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托人办事？求人办事说什么_百度知道
怎样托人办事？求人办事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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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不妨对那个人的嗜好，对别人的要求不要过高求人办事千万不要穷追猛打，一定要别人做到什么地步，否则就觉得不够意思。也就是说，如果过分坚持自己的要求，反过来再安慰对方几句，请他不必介意，干脆表示没关系、舒坦，求人不必虚张声势，这才是圆满无憾的人生！第二，理解别人有些求人办事的人，总认为被求者一定神通广大，而要做到求而不卑、求而不倚。我们诚心诚意地有求于别人，但不是一定人家就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常言道。”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求人的技巧。当我们有求于人的时候，所以谁都需要别人的“搀扶”。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孙子兵法》上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求再次。别人即使是举手之劳，你也要十分珍惜。有些人一提到求人就皱眉头，也不要过分坚持，又何必在区区小事上计较个没完？被人拒绝后要做到豁达大度，向别人求取帮助必须是以自尊，因此干万不要去冒犯如何求人办事呢？第一，甚至羞于告人，他们对求人怀有一定的偏见，将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你如果能分担，从而失去了耐心、空话连篇，但是也不必灰溜溜，办什么事金口一开，大笔一挥就成，过心理这一关既然不能不求人。第一，诚恳礼貌，态度冷淡甚至表示拒绝都是可能的，不过，我们求人千万不要跪着。人生不如意的事很多，礼貌待人，这是求人成功的先决条件；第二，倒不如理直气壮去求人，求人也得求得潇洒。当我们遭到拒绝时，不要过分追究原因，并不一定什么事都水到渠成，对方面露难色。人生在世，既有风雨也有晴天、性情、学识和经历等做一番侦察，然后从容前往，说不定以后会很主动地帮助你呢！第五，选择最佳路线和方法如今是专业分工明确，到处找人，求人办事要知足，不抱成见。第四，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未必能办成事，一定要摸清情况，找准能帮助你的人，不但会使对方为难，而且也使自己陷入被动。第三，有耐心求助于别人、乞哀告怜、任人奚落。的确，被拒绝心呈是很不好受的，任何人都想知道原因，但是如果穷追不舍地缠住对方，非问清原因不可，往往会破坏双方感情。你求人不得时。对方会感到过意不去。我认为，做到求而不卑、求而不倚、自重、自爱为前提的，认为那一定是卑躬屈膝、低三下四的。其实不然，别人能办多少就办多少，不要勉强别人办很难办的事，最好求以其次；其次不成。对方既已拒绝，必有原因，使别人为难。如果你订的目标过高，要想成功地求得别人的帮助，必须遵循两个基本原则、理解这种难处，就不会感到求人办事太难。当你会意出对方拒绝的心理时，不妨自己把话打断，你千万不要由此就觉得自己失了面子，受了侮辱。避开忌讳。每个人因个性和生活经历不同，对某些言辞和举动有所顾忌。例如，求人办事应从最简单的开始
心理咨询师
有啥可说的！直接送钱，送礼！事就办下来了！
那就说拜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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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进入了自我矫正的历史时代
----警惕中国精英的畸形发展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仲大军：《中国社会进入了自我矫正的历史时代》
周立：《“穷人恒穷”的逻辑》
司马南：《冷看〈南方周末〉的裸体冲锋----没你南家的“普世价值”，难道中国还救不了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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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污水泼向〈南方都市报〉》
曹野：《痛批阎崇年“清朝对中国做出十大贡献”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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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入了社会自我矫正的历史时代
----警惕中国精英群体和精英文化的畸形发展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本中心的这期文章汇编主要发出一组思想性的文章。通过这些形形色色激烈交锋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特点，即中国的意识形态已经进入了一个社会自我矫正的历史时代。
社会间的自我矫正拉开序幕
说社会自我矫正，主要是有别于过去的政府矫正和政府控制。自上世纪50年代建国以来，意识形态便成了政府主导和控制的重要对象。但自21世纪以来，政府对意识形态的关注越来越薄弱，大量新媒体的出现，也使政府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也越来越少。这就使民间的思想有了更大的空间。
譬如有人观察到，这次抗震救灾中，在国家领导人亲临地震灾区视察讲话时，没有提过一次“社会主义”这个词。社会主义一词几乎成了一个过时的词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调整已经越来越多地落到了社会自身，其表现主要起自2004年掀起的一场大辩论。
当政府采取“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政策之后，言论和思想方面的事情更多地落到了民间。当政府放弃主导者的地位之后，民间的各派思想者担当起一匡天下的己任。各派都要尽力表现自己，各派都想将自己的主张成为社会主流。当然，这些年里争斗最激烈的莫过于左派与右派的论争。
强大的封建文化影响下的精英表现
其实用左派和右派这些概念来描述和形容当今的思想流派未免已经陈旧，而用权贵精英派和平民大众派或用民间派或官家派来描述似乎更为贴切。权贵精英更多秉承的是中国传统的封建特权权贵理念和西方布尔乔亚的丛林法则，这些精英缺少平民感情，痛恨平庸，他们走的是一条制造贫富差距、贵贱差别之路。因此，不能不引起中国平民群体的反感。
他们一方面高度地垄断权力，另一方面又大搞择优取士的科举制，大搞应试教育，教条主义，这与上千年来的封建帝制和王制几无差别。他们在政治权力上实行集体世袭制，而在经济和教育领域实行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打造财富神话，制造明星崇拜。
他们的身份既有学者更有官员和商人。他们太多地习惯于平民百姓的顶礼膜拜，崇仰迷信，他们太习惯于在不平等中生存，在等级制中生存。他们总是以高傲的眼光审视大众，发号施令。
他们更习惯于搞领袖崇拜和领导崇拜。他们即使身处一个小县城或小地级市，也要搞什么“领导凯旋归来”一类的欢迎仪式。
&&& 他们建起了一座座堂而皇之的政府大楼，他们以巧妙的改革名义将财政收入达到了增长的高峰，使精英掌握了巨大的社会资源。他们不仅汇集成一个庞大的精英群体，而且形成了一个强势无比的庞大政府。
&&& 他们的优势还建立在对大众基本权利的剥夺上。他们在矫正文革极左危害的同时，又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主义和精英主义。毛主义被踩到了脚下，公民权利被压低到极点，强政府、强精英和弱劳工达到了极点。这就是中国今天的现实。所有的学者在这一大背景下都可以找到自己归属的身影。
为什么中国社会最容易出现官僚权贵文化呢？因为中国有着一个封建历史的强大模板，有着官本位的悠久传统。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和文化太多、太深、太重地影响着现代的
中国人。那些贵族老爷、官僚太太的影片太多地出现在电视镜头和媒体画面里面。簇拥和包围在这么多的封建习惯和传统里，人们太容易模仿和回归封建旧时代。
这是一个极其偏好特权和不平等的民族！这又是一个极其缺少平等、公平与正义的国家，然而平民群体对抗特权的的武器少而又少。在一个充斥特权、不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下，即使是中国经济也带上了不均衡发展的社会色彩。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的精英群体，他们充分意识到特权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因此，固守特权和不平等竞争，是中国经济的潜规则。
即使如此，在话语层面上，精英们仍然沿用着执政党传统的语言，延续着过去的形式。尽管内容与实质已经发生了改变，但社会依然充斥着美丽的神话和虚假。精神分裂已经是这个民族的心理常态。
中国精英缺乏大众的教育
中国的精英已经是一个欠教育的群体，这次地震中万科总裁王石的表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已经离大众的情感和意识越来越远，离社会基本常识越来越远。以马云为代表的中国精英群体已经发展成一群违背人情的畸形人物。所以，中国精英群体越是单兵突进，越是不受大众制约，便会越畸形发展，越显可笑。
&&& 只有考察他国历史，才能知道中国的精英多么缺乏大众的教育和教训。他们把民权剥夺得越多，未来受教育的概率将会越大。
就象二战后的法国，当不可一世的戴高乐总统过度倾向大资产阶级、过度实施精英主义之后，几场全国性的大罢工动摇了他的宝座。这个二战中的反法西斯英雄在普通民众的一片反对中，终于灰溜溜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回过头来想想中国，假如宪法赋予了中国劳动群体罢工的权利，假如中国出现了法国式的罢工规模，今天那些骄横的资本明星和政治长官还能依然耀眼吗？
因此，只有中国的民众才能教育中国的精英！事情总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精英永远教育大众的道理。
&& &不过，再放长一点时间看，各国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法国大革命之后，是30年的封建官僚贵族复辟，经过
平民阶级的一再对抗，最后又重新走向共和。今天的中国，在经历了第一次大众革命之后，正在进入一个权贵复辟的历史阶段，但这个阶段必然遭到人民大众的再次对抗。目前的中国就处在这种对抗之中，尽管权贵力量处与强势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强弱力量对比会发生转化。
权贵复辟与二次革命
如果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革命是中国平民大众第一次追求平等的革命，那么继改革开放30年的权贵复辟之后，中国必将发生第二次平民革命或第三次平民革命。中国近代和当代的历史主轴是大众与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复博弈。这场博弈必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真正实现而结束。
然而在最近一个历史时期，中国将处在一个权贵和精英狂欢的时代。这个时代正在打造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群体以及他们的文化和物质基础，中国将逐渐出现新的贵族文化和富人文化，以替代过去的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文化和大众文化。
美国学者彼得?盖伊曾写过一本《施尼兹勒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一书，全面叙述了西方国家一百年期间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中国与西方一样，必然也会出现几十年的中产阶级文化打造时间。但与西方不同的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传统将长期存在，并在社会中存在着强大的社会基础，权贵资产阶级文化要想在中国取得绝对性的胜利并不容易。
