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陷害进了精神病院
怎么出去被陷害进了精神病院
怎么出去焦点小咖百家号警察审讯犯人中，经常遇到自称精神病的，因为只要是精神病，那么很可能就不受刑事法律追究，只需要家属民事赔偿即可了事。所以，诡称自己精神病的罪犯特别多，长此以往，警察叔叔练就了一句话甄别是否是精神病的神技能！他们只问罪犯一个问题：农村为什么有公路？答案你们先猜着。错放精神病不是最严重的，错抓正常人进精神病院才真的可怕，有许多两口子闹别扭，涉及陷害对方进精神病院，好不容易出来后发现人和财产全部转移没了，还有的可能很久才能出来。BUT，不必担心，国家出台了反精神病法，极大的保护了大家，限制了不法行为。1972 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罗森汉想知道精神科的诊断能否禁得起考验：伪装的精神病患者是否会被识破？他招募了 8 个正常人，并进行了培训：假装存在幻听，其他正常，并在入院前不做个人卫生，浑身散发着酸臭。然后连他一共 9 人去精神病院看病，都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结果公布后，一家精神病院表示不服，让罗森汉放马过来。罗森汉表示，近三个月会安排一些正常人去看病，看他们能否区别出来。三个月后，这家精神病院称发现了 41 名假病人。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罗森汉并没有安排任何人去。实验告诉我们，精神科医生很难判断刻意装病的人是否真的有病。假如很不幸你被当成精神病被逮进了精神病院，你有什么办法证明自己是正常人呢？前不久，一名叫格雷贝克的记者去意大利采访了三个特殊的人物。事情是这样的︰一名负责运送精神病人的司机因为疏忽，中途让三名患者逃掉了。为了不至于丢掉工作，他把车开到一个巴士站，许诺可以免费搭车。最后，他把乘客中的三个人充作患者送进了医院。格雷贝克关心的不是这个故事，他想了解的是，这三个人是 通过什么方式证明自己，从而成功走出精神病院的。　　下面是他对甲的采访︰　　格︰当你被关进精神病院时，你想了些什么办法来解救自己呢？　　甲︰我想，要想走出去，首先得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　　格︰你是怎样证明的？　　甲︰我说:“地球是圆的”，这句话是真理。我想，讲真理的人总不会被当成是精神病吧！　　格︰最后你成功了吗？　　甲︰没有。当我第14次说这句话的时候，护理人员就在我屁股上注射了一针。下面是对乙的采访︰　　格︰你是怎么走出精神病院的？　　乙︰我和甲是被丙救出来的。他成功走出精神病院，报了警。　　格︰当时，你是否想办法逃出去呢？　　乙︰是的，我告诉他们我是社会学家。我说我知道美国前总统是克林顿，英国前首相是布莱尔。当我说到南太平洋各岛国领袖的名字时，他们就给我打了一针。我就再也不敢讲下去了！　　格︰那丙是怎样把你们救出去的？　　乙︰他进来之后，什么话也不说。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当医护人员给他刮脸的时候，他会说声谢谢。第28天的时候，他们就让他出院了。　格雷贝克在评论里发表这样的感慨︰一个正常人想证明自己的正常，是非常困难的。也许只有不试图去证明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正常人。永远不需要向别人解释你自己，因为喜欢你的人不需要，不喜欢你的人不会相信。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系作者授权百家号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焦点小咖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秉承法律人的职业素养，专业、专注、专心。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长乐市精神病医院公开招聘精神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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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非洲精神病人的悲剧：没有足够的医院 只能住在监狱
外滩画报柯文浩 吴佳霖
