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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没空调 大学生抱冬瓜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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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0) window.open('http://img.beihai365.com/bbs/photo/Mon__789cfa6c.jpg');" onload="if(this.offsetWidth>'760')this.width='760';" >“宿舍太热，不得不抱着冬瓜睡觉来降温。”连日来，广州气温逐渐飙高，躲进空调房吹冷气，是很多市民的避暑良方。但近日，广工和广外大学城的部分同学向记者反映，学生们反映多年的安装空调一事依然得不到解决，不少人因难耐酷热，晚上只得抱着冬瓜来消暑。而广外还有学生表示，天热后，宿舍空调却迟迟不开。 &&　　对此，广工后勤中心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该校已就安装空调一事进行了基础调研，但空调何时安装，尚无时间表。广外后勤处则表示，按照学校规定，宿舍区中央空调将于6月1日开始供冷，但也会考虑学生们的要求。 &&　　大学生：冬瓜消暑效果好 &&　　日前，一则关于“抱冬瓜睡觉，一小时体温降3℃”的微博在网络疯传，并有消息称这是岭南人降暑热的“土方法”，引来不少广州高校学生纷纷效仿。 &&　　“作为没空调学校苦逼的一枚建筑男，我只好抱着冬瓜入睡。”5月19日，广工东风路学生“@啊霆子”的一则微博引来众多学生转发。记者昨日联系上博主——广工大二建筑学的小洪。他告诉记者，冬瓜是他从附近超市买来的，“10斤左右，总共15元。用了两天了，效果还不错”。 &&　　此外，住在广外大学城南苑宿舍楼的广外大二学生小张，也尝试了抱着冬瓜睡觉，并在自己的微博上分享了相关经验。小张告诉记者，“抱着冬瓜睡觉挺凉快的，一觉睡到天亮。” 　　广工没空调，广外不给用 &&　　对于宿舍没有空调的现状，广工学生无奈调侃道，“你有你的空调，我有我的冬瓜；我是广工人，我为冬瓜代言”。据了解，不仅东风路校区，广工大学城宿舍多年来也没有安装空调。 &&　　“家住广州的同学热得没办法，还可以三天两头回家。我们离家远的就只能熬着。”广工东风路校区一位住在宿舍区高层的大三学生告诉记者。记者采访了广工多名学生，他们均希望校方能早日装上空调，“电费、管理费只要透明，我们愿意出。舒适的生活环境，对我们学习很重要。” 　　而在宿舍有空调的广外，学生们也没有享受到“冷气”。广外学生小艾则告诉记者，学生们近来多次向后勤处反映，但得到的回复是广外大学城统一供冷。据悉，广外校方曾于2012年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南校区中央空调生活区和教学区空调实行分期分时段供冷，宿舍区供冷在6月1日始至放暑假止。“学校的管理，我们可以理解，但能否根据大学城气温的升降灵活管理空调的开放时间？” 　　小艾建议说，供冷方案可以更加人性化。“第一步是从明年开始，室外温度超过28℃时，应开放学校全部空调，包括教学楼、实验楼、宿舍、图书馆和办公楼；第二步是根据学生意愿将部分宿舍空调改装成独立空调，自由控制。这样对于一些不愿支付较高额电费的学生也比较公平。” 　　两校吹冷气，还要再等等 &&　　昨日记者以学生身份咨询了广工后勤中心办公室的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前段时间，学校有关部门已就空调安装的问题做了调研，学校会就此展开讨论。“安装空调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涉及到费用、维修、保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该负责人表示，关于空调安装问题学校已经进行了一些基础性工作，但宿舍何时才能吹冷风仍未有时间表。他还提醒，由于学校现有线路的负荷有限，学生同样不能私自安装空调。 &&　　昨日，广外后勤处官方微博回应学生投诉称，“各位同学空调问题不是某一个部门能决定的，望谅解，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向学校反映意见和提出合理诉求，多方面努力才会有效果。小编已将网上的一些意见反馈上去，也努力向学校争取，得到的最新消息是6月1日前会根据温度来开放生活区的空调。”而广外后勤处的工作人员昨日则回应记者称，“具体何时供冷，还需学校party委会议研究决定。”&
真的假的？
学习学习，哈哈。
哈哈。哈哈。
长见识了啊
太有创意了
哇靠，太有材了
回头买一个去
呵呵自然凉
哈哈，有谁试过没
抱热了还能吃呢
睡得饿了还可以吃一口 哈哈```
哈哈～～电费都省了
想当年我们读书，风扇都没有
注明猫扑转帖啊！
以前读大学那会，半夜热得起来又去冲凉回来，再睡过，哎呀，
肯定很舒服啊
东瓜表面有小毛毛、不庠吗？
&&&& 我已给女儿买过三个夏季了，不过多数情况下还是我抱，女儿嫌重。今年本想买一个，去了几次市场，都是看见很大的，没买成。一定要买那种青绿光亮的那种才行，千万不要买那种浅绿灰白起霜那种，哪怕你洗的很干净，过几天又会起霜的，把席子床单衣服都搞脏。夏天抱着个冬瓜睡觉，确实有些清凉的感觉，神奇的是，整个夏天过去了，冬瓜居然没坏，不知味道是不是会变得怪怪的呢。
不知西瓜行不行
回复时多说几句，这会让你的发言更受关注！（我们提倡更有价值的回帖 (*^__^*) ……）
写好了，发布
[完成后可按 Ctrl+Enter 发布]勤学苦读终有成　　
——胡朴安苦学成名　　 　　
近人中以苦读精研，在学术界得有辉煌成就的，世皆知有钱宾四(穆)；而前于钱者，当推胡朴安。　　
胡朴安本名韫玉，字仲明，泾县人。泾县是皖南各县文风最盛的一个县份，但朴安并不是阀阅世家，或书香门第，他是贫寒子弟出身，幼年丧父，他曾做过商店的学徒，而对读书特别感到兴趣。　　
每日早晚，偷空读书，虽是没有师友指点，他认为读书，总是一件有益的事，不管懂与不懂，只是勤奋地读，久而久之便稍稍能够看点书而神领心悟了，因而读得更勤。　　
有一回，夜里在灯下看书，受到老板的责骂，并且生了一场大病。同店的伙计学徒们，笑他是书呆，揶揄嘲弄，不一而足，但他并不灰心。　　
后来机会来了，一位亲戚介绍他到书店里当校对，由此接受更多知识，看了不少的书，对学问渐渐入到正式的门径。在事务比较空闲的时候，便做些诗词和论文去投稿，几十年一直没有间断过，国学之渊博，一时称最。　　
他不但是一个苦行的学者，而且是一个革命的文人。　　
他和叶楚伧、于右任诸先生，都是南社诗文之中坚分子，他当过报馆编辑、中小学教员、大学教授，布衣素食，教学自养。北伐成功后，楚伧先生主政江苏，邀担任民政厅长，不久便辞职去教书，他说：“我是不宜做官的，还是写写文章，教教书，却适合我的本性。”　　
抗战期中，他在上海西区康脑脱路的“安居”中，小楼一角，坐拥书城，生活却甚清苦；他的夫人自己执炊，每餐限两件素菜。汪精卫屡次派人逼他出来，他置之不理，后来索性杜门谢客，函札也不置答。　　
他身躯伟岸，满面虬髯，健谈豪饮，晚年左臂患了风湿痛，便打打太极拳。抗战胜利后，被任上海通志馆长，臂疾渐剧，终至偏废，遂自号“半臂翁”。　　
家居研究佛学自遣，所写文字，也带有禅味，深入浅出，含有哲理。　　
一九四七年夏逝世，年七十九。　　
他的遗作甚多，死前有拟《寒山子诗》四首，外间似未发表，兹录其一于次：　　半身偏废我神游，跋涉无庸车马求；　　风雪交加都不隔，山川间阻可无愁。　　　　或从梦里时时见，好向书中细细搜；　　万里风云来眼底，青箱作枕枕吾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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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世不恭　　
——云间名士杨了公　　　　
云间杨了公，是个玩世不恭的名士，一般人称为“松江才子”。他之所以自号“了公”，意思是“世间事一了百了”，“事无不了”。　　
清末，戚扬任松江知府，地方发生水灾，请绅富自由乐捐办赈。了公家里颇称丰足，但也不算富，而他首先捐认了三千元，松江人说他太傻了，更有骂他为败家子的，那一些家当终久也会一了百了的!他却不理会。戚扬则以他能够慷慨乐输，急公好义，对他特别器重，了公的名，经他这一揄扬，因而大著。　　
他的诗、文、字都很精湛，为文尤横逸有奇气，诗则上窥唐人堂奥，字则脱胎颜柳，浸润《灵飞经》，几具神化。有人请他撰写联幅，题款是“云间了公”四字，那“了”字用篆法写成，就像开奶粉罐头的匙子一般，别致异常。远近求字者，对他所作，异常欣赏。　　
据传说：他先世是“远近凭双足，高低稳一肩”的轿夫班头，在松江知府衙门当差，但这老人向以勤慎著称。　　
某太守在任时，公余散步，恰巧是杨值班，他恭谨地伺候着，那太守和他闲话家常，问他家里生活如何?有无子女?大概答对很得体，那太守便嘱他明天带他儿子到衙门里来。
次日，杨班头便带了公进见，太守见了公清秀颖慧，掉起文来：叹为“犁牛有子”!便叫了公留在衙门里，和小少爷同师肄读。了公感奋之下，特别勤读，不数年，便学业日进，文思卓绝，太守自信老眼无花，许为俊才。　　
但在清朝，有个恶例：凡属娼优隶卒，虽有佳子弟，也不许应试，以免“有玷士籍”。杨了公的父亲，恰恰属于隶卒之列，本来对科名举业，是做梦也休想的。那太守真是逾格栽培，玉成到底，便悄悄地隐为销籍，叫杨班头改营小本贸易，并将他户口校正为普通民户。　　
几年之后，了公长大了，学业也更不同凡响了，便去应试，松江人知道底细的，群起反对。那太守做好事做个彻底，乃多方维护，而了公也着实有出息，首试就发售了，考取第一名，便补博士弟子员——秀才，杨班头经营得意，儿子又居然成名，遂出赀营建居宅于府衙西偏的日月河之南，从此便跻身士族，松江人也没得说了，再也不敢挑剔这“犁牛之子”了。　　
了公进了学之后，为求百尺竿头与日俱进，益加奋勉。以期中举人，成进士，可是昔人有句“文章憎命”的话，命里不中，秋风场屋，屡考也是不售，于是便由廪生捐贡，依例纳赀做个县学教谕，铨叙宝山，当了“学老师”。　　
有个姓汪的被称为“汪痴”，和了公意气相投，同到任所，了公生性散逸，把公私官印交给汪痴，自己往返淞沪间，逍遥自在。那汪痴，痴得把公事给耽误了，杨了公落个革职处分，他却不以为辱。　　
那时了公已四十开外，虽家产倾散差不多了，他也不在乎，还是徜徉诗酒。看着清末时代的腐败，他觉得不做官也好。　　
了公既遂初服，于是致力教养事业，想创办一所孤儿院，专收孤贫儿童。因为没有经费，便在东岳庙平台上，摆下一凳一桌，竖根竹竿，上横白布，写“杨了公卖字”，两旁再挂一对：　　
　　革去宝山县学正堂；　　升为孤贫儿院总理。　　
传遍了各方，但卖字所得有限，经费始终不能达到预期的数目。　　
一九一二年，民国法律学校，有一个唤做杨而墨，字无我的南汇名士，对了公很歆慕，便将“无我”和“了公”四字嵌成联句，登门请见，恭求法墨，与了公道明来意，了公未及细听，接着联句便伸纸命笔，欣然疾书，书毕，把笔一丢，大笑曰：“此吾知己也!”正欲叙话，无我已卷起联纸去了。　　
后七八年，杨无我因省选的事，即租住了公寓所的隔厢，了公知道这房客是南汇杨无我，竟不出来；杨也晓得房东为云间了公，也不请见。一直到了选事完竣，才彼此欢宴，两个人终席无寒暄或钦慕的答话，只是一杯一杯地互相酬酢，点点头笑笑，仰起脖子便干杯，尽醉便算尽欢。　　
北伐成功，金陵定鼎，叶楚伧先生委了公做奉贤县长。他走马上任，综理县政，颇协众口。大概“名士不宜官”这一句成语，是真实不虚的，不多时便因小小罣误，不终任便下台了。　　
了公一生，落拓不羁，不为外物移情，故为时人所爱重；待人多出至诚，尤肯济困扶危，有时适值阮囊羞涩，而他还是东拼西凑，为“从井救人”之举。　　
某年春初，了公游杭州西湖，春寒犹厉，他穿着皮袍、皮马褂在西湖玩雪景，西冷某寺的方丈和他本是旧识，他便在寺里下榻。　　
盘桓了十余日，游资渐罄。那长老以了公书法甚佳，怂恿他鬻字作杖头钱，了公欣然答应。长老略有交来，代他尽力延誉，　　
居然时有人来请求，但他赋性懒散，每写了十多件，便歇了下来，到钱用完了，才再命笔。他说：“我不得已而卖字，若是终日做人家的书佣，写得手疲神惫，辜负了大好明媚的春光，那才是傻了呢!”　　