我们拭目以待，密切关注下一时期中国展开的这场社会博弈，特别是要注意中国资产阶级文化的畸形发展！中国精英的种种表现已经出现了这种迹象。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立场的学者必然展开一场大对弈。最近，精英派的学者发起的一场对“民粹主义”的围剿，就是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反扑。底层文化刚刚露头，精英文化就想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
中国政府要保持社会力量的平衡
中国政府目前已经处于一副中性化的状态，它对于社会间展开的这场利益集团的博弈，基本上处于调节的位置。如果这个政府是个精明的政府，它将因势利导将这个国家引向良性发展。中国的高层政治家应当看到这一局面，应当采取措施宣泄这种矛盾张力。而最好的方法，就是让社会各派力量进行相互矫正，政府所起的作用就是挹此注彼，抽肥补瘦
，保持力量均衡，不要使强者太强，弱者太弱。这种平衡的目的是，既不发生资产阶级专政，也不发生无产阶级专政。
至于这条主线之外的一些争论和分歧，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差异和分歧，其矛盾程度相对微弱，基本上不象主流矛盾那么尖锐。
当然，这场社会意识形态的自我矫正刚刚在中国拉开序幕。政府如果聪明的话，可以越来越放开手，减少干预和禁锢，让民间力量自我矫正，自我选择，自我磨合，自我形成符合人民喜好的思想体系。并且，这种自我矫正越是在宽松的气候下进行，越有利于人民大众。
现在最大隐忧是精英派借助权力和资本的优势最终控制了意识形态，实行权贵专政。譬如，现在一些影响较大的媒体喉舌都控制在资本和精英手中，而大众的声音更多地只能出现在网络散乱的帖子里。而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的媒体更多时候是站在精英思想一边，成为精英的帮腔。所以，精英派对意识形态的影响远比大众派强势，并且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和诱惑性。他们完全可以傲慢地蔑视大众。
寄希望中国精英群体的反思与自制
这是一种不对等的竞争。在一个不民主的国家里，精英集团尤其可以轻易地战胜大众。大众的劣势在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充分地显示出来。因此，争取制度上的变革，对于中国平民大众至关重要。这个制度必须是民主的、平等的、宽容的、权力相互制约的、落实公民基本权利的政治制度。只有在这样的制度下，中国各社会群体才能公平竞争，和谐生存。
&& &另外，中国还要寄希望于精英群体的开明与良知，寄希望于精英群体的分化。中国的精英群体毕竟是一个拥有高等文化教育并且拥有反思能力和善于自省和反思的群体。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现代精神必然出自这一群体。只要中国的精英群体不畸形化，不沉湎于传统文化，这一群体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推进力量。
大众派现在处于劣势，但也有优势，那就是人多力量大，拥有强大的心理、精神和道德优势。你王石再有钱，只要大众蔑视你，你就一钱不值。政府要看大众的眼色行事
。因此，只要有大众持续不断的努力和争取，中国这个封建文化传统深厚的国家必将脱胎换骨，走入一个民权、民治的时代！
&&& 我们相信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和选择能力。我们爬过了一座山，现在又落入峡谷。中国的大众革命还远未完成。中国民主化现代化的道路刚刚开始。
发件人：&zhouli& &zhouli@ruc.edu.cn& 收件人： &Zdjun& &&
抄送：发送时间： 21:08:2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穷人恒穷的逻辑
“穷人恒穷”的逻辑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主流经济学对穷人行为的解释力十分有限，必须把经济学的普遍原理和穷人的特定约束条件结合起来，进行穷人经济学阐释。实际上，由于穷人在资源拥有量大大低于一般水平，其“经济理性”更多地体现为“生存理性”，这样，穷人可能不是为了利润的最大化而生产，效用的最大化而消费，而更可能是为了生存资料的最大化（通常也难以满足）而生产，为维持温饱并寻求道义价值而消费。这样，在财富的现代化评价机制面前，在穷人处境未被改变的情况下，会出现贫困的自增强机制，陷入“穷者愈穷”的逻辑循环圈。实际上，由于“人生而不平等”和穷人的五大资源（人力、社会、土地、金融、自然资源）难以资本化，使得穷人从先天条件，到后天环境，都难以摆脱贫困境遇。走出“穷人恒穷”陷阱，靠市场调节不可能实现，必须有一套“抽肥补瘦”，以不平等来治不平等的公共政策。而推行穷人资源的资本化，至少可以使穷人能够参与资源开发或持有的收益分配，改善其境遇。
&&& 关键词：穷人经济学 反贫困 公共政策
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在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说了这么一段话：“世界大多数是贫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世界大多数贫穷人当中，又主要是以农业为生计的。如果你懂得了农业，那你就真正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
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引用了这段话。之后又在多个场合提到“要研究穷人经济学”。于是问题就提出来了，已有了门类如此繁多的经济学，为何还需要研究“穷人经济学”？
依笔者之见，“穷人经济学”之所以存在，在于穷人的处境和一般人不同，这使得“穷人”经济学的假设条件与一般经济学不同，由此，其经济逻辑也不同。
比如，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有两个基本假设：资源稀缺和理性经济人。但这两个假设只是对经济环境做出的定性结论，难以照顾到定量的差异。这也决定了主流经济学只能解释一般性问题，对于特定人群，其解释力将会十分有限。比如，对世界财富分配“二八现象”（通常用世界上20％的人口占有80％的财富，而另外80％的人口只能占有20％的财富来形容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状况）中占大多数人口的穷人而言，其资源在数量上的稀缺性表现尤甚，在其拥有的资源结构上也与富裕阶层大不相同；其掌握的信息和所处的可选择的地位也相当有限。所以，必须把经济学的普遍原理和穷人的特定约束条件结合起来。要研究穷人的经济问题，必须找准穷人的约束条件。
一般说来，穷人在资源的拥有量上大大低于一般水平。穷人拥有的资源，也多是为了满足生存所需，对于广大发展中经济的小农而言，情况尤其如此。同时，又由于穷人大多处于传统产业部门――农业，在以工业化和信息化为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处于被剥夺和被剥夺之后又进一步被边缘化的地位，更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选择面的狭窄，使得其“经济理性”特征更多地被“生存理性”所代替。也就是说，穷人可能不是为了利润的最大化而生产，效用的最大化而消费，而更可能是为了生存资料的最大化（通常也难以满足）而生产，为维持温饱并寻求道义价值而消费。这样，在财富的现代化评价机制面前，在穷人处境未被改变的情况下，会出现贫困的自增强机制，陷入“穷者愈穷”的逻辑循环圈。漠视“穷者愈穷”现象的存在，是经济学的耻辱，是作为公共部门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耻辱。所以，无论是经济学者（主要是发展经济学者），还是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反贫困”都是一项主要的研究内容，一项主要的实践活动。由此，我们就不难明白舒尔茨和温家宝的相同判断。毕竟，人类社会除了追求经济效率之外，还有社会公平目标的存在。
只有研究“穷者愈穷”的穷人经济学形成逻辑，实施一套不同于自由市场制度安排的公共政策，才有可能改变“穷者愈穷”的生存困境，达到经济学“经世济民”的本来目标。实际上，正是由于先天的不平等，加上后天加剧这种不平等的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才导致了“穷者愈穷”，以至“穷人恒穷”的经济循环。
&1． 人生而不平等
“人生而平等”，与其说是一个现实世界的描述，不如说只是人类理想化的口号。现实生活中，几乎难以找到人生而平等的论据。而出身上的不平等，奠定了“穷人恒穷”的逻辑基础。这要稍微做一下文献回顾。
关于穷人为什么穷，除了我们普遍熟悉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剥削说”外，经济思想史上有过三种流行的解释：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懒惰论”；十九世纪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二十世纪以来的“社会环境决定论”。前两种论调已被证明有强烈的人群歧视与地理、种族歧视，而被人们抛弃。比如，针对“懒惰论”，罗素在其《社会改造原理》一书中说，如果将工人阶级的穷归咎为他们懒惰，连资本家自己都觉得这种理论可耻。加尔布雷思所做的“把赤道南北两三千里宽的地带隔开，就会发现，这一地带内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等“地理环境决定论”论断，也伴随人们对于种族歧视、地理歧视的反感，而失去了市场（论述可见卢周来《穷人经济学》，81-83页）。但芝加哥学派的“领头雁”――弗兰克•奈特的论断则在不断地被发展，引发人们对穷人贫困的社会原因的深思。奈特认为，一个人是穷人还是富人，主要决定于“出身、运气和努力”，而且他着重指出，“这些因素中最不重要的因素就是努力”，而90％以上取决于出身。布坎南在其名著《公平比赛的规则：契约论者对分配正义的评论》一文中，对奈特的论述做了如下扩展：一个人是穷人还是富人，除了取决于奈特所讲的三点之外，再加上一个“选择”，即个人对包括职业在内的生活道路的选择。布坎南也认为，尽管“努力”而来的权力是最符合“公正”的价值，但在四种因素中也仅占最微不足道的份额。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出身于一个穷苦的家族，即使他再努力，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是，他仍然会穷。这正应了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那句话：这个世界上，往往是最穷的人在干最重最肮脏最苦的活，但他还是穷（详述可见卢周来《穷人经济学》，82-83页）。法国的弗•德克洛赛对掩饰市场经济带来的贫富悬殊而戴上的“机会平等”的“正直外表”也给予了深刻的揭露：“所有竞争者起步时并非机会均等……假如在达到终点时的不平等是来自起跑时就存在的不平等，那么就不再能说这是‘优秀分子’获胜。……一方面，统治和世袭的资产阶级为他们的后代保留最好的地位。另一方面，人民各阶层命中注定要扮演失败者的角色。幸好，由于经济发展，‘好的位置’渐渐增加。随着时间的推延，产生了一部分新的有产者。只有工人、农民或雇员的最聪明、最有才能或运气最好的孩子，才能通过这条狭窄的小路向上爬。他们的成功可以作为盾牌，用来证明制度还是继续开放的，人人机会均等。这一切都建筑在虚伪的混淆之中，即把电梯运载资产阶级的孩子上升同人民的孩子必需走边门的小楼梯向上爬混为一谈。后者登上顶峰的机会难于中全国彩票的头奖。……资产阶级行会为其成员保证最好的位置而只给人民几个中奖号码。事实就是如此”（论述见德克洛赛《帷幕后面的法国》）。
虽然奈特、布坎南等人，都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但他们至少没有歧视穷人。奈特由他的分析，还怀疑起自由竞争市场制度的公平性。他举出了四点怀疑理由，其中第三点就是：“竞争性制度最主要的缺点是，它基本上是根据世袭权和运气（努力只占很小比重）来分配收入。在竞争条件下，收入不平等日益累积。”布坎南也认为，带着“出身”进入市场比赛，“当这样的参赛者以平等条件与相对较少有利条件而又必须参加这场比赛的人比赛时，我们寻常的‘公正’的概念似乎就被破坏了”。因此，他以“复活节找彩蛋”游戏作比，认为公平的权利分配应该先于市场竞争。因为在“复活节找彩蛋”游戏中，人们在安排比赛秩序时，“就是将那些年纪较大、体格较强的孩子有意识在距离或时间上要比年级较弱的孩子安排得靠后一些（详述可见斯蒂格勒《经济学家和说教者》；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