[导读]“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只有违反当地法律的人才会被关在监狱里，但在苏丹，他们竟然因为是精神病人而遭到关押，这太不公平。”在苏丹，病人住的就是监狱，只因官方没有足够的医院接纳这些患者。图片为著名油画 来自网络南苏丹，朱巴中心监狱里，一群不同病种的精神病患者被关在一个房间里。南苏丹，朱巴市中心监狱，一个患有智障的裸体男人曲腿坐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右脚的脚踝上拴着一根直径 3 厘米的铁链，双眼无神。他基本失去了语言能力，但他没有拒绝摄影师罗宾·哈蒙德（Robin Hammond）为他拍照。他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没有盯着镜头。在那个瞬间，罗宾似乎读懂了他内心的所思所想：他是多么想和人交谈，多么想走出这个监狱，多么想重获自由。事实是，两年后的今天，他依然被铁链拴在那个监狱的地板上，无法动弹。从 2011 年 1 月至今年 5 月，新西兰摄影师罗宾走过非洲九国，记录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精神病患者所遭受的非人道待遇，他将这个系列作品命名为《声讨——非洲国家的精神健康危机》（Condemned–Mental Health in African Countries in Crisis）。10 月 16 日，他凭借这一作品斩获 2013 年的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若不是为了接受《外滩画报》的采访，罗宾已经有五个月没打开过这些触目惊心的黑白照片了。在他 MacBook 的“声讨”文件夹里，第一张便是文章开头的那个智障男人，“我想，这一幅画面将永远留存在我的脑海里，伴随着我度过剩下的岁月。”这也是罗宾在非洲拍摄的第一个精神病人。尼日利亚，一名带着脚镣的精神病患者在地上画出了一个头像。在后来的日子里，罗宾看到了更多的精神病患者，被辱骂、被殴打、被限制人身自由。“在非洲，很少有专业人员照料这些精神病患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铁手链或者铁脚链铐着，要么被铐在树旁，要么被铐在床上，要么在监狱里被管理人员虐待，没有人愿意倾听他们的声音，没有人在意他们所遭受的痛苦。这就是非洲精神病人今天正在经历的一切。”罗宾希望借助尤金·史密斯摄影奖的高知名度，让人们关注到他拍摄的这个主题，关注到非洲大地还有如此庞大的群体正在受到精神疾病的煎熬。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非洲，约有 75-85% 的精神疾病患者得不到治疗。在那些常年战乱或腐败现象严重的贫困国家，精神健康问题更是长期被官方忽视。这些国家的精神病人不仅需要承担国破家贫的痛苦，还得面对极度恶劣的生存环境。“由于缺乏完善的医疗救助体制，他们没法寄望于国家的支持与帮扶，他们也没有能力将自己的声音传达给外界。但至少我们有能力、有责任帮助他们告诉世界，他们正在经历着怎样的生活。”罗宾告诉《外滩画报》。监狱里的精神病人记者发出的约访邮件迟迟不见回复，罗宾表示抱歉：“得奖后，每天打开邮箱，邮件就如雪片般飞来。”10 月 23 日这天，他一共收到了 56 封新邮件。接到记者电话时，罗宾正在参加法国布列塔尼国际摄影节。作为一名 38 岁的年轻摄影师，罗宾一直把尤金·史密斯作为自己的偶像，“他一直激励着我从事人道主义摄影工作，所以能得到以他名字命名的摄影奖，确实让我又惊又喜。”由于前几年得奖的那些摄影师都是他 “需要去仰望的大人物”，罗宾甚至没想过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获得尤金·史密斯摄影奖。甚至当组委会通过电话发出获奖通知时，他都以为对方是不是弄错了。“罗宾所拍摄的这组照片，让人深切感受到贫困国家的精神病人，这些无力脆弱的人所面临的困境。”组委会评委、加拿大国家美术馆摄影馆馆长安·汤玛斯表示，“这些有力而又敏感的照片，让人一眼难忘。这些作品，是尤金·史密斯精神的延续。他没有对那些受苦的人视而不见，通过见证和记录，试着改善现状。”这一评价，对罗宾过去几年的经历做了一个最佳注脚。索马里兰，用餐时间，病人们散坐在一个私人精神诊所的院子里。2006 至今，他一直坚持在非洲大陆从事人道主义纪实摄影，同时作为自由摄影师，为 《国家地理》 《时代》《纽约时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和 《波尔卡》杂志供稿。2011 年 1 月 7 日，他从乌干达的坎帕卡飞抵苏丹南部城市朱巴，计划为 《星期日泰晤士报》拍摄当地举行的独立公投。持续二十余年的苏丹内战结束 6 年后，苏丹南部决定进行确定南方最终地位的全民公投。当时，世界各地的媒体记者都扎堆在当地报道这一历史性事件。罗宾决定做一条不一样的新闻。他雇了一辆车，前往一个先前拍摄计划中的投票站。汽车缓慢地行驶在朱巴破败的街道上，罗宾向窗外望去，不时有戴着脚铐的精神病患者在街边乞讨，他扭头问司机：“经过了这么多年内战，你们国家的精神病人目前是什么情况？”