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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松江上千农场主：年入10万很体面
　　沈忠良在自家田间干活
　　金铁良为自己饲养的猪喂食
　　松江1173户家庭农场基本实现粮食规模化经营、专业化生产
　　忙时流汗，闲时出游
农场主年入10万很体面
　　本版图片均为晚报 何雯亚 现场图片
　　晚报记者 张钰芸 报道
　　面朝黄土背朝天，在一亩三分地上刨食，这是过去的农民。种着粮食养着猪，开着农机照看百亩良田，这是今天的“农场主”。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松江区着意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粮食家庭农场，如今区内的1173户家庭农场种植全区近八成的水稻面积，基本实现粮食规模化经营、专业化生产，户均收入超过10万元。这一户户的百亩农场既是本市现代农业的新模式，也让农民这个职业体面起来。日前，记者来到松江区石湖荡镇、叶榭镇，和“农场主们”聊一聊他们的新农村生活。
　　沈万英：昔日外企白领变身种地能手
　　今年只有36岁的沈万英堪称家庭农场里的“独苗苗”，在一群50岁上下的叔叔伯伯中异常显眼。从月收入五六千的外企白领，到赤脚下地的新农民，她的选择曾让种了一辈子地的父母心疼，却在两年多的经营后成为种粮大户，年收入达10万元。
　　2009年之前，沈万英仅在农忙时给父亲当帮手，从未一个人打理过大片农田。戴着一副眼镜、满脸书卷气的她在一家外资电子公司工作了13年，成为月收入五六千元的生产管理人员，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企业效益下降，村里承包家庭农场的人却纷纷致富，她毅然辞去“朝九晚五”的办公室工作，顶替年逾六十的父亲，成为一名新生代的“家庭农场主”。事实上，在整个松江区也只有4名“70后”参与农场经营。
　　“原本想自己创业，但看着父亲劳作了一辈子的田头，就想我的事业或许也能从这里开始。 ”沈万英说，和原本的办公室生活相比，如今的农场工作辛苦不少，只有1.58米、并不强壮的她，几乎一个人就要负担起115亩的农田，这在以男人为壮劳力的农村很少见。但她说：“现在机械化程度大大提高了，一个女人也能种好田。 ”
　　沈万英确实付出不少，刚开始下田的时候，她甚至不舍得把白生生的脚踩在黑乎乎的地里。 “种水稻的土质都是湿黏的，不能穿套鞋下去走，只能光脚。尽管现在有农机来完成播种、收割，但仍免不了许多人工活。翻整土地的时候赤脚下田，不止一次被碎玻璃划伤脚。 ”她说，最严重的一次，一块碎玻璃直扎脚心，鲜血直流，她拔掉玻璃后按住伤口，休息了一会儿还是止不住血，但农忙要抢时间，她只能拖着流血的脚继续工作。至今，脚底心还有几道浅疤。
　　尽管今年才是种田的第三个年头，但沈万英承包的115亩家庭农场的亩产量远超全区平均水平，位列区内前十，连续两年获得优胜奖。沈万英笑称：“父辈种田靠经验，我们种田就要靠科学技术。 ”
　　“刚开始时候，很多事情我都向父亲学习，几时翻整土地，几时播种，如何观察水稻生长情况等，都跟在他身边逐步了解。”但很快沈万英发现光靠老经验还不够，她在网上查找资料为自己充电，一遇到技术问题就和村里、镇里的农技人员联系沟通。这两年，政府还组织了不少培训班，她次次参加受益良多。
　　“一个班级里有时候只有我一个女的，年纪也最小，我就经常和这些爷叔、大伯交流农事，讨论学习。”如今沈万英已经成为种田能手，更给自己定下年年高产的目标。“现在田里的活都是我做主，什么时候除草翻地，什么时候播种插秧，打多少农药、施多少化肥都是我来计划，到了时候就去农机合作社借大型农机操作，父母、丈夫只要在农忙时搭把手就行。 ”她颇为骄傲地说，只要是她种的地，麦苗、水稻必然是齐刷刷的一般平，就好像男生的板刷头，特别漂亮。
　　顾良辉：打工两年不如种养一年的收入
　　种过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镇上的工厂里上过班，也曾跑到市区当起泥水匠，还做过一阵子小生意，石湖荡镇泖新村的顾良辉今年49岁，从事过的行当却不少，但从2009年开始，他安安心心回归农田，和老伴一起办起种养结合的家庭农场，种田养猪一年能挣20万，远超打工时的收入。
　　早上6点刚过，住在家庭农场边小屋的顾良辉就起床了，洗漱一番后进猪圈开始一天的工作。先把圈里的猪粪清理干净，运到化粪池，再把里外的几条走廊清扫一遍，用水冲洗干净。接下来就是喂猪，松林公司送来的猪饲料就放在屋外，一推车300斤饲料，老顾要运8车才够圈里500头的猪吃饱。这些猪再过一个多月就能出栏了，如今正是胃口大开的时候，他把饲料直接往食槽里一倒，就又忙着添水。这一番忙乱后，老顾终于可以停下来细细观察一番了，哪几头猪胃口不太好，哪几头猪行动迟缓，都得小心留意。一番观察后，他发现有两头猪发烧了，“它们胃口不太好，没吃多少，眼睛无神，耳朵有些发红，这就是发烧的症状。 ”老顾决定过一会儿给它俩打上一针。
　　照顾完猪，还得去农田看看了。最近并非农忙时节，只要通通沟渠、除除田埂边上的杂草就行了。 “地里的大麦还在长，要等到5月中旬收割，20号播种水稻的时候，才是一年中最忙的‘三夏’时节。 ”在田里兜了一圈，到上午11点，老顾一天的活计基本干完了。下午要么看看电视休息，要么串串门搓小麻将，很是悠闲。要不是每天都要照看猪，农闲时节两三天来田里转转就行了，甚至可以外出旅游半个月。 “去年‘十一’正好一批猪出栏，田里又没什么事情要忙，我们就和亲戚一起自驾游去了桐庐。 ”
　　顾良辉承包的家庭农场还是区内37户种养结合的农场之一，包括146亩的农田和每批500头的生猪养殖，一年平均可以养上2.2批。去年，松江区粮田每亩净收益866元，每头猪的代养费则为50元左右，一年下来，老顾和老伴的年收入可以达到近20万元，远远超过他当年打工的收入。
　　“过去打工做泥瓦匠，工资一年一结，收入不稳定，还要担心包工头不给工钱，家庭农场却能保证收入。 ”他掰着手指告诉记者，每年种植的大麦、小麦和水稻，都有政府免费提供的种子，使用的农药、化肥也是由政府先送来，年底结账。稻谷成熟后就有区里的粮食公司按照统一粮价收购，即使是风险较大的养猪也因为有龙头企业托底而不再危险。 ”既不用关心猪价上窜下跳，又不用担心疫病来袭，猪粪猪尿还能用作有机肥，省下了近一半的肥料开支，老顾对于养猪这桩事很满意。
