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许多单位按最低标准缴费 退休人员养老金不够用_网易新闻
江苏：许多单位按最低标准缴费 退休人员养老金不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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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养老，靠什么来“养”呢？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退休金。那么，退休人员每个月领到手的退休金够自己“养老”吗？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发现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来自对未来的隐忧：很多单位都是按最低基数来缴费，日后我们领到的那点钱根本不够用——
南京企退平均养老金1709元 声音：“只拿到原来工资的一半，不够用啊！”
据悉，截至去年底，江苏省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水平达到1321元，年初我省又上调了10％，江苏至少要人均月增加132元，另外，再加上向退休早、基本养老金相对偏低人员的政策倾斜以及向有高级职称的人员增发，全省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水平达到1468元。而今年南京企业退休人员的月平均养老金水平达到1709元左右。
那么，这些养老金到底够不够花呢？昨日，记者在南京新街口、鼓楼等地随机采访了几位不同情况的退休老人。
居住在南京鼓楼的蒋永昌先生告诉记者，1995年他从绥滨农场退休，退休前每月工资是500元，退休后每月只拿到300元养老金。现在虽说水涨船高退休金提到了1180元，然而这是他和老伴两个人唯一的生活来源。
昨天下午，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月两个人的生活费700元，水电气费200元，医疗费200元，仅这三项加起来就已1100元，人情礼节费用还没包括在内。“退休金的上涨幅度赶不上物价，比起以前，现在我的生活标准可是大大降低了，”蒋永昌直言，“日子过得很紧巴，有些入不敷出。”
“退休前我工资是我老伴的3倍，退休后掉了个过，现在我们家是老伴做主，她说谁钱多听谁的！”曾在江苏一家煤矿企业担任高级工程师的褚大爷郁闷地说，老伴是有编制的退休教师。
他告诉记者，1997年他和老伴的工资分别是1600元、500元，然而到1998年退休时自己却仅拿到了以往工资的50%，只有800元。褚大爷表示，如今老伴的退休工资到2005年已拿到了3000元，而自己的退休金虽然也调了，可现在也只有1500元。
四成参保者被按最低基数缴费 担心：“日后我们领到的都是最低水平，那哪够用？”
每个人都会走向老年，都会面临养老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很多人每个月都被扣社保，等到我们年老的时候，到底能领到多少养老金呢？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关心这个问题。
其实，对于还没领养老金的在岗人士来说，退休后究竟能领到多少养老金，是一笔“糊涂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养老金的计算有很多“变量”：从建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大部分地区是日)以来，到退休当年之前每年(注意是“每年”)的缴费基数，与你的缴费年限有关、与你退休时所在地区上年社会职工平均工资有关、与你是否从事过高温、有毒有害特殊工种等等因素有关……但一个不变的因素是：你的缴费基数越高、缴费年限越长、越晚退休，那你的养老金肯定越高。至于具体是多少钱，本报通过下面这个例子供读者参考——
在新街口一家写字楼上班的周先生今年28岁，已经交了3年的职工养老保险，如果中间不间断，到60岁退休时，他的缴费年限就是35年。他目前每月拿3000元钱，但单位为他申报的缴费基数是按南京市的最低缴费基数，即1583元。按照江苏省的相关规定，员工每月的工资需扣除缴费基数的8％，进入个人账户；而单位要为他缴20％，其中3％进入周先生个人账户，剩下的17％进入社会统筹基金。
这样，等60岁退休时，周先生共缴1583×8％×12×35＝53188元养老保险费。而他的个人账户中，除了这5.3万，还有单位缴的3％（1583×3％×12×35＝19945元），加起来共有7.3万余元。(这里还有个利息的计息问题，一般参照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由社保部门公布，按年计息，利滚利，以下数中都应该有个利息问题，当然，作为举例可以简单化处理)。
当周先生退休后，假设他领取养老金时当地平均工资为4000元，那么他每月领的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两种养老金具体计算方式过于复杂，此处省略）。周先生将来每月领到的退休金包括：个人账户养老金525元，基础养老金为1120元，加起来总共1645元。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以后肯定还会上调养老金，加上缴费基数的上调等因素，周先生实际能拿到的养老金肯定会超过1645元。
