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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精选】纪实散文。
难以忘却的歌声
(作者:张敬民)
  张敬民,河北顺平人。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新闻专业。1976年赴山西大同平旺插队。1980年调入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历任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总监制、副台长、常务副台长、总编辑、台长,现任山西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中国黄河电视台常务副台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山西省青联副主席,山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全国“小说连播”研究会副会长,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兼职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200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纪实文学《西口大逃荒》、《美国独旅》及小说、散文、电影剧本等文学作品,策划、编剧电影故事片《声震长空》获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40多篇新闻作品获省、全国及国际奖,其中《难以忘却的歌声》获第十届柏林未来奖特别奖。1991年获首届范长江新闻奖提名奖,1997年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授予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称号、山西省优秀专家、省劳动竞赛委员会荣记一等功,2000年入选“山西省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2004年被评为第二届全国“十佳百优”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
  河曲,一个去过就忘不掉的地方。
  这么些年,要问我去过多少回,还真难确切地说上来。我结缘河曲本就是个传奇,注定了这辈子想丢都丢不开。
  那是上世纪的1985年,身为记者的我在省城太原待得心慌,生怕少年壮志被“泡”没了,于是与对桌的同事、年长我五岁的大哥马小林一起密谋,策划了沿走西口的古道徒步采访的行动。要知道,这样的事在当时就好比河曲民歌唱的——“数九天长起一苗鲜咯白白的菜”,新鲜得很咧,在业界也可谓“壮举”!
  河曲,就是我们采访途经的重要一站。如果拿那句惯常的军事术语来套,就是在战略上是统筹全局的要害,在战术上是把握胜算的关键一役。这是因为,它地处晋西北的黄河边,与内蒙古隔河相望,是当年穷苦人走西口的重要路线之一,可以说,山西境内浩浩西去“讨生活”的农民大多选取此道,尤其以忻州地区为最。他们春出秋回,以至于成了一种常态的生存方式。这便有了那首流传甚广,甚至成为反映走西口历史根源及对生活真实写照的经典民歌:
  河曲保德州,
  十年九不收;
  男人走口外,
  女人挖野菜。
  河曲之所以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在我们日后提出的“西口文化”(完成徒步采访之后,我们撰写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西口大逃荒——记者徒步走西口纪实》,最先也是第一次提出“西口文化”这个学术上的概念,后被人们普遍认同并应用。)概念里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仅从走西口的人口比例来说,其它地方就无以相比——河曲现有人口约12万,而定居于“口外”内蒙古生活的河曲人却有30-40万之多,甚至那里的一些地名、村名都是以河曲相应的村寨同名命名,说话的语音及生活习惯更是深深影响着这方广袤的水土。再一点,河曲就像它的名字一样,生有浩如繁星的民歌,曾经这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能随口哼唱出成箩成筐的“山曲儿”,那村里河畔、坡坡梁梁随时随兴都会飘来情意悠长的“爬山调”,难怪世人将它称之为“民歌的海洋”,并公举为“中国北方民歌的发源地之一”。更为重要的是,这里的民歌与走西口息息相关,似乎那一个个激荡心灵的音符和词句都是为它生出来长出来的。可以说,凡是与走西口相关的生活及情景都融进了歌里,无一遗漏;就连走西口这三个字的特定词组,也是河曲人创造并唱出来的,可谓“专利”。不服?有据为证——“二人台”最著名的剧目便叫《走西口》,更别说那一首首提及此语的众多民歌了。
  记得当年徒步到达河曲县境,一路采访几乎是伴着当地男男女女嘴里哼唱的“山曲儿”走下来的。那里的民歌让我们着迷,那里的故事让我们动容,那里的百姓让我们难忘……似乎作为外乡人的我们还来不及对这块土地陌生,即被它那散发着“酸捞饭”一般的糜曲酒香给融化去了,浑身绵绵的软软的,有股子醉醺意暖的亲熟。以至于后来再去,莫名地总有一种游子归乡的感觉,而采访结识的那些老老少少的乡亲见了,竞也口口声声地招呼着“你回来咧”。每每这时,我的周身即会“嗖”地蹿起鸡皮疙瘩,仿佛每个毛孔都在呼吸。
  一晃整整30年过去了,我还是忍不住会惦它念它,那种牵绊不曾淡去反而愈浓了,面对我的“多情”,就连有时相遇的那方水土生养的“纯种”,也不禁自惭“枉为河曲人啊”。说来也不诓,就在2008年我还作为策划人和组织者发起了时隔23年后的又一次对走西口的全面战役性采访,定名为《西口在望》,动用了广播、电视、报刊等多媒体及记者队伍展开行进式的全方位报道,其中河曲又是关注的重中之重。
  也就是这样的缘由,在这一年的盛夏,我再一次来到了河曲,重访像绵长的“山曲儿”一样缠绕心中的那些放不下的往事故人……
  黄河水深浪滔天,
  扳船汉吃饭拿命换。
  河曲,是个因黄河在这里拐了弯儿而得名的县。也许正是这样一种天赐的机缘巧合,这里的人们爱民歌唱民歌痴民歌,“见甚唱甚想甚唱甚”,整天价嘴里像波涌浪翻的黄河水一样“叠调调”,以致成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生活相生相伴的常态。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这些曲调繁多的民歌统统称作“山曲儿”,而且沿袭着近千年(据考,北宋即有记载)的历史文化“基因”,祖祖辈辈、一代一代传唱至今,一如奔流不枯的黄河水生生不息。
  黄河孕育了这块土地,也滋养了岸畔的人。因之,这里自然而然生出了一种临水吃水的独特生活方式,即“跑河路”,而靠它“讨生活”的人被叫做“扳船汉”。有首民歌是这么唱的:
  西北风顶住上水船,
  破衣烂衫跑河滩。
  河曲起程上河套,
  步步走的鬼门道。
  上水船困在浅水滩,
  穷日子难住扳船汉。
  黄河水深浪滔天,
  扳船汉吃饭拿命换。
  手扳棹(zhao)杆脚蹬船,
  船碰岩头命交天。
  吃饭的人走鬼路,
  什么人留下个跑河路?
  同往常一样,如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我到达河曲后去的第一个地方准是娘娘滩,而且每次都显得那么急迫,像是那儿有牵着心尖尖的线线,一拽一拽地撑捺不住。要说真有啥放不下的牵挂,那就是二十几年前相识的那些一辈子住在滩上的“扳船汉”。
  娘娘滩是波澜万里的黄河河道上唯一有人居住的滩岛,仅这一点就够得上神奇。老天爷就是这样公平,天底下的苍生只要存活在世上,不论贵贱好歹都要给个栖身之地给条活路。黄河里有这样的所在,不用说去过了,你想想都觉得新鲜有趣。一个东西长700多米,南北宽340多米,面积仅有0.16平方公里的沙洲小岛浮在粼粼水波里,上面桑榆杨柳围堤,青砖灰瓦的农舍散落其间,一阵风吹来裹着成熟的麦香和瓜果的沁甜,不时还会冒出一声声在太阳地里晒着的闲适的牛叫羊咩,还有那一串串嬉戏玩耍的无忧无愁的童欢……
  我们向东出了县城,沿着黄河公路一路往上走去。正是盛夏八月,强烈的阳光暴晒在波浪一样起伏的黄土塬上,四处生烟,痒痒得没有一丝水气。远远近近的田地里,高高低低长着等待成熟的庄稼,几棵一丛抱团生长的杨树像跳棋子一样零星散落于坡梁,古老的土垛城墙残破却不失尊严地时断时续地横亘在山脊……
  不出半小时的车程,我们来到楼子营镇。这名字听上去就很有古意,咋也在明代便有了此谓,是个几百年来大河两岸响当当的摆渡码头。可以这么讲,自打有了“跑口外”这当事儿,这码头就没停歇过,春去秋来,数不清有几辈辈、多少人“讨生活”从这儿过命过,也数不清有多少条船载着货物从这儿溯水包头逐流秦晋,而凡从这里启航的船只,掌舵的船把式多是隶属这个镇的娘娘滩人。如今,岸畔码头那块砖石垒砌的老照壁还挺立在坡梯上,以风雨侵蚀仍傲然坚守的身躯向人们昭告着曾经见证过的历史。从这里望去,树木葱茏、浓荫掩映的娘娘滩就在眼前,它的形状头尖腹阔像条船,滩行水流,航行在波澜不惊的黄河上。之所以“不惊”,是因这里的河道很宽,上游几公里处,“一声似雷鸣”的黄河水从峭壁夹持不足200米的“龙口”喷泻而出,随即淌入40公里长的宽谷,深涧顿消,豁然开阔,水流一下子泄去劲儿,平缓和顺下来,柔软得像缎子,温婉得像少女。而那种《黄河大合唱》里的“惊涛”,诗人慨叹的“黄河挽起你那坚实的臂膀”,都悄没声儿地不见了。然而,如今的河水已没有了曾经的样子,水流很浅,许多沙滩露出水面,水线环绕在周边像湖水一般文弱,有的地方卷起裤腿就能趟过去,船行其间不得不绕道深水区航行……这哪里还叫黄河呀!当年的那条泱泱一泓天地流的大河去哪儿了?一个开“铁舶子机船”的娃娃指着上游告诉我,那几里外的“形似龙口”的地方当河拦起了大坝,建起龙口发电站,白天蓄水,晚上开流发电。因此,要想见到当年黄河的样子,只有夜半三更来了。而白天见到的这还能流动的河水,是从电厂大坝的导流洞流出的。