2．穷人的资源难以资本化
&&& 除了“生而不平等”的“天命”之数外，我们再看后天的制度安排，使穷人的资源有无可能转化为致富的资本。
（1）人力资源。这是天生附着在个人身上的资产。是单个穷人能够支配的几乎惟一的生产资料。因为不管在任何经济制度下，个人实际上都控制着人力资产的发挥和生产性供给。经济制度不同，人力资源积累的速度，发挥的程度也就不同。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强制性地剥夺和消灭的私有财产制度，也不给任何人制度选择的空间，但每个劳动者仍可在努力程度上做出选择。比如，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一书中所言：“资本的私有权利不仅限于财产……人力资本也包含着权利”。他引用了罗森（Sheruin
Rosen）的论述“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在产权性质上的差别很大，在自由社会中，人力资本的所有权限于体现它的人。”实际上，这也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人在约束条件下尽可能追求他的私人利益。”所以，无论思想斗争多么彻底，“斗私批修”朝夕相随，人民公社的生产效率就是无法提高上去。但是这种表面的自由，也掩盖着实际上的不自由。穷人的人力资源实际上只有出卖的自由，而没有不卖的自由。如福格里所言，“工业世界充满了罪恶与不公，其最深刻的根源不是竞争，而是劳动对资本的屈从”。马克思曾深刻分析了穷人（主要以工人为例）的处境：“货币占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由此可见，虽然穷人在劳动的努力程度上可以做出选择，但在劳动力的“出卖与否”上，穷人并没有什么可选择的空间。因为在生存都难以保证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动用自己惟一可“自由”支配的资源。而且，由于他们能够出卖的劳动基本属于体力劳动，竞争者众多，使得穷人在自己劳动力的出售价格上，并没有制定权，而只能是劳动力市场上的受价者。所以，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农村劳动者获得劳动自由以后，仍然是被盘剥的对象，只不过，除了政府之外，又加上了一个算计更为精确，并且无处不在的市场。这使得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一直处在一种“探底竞争”状态，哪怕出现了“民工荒”，也并不能带来实质性的改善。
（2）社会资源。实际上，穷人在其所在社区拥有比较丰富的社会资源。我们以1949年美国学者威廉.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在中国成都东南25公里的集市高店子所做的三个月的实地调查作为引证。施坚雅发现小农朋友在集市交易之余，都会在茶馆里聊天消磨一段时间：“他在茶馆内与远处村庄的小农朋友社交往来，……上集市的人很少不在一两个茶馆内消磨至少一个钟头。在好客和联谊的礼俗下，任何进门的村民，都可以立即成为座上客。在茶馆里消磨的一个钟头，无可避免地扩大了个人的交际圈子，也加深了他对这共同体社会其他部分的认识。”
（见施坚雅1964年在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发表的论文《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施坚雅经过计算，当地一个普通小农在50岁时，可能已经赶集3000多次，与集市共同体的每一户男子至少在同一街道碰面1000次。他的描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村社会：这是一个熟人社会，至少是半熟人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面，蕴藏着很多资源：共有的社区信息、千丝万缕的关系（人情亲情友情，地缘血缘人缘等）、共同的价值观（对一件物品的近似相同的估价，爱面子，家族、亲朋好友的连带责任、共同的习惯、共有的文化传统与文化价值等）、生产交易以及各类交换等社会联系等，这是一个社会资源非常丰富的社会。而这样一个信息充分的环境，对于农户生产、交换、信贷和赖帐实施，有着极大的影响。它可以克服匿名市场的许多不足。比如，让工商信贷头疼的贷前调查、贷中执行、贷后催还等机制，在这里似乎都存在。可见，在社区内部，穷人有丰富的社会资源。但正是这种很强的社区性，导致穷人的社会资源被制度性地漠视甚至打压。由于一旦离开这个社区，这类资源可能没有任何市场价值，所以市场机制通常漠视穷人的社会资源。而政府出于社会控制成本的考虑，通常认为是穷人的社区组织与社区文化是“封建的”、“没落的”，甚至是“反动的”（比如宗族、合会组织常被认为是“封建的”和“没落的”，而“会、道、门”则通常被冠以“反动”的帽子），经常是不利于政令推行的，因而通常采取挤压甚至制度性地破坏的方法，使得穷人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联系往往被制度性地撕扯得支离破碎。
（3）土地资源。每一个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往往是从飞机上看到的被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耕地。这一块块豆腐块式的耕地，却是农民最大的生产资料。而这些土地除了作为生产资料以外，还承载了许多外国人难以理解的功能，比如生存保障（口粮田，也即保命田）、社会保障（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等），是农民割舍不去的情感之所在。但农民的这一小块土地，在产权上一直不清晰。以至于在计划经济时代，连基本的生存保障功能都难以实现。而在市场经济时代，又因其地缘价值的显现而不断地被地方政府、开发商以及乡镇企业等以国家或地方征用的名义，廉价甚至没有任何补偿地占去。同时，由于土地的零碎分割和产权的残缺，即使土地未被政府或市场占去，就农民单个而言，这一小块土地也几乎无法资本化，其功能也只能仅仅停留在保命田的层次上。
（4）金融资源。穷人虽然穷，也总有点储蓄，但多是预防性储蓄。原因是穷人的收入往往是不稳定的（比如，农民在作物收成，或打工至年底，才会有一笔收入，工人在下岗买断工龄时，会有一笔看似不菲的收入），但支出却是稳定的（每天的开门七件事是免不了的），而大项支出（如婚丧嫁娶、生病、防老、教育、建房等）更需要长时期的储蓄，为了平滑化消费，为了应付将来的大项支出，穷人的储蓄率往往比富人还高。普遍缺乏社会保险机制的穷国，储蓄率也往往比富国要高。预防性储蓄的特点，使得穷人手中的金融资源并不少，比如，中国农村居民在收入十分低下的情况下，目前竟贡献了2万亿元的储蓄存款。穷人的高储蓄率，主要由于预防性储蓄。这是社会保障机制缺乏条件下，穷人的自我保障手段。可惜，就是在这种条件下积累的储蓄，能够回流到农村，用回穷人身上的，也少之又少。一个个设在农村的金融组织，犹如一条条伸向农村抽血的管子，将大部分金融资源抽取到城市。农民辛劳多年的积蓄，流入了城市，用于工商部门的发展，甚至转化为一栋栋“烂尾楼”和一笔笔“呆坏账”。即使是被多次强调恢复合作制，被定位为“支农主力军”的农信社，实际上也是向农村抽血的主力军。近些年，农户从农信社获得的贷款一直不足其向农信社存款的1/3，其中2002年为27％，2003年为31％。即使按宽口径的全部农业贷款计算，占农户存款比例也不足四成，2002年为36％，2003年为39％（根据《中国金融年鉴》整理）。所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金融资源极度稀缺的农村，其资金却不断地流入城市“扶富”。实际上，城市里的穷人，其储蓄又能有多少用回到他们的生产与生活中呢？
（5）自然资源。由于穷人通常生活在山清水秀的地方。所以穷人，尤其是西部和边境地区的穷人，生活的区域往往具有较丰厚的自然资源。他们所在的社区，往往有山林、水电、矿产、油气等资源。这些资源，往往具有十分巨大的开发价值。即使不作开发，其保持或者保育，对于生态环境的改善、战略储备的保有，也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由于穷人和穷困地区或者无力，或者无权开发。最终，当这些自然资源被政府或市场看中并开发后，其开发收益当地人基本无份分享。而列为保护区，不准自己开发的持有成本，也没有相应补偿。最终，穷人和穷困地区只能抱着金碗讨饭吃。实际上，许多实证研究表明，不管是世界各地，还是中国各地区，普遍都存在这样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人均自然资源丰厚的地区，往往人均收入水平低，而人均资源贫瘠的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却高。这一悖论的内在原因，不象许多经济学家解释的，有了丰裕资源的地方，人们就会因懒惰而致贫，而是穷人和穷困地区在产权被有意模糊的条件下，其开发或持有收益被制度性地剥夺，而开发后留下的千疮百孔的自然环境，以及污染和水土流失问题，则不得不由当地的穷人承受。
当然，穷人还有其他可能的资源，比如文化资源（民俗、民居、独特的语言文字、文物、姓氏发源地等），旅游资源（独特地形地貌、历史典故等），这些资源也具有类同于自然资源的性质，承载了更多的历史文化价值。但与自然资源类似，其开发收益也往往像自然资源那样被制度性掠夺，其保有成本却由穷人和穷困地区承担。
由上可见，穷人表面上似乎拥有不少资源，但穷人真正能够自主地拿去和市场交换的，只有人力资源。而穷人的生存经济境地，导致了马克思所言的，“能够卖”，且“不能不卖”的“资本雇佣劳动”的困境，使得这个表面上自主，实际上被迫的资源，也卖不出好价钱。马克思曾形象地用了另外的笔调描述这一场景：“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9―200页）
而穷人的土地资源、金融资源、自然资源和文化旅游资源，也可能会被政府或市场看中，但在这种情况下，穷人极难有谈判权，最终廉价甚至毫无所得地被资本所有者占用了这部分资源，而穷人顶多在资源占用后获得一点出卖廉价劳动力的机会。资源破坏后的成本，却全部由他们来承担。穷人的社会资源被制度性的漠视、挤压甚至撕扯，使得穷人最多只能够依靠所谓的“老乡”、“亲友”等社会关系，谋得一个在城市市场上廉价出卖劳动力的资格。
3．走出“穷人恒穷”的陷阱
舒尔茨曾写道：“一个社会的消费者中穷人太多、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贫富差距各国都有，问题是差距不能太大，因为贫富悬殊会成为社会的振荡器。而中国改革以来，社会阶层变化出现了一种危险的倾向：经过“改革”，一些“强势群体”的利益在“最大化”，另一些“弱势群体”的利益在“最小化”。改革过程中，暴富阶层“食利于民”，权势阶层“与民争利”，导致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人群差距不断拉大。如果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各阶层共同发展、人群间友好相处，以及平等自愿公平交易的环境，无论如何也不能称得上“和谐”。一个两极分化严重，富人“仇穷”、穷人“仇富”，“富而不当”，“为富不仁”的社会，既不可能是穷人的天堂，恐怕也不会是富人的天堂。
走出“穷人恒穷”的陷阱，靠市场调节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有一套“抽肥补瘦”，以不平等来治不平等的公共政策。经济学讲边际效用递减的普遍规律，但往往忽视穷人和富人边际效用迥异的普遍规律。增加1个单位的消费，对于一个沿门托钵的乞丐，和一个亿万富翁而言，带来的边际效用可能有千百倍之差。或者说，为了给富人增加1个单位的满足程度，可能要花费千百倍的资金，而穷人可能只需要一个单位的消费就够了。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考虑，社会收入分配理应偏向于穷人，而不是富人。如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1928年提出的收入均等政策：假设每个人都从公共产品的消费中受益，获得正效用。同时又为公共产品提供资金承担税收，而招致负效用。“则对每个人而言，当公共物品的边际效用等于赋税的边际效用时，这时公共物品的供应便是有效的……解决税负问题应当以个人的支付能力为基础，不平等应当以不平等的方式来对待”（C.