司机随口答道：“还能怎么着，政府就把他们关在监狱里啊。”“关在监狱里？”罗宾感到很震惊，立即让司机调转方向：“我们不去投票站了，带我去你说的监狱，关精神病人的监狱。”司机把他带到了朱巴中心监狱，罗宾见到了本文开头的那个男人，吃喝拉撒全部在两平方米的空间里解决，连放风的机会都没有。当罗宾举起相机看取景器的时候，眼前的景象让他不禁想起了奴隶制时代，一种由内而外的不安让罗宾感到窒息。“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只有违反当地法律的人才会被关在监狱里，但在苏丹，他们竟然因为是精神病人而遭到关押，这太不公平。”然而在苏丹，这些病人住的就是政府主管的监狱，只因官方没有足够的医院或其他专业护理机构来接纳这些患者。监狱管理人员向罗宾坦承：“其实他们也不该由我们来管，这也不该是他们呆的地方，但我们别无选择。”这些管理人员平时对关在监狱里的精神病人不闻不问。“他们是疯子，别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看到罗宾在尝试与精神病人交流，一位工作人员冷笑道。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戈马市，一位牧师在为一个精神病女孩祈祷，她的亲戚在一旁注视着他们。短缺的医护人员而即便是那些住在医院里的精神病人，境况也不比监狱里的“难友”好多少。在乌干达的一家精神病院，护士发放给患者的药物，通常是安眠药，好让自己可以得到足够的时间休息；那些不肯入睡的病人，手脚被结结实实地绑在床沿的铁栏杆上。而这些病人还算是幸运的。在乌干达，由于专业医护人员的短缺，大部分精神病人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疗。这个长年被战火吞噬的国家，拥有 3300 万人口，而其中专业的精神病医生只有 33 位，这意味着1名精神病医生要照顾 100 万人。不仅如此，护理者的职业道德与奉献精神更无从谈起。护士称病人为“疯子”，还有病人不时被粗暴地被赶出医院。在邻国肯尼亚，40 名男性病人今年 5 月从位于首都内罗毕的一家精神病院集体出逃。他们表示，自己被护理者强迫服药而陷入昏迷状态。肯尼亚拥有约 4100 万人口，却只有 83 名合格的精神病医师。肯尼亚大学教授大卫·奈德太认为，当下最大的挑战在于，能够将专业精神疾病护理扩展至家庭层面，这样有助于缓解当下医护人员短缺的困境。目前，肯尼亚只有 4% 的精神疾病患者能够得到治疗，而存在智力缺陷的肯尼亚人多达 360 万。他们被家庭排斥遗弃，只能生活在非人道的环境中，经常受到不应有的侮辱。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肯尼亚与索马里交界的达达布难民营。罗宾在那里遇到一个 10 岁的索马里男孩，被家人全天 24 小时绑在帐篷附近的一棵大树旁。“这对他来说不啻于人生中的一大耻辱，特别是周围路过的邻居或陌生人，他们经常会说一些侮辱这个男孩的话语。”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一位巫医正在自家的庭院里“治疗”两位男性精神病患者。所谓的“治疗”，就是把他们长时间绑在庭院的树旁，不管日晒雨淋，每天 24 小时，一周 7 天。两位病人稍有反抗，那位巫医就用藤条抽打他们，吃饭时让他们跪下，就像喂猪一样给他们喂食。“我对这两个男人的境遇感到触目惊心，他们的家人把他们送到巫医的家里，希望他可以治好他们，而事实上，由于遭受巫医的虐待，他们的精神病反而加重了。”罗宾说，直到今天回忆起这一幕，依然会悲从中来。肯尼亚，26 岁的 Abdi Rahman Shukri Ali 被关在一个锁住的小屋里长达两年。“地狱”康复中心在这些贫困的非洲国家，不仅专业医护人员的数量很少，相关护理机构更是少见。在尼日利亚哈科特港市郊的尼日尔河三角洲，有一栋被当地人称为精神病康复中心的大楼，这里住着超过 170 位精神病患者。但事实上，所谓的精神病康复中心早已名不副实。当罗宾从正门走进去时，一具尸体正被工作人员抬出来，塞进一辆皮卡的后车厢。罗宾说，“这也许是他们离开这栋建筑的唯一方式。”康复中心俨然一座地狱。这些病人没有自由，被锁在这栋楼里长达 14 年，康复中心的条件很差，没有电扇，更别提空调，地上满是污水与粪便，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霉味。一名男孩窝在隔间的角落里，他来到这个康复中心已经四个月了，但病情显然没有好转的迹象；更令人揪心的是，他的室友是一位情绪非常不稳定的精神病患者。“那些管理者根本没有意识到精神病种类的复杂性，往往随意将几个不同病种的患者关在同一个房间，这很危险。”在这个康复中心里，病人主要患有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智障，但工作人员从未打算对他们采取不同的管理手段。