有一天在楼外楼饮酒，有个少年寒士，作不速之客，自称在上海见过了公，并称同座的是哪几个，证明他的话是真的。了公仰首思索，若隐若现，似有却又模糊印象。时节清明，东风吹雨，料峭尖寒，那少年袷衣飘薄，汗毛直竖，打起哆嗦来，了公瞥见了，便道：“何一寒至此?”　　
少年道：“游资不继，衣服都送进长生库(典当之所，以可以源源生利而称)了。”　　
了公拍肩曰：“是吾徒也!”　　
呼酒共饮。饮毕付钱，摸着自己衣袋，也没有了，便脱下外褂，付与酒家，说：“押给你!”并再另借了五元给少年。　　
少年见了公把钱给他，辞不敢受。了公笑曰：“要什么紧?即素昧生平，亦属常事；何况汝曾在上海识了我?是朋友了，给你借你，还不是一样?”　　
少年便才收去了。　　
了公微醺回到寺里，长老问外褂何以不见?了公答以暂押在楼外楼酒家，并说明天备钱往赎。过了一天，天已晴霁，气候转暖，了公也忘却楼外楼那件马褂了。回到家里，他太太见他穿了长袍回来，问何以没把马褂穿回?他据实以告。问少年何处人?是何姓名?了公唔唔了半晌，说：“口音似杭州，却也有时作不纯粹的苏白，姓名倒忘记请教了。”他待人醇厚，却始终不承认是被人家混去的。　　
其年秋初，了公的朋友有到杭州游湖的，也在楼外楼买醉，店主人听见他说话带着很浓的松江口音，便问：“先生认识云间杨了公否?”
朋友说：“了公是和我多年朋友，你问他做啥?”　　
主人便把押马褂的事，告诉了他，并说：“听说杨先生书法好，想请他写屏幅四条，即以皮马褂还他，不知道杨先生肯不肯?”　　
朋友说：“杨先生润例，屏幅四条要十六元，他押了五元，借了五元，一共十元，怕办不到。”　　
主人道：“且烦先生告杨先生说说看。”即取出皮褂，托这朋友带给了公。　　
朋友回到上海，把皮褂交还了公，将店主人请求写屏条的话，也告诉了他。了公欣然答应，但一天天地过去，始终没有挥毫。到第二年的春天，那位朋友，又想到杭州去，为了不愿失信于店主人，买了纸，磨好了墨，请了公到家里来，拿出酒和菜，请他喝酒。酒半，逼他动笔，了公便借了酒意，四幅屏一挥而就，挥完酒亦罄，朋友便携往杭州交给楼外楼主人，完成一桩心事。其懒散处多类此。　　
了公有《新月》诗：　　新月送斜阳，斜阳送高阁；　　独自过板桥，听弄梅花落。　　　　被人嘲为乞儿语。　　其词却隽逸韶情，有《踏莎行》四隔词：　　《隔帘》：　　波漾虾须，香凝蝉翼，垂垂不放游丝入；东风有意掠闲阶，鞋尖露出红鸳窄。薄雾花光，轻云月色，相思相望情何极!燕归双剪拂银钩，春愁一片潇湘碧。　　《隔窗》：　　
几扇玲珑，一层窈窕，蛾眉约略方才扫；碧纱花影薄于烟，剪刀声放香绷小。绮绿深遮，瑶红低绕，曲尘飞近阑干悄；刚寻象眼好相窥，檐牙已被鹦哥报。　　《隔墙》：　　
涩浪低浮，彩霞斜映，银垣便是银河境；无聊宋玉正低徊，一枝风外欹红杏。月晕含明，露华凝冷，琴心挑尽无人应；痴魂难逐蝶高飞，愁丝空绕秋千影。　　《隔舫》：　　侥幸今番，春风一曲，相逢刚是珠帘卷；绿杨桥下是烟波，丝丝细把游魂绾。故换轻衫，佯遮小扇，扶鬟笑处金钗颤；玉箫吹罢又斜阳，无情流水催人远。　　　　
保皇派如是说　　
——康有为的虚君共和　　　　
康有为在戊戌维新失败后，栖遑国外者十余年，以保皇党魁自居。到了清祚已移，他还是死不了心，与张勋同谋复辟，仅仅十二天的弼德院副院长，便跑到东交民巷里哀吟着“我生命岂在牛斗，蒙难仓皇又廿年”了。　　
《清史稿》把他和张大辫合传，作殿尾的一卷，大义微言，显而易见。然康之门人张伯桢所撰《南海康先生传》中说：　　
先师主张虚君共和，张勋主张君主立宪，政见各异，遂受排挤……　　
其益盖在为其师极力洗刷；较之梁任公祭文中对乃师之盖棺论定，似更有几分准确性的。　　
当辛亥革命之际，康住神户须磨之双涛庵，见各省纷纷起义，颇亦有跃然思试之意。他曾致函黄克强先生，主张采用“虚君共和”。　　
其虚君之目标，是拟以孔裔之衍圣公，假以皇冠，而不资以政柄，一切由责任内阁负责，原函娓娓数千言，但此等迂阔主张，如何能入革命首义诸人之耳?是时，广东陆师提督为湘人秦子直，水师提督为川人李準，康曾派与秦有姻娅关系之向构父赴粤，游说秦、李，要求拥他做都督，以发挥他虚君共和之主张。向某刚到上海，秦、李已被驱离粤，这事遂没有人知道。仅能在他的《不忍杂志》上，找到一鳞半爪。　　
到了一九二五年八月，康对日本记者谈话，述其主张复辟拥立溥仪的理由，也说：　　
余多年所主张者，即以为中国乃数千年之君主国，终非改行共和政体所能治理……应效法日、英两国，以立宪君主国，采用民主主义，以建立理想之君主国……至若应拥何人为君王，则惟有孔子之末裔衍圣公与宣统帝而已。衍圣公年龄未达两岁，君临中国恐非所宜；至宣统虽为满人，但满人君临中国已有三百年历史，故余深信拥立宣统为最上良策。　　
还是和辛亥时所说的一样。　　
康氏自离开“万木草堂”后，一直是想做帝王师的。读书人想做帝王师，惟一是凭“三寸不烂之舌”——游说，自苏秦、张仪以迄王闿运、杨度，都是玩这一套法宝，不过康圣人玩得既迂阔又夸大，所以成了个“故步自封，执迷守旧，不识时务”的政客而已。　　
他在一九二四年一月，还请庄士敦代奏溥仪道：　　
经年奔走，幸所游说，皆能见听，亦由各方厌乱，人有同心，此行陕、鄂、湘、江皆得同意，安徽、江西亦已托人密商，亦得同情，黔刘在沪，时往来至洽，亦无异言，滇唐向多来往，今惟歌舞自乐，则亦可传檄而定，惟有浙不归款，只此区区不足计也。　　一九二五年谢寿折中，亦说：　　
虽载洵曾举臣总揆，然大盗谋移国而未成，华侨多从臣保皇，纵会员有亿兆其何补……　　这个风云雷雨更卖到他的“故君”那里了。　　梁任公谓：　　
丈夫立身各有本末，师之所以自处者，岂曰不得其正，思报先帝之知于地下，则于吾君之子以行吾敬……　　
对康之复辟说得很委婉，事实上康圣人只是打算送顶皇冠给溥仪，而自坐太师椅的。　　　　　　　　
　　是在图书馆看到的这套书,逸闻掌故挺有趣的
圣人也撒赖　　
——康圣人的晚年　　　　
康有为以“维新”而得名，因“复辟”而丧誉，晚年落寞异常，言行更为颟顸，到处漫游，冀以其主张，打动一班半新不旧之军阀；可是，那些军阀对他，不过以玩古董的心情来敷衍而已，康氏全不自觉，其间还演出不少尴尬的局面。　　
一九二三年，康到西北，逗留西安，督军刘镇华待以上宾，康大施“游说”，刘亦妄言妄听。　　
一日，圣人谈起陕省皮货，刘便挑选了上等皮筒送他，大概嫌少了些；过二天，又说冷，说要买狐皮袍，请刘代他电向家中取款，买裘过冬。刘不好推却，派人到皮衣庄里挑了几件，叫店伙送去，康便全数收下，叫店里向督署去收款。　　
康自称精于鉴别古物，陕省收藏家，便纷纷把所藏给他鉴定，并请他题字，康来者不拒，真赝全收了下来，据为己有。有人把祖传古钱拓片请他题识，康索观古钱，不及细看，便向袖里一藏，那人再三说是传家之物，情愿送他一两枚，请把其余赐还，康顾左右而言他，装做没听见走了。　　
最讨没趣的是偷取卧龙寺藏经，要辇走出关，被陕绅高介人、杨叔节、李汉青等以古物保存会的名义，向省府及法院告了一状，
把藏经截回。康撒起赖来，除向刘镇华要求赔偿名誉费一百万之外，并提出三个要求：一、家藏图书一批，由西北大学购买，书价以两万元计算；二、请刘私人投资两万元，作其所办《不忍杂志》之股本；三、聘其门人张扶荣等为西北大学教授。　　
刘镇华也看透圣人行径，给他一个相应不理。康愤然离陕，上海报纸当时有一篇《焉用圣人为?》的评论，把圣人取经的事写得很详细。　　
钱病鹤还画一幅漫画，把圣人挖苦透了，康无可置辩，好不气煞!　　
邓如琢督理江西军务时，曾突发雅兴，请康游庐山，康便带了子女同篯、同凝前往，到了南昌，圣人又滔滔不绝地向邓游说一番，邓对他当然也只是敷衍，庐山之游，只派了副官随行招待。到九江后，便由镇守使李鸿基，招邀一些政客名流陪同上山。　　
圣人的字，在自撰《广艺舟双楫》里是大大有名的，恭求法书者络绎不绝，文具店至于供不应求，圣人也有求必应，可是苦了随从，每日磨墨，以供圣人挥洒。这班人哪里有研墨的耐烦，便买了五味子泡汁略研数十下，便算应了差，到裱时便一塌糊涂，有同张天师画的符箓了。　　
在山数月，到处游逛古刹名胜，自是“不禁有诗”，一日游黄龙寺，坐宝树下，心血来潮，忽然得句，便草一幅，署款云：　　丙寅某月，书付黄龙寺僧。　　
黄龙方丈青松，本蜀中世家，本身又是宦海中的过来人，晚年逃佛，对圣人是“夙仰大名”了的，对圣人目空一切，很不受用。副官以康所书付给他时，青松说：“阿弥陀佛，老僧不识字。黄龙游客，尽是雅人，好诗、好字多的是，老僧都不敢收，小小寺壁挂不下的。”　　
退后对别人说：“远公和尚有沙门不拜王者论，即世俗相交，也应往来以礼；康有为何人，‘书付寺僧’，老僧岂是受他付的人?”　　