只是，为什么在岗时每月能拿3000元，退休后只能拿到1600余元养老金？中间的差额为什么这么大？省人社厅有关人士表示，这跟很多单位按最低缴费基数来申报养老保险费有关。据悉，由于社保缴费中用人单位承担绝大部分费用，为了节省开支，许多企业想方设法降低缴费基数。
在南京，150万参保人员中超过40%按最低基数缴费。在省内其他地方，同样存在很多企业缴费基数过低的问题。这样一来，单位的负担是减轻了，但实际受损的是参保人员，因为受牵连的不仅是医保，其今后的养老金待遇、失业金、工伤待遇等也将随之减少。
养老金不够花怎么办 多数老人选择储蓄或继续打工发挥余热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大多数退休老人认为养老金不够花。为了保障晚年生活，很多老人都为自己储了一笔养老钱，以备不时之需。“人老了，各种疾病就会自动找上门来，光靠每月的那点养老金是不行的，又不想给儿孙添麻烦，只能自己节省日常开支，攒点钱看病。”南京退休老人徐先生告诉记者。还有一些老人表示，再找份工作，既能发挥余热，还能赚一些养老钱，以使晚年生活质量不降低。
“有一天我们也会变老，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养老问题。”今年28岁的朱鹏飞是南京一所高校的行政管理人员，他告诉记者，现在每个月能拿到3500元的工资。“将来还要买房子，养小孩，未来能发生什么事情谁也难预料，到时只靠养老金肯定不行。”朱鹏飞表示，他很担忧自己的养老问题，准备利用近5年的时间，闲暇时找份兼职工作攒钱，等退休后可能会开个文化传播公司。
此外，记者了解到，炒股、做基金定投、投资房产等也是目前的中青年人常见的积攒养老钱的方式。（沈慧 任昌辉　戚庆燕）
本文来源：新华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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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专家揭秘：“养老金哪去了”：公务员花了你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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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揭秘：“养老金哪去了”：公务员花了你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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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退休年龄的话题在过去几年中此起彼伏，每次均遭激烈反对。近日人社部又称研究弹性延迟退休，为何要延迟退休?退休年龄和养老制度谁的问题更大?
郑秉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主张对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大幅度改革，以应对未来的养老金危机。
1、延迟退休为了什么?
郑秉文：目的毫无疑问只有一个，就是提高养老金的支付能力，因为退休年龄太低，威胁到制度长期的财务可持续性和支付能力。提高退休年龄不是解决现在的问题，而是长期的制度问题。长期来看，这个养老制度是绝对不可持续的。一切参数假定都不变，我们的制度在若干年内陷入财务风险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诸多的制度参数设计是不科学的，其中一个就是退休年龄。
2、为何影响重大?
郑秉文：在养老保险现收现付制的情况下，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等于直接涉及全社会所有人的利益，因为所有人都会变老。退休年龄低了高了，对人生的安排和计划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设想一个人60岁退休和65岁退休，家庭的预算安排、所有的家庭生活安排都会发生巨大变化，所以对每个人的影响都非常大，尤其在欧洲福利国家，他们已经习惯了那种逍遥的日子，所以遭到了激烈反对，这是非常自然的。
3、弹性退休能达目的吗?
郑秉文：不可能。在法定退休年龄这么低的情况下，最佳方案不是弹性退休，而是提高法定退休年龄。
我们现在退休年龄太低了，男女性退休年龄和世界发达国家平均比大约低10岁左右，如果提高10岁的话，需要匀到很多年里，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表。在这个时间表前又加上这个预备期，势必将时间表拉得更长。
如果推行弹性延迟退休，政府经过测算了吗?在经过如此长的提高退休年龄的进程中，社保制度支付能力有问题吗?啥时能爆发?如果没有测算，为什么要制定这么个弹性退休“预备期”呢?如果没有测算，提高年龄干什么呢?如果测算了，为什么不公布，让大家知道你的制度需要参保人的理解和支持?