  乘船的码头已伸进河槽很深,平缓的水流中有三条靠岸的机船在搭客。掌舵的船把式年龄悬殊,大的有六七十岁,小的却只有十二三岁,他们卖劲地吆喝着争着引导人们上船,各顾各地前后忙活,一看便知这不是一家的生意。我们上了那条娃娃的船,他熟练地拉转柴油发动机,“突突突”驾驶着“铁舶子”驶向河中央。我以记者职业的习惯,乘着河风挑高声音与“跑河路”的娃娃攀谈。他麻利地操作着船舵,眯缝着两眼,用“扳船汉”那样的老水手才有的眼神观察着水情,用还有些稚嫩的声音告诉我,自己姓李,刚上初一,从小就是泡在这“黄汤汤”里长大的。他这是借暑假,帮爷爷的忙,跑跑“水路”上的营生,顺便挣几个学费钱。男孩儿口气很轻松,好像这风里浪里是家常便饭,玩耍着就做了。我提出让孩子唱上几句“扳船调”,他翘着嘴角淡淡地笑笑摇摇头。我问,听老辈子人唱过吗?他还是摇摇头。我抬眼逆着阳光望向水面,心里感慨道,是啊,眼前的一切都在改变,就连这河水都难翻起潮头浪花,还怎么会有歌声呢?已经没有生它长它的人和水土啦。那些飞溅在黄河浪尖儿上的歌唱,是这方水土上的人们曾经与自然拼斗,与生死抗争的发自胸膛里的共鸣!听听这样的歌声吧:
  跑河路的哥哥挣不下钱,
  脚踏船沿命交天。
  天阴下雨帐篷漏,
  可怜哥哥跑河路。
  山羊皮袄呼啦呼啦响,
  哪一天哥哥也不在河岸上。
  前山后山山套山,
  甚么人迫得哥哥跑河滩。
  …………
  从北岸登上滩,迎面撞见的就是李贵雄。说是巧,其实也是必然,他开着的滩上唯一的小卖铺就在不远处,每有游客上来他都以义务导游的身份第一个迎上去。这老汉已是满头白发,一脸的笑容掩饰不住满面皱褶里的岁月沧桑。他见到我,收起笑容,眼神顾盼着有些迟疑,显然我的突然到来让老汉有些料想不到,猛地一下子回不过神儿来。可不一会儿,那眼睛一闪,跃动出灯芯儿一样的亮光。他确定了是我,一把捏住胳膊,上下打量着说:“小张,你回来咧!”算起来这老汉也有,八十多啦,我们相识那年他五十出头我二十郎当,真没想到都这把年纪了,他眼神儿还这么好。想必,这仗着的是他年轻时做“扳船汉”练就的一双击浪破险的眼睛。我满怀拥抱着已不像当年那般健壮的老汉,感受着他混合着柴禾、泥土、河水、旱烟的特有味道,任凭那干硬的胡茬刮着、扎着脸。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每次一登上娘娘滩,就总有种到家的感觉,浑身的毛孔都麻酥酥地张开了。而贵雄老汉也一样,每次见着了都像是迎接久别回家的亲人,惹得人直想掉泪蛋蛋。
  他牵着我的手,不容停留地把我领回家。眼前这座院子比二十几年前破败多了,曾经于1981年除夕夜被洪水冲毁的那间东边的屋子还是残垣断壁,越来越大的院墙豁口用树枝和庄稼的秸秆绑扎起来围着,石凳石桌还是那样低矮,唯一住人的房子门窗上的红漆有些剥落……贵雄老汉见我看得仔细,解释说他一年四季享受着咧,夏天住滩上种地乘凉,冬天住发水那年政府出钱专门在河岸上建的房院,如果心情不错还拽上老伴儿动不动去包头的大儿子家住一阵子,或是外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转转看看。照他的话说,“这日子过得可不赖咧!”不过,这天上地下走了一遭,到头来李贵雄还是觉着自家好。我不止一次听他说过这样的话:“这世上没有比娘娘滩更好的地方咧!”李贵雄是个豁达开朗的人,从他的脸上很难看见什么愁云难色,与人打起交道来也是个自来熟,几句话就能把陌生人揪住。说实在的,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正是那种在黄河里搏风击浪、遇险不惊的人称“船老大”的艄公方有的气度,也只有有了这种拨云见日、光明在望的坚定、自信的气度,那承载着“扳船汉”命运与希望的一艘艘船只才会一次次地死里逃生、一代又一代航行在这大河上。
  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85年,也是这么个季节,我们背着走西口的行囊登上娘娘滩。那时的滩上很安静,想见个人光喊是喊不见的,你得专门进院进家去找。大夏天的,没甚当紧的营生,更是悄无人迹,静得只能听到知了叫。我们两个不速之客,正四顾茫然不知咋个好歹时,忽闻远远传来“咚、咚”的敲打声,于是寻声疾步而去。走过大约百米,拐过一座小沙丘,距河堤不远处的滩涂上一条新造好的船倒扣着,有三四个成年汉子正挥动着手中的木锤在上面有节奏地敲敲打打,他们或搭件无袖小褂或光膀袒胸,插科打诨,有说有笑,好不快活。我们好奇地凑上去,与他们打着招呼。一个汉子停下手里的活儿,拎着木锤儿迎上来,一双透着洞察力的眼睛上下打量着,警觉地询问陌生人的来路。我们道出自己的身份,并讲明此行的来意,那汉子便张开粗壮的手掌抹了把紫红色的脸颊,又伸到我们面前,一副见过世面的神情道:掏出证证,俺验验。我们只得老老实实照要求去做。他接过记者证,对着照片抬眼低眉地相了几眼,又似识不识地磕磕巴巴念着我们并不难识的名字对号入了座,这才散去一脸的狐疑露出笑容。这就是第一次见到的李贵雄,在日后我们撰写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西口大逃荒》一书中,是这样记述当时情景的:“这是在……?捻船。什么是捻船?就是捻新船的缝儿,怕漏水。回答我们问话的是一位五十多岁模样的人。他面膛紫红,头发乌黑,上身披着件布衫,袒胸露怀,看上去身子骨很壮实。经我们询问,才知道这位强壮的老人叫李贵雄,是在黄河上跑了三十多年水路的船夫。”哈哈,在那时,我眼里的他已是“老人”了,如今我也长成了他当年的那把年纪,在年轻人眼里也成老人了,而他岂不活成“老老人”了?真是光阴如穿梭,拽都拽不住,没奈何啊!
  也正是那一次,我第一回见到了黄河船夫的真模样,从他那里听到了“跑河路”的那些事儿。李贵雄介绍说,造船、扳船在娘娘滩历史久远,成年人都会做这种营生,这也是老天爷笃定他们活命的出路,家家都靠船吃饭。每年春天一开河,汉子们就该出门儿了,受雇“拉大船”逆水而上走西口,近到包头、后套,远上宁夏、甘肃,运绸缎、布麻、茶砖、铁货、日杂等等,装粮、棉、皮毛、药材、吉蓝泰盐等等各种货物,可以说凡是用得着运得动的、可流通能交易的统统都有,只要商贾、东家瞅准了是赚钱的买卖,叫运甚就运甚,总之是运上装下,满载而渡,绝不放空。这种营生不同陆路上的,不是人人想吃就吃得了这碗饭的,危险性极大,天气、水情变化无常,稍有不慎就会丢掉性命,因此就有了“登上船沿命交天,生死拴在纤绳线”的哀叹。在这条大河上,为“讨生活”拉大船的不知有多少人只见去不见回,连尸首也捞不着。也正因为如此,造就了“扳船汉”那种特有的性情和气质。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每次一上“水路”,家里人都是泪涟涟的,虽嘴上说“快点回来”,可哪个都知道这有可能是去“黄泉路”的送别,谁也不敢保证还能再活着回来。被穷困生活逼的,人再没有点儿豪气和胆量,真端不起吃这口饭的碗!
  李贵雄说,“跑河路”讨生活,实在不容易,那真叫是拿命换咧!扳船汉们光提上性命不行,还得跟时间赛跑,因为吃的是季节饭,一年里的行船期一般是四月至十月,其中四到七月是比较顺利的“好时候”,而一过七月“河就发赖咧”,到了十月就开始上冻流凌了。有俗语这么说:“四七月的河路,九十月的羊肉。”河面一封冻,水流不动了钱也挣不到了,所以“跑河路”的不少人每年都赶着更早的开河流凌期就上船了,直到封冻前又一个流凌期来到了也不下船,趁着漂着冰凌的河水还能流动再跑上一半趟,多挣几个钱。想想看,在这样的环境里卖苦力,水冷风寒,起五更睡半夜,再加上食不果腹,人即使是留下条命,可到头来也会落下一身的病痛,有的一辈子卧床失去劳动能力,有的终生单过不能生育。李贵雄说,“跑河路”的人只要在船上都赤条条光着身子,不是没衣服穿,而是不能穿,风疾水冷,如果穿着的衣服被打湿,那贴在身上的寒阴潮气更是渗骨浸心地难受。有句谚语这么说:“拉大船,五更耍水,拔断儿根。”“儿根”是什么呢?就是男人的生殖器;“拔断”,就是冻烂了或者是失去生育功能。
  在黄河上有一处地段不能不提,那就是老牛湾。凡是采访到的跑过河路的人,无一不谈到它,甚至多少年都过去了还是谈“牛”色变,惊悚不已。照他们的话说,这是黄河上最险要的一段,湾曲涧深,山路崎岖,暗礁密布,水流湍急,是“人见愁”,是“鬼门关”。船航行到这里,不是光凭力气就行了,更要显示的是“船老大”的本事和能耐,全船人只听他一个的号令,即使是天王老子在这儿,也只有做“龟孙子”的份儿。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对此早有研究,并取得了社科成果,不妨翻开他的著作《论权威》,看看我们如同航行在大海之上的人类社会是多么需要一位“船长”的权威领航啊!大道理小道理,其实归结到一起都是一个理。
  在这儿,让我们来听听黄河船夫们,以生死而明理唱出的《船家令》的诠释吧:
  黄河浪子上大船,
  三令五规代代传。
  船令要比军令严,
  不懂船规命交天。
  上船先说第一令,
  艄公就是船头圣。
  船头圣要知天命,
  风云变幻听天令。
  听天令,听地令,
  神门鬼门好通顺。
  船家三令是根本,
  船上五规要记清。
  第一规要好水性,
  学会鲤鱼跳龙门;
  第二规要神志清,
  不许丢眉又打盹:
  第三规要敬河神,
  难关险关拜神灵:
  第四规,船法硬,
  生死同交一路人:
  第五规,棹为宗,
  棹杆不许乱舞弄;
  天下棹手拜弟兄,
  海走天涯有亲朋。