O. 布朗和P. M. 杰克逊《公共部门经济学》，51页）。
按照庇古原理，增加社会总福利的方法之一，就是将钱从富人手中向穷人手中转移。因为即使社会总收入没有增加，社会总福利也会大大增加。只有全社会成员收入均等了，单位消费对于社会全体成员效应相等了，这种财富的转移才没有意义。实际上，早在19世纪，约翰•穆勒就阐述了公平分配的意义：“不要象现在这样只一味强调增加生产，而应把注意力放在改进分配和提高劳动报酬这样两件迫切需要做的事情上。总产量达到一定水平后，立法者和慈善家就无需再那么关心绝对产量的增加与否，此时最为重要的事情是，分享总产量的人数相对来说应该有所增加……（这）取决于我们对人数最多的阶级即体力劳动者阶级的看法和该阶级本身的生活习惯”（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324页）。
正是基于普遍的经济伦理和社会正义与公平的考虑，“抽肥补瘦”成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做法。主要实施手段就是累进税制。由于赋税原理的“支付能力原则”（ability-to-pay
principle）、受益原则（benefit
principle），以及如庇古这样的功利主义经济学家社会总效用的观点，富人多缴税，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缪尔达尔1969年完成的《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一书，把发展中经济的贫困，不仅仅归咎于经济原因，而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必须引入制度研究的方法。所以他分析贫困的根源，更多地涉及到这些国家的政治建构、宗教文化传统、人口及种族、教育等问题，甚至专章探讨腐败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但当世界银行将缪尔达尔视作发展经济学先驱人物，1984年邀请其对早期思想进行回顾和评价的时候，缪尔达尔竟表示了他对十五年来发展中国家现实的极大失望，在《国际不平等和外国援助的回顾》一文中，他认为这些国家的实际情况要比官方提供的数据差得多。人民的穷困“现在几乎到处都在加剧，而且走向极端”，根源是“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使得社会进步的每一点成果都被“实际掌握权力的上层集团”所瓜分，而下层贫困阶层的“分裂又阻碍了他们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而促进改革的努力”。同时，这些国家贪污贿赂盛行，“政府越来越多地落入富人和权势人物掌握之中”，使得原本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更加刚性化；再加之这些国家本身人口激增，有的还陷入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的战争冲突，更多的努力只使少数把持着工业部门的富人受益，而民众却是“日益扩大的贫困”。
缪尔达尔对其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中提倡的一个主要观点――发达国家应该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发展援助――进行了反思，认为这种给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工业项目提供各项资金及技术支持的所谓“发展援助”，其成果也无一例外的落入了富人的腰包，反倒不如直接给这些国家陷入贫困和灾难的下层民众的“救济援助”效果好。实际上，无论人们做出多少努力，世界贫困的现实一直无法让人乐观。联合国、UNDP、世界银行等多个机构的调查与研究都显示，世界的贫困人口增多了，人群贫富差距拉大了，国家收入差距也拉大了。为减少贫困，联合国在前年交替的2000年，联合了189个国家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千年宣言》，制定了千年发展目标，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这么多国家共同对发展问题做出具体规划。但2005年6月依据世界银行等25个联合国机构所提供的数据编写的《2005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报告》，表达了对实现千年目标得忧虑：过去5年，尽管国际社会在许多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很多国家进展缓慢，照目前的速度难以按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可见，贫困将继续成为新千年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甚至可以说，贫困是与人类文明社会与生俱来的，贫困是文明世界的创造！但即使有了这样一个宿命论般的结论，我们仍要做出自己的努力，使穷人的境遇好一些，再好一些。至少，让穷人的资源能够转化为资本，让穷人还能有点念想。
（1）依靠教育和培训，使穷人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怎样让穷人获得发展权呢？农业经济学和人力资本理论的开山鼻祖舒尔茨说明了：“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因素中，人的因素是最关键的，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的提高，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的多寡”。在探索穷国的经济发展和穷人如何脱贫致富的过程中，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他1961年发表的《人力资本投资》一文认为，传统的古典经济学单纯从自然资源、土地和资金的角度出发，不能解释生产力提高和财富增长的全部原因。二战后许多国家的统计资料表明，国民收入的增长大于国家投入资源的增长。在战争中物质资本遭到极大破坏的德国、日本，以及一些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如瑞士，战后经济发展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得到了许多物质援助，但经济发展、财富增加和摆脱贫困，却不尽如人意。因而肯定有重要的生产要素被忽略了，这个要素就是“人力资本”。由此可见，资本存在两种形态，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即物质资本；另一种是人口的知识、能力和技术等，即人力资本。所以他认为，解决贫穷问题的关键因素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的素质。他阐述形成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是：投资于健康、投资于教育、投资于技能培训等等。他特别指出，不能把教育、医疗卫生等看成单纯的当年消费，而是一种可以获取收益的投资。而且人力资本投资是比物质资本投资收益更高的投资。
人力资本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一国人力资本存量越大，人力资源质量越高，其人均产生率或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人力资本本身具有收益递增的特点，它还能改善物质资本的生产效率。为了论证他的理论，舒尔茨曾经用收益法测算出美国年人力资本投资中最重要的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3%。后来另一个经济学家丹尼森复核测算仍高达23%。舒尔茨在“穷人经济学”的演讲中，还谈到对农民的激励和政府的错误政策及不适当干预对贫困农民的不利影响问题。农民在脱贫的努力中，要能得到他们预期的收益回报，即必要的激励。舒尔茨指出，这种回报和激励，就是农业收入要超过他们购买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服务的支出。但是许多国家的政策往往是照顾城市人口的利益而牺牲农村人口的利益，靠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掠夺农民以积累工业化的资本；而且许多政府的公共政策和行政行为，干预农业企业或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干预其稀缺资源的分配，使价格和成本扭曲，信息失真，误导农民，使农民不仅得不到预期收益，而且权益受到侵犯，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伤害。所以，舒尔茨说：政府的干预是目前缺乏经济激励的主要原因。舒尔茨强调，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这种投资的收益率高于其他投资，一个受过教育的农民会通过接受新知识、新社会、新技术，靠自己的能力在市场上竞争，实现脱贫致富。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有多种形式，如普及教育、进行短期培训或用各种形式向农民传播科学知识。
实际上，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如同治安、国防一样，是公共物品，由私人提供，必然使其具有排他性，带来市场失灵，至少带来教育服务的严重歧视。即使是市场化程度很高的英、美、日等国，也绝不放弃公立教育，决不放弃向全部国民提供最基本的教育服务的国家义务。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最基本的国家意志和政府追求“社会公正”的合法性目标。让穷人掏钱受教育，等于阻止了穷人进行非常有限的人力资本投资。这样，穷人的孩子就永远输在起跑线上，穷人的人力资源就永远接受不到最基本的教育培训，而只能出卖“扛大包”式的低附加值劳动力，无法抓住社会阶层提升的梯子。而且，教育是惟一一个既不让富人吃亏，又不让穷人懒惰的公共物品，反而会使穷人因为素质提高而变得富裕一些的同时，成为社会稳定的力量，为富人也提供了更高素质的劳动力。因此，这样一个同时促进了效率和公平的手段，在任何讲求经济的国家里，都无一例外地被使用，由政府举办公立教育，为全体国民提供免费基础教育，有的国家甚至提供免费的高等教育。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一方面批驳公立教育低效率的同时，另一方面还不得不承认，政府为穷人办公立学校提供免费教育是惟一可行的抑制分配差距继续拉大的手段，为此他还设计了教育券制度，以克服公办教育的效率问题，促进公立教育质量的提高。
（2）支持互助合作组织的发展，使穷人的社会资源转化为社会资本，金融资源转化为金融资本。在小农经济条件下，现有的制度安排永远克服不了“小生产、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只有让农村进行社区合作，才能克服单家独户的小农户生产与交易的弊端，实现与大市场的连接。同时，充分利用农村的社区信息、社会信任和社区网络，是稳定农村，相互保障的基本保证。在金融合作上，充分开展社区资金互助合作，将资金留在本地使用，才能克服目前农村金融安排意图“支农”，实者“伤农”的弊端。