社会越发达，寿命越长，长寿风险越大，社保制度受到的挑战和威胁就越大，就越需要全民的理解和支持，必须达成全社会共识。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跟大家交底，不能犹抱琵琶半遮面，光说应该怎么干，不说为什么这么干。 这是导致这么多次，一提这个话题都闹得大家不愉快，大家一讨论，政府就往后退的根本原因。
4、谁会支持弹性退休?
郑秉文：会有人支持，但结果将是一部分人成为受益者再受益，最后这项制度会成为全社会口诛笔伐的一个软肋。
比如事业单位、国家机关这些公共部门，相当一部分人是愿意延迟退休的，私人部门如厂矿企业愿意延迟的很少。这会形成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冲突，事业单位、公务员得到了好处，本来你们退休金就高，现在又延迟退休了，会被认为公共部门给自己谋好处，自己给自己制定了很好的政策。
同时，要是事业单位不改革或改革在后提高退休年龄在前，那么也会让公众认为这是只提高私人部门的而不提高公共部门的退休年龄，好处都让公共部门占了，大家会说你坐在办公室里不提高退休年龄，却让私人部门的体力劳动者去提高。
总之，在不统一的养老制度下，无论怎么做，都会被骂为公共部门为自己谋利。
5、支付压力真的存在吗?
郑秉文：所谓真的压力，是指当期支付的压力。我们目前当期支付的情况还是不错的，每年养老基金的收入大于支出，收入减去支出，每年结余的养老基金都非常可观。所以当期的支付压力几乎是没有的。
但是如果要细究当期的养老金结构会看到，每年的巨大余额中一大部分来自财政转移支付。比如2010年，在结余的2865亿中，1954亿是来自财政补贴，如果没有补贴，纯粹缴费收入减去支出的结余只有900亿左右，这个数字就非常小了，尽管很小，但毕竟还是有余额的，所以说当年支付压力不是很大，财务压力也不大，但长期看这不意味着就应很乐观。
由于人口流动的原因，由于历史原因老工业基地包袱大小不同的原因，各省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等原因，我们目前32个统筹单位有15个当期收不抵支，全国看有盈余，但仔细看数据，一半省份收不抵支。
这些问题足够引起政府的重视，改革制度，并且让民众知道制度的现状，让大家引起重视。
6、延迟退休能缓解支付压力吗?
郑秉文：影响和贡献肯定有，延迟一年退休意味着两年的功效，一面是延迟一年拿退休金，同时多了一年的缴费，所以是两年的效果。
至于能有多大的效果，对支付能力提高多少，需要详细的测算。要假定一些条件，比如目前统账结合的制度结构是否需要变化、个人账户是继续做实还是像现在停滞下去，生育政策是否调整等等，都会对提高退休年龄的效果有影响，所以要具体的效果，就需要假定很多条件进行测算。
7、延迟退休是唯一办法吗?
郑秉文：在现收现付的制度里(中国的统账结合因为个人账户基本都是空账，可以看作现收现付)，有三个参数是最重要的，替代率、缴费率和退休年龄。
替代率现在全国平均45%左右，要想制度长期可持续提高，可以降低这个参数。但现在已经这么低了，大大低于当初的制度设计时目标替代率58.5%，还有空间降低吗?
而且政府的目标是提高这个参数，而不是降低。
上调缴费率是一个办法。雇员、雇主的缴费率可以单方或双方的上调，比如法国，战后多次上调缴费率，用这个办法增加财务可持续性。
但这不适于中国。中国职工的缴费率为8%，高于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缴费率，单位的缴费率是20%，在发达国家也是名列前茅，这两个提高都不容易。
再看退休年龄，经过比较后，发现只有这个参数是有空间调整的。现在女性50岁男性60岁退休，加上女干部55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部分女性60岁退休的因素，男女平均退休年龄在56岁-57岁之间。北欧国家男女同龄67岁退休，西欧大部分国家是男女同龄65岁退休，分别比中国多8-10年。
再看寿命预期，我们仅仅比这些国家短两三年或三四年，这可以看出退休年龄的空间男女平均有六七岁，所以这个参数是可以动的，并且很急迫。
8、提高退休年龄需要多长时间?