  老牛湾正是这样一块对真假“船老大”的试金石,它给出的自然条件十分苛刻,拉大船的纤夫们只能攀在两岸陡峭的岩石上,脚蹬乱石匍匐前行,而且注意力必须格外集中,步调一致行动于“船老大”的号令里,否则稍有不慎,必铸大错……性命攸关,非同儿戏,于是,老牛湾人在这河路上便有了独特的角色。2008年已七十七岁的村民魏存良保回忆说,老牛湾河道狭窄,水急浪高,当年不论是上去的船还是载货下来的船,到了这个河段多数都要停下来,因为它的船夫水手不熟悉河道水情,必须出重金请老牛湾的艄公上船指挥扳船。魏存良保老汉谈及这些往事,眼里闪动着老泪泡着的“亮光花花”,脸上露出想必像当年一样自豪的神情。他说,从老牛湾到龙口这段几十里的河道,几道弯儿几道拐闭着眼睛都数得清,哪有暗滩险礁,哪里流急浪旋都装在肚里。在这段河道上行船,左扳几棹右扳几棹,手扳还是脚踏,都有一定的程序套路,如果一不小心倒乱了顺序和方寸,那船就必会撞礁沉没,连人带船卷入黄河。甭说是不熟悉这里水性的外乡人了,就是摸着河道长大的老牛湾人也不知有多少为吃这口饭而丧生。靠墙根儿坐着的魏老汉,用手抚摸着自己暴着一串串疙瘩的静脉曲张的老寒腿,眯起眼数了会儿告诉我,全村像他一样当年在黄河上扳过大船的人只剩四个了。如今,老牛湾人再不会像父辈那样在急流险浪里讨命了,下游建起的龙口水电站蓄起的黄河水已变得清澈碧绿,水位也比原来河道抬高了50多米,灌满了老牛湾那著名的“黄河人晋第一湾”,这里的人们开着机船在水不扬波的黄河里围网养鱼,还轻轻松松挣着摄影发烧友和慕名而来的游客腰包里的钱票子。情形变了,老牛湾人嘴里的“山曲儿”的味道也变了,像魏存良保唱的那“三春期黄风奇怪地刮,走口外那哥哥咋离开家”的凄凉调难觅了,唱出的大多成了这样的调调:
  河塄塄低来船沿沿高,
  河畔的妹妹水色色好。
  眼下,娘娘滩也因上游建起龙口水电站而带来了变化。具体说,不是滩上的自然环境变了,而是人们的想思观念变了。我这次上滩见到李贵雄,他和滩上留守的老人正为这事发愁,据说已在村支书的召集下开了几次会,可还没吵出个结果。说白了很简单,随着城里人跑出来的越来越多,旅游热也波及到了这地处晋西北黄河上的娘娘滩。而又由于上游建起了电站,白天水流遭控,上滩无需像从前涉急流险滩的那么难了,水浅得没不了头顶,于是就有村民提出从岸上连接公路直截了当修桥上滩,设立门卡售票,增加旅游收入。这种提议遭到了一部分村民的强烈反对,这些人多是上年纪的人和在外务工的年轻人,他们的理由很纯粹,老年人说为的是个清净,年轻人说要保护原生态。就这么讨论来讨论去,就是说不下个长短。我探问李贵雄是什么态度,他似乎模棱两可,有些没了他原先的那爽气,说想再去听听老伙计李二顺的意见。正好我来了,也知道我也要去看他,就一并去好了。的确,这是我每次上滩的“规定动作”,必得见的两个人,而且先后顺序都是一样,一如我第一次上滩相见相识他们的次序。记得有一回我来滩上,恰遇李二顺去女儿家走亲戚了没见到,那个心里不舒坦呀,回了省城好久还是遗憾得放不下。
  李二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娘娘滩村的党支部书记,虽说年龄比李贵雄小七八岁,可人沉稳老练,性情温良和善,讲起话来不急不慢不高不低,笑眉笑眼地句句都往人心里去。当年,李贵雄把我们这走西口的记者领到支书家接洽时,就看得出他对这位滩上的“当家人”很服帖。现今虽然李贵雄已是八十好几的人了,见了李二顺还是与从前一样,好像一进人家的院子,浑身的“火”气顿时就没了,声调也随之柔和下来。这时,李二顺正和老伴儿在那棵已粗壮了许多的海红果树下忙活着,见是我来了,伸着那双干瘦的枯手迎上来,弯着月牙状的眼睛里闪动着泪花,直勾得人心里一阵阵酸楚。他招呼我坐下,嘴里不停地问:“你都好吧?老人孩子都好吧?”说着还不忘示意老伴儿放下怀抱的小外孙,赶紧沏茶端瓜果,“有甚都上来。”一旁的李贵雄上手相帮,禁不住感叹:“小张你来咧,看把个二顺他喜的!”是的,李二顺从一开始就是这么待我的,1985年头回上滩时的那碗宽面条就是他和婆姨给做的,现在仿佛还能感觉到它的热度和味道。也就是在那次边吃边聊中,我知道了他也是当年“跑河路”的扳船汉和发生在黄河上的故事,也听他讲述了娘娘滩那奇异的历史传奇。相传,两千多年前,汉高祖刘邦死去,吕后专权。当时,身怀“龙胎”的薄太后为逃避陷害,在汉将李广秘密护送下隐居到这个滩岛上并生下汉文帝刘恒。后因怕母子同遭不测,文帝被藏到上溯八九里的外的小石岛上,薄太后每日涉水喂养。直到吕后倒台,汉文帝刘恒携母返回京城重振汉业。因此,后人就把黄河上的这两座滩岛分别称为“娘娘滩”、“太子滩”。据《河曲县志》记载:“娘娘滩时有古瓦出土,长的尺五,宽的六寸,整瓦呈半圆柱形,瓦当为整圆,‘万岁富贵’四字汉隶清晰可辨,敲起来咚咚作响,看起来古色斓斑,可磨很好的砚台……”云云。另有古人留诗日:黄河迤逦渺无端/忽向中流露两滩/麦穗连云迷雁字/杨花坠雪冒鱼竿/平安惯引扁舟渡/富贵时寻片瓦刊/太子娘娘看不见/至今犹说汉宫残。
  听身为村支书的李二顺介绍,当时滩上居住着35户人家,共122口人,全都姓李,是汉“飞将军”李广的嫡传后代。这一点,他很看重也很引以为骄傲,照他的话说是“对外一村人,对内一家人”。然而.今天犯愁的事找来了,先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也涌上娘娘滩,人们面对摆渡赚钱的营生认真起来,全村十几条船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想划就划出去了,村委会根据村民的意见制订了相关制度,每天只能有三户人家的三条船能在河里载客航行,大家依规三船一组轮流摆渡,有客不能抢有钱大家赚,当然如果运气不好,遇有一天无客可摆,那你也只得自认倒霉了。没想这出船的事刚“摆平”了,又有人提出建造水泥桥的主张,说这也是响应大开发大发展的号召,有水快流,开源致富。这可是不仅关系到当下村民的大事,也是关系到娘娘滩李家祖宗的大事。现任村支书李四憨不敢轻易做主,只得请德高望重的老支书李二顺出面主持,否则难以压得住阵。而李二顺对此有自己的看法,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一听李四憨的意思,温厚的绵性子就腾地着了火,门一闭谁也不见,就是一辈子过命的老哥哥李贵雄来了也不松口,反而还要让他和自己站在一条船里撑起反对建桥的竿子。这不,今天我的到来,李二顺又让李贵雄逃不过了,非逼他说出个三长两短的准确态度来。其实,李贵雄的心思在场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哪头也不沾边儿不得罪,最后定下个甚就认甚。唉!贵雄的脾气已不像当年,毕竟老了……
  正在我们满院子说笑的当口,一个五十岁左右的汉子憨憨笑着进来,这正是现在的村支书李四憨,他是再一次登门请老支书“出山”的,说如果行的话晚上就组织村民代表开会。李二顺不吭声了,沉默了好久,最后还是李贵雄的一句话打动了他:“事再难,也总得有人出面解决呀!”二顺应下了,说晚饭后娘娘庙后的滩上见。李四憨如释重负地赶紧走了,忙活着通知参会的人。猜得出,他是生怕这刚抓住的“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机遇,老支书一转眼回过神儿又变了。
  时候不早了,我谢去两位老人家的一再挽留,起身来到北滩的码头。李贵雄和李二顺一边一个拉着我的手,一路相伴相送。我趁别人不注意时,掏出几张钞票,分别塞进老人的手心里,这是每次上滩我必做的事。说实在的,我一个城里来的人能帮他们什么,又帮得上什么呢?对此,我常常心存愧疚。还是像往常一样,老人家暗暗较着劲推辞,可他们拧不过我,我也知道他们在众人前要面子脸皮薄,于是压低声音不容迟疑地说:“赶快收起,让人看见咱们这是做甚咧!我是晚辈,没多少钱,也就是给你们老人家补点零花。”他们不再坚持,两对粗糙的双手紧紧攥着我……
  夕阳的余辉把河面染得金黄,耀眼的明晃晃的水天一色。我们不得不启动渡船返回去了,只见两位老人驮背站在滩涂上,挥动着僵硬的手臂向我告别,眼睛里反射出的河水的波光湿润润的……
  渡船缓缓离滩远去,船尾划出的水线一层层一叠叠在河面上展开,暮色中伫立着的李贵雄、李二顺突然扯开嗓子吼起来,这是我久已未闻却再熟悉不过的“扳船调”啊:
  嗨——,众弟兄,弯腰用力一齐来哟。
  嘿——!
  嗨——,秦始皇,跑马察道修边墙哟。
  嘿——!
  嗨——,你姐姐,擦油抹粉浪哥哥哟。
  嘿——!
  嗨——,看只看,太阳落在西山畔哟。
  嘿——!
  唱曲儿容易叠调难,
  学会唱曲儿解心宽。
  河曲就是个唱民歌的地方,到了这儿如果不听上几首,那才是枉来一回呢。
  我的河曲之行,每回都是伴着歌声来去的,有时欢,有时笑,有时泪,有时叹,有时默默无声……对于生养在这方水土上的人来说,“山曲儿”就像生命频谱的律动一样,终其一生相伴相随。可以这样说,它是河曲人对生活的别样表达,是直接从内心透出的最本真的抒发。
  唱曲儿容易叠调难,
  学会唱曲儿解心宽。
  三十六张白纸糊斗方,
  唱曲儿顶如说比方。
  唱曲儿就是哥哥出口才,
  你把那好曲子唱出来。
  你要是唱曲儿拉开音,
  唱上山曲儿大家来听。
  就是这么一首“两句头”的简短民歌,便把河曲人为什么唱歌(“解心宽”)、怎么唱歌(“说比方”)、唱什么歌(“好曲儿子”)、唱给谁听(“大家来听”)等等都表达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这些既是基本的也是终极的问题,在研究所、学院派的学者、专家那里却是要洋洋洒洒千万言以致用其毕生来探究的重大课题。河曲人说语讲话特别吝惜,平常别人用几句话方能讲清楚的事儿,从他们嘴里说出来却被高度概括成了简单的一半句,甚至几个字。如形容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艰辛感受,只需两个字:孤少。我上世纪八十代第一次来到这里,经常被他们像压缩饼干似的“浓缩”了的“本地话”搞得云里雾里,很多时候要靠翻译才能弄明白。因此,我这样总结其特点:河曲人说话使用的是电报语言。而民歌这种方式恰好成为了这富有嚼头的特质语言传情达意的最佳载体。一首乡野飘来的民歌,道出的却是丰富而至理的内容。民歌,是河曲人植入骨髓的生活凝炼和情感脉动。
  河曲县城本来就不大,而与我结识的民歌手又多住在县招待所隔街的文化馆周围,只要招呼一声,他们便没有二话地“呼呼啦啦”来了。每次来河曲,我都会邀约他们聚聚,凡是在家未外出的都围在一张桌子上吃喝一顿,“闹腾、闹腾”,与这方水土交往初浅的人难有所知所觅。这里有个习俗,只要是挚情好友席宴相聚,有酒就有歌,你唱我对,酒流曲儿淌,好个畅快!我很享受这样的场面,每逢这时,人人都裹缠进了这情意绵延的“山曲曲儿”里,或喜或泪,或醒或醉……
