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人生 zz 文章老了点 以前一些程序人的经历 - 阳光VIP - 博客园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平日弗用功，自到临期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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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和经理人之外，中关村或者说中国计算机业界还活跃着另一类人，他们过着另外一种人生——程序人生。
& &&&程序是这些人生活的全部重心，他们有天分，爱编程，能吃苦，甘于寂寞。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不被人所知，像WPS求伯君、KV300王江民、CCDOS严援朝、五笔字型王永民、2.13吴晓军、四通利方王志东、CCED朱崇君、UCDOS鲍岳桥这些成名的程序员十几年来也只才产生了十来位。有才华的程序员绝不只这些，但他们没有机会。有时候，他们觉得机会就在眼前，伸手可及，但当他们扑上去将要和机会撞个满怀的时候，却每每扑了个空。在苦干了若干年之后的某一天早晨，从睡梦中醒来，他们突然发现自己除了编程能力提高之外，什么都没有改变，所写的程序是“职务作品”，所挣的工资仅能“糊口”，他们会突然感到写什么程序都没有意思。但如果不写程序，又能去做什么呢？
& &&&程序人生是智慧的人生，但我们也想描述一下这些智者心底的酸甜苦辣以及困惑不平棗自己写出的产品为公司挣了1个亿，为什么自己还是不名一文？技术入股到底是除了智慧什么都没有的程序员的出路？还是陷阱？优秀程序员成名之后，想名利双收，是不是必须不写程序，去做管理？都说个人英雄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那么，新一代程序员还可以做笑傲江湖的英雄梦吗？……
& &&&王江民用他的传奇告诉后来者还有机会。王江民初中毕业，38岁才开始学习计算机，两三年之内成为中国最出色的反病毒专家之一；45岁只身一人独闯中关村办公司，产品很快占据反病毒市场的80％以上；没学过市场营销，却使KV系列反病毒软件正版用户接近100万，创中国正版软件销售量之最。
& &&&都说个人英雄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都说中关村不再相信传奇，传奇已为资本运营所代替，但王江民的传奇就发生在现在，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而且还在继续。无论这个时代多么地依赖和提倡集体协作，但个性的张扬永远不会泯灭，永远值得击节叫好，人格的魅力也永远让人激动不已，因为它代表着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个人也许就是为了突破各种不可能，实现各种不可思议而存在的。充盈着理想和力量的人在受到挫折的时候，可能会叹息自己身上的力量是“无能的力量”，但当每日的朝阳再次照耀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会再一次地被发动起来。如果说，创业者和经理人体现的是雄才伟略，那么，程序员体现的则是一种激情，这种激情有可能会在真实的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但如果个人或者说中关村缺少了这种激情，那它也就毫无魅力可言了。让求伯君去和比尔·盖茨“扳手腕”论实力却是太难为求伯君了，但WPS97在Word的重压之下，还是出乎很多人意外地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日前，联想注资金山，更是让求伯君豪情万丈，他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把地球撬起。”中国软件业需要这种激情。
CCDOS严援朝
严援朝，日生，毕业于华中工学院，高级工程师。
CCDOS的作者，MSOA的作者，长城0520CH微机的主要设计者。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68年9月，在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旗插队；
1972年10月，在河南平顶山市姚孟电厂做工人；
1973年9月，在武汉市华中工学院电机系学习；
1976年9月，在毕业回姚孟电厂任技术员；
1979年3月，在北京低压电器厂做工人；
