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悟空故里景区”背后的GDP盲目崇拜
　　山西省娄烦县文物旅游局17日指出,当地文物旅游部门决定着手开发建设“花果山孙大圣故里风景区”。（6月18日 《西安晚报》）　　“名人故里”景区之争近年来是愈演愈烈，从正面的人物到反面的人物，从历史中真实的人物到故事里虚幻的人物。比比皆是，让观众看在眼里，眼花缭乱。前些天的朱熹故里之争，西门庆故里之争，大小乔故里之争一度呈现出风起云涌的局面。而山西娄烦县的思路这一次更是离上加奇，竟然考据其孙悟空的故里来，颇花费一定的脑力不可，也非一般人能够消化吸收得了的。　　孙悟空，乃是小说《西游记》中的人物形象。小说本是虚构的，即孙悟空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人还尚需要一番考证。那么，对于这样一个虚无飘渺的人，何来故里之说呢？而在现实中，电视剧《西游记》的拍摄地其实是走遍了整个祖国的名山大川，不能说孙悟空就是一个地方的专利。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孙悟空其实已经化作一种民族的形象根深蒂固，这样的一个形象代表的就是对现有体制的对抗和抗争。　　在山东、甘肃、江苏连云港都有着说孙悟空是其故里人的说法。在连云港就有花果山以及水帘洞，而《西游记》中水帘洞的情节就是在这里拍摄完成的。但其诞生的地方的拍摄地点据说是在海南三亚的天涯海角处。这样，小说里的人物和电视剧中的人物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故里”何在呢？　　而山西娄烦县的根据是“山西娄烦明代前称楼烦，唐高祖李渊曾任楼烦郡太守，唐宋时楼烦为皇家的“御马监”，史称“楼烦骏马甲天下”，与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当过的“弼马温”相吻合。”这样的牵强附会的理由也可以将孙悟空拉到山西来安家。　　其实，假如孙悟空真的是凡俗中的人，他也不会看见自己的故里为自己大兴土木的。因为孙悟空是佛家弟子，讲究的是一切都是身外之物。悟空，悟空，空就是一切。而这样的故里跟孙悟空其实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因为这样的故里建设已经违背了孙悟空本人的意思，作为一个佛家弟子，怎么能够享受得起“7000多亩”的豪华处所呢？　　在这样的景区背后掩饰的是人们对于GDP的盲目崇拜，正是因为这样的崇拜导致任何事情都会按照经济利益的法则行事。那些纷纷扰扰的故里景区之争无不是为了所谓的地方经济发展，而地方经济的发展与否与当政者的升降有着天然的关系。正是因为争取到故里之后，可以大兴土木一番，大兴土木之后便可以坐收经济渔利。　　而在实际上，一个地区的经济能否发展起来，关键的看这个地方的特殊条件。是否可以按照旅游资源进行发展，是否可以按照区域特殊经济的发展思路等等，只能因地制宜而不能一刀切。山西娄烦县的举措不过是一哄而上的行为罢了，背后掩饰不住的是地方官员对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考量的结果就是希冀着能通过这样的故里建设提升经济总量，给自己的升迁埋下伏笔。（王传言） (来源：荆楚网) (责任编辑：千娇百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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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昌县大圣崇拜习俗与孙悟空原型渊源探析
顺昌县习俗与孙原型渊源探析潘棋兴摘要：顺昌县普遍遗存的神位碑、祭坛、神庙等实物，以及源远流长的民俗祭拜活动和民间故事传说等物质、文字、口头资料，证实大圣现象早在《》成书之前就盛行于顺昌地区并延续至今，进而从实物佐证、民俗契合、文化条件等方面推论、分析顺昌大圣崇拜与孙原型有着渊源关系，对《》孙悟空形象创作的是客观存在的。关键词：大圣崇拜孙悟空原型顺昌顺昌在千年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民俗风情，特别是大圣崇拜习俗源远流长，并不断得到承袭和发展，逐渐成为了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顺昌民间大圣崇拜习俗从明代洪武年间就有记载，有关传说故事及遗存亦相当丰富。明正德版《顺昌邑志·贡赋志》记载“通天神会课钞二十三锭三贯二百文”。通天神会竟然成为专门税种，可见早在《西游记》成书之前，通天大圣崇拜在当地已有相当。为此，我们从至今仍然保存的相关实物、民俗及文字、口头记载中，对顺昌广泛存在的大圣崇拜文化现象作初步的探析，进一步挖掘、保护、利用珍贵的有益发展的历史文化，十分有意义。一、广泛存在的大圣崇拜现象1、物质遗存。最具代表性的实物遗存是座落在海拔1305米的省级风景名胜区宝山峰顶的“双圣”庙。此庙为石构建筑，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宝山寺大殿之附属文物。庙内供有猴行者神像，供像之后并立两通石碑，左碑横行阴刻“宝峰”繁体小字，竖行阴刻“齐天大圣”楷体大字，下端横行阴刻“神位”小字；右碑阴刻“通天大圣”楷体大字，下端横行阴刻“神位”小字。