  华灯初上,招待所的一张圆桌上已拢满了人,他们是我邀来的老相识,老者年届七十有余,少者四十往上,都是县里有声望的“歌唱家”。众人面前,贾德义总是最活跃的一位。他原是县文化局领导兼文化馆馆长,可身上没有一丝“官气”,瓶底儿似的眼镜架在鼻梁上,头发乱糟糟,胡子拉碴的,多会儿见了都像个忙着跑场子的戏班班主。他从骨子里生就的即是游走四方的“艺人”秉性,那血液里流动着的感性、活跃的细胞,只要一被触碰便会燃烧起来。老贾等不得你讲什么“开场白”,二指一捏端起酒盅,起身站立,伸出另一只手翻转挥拍先开了腔,那神情呀状态呀绝不像上了七十岁的人。
  一壶壶烧酒两个碟碟菜,
  感谢你掌柜的好招待;
  不唱三声唱两声,
  叫人家还说咱就没出过个门。
  一曲儿唱罢,大家盈盈笑脸映在酒中,端杯起身,齐饮而尽。这是晋陕蒙交汇区一带人们约定俗成的“规矩”,只要是歌唱得好,大家就举杯共饮;如果是二人对唱,一应一答,两句一个回合,谁架不住罚谁酒,都唱得上来就对饮;如若你来我往,应对精彩,歌至一段,曲儿至高潮,席间众人便会欢声赞扬,邀杯干尽。可别小看了这一盅烧酒,人生百态、世间冷暖、天地乾坤都融于其中,喝下去的是热辣辣的生活滋味,唱出来的是千转回肠的心绪情愫。这样的场面已不仅仅是表征习俗了,它鲜活生动地反映出了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碰撞、交融所产生的独特地域文化。而孕育了这一文化的母体正是长期生活于此的汉蒙民众,催生它并伴其成长的是可上溯自元朝“西去度荒”五百年的走西口生活。正因为如此,我们在1985年便第一次提出,将其形成的文化现象命名为“西口文化”。
  今晚,这桌席的“歌头”又是贾德义了,他常常会主动担此重任。“歌头”,即众人之中带头唱歌的人,其作用是领唱、引歌、亮第一嗓子。能扮得起这个角色可不简单,不仅肚子里的歌多,“唱甚会甚”,还要有一定的“理论储备”,什么都能说出个“道道”来。老贾抿一声儿喝干了酒,随手抹了把布满黑白胡茬的嘴,解释说:“这曲子是蒙汉调,主要唱在河那岸的内蒙古,过去在小酒馆小饭店里多能听到。不过,那都是即兴的,见甚想甚就唱甚。”贾德义所说的“蒙汉调”,是上世纪早期以前流行于包头、后套、鄂尔多斯一带的民间小调,仅从名称上就不难看出这种艺术形式与蒙汉两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它是两族人民长期交往共同创造而产生的。据此,足以见得两种文化在这方地域交融的深度。
  歌一开了头,自然得有人应,不能让断了音儿,倘若无人续接,那将是歌手的莫大耻辱。因有事缠身,急慌忙抢赶来,仍迟到了的王永茂自觉亏理,闲言少叙,抢先应上了河曲的“爬山调”:
  哥哥唱曲子怪好听,
  好倒像二弦锯胡琴。
  永茂十几岁就进了县“二人台”剧团,凭借天生一副男高音的漂亮嗓子,曾是唱红黄河两岸三地的“名角儿”。如今,他人至中年,底气依旧十足,爬上的高音儿好似要挑穿房梁。
  贾德义见有人应对,而且还是自己主政文化局时招入的队员,愈发抖擞起来,手指敲击桌子的棱沿儿,有板有眼地对唱道:
  哥哥唱曲子不好听,
  你给哥哥那拉后音。
  面对前辈,永茂目光里流露出尊崇的笑意,嘴上不敢有丝毫怠慢,紧接着调门儿又迎上去:
  我给那哥哥拉后音,
  三调三弯那怪好听。
  贾德义更上劲了,干脆用手掌拍击桌面,扬直脖子回应:
  红石榴开花丝碎碎,
  咱二人唱曲儿一对对。
  虽说这是老曲儿老词儿,可从不同人嘴里唱出来的意趣都别有味道。他们因时、人、情、景等等的不同而当场“自由发挥”,每每都有令人耳膜一震的新意与变化。老贾与永茂的对唱赢得了满堂喝彩,大家烧酒下肚曲儿上心头,人人都抖开了嗓子。于是,餐桌变成了打擂的歌台,你吟我唱,一附一和,此起彼伏,一首牵着一首、一曲儿叠着一曲儿缠绕于整个屋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家唱着唱着就自然而然地拐到了表现走西口生活的歌曲上,这些“泪蛋蛋腌出的”曲调、唱句早已深深植根于河曲世代人的心中,成为流淌在他们血液里不可分离的生命基因。河曲民歌是在长时期的不同历史背景及多种条件下产生并发展的,而真正形成一种被社会公认的在一定区域内有广泛影响力的表演形式,或者说是被学术界承认的独立艺术门类,还要归咎于近几百年来越来越盛的走西口生活。由于流动、交融,民歌从内容到表现形式都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演进,特别是围绕走西口的特定主题,人们将生活的种种体验及喜怒哀乐的情感表达都融于其中,再经过口口相传,不断补充、加工、提炼,最终达到对共有生活的感悟认知的共鸣,因而形成了以二人台《走西口》为代表的庞大的主题性歌曲体系。
  可以说,只要是走西口所涉及到的生活,从民歌中无一遗漏地都能听到。我们在1985年徒步走西口采访回来后,曾把收集到的民歌整理归类,发现那一首首出自众人之口、情景不同的“山曲儿”,已不仅仅是如乡亲们所说的“为的是解忧愁、解心宽”那么简单了,而是一部以音乐表达方式真实记录走西口生活及苦难的历史。如是,你便不难理解了,在河曲,只要遇有像老友亲朋聚宴这样的“歌友聚会”,一经搭上了走西口这声儿腔,就好似“水流千里归大海”一样收不住场了。
  提起哥哥走西口,
  止不住小妹妹泪蛋蛋流。
  一把拉住哥哥的手,
  说下个日子你再走。
  一把拉住哥哥的手,
  该叫你在该叫你走。
  你要走来我不叫你走,
  扭住你胳膊拉住你手。
  在民歌里,走西口从哥哥、妹妹淌着泪蛋蛋的一拉一扯中开始了。如此凄惨的场景,在从前的那年月的河曲家家都有。走西口是春出秋回,每到“三春期黄风天天刮”的季节,男人们都将告别亲人离家出走。这时,一眼眼窑洞前尽是妻子送丈夫、儿子别母亲的情景,就像民歌里唱的“背起铺盖哭上走,泪蛋蛋滴得我抬不起头”。记得那年采访楼子营镇辛家坪村的民歌手辛礼生时,他说:“河曲这地势,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一走就塌咧!女人不愿意让走,男人也不想走,可没奈何呀!穷,不揽长打短挣下点钱可咋活啊!”辛礼生回想起年轻时跑口外的事“心颤咧”,他是这样唱离家时的纠结的:
  叫一声妹子你不要哭,
  哭得哥哥心难活。
  守住妹子倒也好,
  挣不下银钱过不了。
  再不要难活再不要哭,
  谁家的亲亲常守着。
  一对对蛤蟆井沿上蹴,
  哭成泪人人怎叫哥哥走。
  “送男人出门,心里最难活的是女人。”南沙窊村有名的女民歌手狄兰瓣这样说,“男人一走至少一年,死活连个信也没有,这一走不知还能活着见着不。所以,把男人送走,女人总要赶紧爬上自家窑洞屋顶多眊几眼,直到连人影影瞭不见了还嘹……”这种情形下,女人嘴里唱出的山曲儿深情而悲凉:
  山顶上刮风树林林响,
  临走你才把我心卷上。
  你走西口我上房,
  手扳住烟囱泪汪汪。
  哥哥走了妹妹嘹,
  越嘹越走越远了。
  哥哥走了二里半,
  小妹妹还在房檐上站。
  风尘尘不动树叶叶落,
  真魂魂跟上你走了。
  告别亲人,远离故土,为生活所迫的走西口人,踏上了“难捞探”的艰辛路途。他们要渡过黄河,经陕西府谷县古城乡的“口子”,人内蒙古伊克昭盟的纳林,穿越库布齐沙漠进达拉特旗,再到达走西口人中转集散地包头。这是条先辈一代代踩踏出来的古道,被十分浓缩地称作“紧七慢八”,即去包头走得最快要七天,腿脚慢了需八天。民歌是这么唱的:头一天住古城,路走七十里整;
  虽然路不远,跨了三个省。
  第二天住纳林,碰见个蒙古人;
  说了几句蒙古话,甚毬也没听懂。
  第三天翻坝梁,两眼泪汪汪;
  思想起小妹妹,痛痛哭一场。
  第四天沙蒿塔,捡了个烂瓜把;
  拿起来啃两口,解凉又解渴。
  第五天珊瑚湾,遇见个鞑老板;
  问一声赛拜奴,给了碗酸捞饭。
  第六天乌拉素,扯了二尺布;
  坐在房檐下,补补烂皮裤。
  第七天长牙店,住店没店钱;
  叫一声长牙嫂,可怜一可怜。
  “紧七慢八”地来到包头,对多数走西口的人来说,这仅是“暂存站”、“歇脚地”,他们一般要在这儿停留一两天,做些零工短营生,挣上点盘缠再分散各路,去后套、五原、大青山等地甚至更远的地方谋求生路。黄河边的五花城是个“地又瘦又赖”的穷村子,过去年年都有大批“少食无燃”的百姓跑口外。1985年,我们在村西头的一眼窑洞里见到了村人举荐的“走西口代表”王老汉。他当年六十多岁,跑了三十多年口外,几乎做遍了所有“逃荒营生”。照老汉的话说是:“营生做遍,穷死无怨。”其实,这都是跑口外做苦力人苦中作乐的自嘲。
  不妨,让我们来听听他描述跑口外做“营生”的歌谣,从中不难看到逃荒人的苦难:
  在沙梁锄麻子,晒痛脚筋。
  住沙滩睡冷地,头枕砖头。
  在荒盖掏根子,自打墓坑。
  到后山拔麦子,两手流脓。
  到后阴拉骆驼,自带囚礅。
  进后套挖大渠,二鬼抽筋。
  大青山背大炭,压断背筋。
  黄河上拉大船,拔断儿根。
  高塔梁放冬羊,有泪难流。
  东三天西两天,无处安身。
  饥一顿饱一顿,饮食不均。
  扔妻子别父母,实在冤心。
  “异乡孤人谁可怜!”就在男人为了全家生计而跑口外受苦受难的时候,守在家里的女人同样难活,携儿带老,挑水、砍柴、挖苦菜……家里家外甚都做;累了一天,到了夜深人静,女人的心还歇不下,失神地望着孤灯只影,“牵魂魂”地惦记着自家杳无音信的男人。南沙窳村的樊彩兰就曾以民歌倾诉了这样的内心独白:
  大雁回家孤雁飞,
  你走口外扔下妹妹。
  阳婆一落点着灯,
  灯看我来我看灯。
  一对对枕头花顶顶,
  一床床盖体(被子)半床床空。
  提起盆盆顶住门,
  摊下枕头短下一个人。
  人家红火一串串人,
  我好比孤雁入不了群。
  然而,苦难深重的走西口人也有快活的时候,每到揽工期满的九十月间,“挣下点银钱换回点面,匆匆忙忙往家返”,就会唱起曲调轻快的“乐意调”,原先眼中“灰塌塌”的景物因此也变得美好起来,自己那贫瘠的乡村成了“青山绿水一座城”。辛礼生用他那比世界歌王帕瓦罗蒂还高八度的嗓音,动情地唱出当时返乡的心情:
  割倒了糜子收到秋,
  跑口外的哥哥往回走。
  前山后山二年整,
  挣下了盘缠转回程。
  三百里明沙二百里水,
  五百里路途回家眊妹妹。
  水流千里归大海,
  人走了千里踅回来。
