤心地给记者讲，今年春节，他去姑姑家拜年，在县城一家小饭馆看见了妈妈。“妈妈当了洗碗工。我跑过去喊她，可是妈妈不认我。”他的姑姑心酸地告诉记者，是孩子太想妈妈，错认了人。　　《世上只有妈妈好》，是每一个孩子都会唱的儿歌。小贵说他如今只唱这首歌的后几句：“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唱着唱着，他就会流眼泪。他给记者打比方说，他和那些失母孩子，就像野草一样生长在贫瘠的黄荆乡山间。　　但让人格外感动的是，尽管被妈妈遗弃，尽管失去了母爱，但这些“失母儿童”心底依然只有爱没有恨。不久前，由邵阳市关工委组织的一场感恩教育报告会在青山完小举行。“虽然妈妈没在你们身边，但是她们给了你生命。”在主讲老师的号召下，孩子们流着泪，对着天空，连续喊了5遍“妈妈我爱你”。这一声声呼喊，揪痛了在场每一个人的心。　　被迫吞苦果，年幼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母亲的出走，留下重重后患，结成一枚枚苦涩的果子，而首当其冲被迫吞下苦果的，正是这些失去母亲和母爱的无辜的孩子。　　13岁的阿森是个非常沉默的孩子，穿着许久没换洗过的衣裤和鞋子，记者怎样努力也得不到他一句完整的回答。但小贵谈起照片的话题时，一直抑郁寡欢的阿森顿时活跃起来，他第一次用记者听得见的声音说：“妈妈的照片，我有！”　　记者提出去他家看看，阿森开心地一路飞奔着在前面领路。回到家，他从抽屉里取出两张照片往记者眼前一举，“喏，这就是妈妈抱着小时候的我。” 阿森的妈妈也是贵州人，丢下他和姐姐走了7年。抱着照片蹲在大门口，想起妈妈，他的神色很快又黯淡下来，怔怔地望着远方，又不再回答记者的问话。　　和阿森一样，孤独、内向、自卑、没有安全感，是这些“失母儿童”的共性。　　而这样的共性往往带来下一个让人担忧的共性：缺乏上进心。刘向阳告诉记者，这些孩子多数学习成绩都不是很好，而考上大学的，目前一个也没有。　　逃学、破罐子破摔的孩子不少。4月14日上午，记者前往毛铺村王新的家中采访时，他父亲正在骂他，原来，13岁的儿子又没去上学。　　在白马村口，记者遇到了漂亮的女孩潘玲玲。母亲走了7年音讯杳无，她根本无心读书，勉强念了一年初中就辍学了。问她不上学做什么，她回答，准备嫁人，过几天就跟着男朋友出去。　　没有母亲，这些孩子的家庭教育面临巨大缺失。记者采访了近20名“失母儿童”，只有3个孩子表示在家里没有挨过打。而对于男孩子来说，粗暴的打骂教育几乎成为他们的家常便饭。特别是有一些父亲，把对妻子出走的怨恨发泄到孩子身上，动辄就打。阿森说，妈妈走后，爸爸经常打他。记者前往采访的头一天，因为他挖土不够深，就挨了爸爸三记耳光。　　而一些孩子的爷爷奶奶，管教起孩子也不得法。已念初二的李江左手臂上，至今留着一道数寸长的疤痕，他说那是奶奶用刀砍的。3年前，他因为顽皮，把邻居家未成熟的西瓜用棍子捅穿了20多个，邻居来告状，奶奶气坏了，为了教训他，就砍了他一刀。还有些孩子甚至走上歪路，打架斗殴、小偷小摸……　　这一切，令“失母儿童”内心更加焦灼、更加渴望母爱。14岁的李萍是一名初二学生。她给记者看了一篇《我要妈妈》的作文：“妈妈，自从你离开，我的心里就打了一个结、留了一道痕；我心中的结只有你才打得开，我心中的痕只有你才抚得平。妈妈我恨你，但我更爱你！你知道吗？现在我对你的爱早就超过了我的恨。妈妈你在哪里？我想见你，我要你回到我身边来，我要妈妈！”　　该担责的，绝不仅仅是“出走妈妈”　　对于黄荆乡“失母”现象的产生，人们普遍把根源归结于一点： 穷是罪魁祸首，母爱的本能被贫困击溃、被经济大潮淹没。　　黄荆乡的确自然条件恶劣，最早关注“失母儿童”的邵阳市科技局党组成员、邵阳县原副县长李军告诉记者，这里石漠化非常严重。黄荆乡是全县最缺水的乡镇，许多村子连喝水都困难。2013年，11个村子靠政府用洒水车送水过年。尽管这几年修建了3个饮水工程，但今年春节，仍有两个村子靠送水过节，很多村子根本种不了水稻，这是造成黄荆乡极度贫困的根源。　　