1980年1月，在第四机械工业部第六研究所任技术员；
1986年，任中国计算机发展公司昆仑电子印刷设备公司副总工程师；
1988年9月，任保利电子技术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1992年1月，任集成电子技术公司董事长兼总工程师；
1993年8月至今，任四通集团公司总工程师，四通利方总工程师。
& & 这个标题想来不会太称严援朝的意，一个CCDOS怎能把整个严援朝概括！CCDOS之外，严援朝还做过许多有意义的事：比方说，主持开发使长城0520成为0520CH的CH显示卡，让汉字能像西文一样实现25行快速显示；再比方说，主持设计的人民大会堂电子表决系统，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子表决系统。然而，不管这些成就有多么了不起，也无论严援朝在它上面花了多少心血，却总也无法和他那个只花了5个月时间写就的
& & CCDOS相提并论。CCDOS实在是太耀眼了，它对中国人使用PC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人们可以不知道严援朝，但无论如何无法越过CCDOS谈论中国PC事业的起始。
& & 另外，将CCDOS和严援朝并列，虽说可以就此把严援朝定义为中国第一代最著名的程序员，但CCDOS毕竟意味着过去，意味着15年以前，严援朝在被人尊称为老前辈的同时，也被人划归到只会用汇编的过时人物。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1985年，当别人在用Debug改他的CCDOS的时候，严援朝已经开始用C语言写字处理软件XE了。当我们称赞他用C语言很早时，严援朝大声说：“还早啊，都1985年了。”用完C＋＋，他现在马上又要改用Java了。
& & 作为四通和四通利方的双料总工程师，在这个以技术立业的公司里，严援朝要求自己做到凡是公司涉及的新技术他都得会。“作为总工，我不敢说样样精通，但至少要懂，而且，在出现问题的时候，能马上接得上手。要是我真的不行了，那么，也就到了我该隐退的时候了。”
& & 今年已经47岁的严援朝现在负责利方多元系统支撑环境的设计工作，为手下写的程序“扒”Bug，实在缺人的时候，他还要挽起袖子自己写程序。所以，《严援朝没老》可能更适合本文，但这样的标题能吸引几个读者的注意？读者关心的是—— CCDOS的诞生
& & 1983年，国家计算机工业总局在京召开全国计算机协调工作会议，会议把生产IBM PC兼容机定为中国计算机发展的方向。生产IBM兼容PC，硬件厂商没有问题，关键在软件，在于PC上一定要有汉字系统，但那个时候做汉字系统，是一非件常困难的事。此前为了让ZD2000汉字终端能处理汉字，花了好多年时间。所以，与会专家大都认为，想让PC在5个月内具备处理汉字的能力几乎没有可能，全国100多家大学、研究所没有一家愿意承担开发汉字系统的任务。
& & 当时已经32岁的严援朝在第四机械工业部第六研究所工作，工农兵学员的出身使他连参加这个会议的资格都没有，是严援朝的一个同事会下和严援朝讲了此事，严援朝对他的这位同事说：其实让PC处理汉字很容易。“因为我前一段做了把电视机改装成终端的工作。不就是出两个汉字图形吗？很容易！”
& & 严援朝没想到这位同事会把他的话带回会上去。当时国家计算机工业总局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俞正声找到严援朝，问他是不是真的能做，严援朝斩钉截铁地说：“能做。”其实，严援朝心里并没有谱，“我是硬着头皮接了此事，幸好也就干成了。当时胆也大，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后怕，但人被压抑到一定份上，就什么都无所谓了。那时精力好，年青好胜，就觉得天下没有我做不出来的事。”严援朝决定“胆大包天”一下的内在原因是，他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工农兵学员在研究所地位很低。揽下这个课题，我就可以当课题组长了，从一个普通助理工程师一下升为课题组长，是一个很大的飞跃，是破格提拔。”
& & 严援朝接下任务后，开始争取全所唯一的一台IBM PC，当时严援朝每星期只有一次上机机会，一次两个小时。严援朝提出要想课题如期完成，“这个机器必须归我使。”有时候要做事，不争取条件不行。严援朝争取到的这台IBM原装PC配置是128K内存、CGA显示、一个160K软驱，没硬盘。严援朝和新分来的大学生欢天喜地把机器搬回来后，大学生忙着插电源，结果把110伏的电源插在了220伏的电源上。“我当时就想跳楼。我好容易当上了课题组长，我好容易把设计方案拿了出来，我好容易把机器要了回来，我好容易有了这么一个机会，但是……”俞正声得知此事后二话没说，让香港商人送来了新电源。