　　沈忠良：出租农机一年也能赚四五万
　　沈忠良是松江区叶榭镇金家村的村民，既是村里农机合作社的社长，又是经营了166亩农田的种田大户。机农结合的新机制，不仅让他能够多一笔收入，也给周边农场主带来帮助。
　　2005年，沈忠良承包了50亩土地，2006年增加到80亩，2007年开展家庭农场后，一下子增加到140亩，今年又多了20余亩地。但他告诉记者，打理这些土地一个人足够了，顶多农忙时叫上一两个帮工。 “我老婆有一半的时间还在针织厂里上班，农忙时再请假回来帮忙，平时农田管理一个人足够了。 ”就像现在这个时候，他一直忙着的是农机保养和维修。
　　“下个月就要开始水稻耕种了，插秧机等农机派上大用场，从3月开始，我们合作社就开始保养、维修农机，还要多添置几部新机器。 ”沈忠良告诉记者，农民喜欢赶早干活，每天早上6点多，社员们就已经集中在机库里工作，中午11点多也就完成一天的工作量了。“我们基本都是50岁开外了，工作一整天挺辛苦，所以下午在自家农田里看看就结束了，毕竟现在不是忙时。 ”他说，做了一辈子的农民，既有农忙时从早忙到晚的辛苦，也有农闲时的自由。 “但相比在外打工，我喜欢这份自由。 ”
　　和普通家庭农场相比，机农结合机制下的老沈还有一笔收入――出租农机。去年秋收，他每天开着自家农机去帮农户们收割稻谷。以前他家有一台收割机和两台拖拉机，收割机只要开工正常，一个农忙季节没有1000亩田“喂不饱”，可他自己承包的土地只有100多亩，机农结合后，让他和周边农场主都尝到甜头，一年下来出租农机的收入也有四五万元。
　　老龄化严重，三个农民200岁
　　青壮年外出打工，农村主要劳动力是年过七十的老人。在沪郊的部分农村里，三个农民加起来有200岁的现象并不少见。农村劳动人口的“老龄化”是不少郊区都要面对的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都采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般一户农户拥有地少则两三亩，多则七八亩，大多数农户耕种的面积规模偏小，虽然国家免征农业税，并给予种粮补贴，但随着农业成本上升，一旦除去自家的口粮，实际卖粮收入只能满足日常家用。加上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加快，长此以往，很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农村土地被浪费了。 ”为此，松江区曾经建立合作社来提高农民种植收益，将农民种植的承包田以不同方式入了合作社，但由于其经营模式存在不确定性，经济收益并不高，直接导致了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
　　记者在奉贤、金山、浦东等多个郊区看到，70岁以上的老人竟成了主要劳动力。在金山的一家蔬菜生产合作社里，除了社长和部分管理人员在50岁上下，其他在蔬菜大棚里劳作的一线农民都已经年过七十了。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并非他们贪图人工费便宜而找老人，实在是招不到青壮年。 “只要不是在外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呆在农村，下田劳作既辛苦收入又少，现在我们除了找老人做些采摘蔬菜、看守大棚的工作，还不得不从云南等地找农民过来，但终究还是劳动力缺乏。 ”
　　面对严峻的形势，甚至有业内人士担忧：“20年以后，上海还能有谁来种地？ ”
　　高收入吸引青壮年，“农场主”年轻10岁
　　解决农村劳动人口“老龄化”，吸引青壮年重回农村，关键就是提高农民收入。记者从松江区农委了解到，区内1173户家庭农场的“场主”年龄普遍在50岁到60岁之间，其中还有4名30多岁的“70后”。相比其他郊区农民60岁到70岁的年龄层，松江“农场主”已经年轻了10岁。
　　收入提高，老金劝儿子回家种地养猪
　　根据松江区农委的最新统计，2011年松江粮食家庭农场已经发展到了1173户，比2007年起步时增加了656户。经营面积13.38万亩，比2007年时的9.05亩增加了4.33万亩；家庭农场经营比例占全区水稻经营面积的78.2%，亩均净收入866元，增加了56.1%。家庭农场户均收入10.1万元，部分种养结合的家庭农场甚至可以达到人均10万元的收入水平。
　　松江区委书记盛亚飞曾经表示，随着农民种田效益的不断攀升，今后几年家庭农场的收入有望达到10万到15万元，使得种地逐渐成为一份体面的职业。
　　事实上，在粮价上升后，家庭农场土地规模效益和政策扶持效果日益明显，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也大大提高，在松江区，浦南农业地区的农民已经形成了抢田种的现象，为此松江区还制定了家庭农场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对经营者的身体素质、农业知识、农机操作等方面提出要求，设定一定的准入门槛。如经营管理不善，连续两次被考核为不合格，或者使用违禁农药影响安全等，都会取消其经营资格。
　　今年60岁的金铁良明年就将因为年龄超标而不得再经营家庭农场，但他劝回了37岁的儿子。“他在镇里打工每年也不过挣三四万元，经营家庭农场，我们两个人一年能有15万的收益，前两年我把他叫回来，手把手地教如何种地养猪，希望他明年能申请到家庭农场的经营权，好好把地种下去。 ”
　　针对老农民、新农民、非农民开免费培训班
　　2007年，松江共有4900户的粮食种植户，去年减少到了1173户，但亩均产量却达到了570公斤，比4年前增加了2.5%。为什么？因为这1173户都是升级版的“家庭农场”，实现了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
　　记者从松江区农委获悉，根据《松江区家庭农场服务规范》，农场主能得到来自政府和第三方机构的全程服务。包括区级统一免费供种服务，以及30个农机专业合作社提供的“大机互助化”服务，实现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农机作业服务满级基本覆盖全区的17万亩粮田。同时，区内还有14家农资超市，为家庭农场提供农药、化肥等农资的免费直供到户服务。
