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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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风雨
昨天的风雨
———我所经历的“文革”、1968（长篇纪实/上部）
19666R.J.Rummel ;
&&&&&&&&&&&&&&&&&&&&&&&&&& 昨天刮了一阵风，
&&&&&&&&&&&&&&&&&&&&&&&&&& 昨天下了一场雨。
&&&&&&&&&&&&&&&&&&&&&&&&&&&风紧，
&&&&&&&&&&&&&&&&&&&&&&&&&& 雨急。
&&&&&&&&&&&&&&&&&&&&&&&&&& 躲也躲不过，
&&&&&&&&&&&&&&&&&&&&&&&&&& 避也避无处避，&&&&&&&&&&&&&&&&&&&&&&&& & 我们行走在风雨里。
&&&&&&&&&&&&&&&&&&&&&&&&&& 风已停，
&&&&&&&&&&&&&&&&&&&&&&&&&& 雨亦去，
&&&&&&&&&&&&&&&&&&&&&&&&&& 天还是那片天，
&&&&&&&&&&&&&&&&&&&&&&&&&& 地还是那块地，
&&&&&&&&&&&&&&&&&&&&&&&&&& 天地间没有留下它的痕迹。
&&&&&&&&&&&&&&&&&&&&&&&&&& 不知道什么时候
&&&&&&&&&&&&&&&&&&&&&&&&&& 风雨还会再现？
&&&&&&&&&&&&&&&&&&&&&&&&&& 不知道他是否会
&&&&&&&&&&&&&&&&&&&&&&&&&& 抹去我们的记忆？
&&&&&&&&&&&&&&&&&&&&&&&&&& 昨夜喝了一顿酒，
&&&&&&&&&&&&&&&&&&&&&&&&&& 昨夜做了一场梦，
&&&&&&&&&&&&&&&&&&&&&&&&&& 糊涂酒，
&&&&&&&&&&&&&&&&&&&&&&&&&& 荒唐梦，
&&&&&&&&&&&&&&&&&&&&&&&&&& 酒苦强下咽，
&&&&&&&&&&&&&&&&&&&&&&&&&& 夜长梦不醒，
&&&&&&&&&&&&&&&&&&&&&&&&&& 我们昏睡在梦中。
&&&&&&&&&&&&&&&&&&&&&&&&&& 酒已消，
&&&&&&&&&&&&&&&&&&&&&&&&&& 梦亦醒，
&&&&&&&&&&&&&&&&&&&&&&&&&& 人还是那些人，
&&&&&&&&&&&&&&&&&&&&&&&&&& 境却不是原来境，
&&&&&&&&&&&&&&&&&&&&&&&&&& 时过境迁人又有新梦，
&&&&&&&&&&&&&&&&&&&&&&&&&& 不知道什么时候，
&&&&&&&&&&&&&&&&&&&&&&&&&& 旧梦又重现？
&&&&&&&&&&&&&&&&&&&&&&&&&& 不知道我们会不会
&&&&&&&&&&&&&&&&&&&&&&&&&&&再回昏梦中？
（1）“文革”前，我在人称“清华、北大摇篮”的K市高中读书
&&& 一九六六年六月，我十八岁，在H省K市第一高级中学读高三。当地人们习惯称这所学校为“K市一高”。是当时H省的一所重点高中。所谓重点，人们也都理解为因升学率高而受重视。的确，能够进入这所学校读书的学生，应该说大多是初中各校的尖子生，比如我所在的六六届学生，是按五比一的比例录取的，五个里录一个，可见入学之难了。因为学生入学时学习成绩起点高，加之这所学校有一批精英老师和较好的学习环境，三年下来，通过高考升入大学的学生人数总比其他几所高中多，这也就不奇怪了。所以，作为这个学校学生，总是感到底气很足，自信心很强，也很自豪，所以人称K市高中为“北大、清华的摇篮”。同学们平日里很高兴把印制有“K市第一高级中学”的校徽别在胸前，而别的学校的学生则很不喜欢这样做。
（2）学校对我们这一届学生寄予厚望
&&& 应该说，一九六六年对于K市高中来说是重要的一年。因为省市教育部门在上学期开始就为K市高中设计了蓝图，当然主要在升学率方面。可能是由于上一届，亦即65届学生升学率未能如愿的缘故（这其中的原因是因为1965年在大学录取中过多地要学生家庭成分“合格”，但恰恰K市高中65届学生许多“出身不好”，学习成绩很优秀的学生因此未有学上。影响了升学率），据说，1966年国家教育部门在这方面做了一番修改，有了一些松动。这使得K市高中的校领导似乎看到了翻身的机会。于是，从学期开始，学校就采取了许多措施，激励学生在1966年能在高考中有大的作为，即使不能都考上一流大学，也要在全省总的升学率中名列前茅。
&&& 学校首先组织了一批往届升入名牌大学的尖子生回校做报告，介绍自己以往的学习经验。
&&& 第一批回校做学习报告的有四位；一位是考入清华大学的男生，姓申，，是原来学校学生会学习部的部长。他的主要心学习得就是要下苦功夫。他说，学习的效果就在于平时的积累，水到渠成。所以，他平时就是利用点滴时间，多记多背，有时还开夜车，但总的来说，并没有给我们多深的印象。
第二位，是升入哈军工的一位，也是位男生，这一位看上去虎背熊腰，气势不凡，原来是一位省级运动员。说实话，我很羡慕他。因为他不但学习好，还多次在省、市田径运动会上为学校争光，是位品学兼优的市级三好学生，他的主要经验是养成好的学习习惯。
&&& 令我羡慕的是另外两位，他们同时考入了同一所学校，即北京航空学院，这是我心中早已向往的学校，说起来你可能回会感到可笑，我之所以非常羡慕这所学校，是因为我曾经从从某份画报上看到，这所学校的学生都是穿了由国家统一发放的全身蓝色夹克装为校服的，那种神气真叫人眼馋。当然，学校是培养航空技术专业人才的，能进入这样的学校，当然都是优秀人才，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一年后我才知道，我的这种想法太天真了。许多优秀分子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即使你有多大的能力也是进不去的。当时的学生家庭身份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家庭出身为工人、农民、革命干部等所谓“出身好”的学生档案，这些学生可以报考机密专业学校，如北航、哈军工、北京二外等。而二类档案是指出身相对好一些的小手工业者、中农、小商贩的学生档案，可以报考一般机密专业院校，如各工业、轻工业、交通等院校。三类档案是家庭有问题，但不是大问题，如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等，可报考师范、普通大学非机密专业。四类档案是指学生家庭有重大历史问题的这类学生。考得再好，也不能录取。每年都有这样的学生，考分很高，但上不了大学。不过，这次来校作报告的不是“蓝夹克”而是绿军装。学校也按部队建制，红领章、红帽徽，更令人羡慕，因为在那个年代，解放军战士更是青年学生心中的偶像。不过他们的报告也没有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学校的这种举措，确实是起了作用的，高三同学在1966年初就立下了志向：一定要考所心中向往的大学上，并且似乎人人志在必得。
&&& 学校采取的第二项措施，就是把一些经验丰富的老教师调到高三来任教，因为他们有了多年升学辅导的经验，能驾轻就熟。尤其是他们各自有在教学方面教赢得学生敬佩的教学手段，更使得学生得到心理上的自信心。
第三项措施就是从下半学期开始，就提前完成学业，转入复习和测试。这个学校的档案室藏有许多套经众多专业教师多年分析、研究、整理的试卷，现在叫做模拟试题，加之在往年高考基础上的猜题和押题，从另一方面确保了升学率的提高。
&&& 从学期开始到5月份毕业考试，这中间曾经有三次测试，每一次测试都是模拟高考。比如用吹号来代替铃声，设严格的监考制度。应该说，66年上半年开始K市高中的学生已经登上了高考的战车。
（3）这时的学校生活还是井然有序的
&&& 尽管学习生活很紧张，但是学校并没有忘记以文体活动来调节学生的课余生活。学期开始学校就组织了全校春季运动会。高三学生也不例外都参加。因为当时有“学习好，身体好，品德好”的三好要求。表现突出的学生可以免试直接报送入大学。我们班的体育委员是学校篮球队的队长，他在校春季运动会三级跳远不但拿了第一名，还破了校记录，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水平。若不是后来发生的“文革”，他极有可能保送到北体大。由于他在篮球比赛中运球姿势优美而有效，大家叫他赵运球，可惜他在后来的“文革”中受了强刺激，患精神病，多次自杀未果。
（4）我们已经通过了毕业考试，只待高考
&&& 这年的四月下旬，我们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考试。虽说是毕业考，可这次出题的内容，方式是按照高考式样出的，可以看出这是学校有意识的引导我们步入高考战场。学习成绩出来后，学校校长非常兴奋，我们从我们班班主任吴老师(一位资深的数学老师)口中得知，校长认为，若按这次毕业考试推测，7月份面临的高考，成绩肯定比去年强，学校打翻身仗绝对没有问题。所以，同学在议论填报志愿的时候，胃口都很大。当然，也有成绩不如意的，这多是来自农村的学生，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他们平时成绩就上不去，多有自卑心理，如来自某县的王某，干脆就准备领了毕业证回家务农。我心仪的学校是北京航空学院，那时我还不会想到，几个月之后，文革中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吃惊的发现，即使那年没有发生“文革”，我心中的梦想也不会实现，当然不是因为学习成绩。这件事我将在后面提到。
&&& 毕业考之后，为了能更好的加强分类辅导，学校开始分文理科填报。我从班长那里得知，我们班在填报的过程中，全班40人有39为填报理工科。只有1人报文科。据说他希望就读的学校是北京外交学院。
这就是老周，我们班团支部组织委员。后来在“文革”中，他成了全校闻名的一支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在多种场合的辩论与演讲中，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外交才能。
（5）高考备战，我们胸有成竹
&&& 五月上旬，高三学生进入了紧张的高考备战阶段。班里没有了教师上课，只有科任教师辅导。同学们都制定了自己的复习计划，全部三年的功课，要在这一段时间里全部翻过来看一遍，也够大家伙儿“吃”的。为了促进复习效果，班里推广了学习委员李某（我们以后叫他“眼镜李”，因为他是高度近视，佩戴的眼镜片很厚）的学习方法。老李是我们这一届学生入校考试总成绩的第一名。他个子较高，大概在1.75米左右，人很瘦，看起来很文弱，平时也不爱讲话，但是一讲话来却常让人惊奇。他知识很广博。同学们有时有争论不休的问题，就让他评判。你尽管放心，他说出的结果可以有百分之一百零一的正确。他的学习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善于总结。关键是脑子好使，过目不忘，谁比得了？大家伙都认为，他是未来科学家的材料，他有一个哥哥就是在北京中科院工作的。不过他的家庭成分是小手工业者。同学们猜想他的父亲一定是个精明的商者。老李的数理成绩一直是班里的前几名。老师们都很喜欢他，不但是理科教师，文科老师也一样。尤其是政治课沈老师，沈老师当时50多岁，是一位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教师，他给我们留下较深印象的是讲辩证法。他讲辩证法中“坏事可以变为好事，好事可以变坏事”以他自身为例，说他年轻的时候为寻找生活饭碗曾热衷于投考国民政府的盐务官，可是由于时间错失，未能如愿。当时还很苦恼，不得已和后来的同学结伙去了延安，参加了革命，成就了他今后的前途，坏事变好事。他每讲此事的时候都很兴奋，却不知自身的故事却会给他在文革中的遭遇留下祸根。他最得意是，在分析当时印尼局势中苏加诺与印尼共产党艾地的关系时，曾联系“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问题，让同学们预测印尼政治走向，结果我们班学习委员眼镜李提出，“当形势发展到会侵害他们的阶级利益时就会反目，去收拾艾地一伙共产党人”，事情的发展果如所料。196 年月，印尼果然发生了苏加诺政府迫害共产党人的事件，艾地神秘失踪！老李也因此出了名。但是老李不会想到，一个月后，“文革”开始后受到的第一个冲击着，不是“走资派”，也不是被成为“牛鬼蛇神”的教师，而是他。
