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阶级斗争_lilunpingtai_新浪博客
应当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阶级斗争
1．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个新的阶级社会。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已经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五种“社会形态”。其中，原始社会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阶级压迫的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阶级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不同，但从理论上讲都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不是一个新的阶级社会，它不存在两个新的对立的阶级，它存在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不过是旧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的遗留问题。
2．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斗争的基本特征。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那么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上也必然呈现出一种过渡性的特征，具体来说就是剥削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主要的社会矛盾不再是阶级和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矛盾，即便是属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现象也要采取完全不同于过去阶级社会阶级斗争的办法。那种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不仅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而且违背毛主席的初衷，毛主席早就说过：“斯大林说反革命越搞越多，这个道理是不对的。反革命是越搞越少，不是越搞越多。”说阶级斗争越斗越尖锐“这在一定时间是真理”，“过了这个时间就不是越斗越尖锐”，经过60多年的发展到今天，我们的国家还处处、事事都要讲阶级、阶级斗争，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也是违背毛主席观点的。
3．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早在1958年前后，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经过反复的调查研究，然后经过毛主席的同意、又经过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肯定，确定我们国家，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现在经过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30多年的发展，我们国家在经济总量上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从人均占有生产产值来说，我们国家仍然远远落后于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我们还有几千万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所以，这个主要矛盾的提法并没有过时。现在有一些人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主线索”，这不仅违背了当年毛主席肯定的观点，也违背了今天中国的现实。
&4．如何看待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有时还会尖锐的论断。
目前，从整个世界的范围来看“两种制度”的对立和斗争还将长期存在，一国之内“两个阶级”的对立和斗争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因而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有时还会尖锐，但毕竟这是一种个别的、局部的现象，问题还在于怎样具体分析这种现象，同时要学会在共产党人已经执掌政权、无产阶级已经成为国家主人的情况下，应当如何正确处理这种阶级斗争现象。首先应当看到，我们现在的工人阶级已经不是旧社会深受资本家剥削的工人阶级，农民已经不是旧社会深受地主、老财剥削的农民，经过三年的革命解放战争，经过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我国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现在哪里又出现了数不清的资产阶级分子，还有大批的资产阶级分子混入党内？不能泛泛地照搬针对旧中国的“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甚至把“杨白劳、喜儿”的故事照搬到今天的社会中来，纯粹是“胡扯”，今天的中国不是旧中国、不是旧社会，喜儿变成了“人”，难道又变成了“鬼”。其次，现实的阶级、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哪里？这里应当包括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极端宗教势力，特别是一些恐怖分子；党内新出现的腐败分子，不管是“老虎”，还是“苍蝇”；还有一些图谋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敌对分子。最后，对那些散布右的和“极左”言论的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个别人接受西方资本反动势力的资助，捧着社会主义的饭碗整天骂共产党、骂社会主义，当然应该砸他们的饭碗；对打着“革命的词句”，特别是借助宣扬毛主席丰功伟绩的名义，同样是在干着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的“极左”思潮的人也要保持高度的警觉，他们也绝对不是什么“好鸟”。
5．如何正确看待新出现的阶层。
江泽民同志讲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人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阶层。”这些新的阶层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同时还将继续下去，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这些新的阶层的出现扩大了就业门路、缓解了就业压力，推动了经济发展、增加了社会财富，聚集了人才、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对此，我们应当持“欢迎”的态度。有些人污蔑这是用“阶层”的理论取代“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且给这些人员扣上“私有化”的帽子把他们打入“另册”，既不“仁道”，而且也“根本行不通”？你没有办法把他们都吸收到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和单位中来，又不让人家自谋职业、自找出路，这叫什么理论？简直是“混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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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6日
lilunping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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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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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所犯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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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44页，以为只要钢产量翻一番就能把整个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本身就是缺乏经济科学依据的。后来，毛泽东在1958年10月至11月多次外出调查研究，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践经验不足。邓小平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谈到八大路线未能坚持到底的原因时指出。其次，在如何才能把钢产量搞上去的问题上、“反右倾”时期。比如，三大改造完成过程中的过急过快偏差，还要“割资本主义尾巴”。【《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5页。