这样的土地究竟收成差到什么程度呢？念初一的冬梅告诉记者，母亲走了10年，父亲患有精神病也跑了，为了养活她和弟弟，爷爷奶奶种了10亩玉米，可是土地太贫瘠，一年的收成也就仅仅能折合2000元。　　毋庸讳言，出走的妈妈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不了穷而不负责任地逃离了。然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驱使她们出走的，绝不仅仅是贫困；该承担责任的，也绝不仅仅是这些当母亲的人。　　贫穷之外，家庭暴力也是她们不得不逃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志明伤心地告诉记者，妈妈在家的时候，经常被爸爸“狠狠地揍”。7年前的一天，妈妈不小心打破一个碗，爸爸暴跳如雷，操起一根木棒从后背朝妈妈砸下去，妈妈倒在地上半天动弹不得，6岁的他去扶妈妈，妈妈抱着他不敢哭出声，没过多久，妈妈就走了。　　志明对记者说：“我希望妈妈能回来，我现在长大了，能保护她。”虽然，事实上，爸爸现在还经常打他，他连自己也保护不了。　　让记者震惊的是，小贵、阿森等多个“失母儿童”都说，妈妈在时，爸爸经常打妈妈，一点小事就打，看不顺眼也打。妈妈走了，爸爸的拳脚施展到了他们身上。　　而丈夫懒，不思进取，一门心思等靠要，也是孩子们的妈妈出走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4月14日上午，记者先后来到五年级学生张理的两个家。一个是他过去的家，一间快要倒塌、不足6平方米的矮小房子，无法想象当年他们一家四口是如何在这里起居饮食的。　　不远处是他们的新家，三小间房子，记者不禁对他的父亲生出敬意。但同行的刘向阳悄悄告诉记者，这是政府解决一万元危房改造款、团市委和市文联扶持2.8万元帮他们盖起来的。房子盖好了，张理爸爸说没钱装门，好心人捐了门，他又说没钱买水泥。　　记者进到房间，就像进了一块菜地，一不小心，鞋子就没入土里，张理爸爸连用锄头把泥土压紧一下都懒得做。他错把记者当成了扶贫干部，追着问：“政府什么时候发点款？”　　12岁的云汉家门口胡乱堆放着一捆柴火，记者问是谁打回的，云汉爸爸懒洋洋地回答说没柴烧，是堂弟给他的。村里人告诉记者，去年9月，云汉爷爷去世，游手好闲的云汉父亲一分钱也拿不出来，只得由云汉的姑姑花钱埋葬了老人。　　刘向阳给记者讲起这么一件事：今年春节，长沙一家爱心企业把学校18个贫困孩子(其中绝大部分是“失母儿童”)接到长沙参观，每个孩子给了2000元学费带回家。等到3月初开学，18个孩子没有一个带一分钱学费来，原来全被家里花光了。　　多名知情人告诉记者：这些“失母儿童”大多都有一个懒父亲。嫁了这样的男人，生活能看到什么希望？　　更让记者吃惊的是，这些出走的妈妈，不少是被人贩子卖到黄荆乡的。小贵的妈妈是他爸爸花3000元买来的，军军的妈妈先后被卖过几次。买来的妈妈不在少数，大多是人贩子从云贵川等更贫穷的地区拐卖过来的……
　帮扶治穷初见成效，治懒反家暴任重道远　　幸运的是，黄荆乡的“失母儿童”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多年来，邵阳县作为有着4万多名留守儿童的大县，一直是全国妇联和湖南省妇联监测和关注的重点。　　4月22日，湖南省妇联领导再度到黄荆乡看望“失母儿童”，将价值50000元的物品送到了他们和其他留守儿童手中。　　为了给“失母儿童”找回母爱，邵阳县妇联组织了百余名县直机关单位女干部与社会女志愿者组成 “代管妈妈”，还开展了“找妈妈行动”和“配妈妈行动”。　　几年前，邵阳县政府还设立了“母爱零花钱”基金，每学期给每个“失母儿童”发放200元零花钱。　　这一切，让一百多名“失母儿童”感到了温暖。　　令人欣慰的还有， 3年来，各级政府为改变黄荆乡穷困面貌下了大力。