郑秉文：提高退休年龄不是一年两年能完成的，要把这些年龄分散到一个时间表里，渐进式地提高，让人们有个心理适应期。所以这个决策制定越早越好，才能有时间把这么多年龄均摊在进程中。
至于时间表长短，要看提高多少年龄，或者是男女平均年龄，或者男女依然不一样，比如女性工人50岁退休，男性60岁，这两个提高退休年龄的空间是不一样的，男的设定多少、女的设定多少，就需要不同的进程。
比较保守地看，像中国目前这样完成这个提高退休年龄的进程，无论如何也要一二十年。
9、养老金去哪里了?
郑秉文：在目前的缴费率、财政补贴、利息率等条件下，在三个人养一个人的制度赡养率下，替代率应该高达80%以上，钱哪去了?
养老制度大的参数不合理，不少小参数也是不合理的。比如每年拟定社会平均工资通常以上一年作为今年缴费的基数，北京今年社会平均工资是4672元每个月，这是去年的数字作为今年的基数，去年用的基数是4201元。但中国的城镇在岗职工工资平均增长率是14%，你用去年的基数缴今年的费，无形之中费基缩小了14%。
再比如，事业单位改革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中央就有文件，要求事业单位和企业一起改革，于是上海等几个省市很听话，改完了，事业单位和公务员都按职工的养老保险参保，可是他们的替代率不是按企业职工的计发公式发放的，否则与其他地方事业单位比就太低了，多的钱从哪里来?是从养老金这个池子里出，显然他们花了别人的钱。
这种跑冒滴漏的事情随便就可以说出七八个来。
10、提高退休年龄需要什么条件?
郑秉文：两个大条件。第一个是要有非常好的宣传。这么多人反对，是中国人懒惰不愿意工作吗?大家不同意提高退休年龄是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不能怪大家，政府的任务是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要交待清楚赢得理解和支持。
第二个条件是制度改革。要有利于延长退休年龄，制度就要实实在在的有激励性，如果没有让延长退休年龄的得到实惠，就很难获得支持。所以多缴费多领取养老金，一定要体现在制度上，让参保人算的时候觉得划得来。
这两者结合起来，提高退休年龄就比较容易做到了。
新京报时事访谈员 杨华云
统账结合：世界上的养老保险模式主要为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两种。现收现付制是指以同一个时期正在工作的一代人的缴费来支付已经退休的一代人的养老金的保险财务模式。基金积累制是国家强制实施的个人养老储蓄制度，通过建立个人账户，企业和个人缴费全部进入个人账户，退休待遇水平完全取决于账户基金的积累额，账户基金可以进行投资。中国的统账结合制，即养老保险基金由企业缴费和个人缴费两部分组成，企业缴费用于当期发放养老金，个人缴费存入个人账户，退休后分为若干年发放给参保人。
替代率：替代率是劳动者退休时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它是衡量劳动者退休前后生活保障水平差异的基本指标之一。
2011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2839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684万人。
年末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414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856万人。年末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2628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650万人。
全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16895亿元，其中征缴收入13956亿元，各级财政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2272亿元。全年基金总支出12765亿元，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19497亿元。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2010年底，养老金个人账户本应有资产19596亿元人民币，实际上却只有2039亿元，缺口达1.76万亿元，多位社保专家的测算，延迟退休年龄之后，每年可减缓养老基金缺口约200亿元。早前世界银行一份研究报告说，按照现有制度模式，在未来60年，我国养老金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万多亿元。在养老金缺口压力持续加大的情况下，学界认为延迟退休可以成为纾解社保基金缺口压力的一条通衢，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给社保基金输血的可能。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称，出台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是大势所趋，现在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今年下半年将启动这方面的调研工作，同时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凤凰网)