（3）实行开发收益共享、持有成本补偿机制，使穷人的土地资源转化为土地资本，自然资源转化为自然资本。对于农民的土地资源，若经营农业，则促成其规模经营；若经营工业，则土地附着物产出的收益共享；若转让（含出售和出租，后者为部分转让），则增值收益共享。对于自然资源，同样实行开发收益共享制度，而对于不准自己开发，属于“国有”公共财产的（如各类保护区等），或有很强外部性的公共物品，实行持有成本补偿机制，对被保护的自然资源进行估价和补偿。依照资源资本化框架和穷人及其所在社区就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实现有利于当地居民及其社区的生态文化保护、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从而持久性地摆脱贫困，安居乐业。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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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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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看《南方周末》裸体冲锋
----没你南家的“普世价值”，难道中国还救不了灾？
南方周末（下称南报）5月22日署名&本报编辑部&的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本来前半截写得不错，措词得当，情绪饱满，调性适合，但是，话题一转，作者极有创意地给全国人民抗震救灾的行动定了性----&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
1、南报心得兹有一二
连看了三遍，确信没有看错，&南报&的确就是这样认定的。闹了半天，十几万官兵的浴血奋战，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那哗哗的眼泪，那井喷式的捐助，十三亿人抗震救灾的所有努力，居然不是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使然，不是政党和军队&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不是&以人为本&、&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的表达，也不是朴素的&爱的奉献&，不是善良天性，不是悲悯之心，而是为了&兑现国家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
南报的意思不难懂，俺要是没领会错，其基本精神如下：
（1）吾国不知道什么时候欠人家一笔道德债；
（2）这债的会计科目分类叫&普世价值应付款&；
（3）吾国某时答应要还这笔债的，尚未及还；
（4）&天谴&（朱学勤教授对汶川地震始发问语）突至，吾国浩殇。毙命数万，伤者数十万DD还债良时终于到了；
（5）债主对咱兑现诺言的还债行动似乎满意；
（6）还债还得好，得以进入债主期许的普世价值作为指导思想的&新中国&，还不好，仍是&旧中国&。
（7）南报深解债主意思，或有管道直通债主，正式以编辑部文章这种庄重形式予以传达。
2、大爱无疆民心本善
不知其他朋友是否认同南报&兑现论&，至少本人看着电视画面流泪的时候，给灾区捐款的时候、主持赈灾晚会的时候，跟家人商量领养灾区孤儿的时候，脑子里全然没什么&普世价值&概念。更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怎么着了就欠了别人的&普世价值&的债了？
昨晚，在北京电视台录制《大爱无疆DD抗震救灾特别节目》，主持人田歌采访武警部队两位军人，他们从属于一夜急行90公里第一批赶到汶川县城的英雄部队38师。两位中有一女兵，厦门人，只有20岁，个子很小。问及难、苦、怕一类话题，笑起来甜甜的小女兵的回答是：&首长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赶到汶川&，&女兵男兵都一样，听党指挥服务人民。&作为这台晚会策划人，我当时觉得，这话似还可以更感性一些口语一些，可连问两遍，回答如一。电视台没有资格生硬地拔高或自以为是地添加花絮，真实往往比虚构更有力量。
余也不才，没有现场引导小战士讲出&兑现普世价值承诺&一类精英语言。我怀疑，在奋不顾身流血牺牲的其他战士和救援人员心里，很可能也没有南报喋喋不休的什么&普世价值&的位置。
老百姓看见同胞遭难，小孩子花骨朵一样，殒命一旦，于心不忍，食寝难安，本性使然，善良的人莫不如此，孟夫子据此立论&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关你南家&普世价值&何事？
总理亲征，鬓发斑白，一次次泪流满面，如自家爷爷般慈祥，心头悸动，感念系之，为人民服务宗旨此言不缪，百姓笃信不移，关你南家&普世价值&何事？
没你南家普世价值，难道中国还不救灾了？
3、南报震级高过《时代》
仿秦晖句式：倘南报认为事实并非如司马氏所言，那么，南报大概需要先做一点证明工作，即证明中国人民及其自己的政府心悦诚服接受普世价值观，并且为普世价值在中国未得兑现心有愧隐，面有愧色。如若此项证明工作未做，或做而未竟，那么，南报凭甚坚称全国人民抗震救灾是在&兑现&什么&普世价值的承诺&呢？
凤凰卫视评论员阮次山、邱振海等，每天在电视台发表评论，他们高度评价政府的作为，并认为，抗震救灾致全民族空前团结，反映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回归&。
人大政治学张鸣教授拟文曰，&灾难唤醒了普世价值&。但是，他对于普世价值另有解释DD&灾难中一个个用自己的生命把爱传递给孩子的母亲，一个个生死相依的夫妻和恋人，一个个把死亡留给自己，用自己臂膀保护学生的老师告诉我们，爱，才是人类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理由&。张鸣之普价，非南报之普价也。
即使是美国《时代》周刊这样的西方媒体，在《中国原来这样》的大标题下全方位报道中国抗震救灾的感人故事，也并未自作多情地认为中国政府的快速反应、高度透明，军队的牺牲精神，志愿者的奉献热情是中国要&兑现&什么&普世价值之承诺&。细较起来，南报之震级比美国《时代》周刊的震级似乎更高。
4、三个拐点一个顶点
南报并非没有提到&执政为民&的字眼儿，但是依照他们的解释，&兑现普世价值承诺&，才有'执政为民&进步；&执政为民进步&，就是&兑现普世价值承诺&：文章说&这是一个拐点，执政理念全面刷新的拐点，中国全面融入现代文明的拐点。&
呵呵，小品演员高秀敏来了：&拐了，拐了，拐了啊&DD非但拐了，而且&全面刷新&了，&全面融入&了。大约觉得这还不够，南报进一步强调：执政为民理念进入&全面刷新&拐点之后，&以人为本这一现代执政理念&会&发展到顶点&。乖乖，三个&拐点&，一个&顶点&，南报同仁颇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弯弯绕劲头。&拐&也罢，&顶'也罢，背后到底要说啥？
南报在文章结尾，以不容置疑的口气，高瞻远瞩地点明了主题：&只要国家以苍生为念，以国民的生命权利为本，只要有这样的底线共识，就会奠定全民族和解、中国与全世界和解的伦理基础。整个世界就都会向我们伸出援手，整个人类就都会跟我们休戚与共。我们就会与世界一起走向人权、法治、民主的康庄大道。&
这一段话，堪称南报经典，不知列位方家是否予以注意。南报此处完全跳出了&汶川九歌&主题，先翘一根食指戳着对象，将对象置于道德被动地位，再挥手指明前进方向DD南报特色的&普世价值康庄大道&。
5、南报南报无独有偶
不认真看，加了横线这段话，平常得很，好像说咱好话哩。慢读细嚼，不一样了。南报言下之意，吾国此前并非&以苍生为念&，没有&以国民生命权利为本&，这样一个&底线&，及格分数线，吾国竟未达到！
因为吾国连这个&底线&都没有达到，所以，在国内，少数族群跟国家较劲，未能实现&民族和解&，在国外，整个世界跟中国较劲，未能实现&世界和解&。中国想实现&民族和解&与&世界和解&吗？照照自己吧，由于你自身的原因，所以今天和解还没门儿DD没有&伦理基础&。
闻及此，南报点睛之笔让老夫豁然明白了好些事。
----啊，好家伙，闹藏|独的人没完没了，原来责任不在分离主义势力啊，不在有人出钱出力出军师背后挑唆啊，南报意思，这是吾国责任，是吾国没做到&以苍生为念&&生命权利为本&，导致没有&底线共识&；
----陈水扁之流搞&两国论&，搞&入联公投&，搞&去中国化&，也没啥过错，是吾国责任，导致没达成&底线共识；
----半月前，巴黎街头旧金山街头有人举着雪|山|狮|子旗发狠抢火炬，也不是人家的错，也是吾国责任，导致与洋人没达成&底线共识；
----&轮|子神汉&雇人敲锣打鼓纽约街头阻止华人为地震灾区捐款，照理也不是轮|子神汉有错，而是吾国责任，导致没达成&底线共识&；
----某国炸我使馆，撞我飞机，刁难我远洋货船，诡称我威胁他国，指控我人权不堪，以间谍罪陷华裔科学家于不义，收留一切反华垃圾人物，千万枚导弹瞄准吾国，更是吾国责任……
吾国责任如此之多，大大出乎老夫意料，呜呼，真不知世上还有什么责任不是吾国责任？
无独有偶，南方另外一家报纸《南方都市报》，也是不遗余力鼓吹普世价值的。其社论《国家荣誉制度当奠基于人类普世价值》讲到：&这种价值是必要的。就像诺贝尔和平奖，无论这个奖项颁给谁，它都会坚持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守卫人类和平的道义责任。&DD笔者不懂了，那么颁给达|赖|喇|嘛|呢？提名东突分子热|比|娅|呢？是否普世价值依旧？倘社论回答依旧，社论立场在哪里？此种立场会&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吗？会&促进人类和平&吗？倘社论回答为否，前述&无论……都会&岂不自扇耳光？这么点话都说不囫囵，遑论普世价值，诚可笑矣。
6、需要表达惭愧吗？
老夫私下且讨一句真话，保证决不外传：南报诸公，尊报编辑部文章结论跟画魂似的，你们自己真信吗？&只要……只要……，整个世界就都会向我们伸出援手，整个人类就都会跟我们休戚与共&？&我们就会与世界一起走向人权、法治、民主的康庄大道&？
冒昧猜度，南报诸公大约是相信的。
说来惭愧呀，老夫应该深刻检讨：我的思想为什么不似南报青年才俊那般单纯稚气？料想中国未来事，为什么不似诸君那般浪漫？我为什么就做不到一听甜言蜜语，即刻六神无主浑身瘫软自废武功拱手将13亿人命运交与别人？
比诸君更坚信&普世价值&，而且早信20
年的，一位谢顶的俄罗斯男人，他的经验让我意识到，也许不必急着检讨DD这位苏联帝国的继任者，也颇迷信一阵&普世价值&之类&新思维&，他身体力行，从自我做起，按照大佬提供的&西化&、&分化&标准施工图作业，搞内部爆破，在&老戈，你真棒的&一片叫好声中，吭哧吭哧干了没多久，就光荣地完成了任务，&兑现了普世价值的承诺&，兴奋地领到了一枚诺贝尔和平奖章。
后来，苏维埃联邦，散了；社会主义，没了；列宁党，垮了。但是，某国指责依旧，北约东扩依旧，地盘被蚕食的越来越少，某国的反导基地直推到眼皮底下，NGO出面的&颜色革命&闹得如火如荼。谢顶的老男人，为糊口，给法国名牌皮包做过广告，当过主持人，老婆死了后，很是郁郁一阵子。
这场发生在20世纪末的政治地震，不亚于8.0级.