石碑后有一座全石构大圣祭冢，从建筑风格、造型、用料以及与全仿木砂岩石构建筑宝山寺大殿、南天门（原为上庵，主祀观音，明初建筑）布局关系等方面考察，宝山双圣祭冢为元末明初建筑，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处大圣墓形祭冢。不仅如此，我县文物工作者在岚下乡黄墩村歧头山冈一座建于明清时期的“通天亭”神龛内，发现一尊孙悟空“白衣秀才”木雕神像。虽然“白衣秀才”神像雕制时间可能为现代，但经走访一些高龄老者，证实木雕神像在祖辈之前早就有之且更为神采。遍观全县，目前发现“通天大圣”、“齐天大圣“神位碑或祭坛50多处、大圣庙20多座，遍布全县12个乡镇。郑坊乡7个建制村发现13处大圣神位碑。岚下乡东坑村的11个自然村在距村口200—300米处设“通天亭”或通天大圣碑。“通天大圣”祭坛神位分布一般中为“通天大圣”或“玉封通天大圣”或“通天大圣仁济真君”，左为“本坛土地正神”，右为“开山黄石尊公”或“黄公道者”。大圣碑位以“通天大圣”居多，“齐天大圣”为少数。大圣庙一般主祀“通天大圣”三兄弟，建西镇际会村通天府主祀“通天大圣”五兄妹（注释1），这种现象在省内及全国其它地区极为少见，是大圣家族崇拜的体现。2、民俗活动。在顺昌民间，大圣崇拜习俗在明代洪武年间就有记载，大圣信徒众多，城乡男女老少对大圣文化、故事都耳熟能详，上年纪的老婆婆几乎都能口诵《通天经》、《大圣经》、《八戒经》（见注释2）。每年农历七月十七各地举行大圣祭拜民俗活动，活动规模宏大、盛况空前，有的聚众几千人。活动内容有：打糍粑、抢供果、设道场、采圣火、祭祀、跳僮、娱神、游神、过火山、打油锅、化替身等。祭祀以道教仪式为主，伴有佛儒成分。大圣祭祀活动以郑坊乡峰岭村的传承最为丰富。每年农历六月初六，举行游猴活动，每家每户参加，设宴百余桌。七月十七为大圣圣诞日，男女老少倾村出动，在村中央的齐天大圣殿举行隆重的祭祀庙会。凌晨三、四点，村民们隆重列队登上宝山双圣庙举行“采圣火”仪式，奉请大圣分灵。大圣分灵迎进殿后，道士们便吹奏起银角号，手舞足蹈地主持法事，口诵《大圣经》。大圣化身老人带着化身徒弟举行奉请大圣神灵附体的“梦僮”和神灵进入状态的“跳僮”仪式。接着，全村孩童手举旗幡领先开道，道士们紧随其后，村民们抬着“齐天大圣”、“唐僧”和“观音”神像和供品出大圣殿，吹吹打打地来到云路自然村“通天大圣仁济真君神位座”前，举行祭祀上供仪式。之后，开始游神。先是道士开场，大圣化身们“梦僮”、“跳僮”，进入状态后的“大圣”们便在自己的脸腮上扎进以铜针为杆的令旗，手持降魔铜剑，在神架上坐定，让人抬出神殿，道士鸣锣开道，吹吹打打、旌旗飘舞的游神队伍走街穿巷，接受村民和信徒的上香、膜拜和捐舍。游神活动从上午一直持续到下午。入夜，四邻八乡的村民聚集到村头土坪上，举行过火焰山、下油锅、“化替身”等象征大圣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和百折不挠精神的习俗活动，表达村民企望除尽鬼魅妖魔、追求祥和太平年景的美好愿望。岚下乡的祭祀活动也颇有特色。每年农历六月三十全村开始“封斋”，各家各户统一吃斋，墟场无人宰杀，商店荤食水产下架，直到七月十七晚餐才能开荤。七月十六深夜游神进村，家家户户开大门点香膜拜，唤醒家中小孩，让大圣的神通来佑护孩童平安成长。七月十七在厝桥神龛通天大圣神位前，举行还愿善信供奉和祭拜活动，直至深夜。3、故事传说。顺昌宝山一带流传着石魔空（石猴子）的故事：石魔空虽孕育于石，但实为观音所生，为民除害，神通广大；以及原汁原味的“美猴王”传说：宝山两只灵猴降盗贼、斩巨蟒，人们为其造墓建庙，历代祭祀。岚下乡、高阳乡一带流传着《通天大圣与鲁班先师斗气》故事，故事概要：古时有一神猴称“通天大圣”，能降妖魔鬼怪，除狼虫虎豹之害，保一方百姓平安。上天有感于神猴恩德，见其风里来雨里去，风餐露宿，四处流荡，居无定所，遂命鲁班为其造一安居庙堂。鲁班奉命建庙。神猴对鲁班伐木建房毁坏家园的行为很有意见,又因天性顽劣，见欲将其囿于一宇，心中十分不快，见鲁班用毛笔绘制图纸，于是借机生事，大骂鲁班用猴毛制笔，伤及同类，对其极为不恭，发誓不住鲁班建的庙宇，宁愿立于通天之下，以地为床，以天为被。而鲁班见猴子不讲道理，胡搅蛮缠，不尊重自己的劳动成果，亦故意将猴之神位安于屋后露天之中，昼夜受风吹雨蚀日晒，并发誓不再用毛笔而改用竹签和墨斗。所以，顺昌目前所见大圣碑或祭坛均不在屋宇之下而立于屋宇之后。另有《通天大圣与海清法师斗法》、《刘全阴司进西瓜》（见注释3），以及《猴王出世》、《梦斩泾河龙》、《哪咤查旱灾》、《水牛精恶性不改》、《小青龙宝山伏法》、《虎精皈依成菩萨》等与猴有关或与“通天大圣”、“齐天大圣”相关的民间故事，数百年来广为流传。这些故事传说口口相传，世代承袭，以至家喻户晓。从这些故事中隐约可见神猴崇拜的痕迹，似乎与《西游记》相关故事和场景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又不完全相同，有着地方自身的特色和独具的故事脉络，让人无法忽视其存在的意义。二、顺昌大圣崇拜习俗成因分析1、地理环境与动物崇拜。明正德版《顺昌邑志·山川志》对顺昌地形地貌作如下描述：“顺昌介居万山，众水幅辏……”“崇峰峻岭，其拱抱也；层岗叠陇，其拥护也；长溪臣浸，其环绕也；清澈激湍，其映带也……”。其《物产志》记载的木属植物主要有“松、柏、桧、枫、梓、杉、桕、槐、栎、桩、樟”等27种；竹属主要有16种；毛属主要有：虎、豹、熊、鹿、獐、豺、猴、猿、山羊、山牛等22种。