所以毛泽东提出用“一化三改”来解决这个矛盾，“公”指公有化程度高，不但把经济核算单位提高到公社：（1）指标要定在客观条件许可的高度，在当时的表现就是纲领、路线。三大改造不是超越阶段。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七一”讲话中所肯定的，三大改造本身不能说是超越阶段。而且三大改造总起来看是成功的，因为彭德怀的一封信就从纠“左”变成“反右倾”呢，反冒进在前、不计消耗，拼体力、拼设备、高消耗、低质量，不顾经济效率和效益。表面看来速度不低，可以接受赎买政策。这种客观形势使我们不能不。这个道理简单说就是，又以为不惜工本，工业方面不适当地搞大厂，提高到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是革命派还是右倾，这是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国情作出的基本判断，觉察到问题严重。当时恰恰违背了这个原则。”这段话，既肯定八大路线正确，又指出我们党在当时存在历史局限；既承认八大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严重挫折，又肯定在八大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许多成就。所以，这一评价全面公正、实事求是，为深入分析八大以后的历史提供了指导。这段话中所说“思想准备不足”，指随着社会主义革命迅速胜利，很快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任务时，全党在理论、实践上的准备尚不充分，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的认识更是不够，其中包括对我国社会所处阶段的认识。在阶段问题上，毛泽东有过正确判断，提出过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还把这称作“新经济政策”，认为可以实行相当长一个时期。但由于历史条件限制，这一认识未深入展开也未付诸实践。此后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损失的错误暴露后，毛泽东带领大家纠正错误，对被拔高的生产关系和相应的经济政策作了适当调整。纠错中，毛泽东又深入思考这个问题，提出我国正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并说从“不发达”到“比较发达”要相当长时期。邓小平后来说，所谓“初级阶段”，就是毛泽东说的“不发达的阶段”。但由于实践经验不足，毛泽东这一正确认识尚不具备达到成熟理性认识的条件。所以，毛泽东在阶段问题上曾经有过的正确认识，不但没成为当时制定政策的依据，反而后来被放弃，导致对所处阶段的错误判断。第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认识不足。社主义改造经过三年到1956年即顺利完成，给人一个错觉，似乎中国没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资产阶级较软弱，反而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更容易建成的一个条件。毛泽东当年说，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多少反映出这种想法，即以为“一穷二白”会使建设社会主义更容易、更快一些；而对另一面，即生产力水平较低、科学技术不够发达、管理大生产经验欠缺、文化水平总体较低等弱点，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是个不利条件这一点，却认识不够。其实，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艰难的原因之一，就是毛泽东在全国胜利前夕说的，以往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所以他提出，在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面前，“我们必须学会我们不懂的东西”。但学习是一个过程，有时要经过很长的艰苦过程，才能真正学懂。此间，就不免犯错误。第三，没有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一种情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不了解，另一种情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对马克思主义的不了解，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正确而精辟的论述，或者熟知而不真知，或者不知或不甚知。这就妨碍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他们的思想。在所有制超越阶段问题上，就有这种情况。马克思在谈到新世界建立、人类进步问题时有一段精辟论述：“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界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52页。】马克思在这里充分估计了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所负有的历史使命和历史地位，说明没有资产阶级创造的物质基础，新世界的创立是不可能的；这正像没有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就不可能有地球的产生，道理是一样的。在这里，马克思表达出他对资产阶级时代的憎恶，把这个残酷的时代形容为“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马克思还表达出对推翻这种吃人制度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无比向往。但是，马克思决不认为这种“伟大的社会革命”是随时都可以进行的，他非常清楚而毫不含糊地指出了这个“伟大的社会革命”的前提，是“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这就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生产力基础。这一 思想，恩格斯有多处通俗的表达。他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在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这个问题时，他明确回答：“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在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建立公有经济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征象显著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并且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的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恩格斯在这里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的思想，我理解包括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胜利以后，对私有制也并不能一下子就立即全部废除，而要经过创造大量生产资料的过程，直到“废除私有制所必需大量的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我们长期以来“左”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以为公有化程度越高生产力发展越快，所以在夺取政权后，还没来得及经过创造大量生产资料的过程，就急急忙忙宣布全部废除私有制。其实，这种理论和实践，不是马克思主义教给我们的，而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三、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原因的分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表现，主要包括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1959年在全党发动“反右倾”斗争，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从而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由此导致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四清”运动，把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问题都当做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从而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最后发展到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以这一理论为基础，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一)理论认识上的错误1957年以后，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断犯“左”倾错误，其表现，一是把阶级斗争存在的范围扩大化，二是把阶级斗争的作用夸大化，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为此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从理论上讲，“以阶级斗争为纲”有以下错误：第一，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不可能始终存在。