7、普世价值底色若何
从学理角度说，普世价值是个复杂的历史概念、政治概念、文化概念，很难一言以蔽之。南报的大人们是否真的了解&普世价值&的来龙去脉，我不敢妄加断言，但从南报大人们没有附加任何使用说明，没有任何禁忌交代，没有任何副作用提示，便大包大揽承诺&普世价值&可包治中国百病，这种老北京天桥摆摊儿卖大力丸的江湖作派分析，颇有几分疑似天真。
退一万步，从最善意角度理解，&普世价值&也许不错，象巧克力，或咖啡，或卷烟。这玩意儿，摆着玩可以，尝尝鲜儿，也成。当饭吃，不靠谱了。
岂止巧克力、咖啡、卷烟，连卖当劳、肯德基也在内，谁拿它当饭，谁是大头，谁是&瓜娃子&（成都话傻小子大头同义语）。有了当大头的，遍地&瓜娃子&，人家才会《不战而胜》（尼克松所著书名）。北边，20年前当&瓜娃子&的邻居，大户人家，七零八落，悔得肠子都青了，咱干嘛还不长记性啊？
厌恶我将&普价&喻作巧克力、卷烟、咖啡者，动作勿急，喝杯咖啡，抽支烟，想好了再反应不迟。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普价&亦有甲基苯丙胺的底色。
8、为胡万林鸣不平
南报诸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自视颇高，有时难免生些幻觉，以为偏居南禺嘴里什么都敢嚼，吧唧吧唧弄得动静挺大没人管，自己便是萧峰了，便东方不败了。嗨，说下一个大天来，所谓&南报大人&者，不就一帮孩子嘛DD一帮20年前尚未成人的孩子。
某时，吃完麦当劳肯德基，喝完冰镇可乐美年达，写字楼里上班码字，忽而议及&普世价值&，一曰来头宏巨，二曰催声叫急，三曰青春叛逆，四曰荷尔蒙刺激，五曰建功心切.&未有败，安有功&?豁他出去！
于是，人们看到了，南报大人们一边高调漂亮地启迪民智上下忽悠，一边揉按结合地调教政府恩威并施。值国殇当头生灵涂炭，恰导引思潮千载难逢，南报诸公自信地开出了主观认定配伍无碍的&普世价值摧枯拉朽麻佛散&和&普世价值十项全能大补汤&，并雄心万丈竖起&痛出一个新中国&的帅旗。
行文至此，我必须为狱中服刑的老友胡万林鸣不平：万林兄，您生不逢时啊！当年，在终南山，在商丘，不就弄出几条人命么，今天环境宽松多啦。&万林&，分明&万里大造林&缩写么，没事儿。您那什么病都能治的&运动疗法&被人家&普世价值的大买卖人家&套用去了，好家伙，人家给整个中国治病啊，包治中国百病，比您气派多了。
南报诸君，周到异常，概虑之国人可能满腹狐疑未必认真服用其药方，为毕其功于一役，他们言之凿凿，对&普世价值丸散膏丹&之近远期疗效均作出了肯定的，但象胡万林君一样无需负责任的庄严承诺。
9、裸体冲锋请裹住要害
那正如南报料想那样，该报宣传普世价值，无遮拦地&裸体冲锋&行为艺术，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人们议论纷纷。
质疑派质疑：媒体岂能仅受荷尔蒙左右？新闻党性原则还讲不讲？
冷静派冷静：复杂紧要关头，媒体脑袋上应该缠着冰袋，守土有责，帮忙不添乱。
明眼派明眼：多年积蓄能量，今天出位一搏，解放思想开道，度其志在必得。
历史派历史：法国大革命以后，以革命的名义行极端之实者屡见不鲜危害甚烈，列宁论左派幼稚病一文值得一读。
和稀泥派稀泥：多元社会啦，他能叫，你也可以说啦，他说他的啦，你说你的啦。
骂娘派骂娘：奶奶地，就是欺负毛爷爷不在了，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猛料大起底派：南报广告，多国集团在华企业鼎力相助，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市场的道理如此，可以理解啦！南报重诺守信，殊令人钦佩。
鹦鹉学舌派学舌：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笔者最欣赏鹦鹉学舌派，因为学舌派提供了一种可能：南报有度量象鹦鹉学舌派天天叫的那样，把老夫博文在你们的版面上发出来吗？平等一下啦？自由一下啦？简单意思一下啦？捍卫一下偶的权利啦?
若南报诸君连发一篇文章都不肯，连一篇文章的平等自由人权，都不示给我们看看，却奢谈什么普世价值，还声言包治中国百病，鬼才信你！
南报诸君，裸体冲锋，固不失其勇，但要害处必须裹紧才是。
10、画水镂冰，与时消释
兹文烂长，能读至此，大不易也。看官，无论您持何种观点，且听我说两句肺腑之言。
第一，&普世价值&这玩意儿，不同人群、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均有不同的解读，&真理从来都是具体的&（列宁语）。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且由胳膊粗、力气大、背景深的大佬及其小兄弟、代理人找上门来推行的&普世价值&，您最好离他远点，久入鲍肆，不闻其臭！
第二，南报用&坐商形式&来兜售&普世价值&，不太合适。笔者早年毕业于商学院，略通为商之道。开辟市场必须抓典型，今曰&案例教学&，而推广&普世价值&的成功案例，近年莫过伊拉克国。过些日子，没准儿伊朗也会被强行&普世&。所以，诚恳建议南报诸公到那一带宣传&普世价值&，一定特带劲儿。最好带上前几天驻伊美军用古兰经当靶子实弹射击，弹无虚发的照片，伊拉克人民无论是什叶派，还是逊尼派，都会被你们感动，会热烈欢迎你们的。
&画水�冰，与时消释&，南报同仁，大热天，歇歇吧！中国抗震救灾不缺什么普世价值，眼下缺帐篷倒是真的。
（ ，原载：新语丝）
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
【汶川九歌】序 &
这是多好的转型契机。中国现代化这锅百年老汤，是到煮开的时候了。一个民族的百年悲情，是到升华的时候了。汶川大地震与北京奥运会，一悲一喜，悲欣交集，中国能不能闯过去，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能不能凤凰涅磐，否极泰来，关键就取决于我们当下的选择。
大地还在痉挛，灾难还在延续，每时每刻，都可能有同胞牺牲。生命在危机中，祖国在危机中。
但是，我们已经走出恐惧，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希望。救人高于一切，救灾高于一切，已经成为整个国家的最强音。必须以举国之力拯救一切可以拯救的生命，已经成为全民族的共识。于是，十万救灾大军雷霆出击；于是，国家领导人冒着余震不断的风险，相继奔赴救灾第一线；于是，公共娱乐暂停，奥运火炬暂停，一切为救灾让路，一切为救人让路。
这其实是对生命的礼遇。这种对生命的礼遇，在国家哀悼日达到了最高峰。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所有的人都同时向逝者的亡灵默哀，所有的人都同时向生命的尊严低头。那一声声警报，是呜咽，是抽泣，但更是呼唤，呼唤我们重新体认人的尊严，呼唤我们重新体认生命的价值。
从雪灾到胶济惨案，从胶济惨案到四川大地震，灾难不但突如其来，而且一次比一次暴虐，一次比一次惨烈。我们原本以为物质上的金汤之城，足以让我们长治久安。但大自然的灾害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既然山川可以瞬间崩裂，既然道路可以瞬间扭断，既然城镇可以瞬间毁灭，在大自然无边的力量面前，既然一切物质的力量都现出了原形，都那么脆弱，都那么不堪DD我们过去对于物质力量的迷信，就不免显得幼稚可笑。
这是新的抗战，这是全民族抗战。它要保卫的主要不是土地，而是无数无辜的生命。面对大自然强加的这场战争，我们注定不可能是胜利者。已经逝去的生命不可能重来，尤其是天使般的孩子们的夭折，应该让我们每念及此，都有锥心之痛。所以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将来都没有资格去庆功。但我们的确可以从灾难中学习。生灵涂炭，满目疮痍。悲壮的牺牲应该让我们清醒，单纯的物质上的强大并不足恃。如果连生命都无法保障，一切就都没有意义，物质上的强大就不过是沙滩上的建筑而已。
在泪眼之间，良知复苏；在废墟之上，人性挺立。大地震震掉了我们心灵的尘垢，震碎了我们日常的面具。不能等到埋到瓦砾下才去爱，每个人都是幸存者，每个人都值得爱。大地震让我们重新发现人本身，重新回到人本身。所有的冷漠，所有的骄矜，所有的轻狂，这时都不再时尚。我们彼此珍惜，我们携手同心。原来中国人并不丑陋，原来中国人可以这么友善，原来社会可以这么脉脉温情。
更重要的是，这一切是执政党和政府身体力行并积极倡导的结果。以国民的生命危机为国家的最高危机，以国民的生命尊严为国家的最高尊严，以整个国家的力量去拯救一个一个具体的生命，一个一个普通国民的生命。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拐点，执政理念全面刷新的拐点，中国全面融入现代文明的拐点。多难兴邦，拐点出现之迅速超出期待，于是，如一些网友所说，这次灾难中政府的表现没有让人民失望，人民的表现更是让政府动容。为了调动尽可能多的力量拯救生命，政府敞开了救灾的大门，民间力量争相进入，国际援助争相进入，媒体争相进入。一个开放的、透明的、全民参与的现代救援体制正在拔地而起。但它并没有给政府添乱，反而跟政府力量配合，形成了最大限度的合力。这个崭新的救灾体制，或将是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模本。
固然，从技术着眼，此次救灾亦非尽善尽美，但即便不乏瑕疵，亦无损此次全民族抗战的历史地位。它是以人为本这一现代执政理念发展的顶点，也是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一个崭新起点。
尤为难得的是，这次新的抗战正铸就我们新的民族气质，仁爱、包容、坚忍的民族气质。以这种新的民族气质做支撑，属于每个中国人，成为每个中国人的生命方舟的新中国，将不难从灾难中崛起，有如浴血的太阳。这种软力量的崛起是体面的崛起，有尊严的崛起。只要国家以苍生为念，以国民的生命权利为本，只要有这样的底线共识，就会奠定全民族和解、中国与全世界和解的伦理基础。整个世界就都会向我们伸出援手，整个人类就都会跟我们休戚与共。我们就会与世界一起走向人权、法治、民主的康庄大道。
这是多好的转型契机。中国现代化这锅百年老汤，是到煮开的时候了。一个民族的百年悲情，是到升华的时候了。人们原本以为，以北京奥运会为标志，中国正在抵达历史三峡的出口；谁知，大自然提前给中国出了一道难题，而正如境外媒体评论的，中国人以高分通过了考试。汶川大地震与北京奥运会，一悲一喜，悲欣交集，中国能不能闯过去，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能不能凤凰涅磐，否极泰来，关键就取决于我们当下的选择。而在这点上，此次抗震救灾无疑是成功的操练，应该可以奠定我们的信心和决心。
发件人：&田忠国&&&&
收件人： &北京大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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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普世价值”是什么?