条件都满足了严援朝，也该轮到严援朝显示一下自己实力的时候了。1983年3月汇报，为了向专家们证明用软件方案能在IBM PC上显示汉字，严援朝用BASIC写了一个程序，在显示器上画出了一屏“甲”，第二屏显示的全是“田”。在此之前，汉字在计算机上显示都是通过硬件实现的，谁也没有用纯软件的方法显示过汉字。
& & 4月份，严援朝拿出总体方案。跟着，他着手把原来汉字终端上的GB7663个汉字字模通过程序拿下来，供CCDOS使用。严援朝是学摩托罗拉芯片出身，会的是68系列的汇编语言，Intel的汇编指令他从来没接触过，严援朝拿着IBM PC随机带的手册，从头学Intel汇编。
& & 6月24日，严援朝正式动手写CCDOS，6月30日写完，一共写了一万多行。CCDOS源代码中，有一句是“6月24日”，别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改进CCDOS的时候都没有删。写CCDOS那段时间，严援朝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一天吃一顿饭，一个人在一个很大的机房里面，不停地写，来不及吃饭，也忘记了时间。
& & CCDOS遇到过很多技术难题：当时显示卡只能支持到320×200分辨率。这样的分辨率用来显示西文没有问题，一个西文字符用7条线就可以显示清楚，所以，可以支持25行显示而一个汉字要15条线才能显示清楚，所以，最多只能支持10行汉字，一行提示，但CCDOS又必须支持25行的西文软件。这下可把严援朝难坏了。严援朝费了15天时间想出来做一个“虚屏”，用自动判断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这样一来，CCDOS就能支持25行的BASIC、EDIT、WordStar、dBASEⅡ等西文软件了。虽然支持得不够完美，但不管怎么说，“能出来就是好家伙”。
& & 严援朝让分给他的4个大学生做输入法，“我定义结构和规则，让他们创造性发挥。汉字终端上有首尾码，我也没有看人家的编码规则，不就是一个汉字头、一个汉字尾吗，让学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定就行了。”
& & 软件做完总要起个名，CCDOS是为中国第一台PC长城机做的，ChangCheng，取汉语拼音的字头，就成了CCDOS。CCDOS的含意并不是后来外人猜测的，是“中国字符”的缩写。
& & 等严援朝让PC第一次显示出GB第一个字“啊”，等严援朝把CCDOS做完，众人才明白原来做汉字系统这么容易，输入、显示汉字这么简单。“很快，在1984年、1985年满大街尽是各种各样的DOS。我的源代码谁都可以COPY，谁都可以分析，我是国家工作人员，如果这东西对大家有用，我干嘛护着不给大家。”
& & 严援朝没有在CCDOS上署名。“CCDOS是国家‘六五’项目。再说，我们家也没有这个传统。直到现在，我写程序从来不署名。”
& & 1983年8月，CCDOS在北京展览馆亮相，轰动一时，严援朝因此第一次出国，去了趟瑞士参加展览。
长城0520CH的那块卡
& & 在8088只有4．77M的CPU上用软件方法处理汉字，想速度快，显示漂亮是不可能的事。在做CCDOS之初，严援朝就提出另外一套硬方案：把汉字做到显示卡里面。
& & 1984年8月，严援朝随六所、738厂和清华大学开赴香港，为长城PC开发配套的图形汉字显示卡。汉字显示卡做了出来，实现了25行汉字显示，但汉字显示速度还是太慢，一行一行地滚屏。现在的长城集团总裁王之看了，不是太满意，严援朝就说他还有一个方案，可以解决速度慢的问题。
& & 这样，由严援朝带队一行10个人第二次来到香港重新做。“香港一个工程师配合我，主意我出，活他干，我们一块调试，一个多月，就把新卡做了出来。”
& & 严援朝的实现方法是，在显示卡里面做了一个汉字字符发生器，要显示汉字时，只需把汉字的代码送到显示卡，再由显示卡里的字符发生器负责把汉字代码解释成汉字图形在屏幕上显示出来。CCDOS实现汉字显示的方法是用软件在屏幕上画图，所以很慢；在香港做的第一个方案由于向显示卡传输的不是精简过的汉字代码而是汉字图形，CPU负担过重，所以也快不起来。
& & 1985年，长城0520CH生产出来，拿到美国COMDEX展览，其640×480的分辨率、25行显示汉字的能力引起了很多人的注目。“日本人趴在那，拼命画我们的电路图，想搞清楚我们是怎么做出来的。”
& & 长城0520CH的出现，使IBM专为中国设计的IBM550在国内卖不下去。“我们把所有的汉字全放在了显示卡里，IBM550只放了一部分，用的时候需要置换；我们的机器汉字是汉字，图形是图形，还可以往一块叠，IBM550不行；另外550要用专门的软件，我们用通用软件。”