（6）风雨初现，我们并无强烈感觉
&&& 1966年上半年，当社会上激烈争论关于京剧《海瑞罢官》是不是大毒草的时候，对学校的触动并不大，因为在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纪讲，月月讲，天天讲”大形势下，文化界不只是争论一出海瑞戏，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到底忠不忠？京剧《谢瑶环》以及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是不是毒草？等等都在争论之列。许多文化、历史学者涉入其中。对于当时的高三学生，大家起初只是看热闹，心中想的最多的还是高考。因为高考时间很快就要到了，三年寒窗，高考一搏，大家最大的希望还是升学。谁也不会想到文化界的争论背后还有那么大的背景，还有那么严重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大家都觉得，社会上的斗争离我们学校还很遥远。
&&& 可是，5月16日，中央发布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516通知”。当许多同学还是一头雾水的时候，教育部门又发布了“停课闹革命”的信息。这时候，同学们沸腾了，因为大家明白了。这个所谓的“停课”，也就是推迟了“高考”的时间，紧张的复习马上会停止。高考一搏，不复存在。大家多少日子的付出顷刻就会冷却。
&&& 面对这一现实，同学们起初大多表现了沉默，只有少数人兴奋异常，他们多是班上的干部和学习成绩不佳、对升学不报希望的学生。当然也有抵触者。眼镜李就是其中一位，当团支部书记在课堂传达了《通知》时，眼镜李脱口嘟囔了一句：“净耽误事，马上高考了，考完了再说不行吗？”这句话恰恰被团支部一位姓冯的组织委员（我们以后称他冯组织吧）听到了，冯组织立即予以反击：“党中央的指示我们要无条件执行，谁反对我们就要和他斗争到底。”这一句话的效力灵验得很，顿时教室里鸦雀无声。冯组织原来是位很随和的同学，大家平时还喜欢与他谈心，尽管做为团的组织委员，三年来班里只发展了三位团员，大家对他有意见，但他平时和颜悦色，同学们并不责怪他，怎么也没想到他会当众有那么大的脾气。他的话起到了威慑作用，我们隐隐约约感到一场新的政治运动来了。
&&& 果然，很快，学校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委员会，成员是学校和班上的干部，然后，分班分组讨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义，都要表态。学习讨论接连进行了两天，眼镜李还在会上做了检查，虽然团支部原谅了他，但对他的言论做了严厉批评。起初许多同学还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对讨论并不热烈，而听一些关心世事的同学讲社会新闻。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与哲学系另六位教师（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在北大食堂共同张贴《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被毛泽东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大字报全文，全国上下兴起了造反运动。我们班也在班里共青团员和班干部、活动积极分子带动下，全班同学召开讨论会，人人表态，纷纷表示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
（7）校园里出现了第一张“大字报”
&&& 低年级同学最先在校园内贴出大字报，表示要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字报”这一形式，最早出现在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后经领导人肯定，认为是人民群众参与阶级斗争的较好方式推广到社会，人人可以使用，既可以表示自己的决心，抒发豪情壮志，也可以表述揭露或谴责的情绪，至于所表达的情绪所产生的效果，谁也不会去考虑从法律方面的去评判。
&&& 低年级同学动起来了，二年级、三年级同学当然不会示弱。紧接着，高年级同学也纷纷表态，革命运动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但据我所知，三年级相当一部分同学尽管贴了大字报表决心，心中是有抵触情绪的。但是在“革命潮流”的涌动面前，谁敢螳臂挡车?
&&& 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指令。
&&& 什么是“牛鬼蛇神”，当然是坏人。可是具体的对象是什么人，权威不告诉你，只说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地”指地主，“富”是富农，这两者是农村的产物，城市的学生对乡间事知之甚少，没见过。就是“反革命分子”，同学们也只是在电影中看到，“反右派”斗争发生在1957年，那时候同学们都还小，对“右派”也没有清楚的概念。至于“阶级异己分子”，同学们就更弄不明白了，这里的阶级当然是指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可是无产阶级的分子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自己还不明白，异己分子就更不用说了。
还是革命小将有办法，可以查呀！查历史，查档案，离我们最近的就是学校的档案室。那里面清清楚楚的记载着学校里每个教职员工的过往历史。
&&& 于是，同学们开始对学校档案室进行了革命行动。按照规定，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档案不经上级部门批准是不可以动的，档案工作人员是有严格的纪律的。为坚持纪律，档案室一位李姓老师不让同学们进。可这个时刻，在气势汹汹的众小将面前，他岂不是自不量力。起初，同学们还只是拉拉扯扯，推推搡搡要钥匙，两分钟过后，就是一场武戏开打。一阵推搡之后，档案室门开了。于是，“牛鬼蛇神”很快现了“原型”。
（8）“牛鬼蛇神”被揪出来了
&&& 第一个被作为“牛鬼蛇神”揪出来的是一位高一年级的语文老师，姓魏，年级约50多岁，他个子不高，却肥胖。走起路来步履蹒跚。他是地主出身，加之平时爱在教师中间开玩笑，比如，他说过今天要吃那个人的腿，明天要吃那个人的腰…….在农村参加劳动时怕苦，嫌在农村吃饭吃得不好，农民生活很苦，还说五年大跃进干了不少蠢事，三年自然灾害饿死许多人等。平时在教学中，还说过来自农村的学生学习成绩差，脑子笨，要对他们“分槽喂养”！于是他很快就被愤怒的农村学生拉到在课桌垒起来的临时台子上批斗。
&&& 接着，二年级同学也以很快的速度，就出来了第二个“牛鬼蛇神”。这是一位英语老师，他的罪名是出身资本家，崇洋媚外，向同学宣扬“外国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说他平时只说外国语，“会几国语言，就是中国话说不好”。他不但被揪上台挨批斗，头发还被同学用剪子剪去了一半,说是“还他的真面目”：半土半洋。
&&& 第三个被批斗的牛鬼蛇神，是校图书馆姓范的一位50多岁女教师。她是复旦大学图书系毕业，平时工作很负责任的。比如说，图书馆规定，学生每人限借两本书，一周之内归还。范老师执行得很严格，若是还得迟了，她总要厉声说几句。其实我理解她的用心是好的，希望图书尽快周转，让同学多看书。对于有的她喜欢的学生，她很宽容，可以借三本，无形中也得罪了一些人。她是上海人，有南方妇女爱干净、爱打扮的习惯，这当然更引起了农村学生的反感。于是理所当然的成了同学发泄的对象。
&&& 同学们似乎都象是服了兴奋剂，谁也不明白到底是为了什么，把过去一向认为很不错的教师迅速推向“阶级敌人”的一方，理由就是他或她出身不好，还或许是说了一些不符合“革命形势”的话。
这个时候的学生经过多年的思想教育，做到了对党、对领袖的无限忠诚，只要是党和领袖说的，要求做的，一定要做，并且要做好，否则就认为是不忠。但是在细节上，在具体的问题认识上，没有任何社会经验。
这个时候的社会秩序包括学校里的秩序没有任何的规范，只有“革命”的要求。只要是被认可“革命的”，一切都可以做，否则就要坚决推翻，彻底打倒。
&&& 这个时候，学校里同学们信奉的是一种常备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大家的所有言行，都要用语录去判断对错，因为我们行动的指南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 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没有告诉我们具体做些什么，怎么做，所以就只有让同学们自己去评判。
&&& 形式的发展异常迅猛，连多数同学们都想不到的事也会发生：一直被认为学校最优秀最受欢迎的政治教师沈老师也被揪了出来。即使他在政治课讲课中成功地引导学生分析到了印尼政变，高明地传授了马列主义的辩证法和阶级分析法，也没能逃过自己眼前的一切。他在一次授课中讲辩证法中的“坏事可以变好事”。以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做论据，说自己年轻时曾想考国民党政府的盐务官，结果因错过了报名的时间未能参考，当时非常懊恼，可是这又是一件好事。正是没有考取盐务官，他才和同学一道去了延安，参加了革命工作。说当时若考取了国民党政府的盐务官，如今定然成了“改造对象”，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上？但是他没有想到，有同学没有在意他的“坏事变好事”，而发现了他“想投靠国民党”！这还了得，尽管你去了延安，参加了革命工作，这才是地地道道的革命队伍中的投机分子。
&&& 政治课教师老沈的被揪出，在同学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原因就是阶级敌人就在我们身边。“他们常常披着革命的外衣，剥去他们的外衣，狐狸尾巴就会露出来”。
&&& 刹时，学校学生以极大的兴趣开展了“挖阶级敌人”的行动，各个年级都在行动。一夜之间许多老教师成了隐藏的“地富反坏”分子，有的是“封资修”的鼓吹者。一些年轻教师则是走白专道路的急先锋。