顺昌山脉为武夷山系杉岭东伸支脉，境内可谓山岭耸峙，丘陵起伏，河谷错落，水系纵横；植被属中亚热带海洋性季风雨常绿阔叶林地带，动植物资源丰富，树木繁茂，林木种类达1300多种，竹类有78种。从顺昌的地理气候、山水植被、野生物种等方面进行分析，十分适宜猴类生存繁衍。顺昌宝山一带自古多猴，上世纪80年代初竟成猴患，危及农业生产，曾组织一次历时一个多月的捕猎行动，捕猴上千只。人们对动物的崇拜起源于对大自然及动植物的敬畏，希望通过讨好或尊敬以免遭灾难，以致对崇拜对象进行神化、人性化改造。动物崇拜是顺昌大圣崇拜的发源。福建山多林密，猴子成群。《宋元地方志三十七种·三山志》载：“穹林巨涧，茂林深翳，小离人迹，皆虎豹猿猱之墟。”许慎《说文解字》称：“闽，东南越，蛇种”。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徐晓望先生在《福建民间信仰源流》中论述：汉晋时期闽人即有祭祀山精木怪的习惯，唐宋时期，这种习惯依然很盛，迄至明清时期，仍可看到这种习俗在山区保存。闽北对动物精灵崇拜古已有之并存继至今。武夷山闽越王城出土文物上的蛇纹图案，樟湖板等地尚存的崇蛇节、崇蛙节以及福州地区的猴王神崇拜等习俗就是例证。《南平地方志》“民间俗神信仰”部分记载：闽北至今仍存在蛙神蛇怪的崇拜残留形式，在脱离了直接的崇拜动物形象后，往往把这些动物能够经过修炼成人形的神这一想象的演化，而产生一些系列与动物有关的俗神。由此可见，顺昌大圣崇拜习俗的形成和存在是具备充分的内部和外部条件,有着广泛的民间基础。2、民间信仰与宗教信仰。顺昌乃至闽北民间信仰源远流长，早有闽越先民动植物崇拜的残余形式，逐渐形成“好巫尚鬼”的传统。明正德版《顺昌邑志·风俗志》记载，顺昌民间“崇尚鬼神，尊信巫觋。”元坑一带遗存的“迎大神”、“跳僮”等陋习便是其残留。不仅如此，闽北还是儒、释、道三教融合鼎盛之地。自北宋杨时、游酢“载道南归”后，经朱熹四十年光大，成为“闽邦邹鲁”、“道南理窟”。佛教兴于唐宋，盛于明清。道教始自民间“信鬼尚祀”，经多源融会，教派纷呈，影响日盛。同样作为“八闽善地，文献旧邦”的顺昌，儒、道、释“三教”不断融合，日渐兴盛。《顺昌县志》记载：唐宋明时期，顺昌道教广泛流传，道坛广布。秦始皇二年（公元前245年）有方士郭洞阳隐居郭岩山修道学法；相传西晋太康年间道士陈紫干在宝山修炼得道。宋元时期，顺昌佛教盛行，元末有寺庵129座。旧志记载，唐会昌四年（844）顺昌七台山住有名僧刘大师；宋末举人颜丙隐居狮峰寺修行，着《六时净土》在佛界流传。由于“好巫尚鬼”传统的延续，儒、释、道“三教”传播，人们基于“驱鬼降妖、祈福禳灾”的愿望，就会有意或无意地根据“三教”合一、“三教”同源的思想对民间崇拜的神猴进行神化和人格化改造，对来自民间崇拜、口头文学、说书戏曲等渠道，融会儒、释、道“三教”于一身的“通天大圣”形象自然就乐于接受并不断传扬。顺昌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宝山大殿主祀三济祖师（见注释4），大殿两侧梢间敬奉佛教菩萨观音和文殊，以及大圣庙普遍陪祀孔圣人、观音等现象，不难看出顺昌大圣崇拜融会儒、道、释“三教”，与南方地区先道后佛、道佛相融的历史事实是完全契合的。民间信仰与宗教信仰互相渗透、相互促进，进一步推动了顺昌大圣崇拜的传播。3、《西游记》的逆向影响。虽然早在《西游记》成书之前，盛行于顺昌的大圣崇拜习俗对《西游记》创作孙悟空形象产生影响，并成为其主要素材和创作原型之一，但毋庸置疑，《西游记》成书之后对明清以来的宗教演化和民间风俗产生巨大的逆向影响，如顺昌民间《梦斩泾河龙》、《刘全阴司进西瓜》等故事，以及目前大圣祭祀游神活动中齐天大圣成为主角，并陪祀唐僧、观音等神像等习俗活动，不可否认受到《西游记》故事人物及情节的影响和改造。原先崇拜的神猴或“通天大圣”形象逐渐被“齐天大圣”孙悟空所替代，甚至于目前尚存的齐天大圣碑也有可能是受《西游记》影响后才树立的。这种逆向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正如福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中《顺昌大圣信仰与〈西游记〉》一文所言“如果再考虑到金陵世德堂百回本《西游记》在明万历二十年（1592）刊行以后，顺昌大圣信仰受到极大的冲击、‘歪曲’和改变，恐怕更有力地反证了顺昌大圣信仰对《西游记》故事尤其是孙悟空封号变动的影响作用的确是客观存在着的。”《西游记》巨大的逆向影响和推动力，逐渐改造了顺昌大圣崇拜的内容和形式，但又使其影响日益深广。三、顺昌大圣崇拜与孙悟空原型之渊源近年来，顺昌县博物馆馆长王益民综合顺昌宝山地理位置、考古发现及其人文环境诸因素，提出“孙悟空形象源自顺昌宝山”的观点，论文在《运城学院学报》、台湾《历史月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引起学术界的反响，相关报道不断见诸于新华社、香港《文汇报》等新闻媒体，在国内外产生影响，使孙悟空原型地的顺昌宝山说成为中国“五说”（见注释5）之一，吸引台湾、泰国等东南亚信徒不断登顶拜谒祖庙。笔者综合日常对顺昌大圣崇拜习俗物质遗存、民间习俗、故事传说的考察，认为顺昌大圣崇拜与孙悟空原型有着渊源关系，对《西游记》“齐天大圣”孙悟空形象创作的影响是值得肯定的。理由有三：1、有丰富的实物遗存佐证。