& & 从香港回来，开发组的每个人获得了一台18英寸彩电的奖励。1986年，CCDOS被评为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严援朝拿到了2000元奖金。除去这点奖励，严援朝做再多的工作，都是按月拿固定的几百元工资。严援朝不在意这些，也不在意别人修改他的软件挣了大钱，他的快乐在于：“我觉得我能够左右世界。那个时候，PC处在起步阶段，我做成什么样子，人家就用成什么样子。我手下有那么多清华的老师，我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我说你把这个软件做成这个样子，他就把软件做成这个样子，我说你把硬件设计成这样，他就把硬件设计成这样。最后，拿出来的机器，都是我脑子里原先都想好的蓝图。一年之前想好的蓝图，一年以后，就创造了出来，心里特别高兴。人家给不给钱是一回事，但这东西是我想出来的，而且很多人都挺喜欢用，这就足够了。”
被迫学新东西
& & 严援朝是那种知道激流勇退道理的人，做事情做到一定程度，当他发现再做下去的条件不具备了，他就会主动退下来，换别的事情做。这样做虽然可以避免自己受伤害，但也逼着他要不断学新东西。“我搞什么，都不允许我搞到底。做微处理器时，软件硬件一起上，出现了搞汉字的机会，冲上去做汉字系统；做到一定程度，又得退下来，写真正的应用软件，和人家拼，那没办法只得学C语言；用C写完字处理、排版软件，又要去搞应用；搞应用，不用C＋＋写不了应用软件，现在又该用Java了。”严援朝把学新东西归结为“一切都是生活所迫”。
& & 1985年，严援朝离开了中国计算机发展公司。“我本来还有机会去做创造性的事情，但是条件没了。”离开时，单位觉得严援朝做出了很大贡献，给他提了高工。严援朝来到昆仑电子印刷设备公司。“不让我做系统工作了，我就做软件，我写软件也一定能做得挺好的。”烦闷之中严援朝想到这，嘻嘻笑了一下，随手在计算机上打了个XE（嘻）。XE就成了严援朝写的第一个字处理软件的名字。后来，别人为XE找了一个很好的解释：X表示任何未知数，E表示easy，合起来，就是Anythingeasy(任何事物都容易)。这个解释很符合严援朝的性格，“不知道，没关系，只要让我做，肯定能做。”
& & XE花了严援朝近一年的时间。XE是一个用来取代WordStar的字处理软件，它利用了长城0520CH的特点，显示速度很快，能同时开四个窗口，编辑四个文件。“CH是我设计的，我当然知道CH里面所有的秘密、所有的特性。”XE只能在长城PC上用，所有用户也就一两万。严援朝认为长城机在处理汉字技术远远领先的情况下没能占领大部分市场，是不肯单卖CH显示卡的缘故。做完XE，严援朝又写了一个命令行的排版软件，有点像现在的WPS，但也没卖开。早在1984年的时候，严援朝就提出过做文字处理机，但没有机会做。
& & 1988年，离开昆仑公司的严援朝特别想去国家信息中心搞大型机，搞真正的计算机研究。但有朋友极力劝他去做保利电子公司，这样严援朝就成了保利电子公司的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在那里，严援朝用9个月时间主持设计完成了人民大会堂第一套电子表决系统。“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表决系统，有1700多个席位，电缆用了50多公里，几百人负责施工，部队派了好几千人帮助测试。”
& & 1992年，严援朝离开保利电子公司的时候，终于想到自己开公司，可是后来，“我发现我办不了公司。第一、我卖东西肯定要赔，我老怀疑自己卖给用户的东西值不值；第二、人事方面的事情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对我来说，就变得非常难。”尽管严援朝办的集成电子公司有一个不错的产品——MSOA可视化的排版，也承建过北京市公安局的户籍系统。但严援朝发现自己不适合办公司后，果断把公司委托给了一个朋友。“现在人家干得挺好，比我在的时候办得好。”
作者: NoName & & 时间:
09:55& & 标题: 程序人生
严援朝与王志东
& & 严援朝、王志东走的是相同的路：写程序成名，然后自己开公司。王志东自己为自己做主，掌起四通利方帅印，在总经理的位置上越坐越有感觉；严援朝自己开公司做董事长，虽然手里也有不错的产品，但公司却总是做不起来，最后甩手而去，把公司交给自己的朋友打点，小公司竟越滚越大，生意越做越红火。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不是每一个成功的程序员开公司都能成功，也不是每一个成功的程序员开公司都不能成功。关键要看自己是不是适合开公司做总经理。怎样才能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适合？没别的办法，只能试。王志东一试，觉得很适合，继续做；严援朝一试，发现不行，调回头继续做他的程序员，当他的总工。在我们看来，这两种结果都非常正常，都非常自然，绝对不能说王志东试成功了，很有意义，严援朝没试成功，就是白费时间。生命贵在迎接未知的挑战，本可以一试，因为怯懦，到最后连自己都无法搞清楚自己究竟是不是适合做某事的境遇，才值得惋惜呢。