戈马市，一名女精神病患者的双手被绑在身后，被戈马市兄弟慈善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拉扯着走过庭院。一位当地公益组织负责人告诉罗宾，其实尼日利亚政府有足够的资金修缮这个康复中心、培训并增派专业医护人员，但由于国家腐败，“大部分资金都被政府贪污了”。从非洲回到法国后，罗宾依然对尼日利亚康复中心里的这名男孩念念不忘。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他目睹许多无辜的非洲儿童被卷入战乱，并遭受严重的心灵创伤。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北部，罗宾见到了一名 12 岁女孩。两年前，她被当地一个叛军团伙绑架至一处童工基地做苦力，长时间在烈日下搬运货物。她亲眼目睹叛军是如何咒骂、体罚她的同伴；她还被迫成为杀害其他孩子的帮凶：如果有人反抗，就会被叛军活埋，而其他孩子就会被迫去挖坑，并亲手掩埋同伴。“我几乎每天都会做噩梦，找机会逃出来是我每天活下去的唯一动力。”这名女孩告诉罗宾。彼时，她刚刚从那个童工基地逃出来，正在接受无国界组织心理医生的治疗。“这些无辜的人民，在战火连天的环境下，还要遭受如此的心灵创伤，这让我的内心感到深深的震颤。”电话的那一头，记者能明显感觉到罗宾情绪的起伏。好在非洲的精神病医生与专家已决定改善当下触目惊心的现状。今年早些时候，他们在乌干达首都举办研讨会，向政府施压，希望能得到更多的经费，培训更多的专业护理人员，以较高的职业热情和专业知识照顾这些病人。会议组织方彼得·阿尔德曼基金会称，他们希望能提高“战后国家对精神疾病治疗的能力”，通过建立诊所，达到每年治疗上千名病人的目标。去年，罗宾曾在索马里看到一名成年男性患者，被绑在院子里整整 12 年，原因是该男子年迈的母亲觉得自己没办法控制他的行动，而 “这是最有效的办法”。罗宾联系了当地一个非政府组织，向他们讲述了这个家庭的遭遇。该组织把这个男人带到一家医院治疗，两周后，这名男子已经可以每天自己步行去医院拿药，再自己步行回家。“你要知道，他几乎 12 年没有走路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是母亲的负担，他母亲再也不用亲手喂他吃饭，照顾他上厕所，给他洗澡。”乌干达，专门收留被遗弃精神病患儿的“希望之家”里，一群赤裸的儿童躺在儿童床或者地上。B=《外滩画报》 R=罗宾·哈蒙德“他们内心渴望受到尊重”B：这个拍摄项目的名称叫“声讨”，你想声讨什么？R：虽然这些人患有精神疾病，但我们仍然应该尊重他们，把他们平等地视作人类，不能因为他们精神不正常就不赋予他们应有的权利。他们有些人不能正常说话，不能向我们表达他们的痛苦，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人愿意倾听他们，大家都觉得他们是疯子，所以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觉得应该给予他们发声或者露脸的机会。这是个负面的报道，我希望这个拍摄项目能让世界上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些精神病人的悲惨现状，这不仅仅是非洲的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议题。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面临着如何照顾精神病人的挑战，无论是最富有的国家，还是最贫穷的国家，概莫能外。我们必须给予这一群体更多的关注。B：你多次提到没有人愿意倾听他们，这些精神病人喜欢跟别人交流吗？R：别看他们是精神病人，但大部分人对于我所做的事情都能了然于心，他们明白我在干什么，为什么我会在那里，有些人甚至很愿意向我倾诉他们的痛苦，分享他们的经历，但他们身边的管理人员根本不愿意哪怕多听他们一句。虽然他们是精神病人，但不代表他们不会与别人交流，不代表他们不会表达自己的感受，事实是社会上的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和他们交流。B：你给他们拍照，他们是什么反应，会不会拒绝你？R：恰恰相反。可以这么说，95% 被我拍摄的精神病患者，都非常高兴我能给他们拍照，他们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因有人关注他们而感到兴奋。有人愿意倾听他们讲话，有人愿意和他们交谈，这在他们看来是百年不遇的一件事情。每次我要离开的时候，他们都会反复问我同一句话：“你什么时候再来拍我？你什么时候再来拍我？”实际上，他们非常高兴看到有个陌生人千里迢迢从大老远的地方跑来看他们，倾听他们。在他们的生活中，他们被当成傻瓜和疯子对待，但他们内心是多么渴望受到尊重！