　　此外，当地农业部门还设想进一步提高家庭农场自身的机械水平，希望通过培训，今后“农场主”人人都能使用一种农业机械，种粮规模还可以由现在的100亩到150亩，扩大到200亩到300亩。 “目前我们开展的免费培训班分为高级、中级和初级三种，按照农民们不同的耕种年限和水平来划分。”松江区农委相关人士向记者介绍，高级培训班的学员是已经种了三四年地的“老农民”，中级班则针对入门不久的“新农民”，而初级班则是给“非农民”开设的。“初级班的学员可能还在外工作，没有回到土地上来，但是他们对种地感兴趣，今后可能会回归，我们就未雨绸缪，先储备起一批未来的青年农民。 ”
　　“种养结合”将成发展重点
　　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千亩大农场年产量惊人，粮食水果均大量出口。松江的“家庭农场”是否以此作为发展目标？上海市农委主任孙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松江的家庭农场无论是规模还是机械化程度，都能和日本媲美，但从国情出发，大型农场并非我们的目标，提高产值、增加收益才是关键。
　　“美国农田充裕，大机械大生产也适合其大市场的需求，但我国农田比较紧张，目前100多亩的规模已经大大好于过去的三五亩田地，和日本的家庭农场规模相当。 ”孙雷告诉记者，本市不少农业机械也从日本引进，从粮食种植的机械化角度来说，已经能和日本农场媲美。除了松江区外，今后有条件的郊区都可以选择发展家庭农场，目前金山、青浦就在推进之中，原本承包给外地经营户的土地正在逐步收回，交由本地农民经营家庭农场。 “发展家庭农场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当地大部分农民已经不把种田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通过土地流转后可以让种田能手来经营。二是当地政府要给予支持政策，提高对老年农民的养老补贴，调整土地流转价格，让流转出土地的农民也不吃亏。 ”
　　相比扩大家庭农场的种地规模，孙雷更倾向于“种养结合”等高收益的项目。 “机械化程度提高以后，农民在农闲时可以养猪，不但增加收入，而且猪粪等有机肥料可以就地还田，少用氮肥等，对于耕地质量、农作物出产都有好处，是值得提倡的生态结合模式。 ”这些本地猪都有农业龙头企业统一配给仔猪、饲料，管理疫病情况等，相比散户养猪更为安全可靠。一旦这一模式全面推广，本市猪肉自给率就能提高，市民也能吃到更为安全的猪肉。
　　绿叶菜也要引进工业化生产
　　为了保证绿叶菜供应，近年来市郊蔬菜生产面积持续增长，高产高效的家庭农场模式今后是否可以套用在蔬菜生产上？对此，孙雷表示，蔬菜种植的机械化程度高，劳动用工多，短期内不提倡家庭农场的模式。但本市正在引来进口蔬菜采摘设备，蔬菜生产的机械化是未来发展目标。
　　“和粮食种植相比，蔬菜种植的劳动强度大，用工成本高，机械化程度低，目前一个农民只能管理两三亩的菜地，没有推行家庭农场的条件。 ”不过，为了提高规模化、组织化、标准化程度，本市已经成立了一大批蔬菜合作社，同时推行企业、基地、农户的联合模式，在龙头企业建立的蔬菜生产基地里，农民可以承包上10个大棚，种什么菜、什么时候种都听公司安排，种子、肥料、农药等农资也统一安排，销路也由公司联系，农户只需关心种植，而不用承担菜价波动的风险。
　　孙雷表示，本市下一步将研究提高蔬菜种植的机械化程度。 “种的问题不大，关键是采收。 ”由于国内尚无类似农机，本市正在全球招标采购。 “可能从意大利引进一些农机，他这个机器原来是采摘芝麻菜的，但是芝麻菜主要用的是叶子，根部留下了。我们这儿要采收主要品种，像鸡毛菜之类的，都需要整棵采摘，对机器的性能要求不一样，引进样机后还要进行摸索、改造，才能投入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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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闻【深度】作为一名博士，我内疚于无力帮助农村的亲人【深度】作为一名博士，我内疚于无力帮助农村的亲人经济学博士百家号嫂子带回乡的儿子在菜园作者：黄灯来源：当代文化研究网（cul-studies）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1.现实所有的触角都伸向了这个家庭写不写这些文字，纠结了很久。哥哥、嫂子及其家人的日常生存进入我的视线，是在结婚以后。这么多年，日子对他们而言是严酷、结实的生存，是无法逃避的命运和选择，我作为一个介入者，总认为文字是对其生存的冒犯。但正因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介入者，并已内化为家庭中的一员，我再怎么冷静，也无法还原到一种完全旁观的心态。多年来，我们共同面对、处理、甚至正遭遇很多家庭琐事，这些真实的处境，和知识界、学术界谈论的农村养老、留守儿童、农村教育、医疗、农民的前景有密切关联。本文中，我愿意以一个亲历者的角色，尽量回复到对事件的描述，以梳理内心的困惑，提供个案的呈现，并探讨回馈乡村的可能。我丈夫家在湖北孝感孝昌县的一个村子。2005年第一次过年回到他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嫂子。嫂子个子矮小，皮肤黝黑，长相粗陋。我暗自问当时的男友，“哥哥尽管算不上特别帅气，但为何找了这么难看的嫂子？”后来才发现，这种问题多么粗鲁无礼，对一个农村的贫苦家庭而言（更何况哥哥还有家族遗传病，后来才得知，父亲、二姐都因此早逝），能够找到一个适龄的女子组建家庭，已是万幸。事实上，美貌和帅气在农村的婚配关系中，其权重远远不能和经济条件、家庭地位相比。嫂子的家境也不好，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我认识她十年来，发现她几乎很少回娘家，也很少谈起家里的事。嫂子性格开朗，简单没有心机，和我一见如故，她也只比我大几岁，因此，第一次去给村里老人拜年时，很自然，我们竟然手拉着手。当时，婆婆身体还不错，大约75岁，小侄子14岁，小侄女12岁。