学校80多位教师，几乎有一半成了批评对象。
&&& 可笑的是，一个在学校里工作了多年的食堂大师傅也被揪出来了。引发原因是一位同学说他平时给学生打饭，女生给得多。尤其是盛面条，男生面少汤多，女生却不是这样！当然，更理直气壮的原因是，经查实，这个炊事员来自农村，家里曾经是地主。果然，这名老炊没有几天就被老家的人把他抓了回去批判。
象是燃起了干柴，别的班都点着了。唯独我们班没有动。我们班被认为是保守的班，遭到了别的班的同学的讥讽。
&&& 在这种烈火的燃烧和激流的涌动中，没有行动是不行的，很快我们班的几位激进人物就出动了。
&&& 最先革命的是我们班团小组长邹学武和语文课代表牛小伟。这两位平时在班上就是活跃分子，邹学武是我们三年来发展的三名共青团员之一，后来居上，成了团小组长。牛小伟则是在公共场合非常喜爱表现的一位，他文章写得好，从初中到高中，作文比赛屡屡得奖。在他们二位的鼓动下，我们把斗争的锋芒对准了我们的班主任。
&&& 我们的班主任姓吴，是一位50多岁的老教师。这是一位平时同学们都很敬重的老师。他平时很庄重，不苟言笑。但是，授课却很专心，很认真。平日里我对这位老师很有好感，这是因为他对我的帮助很大。大约是一年级时，他就教我们代数课。由于他是外地人，讲课中常常地把英文字母A读成“埃”。一次上课他提问我，我答不出，就自找理由说是老师把A说成“埃”我没有听明白。下了课，他很郑重的找到我，很诚恳的感谢我提出了这个错误。而这这后，我们竟发现，他真的不再出现原来的读法，这令我很感动。还有一次，是我无意中解了一道数学作业题，用的方法很简便，而他在备课中使用的方法却很繁杂。当他发现了之后，把我叫到教研室，得知我是自己在未看任何参考书的情况下独自做出答案的之后，他当着众老师的面兴高采烈地夸奖我，给我印象极深。原先我数学基础并不是很好，在这之后，真的是他的夸奖鼓励了我，使得我在理科知识方面投入了激情，学习成绩上升很快。以至多少年后我竟还成了教授理科的教师。
&&& 吴老师是那天晚上被揪上批斗台的。所谓批斗台就是在操场上用10多张课桌临时拼凑在一起的高台。和他一起被揪出的还有七、八个老师，其中还有一个较年轻的女教师，罪名是平时不关心政治，走白专道路，还爱穿戴，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时候，我们的头脑都是一片空白，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有什么理直气壮的理由，在革命就是一切的气氛里，人们似乎只剩了一根神经。
&&& 批斗吴老师的时候，有人领着喊口号。让他交代问题，他嘴唇哆嗦着，声音很小，不知讲些什么。其实大多同学心里都很清楚。他平时除了讲课，是个少言寡语，很拘谨的人，绝对不是爱倒弄是非的人。很快，我们发现他小腿也开始抖起来，他身体很弱，我们班同学也都知道的。兴许是台上揪斗的同学感觉到了这一点，就大声喊：“吴**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是当时非常流行的阶级斗争标准口号。接着，就用力按了按他的头，让他“滚回去好好交待”。
&&& “滚回去”的地方是一间腾空了的教室。里面铺了草，有几张桌子。凡是被揪斗了的人员，就送到这里，不准回家，就在这儿写书面交待材料和揭发他人的大字报。里面已经住了许多人，有二三十个，有同学在这个教室门上又贴了一副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横批是“牛鬼蛇神窝”。
（9）“牛鬼蛇神”游街示众时也闹了笑话
&&& 就在批斗了吴老师的第二天，低年级革命小将策划了一起全校牛鬼蛇神大游街，这也是他们从外校学来的经验。据说，h大学的百余名教授级大牛鬼蛇神已经搞了两次大游行，所以我们这块被资产阶级争夺的热土地里，若不搞这样的革命行动，革命群众是不答应的。
&&& 于是，我们的牛鬼蛇神也被集中起来。他们之中有男有女，有老也有少，最大的是一位数学老师，姓韩，一头白发。其实，三年级同学很喜欢他讲课。虽然他没有教过我们，但他的名气很大，在市里还是市里教学协作小组的组长。他脖子上被挂了牌子，上面写着“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最小的二十出头，是一位化学女老师，外地人，操南方口音，是低年级的课任老师。突出的印象是平时很干净整洁，正因为如此，她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臭小姐”，也被人挂了牌子。
&&& 最显眼的是语文组胖子魏老师和图书馆范老师，两个人被剪了“阴阳头”，头发被剪得一片一片的，非常狼狈。
&&& 为了加强“牛鬼蛇神”大串游的出行效果，有革命小将不知从那里找了一面鼓，挎在二年级一位姓张的地理老师脖子上。张老师原来是一位语文老师，很活跃。平时吹拉弹唱样样都出色，后来学校开设地理课，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教师，让他试一试，结果大受欢迎，就改行教了地理课。他的罪名是写了首“反动& 诗”。诗的内容是“高/苗条/看戏好/穿衣不少/下雨先知道/死了棺材难找/无奈何把头锯掉/下辈子可别长恁高”其实是一首传抄搞笑诗文，但被认为是映射谩骂伟大领袖，因为毛主席的个子就很高。于是被最早一个投进了“牛鬼蛇神”窝。他也是这次大串游的队长，要走在最前面。
&&& 张老师脖子上挎了鼓，有革命小将把一根粗树枝给了他，命令他拿了当鼓槌。而还有两个破洗脸盆交由被剃了阴阳头的魏胖子和范老师各拿一个当作锣，也是竹棍作为槌。于是，让队长领着在校园里开始串游。
行走了几步，有革命小将就要求锣鼓敲起来。这时发生了可笑的一幕：这本来是一场恶作剧式的人格侮辱，偏偏受辱的张老师反而大声嚷道，敲什么点儿啊？
&&& 围观的革命小将轰地笑了起来，霎时间又止了。这是何等场合，我们隐隐感到牛鬼蛇神们心中的无言的反抗！
&&& 说心里话，这之中有很多是我们平日里很敬佩的老师。他们曾经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的积累浇灌过我们的心灵。我们甚至在多年以后的学习、生活、工作中还模仿着他们的动作和习惯。他们曾经在我们心中留下了许多神圣，深深地刻在记忆里，一辈子都不会抹去。可是在那一刻，我的思维都似乎被神圣的“革命”吞噬了，迅速站在他们的对立面上，行动上对这些曾经辛勤培育过自己的园丁，既无情更无耻。当然，我相信，在大多数同学的心灵深处更多是无奈。
&&& 多年以后，我分析这之中的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对革命、对领袖的无限崇拜。正如当年流行的口语所述“领袖的话句句是真话，一句顶一万句”，领袖的话谁能不听，谁敢不听！二是革命气势所然。全国、全省、全市、全校都在呐喊，这种大大气势可以使一个人的神经错乱；三是青年学生的自我堤防能力十分脆弱。在是非模糊的时刻，常常会以“左”的面孔出现，以表现自己是革命的激进派，并采用激进行为，以表示与敌对势力划清界限。
（10）矛头指向校党支部
&&& 革命烈火熊熊燃烧，很快遍及各个角落。有同学提出了批评校党委书记的大字报，说学校追求升学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党的书记有不可推脱的责任。这大字报的作者，就是我们班的团组织委员老冯。
&&& 老冯的大字报贴在学校办公楼很显眼的地方，立刻引起了全校同学的关注，同时也博得了许多同学的支持，张贴了从其他角度如对农村籍学生不尊重等方面的批评党支部的领导不到位的大字报。
&&& 然而，这一情况仅仅持续了一天。过了一夜到第二天早上，忽然间办公楼墙上又贴满了反击的大字报，有的还用大字写着：“绝不允许把矛头对准党的领导，谁反对党就砸烂谁的狗头！”
还有一群低年级的同学拿了棍棒，要冲入我们教室找老冯算帐。
&&& 老冯脸色煞白，团支部书记老田找他说话，他表示要在班上做检查。
&&&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关键时候，我们班团支部宣传委员老周，就是那个要报考外交学院的老周，在和另一位兰考籍的同学老戴在反复研究了权威报纸发表的社会主义要“牢牢把握斗争的大方向”一文后，坚定地对老冯说，老冯你不要怕，是他们错了，你没有错，这次革命的重点就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学校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谁？就是书记和校长！
（11）揪斗校长，“革”与“保”的争斗
&&& 老冯最终决定，不在团的生活会上做检查，反而在老周的督促下，联合了位新介入的同学一道写了第二张炮轰校党党支部的大字报。
&&& 几乎是同时，一、二年级也有很多同学贴出了支持的大字报。他们可能都认真学习了社论，政治嗅觉迅速增强。竟然象经历过多次运动的革命前锋们一样走到了运动的最前列，成了革命的造反派。
&&& 而这时的我，还有两个女同学小韩和小谢，却不幸成了保守派。因为我们总觉得那位作为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的陈某，怎么看不象是坏人。
小韩和小谢是我们班女生中比较活跃的人物。小韩原是L市高中的学生，1965年才转入我们学校，她是个敢想敢说敢做的人，但在同学眼里，她给人的印象似乎有点儿孤傲。小谢则和我是多年的老同学，初中时候我们就是同学，只是不在一个班，那时候她是学校的才女，作文特别棒，在老师和同学中名气很大。她们两位坚定地认为，陈校长是一个关爱老师和学生，情系教育事业，而且是尽职尽责的优秀学校领导。
&&& 是的，陈校长在这所高中已工作多年。从我们进校时，他就是这里的校长。他在我们作为新生入校时做了一场报告，给我印象很深。并不是因为报告内容，他报告的内容我已经记不起了。但是他讲话时的那种神态，他的诚挚、坚定、热切和朴实，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平时说的都是鼓励我的话，我嗅不出阶级敌人的火药味。在我们平时的学习生活中，他多次到我们教室里，和我们交流，我从感情上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 所以，在老冯、老周他们再次联名书写炮轰党支部，要揪出我校走资产主义道路当权派陈**时，我没有签名。于是，我顺理成章当了保守派。而女同学小韩和小谢却比我勇敢得多，她们二人旗帜鲜明联名书写了观点完全相反的大字报。
&&& 老周找到我，对我说：“你在班上是少数派，虽说真理常常在少数人手里，也许你是对的，但是我们要和你公开辩论，否则你就要改变观点。”
&&& 我说我是从感情上觉得陈校长不是阶级敌人，他做校领导一直关心着我们，他所做的都是同学们认可的，而且全国各地都一样，你能说，学校的校长都是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
&&& 老周根本不理我说的那些，那天下午他和老冯拉着我去办公楼前看大字报，并说和我在公开场合召开辩论会做公开辩论。
&&& 我没有去看大字报，因为小韩和小谢已经告诉我，她们决定改变观点了。原因是除了有人列举了陈校长的十大罪状后，她们还得到了一条消息，非常有震撼作用：陈校长出身地主，虽然16岁就参加了革命，而且很快还担任了他老家所在的那个县的县武装大队长，但后来，在他的父亲的一再劝说下，他交出了枪支，退出了县武装队，又重新到学校读书。这段历史虽然已经向党组织做过交代，组织下过结论：“限制使用”，在他当K高中校长时，已经是国家十四级干部，属县团级，但不管怎么说，他历史上曾经背叛过革命队伍，现在谁还敢保叛徒！