  不大大的小青马多喂上二升料,
  三天的路程两天到。
  五花城村的王老汉也用民歌道出了他当年回来时的喜悦:
  千里雷声万里闪,
  远路哥哥往回返。
  一上坝梁往南看,
  远远嘹见河曲山。
  嘹见山来真高兴,
  三步当成两步行。
  远远嘹见五花城,
  一路上盘问我家里的人。
  再看看这时节的女人,当见到跑口外劳作的男人活着回来了,那重逢的欢愉难以言表,“泪蛋蛋噗噗往外掉,又是哭来又是笑”:
  开开门子瞭一瞭,
  跑口外的哥哥回来了。
  风尘尘不动树梢梢摆,
  哪一股顺风刮回亲亲来。
  夜影影下来认不得个人,
  我想也不想是小亲亲。
  双手手铺开二五毡,
  接待咱的亲亲当如官。
  跑口外的亲亲回了家,
  小妹妹的心上开了花。
  歌稠酒酣,满桌人一曲儿一杯都喝高了,可抒怀的情致未减。自称不擅唱“山曲儿”的时任忻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张森也不再“持重”了,晃着高挑的身子,频频举杯高歌。其实,我一开始就知道他是在“装”,本是河曲人又在旧县镇当过书记,不会唱曲儿鬼才信呢!不过,不论是歌还是酒,他怎能敌得过在座的同乡呢,只被“集中火力”了几个回合便醉得唱不成调调了。
  见此情景,从来都是从头唱到尾,被人们叫作“歌疯子”的贾德义有些微微晃悠地站起身,拍拍头埋在胳膊里的张森,调皮地笑笑:
  烧酒本是五谷水,
  先软胳膊后软腿。
  烧酒本是白龙马,
  没有三下两下你拿不住个它。
  在大家开心的笑声中,贾德义刹不住车了,酒喝下一杯再斟满,年轻时的精气神好像一下子都找回来了,近视镜背后那两只眼睛一眯一睁的:
  酒盅盅不大通缸房,
  乌梁素海不大通着太平洋。
  信用社不大通的是银外行,
  干部不大通着党中央。
  这时,向来慢声慢语的韩运德手指微颤地端起酒盅。他是县文化馆退休职工,年近七十岁,头披白发,一辈子搞民歌收集和创作,仅他自己谱曲儿填词的民歌就有厚厚的八大本两千多首。因痴迷于河曲民歌,他至今还是孤身一人,窝居在旧庙一角的一间小房里。老韩是河曲民歌手中很特别的一位,在演唱方法和音乐的处理上独具风格,他唱歌时声不在亮不在飘,而在声调的沉稳、气吁的变化、吐字的韵味。听他唱歌,特别是当他把调子委婉地拉得很长很长的时候,你总有一种被揪住心的感觉,泪水不由地就流了出来……
  盘算起亲亲走口外,
  泪蛋蛋流得泡一怀。
  山在水在石头在,
  人家都在你不在。
  说起我难来真是难,
  泪蛋蛋好比水推船。
  泪蛋蛋本是心上的油,
  谁不难活谁不流。
  韩运德说,唱民歌关键在一个“情”字,只有用心体会到了才会感动人。河曲民歌都是从现实生活中体验得来的,表面听起来似乎没啥出奇的,但要细细品咂就会觉得很有嚼头,其实它是经过千锤百炼方得来的,声声字字都很讲究和有韵味。难怪,解放初期有位大作家听了河曲民歌,完全折服了.曾感慨道:河曲民歌可以与贝多芬的交响乐媲美!而说到歌词,我自愧不如……
  这位作家道出所有去过河曲的文化人的感叹,仅举一例便可为证。如“有”字,通常看来它并无多少奥妙,运用时也无什么不寻常之处,而在河曲民歌里有这么一句:“人家都说咱二人有”,谁能想到还能这么用?“有”放在这个“句眼”上顿时意境大为不同,“有”什么呢?什么都没说又好像什么都说了,给人无尽的可能和想象空间,使文字的表现生发出巨大张力,极富弹性;接着,民歌的下一句却一转:“可是咱二人还没搭过手”。多么妙呀,令人不能不叹服!就上面韩运德唱的那首“山曲儿”也是一样的耐人寻味——“泪蛋蛋本是心上的油”,这哪里是仅仅比喻流着的泪呢,分明是河曲人对自己民歌的形象概括,其实唱词里就有“山曲儿本是哥哥(妹妹)心上的油”之说。“油”,在过去那“少吃无燃”的年月可不是个简单的概念,它像食物里的金子一样金贵,要获取它得从产量极低的胡麻籽里榨取精华。当时莫说食不果腹的贫民百姓,就连日子殷实的地主老财,平日也见不到几滴油腥子。可见,河曲人把民歌比喻得多么深切!这“心上的油”就是人们饱经生活磨难而长久积蓄于内心的情感宣泄与抒发。正如先人在论述音乐的起源及与生活的关系时所讲的,“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
  民歌,是来自民族心灵的声音!
  灯瓜瓜点灯半炕炕明,
  烧酒盅盅挖米不嫌哥哥你穷。
  一对对鸳鸯一对对鹅,
  一对对毛眼眼嘹哥哥。
  一对对白鸽房檐上落,
  满嘴嘴白牙牙笑哥哥。
  天天下雨天天晴,
  天天见面还想不行。
  满天星星一颗明,
  可心想的是一个人。
  河曲是民歌故乡,这一点不枉美誉,一来历史传承悠久,二来曲目数量甚多,难怪乎人们总是赋予其“浩如烟海”、“民歌的海洋”的称号。而研究者发现,弥漫、滋润于这方水土的民歌虽然表现内容十分丰富,但一半以上甚至有人称占到百分之八十的都与爱情生活有关。当地人把这类民歌统统叫做“酸曲儿”,还以“山曲儿不酸不好听”来表明人们的喜爱程度和它在河曲民歌中所占的分量!“酸”,这又是河曲人凝炼的概括,爱情生活喜怒哀乐、形形色色,在人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滋味,一言难尽,谁也说不清,而一个“酸”字,从味觉上调出了“爱情”的味道,那就是让人想起来就牙根儿“咕咕”冒水却又说不上来的奇妙感觉……
  河曲大大小小的村子我跑过不少,每次听乡亲们唱民歌,总是被打动,尤其听着他们真情挚爱的“酸曲儿”,更是且吟且听且诉且泣……歌者泪汪汪,我伴泪两行,每每都难以自控,就像民歌里唱的:“说起难来难上难。泪蛋蛋好比水推船。”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发现,河曲民歌不是为唱而唱的无病呻吟,不是简单地拼凑旋律唱唱歌,而是真实生活触碰心灵的情感倾诉。正所谓“诗言志歌咏言”,当岁月的磨砺连话语都无以表达的时候便只有借歌“咏言”了。
  河曲民歌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每一首歌曲都能牵出一段真实的故事,凡发自于心的吟唱者必定在心里藏着自己难以忘却的亲历。我想,这正是河曲民歌生命力之所在,也正是所有文学艺术得以生存与发展的源流。正是这些民歌,让我认识了“骨子里”的河曲人,看到了在这块土地上的坡坡梁梁、沟沟峁峁、河上岸畔演绎着的许多动人的传奇。而这其中,必定有那首久唱不衰的“酸曲儿”里讲诉的那段感人涕泪的爱情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叫刘巨仓,是河曲县南沙窳村普普通通的农民。他是个孤儿,无依无靠,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跟着村里的成年人逃荒走西口,直到解放后才返乡定居。常言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眼瞅着刘巨仓二十好几了,可在那买卖婚姻盛行的年月连个媳妇也说不下,他只能孤单单地圪蹴在自家的破窑洞里,守着冷炕冷灶,唱那光棍汉的凄凉调:
  一顿做下两顿的饭,
  可怜我单身男子汉。
  大雁回家呱呱叫,
  光棍汉唱的是苦难调。
  谁想,苦藤连苦瓜,女人堆里也有像他一样的苦命人。就在南沙窳村有个童养媳叫李金香,自打十四岁进了婆家的门就没有再笑过,整天过着“男人狠来婆婆毒,大姑子咒得我不能活”的日子。她有泪不敢流,有苦无处诉,只能趁家里无人时唱几句山曲儿解解忧愁:
  秋风糜子寒露谷,
  嘴里唱曲心里哭。
  茶无叶子不如水,
  童养媳活得不如鬼。
  歌声把两颗苦难的心缠在了一起,神奇的山曲儿牵着红线,让刘巨仓和李金香悄悄相爱了。刘巨仓好似枯木逢春,原本过得没劲气的“灰塌塌”的光景,仿佛在眼前闪现出了新绿:
  墙头上跑马一搭搭手高,
  人里头挑人就数妹妹好。
  路畔上长的一苗灵芝草,
  谁也比不上小妹妹好。
  九天仙女呀我不爱,
  单爱小妹妹好人才。
  满天星星呀一颗明,
  十三省地方挑中你一人。
  在“酸曲儿”的滋润里,李金香也像变了个人。她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愁云满布的脸上不时浮现出酒窝,尤其是那嘴里情不自禁轻吟着的曲调声儿,让婆家的人着实好生奇怪和不安:
  东阴凉我倒在西阴阴凉,
  和哥哥坐下我不觉天长。
  你要和小妹妹长长价坐,
  觉不着天长觉不着个饿。
  野雀雀那落在麻沿沿畔,
  依心的那小话话说不完。
  像窗台上“灯瓜瓜”燃亮的芯儿,情浓意蜜的两个年轻人噙着相思泪一天天熬着日月过,正像歌里唱的那样:“泪蛋蛋本是心上的油,谁不难活谁不流。”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了,自由恋爱的婚姻受到保护,就在1954年那个温暖的春天,刘巨仓和李金香这对钟情已久的恋人大胆地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像两只飞出笼子的鸟儿,手牵着手一溜烟儿跑到乡公所登记结了婚。这事儿一眨眼传遍了峁峁岭岭,惊动了十里八村。
  新婚之夜,闹洞房的乡亲散去了,温情的月光洒在静谧的院落,好似镀上了一层闪闪的白银。土窑洞里,窗台上的煤油灯跳动着昏暗的火苗儿,一对新人盘腿坐在炕上,深情相望,默默无语。寂静中仿佛能听到两个人“扑嗵、扑嗵”的心跳。刘巨仓缓缓抬起头来,干咳了两声,有些愧疚地瞅着李金香说:“不瞒你,咱家的缸里只剩二斗米了,就是用酒盅盅舀着吃也吃不了几天了……唉,你跟上我要受穷咧!”
  李金香弯弯着柳眉,目光含情地望着心爱的人,脸上现出深深的酒窝。她慢慢抬起手,从头上取下一个卡子,伸向油碗轻轻挑亮灯芯儿,温声细语唱起来:
  灯瓜瓜点灯半炕炕明,
  烧酒盅盅舀米不嫌哥哥你穷。
  刘巨仓听着听着,泪蛋蛋一颗颗“吧嗒吧嗒”掉下来。这哪里是歌,分明是金香那颗热滚滚的心呀!泪眼望着自己疼爱的女人,刘巨仓肚子里的话再也憋不住了,双手捧起妻子的手,情意绵绵地颤抖着声音应唱起来:
  一铺滩滩柳树一铺滩滩草,
  一铺滩滩姑娘就数妹妹你好。
  从此,这首极不寻常的情歌传遍了黄河两岸,而且成为了现今晋陕蒙乃至中国民歌的传世经典!