康在离赣前，又有《康庐山记》之作，他引证匡俗本来是姓康，讹为匡，所以“匡庐”应作“康庐”。记约二百多字，亲撰亲书，要把它勒崖。但圣人去青岛后，这记始终没有人敢付刻。为了这个像“拗相公争墩”的公案，即不怕地方人士反对，也防山灵有知，说何必要从圣人之姓啊! 　　　　
同是一“割”两样情　　
——康梁师徒之割　　　　
“晚清人物数康梁”，自从“戊戌政变”以后，在公私文书或一般人口头上，常是把康有为、梁启超二人名字并称，但他二人在精神上不论是出于先天的、或源于性格的、还是基于学术的立场，抑因于做事之手法，都显着甚大的差别。　　
大抵南海“好骛新奇而不求甚解”；任公则“略偏保守而又无成见”。　　
一九一一年后，其所以维系两人关系的师生名分虽存，事实上早已分道扬镳。关于康、梁异同处，可说的甚多，世之论述者亦不在少，这里不拟详说，只是在他们落寞的晚年，不幸均死于动手术不久之后，同为经过一“割”，而出发点又各有差别，其事颇趣，因摭拾所闻，纪之。　　
一九二六年二月，任公因小便出血，在北京协和医院，曾割去右肾一只，据任公之弟梁仲策(启勋)的《病床日记》说：　　
任公于四年前，即患小便出血症，当时因在清华讲学，城内各校亦时有定期讲演，异常忙碌；加以其夫人病恙日加沉重，以此种种关系，未暇诊治。及其夫人病殁，任公失偶，情极难堪，仍在清华讲学如常，亦借此寄托以过其难堪之日月也。其小便出血之症，由此愈剧，
友人有劝其就医者，因先入德国医院，由克里大夫检查，
结果不能断定病源所在，乃改入协和医院，由泌尿科诸
医检验，谓右肾有黑点，血从右边出，即断定右肾为小便出血之原因……　　
任公的身体，素称强健，自言可以活到八十岁，但常以因打麻将熬夜与烟酒过量，所倡导的社会文化运动遭到失败，又赋悼亡，遂抑郁致病，如其自评所云：　　
启超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中间又屡为无聊之政治活动所牵率，耗其精而荒其业……　　
任公的学术，自有其地位，“荒其业”是自谦处，“耗其精”倒是实在的。　　
但在右肾割去后，病势仍然不减，再割，仍没法根治，一九二八年冬再入协和医院诊疗，翌年一月十九日便与世长辞了。　　
梁任公因小便出血，而将腰子一割再割，终因病根已深而告不治。　　
而同时先后，他的老师南海先生，也偷偷地动手术割去睾丸，并易种青春腺，闹了小小的笑话。　　
南海晚年，僦居上海。一九二五年二月，忽动游兴，首先到天津觐见废帝溥仪，以“进德、修业、亲贤、远佞”等语奏陈。之后，即遍游赣、鄂、鲁、豫名胜，过洛阳晤吴佩孚，又游秦陇，登五台，归抵吴越，在西湖的康庄住到岁暮，仍回到上海。　　
有人说他仆仆风尘，或有所图，他不承认也不否认，但他政治生涯已趋落寞，不为人所重视，却是真的。　　
那时已是六十九岁的老人，由于他禀赋绝异，声若洪钟，幼年便有“圣人为”之称；一向是“圣人”面孔，但从漫游归来之后，忽发绮想，可是年纪大了终归是老了，在某一方面“岂能尽如人意”?不免想到借助于药力。他和当时上海名医生江逢治，最谈得来，江便介绍一个擅长于“返老还童”的德国医生，为他设法。　　
这个德国人，自称是个医学博士，夸张他的医术，能将猴子的什么腺，移植在人的身体上，则可起衰振敝，但须将已无作用价值的睾丸割去；并在报纸上大事宣传，说人体经改造之后，在“某方面”可以像生龙活虎般；另外还邀请上海许多名流，情愿免费给他们“返老”。经过江逢治的介绍，这德国人以康有虚名，如经其品题，声价何止十倍?因此便表示欢迎。　　
有一天，江往访康，康便带了老仆，匆匆出门，没有告诉家人。到了深夜，老主仆都没回来，家人正在忧疑中，那老仆回来了，笑哈哈地道：“大人现在医院，甚为平安，叫我回来禀报，不必挂念，十日后便可回家……”　　
康家上下，以为必定是在马路上给车撞了，或是中风晕厥，所以住了医院；但瞧老仆的笑容可掬，则又似并非遭有意外奇灾或仓猝的急症，诘问再三，老仆似有难言之隐，因叫他引至康圣人住处。　　
到门，才晓得是江逢治医院，盖江约德人在他院里施手术的。　　
江逢治出见，家人询康何病?江说：“康先生哪是有病?现在室中休养，十日后便可返老还童了。”　　
家人益莫名其妙，请江引入病室，见圣人卧在床上，颜色如常，毫无病态，对家里的人笑说他割睾丸易腺的经过，并说：“早给你们说，必不让我出门了，但事后曾叫老仆回家详告了呀!”　　
家人以老仆再三不说，所以不放心，康听了大怒，责老仆何以不说?那老仆说：“大人明见，老奴久事大人，略知礼数，怎敢
向太太面前，侃侃而谈大人割的是什么东西呀?”　　
康亦大笑不已。　　
事后，康写了中堂对联赠德国人，当时《晶报》载有《圣殿记》，说德医骗康，康还和德国人打了官司，但在第二年的二月二十八日，康便没有“还童”而死了。　　　　
无端与人共患难　　
——林长民塞上惊魂　　　　
林长民之死，梁任公撰联挽之云：　　
不有废，谁能兴，十年补苴艰危，直愚公移山已耳!　　
均是死，庸奚择，一朝感激意气，遂舍身饲虎为之。　　
以任公和林的关系，此联颇有“既伤逝者，行自念也”的沉痛心情。　　
其后更有《双栝行》之作，全篇凡数十韵，意犹未尽。独橘州听水老人陈弢盦所挽，寥寥十四字，却能将怜才念旧，感逝伤时之意，曲曲道出，才算得“持平”之论。　　
陈句云：　　丧身乱世非关命，感旧儒门惜此才!　　
自袁世凯僭位大总统一直至张作霖自立为大元帅止，十几年中纷乱扰攘的局面，谈往者多归咎军阀的胡为；但平心说来，一般读书人出身的政客，多少也要负些责任!这些人何尝没有才干?没有怀抱?却只是想把老虎当座骑，要想驰骋一场，不是给甩了下来，便是膏了虎吻，落了个虎伥(chāng，指助人为恶者)的讥诮。　　
有人感咏郭松龄败灭事，对林氏之死，说：　　谋国由来藉股肱，衰迟兵马本难胜；　　沙场归骨林宗孟，绝域生还饶宓僧。　　塞上折冲宜有待，军前磨盾果何曾?　　凄迷双栝题门处，同为佳人一拊膺。　　　　可为丧身乱世非关命运，下一注脚。　　
林长民，字宗孟，所居门前一对栝(kuò，就是桧木)树，因自号“双栝庐主人”，籍福建闽县。父为林伯颖(孝恂)，故自幼随宦杭州，伯颖是晚清浙江的名县令，以开通风气为务。　　
宗孟是个绝等聪明的人，文章书法，少便蜚名。似乎一度曾进过上海圣约翰大学，随后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治法律，因为他文笔好，所以在留学界中，很早便有盛名，日、英语都很熟谙，又好交游，人亦乐与接近，梁启超、杨度、刘崇佑诸人，和他都很交好，和犬养毅、尾崎行雄也每有过从。当年留学生分“共和”、“立宪”两派，林氏属于后者，雄谈善辩，黄兴、宋教仁和他政治主张虽有不同，但基于怜才一念，和他交谊却还不错。　　
在早大毕业后，赴浙省籍，东三省总督锡良，拟招林赴奉。将行，得刘崇佑电，邀其返闽，遂赴福州。当时，各省设咨议局，刘当选议员，拥高登鲤为议长，自己也当选副议长，所以力邀宗孟做书记长。　　
林伯颖官声既好，乡誉亦佳，宗孟是他的长君，又蜚声于留学界，回闽之后，官绅对他争先延纳，并兼官立法政学堂的教务
长。他瘦骨削面，长髯飘拂，双目炯炯如电，而襟袖浓香馥郁，见者怪之，未几以“危言谠论，动惊长老”，给提学使免去教务长。　　
闽省法政学堂监督郑锡光，字友其，系同治进士，科举废后，被聘充是职。刘崇佑从日本归，大家原拟拥郑为咨议局议长，郑思想陈旧，且自居前辈，怎能入留学生之眼?但他是缙绅领袖，旧派对郑，仍是十分崇仰。　　
林宗孟在议场里侃侃而谈，在学堂里尤哓哓善辩，锋头之健，自然免不了招忌，和郑锡光意见最为枘凿(ruì záo，方的木端不能插入凿的圆孔里，比喻彼此意见不合不能沟通)。　　
郑言于提学使姚文倬，便把林免去教务长职。林发表告各界书，自承“蹇性窈思，难以谐俗”，并集资创“私立法政专门学校”于白水井，俨成壁垒，而自诩则为“与旧势力奋斗”也。　　
辛亥光复，孙中山从海外归来，林以福建代表身份，赴南京参加临时约法会议。在下关车站，忽有流弹飞过，他幼年曾从他父亲习技艺，枪声乍响，他机灵得很，便向地上一趴，弹从头上飞过，幸免于死。他便星夜离宁，在上海逗留些时，和议既成，清室退位，袁世凯任大总统，林当选第一届众议院议员，任秘书长。　　
他本与汤化龙、刘崇佑等组有民主党，至是与王家襄、梁启超诸人之共和党，合并为进步党，自后他便在政治漩涡里打滚，以迄于死。　　
刘劭论人物，把人的流品分为十二类，有所谓“伎俩”与“智意”，即：　　似法家而思不及远，务在功成；　　似术家而权智有余，公正不足。　　
章太炎把它分作十六种，对于“通人”中之“外学”，指为“所恃既坚，足以动人，各因时尚，以取富贵”的官僚政客，骂得最苦。　　
不幸清廷退后风云之交，那些才智不凡之士，很少不倾心苏、张之术，想依傍实力派来干一番“事业”，图博取个人功名富贵的。这类人物，真不胜一一枚举，说来也是时代读书人的悲哀。进步党政策，是“和现势力结合”，所持的理由是：“期导入于宪政正轨”，但也有人批评他们是“利用实力派以取得政权”者。　　
至于所谓“现势力”，也何尝没有另一班的谋臣策士为他借箸而筹?所以对袁世凯、对段祺瑞皆中道乖离，因为利用不来，合作不成，事与愿违之后，便分手或翻脸了。　　
林自负才华，亟求有以表现，即其同党亦多以“政客”目之，至少也免不了犯着“急功近名”之戒。　　
袁世凯筹建帝制前夕，传林因杨皙子进言，被封为上大夫，太和、保和、中和诸殿，改称为体元、承运、建极三殿，命林写了进呈，林仿《瘗鹤铭》体势，大被嘉许；一九一六年丙辰元旦，袁龙袍加身，林是日适生一子，奏称：　　
圣主当阳，春和四被；臣幸诞一男，伏恳赐名，以为光宠。　　
袁执笔即书“新华”二字付之，林氏表谢，诩为殊荣，刘成禺有诗纪其事。　　
蔡松坡在西南发动倒袁时，汤化龙辞教育总长，林亦悄然出都，至南京，冯国璋欲聘为秘书长，林依违而已。逗留江南若干时日。　　
一直到一九一七年，对德问题发生，进步党和段祺瑞结合，张勋复辟，马厂誓师，再造共和，黎元洪辞职，冯国璋继任总统，段为国务总理。这时进步党人与段愈益融洽，林与梁启超、汤化龙、汪大燮、范源濂诸人，同时被邀入阁，林长司法，汤长内务，梁长财政，但渐招段左右的嫉忌，合作不坚，双方情感反日趋疏涣。及冯段失和，段辞，林与梁、汤等亦同去职，表面似有终始，其实早已貌合神离了。　　
林在司法总长任，恰为三个月，因镌有“三月司寇”小印，颇为自喜。　　
冯、段龃龉(jǔ yǔ，抵触、不合)的结果，造成了徐世昌出山之局。段派拥徐，原欲徐拥其名，而段握其实，可是水竹邨人之性格，怎肯甘为傀儡?一登上宝座，即与旧交通系密切联系，对进步党亦深示好感，月助党费。　　
进步党人遂对段阁的借款政策，猛加抨击，昔日胶漆，今成水火。以利害相要结者，很少不是隙末凶终的。徐世昌与林伯颖本为同年，宗孟于徐，应称菊人年伯的，于是，应邀入京。　　