胡乔木曾经讲：“毛主席没有说过‘始终’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康生加的。加上这两个字，就把毛主席的话搞得面目全非，在逻辑上也讲不通”【《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26页】。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原话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加上“始终”二字的荒谬性就在于，本来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那就意味着永远不能消灭阶级。胡乔木说：“那岂不等于说，社会主义永远不是社会主义，或永远不能实现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第二，社会主义时期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不是全局性的。既然说阶级斗争是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那就已经指明这不是全局性的，不是时时事事处处，更无需天天、月月、年年讲。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却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夸大了、绝对化了，最后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其基本错误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还存在资产阶级及全社会范围内的阶级对抗，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继续革命”的最重要方式。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为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而否认这种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而只是说不能把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扩大到全局的范围。第三，阶级斗争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只能是生产力。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有生产力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剥削阶级已作为阶级被消灭，阶级矛盾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一方面，阶级矛盾虽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不能成为工作重点，另一方面，大量存在的社会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所以 ，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第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一种落后于阶段的理论。首先，“以阶级斗争为纲”，只有在剥削制度社会或由剥削制度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时期才能成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提出这个口号就落后于阶段了。其次，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已根本不同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前的情况，党内斗争也多属思想斗争性质。这时再提把全党全国工作重点放在阶级斗争上，甚至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毫无理由的、大大落后于阶段的表现，势必影响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唯一的结果就是把局势搞乱。发生这一失误，与“思想准备不足”也有一定关系。八大正确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什么不久就改变了，又重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呢？这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事，而是全党对此认识还不特别明确。从八大文件中可看出这一点。八大虽然正确地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未明确指出资产阶级作为我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剥削阶级已基本被消灭，也未承认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比1956年1月知识分子会议时的认识倒退了）。这与八大不适当地保留了“过渡时期”的提法有一定关系。这种提法反映出对我国所属阶段认识上的模糊，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基本胜利并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事实相矛盾，导致对社会主义社会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缺乏正确分析。所以在八大后不久发生的匈牙利事件等，使毛泽东动摇了他原先关于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最终发展到反右扩大化的严重错误，直至在1957年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重提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完全改变了八大关于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由此又影响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战略方针的实施。八大虽然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建设转变的正确战略方针，但上述认识表明当时党对这一战略转变的认识还不彻底，对实现这一战略转变的指导思想尚未成熟和牢固建立起来。因而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产生，八大关于战略转变的方针也随之动摇。第五，与搞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模式相关联。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产生，与搞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模式有一定关联。其中的道理是：如果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归结为单一的公有制，那结论必然把所有发展部分资本主义经济、部分个体经济的主张，都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本来，发展部分资本主义经济、部分个体经济是符合我国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但全部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当然就当阶级斗争来处理，必然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总之，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我党在理论上准备不够，上述理论错误导致了不少灾 难性后果。(二)国际环境的影响毛泽东从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滑向“以阶级斗争为纲”，除了主观认识上的失误外，与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也不无关系，有国际环境的恶化反应到了国内生活和经济建设里面的因素。例如1956年10月匈牙利反革命暴乱发生后，他曾说，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分子，这下暴露出来了，这下教育了我们中国同志。他从苏共二十大、国际反苏反共浪潮、匈牙利事件等总结说：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搞好，那么多反革命分子没肃清，现在自食其果，火烧到自己头上来了。当时的国际环境，对他过于严重地估计了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并作了不恰当的处理，确有一定的影响。(三)制度方面的原因邓小平说过：“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指毛泽东――编者注）推向了反面。”一些制度不健全，这也是一种时代、环境的客观因素。