& & 一个人在某方面取得了一定高度的成就或者有了既得利益之后，就很难否定自己，很难凤凰涅磐，寻求新的突破，然而“总是走在老路上”的生命有何意义？尼采说，“错误不是盲目，错误是胆怯……任何成就，任何进步都源自勇气，源自对自己的强硬态度，源自针对自己的整饬。”成功的人一定是勇敢的人。
1993年，微软请国内大公司帮助推广Windows，让国内公司出人巡回讲课。四通的王杰找到严援朝，请他代表四通讲面向对象的设计。从此，严援朝和王志东走到了一起。
我太适合做计算机了
& & 严援朝经历坎坷，但严援朝很幸运，他最终找到了最适合他做的计算机工作。
& & 1968年，17岁的严援朝去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旗插队。4年后，靠父亲的朋友帮忙，他来到河南平顶山姚孟电厂做工人，当时的想法是做工人总比插队做农民强。1976年，从华中工学院毕业，回厂做技术员。1979年，为了回北京，严援朝求厂长把他降格为工人，因为干部不许对调回京。进北京低压电器厂焊了一年板子的严援朝很苦闷，他哥哥把他推荐给了当时在四机部六所工作的俞正声，通过俞正声介绍进了六所。
& & 报到第一天，室主任问严援朝：你会计算机吗？见都没见过计算机的严援朝说，我会！“我干嘛说我不会。我说，我什么都懂，我都会。只不过没有机会接触，但我都知道。”严援朝当时知道的仅限于曾经听说过“8”什么，他连8008处理器都说不全。
& & 室主任给了严援朝三本讲微处理器的书，严援朝看了三个月。三个月后，室主任问严援朝看得怎么样，严援朝说，我什么都会了。“真没有什么难的，80年代，计算机刚刚起步相对来说，都比较简单。”室主任就让严援朝改造一个进口的单板机，加内存，改软件，添外设，严援朝用了一个多月就完成了。看到严援朝真行，室里面就让他正式参加课题组参与设计摩托罗拉系列的计算机。
& & 有人说，严援朝没有任何基础，能做计算机，而且做得很出色，是个天才；严援朝却认为，所有人的智商都差不多，最主要的事情是，有没有一个很好的机遇，找到最适合自己做的事。他的幸运仅在于，在各种各样的组合条件下，找到了最适合他做的事情。“一进六所，看完三本书，我就觉得，计算机这东西对我来说，绝对不神秘，太容易了。一份从来没接触过的工作，一接触就明显地比别人高一筹，这就是最适合你的工作。比如，做买卖，一做就明白做买卖是怎么回事，那你肯定适合做买卖，你就不要再想别的事了。而一个工作你学了十年，整天抱着书看，感觉特别痛苦，还很难，这事你干脆放弃算了。”
& & 严援朝认为自己看问题的方法和思维方式，特别适合计算机“说一不二”的原则。“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计算机从不蒙人。”“我这个人记性很差，计算机倒也简单，就是0和1，只要记住基本的两三条规律就行。既然我在记忆方面不如别人，那我在别的方面肯定比别人强，我在两三条规律的灵活应用方面、拓展应用方面能力就很强。数据结构，我没学过，我看了五天，我觉得我脑子里原来就是这样想的。”在严援朝眼里，写软件的过程就是弄清楚自己将要写的软件“是什么”的过程，“把软件的目标一直分解下去，分解到许多个最简单的“是什么”，分解完了，这个软件也就设计完了。”“做软件就是在不断地明确目标，就是搞清楚你的GO是什么，所有的软件都逃不出那三句话——IF、THEN、ELSE。棒的程序员很快能够知道自己的GO是什么，老没长进的程序员老也弄不清楚自己到底要干嘛，所以永远处在学习过程中，手里永远拿着一本书，永远在学，永远也学不会。我也看计算机书，但看书的方法不一样，我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书里最关键的几句话，然后把书扔了。”
& & “我希望做软件工作的人，都是适宜做软件工作的。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能够知道自己最适宜做什么是很难的，有些人可能一辈子在做他不适宜的事，没有机会啊，假如没有CCDOS的机会，我也不会去做软件。”因此，严援朝清醒地知道，大型的软件不能依赖像他这种人，而是要依赖一大批普通的、有扎扎实实基础的工程师。“我们这些人可以出主意，可以做系统分析，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感觉，但我们这样的人毕竟太少。”所以，严援朝特别强调程序员之间的合作。“这个时代和我们那个时代不同了。我们那个时代个人行为太多，因为那个时候，毕竟简单，软件也小，因此，门外汉可以做软件；但现在比较难，现在要做大软件，只有大型的、完善的软件才能有商业价值。因此，大家要遵守共同的规则，设计时定下来的结构、通讯方法、修正方法大家都要遵守，别老异想天开。你的领导安排你做什么事，你就老老实实做，不要急于表现自己的发明创造。现在程序员第一个任务不是表现你的程序技巧有多好，而是你充分理解领导交给你的任务是什么。”自己是一种人，但能明白和自己不一样的人，很不容易。