通过考证顺昌县境内诸多的大圣神位碑、庙宇、祭坛等建筑，以及岚下乡东坑村等处大圣碑上“明洪武甲子”、“正德二年”、“万历八年”等纪年，证实顺昌有关大圣崇拜的实物遗存有部分为元明时期文物，早于《西游记》成书的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显而易见，早在《西游记》成书200年以前，顺昌通天大圣崇拜就广泛存在并十分兴盛，而且崇拜对象以孙悟空形象演变过程中“通天大圣”、“齐天大圣”名号不确定阶段的“通天大圣”为主。据顺昌县博物馆馆藏北宋理学家杨时家谱《杨氏族谱》“杨时先祖‘唐进士授西镛州司户始祖子江公’墓图上标明，该坟座落在顺昌东郊弥勒献肚山，东侧标识‘通天庙’”等相关记载，又可以把顺昌通天大圣崇拜的历史上溯至北宋初年，不仅早于《西游记》成书之年，而且远远早于元末明初杨景贤杂剧出现“通天大圣”名号之时。所以，这些实物遗存应该是《西游记》成书演变过程中有意义的标志性物证，是研究孙悟空形象演变成型的重要实物资料。纵观闽北、福州乃至福建各地至今保存下来的许多祀奉齐天大圣的庙宇、神位，顺昌是以孙悟空早期形象之一“通天大圣”作为崇拜对象的发源最早、影响最广泛的地区。2、有充分的民俗契合因素。古时福建为蛮荒之地，特殊的地域特征，使猴自古成为闽人崇拜的灵物，有深厚的猴崇拜土壤，如福州、泉州、永泰等地供奉“猴王神”并尊为“保护神”；宁德、福安等地称猴子为“师父”，建“猴神宫”祀奉；霞浦等地奉白猴子为“白将军”等。各地不仅祭祀猴神而且举行隆重的祭典活动。在闽北，闽越王开闽建城之前，先民就对猴有崇拜，猴王、猴精、猴神崇拜特别突出。南平旧志已对猴作人性化的灵性描写：“城南九峰山古相传有方士袁深炼丹，其中二猿往来相狎，风晨月夕，时闻啸清。”顺昌延续至今的丰富多彩的大圣崇拜习俗活动，从民间民俗文化角度验证了宋明时期顺昌地区广泛存在大圣崇拜现象，且盛行的主要是“通天大圣”崇拜，正与宋元时期猴行者名号为“通天大圣”、“齐天大圣”混用尚未定型这一文学史实相吻合，又受宋元明三代平话、杂剧、民间故事中“通天大圣”或“齐天大圣”故事影响，由猴崇拜转化为大圣崇拜。因此，顺昌地区盛行于《西游记》“齐天大圣”形象创作演变阶段的“通天大圣”崇拜习俗，必定成为影响《西游记》创作孙悟空形象的重要因素。3、有必然的外部文化条件。南宋时期由于政治中心南移，闽北成为文化中心区域，成为理学名邦、图书之府，成为全国三大印刷中心之首，而且是全国通俗小说的印刷中心。《书林清话》记载：“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而且当时建阳书商兼作家大有人在，以熊大禾、余邵鱼、虞氏等最为突出。创作于南宋时期的《唐三奘西天取经诗话》首次出现“猴行者”形象，自称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而学术界已有徐晓望等学者综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现存两种刻本（见注释6）、现存最早讲史话本《全相平话五种》为建安虞氏刻印，以及朱本、杨本《西游记》出自闽北建阳等史情，研究认为《取经诗话》、《西游记平话》均可能为“建本”。不难看出，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猴行者,到杂剧与平话《西游记》中的孙行者形象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宋时在闽地广泛传播的猴王神、猴行者形象的影响（见注释7），也必然受到顺昌广泛存在的“通天大圣”崇拜的影响。综合上述分析，顺昌大圣崇拜习俗对《西游记》孙悟空形象创作的影响是客观存在，是研究《西游记》成书及主角演变的重要资料，其崇拜习俗已形成融合民俗文化和宗教文化的一种独特的“大圣文化”现象，是十分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注释：1、①宋代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里写道：“洞中有一怪，号曰申阳公，乃猢狲精也。弟兄三人，一个是通天大圣，一个是弥天大圣，一个是齐天大圣，小妹便是泗洲圣母…”。②元末明初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里有一段孙行者的自白：“小圣弟兄姊妹五人，大姊骊山老母。二妹巫枝祗圣母，大兄齐天大圣，小圣通天大圣，三弟耍耍三郎。”③明初《二郎神锁齐天大圣》杂剧中，齐天大圣自我介绍：“吾神三人，姐妹五个。大哥哥，通天大圣，吾神乃齐天大圣，姐姐是龟山水母，妹子铁色猕猴，兄弟是耍耍三郎。”2、①《通天经》七月十七是通天，通天菩萨住在大路边。双脚踏在山窠上，山中自己家中是有钱。双手伸来送金钱，一根紫竹要管十八村。工紧说话管通天，管通天。信女走路雾蒙蒙，烧香祈福保子孙。保我子孙增福寿，寿流长。增福增寿，阿弥陀佛。②《齐天大圣经》（一）天灵灵，地灵灵，齐天大圣是个忠心人。九天封我万岁救人民，救男男清吉，救女女平安。我在石岩出生受了几多苦，没有吃凡间白米饭。吃了山上花果品，我命中是个带路人。带得师傅去取经，取得心经一本真。白马驮，救良民，度得唐僧来念经；每日早起保佑大小男女要清吉、要平安。③《齐天大圣经》（二）大圣菩萨大圣经，大圣菩萨保平安。大圣菩萨来护佑，护佑我合家弟子心。护得唐僧得满堂，救苦救难观世音。大圣菩萨来增寿，增福增寿寿缘长。消灾消难，南无阿弥陀佛。