那几年，哥哥嫂子一直跟着四姐、四姐夫在北京工地打工，四姐夫是一个包工头，从老家找了很多青壮年劳动力，乡里乡亲，干活让人放心，自然，乡里乡亲也能通过姐夫顺利拿到工钱，互相之间都很信任。后来才得知，四姐夫当时赚了不少钱，他甚至在九十年代末期，就很有先见之明地在孝感市内买了土地，盖起了四层高的楼房。现在回忆起来，这几年竟然是全家最为安静、平和的日子，丈夫当时还在念书，无法像以前那样给与家里更多经济支持，婆婆因为身体尚可，主动承担了照顾侄子、侄女的重担，快八十高龄，依然喂鸡做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哥哥、嫂子为维持生计（孩子念书、村里人情往来、家人生病等必要开销），一直呆在北京工地，只有过年时才提前一月、半月回家，准备年货。这样，侄子侄女事实上就成为祖辈照顾的留守儿童，只不过，相比当下很多孤苦的儿童，因为能够得到祖母的爱，孩子倒也没有留下太多心理阴影。情况到2008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哥哥、嫂子尽管在外打工多年，但年头到年尾的拮据状态让他们颇为失望，加上婆婆、公公年龄已大，已无法照顾好进入叛逆期的孙辈，这样，嫂子就决定留在家里，一方面照看老人，更重要的是管教孩子。嫂子在家种种菜，喂喂鸡，养养猪，我们按时给家人寄生活费，一家人无病无灾，日子倒也过得去。这样，哥哥、嫂子同时在外打工的局面，就变成了哥哥一人外出打工的状态。哥哥身体并不好，并不适合外出在建筑工地干很重的体力活，但待在家里，几乎没有任何额外的来源，而孩子逐渐长大，老人年事已高，子女成家，父母善终的具体压力一件件摆在眼前。房子尽管98年在丈夫的资助下已经建起，但二楼几乎是一个空架子，没有任何装修，以致过年过节回去，都没有办法安置亲人过夜。但不管怎样，毕竟一家人还能过一种平平安安的日子，随着孩子们的成长，日子总是在走向好的一天。哥哥每次得知我们寒暑假要带儿子回去，总是提前从工地回来，杀鸡、宰鸭，用摩托车带儿子去镇上集市赶集，给儿子买各种夸张而廉价的玩具，公公、婆婆也极为开心，嫁出去的大姐、小妹，还有妻子早逝的二姐夫都会回来相聚，一家人倒也能感受到亲人相聚的温馨，只有四姐一家，因为姐夫常年待在北京，几乎很少回去。但这种平常、安稳的日子并未维持多久，就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并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家庭的走向。一件事是四姐的工地出问题。由于政府拖欠姐夫承包工程的付款，大量的工程欠款无法到位，直接摧毁了姐夫多年累积的家底，不但导致哥哥、嫂子跟随他们打工多年的工资不翼而飞（这笔钱几乎是他们整个家底，有将近十万块的劳务费，哥哥、嫂子一直指望这笔钱给儿子娶媳妇），而且因为拖欠工人工资，欠下大量无法逃避的债务，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找我们借钱。大约2009年临近春节一天，丈夫接到四姐夫的紧急电话，说有人用刀架着他的脖子，逼他必须在当天还钱，求我们帮他解燃眉之急。姐夫在我印象中，一直经济算是宽裕，穿的衣服也挺括光鲜，很有农村成功人士的派头。几年以来，这是姐夫第一次向我们开口，但当时我确实不愿借钱，一则，手头并没有多余的闲钱等着帮助他们，而买房欠下的首付还等着年底归还，当时我们的经济状态几乎处于最紧张的阶段；二则，也因为他们拖欠了哥哥、嫂子将近十万块钱的血汗钱，对他们心生嫌隙，总感觉他们没有保障亲人最基本的利益。我向丈夫讲明了我的意思，丈夫也没有吭声，四姐被逼无奈，再次向我们打电话求助，面对危急情况，她也没有任何办法，事情明摆着，我们已没有任何退路，也没有任何选择，只得厚着脸皮找一个经济条件尚可的朋友借钱。尽管四姐当时承诺几个月以后还钱，但我知道，还不还钱不是她的主观愿望说了算，从借出那笔钱开始，我们就没有期待有还钱的那天。事实也是如此，此后几年，四姐一家的经济状况没有任何好转，她甚至几年都不敢回家，害怕村里那些曾经跟随姐夫打工的乡亲讨要工钱（我后来才意识到四姐一家命运的转变，对我们此后几年经济状况的直接影响，因为他无法归还哥哥、嫂子的工钱，哥哥嫂子再也没有别的储蓄，随着儿子、女儿长大，他们结婚、成家的大事，通过婆婆的叮嘱，就责无旁贷落到我们身上）。2015年，我在北京访学，曾经和丈夫去看过四姐一家。他们居住在北京一个极其混乱的城中村里，村子里污水横流，垃圾遍地，两间逼仄的平房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的尽头，为躲避别人逼债，几年来他们和外界断绝任何联系，四姐夫更是几年都不敢回家，作为独子甚至无力照看家中的老母，也不敢公开找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四姐在咖啡厅洗碗、两个女儿当导游来支付。想到九十年代，四姐一家最辉煌的时候，一家人的日子红红火火，没想到现在最需要经济支撑时，却因为政府拖欠工程款，不得不躲在一个隐匿的角落生活。第二件事，也是更大的打击，则是妹妹的出家。在整个家庭中，妹妹的生活最让人舒心。她生得漂亮，又有着湖北姑娘的泼辣能干，初中念完后，去武汉打工，在工厂做临时工，认识了本厂一正式工并结婚。两人发展不错，因为结婚早，在房价还不到一千时，就买了很大的房子，女儿也聪明可爱，妹夫后来还当了副厂长。事实上，多年来，除了丈夫，妹妹同样承担了照顾家庭的很多重任。侄子、侄女、婆婆、公公的衣服、日常用品，几乎全都是她从武汉带回，哥哥、嫂子在武汉打工的几年，住房问题也是她帮忙解决。但最近几年，妹妹信佛，开始吃素，2012年暑假，她带外甥女去广州玩，也时常和我们宣传吃素的好处。仅仅一年后，2013年9月的一天，丈夫忽然接到哥哥的电话，说是妹妹已经出家，并且决断离婚，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就此遁入空门。尽管从信仰的角度，完全能理解她的个人选择，但事实上，当这种事情落到身边家人身上时，还是无法接受。妹妹和我同一年出生，正处于人生和家庭压力最大阶段，妹夫工作繁忙，外甥女刚上高一，她婆婆年事已高，自己的父母也是八十高龄老人。妹妹突然做出出家的决定，让全家人如坠冰窖。丈夫为了说服她还俗，连夜请假从广州感到武汉，又从武汉赶往庵里，但终究不为所动，一直到婆婆去世，我也未能在葬礼上见上妹妹一面。