  然而遗憾的是,当1985年我们徒步走西口,采访见到五十七岁的刘巨仓时,才得知歌中的女主人公李金香已丢下心爱的丈夫和四个孩子离开了人世。原来,1979年夏天,李金香被查出患了癌症,她生怕丈夫知道了受不了,就叮嘱陪着的大儿子不许对任何人声张。而刘巨仓心里放不下,专门跑去医院探问到了实情,可他不明妻子已知,于是也告诫儿子不要泄露出去。就这样,夫妻两人互相隐瞒着,把这个“秘密”一直保守到她生命的最后
  记得,当时是一个昏黄的下午,面对慕名而来的我们,刘巨仓眼里闪动着忧伤的泪光,长叹一声说:“我们是1954年结的婚,她是童养媳,最后离了婚,跟了我。当时也有人嘲笑,因我很穷么,但是她就这样跟了我一辈子。我深深感到她对我的情是很深的。她病下的时候骗我说没问题,其实我那时已经知道她得的是癌症,我们两个是互相瞒着的……她和我结婚二十六年,1954年四月初八结的婚,1980年四月初九我把她埋的,整整二十六年啊,我感到连新鲜还没有过了……”
  听完刘巨仓的讲述,我们不忍再触动他那颗伤痛的心,打算就此起身告辞。谁料,刘巨仓拦住了我们,声音沉郁而抖颤地说:“你们大老远的,既然是为这事来的,那我就把我俩的那首山曲儿唱给你们听。唉,可惜再也不能跟金香一起搭伴了。”说完,他抬起泪水混浊的眼睛,失神地眺望着远处的坡梁,亮开嗓子唱起了那首难忘的情歌:
  灯瓜瓜点灯半炕炕明,
  烧酒盅盅舀米不嫌哥哥你穷。
  一铺滩滩柳树一铺滩滩草,
  一铺滩滩姑娘就数妹妹你好。
  由于那次徒步采访走西口的经历,黄河边儿上的河曲在我的生命里有了特殊的位置和牵念,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歌、那里的人常常萦绕脑际,挥之不去。时光如流水,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可我深深知道,我与那里的民歌和乡亲的情缘及故事远没有结束,,这次我来到河曲,当晚便相邀住在县城的民歌手酒歌畅叙,尽兴而欢,恰似明代山西巡抚魏允贞形容经河曲的意境:“晚来呼酒一开颜”。席间,我把场子上最活跃的“歌头”贾德义悄悄叫到一边,要他明天陪我去趟南沙窳,看望多年未见的刘巨仓和几个民歌手,这也是我此行河曲的目的之一。贾德义看看情绪甚欢的大伙儿,迟疑半晌没应声,最后轻轻跟我耳语道:“明早你到黄河老渡口来,我再告诉你。”
  第二天,“太阳出宫”的一大早,我如约来到“西口古渡”广场。古人有诗日:“隔岸童山无绿树,出城官渡是黄河。”如今竖立着“西口古渡”巨型照壁的地方就是当年的“官渡”,它坐落于黄河岸边,宽阔平缓的河水对岸是陆路交接的陕西府谷县的麻镇和内蒙古准格尔旗的马栅,因而这里有“鸡鸣三省”之说。过去,走西口的那年代,这儿是繁忙的水运码头,商贾云集,货物流转,车水马龙,熙来攘往,旧志称是“一年似水流莺啭,百货如云瘦马驼”……
  黄河的波澜里辉映着金色的晨光,“西口古渡”广场上的人们,踏着快节奏的旋律舞蹈健身。我在晨练的人丛中找见贾德义,一起来到濒临黄河水的石栏前,他扶扶眼镜望着水流,这才一五一十地讲述起来。原来,刘巨仓已在多年前就去世了,而且令人吃惊的是他居然是自杀!
  1998年7月的一天,刘巨仓突然来到贾德义家,进门就说:“老贾,我想好了,不想再活了。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照张相,回村就死!”说着拽起他的胳膊就要往外走。老贾开始还以为他是开玩笑,没太在意,可仔细又一观瞧,觉出不对劲儿,因为毕竟相熟大半辈子了,彼此肚子里装着多少首山曲儿都数得清,所以刘巨仓的异常他还是能感触到的。贾德义大声吼住刘巨仓,劈头盖脸地痛骂起来,气紧得几乎喘不过来。刘巨仓垂头沉默不语,听着听着突然“嘿嘿”笑出了声,一脸调皮地说:“我是在逗你呢,看你是不是真对我好。我才不想死咧!咱二人好长时间不见了,我是想你咧,想跟你合个影,好能常常看见。”贾德义被弄糊涂了,将信将疑地陪着刘巨仓去照相馆拍了合影,管他吃了饭,又送上回村的公共汽车。临别前他再三叮嘱,刘巨仓都满口答应,汽车都开出老远了,还探出身子来乐呵呵地挥着手。谁料想,一个星期后,悲剧果不其然发生了!那天,贾德义从照相馆取出照片刚回到家里,刘巨仓的儿子就报信儿来了,进门“扑通”一声跪下,说他父亲喝农药自杀了……
  黄河水卷着波浪在流淌,借着刮来的风发出沉闷的“呼呼”声。我关切地问,发生这悲剧的背后是什么原因?贾德义解释说,刘巨仓患了严重肾病,“尿漏”多年,十分痛苦,他又是个极要脸的人,总感觉这样活着没有尊严。不过,要说最真实的原因,还是因为那“牵魂魂”的李金香。自打亲人去世后,刘巨仓就陷入凄怆的悲伤里总也拔不出来,经常神志恍惚,泪水涟涟,念念叨叨,有时还一个人跑到金香的坟前哇哇嚎啕不止,一守就是一天。因此,贾德义的结论是:刘巨仓自杀的根本原因是为李金香而殉情……
  去南沙窊的车开动了,我的心情有些沉重,一路上缄默无声。离开县城前,我专门找到一家特殊商店买了些东西,装在手中攥着的黑色塑料袋里,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它里面的秘密。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的汽车开进了这个深藏在坡土圪梁里的村庄。别看它高高低低散落着的房院窑洞不起眼,这可是河曲民歌发源的原生地之一,就是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嘴里它也是名声赫赫。不仅于此,从南沙窊村飘出的山曲儿在河曲民歌里还有着特殊的地位和鲜明的特色,那就是“酸曲儿”特别多,也可以称之为是盛产情歌的地方。记得我第一面见到刘巨仓时,他正圪蹴在村口的阴凉地抽旱烟。当问起祖祖辈辈尽唱些什么民歌时,他想也不想就一句话作了概括:“唱甚咧?也就是哥哥长妹子短!”这样的回答,正道出了情歌的要义。可以说,南沙窳人唱山曲儿,张嘴就是哥哥呀妹妹,即使是唱与爱情无关的歌也要在衬词垫字里叠上“亲亲”、“哥哥”、“妹子”的,似乎丢了这样的字词便不会开口吟调调了。因此,南沙窳的歌手人人都是情歌大师!不过,时世不同,也有缘此不契机巧的倒霉事。文化大革命时期,公社组织“革命歌曲大家唱”,非逼着村里一位大字不识的老汉登台唱一曲。于是,他只得吼开嗓子:“马走大路(哪)虎走山,毛主席(哥哥呀)领咱(亲亲哪)转回来。”一下闯了大祸,带红袖标的“红卫兵”硬说是对毛主席老人家不忠,怎么能随便称呼“哥哥”、“亲亲”呢?于是把老汉打成“现行反革命”投进了大狱。
  车刚停稳,贾德义第一个跳下去,情绪亢奋得难以控制,照他的话说,“好像一进村就有一种想唱歌的感觉”,木等别人接话他就扯开了腔:
  蓝圪莹莹的天上那白云飘,
  白云下山羊绵羊满坡坡跑。
  小妹妹手扳烟囱房檐上站,
  毛呼噜噜花眼眼把哥哥盼。
  贾德义挑着嗓门头前引路,“三步并作两步行”地推门走进一幢院子,等挑帘进了窑洞,我才惊喜地发现来到了民歌手狄兰瓣家,此时她正笑吟吟地望着涌进屋子里的来客。
  狄兰瓣这辈子是天天唱着山曲儿过来的,眼下虽说七十八岁了,也耳不聋眼不花,手脚麻利,身子骨硬朗,她把这一切都归结于有民歌陪伴。这一点,就连现在站在她身边的同村人,多年搭档对唱的刘宽来也作了有力的印证,七十七岁的身板儿直挺挺的,迈开腿“呼呼”生风,那精神头儿绝不输给年轻小伙子。狄兰瓣和刘老汉像当年那样,把我推着上炕坐下,接着送来一杯热腾腾的冰糖水。我与两位老人有说有笑地拉家常,叙说当年那最初相识的情景,不由得唱起了当时学会的山曲儿:
  墙上画马不能骑,
  伤心的话儿不能提。
  青石板上栽葱扎不下根,
  天配的姻缘合不上个婚。
  狄兰瓣听着,眼睛一亮:“这是我当时教给你的山曲儿。”
  “嗯!”我看到她欣然的样子,很高兴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她还记得当初的情形。于是,我继续聊开那当年的话题,问起姑娘时的她与心上的“亲哥哥”偷偷相爱的事儿。
  狄兰瓣看看随我而来的陌生人,脸上浮现一丝红晕:“都大半辈子了,还有甚好提的。”说完眼里定定神儿,顾不得羞涩便浅吟低唱起来:
  听见哥哥唱一声,
  支棱棱耳朵吊起心。
  听见哥哥唱一声,
  圪颤颤折断一根二号针。
  听见哥哥唱上来,
  热身子扑向冷窗台。
  听见哥哥唱上来,
  开开柜子换红鞋。
  狄兰瓣的情绪和歌声感染、调动了刘宽来,二人山曲儿一首接着一首,一会儿轮换独唱,一会儿搭伴对唱,在场的所有人都被这两位老人情感真挚的歌声深深打动了,时而笑颜欢声,时而泪水唏嘘,时而哽咽抽泣……
  《担水》是狄兰瓣、刘宽来几十年来对唱的保留“经典曲目”,河曲民歌手都公认它是两位老人的“专属品牌”。自然,我们的再次相见,他俩是不会不唱这首曲调婉转回旋、表演动情传神的别样“酸曲儿”的:
  刘宽来:我跟那妹妹,软颤软颤,软溜软溜,紧跑慢跑,水洗汗流,担上两担水呀,亲人;
  狄兰瓣:我的哥哥,求你把水桶搁放放,水搁放放,结个扎扎,圪扎扎那结呀,痒人手手,亲人;
  刘宽来:咱二人活一辈子,谁也不要离开谁呀,亲人;
  狄兰瓣:夜晚来了,凉水清清,十多行行哟,你不要把那小妹妹啊傻傻忘了呀,亲人;
  刘宽来:漂花喽喽,我活了一辈子也忘不了你呀,妹子!
  狄、刘合唱:咱俩相好手拉手,铡草刀掉脑袋也不后悔呀,亲人!
  离开狄兰瓣家的窑洞,我又去探望了当年的村支书刘元耀和他那烙的一手香喷喷油饼的胖老伴,还有樊彩兰等当年结识的老民歌手,直至快正午了,我要完成此行的最后一个心愿,就是去刘巨仓和李金香合葬的坟上看一看。哪知,一经打听,才知这对恩爱夫妻的墓地距此有五里多地,而且都是崎岖小道,很不好走,没有两三个小时打不了来回。在人们的劝慰下,我最终不无遗憾地放弃了前往的计划,但还是决意要尽我的心意祭奠他们,于是由乡亲们带领着登上村子的最高处,摆放好专门带来的供品,点燃了装在那黑色塑料袋里的香烛和纸钱,只见轻灵的纸灰旋转着缕缕青烟飘上天空,有人挑起那唱山曲儿才有的嗓音,悠悠动情地呼唤:“巨仓哥,香妹子,你们好福气啊,城里的戚人来看你们咧……”
  车开动了,乡亲们聚拢在路边、埂上挥手送别。山道弯弯,汽车颠簸颤晃着前行,后窗里拉开的南沙窳又融化进了峁峁梁梁的苍茫黄土塬。我默默眺望着窗外,耳畔仿佛还萦绕着绵绵不绝的山曲儿。这是块怎样的土地啊,它贫瘠寒穷,可偏偏就长出这样的山曲儿生出这样的人,而且一代代深情缠绵于此不离不弃。歌,是他们繁衍的种子、情感的寄托!