④《八戒经》八戒公王灵又灵，八戒公王问我子子孙孙哪朝人？朝里做官遇贵人，遇得贵人有风光，阿弥陀佛谢八戒，谢得八戒真安乐，每日早头念弥陀，念得弥陀上有缘，愿得子子孙孙富贵万万年，南无阿弥陀佛。3、《西游记》第十一回“还受生唐王遵善果”部分主要情节为“刘全进南瓜”，而顺昌民间普遍存在七月半“鬼节”把西瓜作为阴司胖蹄来祭祀的习俗，故广泛流传刘全阴司进西瓜的故事。4、三济祖师亦称三佛祖师，即龚志道、刘志达、杨志远，是在闽北得道的三位民间俗神。《全像中国三百神》把祖师真人归入道教条目。5、中国孙悟空原型地“五说”：福建顺昌宝山说、江苏连云港台山说、甘肃安西县锁阳城说、山东泰山说、福建泉州说。6、小字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临安刻本，大字本《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为福建刻本。7、①宋时福建文献如宋洪迈撰《福州猴王神记》、南宋福建莆田人刘克庄《释老六言》、南宋张世南的《游宦纪闻》以及泉州开元寺宋时改建的西塔上猴行者石雕等相关文物资料中，最早出现猴王神或猴行者形象且广为传播。②1980年，日本北海道大学中野美代子教授根据这些文献及文物有关记录，提出孙悟空护送唐三藏西行取经传说源于福建，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③日本东北大学教授矶部彰曾提出猴行者的形成与福建民间的猴王神关系，认为“北宋末南宋初，在福建就存在着‘猴（行者）奉三藏法师赴西天取经的故事’。”“猴行者吸收了野猿故事和风俗故事，使《西游记》人物形象及情节，更加丰富起来。”参考文献：1、王益民《孙悟空原籍可能在福建宝山》，运城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2、齐裕焜《〈西游记〉成书过程探讨》，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3、王枝忠、苗健青、王益民《顺昌大圣信仰与〈西游记〉》，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4、陈闵《福建与〈西游记〉漫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5、陈利华《猿猴崇拜与福建的孙大圣信仰研究》，南平师专学报，1995年3期6、陈明松《福建省顺昌县“大圣文化”现象和孙悟空形象原型地的研究综述》7、齐裕焜《明代建阳坊刻通俗小说评析》，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8、张乘健《孙悟空成型考》，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9、李舜华《孙悟空形象生成的文化追寻》，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10、朱一玄、刘毓忱编《〈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11、胡光舟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吴承恩和西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2、《南平地方志》，2004年版13、《顺昌县志》，1994年版14、《顺昌邑志》，明·正德版中国历史上你最崇拜的人物是谁？-凸凹24的回答-悟空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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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涉及各个方面。
中国历史上你最崇拜的人物是谁？
伟人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时代造英雄，时代造伟人。国家大动乱大变革的时代才会产生伟人。
纵观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各个时代的伟人各不相同，成就各不一样，但伟人都有气吞山河，扭转乾坤的气魄。只是他们在特殊的年代做了符合历史潮流的事情。历史靠一个人物或一个伟人是奠定不了，是要靠人民及集体的力量，历经数十年数百年才能基本奠定的。时代在进步在发展，只能以特殊历史年代来看这一问题。崇拜的人物很多，只选一个很难。最崇拜就更难了，选谁感觉都恰当也都不恰当，伟大的历史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他，或许不是最伟大的，不是最显赫的，不是最强悍的，但他是我们最爱的。是谁？他的朋友遍布全球，仰慕者、崇敬者不分年龄、性别、国籍、民族甚至敌我？是谁？让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天下英雄都为之倾倒，追随一生，亦师亦友亦同志？是谁？在他去世时，让30后、40后、50后、60后……每个年代的人痛哭失声，不胜悲痛？让草木为之含悲，风云为之变色？无论时隔多少年，每每提起便热泪盈眶？是谁？