直到现在，那个热爱世俗生活的妹妹为何突然放弃红尘，始终是萦绕在亲人心中的不解之谜（我只是偶尔听起妹妹讲起她丈夫家复杂的情况，讲起公公对她的冷暴力，讲起懦弱胆小的婆婆对她的依赖，无助时总是抱着她哭），但既然她作出了决绝的选择，家人也没有任何办法。妹妹一走，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外甥女，外甥女原本内向的性格变得更为孤僻，仅仅念到高一，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就草草休学。想起2006年春节一家人的团聚，外甥女在田野采地菜时，跟随其他的表哥表姐在田野疯跑，红色的蝴蝶结在脑后摇曳生姿，一副活蹦乱跳的模样，那时，她是所有孩子中唯一在大城市出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没想到七年以后，因为妈妈执意出家的决定，竟然变成最可怜的孩子。除此以外，伤害最深的就是婆婆，婆婆因为女儿出家一事，怎么也想不明白，家里只要有人来，就开始念叨，原本硬朗的身体一蹶不振，在摔了一跤中风后，一直卧床不起，死前也未能见到小女儿一面。公公（继父）更是变得木讷，妹妹是他唯一的亲生女儿，女儿的出家也让他彻底失去了最重要的情感寄托，终日在村子里漫无目的的荡来荡去，脸上很难看到往日发自内心的欢颜。四姐夫的破产，小妹妹的出家，直接碾碎了两个家庭的希望，也波及到其他兄妹，尤其是哥哥一家，原本经济基础就相当脆弱，在五六年的劳务费泡汤后，更是毫无根基。自此以后，全家兄妹再也没有像2006年春节那样，有过真正的欢聚。以前还有妹妹帮着分担家庭的重任，妹妹一走，我们就不得不承担更多。除此以外，隐匿于家庭暗处的悲伤随处可见，我每次回到婆婆家，在和哥哥、嫂子或者大姐的聊天中，总能听到一些让人压抑的事情。2013年年底，侄子和本县一女孩网恋闪电结婚，哥哥嫂子极为高兴。但女孩嫁过来后，总是和嫂子闹别扭，性格也极其怪癖，后来才得知，她的家境也极为不幸。听说她妈妈在生下她后，被乡政府捉去结扎，一回来，就变疯了，根本就没有任何能力照顾孩子，而且还暴力打人，总是将身穿衣服撕破，没有办法，家人只得将她关在一间房子里，谁都知道这种惨剧和结扎有关，但没有任何人有力量去申诉惨剧的真相，而是任由命运的安排以最残忍的方式作用到一个普通的农家。我曾经问过侄媳妇，“有没有到乡政府反映情况？”她一脸的茫然，并未意识到一次失责的结扎手术对她的生活到底产生了多深伤害。只说小时候从来就没有人抱，都是在房中爬大的。我一直念叨向她打听更多情况，看能否帮他们维权，没想到前一向得知，她妈妈在疯病中已经去世，年仅四十多岁。平心而论，哥哥、嫂子一家都是最普通的农民，也是最老实、本分的农民，他们对生活没有任何奢望，也从来没有想到通过别的途径去获取额外资本。他们所能做到的就是本本分分劳动，过一点安生日子。而在农村，像哥哥一家的情况非常普遍，守在乡村，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外出打工，有可能连工资都拿不回，但全家的基本开销，诸如孩子的念书、成家、房子的修缮和更新，老人的生病、善后，一样都不能少。尽管农村免除了农业税，近几年也推行了合作医疗，但和水涨船高的支出比较起来，实在是杯水车薪。可以说，中国无数的财富、希望没有多少途径流向他们，但社会不良的触角，诸如政府拖欠工程款、信仰危机所导致的价值观混乱、基层执行计划生育的粗暴和失责，却总是要伸向这个普通的农家，种种无声的悲剧最后总是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存，唯有认命，才能平复内心的波澜和伤痕。婆婆和两个儿子及孙子2.看不到前景的家庭命运日，卧床将近一年的婆婆去世，走完了她86岁的艰难人生。在忙乱、悲伤、空落中给婆婆办好丧事，我突然感到维系整个家庭最牢固的纽带轰然断裂。尽管和婆婆在一起居住的日子并不多，但她的慈祥、宽厚还是让我感到一个老人的亲切和温暖，丝毫没有婆媳相处的尴尬和芥蒂（我对她感情认同更像自己外婆）。每次回家，她都极为开心，对于年幼的孙子尤其喜爱，孩子刚出生，她便买了很多糖果招待村里乡亲，并且总是将我们定期寄回的照片分给村里老人看。婆婆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当官，最好当大官。在她眼中，再也没有什么比家中拥有当官的子女，更能改变家族的命运，儿子、媳妇空戴两顶博士帽子，甚至比不上一个乡镇干部或赚钱的包工头，更能解决家庭其他成员的实际难处。老人卑微的心愿更让我感受到她一生当中所遭遇的痛苦、屈辱，还有望不到边、无穷无尽生存的折磨和厄运。我知道，像丈夫这种家庭出生，通过念书得以改变命运，最后在城里找到一个安居之所的人并不少见，他们身后因为共同的家庭负重和压力，从精神面目、阶层气质上甚至具有某种共同特征，以致在各类社交群中，被城里或者家境优于配偶的女人冠以一个“凤凰男”的群体标签，并作为轻易不能下嫁的目标进行讨伐。我丝毫不否认作为个体的选择，与这种男人的结合意味着要面对更多，但这种来自社会单一舆论的道德优势，还是使我感受到掩盖在这个标签背后所蕴含的歧视、无奈和漠然，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民造成的不可逆式的生存劣势，怎样通过代际传递一直作用到婚恋层面，从而导致不可排解的天然矛盾。可以说，尽管农村出生的读书人通过个人努力得以改变身份，但只要和出生的家庭还依存各种血肉关联，那份深入骨髓的卑微、渺小、和人格的屈辱感，就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逃出泥坑的幸运者尚且如此，留在故地的坚守者又怎么可能有更好命运？事实就是如此，冷静下来想想，哥哥一家确实看不到太好前景。首先是代际的贫穷已经开始轮回。在体力最好的时候，哥哥、嫂子当年丢下孩子外出打工，现在侄子、侄女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后，随着生存的压力变为现实，也不可避免要重复父辈的命运，踏上下一轮的打工生涯，哥哥、嫂子像当年公公、婆婆一样，要承担起照看孙子的重任。2013年年底侄子结婚以后，为偿还债务，过完年就离开新婚妻子，随村里去外省打工的队伍，成为泥水匠中的一员。运气好时，一年能够攒下一万多元，运气不好，或者多换几个工地，可能就只够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毕竟和父辈比较起来，侄子不可能像他们那样严苛节约，二十出头的年龄，和城里的年轻人一样，他迷恋各类智能手机，或者一些时尚的行头，光是这一笔开销，就足够家里开支半年。