  贾德义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个住在城里的老汉和自己年轻时相爱的情人约了一辈子的会——二人是同乡,家境都很穷,男的比女的大八岁,他十五六岁起就跟着大人们跑口外,每次回来都不忘给邻家的她带些“可心”的小东西。渐渐地姑娘长大了,成了娇羞美貌的一枝花,上门提亲的人走马灯似的。可姑娘偏偏谁也不允,单单爱上邻家的“亲哥哥”。男方家上门提亲,却被女方的父母顶回来,原因是嫌他家太穷,拿不出几个银钱做聘礼,这样一来牵连到了女方家的儿子也无钱说媒娶老婆,恐要断了香火。没法子,在那个“儿女婚姻不由己”的时代,相爱的“亲哥哥”“小妹妹”只能是“天河水隔在两头起”。邻家汉子二十五岁那年,没出正月就走西口去了包头,决心拼死拼活揽长打短多挣钱,攒足重礼再上门提亲。就这样,他当牛做马一年忙到尾,直到腊月头儿上再无营生能做了才返回家乡。当他脚步匆匆直奔女方家提亲时,谁知迎头炸了个轰天雷,邻家已将姑娘嫁给了富户人家。当下,后生喷出一口血,大病半年。后来,他才听说,娶亲的那天差点弄出人命来,哭得死去活来的姑娘硬是被婆家人捆绑上塞进花轿抢走的……后来,男人也娶了媳妇成了家,可心里总是放不下当初的“小妹妹”,而那个嫁出去的她,心里装得进的也只有“亲哥哥”。从此,这两个棒打的鸳鸯开始了一生漫长的幽会,他俩相约,不论规模大小,只要县里逢集,就在黄河边儿上的“官渡”见面,谁先来谁守着,不见不散。就这样,二人的约会风雨无阻了几十年,直到年纪大了腿脚不如从前了,才改作了一月见一次,后又改为一季半年会一回……如今,男人九十岁了,到了“甚的想法也没有”的时候了,可还是跟他的那“小妹妹”约定:“只要有口气还能动弹,一年也要见一回。”
  妹妹在东哥在西,
  天河水隔在两头起。
  你想我来我想你,
  好倒像山药刀刀离。
  阳婆一落西山畔,
  咱二人牵魂线怎绝断。
  瓢葫芦开花赛如瓜,
  咱二人离不开终究咋?
  咱二人相好一对对,
  铡草刀剜头不后悔。
  还有这样一位女人,七十七岁那年硬是从村子走到县城,不管说成甚,就要花三十元的报名费参加全县第一次搭台举办的民歌大赛,谁劝也劝不住。那是个秋意正浓的季节,下午的阳光映照出像场院上熟透了的玉米的金黄色,晒得舞台暖暖的。这时,用油彩画了眉眼的老太太登台了。她与别人不一样,既没有行头也不要伴奏,碎步来到台中央,眼神儿有些慌恐地直视看场,没有任何防备地突然亮开了嗓子:
  山在水在石头在,
  人家都在你不在。
  哪知,老太太只唱了两句,就哽咽得再也唱不下去了。还没等台下的观众和评委回过神儿来,她已泣不成声哭成了泪人人,油彩和着泪水流了满脸。见状,组委会只好临时决定叫停比赛,把老太太搀扶回后台好生劝慰。评委们关切地围拢过来,探问究竟是何原因。老太太喘过一口气来,道出了积蓄心中多年的悲怨。五十多年前,她还是个二十岁的大姑娘,与村里的一个后生相爱着,两人青梅竹马,相伴相随着一起长大,好得就像一个人似的分也分不开。那年,后生像往年一样又走了西口,等到深秋该返乡了,日思夜想的姑娘等来的却是噩耗,后生去大青山背大炭砸死在了井里。她呼天唤地哭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乌黑的头上生出了白发。等到几天后,那后生的尸骨在跑口外的乡亲们护送下要过黄河回家了,姑娘做出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举动,她竟然披麻带孝出现在了黄河渡口,久久跪在那已经上冻了的冰冷的滩堤上迎接灵柩,嘴里泣语嘶声地呼喊着后生的名字,不住叫着“魂灵灵”回家……那首歌正是她当时内心的真实写照。然而,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她早已嫁人有子有孙,岁月催得大姑娘也变成了老太婆,可她心中始终装着那后生和那份情。因此,当听说县里要办赛歌会,熬了大半辈子的她熬不住了,再也不想藏着这份压抑在心头的“难活不过人想人”的情愫了……老人的故事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大赛组委会做出决定,授予老人“赛会特别奖”。
  老人捧着奖状,再一次唱起那首缠绕在她心里一辈子的歌:
  盘算起亲亲跑口外,
  泪蛋蛋流得泡一怀。
  刮起了东风水流西,
  看见了人家想起你。
  山在水在石头在,
  人家都在你不在。
  你走口外上后套,
  你扔下了妹妹好孤少。
  千万年的黄河日夜流,
  山曲儿世世代代唱不到头。
  一晃又是数年过去了,就在2015年元月,也是农历甲午年的腊月里,我再次来到河曲这块让人无法不牵魂儿的土地。不知怎么的,近些年来我对河曲民歌的事越发关注了,尤其是对那些相熟的歌手们更是常常惦念、记挂在心。他们现在还好吗?生活得怎样?特别是身子骨……因为,岁月不饶人,光阴催人老,他们毕竟都已上了年纪。我此去的目的,就是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地去看望这些故交老友,再从他们的嘴里听听那原滋原味的山曲儿、二人台。
  今年的冬天不像往年寒冷,黄河河面虽然封冻了,可挂着霜白的薄薄冰层下透出深浅不一的水蓝,远远望去光影莹润、晶晶闪闪,一抹的清雅明秀。也许是这暖冬的天气,催得河曲人早早开了街市,就地摆放着的米面菜油、调味山货、大排猪、牛、羊肉,穿的戴的铺的盖的,还有红红绿绿、花花哨哨的春联、斗方、灯笼、彩带等等,顺着道路两旁平行线似的一溜拉开,山曲儿似的叠着调调的吆喝声绕得醉了人,此起彼伏飘飞游荡在天空。这里早早的已有了年味儿!这个季节,历来也是民歌、二人台戏班子开始忙活的当口,进入了腊月,随着年味儿越来越浓,演出的频次也密起来,直到正月里达到最高潮,城里乡村到处是唱唱跳跳闹红火的,空气里弥漫着山曲儿、二人台的韵味、音律……
  我穿过街巷,敲开县政府大院隔壁一栋居民楼里张存亮家的门。开门迎出的是他的老伴,一件红毛衣配一头齐肩白发,文静中透着一丝俏丽,还是那副中学老师的气质。她正是十七岁那年听了张存亮唱的山曲儿,一下子迷上了这位身材高大眉目俊朗的青年,以歌传情牵系了这辈子的姻缘。我进了屋,随从着穿过昏暗狭窄的过堂,眼睛寻找自己要见的人。就在这时,张存亮那“哈哈”的爽笑声先传了来,随即他人从侧屋的门里走出:“我说咋一大早就听见喜鹊叫咧!”说着伸过那双还沾着水珠的厚敦敦的手。显然,为迎接我这位老友的到来,他精心打扮了一番,身穿一件新的棉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连一排排捋出的发道都看得清。老伴儿不见外地冲我叨叨:“听说你要来,今早起来他脸就洗了两回。”张存亮倒不介意,依然开着笑口,拽着我的手进了另一间向阳的正屋。
  张存亮今年八十二岁了,身板儿还健朗得很。这也应了他六年前在对全省的广播里说的那句话:唱山曲儿能长寿,解宽心、解忧愁。那是日,也是在此之前我与他的最近一次见面。我早有一个心愿:什么时候能把河曲这些祖祖辈辈生活在山乡僻壤的民歌手接到省城太原来,让他们尽可能多些人一起会聚在大众传播平台的广播里,好好向人们介绍这凝结着生命情感内核的山曲儿。因为,它是生长于中华文明沃土里的血脉根系,世人实在太需要聆听这散发着泥土芬芳的民族文化魂宝的声音了!那日,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一次邀请到了六位具有代表性的河曲民歌手——张存亮、辛礼生、狄兰瓣、刘宽来、周平治、贾彩萍。当时,他们最长的八十岁,最少者也近五十岁,累加起来有四百二十多岁!记得那天,节目是晚八点档开始,而六位民歌手白天的“工作”被特意安排去晋祠观光览胜。当到达目的地,陪同人员正欲购票,张存亮作为大家的“领导”挡前拦下,说票价太贵了,不能再叫“主家”花钱。说罢,他带头就要往回走。这可急坏了陪同的人,一脸央求地望着性子率真的客人们。身量瘦小的河曲崔家第一村的周平治,小眼一挤眯成一对月牙儿,善解人意地“解围”道:“都等等,让我跟人家说说看行吗?”不等存亮老人应允,他就快步来到检票员前,一五一十地道明了实情,最终说:“……实在不愿意让人家为我们再花钱……你看这的行吗?你放我们进去,我们唱民歌给你听……”张存亮这位年近八十岁的老者也凑了上来,不住点头允诺,眼里透出孩子般童真的期待。检票员被他们的淳朴真情感动了,手把着的铁栅栏慢慢开大了缝儿……民歌手们没有食言,周平治率先亮开嗓子:
  为人娶上个好老婆,
  啃糠咽菜也红火。
  为人娶不上个好老婆,
  倒不如进后山拉骆驼。
  那妹妹软颤软颤担上两担水,
  你下那山圪梁梁亲呀亲上个嘴。
  晋祠,这个古老的皇族园林,自古以来恐怕从未响起过如此狂放的“山野之音”!
  广播里响起20点的报时钟声,热线直播的“特别节目”开始了。张存亮等六位河曲民歌手坐进直播室,一个个戴上耳机对着话筒,拉呱起那热熟的乡土和故乡的人,一串串动人的故事像黄河水似的止不住地往外流,激动难抑时便会随性唱起那楸心揪肺、拽着泪蛋蛋的山曲曲……这一夜属于他们——注入民歌灵魂的人们!