反倒是那些管理人员，那些经常打骂他们的人，不愿意我到监狱或所谓的康复中心给他们拍照，他们经常试图阻止我拍照。这些管理人员不觉得他们的做法不对，他们在我面前甚至毫不掩饰自己对精神病人的厌恶，毫不掩饰自己对他们施加的暴行。B：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你都到过哪些国家，如何解决拍摄成本问题呢？R：大部分时候是用自己的积蓄，因为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我想认认真真做个摄影报道。我分别到过南苏丹、乌干达、索马里兰、索马里、肯尼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利比里亚，最后一个国家是塞拉利昂。在乌干达，我待了三个星期，靠加入当地的慈善组织来养活自己。结束了在刚果的拍摄后，我已经身无分文，但我知道只拍五六个国家是不够的，于是我就在网上发起募款行动，让那些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网友为我筹集资金，最终筹到了 15000 美元，另外，普利策危机报道中心和《波尔卡》杂志也给了我一些资金，让我得以继续这个项目的拍摄。尼日利亚，牧师将手放在一个年轻女人的头上，周围的教会成员共同为她祈祷。B：后来是什么原因促使你结束这个项目的拍摄？R：说实话，对我自己来说，这也是种折磨，那些精神病人整天受到虐待，而自己在他们面前又不能给予他们需要的帮助，所以，我认为是时候结束拍摄，把这些影像资料公之于众，让更多的人关注非洲大陆上的这一弱势群体。从数量上来说，我也拍了好几千张照片，具体的数字已经记不清了。如果你仔细看这些图片的话，你会发现我不仅将镜头聚焦于饱受折磨的精神病人本身，同时我也会把他们的生存环境记录下来。我希望你们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不要简单地感叹这些人怎么可怜，他们生存的环境怎么恶劣，而是去思考这样的危机是如何造成的，如何解决他们的危机。B：你得出自己的结论了吗？R：非洲有 54 个国家，文化、种族和语言都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特征，这也是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九个国家拍摄的原因，他们各自的国情都不一样，我们不应该把“非洲”看成一个地方，不能把“非洲人”看成一类人，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的特点非常鲜明，甚至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的人们所面临的情况都不尽相同，所以当我们谈到背后的原因，肯定不能简单把“非洲”作为单一的讨论对象。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点的话，就是大多遭受战乱的国家，人民受到心灵创伤的概率要相对较大；另外，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孩子在成长阶段摄入的营养严重不足，这也为他们的大脑发育埋下隐患，这也有可能导致成年后精神疾病的高发率。所以，这些在危机中生活的非洲人民，往往是精神疾病的高发人群。B：你打算如何使用 3 万美元奖金？R：我会用来继续这个项目，我知道离完整的记录还有一段距离，接下来我更想着重关注的是，有多少人能够付诸行动，来帮助这些非洲精神病患者。以前大家并不知道这些病人的生活处境，而现在，你不应该再把“我不知道”挂在嘴边，作为不行动的一个借口。我想这是我作为一名摄影师的期望。这个拍摄项目是个令人感到悲伤的主题，你需要面对这么多遭受非人道待遇的精神病患者。这个项目结束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我很难再继续进行下去，有时候我太难受了，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几天。在接受你采访前，我已经五个月没看这组图片了。但是我知道我还会回去的，只是我需要一些时间作调整，因为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段很难的经历。另一方面，其实目前有很多人正在非洲帮助这些精神病患者，我非常愿意自己有机会去记录这些人的工作，大家不仅要关注到精神病人的恶劣处境，也应该将目光投向那些正切实为此做出改变的人们。我希望能通过这个项目，对他们的努力作出支持与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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