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告终，“巴黎和会”开幕，我国被邀列席。外长陆徵祥奉派赴欧，徐特于总统府内设置外交委员会，聘汪伯唐(大燮)为委员长，宗孟为事务主任，熊希龄、孙宝琦诸名流耆宿为委员。遇有和会代表团请示事件，都交该会拟议，权在外交部之上。　　
“巴黎和会”各国代表额五名，中国系列席会员，出席只限二人，陆徵祥自任首席外，曾电京以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四人名次，请示核派。案交外委会，林以陆体弱多病，次席代表实同首席，不欲由王充其次，遂颠倒王、顾之次序而为顾、王，由会呈府发表。王愤然求去，陆大窘，不得已称病，遂使王、顾二人均出席。这一次小波折，几弄成僵局，各方多以责林，盖王代表西南，非王无以示南北一致的。　　
在“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时，日方坚欲继承德国在华权利，英、法先受日本运动，默予左袒，美仗义执言，日称中国已同意，且指换文中有“欣然”二字，为非压迫之证。威尔逊总统，问于顾维钧。顾电国内报告，外交会向交通总长曹汝霖询查，乃悉不特青岛问题，尚有济顺、高徐铁路敷设权密约。朝野惊愤，汪伯唐最为激昂，宗孟将此约换文内容，及在和会中之影响，以《山东亡矣》为题，把它登在《晨报》。　　
山东问题的秘密揭载报端之后，群情愤激，各大学相率罢课，要求惩办交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以及参预秘密借款的陆宗舆。迁延了十来天，酿成了所谓“学潮”，天安门之游行，赵家楼的焚毁，民族自觉之“五四运动”继之。　　
徐世昌责林宗孟为“放野火”，召他到总统府切责，且有“爱惜人才，未予严惩”的话，外交委员会因此撤销，徐和林的交谊，至此中断。　　
林遂漫游欧洲，在英年余，勤习英语，并研究社会主义，一时又传“林宗孟左倾”了。　　
归国以后，蛰居天津。那时，联省自治之说，甚嚣尘上，林是福建人，颇思归主闽政。段系的曾毓隽，颇想帮林的忙，允为相机进行，嘱其少安勿躁，林疑为推宕。适闽省代表晋京请愿，请以“闽人治闽”，推他任省长。但梁鸿志和林素来不睦，从中作梗，事便搁置，林悻怒见于词色。　　
段祺瑞入都执政，设善后会议，聘林为秘书长。又值国宪起草委员书，草拟宪法，由各省市推代表二人，另外选聘通才硕学者若干人任委员，特聘林为委员长。宪草仅至二读，而战云弥漫燕都，看着段执政的政权，又要垮台了。　　
段祺瑞临时执政，是在“二次直奉之役”冯玉祥幽曹之后，名为各派协推，实际是建立在奉、冯两军的枪尖之上，要维持均势，自不容易。　　
一九二五年八月，段发表姜登选督皖，杨宇霆督苏，同时发表冯玉祥督甘及孙岳督陕，实现奉、冯两系利益均沾的计划，即以东北、东南为奉系势力范围，西北、中央为冯系势力范围。但冯与奉方摩擦日甚，孙传芳、周荫人对奉军猜疑日深，“二次江浙战事”，遂由双方辟谣而爆发。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五日，孙自任五省联军总司令，上海奉军邢士廉部不战退却，十八日杨宇霆弃苏北走，二十三日姜登选亦弃皖而逃。奉方不战而退，固由于战线太长，怕给人“剪线”，同时也因为冯玉祥态度可疑，吴佩孚更在这时设总司令部于查家墩。到了十一月奉、冯形势益形恶化，段居间斡旋，以京汉线归冯，津浦线归奉，长江归旧直系，自诩均势政策得收宏效，却不知冯系势力近在肘腋，自己因人成事，无钱无兵。京师卫戍司令鹿钟麟，名为戍守，实即对段监视。　　
不久曾毓隽白昼被囚，梁鸿志夤夜出走，一切阴谋暗杀之事，接二连三发生，政海人物，人人自危。“身系天下苍生之望”的段芝老，至此竟成了一筹莫展的孤寡老。　　
郭松龄滦州倒戈，密锣紧鼓串演出台，段的苦心遂尽付东流。　　
段祺瑞有两个智囊：一为徐树铮，一为曾毓隽；徐方漫游欧美，独曾在京。这人颇机警，段任执政时，他不参与实际政治，但梁鸿志之执政府秘书长为其所荐，寄与耳目而已。但曾和奉方较为接近，所以鹿钟麟将其逮捕，梁鸿志胆子更小，恐祸将及，故先出走。林宗孟本来敏感，得讯寝食不安，同时也接到好几封恐吓信，更觉得惶惶不可终日。　　
有一日，日本公使请他吃饭，座中有金拱北，也有某些玩政治的朋友。宗孟到时，有位朋友对金暗地里说：“像宗孟这样一把瘦骨，满脸死灰色，真活该干掉了事。”　　
拱北听了这话，私下又告诉了他。他益发恐慌，真感到危城不可一日居。　　
碰巧这时郭松龄正在倒张作霖的戈，看中了他是个搞政治和对日外交人才，几经转折，由京汉路局长王范庭(乃模)以及李孟鲁(景和)、萧叔宣(其碹)介绍，得识林氏。郭乃怂恿出关，许以事成以后，郭主军，林主政。范庭为接近冯军人物，叔宣与郭陆军同学，孟鲁曾任总统府秘书早在郭幕，三人皆与林为同乡，林正拟离开北京，巴不得有此机会，匆匆便行决定，而郭所派之专车已在前门东站候发了。　　
当时亲友多半不赞成他去。他临行通知亲戚某君到家，告以“两三日间，将有一新发展，本晚即离京，兹留上段执政一书，行后，可交汪伯老(大燮)托其转呈，宪草委员可请汤斐予(漪)商结束”。　　
某君仍请他再斟酌，他道：“吾与郭非素识，答应了又变卦，则郭怕我泄漏他的秘密，必假鹿瑞伯(钟麟)之手以灭口，那时将求为康、梁而不可得了。见了郭之后，如无可作为，便往天津，郭也无奈我何，这是金蝉蜕壳之计。再不然，那里到营口精盐公司也近，或且去到那边休息些时候也好。”　　
这时宗孟是想见郭之后，渡辽河去营口，或循海路至天津。其夜，林携王范庭所授口令，和孟鲁及学生吴少蔚(粹)匆匆到车站上车出发。　　
林氏一行到沟帮子时，郭松龄已进入白旗堡，距皇姑屯只一日路程，奉方部队，纷纷输诚，张作霖也已准备逃往吉、黑。郭松龄固是豪气勃勃，听到林宗孟来到，便派军接林到白旗堡相见。林本来是急功近名的，又因闽省长弄不到手，不满于段，郭对之优礼有加，视为平生惟一知己，以为果能使郭言听计从，举东北之兵力、财力、人力，好好地运用一番，不特大有可为，且可问鼎中原，多年怀抱之政治主张，或借此可获实现。　　
郭军捷报频传，已认为奉天是囊中物，所以郭在白旗堡发了一电给他的如夫人，说：“辽河冰冻未坚，车不得渡。”犹存观望之念。　　
郭松龄自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滦州发出通电后，一路势如破竹，冯玉祥出兵五路，由喜峰口进占热河，奉方阚朝玺仓皇撤退，奉张势穷力蹙，拟退往吉、黑。冯玉祥志得意满，电劝张雨亭下野，却不料用兵关外，会惹起严重外交。　　
果然十二月十六日，日本以护侨为由，命“满洲派遣军”菊池少将，分别照会张作霖、郭松龄两方，说：　　
在铁道附近地带，及日军警备区内，两军绝对不得侵入；否则，本司令官(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则)不得不执必要之武器。　　
旋由日方提出调停之议，希望张作霖下野，郭军和平开入沈阳，莫伤老百姓生命财产。有人说这是奉张串同日方散出的烟幕，好从容布置，确否已无可稽；但张作霖趁着这个空间，调动黑龙江吴俊陞的骑兵作背城借一，却是真的。　　
十二月二十三日，吉、黑精锐部队，迎拒叛军于新民、巨流河间，号称傻大个子的吴俊陞，带着他部下骑兵打前敌，却真具有破釜沉舟的决心，居然把郭军打得落花流水，由惨败转为大胜。　　
这其间自不免有日本方面的帮忙，即黑龙江骑兵是越自日军防线而过，横截郭军；而日军以警戒为名，堵住郭军的后路。在中国道德观念上，郭是“以下犯上”的叛逆之行，不为一般所同情，所以奉张借外力来平郭乱，也很容易被人忽略了。何况又做得那样从容不露。郭松龄夫妇仓皇化装逃遁，终给傻大个子逮住了，奉令就地枪决，做了同命鸳鸯。　　
郭军惨败的消息，陆续揭载于北京日人所办的《顺天时报》，林宗孟的亲友们，焦急万分，营口精盐公司方面，却得白旗堡方面来的电报只有五字：　　
孟安，派车接。　　
公司中皆大惊喜，急派车往接，而接回来的却是李孟鲁和吴少蔚二人。原来电文中之“孟”是李而不是林，林氏主仆在兵慌马乱中已毙命了。　　
在郭松龄军中，宗孟之外，尚有一个擅长骈四俪六文章而满身生着虮虱的广济饶宓僧(汉祥)，这一对新旧“书生”，耍耍笔杆斗斗嘴，自是出色当行；一旦身临兵凶战危的前线，自觉得满不是事。　　
林宗孟虽感苦恼，尚能矜持；饶则装起病来，见人辄说：“遗精病重!”即白天也皱着眉头做出“忍俊不禁”的样子，于是饶便在“因病”的理由之下送回后方。林宗孟、李孟鲁一行，随军前进。　　
当大战的前夕，黑龙江骑兵越过日军前线，横截冲击，郭军情势显已大变，郭松龄知道大事去矣，和他太太韩氏，换了便服，准备出走。林宗孟、李孟鲁等四人，住在白旗堡的郊外一所小寺的楼上，这一夜，月黑风高，灯昏人惫，景色好不凄寂!宗孟踯躅楼前，拍遍阑干，口中念着“无端与人共患难”不已。　　
次晨，晓色朦胧，即坐了板车上路，郭氏夫妇已不见了。车过山坳，前面枪声四起，四人仓皇下车。宗孟披着狐皮大氅，仆人挟着他走入沟壑里，觉得不安全，主仆二人蜷伏蛇行，想爬到低处避匿，为了狐氅累赘，想把它脱去，头微仰，恰好弹如雨至，不幸头颅中弹，只剩了半截，那仆人往前一拉，也追随主人于地下了。　　
李、吴二人逃在老农家里，漏夜易服，变易姓名。接着传说郭氏夫妇在“菜窨”里给黑龙江督军抓获枪毙了，自锦州至白旗堡间，军队密布，查缉郭松龄余党。孟鲁和少蔚化装着捡大粪的，肩背着长桶，手持着粪勺，偷渡过辽河投奔营口精盐公司，辗转到了北京，证实了林宗孟的噩耗。　　
宗孟的胞弟林希实(天民)，是个留日电气工程家，也是一位“日本通”，便和族弟林朴初商量前往收骨。为避奉方巡弋，绕道大连前往。登岸之后，二林的来意，已为日本方面探悉，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总裁松岗洋右，叫人到两林住的旅舍里，请他们二人前往，见面便说：“林长民先生确已遇难了，为了敬重林先生，遗骸已由白旗堡日本领事馆保存着，二位到堡，向领事馆洽领便可。”　　
便派了一个军曹，陪着二林换了日本服装，坐了特备的板车到白旗堡，在领馆里取出两个大菜瓮，揭开一看，只余头颅、胸肋、大腿的骨骼，其余已烧成了灰，筋黏血渍，显然是草草焚化，胡乱装瓮的。希实认得其兄齿肋两处的特征，才辨出是主是仆的遗骨，乃原车带着骨殖回大连，在本愿寺改殓，将衣冠胡乱包裹后装入棺木并设奠告灵，日人多有来吊，松岗也送了个大花圈。　　
主仆棺木，自大连径放上海，希实护柩同行，归葬福州。北京方面，在过了月余奉军撤回关外之后，才在景山林氏私宅里，设奠受吊。吴少蔚也穿了白袍，哭丧着脸在陪客，许多人指指点点，纷纷责吴的背师卖友，却成了众矢之的。　　
林宗孟之死，确成了当时许多人的话题。徐志摩和宗孟长女林徽音很交好，说：“徐佛苏挽联，有‘冲锋陷阵哪用书生’之句，说得真是，像林先生这样的才学声望，在天津卖字也过得下去，偏给郭松龄看上了，把他请去，叫太太陪了同车，一直开到前方去送命，前后半个月，活生生的一个人剩了一堆白骨，你说可怕不可怕?可惜不可惜?”　　