让从未与之谋面的70后、80后、90后、00后，看到他的事迹，听说他的故事，目睹他在大小荧屏上的风采，聆听歌颂追思他的歌曲，竟能无语哽咽，不能自已？他，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41年，但他的身影却时时在我们身边，似乎从未远离。是什么办法化作总理身千亿，人人面前有总理呢?总理之魂，竟是可以这样充盈天地、浸润万物吗?没有谁的肉体可以永生，但人的精神可以永存，总理用他一生的“大无大有”，让他的灵魂和精神化为浩然正气，永远充塞天地，盈于每个人的心间。 总理的 “大无”有六： 总理的一无是死不留灰。周总理是个只讲奉献，不求纪念，不求回报的人，生时鞠躬尽瘁，死后不留麻烦，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他的遗体化作一捧骨灰，洒到天津、洒到黄河入海口，他的魂魄却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总理的二无是生而无后。中国有数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却没有总理的一个亲生子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终身遗憾，但在中国，又有多少人像敬重爷爷、敬重父亲一样敬重总理？只要是有良心的中华儿女，又有哪人不是总理的子女？总理的三无是官而不显。总理一生始终处于政党、国家和军队最高层，但他有权不私，有名不显，权倾一国，两袖清风，从没谋过一分私利，无论对谁都没有一丝架子。总理的四无是党而不私。50年来，他始终是坚定的共产党人，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却从不谋求个人私利和政绩，他一生托起党的两任领袖，消除了多次党内磨擦和国家危机，避免国家和民族的分裂混乱。如此忧国，如此竭诚，怎能不令天下归心？总理的五无是劳而无怨。他是党和国家的养护人，忍辱负重，受尽委屈，硬是让各方压力，各种矛盾将自己压成了粉，挤成了油，润滑着党和国家这架机器，维持着它的正常运转，他身心交瘁，身体累，心更累，他是活活为这个国家累死的啊！总理的六无是去不留言。总理一生顾全大局，严守机密，弥留之际忍受巨大的煎熬和痛苦，仍然一言不发，临终前只留下一叠白纸，无论多少是非功过，都留与后人评说。本就无我，本就无私，我复何言？我复何言哉！ 总理有六个“大无”，说到底是一个“无私”、“无我”。总理还有六个“大有”——有大智、有大勇、有大才、有大貌、有大爱、有大德。他智勇双全，多少次挽狂澜于既倒；他才貌兼备，让中外无数人为之倾倒；他爱心博大，覆盖国家、人民和整个世界。恩格斯曾说过：“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这话用来评价周总理最合适不过，当他去世时，东方西方，同声悲泣，整个地球都载不动这许多遗憾许多愁。他没有后，当然也没有什么教子格言；他没有遗产，去世时，家属各分到几件补丁衣服作纪念；他没有祠，没有墓，连灰都不知落在何方；他不立言，没有《出师表》可以传世……他越是这样没有，这样没有，这样没有……后人就越感念他的遗爱，他的遗爱，他的遗爱……那一个个“没有”也就越像一条条鞭子抽在人们的心上。鲁迅说，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是命运从总理身上一条条地撕去许多本该属于他的东西，同时也在撕裂后人的心肺肝肠——那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这遗憾又加倍转化为深深的思念。渐渐四十多年过去了，这种思念又转化为人们更深的思考，于是总理的人格力量在浓缩，在定格，在突现，而人格的力量一旦形成便是超时空的。爱因斯坦穷毕生精力，得出一个科学“相对论”：当速度等于光速时，时间就停止；当质量足够大时它周围的空间就弯曲。 我们为何不可以提出一个“人格相对论”呢？当人格的力量达到一定强度时，它就会迅如光速而追附万物，囊括空间而护佑生灵，我们与伟人就既无时间之差又无空间之别了。 这就是生命的科学，周总理还会伴我们到永远。【注：本文“大无大有”部分内容改编自梁衡《大无大有周恩来》，特向原作者致敬！】
隋文帝杨坚：汉朝灭亡后中国经历了漫长而混乱的四分五裂的时期。汉民族陷入了长达三个半世纪的撕杀战乱之中。像仿于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的黑暗时代。东晋时实际中国经过漫长的战乱的汉族已经消沉、疲惫、颓废、迷惘。中国已经接近死亡了，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已不是汉人。而是被汉人称之为蛮夷的民族。因为汉人已没有力气在做战了，强壮的青年大概大多战死，剩下的多是老弱病残妇。没有能力阻止异族的入侵。眼看着中原沃土被外人占据。据《晋书》记载塞外内附有三十万人，入塞匈奴有数十万人，羯族和其它进入中原大地的十九种种族有一百多万人。羯族、鲜卑族是白肤色人种。而这些只是有记载的。南北朝时期，更是各种蛮族大批的进入中原，人数已经多于中原人。就是说入侵者已经占据统治地位，把中原瓜分了。打个比方这要比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大大小小的殖民地严重得多。