1996年秋天，曾经跟着严援朝在长城干的程序员姚志军在中关村自己开的闻捷公司里面给我讲严援朝的故事的时候，我就萌生了写严援朝，写一写中关村传奇故事的念头。我想，在中关村杂乱林立的小公司后面，隐藏着的无数个不眠之夜和无数个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心酸，才是中关村真正能打动人心的好题材。
1997年，下决心写《影响中关村的50个人》，有严援朝这样的人值得写是一个重要原因。严援朝极少抛头露面，为了约上采访，我们请严援朝的“老板”王志东帮助做“思想工作”。王志东怕严援朝的“脾气”让我们不舒服，采访那天亲自出面为我们张罗介绍，意思是说，这是我们的朋友，别慢待了人家。
其实，严援朝并不是那种特别难以接近的人，他只是没有什么城府，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从不掩饰而已，而且他说话声音特别大，采访时，也没关门。熟悉严援朝的人喊他老顽童，王志东说严援朝生理年龄47岁，心理年龄只有20岁。虽然，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很真诚，但不分场合地坦诚，也会无端地得罪一些人，坏了一些事。这一点严援朝清楚，但他不想改。“我特讨厌别人玩虚的，最要命的是浪费我的时间，还逼着我去听，没意思。”严援朝觉得自己青少年时期赶上“文革”，没过好，他想重过青少年，因此严援朝总能和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人玩到一块，喜欢跑到网吧里面干Game(游戏)。
严援朝出生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他排行中间。严援朝说，他小时候头就特别大，重得抬不起来，老是耷拉着脑袋，不受人重视。因此“我这人比较安分，从不幻想有什么东西会掉到我头上来，所有的东西都要靠自己努力才会有机会。”严援朝最喜欢巴金的《家》，因为他的母亲也出身在武汉像《家》一样的封建大家庭。严援朝印象深刻的另一部小说是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邦斯舅舅是一个心无城府的总招人算计的古董专家。我们问严援朝，喜欢这部小说是不是因为他自己也常招人算计，严援朝回答，那倒也不是，就是印象深刻。
严援朝每天上班第一件事，是用40分钟时间跑到每一个他管的程序员面前，问“工作都怎么样了，你做得怎么样了，有什么进展，有什么困难？”然后，躲进自己的办公室里做昨天晚上睡觉前想好的事。
47岁的严援朝还在跟踪最新的技术，一方面是因为他觉得新东西很好，不学新东西会“死掉”；另一方面是为了带新人。“怎样教新人最快？那就是用最新的技术来教他们。现在很难设想问一个新人会不会8080的汇编，会不会6800的汇编，用不着会。”
第一线的严援朝说，他最多再干10年，说这话时，严援朝的表情让人觉得彷佛10年不长似的。“退休之后，不是说不写程序了，而是我写的程序将不再会影响公司，不会再作为公司的产品了，那时完全是玩，没准我会去做个黑客。”严援朝最高兴的时刻在软件完成之时，但高兴之余就失落。“这个软件完成了，我还做点啥，没劲。”最多也就高兴一天、半天。“我想法特别多，我想做的事也特别多。现在只要有人在做我想做的事，我就高兴。我现在岁数大了，我知道我一个人做不过来许多事。”1985年、1986年的时候，严援朝特别想去做机器人，“我当过钳工，当过电工，搞过硬件，会写软件，我很喜欢数学。”只是没有机会。所以，严援朝明白个人的能力再强都没有用，是时代推着个人走。
1981年，大家刚刚把一台机器调出来，严援朝一个开关扳错了，整个机器烧了，课题组几个月的心血没了。当时的课题组长刘德贵说，没事。严援朝从此学会了宽容，懂得了干什么事情都要领导支持。如果一件事情领导不支持了，他也就不想再做了。
求伯君长青
知识英雄——影响中关村的50个人
求伯君长青
求伯君，日出生于浙江新昌县。
198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后分配到河北省徐水县石油部物探局的一个仪器厂；
1986年，从仪器厂辞职，加盟北京四通公司，1987年，调深圳四通公司；
1988年，加入香港金山公司在深圳从事软件开发；
1989年转到珠海，开发成功国内第一套文字处理软件WPS；