而接近林氏的人，更事后说出先见之明，埋怨不及劝阻，以致轻身尝试。　　
又说那些怂恿林出关的人，只是欲依林氏以取功名。只有一位老先生说得较为平允，他说：“政治这件东西，是可玩而不可玩
的，自清末至今，因为玩政治而送却老命的，又何止林宗孟一个?不过这回玩得不大高明罢了，求仁得仁，又何怨焉!”　　
这自然是身后之评了。　　
提到宗孟的字，也值得一说。宗孟的书法，是由晋唐人入手的，早年写的东西，真是美妙绝伦，中岁参了北碑的态势，更在雅秀之中，显出朴茂劲遒的意味；所谓“融碑入帖”，便是这个境界。　　
康南海作《广艺舟双楫》，以评书家自命，曾和伊峻斋(立勋)说起：“你们福建书家，却只有两位……”伊峻斋以为他自己一定占了一个，那康圣人从容地说：“一个是郑苏庵，一个是林宗孟……”　　
更以后沈寐叟(子培)的字，风靡了一时，有人把林写的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的寿序来比，称做“书家两雄”，因为沈培老的槎桠，算“丑中之美”，林宗孟的字则为“劲中之美”，确是一个天才书家，而他自己也风流自赏。　　
他有一位如夫人，浑称为“黑里俏”，略识文字而已。有一个时期，他在北京把她留在南边，多情的司寇，免不了写了富有情感的信给她。信札的确写得好，文句的风趣肉麻，都不在话下，单是信里的字则五花八门，各体俱备，在每一封家书里，不是注明是学王大令的，便是临褚登善的，不是虞永兴“庙堂碑”的笔意，便是王羲之的“兰亭”，或智永“千字文”，用尽全副本领，来讨她喜欢，而她却全看不懂，一通一通地拿来给人看，因而这个“佳话”便传开了。　　
宗孟能诗而罕作，寿梁任公五十诗，笔意倜傥，称诵一时，任公生于同治癸酉(十二年，公元一八七三年)，长宗孟三岁，诗中有：　　
西郊矮屋穷研诗，出门一笑看残棋，残棋急却听生死，画枰捡子心自怡……我生丙子公癸酉，岁数相差才几时，生天成佛孰先后，两不敢计惟师资，愿公长健作山斗，寸舌椽笔终相追。　　不曾料到，他自己五十岁时，却死于非命了。　　
攘夷颂　　
——杨雲史江东独步　　　　
这是风雨过后的黄昏，九龙金巴利道月仙台，一个老诗人的书斋里，浅蓝色的灯光掩照着那瘦削苍白的脸庞，两撇胡须斜欹地挂在薄薄的唇上，眼里闪着倔强的光芒，颀长的身材，拖着沉重的脚步，静穆而闲雅地，朝着南窗外面露台望着对海的太平山顶和山腰的熠熠灯火，口中念念不已，正推敲着那未完篇的诗句——这是一九四一年的七月。　　
这个老诗人便是被称为“横绝四海”的杨雲史，这一年正是他六十五岁。　　
那时候，太平洋风云日亟，中国对日抗战也面临着极艰苦的时期，一般信念不坚、认识不够的动摇分子，躲在港澳高唱抗敌救亡妙论的，可真不少!本来因病肾艰于执笔不常写作的杨雲史，终于遏止不住一股对国家光明前途的热情，集中最后精力，扶病集《焦氏易林》一百三十八句，成了一篇不朽杰作——《攘夷颂》，颂前还写了一千余言的长序。以他的敏智的观察，透过真挚朴茂的情感，精纯简练的技巧，推论“胜败之数”，不特富有文学上的价值，也是一首有光有热的史诗，可称为诗人对于大时代的珍贵贡献。　　
这篇《攘夷颂》太长了，限于篇幅，不能全录，概括说来，他畅论自古以来的边患，每是“先败后胜，欲取故予”，自三皇、五帝、舜、禹、商、周，历汉、唐，以逮宋、明：　　
莫不上承天运，下浃人心，视听自民，受命于穆，是于兴王令主，重熙累洽，九族克谐，重泽向化。　　他慨然说：　　
盖华夏神胄也，中土大器也，未有承运无本，功德不纪，而以鸡鸣狗盗奄有区宇者也。　　他引出：　　
如秦皇、隋文、魏武、萧梁，有其雄才大略，不知爱民务德，则犹鼎折餗(sù，鼎中之食)覆，大命立倾……尔乃轻浅躁妄，屠杀焚劫，妄蓄开疆辟土之谋，而为残杀掠夺之事，丑德恶性，暴露全球，君子于以知其微矣!……乃欲羁九有之业，膺神明之祚，胡命不辰，天夺其魄。　　
杨雲史，江苏常熟人，学名朝庆，更名鉴堂，别署野生，四十岁以后，改名圻。生于清光绪元年乙亥(公元一八七五年)。祖沂孙，字子与，道光举人，官凤阳知府。父崇伊，字莘伯，庚辰(光绪六年)进士，授编修，由御史外放汉中知府。雲史原配李道清，是李鸿章的孙女，她自小陶养于这样书香世家，家学渊源，诗文词章，早已名噪一时。　　
十七岁议婚李氏后，十八岁时作品即已驰誉都下，他曾自述：　　
我生一千日，问字母代师，八岁来京邑，浩荡动雄思，弱冠飞俊誉，如马初脱羁，京师盛文彦，见者称清奇，严父靳词色，心亦远大期，当时丽裘马，如龙如凤姿……　　
当时李傅相幕府里，才士荟萃，通州范当世，读了他的作品，叹为“杨郎清才”。与元和汪衮甫(荣宝)，江都何鬯威(震彝)，同县翁玉润(泽芝)齐名，号称“江南四公子”。　　
二十一岁进了学之后，任詹事府主簿，道出扬州，在瘦西湖的平山堂，倡文酒之会，邂逅那曾经供奉内廷的老伶工蒋檀青，谈到英法联军犯京津的旧事，以及随侍咸丰帝在圆明园的恩遇，凄然下泪。　　
雲史为赋《檀青引》，并有序千余言，以薰香摘艳之词，抒感事哀时之旨，婉而多讽，不怨而哀，易实甫誉为：　　
可作咸丰外传读……长恨歌、永和宫词，并此鼎足而三，称之诗史，洵无愧也……　　长沙张百熙尚书更说他：　　
高咏独赏，摆脱积习，不独诗格名贵，益可见其人品之高，二十年后，江东独步矣……　　
雲史负不羁才，尚侠好奇，京华奇迹，裘马丽都，父母健在，家境又饶裕，一般都以纳兰容若(满洲正黄旗人，清初著名词家)相比。二十七岁为户部郎中，壬寅(光绪二十八年)顺天乡试，他中式南元。原来清代科制，乡试分南、北两闱，北闱举人第一名解元，例归直隶省籍，别省的人，文章即冠军，亦列为第二名，故称为“南元”。之后，调邮传部主稿，薪给优冠京曹。　　
他夙有澄清宇内的抱负，见到当时政治的泄沓窳败，和同官的征逐干请，种种腐化的现象，感慨万分。戊申(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度支部奏调他为郎，始被引见颐和园，这才“臣言声入九重清，天下初知我姓名”。满想有乘时遇合经世大用，如所自述的“激昂青云，致身谋国”，进知“长揖入郎署，琐屑心生疑，人或问钱谷，嗫嚅难毕辞，或云富贵至，常与老大随，同学英俊人，闻言以鼻嗤，大乱生奇才，曷为守其雌”。自命不凡的雲史，岂肯长久为这种卑秩琐屑的事?自是更使他感觉到失望的空虚。　　
那时适逢他的岳丈李伯行，奉命出使英伦。雲史曾肄业同文馆，学习过外国语言的，因此就随轺西行，旋奉派为驻新加坡领事。　　
在新加坡六年，一度经营橡胶事业，集赀租地一万二千亩，植橡树二十万株。他曾亲自入山督工，很受一番辛苦，但新岛风光明媚，景色秀丽，水木清华，他在那里，也颇享山林啸傲之乐，曾自述道：　　
吾惧夫习俗移人，既无以为用，转失所抱；闻南夷岛国有海山之胜，中国人数十万居之，有子孙焉，心壮而慕之!乃于外部求为译吏于南溟之星洲，戊申之冬，乃挈家室，爰载国书，挂席碧海，筑屋白云，所居颇幽胜，水木数里，谿谷百重，高斋爽秋，修竹快夏，意虑既一，与世相忘矣……休沐多暇，驰骋乎海澨，出入乎幽谷，登高饮酒，举目万里，从我游者，一妻二稚子而已!于是采摭异闻，眷恋光景，闭门有酒食之欢，高枕有云海之胜，山野之性，愿终老焉……　　从他的《江山万里楼》诗钞中许多纪游的诗句看来，雲史这时的生活是很快乐的。他每“自煮酒竹间”，以“劳琐为乐”，有纪实诗：　　
钓得【鱼仓】鱼美，欢哗稚子呼；　　
敲门闻客至，留客入村沽。　　
秋水洗蔬菜，松柴爆竹炉；　　
磨刀劳玉手，钏影落清渠。　　　　
客至妻入厨，呼儿作钓徒；　　
山斋闻笑语，茅屋响杯壶。　　
花露都清切，松风似有无；　　
酒酣岚照寂，相与说江湖。　　
他在海山的生活虽这样的多趣，但有时也不免望月怀乡。宣统二年庚戌(公元一九一O年)，他一度请假回国省亲，海外归飘眼界宽，不免有“百国归来吴楚小，万方多难海山闲”之感，那时亲贵用事，政以贿成，他看得更不顺眼，略事流连，就仍携他那继配夫人徐霞客载了图书渡海南下，海行途中经过台湾海峡。　　
他望见这号称“美丽之岛”的台湾，矗立海中，不禁重重有感，便写成《台湾诗》五古，也是一首长篇的诗，它的结尾几句是：　　
君悲感盛衰，我视固朝夕，　　
曾见古今趋，异时今已昔。　　
大造甲子始，竖亥回其极，　　
疏星如残棋，扁舟寻沙载。　　
在这首诗里，诗人早预言了台湾一定会“回其极”的，果然在他撒手尘寰的第四年，台湾仍旧回到祖国的怀抱，成了“诗”的预见。　　
辛亥(宣统三年)鼎革，清室退位。雲史做的是清朝的官，便自星州“弃职返国”，归隐虞山的石花林，莳花种菜，闭门谢客，决心不再问世，有“长为百姓，潇洒江海”之意。他的继室徐霞客夫人，能共患难同安乐，伉俪深情，唱随喁于，他自叙道：　　
我妻徐檀，曼容厚养，曳纨绣而被明珠，固贵媛也。哀余之志，则裙布而钗荆，从我贫矣。相与奉事我母，婚嫁我子女，怡如也。坐食既久，生产斯困，尝事什一，又复挫折，五年之内，数败巨万，余则稍稍苦矣。然余性疏野，乐文字，喜山水……耳无俗声，目无世态，我妻则自督奴仆，洒扫园宇，买鱼江市，烧笋竹林，以供我起居吟诵游览宾客之兴，虽苦而能乐其乐也，则我妻之助我也……　　
有这么一个安贫助夫的“好太太”，自然能成全这乐道的诗人丈夫。在他诗钞中，所述他俩唱随之乐的篇什太多了，如一九一八年《池上夜坐与霞客话昔年新婚纳凉于此》，诗云：　　
忆昔北池上，银床清露滋；　　
玉人相并处，新月上来时。　　
荷净因疏雨，灯清照奕棋；　　
十年都似旧，两鬓有微丝。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五日偕霞客游福山食鲥鱼，日午至江口系缆渔家，俟其举网，则就舟中烹之，徜徉竟日，乘暮潮归城。是日也，煎江水茶，食新钓鱼，读工部诗，三春惟今日最乐也”。 有诗曰：　　
扁舟何必载西施，贫贱夫妻乐有时；　　
举网得鱼江月上，东南风细到家迟。　　
足见这位美而贤的太太，所具有的是何等才华和风雅。　　
在少年时的雲史，是不愿人家称誉他为“诗人”的，他说：“闻有诗人称我者，则色然怒。”　　
中年以来，一切环境变迁了，个人的心情变化更大。四十岁后，遇人称他“诗人”，则“欣然喜”，他说：“据闻海内人士誉我者曰：‘雲史诗如少陵’，嗟呼!我又何不幸为诗人而为少陵也!”　　