虽然笔者不清楚新闻中公开的养老金数据来自何处，准确性有多高，但它既然以新闻的形式向世人公开了，那么笔者就先认其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按照延迟退休年龄每年可缓解200亿元来计算，要堵上1.76万亿元的缺口，需要花费近90年的时间。而且60年后，我国养老金的收支缺口高达9万多亿元，要想把这个缺口堵上，真正是要等到猴年马月。很显然，延迟退休年龄来堵养老金缺口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是个伪命题。因为，人社部如果真心想解决养老金的缺口问题，那么，以下三招就是个切实可行的办法：
一是从三公消费中提取养老基金。大家知道，我国每年的三公消费高达9000多亿元。只要从中提取1%，那么每年就可得90亿元养老基金，如果提取2%，可达180亿元养老基金。如果再多提取点，那么，养老金问题也就不成问题了。试问，人社部的专家为何不从这个渠道来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呢?是他们想不到，还是他们不愿意想，还是他们另有目的?笔者以为，这也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了。
二是从富豪中提取养老基金。大家知道，目前的中国是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2007年5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2008年8月，美林集团与欧洲最大的咨询公司凯捷咨询在北京联合发布的《2008亚太财富报告》指出，截至2007年底，中国共有41.5万位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从财富平均拥有量来看，中国百万富翁人均掌握资产达510万美元，高于340万美元的亚太地区平均值。2011年《群邑智库 2011胡润财富报告》指出：全国有96万千万富豪和6万亿万富豪，分别比去年增长9.7%和9.1%。北京市富裕人士最多，广东排名第二，上海排名第三。更有专家指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中国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在以年均12.3%以上的加速度在增长，尤其是一些以“白菜价”购得煤矿、金矿后的“资源性富豪”，更是层出不穷。
想想便知，如果中国向96万千万富豪和6万亿万富豪提取养老基金，按其资产的1%或2%等等的比例来提取，那么，情况会怎样?难道不能解决养老金缺口的问题吗?这种方法难道不比以延迟退休年龄来解决养老金缺口的办法好吗? 很显然，人社部如此做法，肯定是另有其因的。这个原因不是别的，就是人人共知的“有权就有一切”的道理。
三是从县处级以上官员中提取养老基金。有资料载： 2003年底，中国县处级以上干部达108万。而10年后的今天，县处级以上干部又是多少呢?难道会比2003年的少吗?很显然，随着厅级官帽和处级官帽的下放，处级官员只有多，不会少。比如，2003年时，乡镇还没有处级官员，而现在呢，有些大镇，处级官员多达3到4个呢。如此照此计算，目前中国的处级以上官员，至少也达200万人。
可想而知，如果从这200万人中提取养老基金，情况会是怎样?能不能解决养老金的缺口问题呢?笔者以为，这不适为一个好办法啊，因为，一个处级干部每年只要提取100元，那么，总数就达2个亿。如果每年提取1万元，那么，就可堵200亿元的缺口，与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法相当。而1万元，对一个处级官员来说，又算得了什么?不都是九牛一毛里的一毛吗?更何况，官员如果带头交养老基金，用政治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那么，这无疑就是个得民心之举啊!
试问，如果将以上三种方法并举，那么，中国的养老还会有问题吗?养老金还会有缺口吗?很显然，回答是否定的。
可现在的问题是，人社部不仅不考虑用以上三种方法来堵养老金的缺口问题，反而要逆民意而动，用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法来解决，尽管这是个“杯水车薪”的办法，但人社部照样一意孤行，不惜激起民愤，这是为什么?