他也曾经考虑在附近的镇上找个事做，或者开个店，但不是没有成本，就是没有过硬技术，始终难以做成。客观而言，农村自身的生产已经难以形成良性循环，更多时候，获取基本的家庭开销，还是不得不以肢解完整的家庭结构为代价。这样，结婚、生子、外出打工、制造留守儿童，就成为了事实上的轮回。对哥哥而言，新的挑战在于，他老了以后，甚至会面临老无所养的境地，毕竟他的子女，没有一人通过读书得以改变命运，而他在半生的劳作中，也仅仅只是维持了一种最简单的生存，并没有给自己留下半点养老的资本，贫穷和贫穷的传递，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宿命。其次是留守儿童的后果开始显现。侄子、侄女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已经长大成人。侄女通过网恋，十九岁那年就结婚，二十岁就生了孩子，丈夫是一个比他还小一岁的本乡男孩。尽管已身为母亲，但侄女根本就没有身为人母的心理准备，更感受不到母亲身份沉甸甸的重任，怀孕期间，依旧维持以前的生活方式，猛吃方便面和饮料，手机更是二十四小时不离身，床头柜前堆满了方便面盒子和饮料瓶。孩子生下来后，甚至连棉纱的尿布，都不知道在哪儿买。我暑假看到她带着一岁不到的女儿，大热天里，就让她光着大半个身子，一身的泥巴和脏污也不管，我告诉她应该给孩子备用一点棉纱尿布，她开始一脸茫然，随后便很开心地告诉我，她让女儿几个月就开始吃冰棒，拉了几天肚子后，现在不管吃什么都没关系，但事实上，她女儿一直不明原因的高烧不退。和城里刚做母亲女性的谨慎、细致比较起来，侄女的无知、粗糙着实让我吃惊不小。她原本就是一个孩子，一个二十岁就做了母亲的孩子，爱玩的天性和母亲沉重的责任放在她身上，显得尴尬而又刺眼。我叫她买两本书看看，或者上网时，顺便看看育儿专栏的内容，她青春勃发的脸庞再一次转向我，“我明年就出去了，带伢是奶奶的事情”。侄子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她妻子因为自小没有母亲的滋养和教导，也不懂得怎样对待孩子，孩子一哭闹，她就将几个月大的孩子丢在床上，要么不理不睬，要么大喊大叫，很难有平和情绪，更不要说一个理智妈妈应该具有的淡定。加上侄子终年在外打工，她整天和嫂子相处，两人总难免因为家庭琐事磕磕碰碰，因此，也难以有好的心态对待刚出生的孩子。不得不承认，和哥哥一代被逼外出的心态不同，侄子、侄女外出打工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相对贫穷固然是其选择外出的理由，但对于年轻而又过早当妈妈的女孩而言，很多时候，外出打工是她们逃避养育孩子的最好借口。在她们的思路和情感发育中，养育孩子的繁琐让她们苦不堪言，而过早外出对另一个孩子的伤害，根本就没有进入她们的视线。留守儿童缺爱的童年，让他们从小难以获得爱的能力，当他们长大到做父母时，这种爱的缺失，并不会随身份的改变，有如神助一般的得以弥补，爱的荒芜的代际传递，才是真正让人担忧之处。对比城市正常家庭孩子获得的关爱和良好教育，不可否认，另一种看不见的差距，已经将城乡差距的鸿沟越拉越深。但另一方面，因为多年在外的打工经历，侄子、侄女一辈的价值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植入当下的消费理念。不论是穿衣打扮、结婚置业、还是日常起居，其风向标已经和城市孩子没有差异。侄子尽管婚前没有赚到过什么钱，但换智能手机的速度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其妻子网恋而成，让哥哥、嫂子安慰）。结婚典礼，甚至还请了乐队、车队，更不要说农村流行的三大件金饰（项链、耳环、手圈）。其所营造的气氛，和城里任何一个高档酒楼举办的婚礼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唯一的不同就是婚礼的背景是在一个并不富有的农家。面对如此的场景，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余地，婚礼的排场，婚礼给女孩的彩礼和装备，在他们彼此暗淡的一生中，几乎就是仅有的一次出彩机会。而为此背下的债务，顺理成章成为一个新家庭的沉重起点。再次是传统乡村结构已经失去内在坚韧扭结，经济的脆弱加速了乡风乡俗的凋零。以养老为例，尽管几千年来，养儿防老一直是农民最为坚定的信念，但这一朴实愿望，在严酷的生存现实面前受到了极大挑战。贺雪峰团队曾提到湖北农村老人自杀的现象非常严重，“笔者所在研究中心调研表明 ，两湖平原（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及其周边地区，是一个自杀率极高的地区，尤其是老年人自杀率，已经远远高于正常自杀水平。”（《试论农村自杀的类型与逻辑》，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16期》）。陈柏峰在《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再次强调了这一事实，“老年人高自杀率、高自杀比重、以及自杀率、自杀比重的高速增长，这都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事实的残酷性令人震惊。”（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若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几乎很难相信这么残酷的情况如此普遍。在婆婆生重病期间，不时有村里乡亲过来看望聊天，总是提到，农村老人得了病，总是拖着，能得到及时救治的情况很少（嫂子因为每天细心护理婆婆，及时帮她翻身、换药，得到了村里人一致好评，成为全村媳妇的典范），如果得了绝症，一般就是等死，有些老人不愿拖累子女，很多都会选择自行了断，有些儿女实在无法忍受这种长期的折磨，也会选择逐渐减少给没有自理能力病人的食物，最后活活饿死。以写作底层文学著称的作家陈应松，在其小说《母亲》中，以冷静、严苛的目光直视这种生存的真相，对此作了入目三分的叙述，我在阅读这部作品时，眼前总是浮现那些老人的身影，感受到他们面临生命终点之时的坦然和冷静。