因为入侵的异族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五胡、十六国乱我中国。这时的中原人已不是汉时的中原人，汉朝的原有人口早已不足的一半。中国开始蛮夷化，比起汉朝完全是一种经济文化的倒退。多年的战乱使中国的文化、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多少百年的文明古城成为灰烬。多少文化宗卷遭焚毁。战国、秦汉时期的艺术基本是看不到了。外来的宗教文化逐渐统治中国，中原大地上到处兴建大大小小的庙宇，供奉着外来的神。外来的佛教已远远的压过汉人推崇的儒教。异族的音乐、舞蹈、佛教的雕塑、绘画完全统治了中国。这时在中国黑暗的历史上出现了一个闪光的名字，一个伟大的皇帝隋文帝杨坚（541—604）。公元581年（大定元年）废胡人建立的周建立隋朝。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同年琉球群岛归降隋朝。他结束了中国长期混乱的局面、征服各族蛮夷使中国又回到了和平年代。隋朝的李德林《天命论》中说隋文帝，“帝体貌多奇，其面有日月河海，赤龙自通，天角洪大，双上权骨，弯回抱目，口如四字，声若钏鼓，手内有王文，乃受九锡。昊天成命，于是乎在。顾盼闲雅，望之如神，气调精灵，括囊宇宙，威范也可敬，慈爱也可亲，早任公卿，声望自重。”初唐的李延寿在《北史》中赞美隋文帝， “皇考美须髯，身长七尺八寸，状貌瑰伟，武艺绝伦；识量深重，有将率之略。”隋炀帝杨广曾这样歌颂过父亲：“高祖文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区夏，拯群飞于四海，革凋敝于百王，恤狱缓刑，生灵皆遂其性，轻徭薄赋，比屋各安其业。恢夷宇宙，混壹车书。”曾孙子越王杨侗这样赞美他，“高祖文皇帝圣略神功，载造区夏。”宋朝的陈普在《历代传授歌》中歌颂道：“北齐后周犹一隅，隋文混一朔南暨。”大儒王夫之赞评道：“隋文之待威也，固以古大臣之任望之；威之所以自见者，亦以平四海、正风俗为己功。”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黄袍加身的皇帝，《读通鉴论》：“开皇元年，隋主服黄，定黄为上服之尊，建为永制。”自隋文帝开始穿黄袍以后，从此中国后代皇帝都穿黄色的衣服了。北齐和北周时期上层贵族都极端排斥汉人，热衷于鲜卑化与西胡化。杨坚先辈武川镇司马杨元寿因辅助鲜卑有功被赐胡姓普六茹，杨坚上台后立即恢复了自己的汉姓，停止了公元500年以来历时80年的军界鲜卑化和公元535年以来历时46年的政界鲜卑化趋势，力行的汉化。杨坚对反叛旧臣、豪强大吏（鲜卑贵族），诛夷罪退，毫不手软。他罢黜了一些没有才干的大臣，包括对自己夺取帝位有功的人，将一些有真才实干的人提拔上来，辅佐自己管理国家政务。隋文帝对平民百姓实行宽仁的政策。杨坚在政权基本稳定之后，杨坚便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了中央和地方的政治体制、赋税、土地制度、法律、钱币、对外关系等方面。杨坚内修制度，外抚四夷，崇尚节俭，勤理政务。“求劳日昃，经营四方”，“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乘兹机运，逐迁周鼎”，“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公元587年（开皇七年）隋灭后梁,公元589年（开皇九年）隋灭陈，统一全国。隋文帝结束了中国上百年来分裂的局面，也结束了中国三、四百年的战乱时代。隋文帝采用长孙晟的“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战略，主要运用和亲拉拢分化突厥，使突厥耗于内战，从而各个击破。公元599年（开皇十八年）突厥内讧，突利可汗奔隋，以突利为启民可汗，筑大利城居之。公元602年（仁寿二年）隋军大破突厥，夺回了河套地区，把边界扩展到阴山以北。杨坚开创的“甲兵强盛”、“风行万里”的大隋王朝，致使“金陵失险”、“单于款塞”。隋的统一标志着胡汉文化嫁接的完成。杨坚拯救了汉文化，因为春秋、汉代的文化典籍因几百年来的混战，因战火焚毁、遗失大半，公元583年隋文帝下诏求书，献书一卷赏绢一匹。“民间异书，往往间出”，“一、二年间，篇籍稍备”。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隋朝藏书最多时有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可大部份图书又毁于战火，唐玄宗时藏书最多时8万卷，唐学者自著28，467卷，唐以前图书只还剩28，469卷，这些图书大部分也难逃战火。多少优秀的学者、多少伟大的著作、多少中国的文明、辉煌都消失在历史的尘霭里，但只要是诸子百家的书还在，只要是儒家经典还能留存，中华文明就不会死。隋文帝杨坚登基后下过这样一道诏书：“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自魏氏不竞，周、齐抗衡，分四海之民，斗二邦之力，递为强弱，多历年所。务权诈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轻俎豆，民不见德，唯争是闻。朝野以机巧为师，文吏用深刻为法，风浇俗弊，化之然也。虽复建立庠序，兼启黉塾，业非时贵，道亦不行。