1994年，在珠海独立成立珠海金山电脑公司，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在CCDOS严援朝、五笔字型王永民、2．13吴晓军、CCED朱崇君相继从前台渐渐隐去的日子里，求伯君却似一棵长青树，不断地为我们演绎出为人传诵的故事与传奇──1994年盘古组件失败，1995年中国第一个游戏软件《中关村启示录》诞生，1996年为继续开发WPS 97卖掉别墅，1997年重铸WPS辉煌。
求伯君十年不倒，原因在于他一直在走着一条和一般程序员不同的路。大多数优秀程序员大都选择了自己创业或者合伙创业的道路，而求伯君则一出道就碾转于四通、 金山、方正这样的大公司，在这些公司的经历使求伯君具备了大公司的眼界和胸怀。这是求伯君高于同时代程序员的本质原因。
11年前，促使求伯君走出河北徐水县城的是深圳大学来他们单位实习的一位女学生。和这位女学生谈上恋爱的求伯君，在1986年10月去了一趟深圳。求伯君把此次深圳之行称为此生逢上的第二次不可错过的机遇。“我突然发现深圳的世界真漂亮，什么都新鲜。在深圳，我第一次听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我喜欢这种快节奏。”百废待兴、热火朝天的深圳对22岁的求伯君来说，是那么的有号召力。这种号召力促使求伯君决定立刻从原单位辞职。“单位不让辞职，我也管不上许多了。为了尽快出去，户口、档案全抛在了脑后，不要这些了又怎么样！管他三七二十一，先出去再说。”
去深圳沿途，求伯君在河北涿县和北京的逗留延迟了他去深圳的步伐。在涿县帮助同乡解决计算机打印问题的过程中，求伯君萌生了把原来只有自己能用的24点阵打印驱动程序，改进成了一个通用的、支持多种打印机的西山文字打印驱动程序。在同乡的机房里，求伯君用9个晚上，沿着原来的思路，全部重写了原来的打印驱动程序。
9天后，怀揣8张西山打印驱动程序软盘的求伯君赶到了北京，打算从那里赶往深圳。
求伯君在临行之前，在同学的怂恿下，先去四通把自己的打印驱动程序给他们看了看。四通当时正好在推OKI8320打印机，正缺少一个好的驱动程序。这样西山打印驱动程序就以2000元、分10个月付清的价格卖给了四通，而“四通500百元一套，卖了好几百套。”
感觉到求伯君是个人才，四通开始挽留求伯君，“来我们这里干吧，明年成立深圳四通，一定调你过去。”就这样求伯君留在了四通，他是四通招收的第一个在北京没有住房的外地员工，四通为他在颐宾楼租了一个床位。在四通，求伯君结识了他成长过程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人——香港金山老板张旋龙。
当时张旋龙正在和四通合作推SUPER机，一批机器的BIOS有问题，启动不起来，求伯君花了一个晚上就把它改好了。“这个问题香港都解决不了。从此，张旋龙开始挖我。”
深圳四通成立，北京四通不同意放求伯君，而求伯君建议在PC上做和MS2401类似的文字处理软件的计划又被否决了。于是，求伯君就给当时的四通总裁万润南写了一封辞职信，万润南很快批示：“公司初创，人才难得，建议沈国钧与王玉钤协商调深圳。”
求伯君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深圳了，刚到深圳时，四通让他负责公司的一个经营部。与他对口做生意的，恰巧是张旋龙的弟弟张小龙。即使同好朋友做生意，求伯君也赚不了钱。若干年后，求伯君和张小龙闲聊中提到那段商人生涯，张小龙透露那些生意他赚了多少多少。求伯君大笑，“难怪我赚不到钱，钱都被你赚去了。”让求伯君经商，犹如缘木求鱼，而给他一个环境，让他潜心开发软件，则是如鱼得水。正在这时，香港金山公司答应提供条件让他专心致志地开发WPS。“不用优薪高职，这已足够了。”
求伯君决定大干了。他目标很明确，做一张汉卡装字库，写一个字处理系统，能够取代WordStar，这个目标就是后来的WPS。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从1988年5月到1989年9月，求伯君把自己关在张旋龙为他在深圳包的一个房间里，只要是醒着，就不停地写。什么时候困了，就睡一会儿，饿了就吃方便面。在这样的一年零四个月中，求伯君生了三次病，第一次肝炎，第二次肝炎复发，第三次又复发，每次住院一个月到两个月。第二次肝炎复发正是软件开发最紧要的关头，求伯君把电脑搬到病房里继续写。开发之苦不是病魔缠身，不是身心憔悴，而是孤独。“有了难题，不知道问谁，解决了难题，也没人分享喜悦。”求伯君在这孤独中，写下了十几万行的WPS，在写完最后一行程序的时候，求伯君没有任何感觉，“任何一个产品，做成功以后，不会有什么感想，所谓感想都是后来总结出来的。”
作为作者的求伯君麻木了，而还在上大学的雷军一看到WPS就感到震惊，“我不相信中国还会有这么好的软件，当时觉得这个软件一定是在香港做的。”
WPS没有做广告，也没有去评什么奖，仅仅凭着口碑，就火了起来。求伯君对原因的解释很朴素——“市场上奇缺这种东西。后来的王码480、巨人6402都是WPS的模仿之作。”雷军的解释是，“WPS定位很准，就是字处理，不是排版。那时候，搞一个排版太复杂了，用户根本接受不了。”