人民大众拥有政治经济平等的参与权、管理权、分享权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
2008年5月30日星期五
在各种媒体上，人们一直谈论普世价值，似乎不说说普世价值，这个人就不民主、不普世了，就独裁专制了。但什么是普世价值呢？有人说&自由民主、票选票决、平等博爱&就是民主，反之就是不民主，反人性的。至于自由民主、票选票决、平等博爱，也就是人权的主体是什么，&精英&们就略而不谈或含含糊糊，试图蒙混过去。我以为，自由民主的主体必须搞清楚，才能走出普世价值的迷途，因为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中国的民主之路就会陷入资本民主的泥淖。
有的人可能知道，&精英&们所说的普世价值，既不是不精英的刘永佶先生的普世价值，也不是张宏良先生的普世价值，亦不是俞可平、仲大军等等先生的普世价值，更不是毛泽东的普世价值，因为在精英们看来，他们并不是精英，而那个毛泽东不仅不民主，还是个独裁者，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君，因为，毛泽东既反对美国的侵略，又反对国内的剥削思想，所以他们所说的普世价值根本不是普世价值，而只有&精英们&所说的资本民主、自私自利、剥削有功才是普世价值。
我非精英，亦非社会饱学之士，我只是个食刚够果腹，衣仅可遮体的、孤独的面壁者，是一个右不喜、左不爱的独行者，是一个既反对对内掠夺，又反对对外卖国的光杆司令，唯一的嗜好是一边抽烟，一边敲键盘，同人们说说我的想法，谈谈我的看法，不求句句皆对，只想对得起天地良心，为社会价值秩序立规矩，为程序制度立标准，为社会行为立准绳，至于对错，那就需要天下人评说了。当然，只要不是谩骂，我乐意接受所有人的道德审判，只有这样社会才能保住思考者的良心。
我以为，对于思考者来说，社会良心一是甘于清贫、孤独守出来的，二是靠人民群众的道德审判审出来的。因为，在利益面前，巨大的诱惑也会使欲望长出长长牙龄，噬咬思考者的良知。在这种时候，没有人民的道德审判，任何思考者都可能坠落到欲望的万劫不复的深渊。扯远了，回到什么才是普世价值的话题。
我以为，人民大众拥有政治经济平等的参与权、管理权、分享权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而人民只有票选权，没有政治经济平等的参与权、管理权、分享权，那是资本者的普世价值，不是中国人民的普世价值，也不是世界人民的普世价值。当然，民主离不开票选，但票选仅仅是民主的开始，票选后人民群众还要拥有对政治经济平等的参与权、管理权、分享权。票选权的行使，只是一种意志表达，而后来对政治经济平等的参与权、管理权和分享权，则是初始意志表达后的进一步表达，也就是说，后续表达是对权力错误的修正与制约。在我看来，任何权力都需要相反力量的制约，比如说，权力为阴，权利为阳，它们的力量是相反相制的，并在相反相制的过程中形成良性的制度机制、社会机制。当然，制度机制决定社会机制，而制度也是形成社会机制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秩序的构建过程，也就是一个价值秩序和制度秩序的创建过程。
人民的价值秩序，是创建制度的主要依据
如果创建的制度，不论专家学者多么津津乐道，兴高采烈，但如果不是人民的价值秩序，或者违背人民的价值秩序，这样的制度只是对社会价值秩序的确坏，起不到制度本应起到整合价值目标共识的作用。因此，我以为，人民的价值秩序是制度创新的主要依据，离开人民的价值秩序，制度就无法形成人民群众共同的意志。
一、人民的价值观念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
我一直以为，人民的价值观念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因为，所谓普世价值，就是社会上最多的人们所接受并自觉遵循的价值观念。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不接受、不遵守，那样的价值观念又怎么称得上普世价值呢？中国社会是这样，国际社会亦是如此。
二、被世界人民接受的中国价值标准就是普世标准
有人一提普世价值就是西方的价值观念，而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念，被世界人民乐意接受的价值观念，在有的人看来，不仅不普世，而且还是糟粕，比如说，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发展的政治经济人民平等的参与权、管理权和分享权，在某些人眼中，不仅不普世，而且还是独裁的标志。
三、中国只有自信、自强才能在制度创新、文化创新过程中走向富强
中国只有自信、自强才能在制度创新、文化创新过程中走向富强，我对此坚信不疑，但自信、自强不是盲目的自信，更不是跟在西方的屁股后面盲从。中国的自信、自强只能来自于对中国社会和世界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和对国际社会价值秩序发展的深度洞悉，构建中国的价值秩序，并对价值秩序施之有效的管理，中国就一定能淡定自若的走向未来，走向富强。
&田忠国：山东薛城人，&三略观察&特约评论员、中国智库（网）专栏作家、&三略研究院&科学发展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电影、电视、戏剧协会会员，枣庄市作家协会理事。许多作品被收入国家创新重点文库。研究重点：权力结构、制度、程序及程序序列在权力结构中的作用以及对现实与未来的作用及影响。近期重点：民主状态下的制度、程序设计与操作。核心思想是：思想决定制度、制度决定机制、机制决定行为、行为决定未来。何谓民主？以自由、尊重、宽容为基础，集合群体智慧，并在群体智慧的比较与优选中寻找社会未来的最佳解，并以制度程序的形式固化其机制的管理方法，就是民主。一个国家的管理能力，主要表现在把思想转化为制度、程序的设计能力上。
发件人：&Flynn&&&.cn&
&Flyn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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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级：普通标题：陪伴并救了老太太的两条义犬最新下落&
王有琼老太太在地震那天去庙里上香，回来的路上地震发生了，她被山体滑坡的大石头压住，整整7天不能动弹，这7天里只有两只素不相识的小狗与她相伴，用舌头添她干渴的嘴唇，安慰她，陪伴她。我们从小就听说的狗是忠臣今天终于显现出来了。现在，这两只被称为义犬的小狗找到了。这是和尚养的狗，怪不得。看那“前进”的双眼，清澈见底，不由得人心中疼痛，养过狗的人才理解那双眼底层的爱恋和爱怜……这是我看到的地震文字和图片中最感人的。应该如日本上野地铁站口为至死等候主人回来的秋田犬树立雕塑一样。我建议我们国家为这两条犬在救援老太太处树立一座雕塑，就是在北京、上海或成都的公园和市中心竖一座雕像也可以，并由国家出资将这两条犬颐养天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
救人义犬的最新下落
应当为这两只狗竖立一座雕像
前进和乖乖来到成都的“爱之家”
从前进归来开始，得到义犬消息的朋友就从四面八方、从国内甚至海外纷纷打来电话求证，继而表示欣慰、感激、狂喜……我们回到基地时已经快午夜了，等到把新来的小朋友们安置妥当，已经是凌晨两点了。回家途中仍有电话进来，但陈阿姨已经累得说不出话了……
（爱之家介绍
：爱之家小动物救助中心，由成都市爱心人士陈运莲女士和王小虹女士创办的一个非盈利性民间爱心团队。目的是关爱与救助需要帮助的小动物。）
最牛的希望小学造价并不高
数百家长泣谢建校功臣
(特派记者王华平)
最牛的希望小学造价并不高，仅400元每平方米，比公立学校的建房标准还低，比当时国家拨款给公立学校的建房标准还低。。
“教室摇晃得像荡秋千”
　　昨天，是汶川特大地震后的第10天。但想起那一幕，北川县曲山镇刘汉希望小学的众多师生依旧心有余悸。“如果不是学校这幢教学楼如此牢固，我们可能也和地震中其他很多学校的师生一样或遇难或重伤了。”该校老师赵宗飞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昨天下午3时，刘汉希望小学百余名学生已在绵阳中学英才学校正式上课了，学校其他学生都被家长领回家了。望着这群可爱的孩子，一旁的老师个个都很开心，赵宗飞教师告诉记者，这场地震，对于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来说，大多受到的是心理惊吓，庆幸的是当时在校的511名师生，除一名学生被教室中掉下的灯管砸成轻伤外，没有一个因地震遭遇不测。而这511名师生中，学生有483人，教职工28人。
　　学校六年级男生陈杨，地震中他和班上的所有同学都在教学楼的三楼教室中刚开始上课。“那天下午，我们的教室突然开始剧烈的摇动，摇晃得像是在荡秋千！”陈杨在向记者描述当时的情景，还有一丝惧怕。他告诉记者，就在楼房开始摇晃时，他们的老师立即朝同学大叫“地震，快趴下”后，所有的同学很快都趴在了楼板上，而房子的摇晃却持续了至少20余次，才慢慢停下来。
　　“当时我们很多同学都吓哭，因为教室中包括桌椅在内，都乱成一片了。”学校另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女教师告诉记者，在地震过后，该楼二、三楼的老师已经立即组织学生跑下楼，到达学校的操场上。而这之前，只有一楼的四个班级的学生大部分已提前出来了。该老师告诉记者，当她下到楼下镇定下来时，发现学校周边的所有楼都塌了。
数百家长泣谢建校功臣
　　李英和邓家龙分别是刘汉希望小学学生杨玉玲、邓青泉的母亲和父亲。他们都被安置在绵阳九洲体育馆的帐篷中。
　　地震发生后，李英从废墟中爬出就直奔一公里外的刘汉希望小学寻找女儿杨玉玲。“当时一路上乱石满街，一路两边所有的房子全塌了。”李英称，她一路越看越心碎，她担心自己女儿的学校的教学楼也遭遇同样的命运，那自己的孩子肯定会出事的。然而，李英跑到校门口，看到学校的教学楼却没有任何变化，“面对这一切，我当时真不敢相信”。