这个父亲节有些特别，因为父亲躺在病床上，无法下床走路。我从国外赶回来，陪伴在他身边。我这样的人，大概怎么都能算得上是一位“孝子”吧，很多网友也是这样称呼我的。然而，“孝子”的称呼却让我有些不自在。乘今天父亲节，我这个“孝子”，想同你谈一下我的“孝”，还有我对“孝顺”、“孝道”的认识。
对于我这三位随州老乡，父亲节太沉重啊
为避免话题太沉重，先讲几个有关父与子的故事，这是前几天同随州的作家、文化人到郊区一家野味店吃饭时他们告诉我发生在家乡随州的真实故事。其中第一个故事就发生在这家野味店老板的身上。
去年，野味店老板的独子结婚了，老板给儿子买了新房，风光地办了婚礼。小俩口结婚后不久，儿子来到开小饭店的父亲身边，说要20万元。这位野味店的老板手头其实并不充裕，没有给儿子钱。儿子非要不可，并威胁说，不给20万，他就去随州二桥上跳下去。老板不以为意，坚持不给。结果那儿子真从桥上跳了下去，淹死了。独子自杀，老板以为自己断子绝孙，悲痛欲绝，不过很快他发现新婚的媳妇怀了一个遗腹子。于是经过讨价还价，答应给遗孀买一套房子，让她把孩子生下来，之后才可以离开嫁人。我们吃饭的那天，老板的孙子刚刚出生50天……
儿子为逼父亲拿出20万而自杀，悲剧发生，最后老板还是用超过这个钱的数留下了一位孙子，算是后继有人，还算是有一个“圆满”结局的悲剧。当我在重复20万这个数字时，一位随州文友马上讲了另外一件事：随州某位老板的儿子，向父亲要200万——这位老板显然比我们吃饭的野味店的老板要富不少，父亲觉得儿子游手好闲，也舍不得一下子给这么多钱，拒绝了。儿子一气之下——他倒没有跳随州二桥，他去买了一把猎枪，声称要把父亲干掉，干掉老家伙，作为独子，自然要继承遗产。父亲一听，慌了，落荒而逃……就在离父亲节只有三天，我们正在那家野味店吃饭的时候，据说这位父亲还在东躲西藏，逃避儿子的追杀。
不过，猎枪显然还没有派上用场，否则，这个就不是喜剧，而是又一个悲剧了。大概是我们对这个悲喜剧忍不住大笑的缘故，一起饭醉的随州作家又讲了一个故事：一位不务正业的混混伙同朋友把父亲的国产小轿车“绑架”了，他给父亲打电话，要求父亲拿5万元来赎回自己的小车。这位父亲只不过是一位做酱菜的手工业者，就和儿子讨价还价，最后儿子答应他可以拿3万元赎回自己的车。
那天，父亲提了一个小包，来到儿子指定的地点，他从包里掏出三捆一百元的钞票，儿子收下三捆钞票，同党把车开过来交给他父亲。父亲上车慌忙把车开走，开了一公里左右，手机响了，他知道是儿子打来的，一开始不准备接，因为他刚刚给儿子的那三捆钱，只有上下两面是两张真的人民币，中间夹的都是冥钱。儿子显然已经发现老子给的“钱”只能在阴曹地府里使用，不停地打电话。电话不停的响，那位父亲终于接了，他听到电话里儿子恶狠狠的声音，“你这样对待老子，小心今后你死了，老子不给你烧纸 …… ”
这是三个真实的故事。也许有人对后面两位父亲不太理解，为什么被追杀，以及小车被绑架而不去报警?其实很简单，他们“养儿防老”，儿子是用来延续香火的，难道让警察抓走他们?这种故事一些大城市的人可能觉得很离奇，但实话告诉你，在我家乡随州这样的城市，尤其是农村地区，最离奇的故事与可笑的犯罪几乎都发生在家庭里、亲人之间。我走遍世界，也穿梭在不同的文化中，我常常纳闷，为什么一个最讲求孝道的国家，一个最重视家庭的地方，却出现了如此多荒唐的家庭伦理悲剧，生出了那么多不孝子孙?