&&& 陈校长历史上是叛徒的事情，对我来说是沉重的一击；我一向印象很好的校领导竟然是叛徒！所以，也用不着老周拉我去辩论，我立马也改变观点，成了造反派。
这件事情似乎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为什么象陈校长这样的人还能安排到重点学校当校长，这样的安排当然是可以说明这一部门也存在严重的问题。这样的推测当然很快就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市委组织部。
&&& 其实，当K市高中的造反者们持着这一思路奔赴市委组织部时，已经晚了。位于古城东北角的K师范学院造反派早已冲进并把它砸了个稀巴烂。他们在揪了K师范学院最大的走资派院党委书记之后，已经冲进市委要批判市委书记徐学龙。我们学校校长是叛徒的事情就是师院的造反派们透露给小韩和小谢的。
（12）揪斗市委书记，我们班制造了新闻
&&& 小韩和小谢是我们学校第一个到市里联系“革命造反”的。小韩和小谢也是我们班第一个走向社会，用自己的行动表明自己是走在革命最前列的小闯将。尽管她的“保”与“革”仅仅是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之后，她们代表我们班为K市高中做出了在当时来说是十分抢眼的事，让别的班同学狠狠眼馋、妒忌了一次：在市里造反者的带动下，她们把当时的市委书记徐学龙“勒令”来校做检讨，这在学校引起了轰动。
&&& 那是一天上午10点左右，市委书记徐学龙在当时的市委办公室主任赵某，市委组织部长张某等一行人的簇拥下来到我们班教室，我们早上给他们安排好桌凳，外班同学听说市委书记到我们班来了，都很惊奇，纷纷拥了过去，刹时教室内外被围个水泄不通。
&&& 对话是在市委办公室主任赵某和小韩之间开始的。办公室主任首先表示道歉，说这几天许多单位都要求徐书记回答革命群众提出的问题，所以未能及时来校和革命小将见面（其实他们是很难来的），然后小韩代表大家提出了三个问题，即：一、市委对我们学校批斗运动持什么态度？二、为什么把校长这样有严重问题的干部安插在教育部门；三、市委对出现的问题做深刻的检讨。于是，市委书记徐学龙对上述问题一一作答。
&&& 市委书记表示对学校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可是说到启用校长陈的事情却道不知情。市委组织部长张赶忙补充，说陈的历史问题都已交代得很清楚。他退离革命队伍时，年纪小，才16岁。另外，他是把枪交还给了党的地下组织，没有向敌人泄露秘密，没有给革命造成损失，后来又重新参加了革命。因为之后学了师范，所以分派到校任职，按照党的组织纪律，是限制使用，组织上已经结论，所以没有按阶级敌人处理。并表示可以按同学们的要求撤换。
&&& 组织部长张的回答还没有完，围观的同学中竟然有人大声喊口号：“打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达到资产阶级保皇派”，有一部分同学也响应跟着一起呼喊。气氛显得很紧张。市委办公室主任赵连忙表示接受同学们的批评，对这个问题要做出检查，小韩于是代表大家要求三天之内做出书面检讨。
&&& 可是三天之后，大家要求给予的书面材料没有得到，因为就在这件事情发生的第二天，师院造反小将冲进市委，将市委书记徐戴上纸制高帽子，脖子上挂了大牌子，拉上大街游行。以K市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总后台的罪名批斗后看押。
&&& 至此，K市各个大中院校的一把手基本上都被揪了出来。罪名或者是“牛鬼蛇神的黑后台”，或是“走资派”，或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保护伞”等等。各个学校校园内也都出现了热闹的场面，由走资派率领众“牛鬼蛇神”游街，而师院的队伍最长，其中有许多教授、专家，当然都是“反动学术权威”，据说有二三百人，好一个浩浩荡荡的牛鬼蛇神大军！(未完待续)
（13）受北京红卫兵影响，K市中学生杀向街头
&& 北京传来了新消息，8月22日，首都中学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在“破四旧”（即“旧思想、旧道德、旧观念、旧风尚”）、“砸烂旧世界”的呼喊声中，杀向街头，吧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把带有封建迷信意识的庙堂都毁了。把老字号的“全聚德”招牌也砸了，把所有街道都换成了有革命味道的革命街，如“东方红大道”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北京”，这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报导了“红卫兵”的伟大功绩。第二天，全国各大报刊也都以头版头条给予报导，《人民日报》发表了《好得很》的社论，很快，史无前例的“破四旧”运动燃遍全国。
&& 我们也闻风而动，杀向街头。同学们自编了文艺节目上街演出。我也创编了一段“三句半”，而且被选作宣传表演节目：
&&&& K市有个“王大昌”（商店名称），
&&&& 还有“卧龙”和“城隍”（都是街道名称），
&&&& 土街东边是教堂，
&&&& 呸！阿里八脏！
&&&& 旧思想要改变，
&&&& 旧制度要砸烂，
&&&& 兴无灭资大旗举，
&&&& 造反！
&&&& 帝王将相，江湖大盗，
&&&& 才子佳人，鬼怪神妖，
&&&& 这些坏书不能容，
&&&&& 烧！
&&&& “包耀记”、“王大昌”，
&&&& “晋阳豫”、“乐仁堂”，
&&&& 旧招牌落下来，
&&&& ZANG！（方言：砸的意思）
&&&&&鼓楼街改名“东方红”，
&&& “万芳春”改名叫东风，
&&&& 马道街改成反修路，
&&&& 咦，真中！
&&&& 阶级敌人说过分，
&&&& 越说我们越有劲，
&&&& 什么粗暴和狂妄，
&&&& 谬论！
&&&& 马列主义放光辉，
&&&& 毛泽东思想咱捍卫，
&&&& 革命的造反精神，
&&&& 万岁万岁万万岁！
&& &没有想到，外校的同学比我们行动的还要早，待我们杀向街头去造旧世界的反，他们已经获胜归来。他们把古城K市现有的神堂庙宇砸了个遍，连街道上、胡同里，一些院门上的“进士第”招牌都砸掉了，更不用说古城有名的老字号。他们的行动干净、利落，待我们去搜寻的时候，满眼皆是一片狼藉。听说K市十四中学的小将连五十米高教堂钟楼上的十字架都打秃了，成了一根直棍。这件事倒使我们班的文革领导小组得到启发：在离我们学校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处教堂。这是一所规模不大的天主教堂，说是里面供有“圣母玛利亚”等许多塑像。由于地处偏僻，还无人问津。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事不宜迟，要马上行动，晚了将会被别的战友抢去！上午我们得到的消息，中午经班领导小组同学确认，下午即付诸行动。
&&& 大约在下午两点半左右，我们结伙来到位于火车站附近的目的地。先是演出编排好了的“破四旧、立四新”节目，召来了许多看热闹的居民。节目中有熟悉这里的同学找出派出所和居委会的人员。
我看到班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老田在和他们在交涉。但是派出所和居委会的人表示他们不便更直接地干涉，只能暗示。其中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用手指了指向北的方向，我听到老田大吼一声：“同学们，跟我走！”同学们便蜂拥而前。居委会的一位妇女，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给我们准备了几根手腕一样粗细的木棍。于是，几位顺手抄了去，有的提着，有的扛在肩上。
&&& 这是一座不大的教堂，门锁着。同学老孙一脚踹了过去，门哗地开了。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景象使我们都很惊讶：那时我虽然对各种宗教门类知道得不多，但我还是知道天主教与基督教的不同之处的，因为我小学时候一位要好的朋友家是天主教的，他告诉过我，说是天主教堂的供象中间是圣母玛利亚，而基督教供奉的则是耶稣。这次我看清楚了，这是一座天主教堂，因为迎面显现的是三尊圣象，中间的是一位妇女抱了一个婴儿，当然是圣母玛利亚无疑了。使我很惊讶的是雕像竟那么逼真，仿佛真人在我面前。她仪态端庄，面容诚善，神圣的仪容确实震撼了我，似乎有一种力量在向我呐喊，“谁也不能伤害她”。这时我们才知道，居委会主任给我们准备的木棍是冲着他们的。
&&& 我不信神，但是十几年的学校教育却还是教会了我们如何区分善与恶，面对着这三尊美轮美奂、似有生命的塑像（那两尊我记不得是什么人了）和我们手中的棍棒，这是一场善与恶的较量，尽管我们手中握着打击用的凶器，但是我们谁也没有认为是在行恶，这是因为，有时候，即使是你面对天使，倘若有一个人在喊，“她是恶魔”，加上有一个权威的声音在引导，“她是披着羊皮的狼”，那个不知所措的人也会迷失判断，做出超常的选择，这种情况常常出现。
&&& 因组织委员老冯第一个挥舞大棍，冲向前去，只听砰的一声，圣象烂了个洞，一个美丽的头像就不见了，又见到啪啪几下，脚下已是烂碎的彩色石膏片。同学们也开始挥舞手中的棍棒乱打猛砸，没有器械的同学则用手扯拽。刹时，刚才的一派神圣变成了眼前的一片狼藉，没有“敌人”反抗，也没有人惋惜。这时候的人都麻木了，脑子里就是一个声音：“破坏旧世界”。
&&& 我手中也有一根木棒，但是我当时没得下手，一是有人比我下手快，二是我真的不忍下手。这倒不是说我具备有很高的思想境界，而是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普通的贫穷的家庭中，我母亲从小就教我爱惜家中的器具，尽管那些器具都已破旧不堪，而这眼前的却是如此的华贵。我真的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我还有一个小小的举动，多少年以后还不会忘记：在我们撤离教堂时，在杂乱的瓦砾中，我捡到了一本书，打开看，是诗歌。匆匆地看，写得很美。那是一本小书。我忽然有一个念头，藏进衣兜里带出去，可是最终没有敢。多少年后，我在浙江余杭镇的一所教堂里，从牧师手中得到过一本“圣经”之后，我才知道，那正是“圣经”诗篇中“赞美诗”的一部分。
（14）砸教堂之后的行动是抄家
&&& 城中仅有的几座教堂很快被发了疯的中学生们捣毁了，还有几座庙更不用说也再劫难逃。摆脱了学习生活的学生此时仿佛服了兴奋剂，在“先破后立”的社会舆论之下，发扬“砸烂旧世界”的精神，似乎要把所有的东西毁掉。每天都可以看到街道或学校的空场上在烧毁古旧书籍与字画扁牌、雕有龙凤福禄的家具，还可以看到散落的古代瓷瓶陶罐的碎片。二中的一位姓武的学生，说是家中老祖在清朝做过大官，“明三暗四”的住房中藏有众多的古董，该学生为表示“革命行动”，造了自家的反，主动揭发并带领众多“革命小将”闯进自己的家，不但喝令自己的老父亲跪地请罪，还把房子抄了个底朝天。那一次可以说是“战果辉煌”，据说抄出的“有毒”物品，整整装了两大卡车。
&&& 要毁的都毁了，要砸的都砸了，要烧的都烧了，这之中有许多珍贵的文物使人心痛，可是众多的革命小将哪懂得这些，哪管他这些！他们只听权威的声音，只知道权威的报刊文字。
（15）“文革”插曲：夏收夏种去兰考