  那一夜,唤起了听众心灵的共鸣,通过热线电话和网上留言交流的人比以往高出好几倍。六位民歌手也情难自禁,打开的话匣子关不住,山曲儿一首接着一首唱不尽,原计划两小时的直播节目一直进行了180分钟还无法结束……
  眼前已八十二岁的张存亮,谈起那晚的事儿来还显得有些兴奋,说他那一夜睡着睡着就醒了,嘴里的曲曲哼个没完。说着,他把目光移向老伴儿,非让她去拿被子。我被弄糊涂了,最后还是老太太解疑释惑——原来,存亮老人要让老伴儿取出的,是那晚我当作礼物送给他们的蚕丝被,说到现在还原封未动放着没舍得用,为的是留个念想,记住这暖暖的情意。
  张存亮是人们公认的河曲民歌、二人台的“活字典”,是健在的资格最老、研究最全面、最系统的专家。他是河曲唐家会村人,那地方本就是民歌和二人台的发源地之一,有物证记载的最早的二人台“玩意儿”班子和《走西口》剧目就诞生于此,可以说从这个村走出的人没有一个不会唱的。张存亮也是因为唱,1951年十九岁时走进了县文化馆业余宣传队,凭着一副好嗓子“大小村庄都转遍了”,串红全县出了名,人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和唱的《王婆子选种》《赵三汉子山药蛋》等。当时,民歌成为了向当地群众宣传党和政府政策、主张的最通俗、最有力的武器,由此也出现了许多歌唱新社会新生活的新民歌。比如:
  一朵朵红花山顶顶上开,
  毛主席带着那幸福来。
  山前那油菜山后的树,
  毛主席给咱指出光明路。
  榆树树开花呦头朝东,
  咱一心心跟着毛泽东。
  1953年,只有小学文化的张存亮迎来了“点化”自己一生最重要的人。这年秋天,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民歌采风队的八位音乐人,“从阳方口下了汽车,又骑上毛驴走了四天”来到河曲。张存亮被县里专门抽出来,随同协助北京来的人到乡村采风,其任务有三:一是当向导,二是当翻译(队员多为南方人,尤其听不懂当地土话),三是当歌头(率众拉歌领唱的人)。他们走村串户近四个月,为了那原滋原味的山曲儿、二人台,几乎“甚的罪都遭够咧”。开始人们着实不理解,惊奇天底下还有吃饱了撑的跑山沟沟听曲儿的人,说:“有收铜收铁的,还没见过收山曲儿的!”结果,常常是村人围着他们看,或是他们追在人家屁股后面转。幸亏有了张存亮,又是唱唱跳跳当“歌头”,又是掰开揉碎作“翻译”,这才说服了群众打开了局面。
  张存亮老人望了眼沾着水雾的窗外,仿佛又看到了当年的情景:“也就是这么个节令,快要过年啦,他们带着最后采集到的四百多首不同的曲调、两万多首词、三十多首二人台回了北京。后来,他们出版了《河曲民歌采访专辑》,出第二版时改成《河曲民间歌曲》。一晃五十二年啦,真快!自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民歌、二人台。”老人搬出厚厚的相册,一页一页翻过那尘封在光影里的岁月,讲解着他记忆中永不褪色的鲜活故事。
  1957年,在张存亮老人的心里,珍存着河曲民歌、二人台历史性的辉煌一页,每每讲述起其情其景就会像当初热血扑红脸蛋一般激动。这年的三月,全国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在北京拉开大幕,作为代表山西参演的河曲文工团,以张存亮为团长且作为领唱、李有师等世家艺人的十二名演员登上了首都大舞台。他们亮响了来自黄河岸畔农家百姓的歌喉,一连演唱了《打蓝调》《推船号子》《倒卷帘》《唱河湾》等民歌、二人台曲目,赢得了来自全国同行的一致称赞。他们做梦也难想到,曾经为熬苦日子“解心宽”、混口饭吃“讨生活”的唱曲儿人,如今竟登上了国家最高的大雅之堂。不仅如此,在中南海的怀仁堂,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参会的全体演职人员,河曲二人台的两个娃娃演员被周总理亲切地揽入怀中,定格为永恒。
  显然,这些往事又将老人带入了年轻时的激越情怀,他站起身,伸出那对有些弯曲的胳膊,攥拢双拳,比划着劳作状态,一口气接连唱起《打蓝调》和《推船号子》:
  打蓝哥哥唱起打蓝调,
  才把妹妹的心揪住。
  蓝苗苗本是风流草,
  制成蓝靛更时髦。
  小妹妹穿上一身身蓝,
  好比九天仙女下了凡。
  蓝布衫衫蓝布裤,
  咱是解放区的翻身户。
  黄河水长流,
  船儿水上走。
  扳船嗨撑船,
  每日水上游。
  春暖冰河开,
  大河换新颜。
  河路汉推船,
  大河谱新篇。
  不管多会儿听张存亮唱歌,总是有一种像喝了“海红蜜”的享受感、满足感。他演唱时有个鲜明的特点,无论是台上台下,只要开口必配合有动作,开合适度,既不失舞台艺术表现力又不丢劳动生活的原发性,富有那种从黄土圪梁上长起参天之树的张力!根基在,何愁绿树成荫,百花争艳?张存亮这辈子装进肚里的曲曲和其背后的事与人都海了去,你问起哪首曲儿哪个调儿哪出剧哪个人,他都能不加思索地连何年何月甚村家户谁人所唱统统讲出来,人称其“活字典”着实不虚名,在我看更应视为河曲的“活宝贝”!早已退休的他深知自己对这方水土的价值和使命,在县老年大学创办了民歌、二人台演唱研究系,不定期地开设学术讲座,每天下午还雷打不动地“正规”搞排练、吊嗓子,不光吸引得老头儿老太太们挤抢着往过跑,就连年轻人也装作一把岁数地往堆儿里混。别看他们不是什么打着名号的剧团,可声望不小,经常被请去到企业、单位或乡里村里演出。为此,张存亮美滋滋的,好像从没退休过,自打当上“团长”这个角儿使没有“卸妆”过。不仅如此,他从实战经验到理论素养还真不含糊,谁不服都不行,前几年竟然撰写出版了两本大部头的学术专著《二人台探踪》《二人台史略》,留给河曲及后人一笔永久的财富。老人把这两本书送到我手中,眼里含着释然而又期许的目光。我捧着它,觉得沉甸甸的,这分明是老人对家乡及其民歌、二人台倾尽一辈子的深情厚意和一腔热血的忠心啊!
  对民歌、二人台的传承,一直是人们提及和关注的老问题,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就组织张存亮、贾德义等县里的专家、歌手探讨过,这次相见自然还是避不开这样的话题。张存亮双眼注视着窗外,缓缓地说:“毛主席讲推陈才能出新,什么事情都有它的发展规律,只有在老的传统的基础上才能提高,纯粹讲出新不行。听现在的民歌、二人台总感觉不对味儿,老味道没了,用河曲人的话说就是酸粥味、酸饭味少了。有的人总想着弄上点洋味儿,说这才潮流。还有反映生活的少了,纯粹说笑的多了。歌里早就说了:山曲儿本是肚里生,心里有甚就唱甚。这是艺术创作规律,深入生活是第一位的,这才味道浓,跟百姓密切,群众爱听。现在中央强调改变文风,咋改?还是多接近群众!像我们过去搞文艺的,首先是下乡跑,平时回城关的很少;现在是出城的很少,除非来请才下去。这样久了,怕是连乡村里的土话也听不懂咧……”
  还是像当年约定的情景一样,我和贾德义又在黄河边上的“西口古渡”广场见面了。同以前不同,他身后多出一群穿红着绿、腰扎彩绸花带的队伍,其相貌均为中老年,妇女老太居多,每个人脸上都打着艳艳的腮红。
  贾德义压根儿不管有多少看客围观,大喊一声:“我可想死你咧!”便张开枯瘦的双臂拥抱过来,多日未刮的胡子随着头的晃动扎得我脸生疼。他那臂膀箍拢着一紧一抱的蛮劲儿,真让人看不出已是七十八岁的人了。
  我趁着拥抱之机,冲他耳朵说:“听有人说你生气了,嫌我没第一个看你?”
  贾德义眼一挤:“哪能咧,我老贾是那种人吗?”说着“嘿嘿”凑近了,压低声音道,“不过,说心里话,你还是应该第一个来看我才对。”
  贾德义扭转身,拽着我的手腕往队伍里去,待到了围场中央,他做个夸张的导引手势,拉着声调介绍:“这是我的广场表演队,多时五十来人,叫田野组合!”说罢,他一挥手,带领着大家一起鼓掌。面对这样的礼遇,让人不知该如何是好。我正弓身以示谢意,不料贾德义这个“歌头”已手持四弦琴落坐在小凳上,高挑一声吆喝,吹拉弹唱地喧腾起来:
  天上的星星地上的水,
  这地方唱山曲儿人人会。
  山曲好比葫芦里的油,
  生在咱肚里出在咱口。
  山曲儿就能顺口流,
  多会想唱多会有。
  河曲人都有出口才,
  看见甚也能唱出来。
  石捣石捶石疙瘩,
  山曲儿都是些实心话。
  广场上的人越聚越多,都被这散发着浓浓“酸饭味”的歌声牵住了心。他们中有当地人,也有不少一听口音便知是外地来的游客,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踏节起舞,随声附和,一曲唱罢,叫好的喝彩的鼓掌的喧天欢腾,此起彼伏。难怪河曲人都叫贾德义“歌疯子”!这下子他带领的“田野组合”收不住了,什么《打蓝调》《挂红灯》《打樱桃》《五哥放羊》等等一连唱了十多首,让人大开眼界,见识了河曲人唱民歌,就像那滔滔不绝的黄河水一样是怎样往外流的。
  的确,我见过的河曲人都像贾德义一样热爱着自己家乡的民歌、二人台,不论走到哪里甚至都离开乡土几十年了,也会在兴头激起或是酒酣之后唱上几段儿,而且发声叠调仍旧是不改的土语乡音。眼下的“田野组合”更是有坐阵“主场”的神威,我每次感叹这个群体表现时,贾德义都要赞同地加重口气道:“因为,本地人不爱本地人自己的东西就没了自信,人是,国家也如此!”他在肯定的同时总不会忘了狠夸一下自己,“而我对山曲儿、二人台是酷爱,爱了一辈子哭了一辈子。甚都可以少,就是不能没了这!”老贾就是这么率直的人,爱恨情仇都写在脸上,也只有他才能放胆说出这样的“疯话”来:“在河曲,我贾德义是亘古一人!”他说的这话是狂放了些,可从父亲、爷爷再往上数“唱了好几辈子”确也是事实,可谓传承有序、宗脉世家。正因如此“底气”和“气概”,他才会编著出版了《河曲二人台全编》(后更名为《山西河曲传统二人台》,因为一位老艺人让他醒悟再多的文字音符也不可能囊括“全”了)等七部著作。
  贾德义的妻子也是唱民歌的高手,现任“田野组合”主力唱将。她趁着广场演唱“中场”暂歇,凑到与我畅聊正兴的贾德义身后,突然插嘴“告状”说:“我和孩子谁说他也不听,一个人住在破庙后的烂平房里,水自己担,炉自已生,全县最穷的人也不住那儿。他把钱全拿去出书了,说要把一生都贡献给它!”
  贾德义闻听一急,“吱吜”拉响一把琴弦,瞪老婆一眼:“去去去……”接着毫无顾忌地爽笑道,“你懂得甚!不管酷暑还这数九,我带着‘田野组合’兄弟姐妹们天天在这古渡口演唱,已有五十多万游客听了我们的河曲民歌和二人台。这其实就是河曲的灵魂啊!那年美国哈佛大学一个音乐博士专门寻到河曲,我问河曲民歌好不好听?他竖起大拇指说:好听,绝对好听!”贾德义望着黄河,不无自豪和自信地说,“要问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很简单,就是让河民歌和二人台在河曲人人都唱起来,不要丢失了。再加上同其他艺术的互相碰撞,结出新花,生出娃娃,结生出更漂亮、聪明、好听好看的新民歌、新二人台来!”老贾的一番话说得十分动情,引得围观的人一阵阵鼓掌喝彩。他兴致更高,情绪不能自控,眼看着日落西山天色已晚,还是不由分说地再唱一曲二人台的经典之作《走西口》不可。于是,那出揪着河曲人真魂魂的二人台《走西口》,再一次以每每不同的演绎方式及各有情愫的表达回响在亘古流淌的大河岸畔,令人荡气回肠。和着黄河古渡的风声,他不容推辞地向我郑重邀约,为他新编著的长篇巨著《北方两句头——晋陕蒙传统山曲儿实录选编》作序,未及我回过神来,就已抓起我的手击掌敲定……
  一大早,我如约去县文化馆,谁知刚一进大门,恰好遇上要寻访拜望的韩运德。他&#8545;:低着头碎步朝外而来,边走边往腰兜里揣那串“哗啦啦”碰响的钥匙,抬头忽见我至,呵呵笑道:“我正是出来迎你的。”说罢,转身往回走,又将手重新伸进腰间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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