“孝”是一种感情，是爱
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层次来看“孝”，也可以把“孝”放在几个不同领域研究。我坚持认为自己对父母的“孝”纯粹是一种感情，顶多再加上一些“报恩”的成分。父亲养育我长大，尤其对我付出了很多其他父亲没有付出过的辛勤与关心，所以，我对他有感情，又想报答他。这是我对他的爱与感激，也就是大家认为我的“孝”。
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中，“孝”可不是那么简单，肯定不是一种纯粹的感情，也远远超出了“报恩”的范畴。孝顺与“孝道”已经成为道德伦理规范、社会行为准则，变成一种政治文化，甚至在一些朝代里，已经成为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当我对父母的爱被归类为以上提到的“孝道”时，我心里会产生一种本能的反感。
我不否认“孝道”在中国历史上的必不可少的作用。胡适、殷海广、陈志武等都对“孝道”有精彩的论述，我基本认同他们的观点。在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要想生存下去，必须以家庭为中心。每个人都会老、都会生病，国家与社会对个体的生老病死是不负责任的，如果没有家庭成员的关照，没有子女的“孝道”，可以说都会出现少无所养、病无所医、老无所依的现象，到那时，别说家，就是国，恐怕也难以维系下去。
这种历史背景下，把本能的“感激”、“报恩”提升到道德伦理、社会规范、政治文化，甚至把它制度化、法律化，是历史条件下的必要。否则，仅凭你的动物本性，你想报恩就报恩，不想爱就不爱，你万一不“孝顺”，你的父母老了后，由谁来供养?从这样一个层面来讲，“孝道”在中国历史上功不可没。也让中华民族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与条件下，政权与国家不停更换，但以家为主的中华文明始终延续不断。
然而，现在不是农业社会了。传统文化中的“孝道”在很多方面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甚至逐渐变成了阻碍社会发展的障碍。“孝道”的全套理论就建立在“养儿防老”的基础上。正是这种想法，让一些父母在明明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养活孩子的时候，硬是一个接一个的生，这样的父母，让没有选择的婴儿在一来到人世后，就有了悲惨的命运。他们是不负责任、不合格的父母。中国父母对子女的溺爱可能超过外国父母，但中国父母对子女的伤害，也是世界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可怕的是，这些伤害，都是以“爱”的名义。“爱”的背后，不是想孩子们过自己的生活，而是希望孩子们能够有所成就，从而“回报”自己。
同样因为“养儿防老”的想法，让一些子女成人了，还在当“啃老族”，好吃懒做，不肯自食其力不说，还把父母的养老钱与棺材本都盘剥出来。我看到一些并不富裕的父母竟然拿出大部分存款为刚刚成人的孩子买房子、举办奢华婚礼，我忍不住在想，他们是因为爱，还是在为“养儿防老”做投资?为自己的未来买保险?
几千年的历史上，更让人反感的是，“孝”被统治者利用，独享解释权，“孝道”这种感情竟然成为一种机制。他们把子女发自内心的对父母的爱，上升到道德与政治层面，最终要把民众“孝”的美德扩大到对父母官、对皇帝老爷们的“顺”。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顺理成章了。当我发自内心的对父母的爱，被打上这种“孝顺”的烙印时，我不觉得这是对我的爱心与孝心的肯定，反而感到这对我感情的玷污。
用社会保障机制代替“孝道”机制
孝作为一种感情与报恩，即便不值得推崇，也是值得羡慕与肯定的。但至今仍把孝作为一种道德要求、社会规范，甚至有人要制定法律，形成制度，实在是开历史的倒车。简单点说，感情不能靠“规定”，报恩不能靠“制度”，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复杂点说，农业社会时期的“孝道”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今的家庭与社会要求。