仅仅学校、医院、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就超过8000万元。全乡5所学校全部建成合格学校，孩子们有了好的学习环境。　　而为了帮孩子们留住妈妈，县妇联配合油茶种植开展了“巾帼油茶之星”评选，希望通过选树典型带领更多的妇女致富。黄荆乡金珠村党支书李小喜就是县妇联评出的“众星”中的一颗。　　38岁的李小喜告诉记者，前些年，她亲眼看到村里两个孩子的母亲苦于生活没有出路而弃子出逃，痛心不已。2013年以来，李小喜带领全村种植油茶，面积约460余亩。致富有望，让一些原打算出走的妈妈留了下来。特别让她开心的是，那两位出走的母亲也被她设法找到一位劝回，又帮助其种下了6亩多油茶。“看到孩子失而复得的母爱，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采访结束前，记者从田庄村的村民口里听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故事。赵湘、赵欢兄妹的爸爸曾经是个懒汉，在家里不干活，还时不时对他们的妈妈拳脚相向，妈妈因不堪忍受一走两年。但这两年中，他们的爸爸幡然悔悟，千方百计找到了妻子，承诺两条：一，不再打她；二，好好打拼。2013年他俩破镜重圆，后来，赵欢爸爸真的改过自新，和妻子一起在株洲做起了废品收购。2014年春节，他们把一双儿女接到了株洲上学。　　刘向阳至今忘不了他们一家来学校告别的情景，4个人脸上都笑逐颜开，他第一次发现，那个从前总是把双手插在口袋里不说话也不和同学玩的女孩赵欢，笑起来那么灿烂阳光。而操场上其他的“失母儿童”，眼睛里都流露出无限羡慕的神情。　　尽管在治懒、反家暴、打击拐卖妇女等方面仍然任重道远，但赵欢爸爸的改变，让关心黄荆乡“失母儿童”的人看到了希望。
“失母儿童”需要更多关怀　　阮梅(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副院长、中国留守儿童成长问题研究所所长)：　　“失母儿童”的家庭，一般是经济困境比较大、父亲文化层次比较低的家庭。母亲失联后，父亲在孩子面前会相对脾气暴躁或性情孤僻，孩子会比其他留守儿童更多感觉缺少安全感、被呵护感，他们需要学校与社会更多的关怀。　　我建议，一是对特殊困难户民政部门要帮扶；二是妇联、教育等相关部门动员社会爱心力量“一帮一”关爱这些特殊留守儿童；三是征集志愿者，对孩子们辅以物质及心理援助。　　黄雄(安全问题教育专家)：　　“失母儿童”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虽然母亲的角色很重要，但不能把所有的教育责任都归咎在出走的母亲身上。　　“失母儿童”安全要从很多方面予以保障。首先，经济是基础，应拓宽农村就业创业渠道，吸引母亲回乡就业创业，让农村尽快富裕起来。其次，家庭其他成员也要主动担负起“失母儿童”安全教育的责任，自身必须具备一定的安全知识和安全意识。再次，有些农村学校的安全教育资源欠缺，方式方法比较落后，建议将安全教育作为一项必修课，并对教师进行安全培训，提高安全素养。　　李桂梅(湖南省律师协会婚姻家庭委员会律师)：　　邵阳黄荆乡“失母儿童”的现状确实让人心焦、心痛。从法律层面来说，这些儿童的母亲作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没有依法履行法定的监护义务，是一种遗弃行为。但因为没有相关的信息说明：这些儿童的母亲有抚养能力，即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因其拒绝抚养从而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包括(重伤，死亡，自杀，流离失所等严重的情形)，所以这些儿童的母亲的行为在一般情形下是不构成遗弃罪的。　　针对上述情形，我认为，当务之急应该有一个正规的社工机构进驻该乡，给孩子们从心理、教育、物质等层面长期关怀和帮助。