&&& 学校的“牛鬼蛇神”已经横扫完了，“走资派”也揪斗得差不多了，城里城外的“四旧”也都几乎砸烂个稀巴烂，正当大家伙疑惑下一步将要干什么的时候，权威报刊发表了社论：夏收夏种农忙季节来到，要求大中学生下乡帮助农民收割麦子。学校文革领导委员会也收到通知，要求立即组织人员下乡。虽然当时有人提出异议，说这是转移阶级斗争的方向，但只要是国家报刊上要求做的，都是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学校还是立即行动组织下乡劳动。于是，校园里暂时恢复了平静。
&&& 我们学校帮助夏收夏种的地点是兰考县。
&&& 这个县曾经是H省或者说是全国的样板县，因为这个县曾经出了个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他在任时率领这个县的数万农民抗风沙、治盐碱，为改变贫困而病死在工作岗位上。他的事迹在经报刊广播报导后感动了全国数亿人民。可是，当时，这个县还是H省的穷县之一。但这个县的文革运动搞得也正凶，后任的县委书记还曾经是焦裕禄的战友，也被揪了出来。有一派要保，说是“革命的好领导”，另一派要批斗，说他是他阴奉阳违，背叛了焦裕禄和兰考30多万农民，闹得不可开交。
&&& 我们的任务很明确，只帮助收割，不参与运动。也许这种“不参与”的安排是脱离了阶级斗争的政治要求的，可是很奇怪大伙儿谁也没有表示异议，我想兴许是同学们在一阵疯狂之后都需要得到一种远离骚闹的心的休息。
&&& 那时候学校教职工和学生支援农村夏收夏种是每年都有的内容，国家教育部门也宣传说这是知识分子走”又红又专”道路的必修课。其实，农村机械化程度低，一到农忙时，彰显劳动力不足是重要原因。然而对于学生来说，经过多年的教育和熏陶，都将这件事情作为改造世界观，政治上求取进步的一种表现。每逢这个时候，都会争先恐后地表示积极参加，且在劳动中极力表现自己。
&&& 正当我们准备好行装即将前往的时候，学校突然发生了“文革”运动以来还没与发生过的事情。
&&& 出发前一天的下午，学校里突然出现了两个身着绿军衣，腰扎款皮带，袖子上戴着红袖标的女孩子，从头发上两个冲天炮似的的小刷子辫辫判断是初中学生。但是，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我们知道是外地的学生。正巧这时候被称为“牛鬼蛇神”剃了阴阳头的语文老师魏胖子正在监督劳动，在校园里打扫卫生，两个小将快步走到他面前，从腰间解开宽皮带，二话不说，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猛抽。魏胖子还没反应过来，鲜血已经汩汩地冒了出来。他痛苦地抱头倒在地上。在旁的我们学校的学生个个愕然，两个小将却扬长而去。虽然，我们也已经经历了批斗“牛鬼蛇神”的场面，但是还没有发生过流血的行为，最多也就是推推搡搡，用脚踢的都很少。两个外地女小将开了个头，为我们学校以后的斗争方式——大打出手树立了鲜活的榜样。尽管从内心里说，大多数同学并不想这样。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两个女孩子是从北京来的，北京那边早已血水四溅。为使北京的丰功伟绩传向四方，首都的学生已经北上南下，开始全国大串联。
（16）田间地头，我们班同学自己互相斗
&&& 我们参加农村劳动的地点是赵垛楼公社，这是一个很穷困的公社，所谓公社就是现在所说的乡镇。我们班所去的生产队在赵家村，全村都姓赵，只有几户外性人家。
&&& 按照原来的安排，我们应该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但是“同住”的问题，由于不便往各家各户安排，于是男生便统一安排在一件空房，地上铺了草，把自己带的被褥铺上即成，而女生则另安排一处。“吃”则是被安排到各家各户每两个同学到一家。我和曾经是我们班小组长的大刘（我们以后叫他组长刘）分配到一家姓赵的人家。这是由班“文革”领导小组分配的。分配的原则是，凡“黑五类”出身的同学，必须到贫雇农的农户家中用餐，以便接受阶级教育，而灰色家庭成分的同学，则到中农或中农村民家中用餐。学校统一向各家各户交粮票和费用。
&&& 老赵家是一户上中农。老赵年龄有四十多岁，看上去是个很朴实的人，对人也很热情。他老婆年纪和他相仿，还有两个孩子，都很小，在上小学。去他家之前，班文革领导小组负责人一再告诫我们，这一户是中农，不要和他们多说话。可是见了老赵，总觉得他对人很亲热，不理人家总觉得心里对不起，所以我和组长刘商量了，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总不能热脸对个冷屁股。
&&& 我们到老赵家的第一天，就吃到了全村最好的饭：用小麦面和高粱面混合制成的花卷，白面（即小麦磨成的面粉）糊拌了葱、盐、油的菜。因为全村的早、午、晚饭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玉米糊涂（即粥）和煮的白薯，午餐加了些咸菜。这是生产队长告诉我们的，因为这一天老赵家里办周年（即为故去的老人祭奠）。应老赵的要求，我用毛笔给老赵家写了一副对联，以装饰办事的气氛。内容忘了是什么了，总之是当时政治气候歌颂祖国之类的。可是后来班领导小组的五红子弟王方片知道后，总是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似乎是在说，不是让你们少和他家接触吗？
&&& 管他呢，我和组长刘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们的劳动非常简单，就是用镰刀或铁铲把地里熟透的麦子收割了，放在地边，然后再有人捆好了，抱到或扛到打麦场上去。这种活儿城里的孩子平时是不干的，所以一干起来个个汗流浃背，腰酸腿疼。可是，谁也不甘落后，因为我们在多年的教育熏陶中，知道要在劳动中锻炼自己，同时也要无声地表现自己，这也是政治上要求进步的一种表示。
&&& 眼镜李是同学中身体最差的一个，但是他在劳动中丝毫不示弱。他穿了一件白背心被汗浸透了，他的白晰的皮肤被热辣辣的太阳光晒得通红，有同学劝他歇一歇，他拒绝了，他需要用辛勤的劳动弥补他在“文革”开始时表示不满的表现，否则谁都会担心将来毕业时会留下什么不好的政治结论。
劳动开始后的第二天，吃过晚饭。同学们被召集到麦场上，按照惯例开展“三忠于” 、“早请示、晚汇报”活动。“三忠于”活动就是要忠于党，忠于领袖，忠于革命。“早请示”是在开始工作之前结合当天的工作学习毛主席语录，“晚汇报”则在结束一天的劳作之后，对照毛主席语录找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毛主席语录》是人手一册必备的精神武器。
&&& 大家列好队伍之后，发生了一件令人非常尴尬的事情。语文课代表老牛（为方便，我们以后称他为牛课代）和团员老邹（为方便起见，因为他是班上三年来发展的第三个团员，我们称他邹团三）联合提出抗议，说不能和“黑五类”子女一起向毛主席他老人家汇报。这事来的突然，班领导小组成员经过短时商量后，表示可以分开。于是，全班唯一一位三代血统工人出身的老杨（我们以后称他为杨三代）代表班领导小组发布命令：红五类出身的同学站左边，黑五类出身的站右边，其他的都是“灰五类”的，留在中间。
&&& 杨三代的话现在就是圣旨，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这并不是说他在我们班有那么高的威信，相反，他平时学习成绩平平，有几次期考还不及格，也没有什么特长，他在班里普通平常，如果不是讲家庭成分，大家也许会忘记这么一号人，可是，这时候恰恰是“红色恐怖”刚刚袭来的时候。
&&& “红色恐怖”是从北京开始的，月间，当“横扫”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北京工业大学一个叫谭立夫的学生在万人大会上提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得到红五类子女的欢呼，认为是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至此，“黑五类”分子们不但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连同他们的子女也开始遭受同等待遇。许多“文革”初期一同响应伟大领袖号召起来造反的“黑五类”子女被从红卫兵组织中清除出去，不能再和“红五类”子女享有相同的革命待遇。外地人到北京一下火车，就有人问你成分是什么？若是红五类出身，什么事都好办；若是“黑五类”，就要“滚他妈的蛋”。
眼前这一幕正是北京剧本的再现。
&&& 我们班文娱委员老李（我们以后称他为李文娱）是资本家出身，父亲曾开过工厂，到文革前期还是市政协委员兼某工厂厂长，是市级名人，这是大家全都知道的。于是他低了头，默默离开队伍到了右边站着。接着，又有几个出身不好的跟了过去，大约总共有七八个。班团支部书记小徐也跟了去，我们原以为她出身红色家庭呢，现在才知道她也是地主出身。
&&& 然而，站在左边群体的人员也不多。除了杨三代，还有班长老尹（我们以后称他尹班长），他父亲是部队医院院长。还有来自兰考农村的老李（我们以后称他李兰考），来自市郊的学生老王（我们以后称他王郊区）。他们两位都是贫农出身。工人出身的只两位，一位是同学老郑，他父亲是三轮车工人，家庭贫寒。老郑平时待人也很诚恳，乐于助人。我们大伙平时喜欢和他交往（我们以后叫他郑三轮吧）。再一个就是我的好友老张,他父亲是印刷厂老工人，他象棋下得好（我们以后叫他张象棋）。除此之外，还有女生杨丽莎和男同学孙高堂。杨丽莎的父亲是师院院长，高干，而孙高堂的父亲是老工人。
&&& 对于我个人家庭成分的填写，至今没有一个权威部门给于确定的答复。我祖父为贫农，这是毕业考试之前，学校教务主任为落实政审结论，专程到河北省武清县（现为天津市武清区）我的老家调查的结果。可是我父亲小时务农，读过几年小学，他十几岁是时到天津一家商铺当学徒，后又经同学介绍到当地政府救济署任职员，又因为他学习过电报翻译，经介绍到冯玉祥的部队里任译电员。几经辗转，解放前夕在省政府电务处任译电员。所以在以前填写家庭成分是，我都填旧职员。
&&& 按班文革领导组的要求，我应属灰五类，是站在原地不动的一群。我左右看了一下，这一类是多数，包括支部宣传委员周团三也在其中。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农出身。还有冯组织，他父亲是是一个大型工厂的干部，为何又站其中？
&&& 我正纳闷老冯的这一选择，猛然间听到刘课代和周团三大声呵斥：“杨丽莎，你爸爸是黑帮，你到右边去！”
&&& “我不是，我爸爸是十三级革命干部！”杨丽莎情绪很激动。
&&& “你骗谁！你爸爸是黑帮，已经挂牌游了街！”
&&& “杨丽莎站那边去！”有人附和。由于杨丽莎平时穿戴很出众，不同一般家庭，人缘不是很好。几乎没有人为她争辩。
&&& 杨丽莎流泪了，她好像感到很无助，也无奈。只好低头走了过去。
&&& “孙高堂也过去！”是周团三的声音。周团三是我们班学毛著积极分子，对于任何活动一向都很积极。
&&& “我为什么过去！我父亲是老工人，不信你可以去问！”
&&& “你爷是地主！”
&&& 这是一闷棍，孙高堂登时不语，是的。那个时候阶级成分要“查三代”，三代之内只要有一个是“黑”的也不行。
&&& 孙高堂无奈，也很生气，极不情愿地离队。没想到紧跟其后，尹班长也跟了过去。他自我解释说，我爷爷也是地主。
&&& 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事情。
&&& 同学们似乎也觉到这岂不是成了闹剧。因为老尹是班文革领导组的主要成员，他去了黑五类队伍，谁来主持今天的“晚汇报”？
&&& 同学们哗然，低语议论。还是杨三代为大家伙解了窘。他说，“今天就这样吧，每人回去自己学习。明天上午还在这儿集合！以后的活动由“五红小组”领导!