就拿“养儿防老”来说，除非你是大富大贵，或者高干子弟，普通人多养几个孩子负担太重，“计划生育”政策也不允许你超生。而你老了后靠儿子来养活更是不实际。我在随州医院陪伴老父亲的短短两个星期里，遇到的几乎所有的农村来的病人，都有因为医疗费用的问题而想提前出院，哪一个儿子的钱能够承担他们的住院费?(何况他们还有新农村医保，可以报销60%以上)
医学已经发展到所有的人都能被找出身患某种疾病的程度，同样发展到绝大多数有病的人都能被医治或者延续生命，然而，我们的社会福利与医疗保险却远远跟不上，一些老人一旦得了花钱与费时间照顾的病，子女往往就被严重拖累，最后几乎无一例外出现“久病床前无孝子”的伦理悲剧，一些老人不愿意拖累子女而想回家等死。以及前面讲的那些荒唐的故事，这些不是因为中国人不懂得“孝顺”，而恰恰是推崇“孝道”才有的中国特色。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但很多人还在试图使用农业社会时的“孝道”来维系家庭，管理社会，甚至控制国家。
在陪父亲住院的两个星期，我每天出入病房，并和其他病人、家属、医生与护士聊天，由于有了国外的生活经历，加上我的观察，稍微一对比，我的心情沉重得无以复加。当我告诉一些医生和病人，我们在澳洲住院看病不要钱时，当我告诉他们无法自理的老人不必要子女辞去工作来伺候时，他们竟然没有几个人相信这是真的。有一位农村来的病人发出了质疑：国家怎么会那么有钱?我说，其实中国也有钱，例如神九今晚就把三个军人送上了太空，澳洲就没有这个国力。但他们有钱给每一个国民住院、看病，让他们老有所养。
这不仅仅是一个财富多少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体制问题。当我们在“养儿防老”，试图把感情为主的“孝”演变成一种家庭保障机制的时候，现代文明国家已经发展到“养国家防老”的文明程度。
从“养儿防老”到“养国家防老”
很多人以为以家庭为中心是中国的传统与儒家特色，这完全是误解，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推迟到几百年前，没有社会福利，没有养老制度，所有的国家与民族其实都同中国一样，也是以家庭为中心，人家也是“养儿防老”的。但人类进化到现代社会，已经从“养儿防老”发展到“养政府防老”，最终到了“养国家防老”。
“养国家防老”比“养政府防老”更进一步。我们现在正处于从“养儿防老”到“养政府防老”的过程中，大多的农村人口与弱势群体还在“养儿防老”，政府也默认(所以，竟然弄出了富裕的城市人只能生一个，相对贫困的农村人竟然可以生二胎、三胎的政策)，而城市的人正在“养政府防老”。其实，我们下一步就应该像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要进化到“养国家防老”。
“养儿防老”不但靠不住，还给自己的子女带上沉重的枷锁，把感情、亲情与爱烙上了工具与投资的印记。地球上绝大多数家庭道德与伦理悲剧都发生在中国，恰恰都是不合理与不合时宜的“孝道”造成的。西方分开上下两辈人，你是你的，我是我的，财产归财产，感情归感情，鲜有纠纷，更少悲剧。
“养政府防老”的问题在于，这个政府你得防着，他会贪污腐败，他会亏空你的钱财，他甚至把自己当成你的“父母”，要求你孝顺他，却在你需要他的时候，置之不理。那么，“养国家防老”呢?那就是健全国家的福利保障制度，以高于政党与政府的法律规定，保障国民的养老与福利制度，并以社会力量取代政府力量，介入养老与福利事业，大力发展金融与保险业，发展健康的证件与股票市场。只要国家还在，社会健全，商业规则明确，哪怕政府换了，甚至一些顶层的政治制度变了，那些福利保障机制照样可以延续下去，无论你是公务员还是农民，老了或者生病了，病有所医，老有所养，而不用看谁的儿子多，儿女们官有多大，赚钱多少。
民众不是为国家而活着，国家是为人民而建立的。人类建立国家，平时能工作时，交税给他，供养一批政府工作人员为大众服务，国家是为民众而存在的。“养儿防老”不如“养国家防老”。要清醒地认识到，是国民养活了国家，而不是国家养活着民众，国家再强大，也始终是国民的“孝子”，而不是相反，成为高高在上、好吃懒做、道德败坏、贪污腐败、压榨老子们的不肖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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