这一点，以他的《中年集》中的《书工部集》诗一首，来作注解，最为恰当。诗云：　　
此老盖忠孝，神交宁在诗；　　
哀歌答君国，异代不同时。　　
宇宙何多难，风流我所师!　　
晚年下三峡，怀古动余悲。　　
以前读书人，对于忠君爱国的思想，是浓厚而执著的，所谓“读圣贤书，所为何事?”他“事德宗皇帝十二年，幼帝三年”，一向以忠孝自期，他的哀歌答君国，却不是那班顽固透顶一心想复辟的遗老；也更看不起脱下从朝珠袍褂而挂上文虎章、嘉禾章的“贰臣”。他对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责任，是知道拳拳服膺的，所以《攘夷颂》里充满了爱国族领袖的热烈情绪。　　
一九二0年，陈光远继李纯之后做江西督军，慕雲史才名，聘他掌记室；当时南昌古郡的一般诗人墨客，和他过从甚密，文酒之会殆无虚夕。
但陈光远是个伧俗的家伙，心粗耳软，那时候，张宗昌盘踞袁州，陈想以武力驱逐，雲史以两军交垒，徒苦了无辜的老百姓，谏阻无效。但张的乌合之众，果被驱散，而老百姓受兵燹的惨痛，则是无处呼吁了。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陈光远集会追悼这次阵亡的官兵，雲史写了一副挽联：　　
公等都游侠儿，我也得幽燕气，可怜北去滞兰成，听鼙鼓连声，怆然出涕；　　
醉后摩挲长剑，闲来收拾残棋，惭愧西来依刘表，看春江万里，别有伤心!　　
此外又有《南昌军幕感怀》诗，内中有“白骨如山诸将贵，黄金满地五丁愁”之句，这里面难免没有对陈的黩武好货的讥嘲，就给一些拍马进谗的清客们作为打小报告的好资料。陈光远听到了，怒不可遏，拍案道：“杨雲史我待他总算不错，他居然嘲侮我，骂我是刘表!”　　
——刘表在《三国志》与《三国演义》里，有不同的写法，陈光远只看见过《三国演义》，所以引为大辱，何况更挖他黩武好货的疮疤?这一回闹得相当严重，后经王晓湘等几个绅宿解围，才缓和了下来，而雲史也不愿更作恋栈之想，他写了一纸典丽矞华的信，向陈告辞：　　
圻江东下士，将军谬采虚声，致之幕府，时陪阎公之座，遂下陈蕃之榻，颇思尽其愚悃，有裨万一。得山妻徐书谓：园梅盛开，君胡不归?不禁他乡之感，复动思妇之情，清辉玉臂，未免有情，疏窗高影，亦复可念。清狂是其素性，故态因之复萌，敢效季鹰烟波之请，乞徇林逋妻子之情，予以休暇，遂其山野，庶白云在山，靓妆相对，此中岁月，亦足为欢，则将军之赐也。　　
这封信写得情文并茂，“见梅思妇”播为美谈，那陈光远知不可留，叫人送一千元做赆仪，送到时，他已飘然过江走了。雲史南下过南京，诗吊李秀山(纯)之后，便归常熟。时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耀兵江汉，声名甚盛。听见雲史和陈光远闹得不欢而散，便备厚礼托人迎请。
吴是秀才出身，多少有些墨汁，授为机要秘书，奉之以上宾之礼，曾赠诗雲史：　　
与君抵掌论英雄，煮酒青梅忆洛中；　　
雪里出关花入塞，至今诗句满辽东。　　　　
江东陆畅好丰神，入洛吴侬拂战尘；　　
十四年来还本色，少年公子老诗人。　　又写一联：　　
天下几人学杜甫；　　
一生知己是梅花。　　
雲史得之甚喜，宾主之间至为愉洽。　　
一九二四年，是吴佩孚一生的鼎盛时代，亦为其盛极而衰的转捩点。二次直奉之役，吴北上督师，雲史自也随行。濒行之际，徐霞客夫人忽然病故洛阳寓所，雲史仓卒殡殓，第二天便随军出发，这是那年的九月十三，他有“可怜九月十三夜，死别生离第一宵”之句，又：　　
楼船东下气如云，永诀声凄不忍闻；　　
戎马书生真薄幸，盖棺明日便从军。　　
他和霞客实在是情深义厚，作有《谥妻记》并《悼亡诗》数万言，合刊为《雲史悼亡四种》。　　
自此之后，他追随吴氏，始终不离。随节到山海关时，大雪纷飞，他对这劳师袭远的军事情势，颇感不妙，曾赋诗寄慨：　　
盘马弯弓苜蓿肥，金汤大好启戎机；　　
雪花如掌阴山白，不照金樽照铁衣。　　　　
逐鹿中原举国空，边军力尽更张弓；　　
黄金白骨知多少?都在营州落照中。　　　　
九合诸侯事惘然，三分犹得靖烽烟；　　
江流不限南风竞，门外津桥啼杜鹃。　　　　
层台美酒饮千钟，日落清歌欲荡胸；　　
醉里未忘关塞气，玉人扶定看卢龙。　　
果然吴弄得大败，他诗句里的“昨夜卢龙城上月，五更犹照废营来”，一片败军景象，写得特别苍凉。　　
雲史曩在汉皋，曾眷一校书，名陈美美，明眸皓齿，婀娜动人。雲史擅于画梅，但从不轻作，美美请画屏风，他尽了一夜之力，画成四幅，兼题八绝，妙语如珠，均在诗钞之外，因录存之：　　
云护屏山吹雨丝，玉人相并弄胭脂；　　
江郎移笔狂犹昔，画了长眉尽折枝。　　　　
折得寒香烟满湖，孤山苏小伴林逋；　　
羊羔美酒销金帐，抵得清狂小宋无。　　　　
迷香洞里春如海，猩色屏前见绿华；　　
看惯上方高格调，一生悲喜为梅花。　　　　
王恭步雪尽风流，姑射仙人下十洲；　　
昨夜春寒眠不得，自披鹤氅拥貂裘。　　　　
太虚诗骨似冰清，雨雪春灯忆玉京；　　
蜡炬两行归院去。衣香花气不分明。　　　　
睡醒临浮三两枝，看花最好未开时；　　
纵教堪折不须折，留与东风好护持。　　　　
春来心事惜芳菲，花满江城酒满衣：　　
一自新诗传众口，家家红粉说杨圻。　　　　
湖海元龙万里身，掉头四顾出风尘：　　
近来英气消磨尽，只画梅花赠美人。　　
他对美美最倾倒，美美对他也最倾心。他的《折柳曲》、《踯躅词》、《无题》、《沉醉》诸诗，都是为美美而作的，句如：“夜半入门人已醉，手扶花影下雕鞍”，“酒后春寒行不得，军中刁斗已三更”，“何因软语甜如蜜，皓齿无声啮荔枝”。　　
都是香艳入骨之作，“风流小杜”之名，传遍宇内，妒之者却称他为“娼门才子”。　　
自从徐夫人死后，雲史钟情美美，趣闻颇多，垂老言情，更饶绮思；美美固也不俗，吴秀才败衄之后，栖栖皇皇，杨也频年颠沛，无力迎美。在汉别美美时，美美再索画梅，他题了二绝，真是缠绵悱恻：　　
戎马经年衣满尘，强欢暂醉暗伤神；　　
平生热泪黄金价，只赠英雄与美人。　　　　
照眼枝枝红雪堆，胭脂难买好春回；　　
罗浮以外非春色，从此杨圻不画梅。　　
旋美美嫁给一吴姓画士，杨也纳狄美南为簉室(妾，姨太太)。　　
三四年后，回到上海，那时美美适赋仳离，踪迹到杨的寓所，狄美南款待殷勤，二人相见之下，人面桃花，俱各无恙，而飘零细诉，无限感伤。　　
一九三二年起，吴佩孚自川北上在北京住着东城什景花园，虽还有所谓“八大处”，这时郭梁丞、张其鍠两个秘书长先后死了，陈廷杰顶了秘书长名义，雲史仍是机要秘书，每月在行营领一些薪水，过的生活却是苦闷生活，但仍吟咏不辍。这时汪荣宝也在旧部住着，少小交游，白头相对，不胜欷歔。　　
不久汪氏下世，雲史益自感伤，而自“九一八”后，北方局势日亟，庾信哀时，杜陵念乱，生计又日困。最后陈美美又到过一次北京，再索诗画，雲史又题五首：　　
汉臬解佩事悠悠，江草江花几度秋；　　
此日凉风动天末，何人吹笛上黄楼。　　　　
貔貅十万唱刀还，几处笙歌战后闲：　　
二月鱼肥江水美，新莺啼遍武昌山。　　　　
霸业荒芜已十年，行军司马鬓苍然；　　
当时横槊临江处，只在桃花流水边。　　　　
闺中有妇似朝云，绣榻参禅伴使君；　　
相对琴操如佛印，袈裟未必异红裙。　　　　
桑田绿后见云鬟，寂寞韩嫣鬓已斑；　　
我未成功君未嫁，彷徨且共看秋山。　　
他在北京，札取旧日治军诸事，一一纪录，对吴子玉共患难，图终始，他也有诗纪述：　　
凉秋辛酉岁，使剑洛阳宫；　　
东井人间聚，嵩高天下中。　　
怜才必知己，从一贵能终；　　
二十年来事，欷歔白发翁。　　
说来吴对雲史也真是信任之极。一九三六年秋，上海某小报突载雲史曾纳私奔富孀，且说他贩运白面，得资数十万。雲史本人倒无所谓，也懒得去辩驳，那吴秀才竟花钱登报，替他辩诬，这篇文字是吴自己亲撰，录如下列：　　
近闻上海某某小报，诬载杨雲史兄昔佐余幕，至解职时，囊橐已裕；又近纳奔妇，得资数十万，又在沪经营白面，获利甚巨云云……去岁亦刊有某夫人与其如何如何，同人阅之，咸动公忿。　　
按雲史学优品端，淡泊明志，公忠正大，念不及私，康南海谓有古名臣风度，而惜其生不逢时；至其文学优长，犹余事耳。昔虽久襄机要，倚畀深资，而品节自高，未尝一为官吏，即各省军政首领致送馈赠，皆以幕府不宜结交诸侯为辞，一概谢绝，以迄解职，未受报酬；几经颠沛，欠薪累累，非惟一钱不名，抑且债台高筑，衡之当代，实难其俦。其依汉卿亦复如是，事涉功利，则去之若浼，非公事未尝入于偃之室也。我人言之，方致歉仄，何谓囊橐已充耶?雲史与人交游共事，纯以道义相契，非以利禄为谋，人固未必知，亦难为世俗言也。今该报乃以无耻龌龊之事，加诸守身如玉之人，尤其纳奔妇、贩白面各节，稍知自爱者所不屑为，乃以雲史之介而为之乎?余今特为之证明，其内眷与内人往来素密，琐屑相闻，最近两载，有如家人，除侧狄关南夫人外，并无第二人，其境况则捉襟见肘，境至屡空，何来与奔妇数十万之事，久往北方，迄未南返，何有在沪经营毒物之事?总之雲史昔在洛汉，苟欲富贵，易如拾芥，然其门如市，其心如水，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苟好货利，亦无烦取求，早致大富，奚待此区区之数?而纳人嫠妇，贩卖毒品，丧检败行以谋之乎?该报所载，实属毫无影响；毁谤端人，殊堪痛惜!余交雲史十余年矣，知之最深，敬之至切，诚恐杯蛇市虎，淆乱听闻，特为宣布生平，证明剖白，世之论雲史者，可以知其为人矣!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吴佩孚死，雲史挽句云：　　
本色是书生，未见太平难瞑目；　　
大名垂宇宙，长留正气在人间。　　
那时敌伪屡次搜检雲史的寓所，又征询他对卢沟桥事变的感想，他坦然道：“我没有旁的感想，就是：我是中国人，应知爱中国。”　　
敌人奈何他不得，暗中监视着他。这时他的故乡“江山万里楼”已化为灰烬，欲归无钱，暗把一个心爱的鼻烟壶押了一千元，化名叶思霞，悄悄走到塘沽，伺隙南行，却半路上给日本兵截回。　　
董康、王克敏已做了汉奸，总算记着旧交，替他缓颊，才获放行。他同狄美南到了香港后，因港汇日涨，不能自给，又因港地气候潮湿，和他的体质不合，年余后患了风湿麻痹症，曾有“旅港久病风痹，医药奇昂，力弗能求，忍苦而已”的诗：　　
江南斗米价万钱，海南药饵黄金千；　　
老夫数米弗求艾，蹙额讳病焂二年。　　
自非富贵何能病?尽有流亡相为邻；　　
明年此日家何处，万水千山耸一肩。(肩臂拘挛尤剧)　　
后来政府知道了他的窘状，由杜月笙处月致数百元，赖以存活。但他自知病已无望，对故乡石花林的梅花犹置眷恋，常指着照片对人说：“这是我的故居，今后恐不复见了!”　　