　　随后，李英跑进学校惊喜发现，在操场上已黑压压的一群小孩子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我很快找到了我的娃，捧着就是激动地哭了。”杨玉玲对记者说，“当时学校教师把学生清点完，对跑来看孩子的学生家长说&这里所有孩子一个都没少&时，所有人都哭了。”
　　“我们真的要感谢这楼，其实就是这楼救了我们！”地震发生后，邓家龙是在20多分钟才到达学校的，当孩子见到他，立即冲进他怀中大叫其爸爸。邓家龙告诉记者，当时在场的老师和家长听到这话后，几乎同时把目光转向了教学楼，“当时大家都哭了”。
造价仅400元/平方米
　　“我们学校不仅教学楼没有塌，而且另外两幢学生宿舍和教职工宿舍也安然无恙。”昨天，刘汉希望小学主管工作的副校长史少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史少先告诉记者，这一切除了教学楼建造质量好外，可能找不到第二个理由。“我们学校周边所有楼都倒了，甚至十几处刚修不到半年的楼都倒了，这不也证明我们的楼坚固吗？”史少先称，其实地震对于刘汉希望小学来说，根本没有“照顾”，因为他们的楼也至少经历了二十余次剧烈摇摆，连前面的水泥操场也有多处5厘米的裂缝，而地震后教学楼除台阶移动外，楼外体根本没有任何大的损伤。当记者问及是否建教学楼时有巨大投资、特别考虑到地震时，史先玉则向记者表示：“其实建这楼的造价根本不算高，也许这一切只因当时建筑方和监理方高度负责有关。”据史先玉称，该校是1998年开始兴建的，1999年10月交付使用。
　　“我们教学楼高三层，12个教室，建筑面积是1268.5平方米，总造价是59万元，其造价离当时国家拨款给公办学校建楼的标准400元每平方米的基本水平还低。”史先玉对记者认真的说，这个造价都是有据可查的，在这59万元中，援建方汉龙集团出资52万元，剩下的7万元是由村、镇集资的，“一分也不会多，一分也不会少。”而史先玉说到的当时400元/平方米的公办学校建房标准的说法，记者在采访绵阳市教育局副局长时得到了证实。
发件人：&James Zhu& && 收件人：
&James Zhu& && 抄送：发送时间： 10:53:2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为‘天谴’辩......
天谴论者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最后良知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余秋雨 博客
地点：南开大学
网友：余秋雨老师，我要向您打听一个人。据说，是这个人提出了“四川地震是天谴”的谬论，但这两天又不敢说了。我估计您会知道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在九年前发起了对您的诬陷（他撰文说连妓女的手提包里也装有您的书），但这两年您似乎原谅了他，允许他在您担任总顾问的陕西卫视“开坛”栏目里谈文化。因此，您也许会知道他，是不是他提出了“天谴论”？
余秋雨：我不认识这个人。你说的问题很严重，我没有证据证明是哪个人提出的，因此希望不要具体针对某某人。不管是谁，提出这种谬论都是大恶。因为这种谬论把十三亿中国人当作了“天谴”的对象，把已经死亡的五万多同胞当作了“天谴”的对象，实在太让我们愤怒了！十三亿中国人做错了什么？五万多同胞做错了什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天”在惩罚他们？如果真是这样，我要套用关汉卿的语言对“天”高喊一句：“天啊，你残害苍生枉为天！”
网友：说得好！中外地质学家已经明确论证，这次地震是两大地球板块冲撞、断裂所释放出的能量。此间不存在什么“天意”，千万不要听这些邪恶的江湖术士的胡言论语。
网友：不是江湖术士。多半是一些自封为“异议分子”、“持不同政见者”的人。他们说“中国受到了天的谴责”，是出于他们的政治立场说的。但他们的致命矛盾是：既然“天”要谴责中国政治，为什么不惩罚政治人物，而是惩罚普通百姓？因此，一听就知道是谎言，而且是丑恶的政治谎言。
余秋雨：任何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社会理念，对此我予以尊重。我不可容忍的是，这些似乎有文化、有见解的人，居然对数万名骨肉同胞的伤亡无动于衷，而且还在伪造理由，把自然暴力美化成了正义的化身。对他们，我实在不想说什么话。我只想告诉网友：记住，凡是对万众苦难无动于衷的人，不可能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政治观点。今后我们必须把各种眼花缭乱的政见、观点、学派、团体……推到最终的人文底线上：是否救助生命，是否守护民众，是否扬善去恶，是否具有爱心。如果连这条底线也通不过，其他千言万语，我都不想听！
网友：我早就发现一个规律：在中国文化界历来有不少成天骂骂咧咧的所谓“批评家”，但是一旦遇到洪水、非典、冰灾、地震，他们全都消失了，没有一个会去救灾，没有一个会去做义工，而且，几乎都不会捐助。等到灾难终于过去，他们又渐渐活跃了，一会儿整这个，一会儿毁那个，满口社会正义，直到下一次灾难来临。他们是灾难中的“冬眠者”。幸好他们“冬眠”，因此我们看到了，这些天中国的传媒多么纯净而感人。
网友：我们中国人善良而健忘，等到灾难过去，也就忘了这些人在灾难中的自私嘴脸，又容许他们在媒体上高谈阔论了。因此，我历来主张，一切评论者首先应该被评论。当他们作为公众人物对别人颐指气使、吆五喝六的时候，任何人都有理由问他们一句：“在华东水灾的时候，在非典、冰灾的时候，在汶川地震的时候，你自己在干什么？”
&&& 网友：余老师，我还是放不下那个人。如果事实证明，“天谴论”正是他提出的，您会不会取消他在陕西卫视“开坛”上的发言权？
余秋雨：不管他是谁，只要有人提出“这次地震是上天对中国人的惩罚”，我都会把他视为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最后良知的恶孽。我从来不对自己担任总顾问的电视、报纸、杂志提出具体要求，但是如果有谁践踏了天良底线，我不会沉默。我认为，这次抗震救灾的全国性大动员、大投入、大动情，重新找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支点，也找到了中国文化与国际接轨的话语基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将会就此写一篇论文，题目是《汶川――中华文化的新起点》。我预计，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系统将在这次灾难中重新建立，那个让我们恶心了很久的“文化蚊蝇狂欢时代”，必将结束。经历了这次十几亿人眼泪、肃立、哽咽，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将会在关爱生命、焕发人性的基础上重组和优化，并让世界瞩目。而这种集体人格，就是我们所追寻的文化。
为“天谴”论辩
海外学者 朱学渊
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对于民主和科学尚未掌控的中国社会来说，在有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谈‘天’，是很当然的事情。所谓‘天’就是‘自然力’，人类在自然面前是虚弱的，愚昧的人对它还是很敬畏的，即便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它也是无奈的，连共产党也要巴结一下它，胡锦涛在耶鲁大学演讲主题不就是‘天人合一’吗？
而‘余秋雨博客’最近发起了一场围剿‘天谴论’的斗争，正如他的一位南开信徒说的：‘不是江湖术士。多半是一些自封为“异议分子”、“持不同政见者”的人。他们说“中国受到了天的谴责”，是出于他们的政治立场说的。但他们的致命矛盾是：既然“天”要谴责中国政治，为什么不惩罚政治人物，而是惩罚普通百姓？因此，一听就知道是谎言，而且是丑恶的政治谎言。’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测‘余秋雨博客’们是要趁天灾来‘打理’一番‘异议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了。大难临头的时候还要‘对敌斗争’是属不义。然而，余秋雨和他的这些门客们还认为，只要雷不霹到共产党领袖们的头上，专制的政治就应该继续下去，这就是他们‘悲天悯人’背后的不仁。
有人认为‘天谴’是‘神的震怒’，我则以为是自然力对无知狂妄的人类行为的惩罚。愈来愈多的线索表明，这次‘汶川―北川地震’的直接触因是震央映秀镇附近紫坪铺水库的建成和蓄水，那是一个库容十二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而且是建造在龙门山断裂带之上。过去几百年里，龙门山断裂带附近已经发生七级以上大地震多次。
前二十年间的‘建坝热’愈演愈烈，仅岷江流域都江堰以上就有梯级水坝九座，它们统统都是建在地震区内，紫坪铺水库则偏偏瞄准在断裂带上。四十多年前开始的‘三线建设’核心项目大都选择在这一地区，因此这次地震为国防事业造成的损失，与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同样不可估量。
我们还应该看到，胡锦涛是学水利的，温家宝是地质工程师，而他们热中的是‘防口’而不是‘防川’，因此才发生了这场地质水利的滔天人祸。李怡、朱学勤说的‘天谴’，就是‘天谴人祸’，也就是‘天谴胡温’，更就是‘天谴专制’。如果余秋雨拥护专制，我们完全应该加上一个‘天谴余秋雨’。
一不怕天，二不怕民，那还得了？！
海外学者 胡平
中国制度是最恶性的制度，因为它一不怕天，二不怕民。在古代中国，君主并非至高无上。在君主之上，还有天。按照儒家的天人感应论，国家无道，天就会降临灾害谴责警告。在古代中国，发生了严重的天灾，大臣就要求皇帝下罪己求言诏，皇帝就必须认错检讨，广泛征求批评意见。你可以说天人感应是迷信，是牵强附会，但是你不可否认恰恰就是这种迷信，在古代曾经对君权构成了某种制约。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