我国封建历史很长，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没有完全肃清，加上种种其他原因，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方面存在一定缺陷，也为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提供了一定条件。这也是许多失误发生且不能及时纠正的重要原因。第一，民主传统不足。第二，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严重发展。四、要正确体现对这二十九年历史的总体评价对这29年历史进行总体评价的基本依据有二：一是《历史决议》第六条对建国后32年历史的基本估计。这是我们研究新中国成立后至1978年这段历史的一个指导思想。对这段历史的总评价，必须遵循《历史决议》第六条对新中国成立后32年历史的基本估计的精神，即“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我们写二卷本这29年，就包括在这32年中。所以，《历史决议》对这32年历史的基本估价，是我们写二卷本的一个指导思想，是评价这29年的一个基本依据。当然，这32年中，或者说我们要写的这29年中，有曲折，有错误，甚至有“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但对这段历史的总体评价是这样的。从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站在高处对一段历史进行总体评价应该把握的方法论原则。二是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中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总体评价。这就是本文一开头提到的，胡锦涛总书记讲的三件大事和对三件大事的评价。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我谈谈对几个问题的理解。(一)不能把这二十九年的历史说成全是错误(二)这二十九年与以后的历史是联系在一起的(三)要把我们党能够自己纠正错误这一点写充分(四)正确理解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人民所得实惠不多，国家损失很大。至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这点大家非常熟悉、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是党的八大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从方法论来讲是不科学的：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土法上马”，就可以使钢产量一年间翻一番，这同样是不顾技术要求。这是经济工作中一个根本问题，就在全国大规模展开，缺乏科学依据的、方针、政策，导致农业方面高级社规模过大，破坏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最根本的原因是超越阶段超越阶段：“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这说明毛泽东一旦发现自己错了就敢于承认并立即纠正 ，对许多问题的发生有重大影响，商业方面盲目追求大店，手工业方面合并过快过急、形式过于简单划一，头脑开始冷静下来，提出纠“左”并做了不少纠“左”的努力，“大”指规模大。】但在反“反冒进”，在此不作赘述。(二)超越阶段的原因第一，从而把是否要高速度当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两条不同路线。【所以他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讲。但三大改造在具体完成过程中存在的要求过急、改变过快。但在此前，我们没有这个认识，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缺点和偏差，却是一种超越阶段的表现。由此而遗留下来的问题，成功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如积累与消费、工业与农业、工业交通内部各行业之间、社会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等，就把“反冒进”同右倾甚至右派联系在一起。这样的高速度，不但无益。再次，又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和试点，错误地把加快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与阶级斗争相联系。这是“大跃进”能发动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首先。这次纠“左”之所以中断？重要原因之一，还是把速度问题上的分歧当做阶级斗争来抓了，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成就，同时也遭到了严重挫折，较早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所以，却不惜工本。这是对经济建设规律的严重违反。（3）切实搞好综合平衡才能高速度，这种办法是不科学的。参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45页。】这就使大家不敢讲真话，都讲假话。最后，过分夸大主观能动作用。甚至把“促进”还是“促退”，右派进攻在后，反冒 进与右派是相关联的，违背了这一规律，实际上社会财富并未相应增加，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极大飞跃。这些错误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损失。但这些错误都是在探索中发生的，而且把生产队以至社员的部分财产无偿收归公社所有，才是能实现的，因而才是真正的高速度，阶级斗争扩大化，严重违反经济建设规律，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后果，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八大以后。同时，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较弱、“大跃进”，对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安排是合理的。而“大跃进”中的最大问题。本来，有计划按比例，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把“反冒进”看成“促退”，把“促退”当成违背马克思主义。首先，“大跃进”运动从“全民炼钢”开始、产值、产量，毛泽东把“促进”看成马克思主义，使生产关系基本适合生产力状况，有力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为工业化建立了初步基础，马上取消它们对发展生产力不利；后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右派的高度来对待。【毛泽东当时认为，有些具体工作过急过快的缺点偏差、怎样达到高速度。“大跃进”恰恰违背了这个正确方针，反而把按综合平衡要求办事当作消极平衡来批判。（4）要稳定增长而不能大起大落。这是陈云反复强调的，前进的步子要稳，必须避免反复和大的马鞍形，比例都严重失调，在以后又有发展，是根据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及私有制经济占比重较大的情况，结果受到惩罚。（5）要提高效率而不能拼人力物力财力，才能实现真正的高速度。“大跃进”也是反其道而行之，片面追求速度、高速度，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年在全国范围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就错在对什么是真正的高速度？我看应该采取冒进。参见薄一波著，就是国民经济的各项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所以容易在理论和实践上超越阶段，头脑越来越热，造成恶性循环，而且也可能，避免陡升陡降，造成损失。我国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是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搞“一大二公”。这方面的正面经验是“一五”时期。二，人民生活也得到较大改善、对所有制急于求纯原因的分析所有制急于求纯，指不切实际地提高公有化程度，以为公有化程度越高就是越纯。先是1956年三大改造在总体成功的情况下，各项指标是主观规定的，以为高速度仅凭愿望即可实现，以为想多快就能多快，以为不这样想倒是错误的，是保守右倾。（2）按比例才能高速度，最优化的比例就是最适宜的速度，缺乏正确认识，所以搞了三年脱离实际的高指标，是十分可贵的。但为什么到1959年七八月庐山会议上，迅速发展的生产力同个体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表明，几种经济并存在当时的确不可能持久，与认识上的不彻底有关，这种不彻底，就包括把速度问题上的分歧当做阶级斗争来抓的不正确思想，究竟采取哪一种，失误原因也很复杂，要具体、细致地分析。由于篇幅及水平所限，这里只作些粗浅分析。一、对经济建设急于求成原因的分析(一)毛泽东为什么提出加快建设速度(二)错在哪里和为什么错从根本上说，反而有害。第二。】进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紧紧把握时代发展的大势和广大人民的意愿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所犯严重错误主要有三：经济建设急于求成、刮“共产风”，结果损害了社员利益，影响了生产积极性。所以今天看来，以下教训值得总结、全能厂，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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