&&& 文革小组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五红”小组。
&&& 那天晚上，同学们睡得都很晚。大家躺在草铺上讨论我们班到底有几个真正的红五类出身。议论的结果，只有两个。一个是杨三代，父亲、祖父都是血统工人；还有李兰考，三代贫农。其余都不纯粹是。历史课代表老史说，若是查五代，说不定他俩的祖爷爷还是为朝廷服务做官的呢！再查十辈，没有一个干净的！说到这里，就听到小秦那边因为白天吃了一肚子红薯，还喝了凉水，肚子憋不住嘭地一声放了响屁。大伙儿哄然大笑。老史说，你别不满意，我知道你爷是资本家！老史的话有像是释放了安静剂，大伙儿忽然又沉默了。若是往年，这种场合是很热闹的，可今天不同了，大家都像是有一肚子的心事。
（17）“造反队”悄悄在行动
&&& 我们的夏收劳动时间原定是两周，就在劳动快要结束的时候，一天吃过晚饭，看见六班的林浩义匆匆地向我们走来。
&&& 他们班是在邻村劳动，来我们这儿干什么？
&&& 他见了我，很远的地方就打招呼，“老曹，我就是要找你！”
&&& “有什么事，还不回校再说！”我说。
&&& 小林是我的初中同班老同学，一同考入K市高中。我们初中的那个班的同学一同考入K市高中的学生共10人，其中我分在一班，二班有一人，三班3人，六班5人。他是六班的。平时我们很少见面。
&&& 小林个子不高，但人很聪明，文章写得很好。他父亲是我市一个行政区的区委书记，几个哥哥都是国家干部，只有他，平时嘻嘻哈哈，到了高三，才在父亲的干预下勉强入了团。他很崇拜鲁迅。他从鲁迅文章中学到了很多幽默和冷嘲热讽，同学们平时喜欢和他聊，却又都怕他的嘴损，他很会捉弄人，后来在文革中成了一个造反派组织的主要负责人。
&&& 小林告诉我，他想问一问我们班孙高堂的情况。因为孙高堂想参加他们的造反组织。
&&& 小林说，他和低年级的3个同学成立了名叫“红卫战团”的造反组织，孙高堂也报名参加。但是他们对孙高堂的情况不太了解。同时他也希望我能参加他们的组织。
&&& 我说学校的“文革”运动不是由校革委领导吗？
&&& 他说，校革委执行的是错误路线，班领导小组也是一样。他们打击出身不好的同学，搞“红色压力”是错误的。要从班级、学校解放出来，不要再受他们的约束。
&&& 他还告诉我，当我们从学校来兰考的时候，他们就有同学自作主张乘车去了北京。才知道北京学生都到外地搞串联去了，K市也来了许多北京学生，他们在串联各地的造反派联合起来。
确实，“洞中一日，世上百年”。K市这个小城消息真够闭塞的，兰考农村更不用说。两个星期的时间，世上竟发生了好大的变化。
&&& 小林带来的消息果然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因为我们班“文革”领导小组也处于瘫痪状态。自从老尹公开自己是地主出身后，他似乎没有了过去的那种精神儿，也在不愿意出头露面。杨三代倒是想代理，但他平时在班上学习成绩差，也不求上进，多次扬言毕业后回汉中老家参加工作，做什么事情都很消极，所以威信不高。更要命的是，前两天，他在村边小树林旁，碰到一个在田里劳动的小女孩，看四周无人，从裤裆里掏出小鸡鸡对着人家，被小女孩家长告状，班里老史等人知道后追着要揍他，被批评后送回K市（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班里活动开始放任，同学中有的开始议论回校要“脱离”班级闹革命。
&&& 虽然，我们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但和农户的关系却是越来越融洽。应该说，这是多年“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的结果。从初中开始，我们几乎每年都要在农忙的时侯被安排到农村和农民一块劳动。通过这一劳动过程，缩短了我们和农民的距离。我们学会了怎么和农民相处。一般来说，他们对我们的表现都会很满意。比如说我和组长刘在老赵家，我们每天到他家去吃早饭，都会提前去帮助他们家打扫院子、担水。中午或晚饭时有空就帮助他们的孩子学习功课。我们这样做不是学校要求必须这样，而是从思想深处觉得就应该是这样。所以，老赵家，包括他的老婆、孩子对我们都很亲切，能很好地相处。
&&& 在赵坉楼的日子里，我们还遇到了一位从K市区下乡落户到兰考农村的青年画家，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他，在我童年的时候，我曾和他的弟弟张挺可是好朋友。从他弟弟那里我知道他那时已经创作了几本连环画书，其中有一本名字叫《七小英雄捉特务》，记忆犹新。他不但能画人物，山水和花鸟也都很出色。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就曾经在K市举办过画展，可是由于出身不好，没能上大学，最后去了一家区办工厂。为了能在绘画方面取得更大成就，他选择下乡。希望能在农村选择素材搞创作，以取得艺术成就，改变生活环境。我们看了他的素描速写稿，都很敬佩。可是，这之后，我们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直到“文革”结束，才从他弟弟那里得知，他落户农村后，生活没有保障，过得很拮据。求助无果，直到最后“文革”结束，知青大返城市，才重又回到城市他原来工作的单位。他手捧了一颗年轻的心，花费了几年时间，最后又回到了最初的出发点。
（18）离开赵垛楼
&&& 八月下旬，我完成了夏收任务，离开赵垛楼。
临行，我们的感觉很复杂。虽然短短半个月时间，我呼吸了农村的新鲜空气。和淳朴的农民相处，便我们感到心情的舒畅。而谁会知道我们年轻的同学群里，正在你争我斗，叫人紧张得透不过气。虽然，发生在我们学生队伍的事情，村民们并不清楚。在他们看来，对待我们就应该是真诚地对待所有的青年学生。不管你是“红五类”、“黑五类”或者其他，也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反差的对比下，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我们，忽然觉得普通的农民老乡们的可亲可爱。
&&& 当拉载着我们的汽车将要离开村的时候，我们看到全村的男女老少来送行。我们看到了老赵和他老婆匆匆赶来。有几个女生和村里的姑娘话别时突然失声痛哭，引得大家伙眼里都浸了泪。老赵眼睛也湿了。他希望我和组长刘以后有机会来玩，我们点了点头。这种场面以后多少年我再也没有经历过。
（19）古建筑，新战场
&&& 和呼吸农村的新鲜空气不同，一回到市里，我们便感受到了浓浓的火药味儿。大街上凡是有空墙的地方都贴满了揭发、批判的大字报。和“炮轰××”、“揪出××”的大标语。经常见到打着旗帜、呼喊口号的游行队伍。位于市中心的鼓楼附近更是热闹非常。这里成了造反派与保守派较量的主战场。
&&& 鼓楼是古城K市的古建筑之一，建于明代洪武十二年（1379年），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初建时还有一座钟楼，鼓楼和钟楼在地理位置上应该是遥遥相对的，然而历史的风沙雨雪、水火冰霜早已把那座钟楼冲洗得一干二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鼓楼，真正意义上是清代的建筑。即是如此，由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炮火“洗礼”，鼓楼的楼层也不存在，只剩下一座长约40米，宽20米、高10米的孤零零的台基，台基的中间有三眼孔洞，中间通汽车，两旁两个空洞行非机动车，外边两侧则是行人过道。由于它的四壁空墙面积巨大，成了巨型标语和大幅大字报的用武之地，贴在上面三十米开外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古城K市从古到今都是文学家书法家辈出的地方，若排除观点对立、是非的争论，单观文章的精妙、书法的优美，鼓楼其实是艺术展示的圣地，可惜的是那时的文章中字里行间充满了枪炮声。最可观的是鼓楼上的论辩会，因为鼓楼的楼层已不存在，形成了一个面积很大的平台，所以，上面可设置大型广播器。几个大喇叭响起来，方圆三四里地方都可以听得到。这里成了两派，即“保守派”、“造反派”唇枪舌战展开较量的好战场。每天傍晚，听师范学院两派的辩论，成了古城K市的一大景观。因为两派学生的辩手都是中文系、政治系等文科专业的高材生，知识广博，引证准确，思辨精巧，口才绝好，对决高潮迭起，常常引得鼓楼四周围观人潮掌声、喝彩声不绝。那阵势绝不亚于多少年之后的大学生专场辩论会。我相信从鼓楼上面走出的辩手，若不是“文革”这场谁也左右不了的政治狂潮，他们都会是工作中的优秀人才。
（20）“战斗队”、“造反队”如雨后春笋
&&& 运动进展很快，已经到了走出原单位，形成系统部门的大串联。各种各样、各个类型的“战斗队”、“造反队”纷纷登台。我们学校原来的“文革委员会”也四分五裂。其中的红五类子女和各班的五红小组成员联合起立了“红卫兵”战斗队。他们制作了队旗，仿照北京红卫兵组织，印制了红底黄字的红卫兵袖标，每人一个，戴在左胳膊上，显得神气异常。这也使得非五红弟子们非常眼气，更加上红五类红卫兵组织派了代表去北京参加毛主席检阅，更让非五红子弟心里不平。尤其是那些如杨丽莎、孙高堂一类，父辈是“红色”而祖辈是“黑色”的同学。果真有这样的同学，经过私下秘密串联，打破班级，跨班、跨年级成立了数个“造反队”。老林的“红卫战团”即是其中一个。只不过他成立得最早，是K市高中先知先觉的一个。
&&& 我们班老冯是我校最早炮轰“党内走资派”，贴出大字报的第一人，在学校知名度很高。周宣传在紧要关头，以敏锐的政治嗅觉，主导了斗争的方向。这一次又及时做出了关键性选择。他组织串联了二班和六班的几位同学，成立了“红旗战斗队”，并推举老冯为主要负责人，在学校产生了巨大反响。由于老冯在校有号召力，红旗战斗队很快聚集了各个年级的人员，形成了一支力量不同一般的战斗集体。
&&& 各班同学纷纷声明“踢开班级闹革命”，由“校革委”和“班领导小组”统一领导的文革运动领导体制解体了。
（21）我成了“自由战士”
&&& 我和张象棋、眼镜李等人也接连在教室后面的墙壁上贴出声明：“退出班级”、“到革命的大洪流当中去”。
&&&& 我成了“自由战士”。
&&&& 和我情况相同的还有好几位。他们有的立马加入了“红旗战斗队”，有的则被“红卫兵战斗队”拉了进去。
加入“红卫兵战斗队”的大多是班上的班干部，他们从心理上觉得，这支由原“校革委”和“各班领导小组”组成的队伍，比较正统，可靠、规矩。
&&&& 而相比之下，别的组织大多是由一些在班里面思想较活跃、不太守规矩，或者是由一些学校“害群之马”组成的，好像不太被信任。不过真正意义上谁也算不上“革命”或“保”。因为在我们学校，“党内走资派”一早就落马，谁“革”谁“保”谁也说不清。大家后来都把“红卫兵战斗队”称为保守派，大概因为这支队伍的人员大多数为学校或班级干部以及“三好学生”。当然，这些人都是学校领导眼中的佼佼者。如今“文革”运动中受冲击的是当权派，当然，原来的佼佼者理所当然地要被理解为反对造反者，亦即保守派。
&&& 社会上的情况也是这样，出现了保守派和造反派。保守派的队伍也几乎都是原单位的干部、优秀员工，“红旗手”等等。而造反派的队伍则大多是不被单位看好的人员。有的甚至有这样那样的“政治疤拉”。