生命在他们眼中，并不具有特别珍贵的意义，活着，是卑微而麻木地活着，能够感受到的幸福纯粹来自生命本能和惯性，死去，也是理所当然的死去，在一个日渐寂寥而没落的村庄，这种无声的悲剧并不会引发人们心中的太多波澜。悲苦农民与生俱来的天聋地哑的悲剧命运，从来就难以从根本、整体上得到任何改变，多年经济发展的光鲜，除了让他们吃饱饭，并没有让其享受到和国家整体实力相当的体面和尊严。大城市的光鲜、城市有钱人的奢靡、成功人士的高大上生活，和同一片国土上的农村悲惨的处境无法产生太多关联。最后，农村面临资本的侵蚀，虎视眈眈的社会游资通过官商勾结，已经盯上了农村最后的资源——土地。尽管关于农村土地私有化仅仅停留在讨论阶段，但在实际情况中，农村的土地已通过资本的运作被兼并。丈夫所在的村子在丘陵地带，风景算不上太好，几个并不太高的小土包，村里一条小河蜿蜒流过，为全村的农田提供基本灌溉。但近两年，不知哪里来的人，将村子里的土地圈起了一大块，河流也被迫改道，流入到私挖的池塘里面，模仿经济发达地区的度假村模式，修一些和整个村庄根本就不搭调的亭台楼榭和供城里人享乐的房子。事实上，因为周边旅游资源欠缺，并未有多少游客带动村庄经济，倒是因为河流的改道，已经直接影响到了农田的供水，农田被占，最后到底会导致什么后果，现在根本无法预料，而村民对此也漠不关心。对侄子、侄女一辈的孩子而言，反正种田已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出路，农田被装扮成度假区的模样，反而能给他们一份心理幻觉。若不是和丈夫结婚，作为家庭中的一员，亲身经历各类无法逃脱的日常琐事，亲眼目睹各种让人无语的真相，旁观者几乎很难体验到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具体的生存和抗争中，到底要面临多少先天的劣势，他们的实际生活，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大势到底要断裂到何种程度。种种真实的痛楚总是让我追问：造成这个家庭天聋地哑的困境，问题到底出现在哪个环节？回馈乡村，又何以可能？农村废弃的老宅3.回馈乡村何以可能平心而论，尽管进入到理性分析，哥哥一家的前景充斥着灰暗和绝望。但每次回乡，哥哥、嫂子的精神状态还是让人放心、安慰。尽管手头总是缺钱，哥哥也患有先天的遗传病，但他们精神比我们要愉快很多，哥哥从不失眠，嫂子也从不唉声叹气。哪怕在婆婆卧床最艰难的阶段，嫂子还是毫无愠色的去干该干的一切，家里丝毫没有危重病人的压抑、郁闷。他们越是活得坦然而毫无欲望，越是对个人命定的困境毫无感知，越是对生活没有过多的奢望，我就越感到这种命定的生存是多么残酷，感到这个世界为什么总有人要占有如此之多。而如何回馈家庭，对跳出龙门的家庭成员而言，几乎成为一种天然的情感选择。冷静下来想想，关于对乡村的回馈，哪怕在国家经济实力如此强大的今天，在农村的家庭模式中，自古至今，其实一直停留在家庭之间的互助。我父母辈如此，到我这一辈还是如此，这一点，我的感受实在是刻骨铭心。我想起我的父母，半生以来，仅仅因为爸爸是一乡村教师，有一份公职，妈妈因为能干，家境比别人稍稍好点，就不得不接受无止境的帮助亲人的重任，几十年中，几乎有大半的精力都用来对付亲人的求助。妈妈一辈子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就是“帮忙的没一个，麻烦的一大堆”，简单的一句，实在是她几十年来面对两边穷亲戚所发出的真实感慨。我童年的整个印象，不是爸爸的同母异父哥哥坐在家里不动，不拿到钱绝不出门的身影，就是妻子早逝的叔叔一有事情就来找爸爸的理所当然，要不就是多病的小舅舅腼腆但又坚决的求助，更有同父异母的姑姑过一段时间就会定期来娘家诉苦。这些亲人善良、淳朴、也有温情（姑姑临死前，知道爸爸去看他，都挣扎着要去抓她养的母鸡，让他带回去给小孩吃），并非要故意麻烦亲人，占到多少便宜，实在是生活在农村的悲苦命运，让他们一碰到麻烦几乎就找不到任何出路，向家里情况好点的兄妹求救，就成为唯一的路径。父辈的命运如此，几十年后，尽管改革开放的大旗已经招展几十年，国家的财富已获得巨额增长，亲人中间也不存在温饱问题的成员，但随着新的困窘的出现，我和丈夫所面临的情况和父母并无二致。摩罗在《我是农民的儿子》一文中，曾经感叹，“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更加无能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我作为一个农民家庭的儿媳，身处其中，实在能体会到这种痛楚中的无奈。丈夫和任何一个通过求学改变命运的农村孩子一样，在城市的生活从来就不以追求享受为前提，甚至用在他身上的正常开销，在他看来都是一种负罪，与生俱来的家庭阴影深深渗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他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多少交际，更谈不上特别嗜好，唯一的兴趣就是看书，过着一种在别人看来寡淡无味的简单生活。他性格沉默，不爱多言，他愈是沉默，我就愈能感受到过去家庭所施加给他的痛苦和压抑的深重，他像一条运气很好的鱼，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游出了这个令人绝望的家庭，但这种逃脱的幸运并不能给他带来发自内心的快乐，他所出生的原生家庭就像一个长长的阴影，只要还有家庭成员处于不幸和痛苦中，逃脱的个体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该具有的轻松、愉悦，一种血肉相连的痛楚，总是无法让他对有着共同成长记忆的亲生兄妹的困境视而不见。尽管自身背负房奴、孩奴的压力，他从来就觉得回报原生家庭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更何况，家中老父老母的日常起居事实上也是留守家园的兄妹照顾更多。因此，家里任何人经济上求助于他，除了默默接受，从来就没有任何回绝的念头。