边说边呜咽不胜，泪珠儿也簌簌而下，终于在献颂之后的十　　天——七月十五日逝世。　　
狄美南在料理殡葬后，也仰药以殉。　　　　
人间四月天　　
——谈谈徐志摩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九日上午，中国航空公司京平线的济南号飞机，由南京飞往北平途中，在济南五十里党家庄附近，遇到漫天大雾，误触开山山头，机身破毁，滚落山脚下，一团黑烟烈火。飞机驾驶者身殉外，机中惟一的乘客“新月社”诗人徐志摩，头上撞了一个巨洞，手足烧成焦炭，死事甚惨。　　
志摩的父亲徐申甫挽哭之云：　　
考史诗所载，沉湘捉月，文人横死，各有伤心，尔本超然，岂期邂逅罡风亦遭惨劫；　　
自襁褓以来，求学从师，夫妇保持，最怜独子，母今逝矣，忍使凄凉老父重赋招魂。　　
句虽平常，但却见此老抱痛之深。　　
志摩仳离了的太太张幼仪(嘉玲)挽的一联是：　　
万里快飞鹏，独憾翳云遂失路；　　
一朝惊鹤化，我怜弱息去招魂。　　
不即不离也却好。　　
郁达夫挽的是：　　
两卷新诗，廿年旧友，相逢同是天涯，只为佳人难再得；　　
一声河满，几点齐烟，化鹤重归华表，应愁高处不胜寒。　　
诗人挽诗人，吐属自属不凡。　　
陆小曼却没有，大概她那娇弱身躯闻耗伤心，除嘤嘤啜泣之外，不干这陈腐的劳什子了。　　
徐志摩原名章垿，浙江硖石人。幼在家乡开智学堂读书，年十五进杭州府中学，一九一五年，和张嘉璈的妹妹张嘉玲结婚，那年他二十岁。婚后第二年，进北京大学，读了两年，在一九一八年的秋季，赴美国入克拉克大学，攻社会学。那时的志摩，初拜在梁任公门下，文学和思想，深受到任公的影响，充分表现了少年爱国的抱负。　　
在出国的途中，他写了一封“饮冰体”的长函，致各亲友，摘录一二段，以见一斑。文云：　　
诸先生既祖饯之，复临送之，其惠于摩者至，抑其期于摩省深矣……诸先生于摩之行也，岂不曰国难方殷，忧心如捣!室如悬罄，野无青草；嗟尔青年，惟国之保!慎尔所习，以騞我脑!诚哉，是摩之所以引惕而自厉也……耻德业之不立，遑恤斯须之辛苦，悼邦国之殄瘁，敢恋晨昏之小节；刘子舞剑，良有以也，祖生击楫，岂然然哉!惟以华夏文物之邦，不能使有志之士，左右逢源；至于跋涉间关，乞他人之糟粕，作无僇之妄想，其亦可悲可恸矣。方今沧海横流之际，固非一二人之力，可以排奡砥柱，必也集同志，严誓约，明气节，革弊俗，积之深而后发之大，众志成城，而后可以有为于天下……　　
在这封信里，虽是酸腐的词套，但立志却是很堂皇的。这时的志摩的思想，可以说是如假包换的饮冰室弟子。　　
志摩回国以后，担任《北京晨报》副刊主编，那时正值“五四”运动的前夕，学者大师们甲提若干点主张，乙提几个大建议，高张“文学革命”大旗，甘冒全国学究之敌，此呼彼应，新诗、新文学纷纷出笼。　　
志摩是清才，亦是一个奇才，他在国文、英文方面的根柢是很结实的，他对国学有很丰富的知识，旧书读得不少，从这里头涵咏出来的对于作诗行文，典雅丰瞻，远非并时诸人所可企及。林语堂对他的作品，即有很忠实恰当的批评，说：“志摩以诗著，更以散文著；吾于白话诗念不下去，独于志摩诗念得下去。其散文尤奇，运句措辞，得力于传奇，而参以西洋语句，了无痕迹……”　　
而他和陆小曼的一段姻缘，也是从作品上得到她的爱好。小曼曾说过：“他的诗比一般来得俏皮，真像活的一样。字用得特别美，神仙似的句子，叫人看了神往，忘却人间有烟火。”　　
一般人也认为：“他的作品之异于他人者，在于他丰富情感中带着一股不可抗拒的媚……它直诉你的灵府……”　　
其实何止文字，即是他平常说话，就惯用亲昵热情的腔调，如笔下一般有着一派撩人的妩媚。　　
有人挖苦“五四运动”仅有局部的成功，即“白话诗”与“恋爱自由”而已。志摩白话诗是成了名，自由恋爱便成为他“梦想的神圣境界”了。　　
人类是富于感情的，“邂逅赏心，相倾怀抱”，自古以来，如知音、知遇、知己，都是以“混真识于心镜，辟蹊径于情田”的。尤其是男女间一有于此，最容易生出是非来。　　
司马长卿(相如)的“临邛琴心”，是其一例，志摩富于文名，小曼又夙有艳名，彼此见过几次面，又票过一出戏，郎有心，妾有意，双双便坠入情爱的深渊，终于抛妇背夫、“不思旧姻求新特”了。　　
任公虽曾恳切儆告，但当时志摩与小曼的情恋，已到了难分难解的程度，在爱欲迷惘中，他们认为：“真爱不是罪，在必要时我们得以身殉，与烈士们爱国，宗教家殉道，同是一个意思。”更干脆地说：“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奋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了，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诚如梁任公所说，“恋爱神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一旦接触实际，幻想立刻破灭。人生是现实的，现实的人生，还需要现实的方法去处理。　　
志摩和小曼结合后，在临死前几年的生活，已濒于捉襟见肘的境界，风尘仆仆地于平、沪间，飞来飞去，飞不出圈子，便血淋淋地跌在人生现实的荆棘上了。　　　　　　　　
新中庸之道　　
——“五四”与蔡孑民　　　　
“五四运动”已届四十周年了，因忆起这个运动的领导者蔡孑民先生，而他系于一九四o年三月五日逝世于香港，缅念风徽，尤不胜其感念之至!　　