&&& 然而运动发展的趋势却是对“造反派”有利，因为伟大领袖号召起来“造反”，说“造反有理”。虽然说是造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但依靠谁来推动这一运动的深入?当然不是保守派。这样就引起了是非观念的极大混乱。一方面，传统的优秀人员在群众心中还是优秀，另一方面，造反派是响应伟大领袖起来革命。更加之许多单位走资派还不能验明正身，需要让群众的烈火烧一烧，不知是不是真正的走资派。这样的革命与造反的模糊标准，造成了亿万群众的思想混乱，模糊不清。人们在汹涌澎湃的洪流中不知所措。
&&& 文革运动开展的方式是：“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但说实话，从文革开始，我仅贴过一张大字报，还是一张“保”的大字报。那是为了“保”一位姓王的政治老师，他是我们二年级时候对班主任。他政治课讲得很好，很受同学欢迎。因为他当时很年轻，才从大学毕业，时间不长，年龄和同学们相仿，和同学们关系很融洽，大家有真心话愿意和他谈。有时候也会在周记中（每周写一篇感想心得之类的记事交与班主任批阅）向他表述。有一次我写了一首诗给他，题目是《致病魔》，诗中写到：
&&&&&& &你叫我老老实实地向你投降，
&&&&&&& 我偏要做彻底顽强地反抗；
&&&&&&& 你叫我万般依地做你的奴隶，
&&&&&&& 我偏要新月地在自由王国徜徉；
&&&&&&& 你耻笑我骂我是一棵枯松，
&&&&&&& 我偏要给你看我生活得是如何象样！
&&&&&&& 病魔啊病魔，
&&&&&&& 你认错了人，
&&&&&&& 认错了对象，
&&&&&&& 站在你面前的不是一块豆腐，
&&&&&&& 乃是一块真钢！
&&& 这是一篇表述自己决心与病魔斗争的感言，王老师看后很有同感，他在我的周记本上当即回了一首名为《对恶魔的宣言》的诗。诗写道：
&&&&&& &它叫你投降，
&&&&&&& 你定要反抗；
&&&&&&& 他叫你做奴隶，
&&&&&&& 你偏要自由徜徉；
&&&&&&& 他笑你是枯松，
&&&&&&& 你定要坚强；
&&&&&&& 他说你是豆腐，
&&&&&&& 你要做真钢；
&&&&&&& 必然王国它是主，
&&&&&&& 自由王国你是王；
&&&&&&& 他是恶魔要你死，
&&&&&&& 你持钢刀将它亡！
&&& 为激励同学奴隶战胜病痛，他自己多次抄了这首诗给别的患病同学。这本来是很值得称赞的事情，可是文革开始后，有同学却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开了他这首诗，说是黑诗，并上纲上线说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顶十分吓人的政治帽子，但却竟引得许多人附和。因为当时王老师是学校领导培养的接班人，被认为是校长书记的红人，是培养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有必要澄清这首诗的背景和事情真相。
&&& 这不是什么黑诗，而是师生间就某个生活中出现的问题的正常交流。无限上纲把王老师说成是阶级敌人是没有根据的。
&&& 于是，我写了一份澄清事实的大字报贴到学校办公楼一个显眼的位置。这件事很快平息了，王老师没有因为这件事受到影响。他不但没有被打倒，而且在运动后期被作为教师中表现优秀的进了三结合领导班子，真的成了校领导。由于工作出色，还当了一阵局领导。这是后话。从我本人的性格习惯看，我也是过多的偏于思想保守，闯劲不足。然而这并没有影响我成为造反派。我脱离班级后，和张象棋、眼镜李一道参加了红卫战团——就是前面说到的林浩义他们成立的造反组织。
&&& 最先提出这个建议的是张象棋。张象棋原来也是被我们班列为五红子弟的。但是后来不知是谁打报告说他有一个姑姑在台湾，还来过信，有“海外关系”，于是被清除出红五类。他心里很窝气。他知道我和“红卫战团”的负责人老林是初中同学，关系也不错，就拉了眼镜李和我一同参加。
&&& 我毫不犹豫地相应这个要求，一是因为林浩义已经同我讲了几次，希望我参加；另外，在上次询问孙高堂的情况后他专程找我，说拒绝孙高堂参加他们的组织，因为孙高堂平时品行不佳，在同学中口碑较差。而他们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各班表现不错的，于是我对红卫战团产生了一定的好感。
&&& 可是我想错了，我和张象棋、眼镜李在加入了这个组织的第二天，就又退了出来，重新成为自由战士。原因是，按张象棋的说法，林浩义他们也在执行反动路线，他们依然在讲红五类、灰五类、黑五类。张象棋参加加入红卫战团后，重新被承认为五红子弟，成为红卫兵；我和眼镜李不是红五类，只能当红外围。重新划类，这使得我们很气愤。又加上把我们三个人分三个部门，张象棋分往联络部，我是宣传部，而眼镜李分往战斗小分队。这也使我们很不愉快。尽管老林一再挽留，我们三人还是表示退出，最后不辞而别。
&&& 学校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战斗队如雨后春笋，令人眼花缭乱。有的两个人就能够组成一个战斗队，占一间教室，拉过两张桌子就是办公室。
&&& 正当我们犹豫不定，选择加入哪一个队伍时，一则消息令我们眼前一亮——
&&& 为使文革往纵深处发展，让革命小将经风雨见世面，北京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指示，全国大中专学生可在全国范围进行大串联，可免费搭乘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
&&& 这真是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这就意味着，我们也可以和那些正牌的红卫兵一样去北京，去全国各地。当然是参加革命的“斗批改”，或者是“取经”，不过顺便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不是不可！
我们再也没有心思去选择什么战斗队，以自由兵的名义更好。因为入了队，还会有更多的约束。
我和张象棋，眼镜李商定，什么队也别参加。先到北京去一趟再做考虑。他们能去北京见到毛主席，我们为什么不能！
&&& 我们决定一道儿外出“串联”。
&&& 外出手续很简单，到校办公室开张证明即可，没有人敢阻拦。
&&& 我们很快开具了证明信，但是在临出发时，眼镜李变了卦。他的老妈说他身体不好，没出过远门，坚决不让出行。
&&& 少一个就少一个吧，两个人也行。虽然我们也都没有出过远门，但是我们胸有成竹，我们自己相信自己！
（22）想去北京，却到了上海
&&& 我们踏上了飞驰的列车。
&&& 可是我们没能如愿向北行驰去北京，而是往南去了上海。因为往北京的人太多，上不了车。而南行还能勉强挤上车。我们身不由己，不能选择。
&&& 车站象一个喧嚣的集市，人山人海，拥挤不动，正常的旅客已经被热气冲天的各路革命小将挤压得似乎可以省略存在。涌动的人流已经不能正常从列车门口进入，而是从列车窗户爬入，像是往里面投入一个沉沉的布袋。
我们也是从窗口爬进开往上海的列车的。里面已经挤满了人，大部分是南下的学生，口音多是北京和东北的。
没有空余的座位，过道里也是人挨人，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我们被挤到了洗手间，旁边就是厕所，刺鼻的气味叫人作呕。整个行程不能吃，不能喝，无法去厕所，所有的人都在坚持着。路上还有人上车，车里的人则坚持不开门、不开窗，任凭外边高声叫骂。
&&&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远行，一直站立着坚持到上海，这次旅程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
&&& 上海市组织机构在接待串联学生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设立了许多接待站，只要拿了介绍信往接待站登记，就会安排前往不同的接待点。当然了，需要排队，有人已经排了一整天了。
&& &我们被安排住进上海第一医学院。按照规定，每人每天交半斤粮票两角钱就可以吃住一天。但是要离开要提前三天告知，可以免费给你预定车票。
&&& 头一次来到大城市，什么都感到新奇。宽阔的街道，高耸的楼房，迷人的外滩，繁华的商店。然而我们还是选择了去高校。因为我们关心的还是“国家大事”。因为伟大领袖告诫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我们先后去了复旦大学、外语学院和戏剧学院。复旦大学印象最深。因为学校开辟的大字报区格外醒目。大字报水准高，篇篇可以成为登载在报刊上的论文。观点明确，论据确凿，语言鲜明生动。按照过去语文课堂上老师讲的作文要求来对照，可以说篇篇都是好文章。当然，现在主要看观点的正确与否。可谁又知道谁是谁非，两派各执一词，都称真理在自己一边。
&&& 令人惊奇的是，有大标语惊人地提出，“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还把奇字专门写成了狗字，还打了叉。把斗争矛头指向国家主席，这是在我们那个古城小市还从没有听到过的，我们感到了运动的升级。
&&& 在上海戏剧学院我们则看到了文化界的另一面。学院的大字报多是揭露“戏霸”、“反动权威”的私生活的，这使得那些来自全国各地涉世不深的年轻学生们感到惊奇，特别是提到了一些全国的名演员。
&&& 有大字报提出了赵丹。赵丹是当时全国有名的大明星，“故事”也特别多。但是他是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的人员，为了看赵丹的材料，在猎奇心的驱动之下，我们又去了“天马”电影制片厂。果然在那里看到有一个专揭赵丹的专栏。其中有一份材料揭发说，赵丹在导演电影《青山恋》时，曾经给两个青年演员说戏，他引导说：“两个青年男女单独在一个房间里会做些什么呢？”结果是两位演员在演戏过程中发生了“亲昵”行为，即现代年轻人不以为怪的搂抱行为，被说成是“流氓”行为，受到严厉的处罚。赵丹的罪名是“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腐蚀青年”，若干年后也不知被从监牢里放出来的大明星赵丹对这段往事有何感想。
&&& 我们在上海待了一周，既感受到了大上海的繁华热闹，也感到了很多地方的无奈。比如说人的拥挤，造成乘车不便；北方人不适应南方的生活习惯，坐便器上满是蹲便的肮脏脚印。
&&& 是第一次出远门的原因，在上海待了几天就非常想家。张象棋比我更甚，因为他在家是独子，十几年来一直守着父母没有迈出过家门。于是我们决定告别上海，登车返汴，休整几天再外出。
&&& 我们乘了京沪线列车，计划到徐州中转后回K市。
&&& 上海车站照样是人潮涌动，热闹非凡。来往人员还主要是学生。我们被挤进一节卧铺。这是一间四人席卧铺，里面挤了有20余人。上下铺坐满了人，有的还要在过道站着。从年龄上看，有大学生、中学生，还有两个小学生。有一位北京邮电学院的学生，表现了非凡的组织能力。为了活跃车厢的革命气氛，他先是带领大家学习语录，然后把来自各省的学生组织一起，按照从北往南排列的顺序逐一背诵诗词，谁背不出就罚他（她）唱革命歌曲，使得大家在说唱中暂时忘却了旅途的劳累。而我们却从中得到了一个重要消息，毛主席最近要再一次接见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小将。