其间服膺儒术，盖有之矣，彼众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维持名教，奖饰彝伦，微相弘益，赖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随化，有礼则祥瑞必降，无礼则妖孽兴起。人禀五常，性灵不一，有礼则阴阳合德，无礼则禽兽其心。治国立身，非礼不可。朕受命于天，财成万物，去华夷之乱，求风化之宜。戒奢崇俭，率先百辟，轻徭薄赋，冀以宽弘。而积习生常，未能惩革，闾阎士庶，吉凶之礼，动悉乖方，不依制度。执宪之职，似塞耳而无闻，莅民之官，犹蔽目而不察。宣扬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学，且耕且养。今者民丁非役之日，农亩时候之馀，若敦以学业，劝以经礼，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岂止知礼节，识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顺者乎？始自京师，爰及州郡，宜祗朕意，劝学行礼。”《隋书》这样说道：“自是天下州县皆置博士习礼焉。”由此可见他对汉文明的复兴起到的巨大的作用……隋文帝统一了币制，废除其他比较混乱的古币以及私人铸造的钱币，改铸五铢钱。“五铢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车书混一，甲兵方息。”度量衡在隋文帝时重新统一。“隋氏混一南北，凡齐、周之故老，梁、陈之旧臣，咸荟粹一朝，成文章之总汇。”北周的法律既残酷又混乱，“内外恐怖，人不自安”。在杨坚掌握北周政权时就曾经进行过改革，亲手删定《刑书要制》，但不太彻底。隋朝建立后，开皇元年隋文帝下令命高□等人参考魏晋旧律，制订《开皇律》。开皇三年,隋文帝又命苏威、牛弘修改新律，删除苛酷条文。《开皇律》将原来的宫刑（破坏生殖器）、车裂（五马分尸）、枭首（砍下头悬挂在旗杆上示众）等残酷刑法予以废除。规定一概不用灭族刑。减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千余条，保留了律令五百条。刑罚分为死、流、徒、杖、笞五种。基本上完成了自汉文帝刑制改革以来的刑罚制度改革历程，这就是封建五刑制。《读通鉴论》这样赞评道：“古肉刑之不复用，汉文之仁也。然汉之刑，多为之制，故五胡以来，兽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惨。至于拓拔、宇文、高氏之世，定死刑以五：曰磬、绞、斩、枭、磔，又有门房之诛焉，皆汉法之不定启之也。政为隋定律，制死刑以二：曰绞、曰斩，改鞭为杖，改杖为笞，非谋反大逆无族刑，垂至于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也。”死刑复奏制度是从开皇十五年形成定制的，隋文帝规定凡判处死刑的案件，须经“三奏”才能处决死刑。《隋书刑法志》：“（开皇）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决。”隋文帝还下诏：“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覆治。”《开皇律》对后世律法影响深远，杨坚修订的法律唐朝都基本上继承了。杨坚废除不合时宜的北周六官（天、地、春、秋、冬、夏）制，北周的官僚体制基本上是效仿原来西周时期的《周官》即《周礼》的形式，很原始、极混乱。六官制，称谓复杂，职掌不明，办事效率低下。杨坚恢复了汉魏时期的体制，基本上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杨坚在中央设立三师、三公、五省。三师、三公只是一种荣誉虚衔。掌握政权的的是五省，即内侍省、秘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和尚书省。内侍省、秘书省在国家政务中不起重要作用。内侍省是宫廷的宦官机构，管理宫中事务。秘书省掌管书籍历法，事务较少。起作用的是其他三省，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都是最高政务机构。内史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审议，尚书省负责执行。这就是后来被唐朝继承的三省制。尚书省下设吏、民、礼、兵、刑、工六部。每部设尚书，总管本部政务。具体办事机构就是这是六部：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和调动；民部，掌管全国的土地、户籍以及赋税、财政收支；礼部，掌管祭祀、礼仪和对外交往；兵部，掌管全国武官的选拔，和兵籍、军械等；刑部，掌管全国的刑律、断狱；工部，掌管各种工程、工匠、水利、交通等。开始的时候，六部叫做六曹，即六个办事机构。六部的长官为尚书。六部的设置成为后代封建国家中央政权的固定制度。三省六部制分工明确，组织严密，加强中央集权。对唐及以后历代王朝影响都十分巨大。隋文帝建立的这一整套规模庞大、组织完备的官僚机构，表明封建制度已发展到成熟阶段。自隋定制，一直沿袭到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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