孑民先生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关系，无疑是“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后的政教开山者，但他却真的只是开拓一种风气而已，对于新文化运动以后所发生的影响和流弊，他却不负任何责任。说起来，他的精神，仍然是当时给人家称做“孔老二”的孔二精神。　　
孔子是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的中国文化之大成，蔡先生的思想，是“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他的“兼采”就是孔子的“集大成”，因为孔子也是集墨、法诸家之大成的。他的弟子蒋孟邻(梦麟)先生说他：“在中国过渡时代，以一身兼东、西文化之长。”　　
又说：“温、良、恭、俭、让，是蔡先生具中国最好之精神；重美感，是蔡先生具希腊最好之精神；平民生活，以及在他的眼中个个都是好人，是蔡先生具希伯来最好之精神。”　　
傅孟真似乎也说过：“蔡先生实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圣贤传统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的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　　
这些话都是不错的。他兼采中国的伦理，西洋的美学和近代民主精神，实欲造成一得集大成的“新中庸之道”。孔子中庸之道，是以儒理为基础的，故五达道，三达德，允执厥中，归根是一个“诚”字。蔡先生的中庸之道，是以公民道德为基础的，他说：“军国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教育家必有百世不迁之主义，如公民道德是。”　　
他在一九一二年已是如此观解了，但讲究公民道德，不外一个“群”字，所以说：“人类之义务，为群伦不为小己，为将来不为现在，为精神愉快，而非为体魄的享受。”　　
又说：“一种社会，无论小之若家庭，若商店；大之若国家，必须此一社会之各人，皆与社会有休戚相关之情状，且深知此社会之性质，而各尽责任。”　　
又：“孤立而自营，则冻馁且或不免；合众人之力以营之，而幸福之生涯，文明之事业。”　　
这都可以说明他的中心思想，是“为群不为己，为公不为私”。所不同者，孔子的伦理思想是“由私推之于公，由己推之于群”，他主张为群、为公，而“己”与“私”自在其中。孔子所处是宗法社会，先生适是在民主社会的开端，更不失为时代的先觉，有人说：“如果我将以孙中山先生为近代之文王，则蔡元培就是近代的孔子。”　　
戴孝园先生也曾称他是“时中之圣，百代之师”，都是有触而发；这在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的零缣散简中，是不能见到先生之全貌的。　　　　　　　　
近代孔子　　
——蔡孑民的家世　　　　
蔡孑民先生于一九四O年三月五日在香港逝世，享年七十二岁。　　
蔡先生为一代元功，关于他的生平记载已多，这里只是记述些关于蔡先生的家世和一般所未详的几件琐事。　　
浙江绍兴，为古之会稽，旧名山阴县，蔡先生所居在城内之笔飞坊笔飞弄。附近有笔架山、笔架桥、题扇桥，以及相传为王羲之故宅的“戒珠讲寺”，寺后即蕺山，俗称“王家山”，这些地名全是因王右军(羲之)遗迹而题名的。　　
蔡氏是明末由诸暨迁到山阴的，蔡先生的太高祖是经营木材，曾祖贩运绸缎，到他祖父是一家典当的掌柜，笔飞坊的房子便是他购进的。他父亲同胞兄弟七人，除第三好武，外出习艺，不知所终；第六读书，入庠补廪，是第一个登科名的；其余都是从商。他父亲居长是钱庄经理，老二经理绸缎庄，四、五、七也都是钱庄的副经理。　　
先生同胞凡四人，其序为二，四弟早殇，实际只有三个，故上有兄而下有弟；姊妹三人，两姊将嫁而夭，幼妹三四岁时痘(俗称天花)殇。　　
先生生于丁卯(同治六年，公元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亥时，面貌最像父亲，哥和弟则像母亲。幼时家里延个教读先生教他们读书，十一岁时父死，便不再延师，就在别处附读。最初一年在他姨母家附读，十二三岁，在李姓家塾附读。十四岁跟一个以做八股出名的王子庄读书，十七岁入学，进了秀才。第二年首次离家到杭州乡试，不中，便在家里，设馆教书。　　
设馆两年，二十岁起不做猢狲王了；那时绍兴徐姓家中藏书甚丰，又喜欢校印书籍，为“以文会友”，特聘蔡氏在家教书。在徐家经过四年光景，读遍许多古籍名文，那时他对于帖括之学，已感不到兴趣，改攻词章考据之学，到了二十四岁中了己丑(光绪十五年，公元一八八九年)乡试举人，次年赴北闱，联捷入翰林，翁同龢对先生很是爱重，翁在某日记中有：　　
新庶常蔡元培，号鹤青，绍兴人，乃庚寅(光绪十　　六年)贡士，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材也。　　之语。　　
乙巳(光绪三十一年)，同盟会成立，何海樵介绍他加入。丙午(光绪三十二年)，黄克强持孙中山书，派先生为上海支部长，那年他回绍兴去了一趟。丁未(光绪三十三年)随孙宝琦去德国，孙是“钦差”，先生和齐寿山同行，从西伯利亚去柏林，住了年余去莱比锡。戊申(光绪三十四年)到柏林。　　
辛亥革命，他在德国，陈英士电催他返国，便由西伯利亚动身，到南京后，担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这些为《言行录》所没有说到的。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起，先生和夫人周峻及最小的男、女公子，避居九龙，隐名“周子余”，杜门不见客，夫人自课子女。一九四O年三月便因病逝世，葬于香港。　　
蔡先生前后凡三娶。元配某氏早逝，光绪二十七年辛丑，续娶江西黄尔轩之女仲玉，婚前提出征婚条件：一、天足；二、识字；三、男不娶妾；四、男死，女可改嫁；五、不合可离婚。年余，才由叶祖芗介绍仲玉女士和他订婚。仲玉天足，而且工书善画，不久，在杭州成礼。　　
结婚那天，厅上高悬“孔子”大字缎幛，并立行礼，午后，开演说会，继闹房，来宾陈介石引经据典，畅说男女平权理论；宋平子更主张男女应以学行相较。蔡则于答词中，表示学行固有先后之分，就人格言，总是平等。　　
婚后，伉俪情感极笃。一九二0年，仲玉夫人病逝，蔡哀感至深，有悼文。　　
这位周峻夫人，则是黄死后续娶的。因谈蔡的家世，附记于此。　　　　　　　　
　　　　郁达夫与郭沫若　　——郁达夫赴日因果　　　　
偶然看到日本静冈大学教授高杉一郎写的：《廿年前郁达夫在东京一段往事》。　　
那时高杉是日本改造社《文艺》杂志的编辑，他为着职务上必要，同时郁达夫的处女作《沉沦》，曾在《改造》译载过；更震于郁之文名和其学生时代的逸闻趣事，当日本对华发动侵略战争的前一年——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达夫从福建到了东京，投宿鞠町的万年酒店时，他便驱车往访。他对达夫的印象，是：　　
“颀长的个子，脸色略带青白，头发剪得很高，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绅士。”　　
会谈之后，他惊奇于达夫“对日本文坛认识之深，并作很中肯而充满善意的批评”。在他将要告辞时，达夫忽然记起说：“这趟，我想跟郭沫若言归于好后，才返国呢!这些日子，我和他之间，一直就闹着别扭!”　　
他领悟郁达夫和郭沫若曾因“创造社”的事，有一段过节，便代郁达夫传讯给当时住在市川的郭沫若，并告知山本实彦社长，由山本招待了郁、郭二人，顺便做了和事佬。　　
一个月后，达夫回华，又七个月战事爆发，郭沫若乔装逃出日本。其后郁在太平洋战争前夕，到了新加坡，旋又化名赵廉，逃苏门答腊，经营小生意；又给日宪兵查出他会日语，强聘他做军部翻译。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晚上，郁达夫给一个“不明国籍”的人引了出去，不知所终。以上是节译高杉所记，除了说达夫的失踪，是给“国籍不明的人引了出去”，替他本国人“文饰”之外，其余都还实在。　　
郁达夫之死，是在抗战胜利后被日本宪兵处死的，起因就是在于这回的日本之行——日本人因为郁达夫到日安排郭沫若的返国，认为郁达夫是个“支那大间谍”，所以对郁达夫害怕而要了他的命。　　
郁和郭是“创造社”时代的朋友，郁的个性是爽直轻信。　　
郁达夫受聘赴北大任教时，郭反对他，达夫写了一篇《离散之前》的小说，这时便开始闹别扭。郭沫若负气赴日，将《创造》停刊。　　
一九二四年，达夫与“太平洋社”合作，出《现代评论》。第二年，和石瑛到武昌大学，还推荐郭氏当文科主任，他又负气不去，宁愿参加学艺大学，不久又和林植夫搞得不欢而散。一九二六年到广州，结交林祖涵，初次认识了毛泽东，这时候达夫已经和他绝交了。达夫对人随随便便，择交也不苛，曾和“新月社”的一班人来往，郭的一系人，便对郁攻击，郁察知是郭所主使，便一怒而断了往来。　　
武汉政府倒台，国民党清党，郭氏流荡到南昌。本来苏联上海领事容许他赴莫斯科，因害了斑疹伤寒去不成，为逃避通缉，他便化名吴诚，逃往日本，去渡其“海外十年”。　　
这便是达夫所说闹了这些年别扭的经过。　　
“九一八”之后，中国文风丕变，文艺创作的最高目的是“抵抗侵略”，一切文学上的活动，皆以“抗日”和“收复失地”为标的。这个高潮的澎湃之力，可以说是空前，远非“五四运动”所 可比拟。达夫那时高谈“国防文艺”，作民族自救的呼喊；而郭在时代的暴风圈之外，在异国携妻挈子写他怡情恬适的小品。　　
自一九三五年开始，郭氏渐渐开始活动。达夫一九三六年日本之行，其任务虽不止单是把郭弄回来；至于为郭出处，则因那时达夫在福建省政府当参议，和陈仪主席在闲谈中提起，认为郭不应该罔顾民族的处境和国内实际政治脱节。郁和郭本是绝交了的，但朋友的情感是容易复活的，达夫在当局的默许下，遂设法给郭去电。　　
郭回信说：不便详复，请郁氏东渡面谈。　　
达夫日本之行，是如此衍成的。　　
日本侵略中国行动，日显一日，中国的日本问题专家，早经予以密切注意。达夫比一般“日本通”更“通”，他和日本文化界关系很好，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可能容易看到一些真实状况，因为福建沿海在疯狂的日本军阀心目中是其囊中物，达夫之行，如其说是有关政治性事务，也就是注意这一点，而促郭回来共赴国难，当然也是其任务“之一”。但达夫在《毁家诗纪》中，说是“因受日本社团及学校之聘，去东京讲演”的，而日本特务心目中竟把达夫看做“间谍”了。　　
达夫在日和郭沫若见面之后，把当局意思告诉了他，但对郭所希望能获得的职位，以郁之地位与身份言，对此只能做到初步的转达，而和他私谈了三数次，其余时间，便和日本文化界交往，如上所述山本实彦的宴会，郁也拉郭沫若和各文化巨头见面，不过只以郁的朋友身份作陪而已。　　
但郭自伤落寞，说“达夫所受的是中等优待”。在日本，郁的声誉是在郭之上的，可是十二月五日，日本文学工作者发起的演讲会，请达夫讲“中国诗的欣赏”，便被东京警察禁止，讲演会本身和讲题是无禁止理由的，这判明了日人对郁的怀疑和忌恨。　　
达夫知机，遂于十二月十七日离日绕道到台湾，稽留二三日便返回福州，已是岁暮了。　　
“七七”烽火爆发，郭在我大使馆协助之下回国，要求郁到上海接他，他虽是“别妇抛雏”，也得到“高位”和“厚待”。　　
任政治部第三厅时，对敌宣传原约定请达夫协助，后来却换了范寿康，郁也不在乎；不久为了“毁家”的创伤，便一气去了南洋。　　　　　　　　
国难家变不了愁　　
——再记郁达夫　　　　
郁达夫已死多年了。日本投降前夕，他在苏门答腊被日本宪兵抓去弄死后，用麻袋装了填海，虽说不上为国捐躯；但作为一个文人，能够临难不苟，气节无亏，也还心安理得!不然，“读圣贤书，所为何事”?达夫对他个人历史总是有个交代的。　　
他在一九三六年的春天，杭州“风雨茅庐”落成之后，应福建省府的招邀，只身南行，初意要漫游武夷、天姥，饱采南天景物，重做些纪游述志的文字，到了福州之后，便和福州文艺界一起，大谈其“国防文学”，并担任“中央宣传部”直辖的《福建民报》文艺栏的主编。他以崇尚气节与文化界同人共勉，曾写了一首诗：　　
闽中风雅赖扶持，气节应为学者师；　　
万一国亡家破后，对花洒泪岂成诗?　　
这一年的冬天，他到过日本，在东京讲演后，来过台湾。“西安事变”突发，他便匆匆地返闽。　　
他和王映霞结缡了十余年，从无两个月以上的离别，于是便在杨桥巷租下叶家花园房子，电促映霞来闽。那时他听到了映霞行迹失检的风传，在大家“接风”的盛宴上，看到号称“荸荠白”的映霞，颀长的身材，丰满，结实，风韵很好，双眼尤其是水汪汪的。　　
席上，萧客生忽然想起刘大白和吴芙霞来。大白也是诗人，映霞却比芙霞更使人迷醉，客生深深地慨叹于“诗人在历史上是一个仙人，在人前往往被目为疯子”，当时大家只是谈论着大白的故事，却不料眼前一对也是如此。　　
一九三八年五月，映霞以不习惯为辞，回了杭州，达夫也参加了政治部的慰劳团赴徐州，不久到了汉口，和映霞仳离的启事出来了。开头就是“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的警句，再回到福州，心神颓敝，每日以酒浇愁。　　
一个心灵刺激得太厉害的人，泥菩萨也会开他的玩笑，在裴仙庙里他求得一张签：上面题“曳尾泥涂”，下面画的是“四灵除汝凤麟龙”的“龟”，他心里好不自在。再至于山的王灵官庙里求签，更是语意明显，说是：　　
寒风阵阵雨萧萧，千里行人去路遥；　　
不是有家归未得，鳲鸠已占凤凰巢。　　
他酒后每诵给朋友听，《毁家诗纪》中，也有“曳尾泥涂当死”的句子，他是“看得破”又“放不下”的一个人，所以那时真够他痛苦了。　　
他和映霞这么一闹，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有各的看法，说穿了还是帷帏之中得不到满足。正如他说的“一个女人要从各方面征服她，才可永远控制住她的心灵”。惟其如此，美妙的肥皂泡般结合，便很容易地破碎了。　　
郁达夫本身在事功方面，可以说没有什么成就，但他的文名却誉满了寰中。“五四”以后，新诗白话文，风起云涌，他的小说散文纯用语体，而诗章则用律绝格调；他得于天资与自然风物者多，刻画雕琢者少，所以清新浅露，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