&&& 这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是这个消息的催动，又加上车厢里人多下车很困难，车到徐州已经是午夜时分。我突然改变主意，不下车，直接去北京。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张象棋，张象棋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之间，列车只做短暂停留后启动，张象棋别无选择，只得和我一起同车开往北京，这是我们心中向往的革命圣地。
（22）在北京，我们差点儿和东北的红卫兵打起来
&&& 和上海一样，北京市的红卫兵接待工作做的也很出色。从火车站出来就可以看到专设的红卫兵接待站，各地来京的学生可持学校或组织的介绍信登记安排住宿。不同的是，因为来京的人数太多，除了机关、学校安排接待点外，街道居民委员会也被要求安排学生食宿。条件和上海一样，一天半斤粮票，2角钱。如果实在没有了，可以打欠条,可是众多学生还是力争去大专院校或机关投宿，因为那里的条件相应好些。
&&& 我们没有那么幸运，被安排去了大栅栏街道居民委员会。往那里去的唯一方便之处是不用乘车，有一个老大妈领着就走了。
&&& 我们的居住地是一座四合院。男女学生各被安排一间空房。室内地上铺了草，再铺了褥子、床单，倒也很干净。我们又各领了一条被子，总共约有30人。其中的初中生居多，高中有7、8人，除了我和张象棋，还有几个是东北佳木斯的。而初中生则来自江西、四川和广西。
&&& 早餐一般是馒头、稀饭，午餐是米饭，晚餐是面条。每天都会有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为大家烧制。中午外出，还可带饭。为我们烧饭的老大妈态度和蔼，可亲可敬。她说我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一定要照看好，还为我们送来感冒药品，预防生病。
&&& 北京的运动形势和上海又不一样。如果说在上海的高等校院里看到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标语的时候还很稀奇，在北京则已经公开“炮轰刘、邓、陶”(即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了。而且，传播途径不再仅限于大字报和标语。各个比较大的造反组织都办有自己的报刊，能印制大量的宣传品。如北京大学的《新北大报》、清华的《井战报》、北京航空学院的《红旗战报》等，都满街张贴，免费发送。其办报质量也不亚于公开发行的报刊。更有美术学院的漫画更是出众，一副“百丑图”几乎把国家领导机关重要领导人一网打尽，却没有人去考虑过倘若国家机关领导人大多成了坏蛋，这国家还是什么形象？因为人们对伟大领袖无限信任，无限崇拜，已经把自己的信念完全交给了权威，丧失了自己的分析、思考能力。
&&& 原以为到北京后就马上会赶上毛主席第七次接见。可是得不到可靠的时间，街道老大妈也只会说“快了快了”。我们又面临了抉择。天气渐渐凉了，我们穿的还是单衣。可是如果此时回K城去，又担心错过伟大领袖接见的机会。那个时候，谁愿意错过见到心中的红太阳的机会！
&&& 考虑的结果是，坚持下去，直到接见。
&&& 我们不再考虑到各个院校去抄大字报，一是各类大字报已经渐渐被各式各样的传单、印刷品代替，校院里反倒不多；二是天气冷了，外出太受罪。
&&& 我们不再像在上海那样钟情于“革命事业”。到院校“学习取经”，而是奔走于近处的天安门广场和各个公园，革命战士也需要领略祖国各地风景嘛！
&&& 因为外出时要带午饭，一天和齐齐哈尔的那几个家伙差点打起来！他们之中一个大个子从筐里拿馒头时，悄悄藏匿了两个，被我撞见。等到馒头发到最后，九江的那个小伙子没有了。他还是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急得差点儿哭出来。张象棋见状，说：“别急，我这两个馒头分你一个，我饭量小，吃不了！”我说：“象棋，你不用帮他，大个子你把多拿的馒头拿出来！”没想到大个子眼一瞪叫道：“你污赖我，我没有多拿！”我说：“你别以为我没有看见，快拿出来！”大个子一点不顺从：“我没有拿，你想怎么着？”说着，就挽了袖子，我更不服软 “不拿出来就是不行！”我也挽袖子。
&&& 那么大的个子，竟做出连小孩子都不如的事，我窝了一肚子火，真想和他干一仗。
张象棋拉了一把，说：“算了算了，都是外地人！”
&&& 居委会老大妈闻声跑进了屋，连忙劝解：“可不能因为两个馒头打架，都是红卫兵小将，都让着点儿，馒头还有，来来，拿着，还有，谁不够还有！”
&&& 老大妈从外面有拿了许多馒头过去，这才算了事。但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理那个东北小子，觉得大个子是小人。
&&& 而自从发生了这件事后，小个子对我们非常亲近。他们也是两个人，年级都是十四五岁。以后每次外出，他们都同我们一起行动。我们一同去了天安门广场，天坛，颐和园等等。直到这次北京之行结束，我们还分别留了通讯地址，可惜时间久了，已经丢失。
&&& 终于，毛主席要第七次接见红卫兵了。消息传来了，大家都很兴奋。这也是最后一次接见，我们终于等到了。
&&& 驻京部队提前两天派了战士来组织安排检阅队伍。大栅栏附近驻留的各地学生聚集在一起，约百十人。并召开了誓师会。
&&& 会前部队战士提出让我们之中选一名红卫兵代表在大会上发言表态，因为东北的学生多，就提议让他们出。结果大家伙都因为“馒头事件”瞧不起他们，不表态。九江小个子则高声叫喊要我和张象棋当代表。我们连忙推脱，说我们还不是红卫兵，也没有袖标，不方便。最后还是确定来自陕西的一位带袖标的女孩算了事。
这件事也提醒我们：回K城之后一定要快速参加或者组建自己的红卫兵组织，佩戴上红卫兵袖标。否则，总觉得身上少点什么。
&&& 毛主席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小将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而当时身居北京的我们，头天晚上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头天晚饭是每人20个饺子。居委会老大妈说，以示庆贺，并一再告誡大家：不要睡得太死，因为夜里三点就要起床。
&&& 果真，黑夜时分我们就被叫起，洗漱完毕，每人还破例发了点心、面包和咸鸡蛋。这些东西我们平时很少吃到。
&&& 列队步入天安门广场，天还未亮，但已是人山人海。红旗、口号声、歌声使广场成了欢腾的海洋。首都部队战士在做着有效的组织工作。
&&& 上午八点，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由于我们离天安门很远，只能看到他们的大概轮廓。但作为一个虔诚的领袖信徒，心情激动非常是可想而知的。而这样的忠实信徒，其声其势，我想也是史无前例的。在百万之众的巨大声浪中，林彪副统帅发表了演讲。其声细而长，其形象瘦而弱，若在普通人，绝对不会被百姓们放在眼里，但眼前他是被伟大领袖看中的接班人。领袖是神，他也是神；领袖是巨人，他也是巨人身边的巨人。人们在他演讲结束连声高呼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时候，不会忘了下一句的“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表达了人们对他的衷心拥护。说到底，这是因为对伟大领袖无限崇拜的结果。而正是这种“无限”的极致，在几年后林彪背叛了毛泽东，逃往蒙古国，飞机失事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时候，呈现了巨大的无可名状的历史性尴尬。人们只好用无限感慨的唏嘘声，从怀疑后的无奈来表现对神的崇拜的失落。
&&& 在接受检阅的队伍通过东西长安大街之后，维持会场秩序的部队官兵，收集散落在地上的聚集成小山的上万只鞋，记录着这次接见的盛况。
&&& 受到接见后的当天下午，我们回到驻地向居委会大妈告别。见到她正和居委会几位同事正把我们睡过的地铺草料，拉到院子里用火点了烧。在噼噼啪啪的燃烧声中，我隐隐约约的听到大妈说，这里面有许多虱子！见到她紧皱的眉头，我们都没敢吱声。
（23）我们受到了保守派的围攻，张象棋挨了打
&&& 从沸腾的首都北京回到分别了一个多月的古城K，已经是深秋季节。空气中透着阵阵寒意。而一下火车，那环境的气氛更令人心寒。街道很冷清，昔日满街的大字报标语，已很少见，更没有了原先常见到的一拨拨的游行队伍。
&&& 原来，在这一段时间。K市的群众组织迅速形成了两大派。一派是以K市师范学院学生为核心的“K市八二四”造反派。另一派则是以东郊化肥厂等大型企业工人组成的“工人赤卫队”保守派。尽管造反派气势凶猛，很快占据了文化、教育、卫生领域的主导势力；但是保守派人员众多，且都是产业工人，组织协调能力强，在工商企业界势力很大。反观拥护造反派的工商企业界人员多是平时被认为“调皮捣蛋，不正经干活”的人组成。包括街道上居委会成立的造反组织，其成员大多是平时的不安定分子。尤其是平时在人们心目中有着神圣庄严形象的公检法系统人员，旗帜鲜明，观点明确，坚决和工人兄弟站在一起，严厉打击“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公安公社”，而且人员众多，公安系统的大多数人都在其内。
从整体上看，造反派处在弱势。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支持K市八二四造反派的大多数学院学生大多到全国各地串联去了。
&&& 我们回到学校，校园情况更是冷清。几个较大的组织如“毛泽东思想造反队”、“红卫战团”、“红旗战斗队”的队部，人去楼空，只有少量留守人员。只有一些新组建的小型战斗队组织还有人忙碌着。校园里大字报已不多，有几条观点对立的标语引人注目：“坚决支持K市八二四的革命造反行动”、“揪出K八二四幕后一小撮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行动”！可以看出，在我和张象棋还在外地的时候，造反派和保守派曾经有过一场激烈的交锋。
&&& 我们是自由战士。我们没有组织，也没有观点，但是我们不是逍遥派。因为那个年代是人人都怀有革命激情的年代，人们普遍认为，要当革命派，在革命风浪中锻炼自己；决不能当逍遥派，当逍遥派可耻！而实际上，确有少数“逍遥派”，他们避开了“文革”的狂潮，躲过了时间上的无谓牺牲，最终取得了实际意义上的的成果：据我知道的，有人在“文革”后成了书法家。
&&& 张象棋提出要建立自己的组织，我非常赞同，因为我非常希望能得到一只红卫兵袖标，这在现在看来是非常可笑的事情，而那个年代却是非常正常的了。去上海、北京的一路上，我们两个人竟连红卫兵的标志都没有，尤其是在天安门广场上，看见人家都戴的有，我们竟连红卫兵都不是，心里真不是滋味。这伟大领袖的第七次接见，我们俩竟不是主体，而是沾了人家的光！
&&& 张象棋动用了他在象棋方面特有的功能，在短短几天内联系了几个班的十多位同学建立了新组织，其中有几个是他的棋友，还为新的组织起了个不同凡响的名字：“毛泽东主义战团”。
为了解组建组织的操作规程，他邀我和他一同到市五中他一个好友那里取经。那个人姓杨，是五中一个学生组织的头儿。没料到，这趟五中之行却差点儿遭过一顿暴打。
&&& 那天上午约十点钟，我和张象棋约好来到市第五中学老杨的组织队部。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