其次，应完善并制定与儿童福利有关的相关法律制度。包括：对拒不履行抚养义务的监护人，在不构成遗弃罪时也要有必要的惩罚措施。对被遗弃的儿童，我们应该有相应的制度来保障其生存权、受教育权等权利。(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母亲出走的背后，绝不仅仅是贫困　　本报记者赵梓涵/邓小波 发自北京 27℃的高温下，站在湖南省邵阳县黄荆乡青山完小走廊里的二年级学生军军，却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汗珠不时滴落。原来，去年11月军军的爸爸病逝，妈妈扔下他一去不回，季节变换，再无人提醒他加减衣裳。　　位于湘南的黄荆乡，是国家级贫困县，地处湖南腹地山区的一条“干旱走廊”。“黄荆岭，石头壳，缺水少田，光棍多，讨十个媳妇，五个跟别个。”这首民谣是对当地最真实的写照。黄荆乡在当地被称为“无妈乡”，记者日前赴该乡采访时，遇见了很多和军军一样没有妈妈的孩子。据统计，该乡在校“失母学生”131人，其中母亲逃婚与改嫁的有116人，占总数的88%。　　而发生在这些“失母儿童”身上的故事都很相似：妈妈在他们很小的时候离开了，再也没回来，在带走母爱的同时，也把深深的伤痛烙在了这些孩子的心底。从此，“妈妈”这句世界上最温暖的称呼，在他们的世界里成了一种禁忌。　　夺走孩子们母亲的罪魁祸首，当地人普遍归结于——贫穷。黄荆乡“石漠化”土地含盐度高，很多村子根本种不了水稻，这是造成极度贫困的根源。　　虽然，出走的母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不了穷困，但记者通过在当地走访发现，驱使母亲出走的，绝不仅仅是贫困，家庭暴力也是她们不得不逃离的另一个主因。　　“妈妈在家的时候，经常被爸爸‘狠狠地揍’。”“失母儿童”志明伤心地告诉记者。令人震惊的是，采访中，小贵、阿森等多个“失母儿童”都说，“妈妈在时，爸爸经常打妈妈，一点小事就打”。　　而丈夫懒惰，不思进取，一门心思等靠要，也是母亲们出走的又一原因。多名知情人说：这些“失母儿童”，大多有一个懒惰的父亲。嫁了这样的丈夫，生活贫困而看不到希望，才驱使母亲们离开。　　另外，由于贫困，当地不少男子想方设法从云贵等地“讨老婆”，有的干脆骗婚或者买妻。小贵的妈妈是父亲3000元买来的，军军的妈妈被卖过几次……对于这些被拐来的外来妈妈而言，远离家乡的她们在这里很难找到依存感，一旦选择逃离，极少回头。　　令人心痛的是，母亲的出走，留下重重后患，首当其冲被迫吞下苦果的，正是失去母爱的孩子。
记者通过和这些“失母儿童”接触发现，孤独、内向、自卑、没有安全感是他们的共性。没有母亲，孩子的家庭教育面临巨大缺失，记者采访了近20名“失母儿童”，只有3个孩子表示在家里没有挨过打。这一切，令“失母儿童”内心更加焦灼，也造成普遍没有上进心。在黄荆乡，没有妈妈的孩子考上大学的，几乎找不到个例。　　但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黄荆乡“失母儿童”的不幸引起了相关部门的关注：各级妇联组织捐款捐物，县里各单位工作人员和没妈的孩子扶贫结对疏解孩子的“亲情饥渴”，各地爱心人士同样带来关怀。各级政府为改变黄荆乡穷困面貌也下了大力，水泥路通到了黄荆乡，自来水通到了黄荆乡……　　这一切，都让100多个“失母儿童”感到了温暖。　　帮扶治穷虽已初见成效，但要想真正留住妈妈，让黄荆乡的孩子们拥有一个完整的家，专家指出，必须在治懒、反家暴、打击拐卖妇女等方面完善制度、政策。　　“只有留得住妈妈的心，才能真的留得住妈妈。”正如一个孩子悄悄地对记者说的这句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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