结婚多年以来，在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中，我也时时为丈夫背后的庞大家庭，感到沉重压力，有时甚至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绝望感，但相比经济的困窘，更让人难受的还是情感折磨。我难以回避一个基本事实，如果连我们都不去管他，连他最亲的人对他所遭受的痛苦都能视而不见，那还有谁会对哥哥、嫂子一家伸出援手？可是，逃出乡村在城市立足的人，同样面临各种实实在在的困境。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一文中，认真剖析了80后中逃脱农村在城市打拼一代知识精英的深刻困境，对70后一代而言，尽管情况没有如此惨烈，但实际上也仅仅只是抓住了房价刚刚失控之初，及时当上“房奴”的幸运，当中年困境如期来临时，他们所面对的生存、事业压力从来就没有减轻半点。所能给家里的帮助，也无非是从有限的工资中省出一部分开销，如此微薄之力，到底又能在多大程度改变家庭的命运？摩罗11年前提出的问题，“改变农民的命运究竟是靠应急的政策还是更需要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如果农民享受不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平等的政治构架中享受到所谓国民待遇、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体制之中以自己的声音和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谁能保证他们的命运能够得到改变？谁有那样的能力和良知成为他们的救世主？”（《我是农民的儿子》，载《天涯》2004年第6期）直到今天依然没有答案，而且也看不到答案能够兑现的一天。我由此想到这样一个群体：通过个人努力，进入城市，得以改变命运，并拥有相应权力，在现实诱惑下，最终走向贪腐之路。我想到，对他们而言，对一个从小物质匮乏到极致的人，必然在拥有机会以后滋长更为膨胀的欲望，因为他深知一种来自身份差异的残酷真相，有作家通过文学作品，曾表达这种人物的真实想法，“既然机会这么多，那么赶紧捞上几把吧，否则，在利益分化期结束以后，社会重新稳固，社会分层时期结束，下层人就很难跃上上层阶层了。”事实就是如此，逃出来的家庭成员，若无法通过个人力量改变家族命运，那么，此生便几乎永无可能。我在村子里，也常常看到一栋栋废弃的房子，一打听，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举家搬往城里，再也不可能回到乡村生活的家庭。我所出生的湖南老家，也有一户仅仅是通过参军得以改变命运的军官，利用各种关系将两边兄妹的子女全部弄出去，甚至27岁初中都未毕业的小舅子都能弄到部队当兵，转业后再通过关系，安排到公安局。与他们相比，我和丈夫实在是为家庭贡献最小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契机和资源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亲人命运，甚至大外甥女大学毕业，连给她找个好工作都帮不上太多忙。正因为意识到权力的重要，婆婆生前最大的遗憾就是他的儿子没有当官，她老人家凭借想象，将博士的头衔兑换为看得见的官职，却不知道这个群体的实际生存境况。无力帮助亲人的内疚，越发让我感受到农村家庭难以改变命运的结构性困境。在这一点上，摩罗的感慨让我深深共鸣，“在所谓现代化过程之中，农民已经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我再也不敢指望那些兄弟姐妹能够在继续现代化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明天的命运只会跟昨天的命运一样严酷。在大政府、小社会的境遇中，成为卑贱的垫脚石是弱势群体的唯一宿命。”既然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无法达到帮助弱势家庭过上更好生活的程度，改变留守乡村哥哥一家的命运，从国家和政府层面而言，最好的途径自然是通过教育。而摆在面前的事实是，乡村的教育资源已经凋零到无法直视的程度，侄子和侄女在条件极为简陋的乡村中学，连初中都没有办法坚持念完。丈夫曾历数过和他同龄的读书人，在村里上过大学的就不下七八个，但到侄子、侄女辈，和他们同龄的孩子，如果父母不早早将子女送往县城或孝感的初中，连高中都很难考上，就算农村的教育条件能够和城市媲美，留守儿童的先天缺失，父母素质的差异，都让他们仅仅在起点就构成了无可挽回的劣势。社会的结构性差距已经在这个家庭兑现，对哥哥、嫂子、侄子、侄女，他们的孩子而言，通过念书，社会再也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如丈夫一般改变命定人生的机会，逃脱乡村、跻身城市的简单而朴素的愿望，在下一代的身上终将如海市蜃楼一般缥缈。不从根本上促进一种更为持续的发展，和我们曾经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必将在撕裂的社会较量中，被彻底抛入尘埃中的生存，无从反抗，也毫无声息。最后，我想说。尽管对于底层的书写，我一直心生警惕，但刻骨铭心的感受，还是让我担心这个世界的声音将变得无比悦耳，当像哥哥这种家庭的孩子、孙子再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发声机会，关于这个家庭的叙述自然也无法进入公共视野，那么，关于他们卑微的悲伤，既失去了在场者经验的见证性，从而也永远丧失了历史化的可能。而我今天所写下的一切，不过以一个亲历者的见闻，以一个农民儿媳的身份，记载我与他们之间偶遇的亲人缘分。金石道好文推荐：在日本上厕所，会忍不住发朋友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系作者授权百家号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经济学博士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有财务自由，方有人生真自由。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