WPS开始挣钱了，每年3万多套，每套批发价2200多元。“但这是公司赚钱，对我来说，没赚什么钱，我只是一个打工的。开发之初，既没和公司谈提成，也没和公司谈股份，什么都没有。是老板好，给了我一点奖金。”“如果从开始就想着怎样赚钱，我也不会有今天。事业和金钱无关。当你全身心投入开发的时候，不给你钱你也要干。开发时，根本没有心思考虑报酬。只有先成就了事业，才有资格谈报酬。”
一路高唱凯歌的WPS，在1993年，遇到了Word的挑战。求伯君主动迎接挑战，做了一个类似于Office套件的产品，叫作盘古组件，里面有WPS、电子表和字典。
求伯君今天把盘古组件失利的原因归纳为四点：一、盘古力量分散，没有发挥WPS当时在字处理领域的领先优势；二、没有沿用WPS这个很有号召力的名称；三、盘古自身不够完善，没有做到“所见即所得”，完全是DOS版的照搬；四、刚刚独立的珠海金山公司没有销售经验。“我们本来只是一个开发部，盘古出来，销售、宣传、策划，什么都要自己做，一时应付不过来。”盘古是香港金山被方正合并后，求伯君脱离方正，自己独立自主做的第一个软件。很不幸，它赔掉了张旋龙给求伯君的“奖金”。是否还要做下去？“不做又做什么去呢？WPS里面有我的感情。感情用事，当然不理智，但很多决策，在理智状态下，就做不出来了。很理智的人不会创造什么奇迹。”
盘古失败的时候，有人劝求伯君利用已有的名气，搞系统集成，做一些项目。“你名气大，拉项目相对容易。”但求伯君坚持WPS不能放弃。1995年，微软挖廖恒毅之前，先向求伯君抛出了绣球。求伯君拒绝的原因是：“第一、微软的态度比较傲气，给我的感觉是，要仰起头才能看到他们，他们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好好干，到我们这里有前途。’使我难以接受；第二、好多朋友劝我，你这杆大旗可不能倒。”支撑求伯君做下去的原因是，他坚信“Word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也能做到。”
让求伯君没想到的是，WPS97的开发时间会拖这么长，“Windows有很多新东西，我们还没有熟悉过来，微软又升级了。很多技术资料，也很难找到。微软掌握着Windows，而我们什么都要靠自己从头做起，这导致了WPS97难产。如果WPS97能在1995年推出，直接和Word6．0竞争，Word6．0肯定没戏。”
时间拖久了，资金和信心都会成问题。“做到1996年下半年，是最困难的时候，资金开始紧张，信心也不足了，前途感觉到比较渺茫。当时，我们猛宣传游戏软件，试探另外的市场，但我们估计到了游戏赚不了什么钱。现在，我仍然觉得做游戏不赚钱。国外游戏赚钱，因为它的主要市场在国外，在国内没有什么投入，所以可以赚钱。我们还试探了别的市场只是没有成功，没有说而已。”1996年，苦闷的求伯君没有像1989年在深圳旅馆里那样孤独，他找到了一个发泄情感的地方——BBS，他一天给站友写300多封信。“互相之间打气很重要，我为手下打气，也为自己打气。”
“我们一直没有大的收入，游戏是杯水车薪。那时候，用WPS这个项目去吸引资金，谁都不会有信心。”此时此刻，求伯君对WPS的一往情深起了关键作用，正是在这种感情的驱使下，求伯君觉得自己再住别墅是一种浪费，200万元把别墅卖了，使WPS97开发维持了下去。正是这种感情驱使求伯君带领开发组四年如一日，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年工作365天，从来都没有停过。“Word可以由200多人做，我们只有不到10个人，没有办法，只有比别人多付好几倍的劳动和汗水。”
英雄时代的过去
有一个笑话说，王永民一次正在宾馆吃饭，突然有人走上来问他，是不是王码？王永民说：“我就是王永民”，那人连声道歉，“对不起，我认错人了。”
1994年以前，在中国IT行业最出名的不是联想、方正、长城的总裁，更不是IBM、HP、Compaq的CEO，而是写在程序封面上的程序员的大名——求伯君、吴晓军、鲍岳桥、王志东、王江民等等。成千上万的用户每天启动使用这些“署名文章”的时候，对这些程序员也充满了仰慕之情。
那是一个英雄的时代，一个程序员凭着自己武林密笈一样的源程序，就可以创办公司，成就自己的事业与声名。直到今天，有些程序员还保留着每天开发结束，便把硬盘从机器上卸下来带回家去的习惯。在他们看来，源程序是自己的一切。
但此时程序员带回家去的源程序已经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单个程序员单枪匹马闯天下的英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不可能再产生第二个求伯君，因为已经不存在产生程序英雄的客观条件了。
今天的软件如此地庞大，需要大批程序员通力合作方可完成。如果要在Word上署名，几百个名字，一个整屏也写不完。用今天的眼光看，个人横溢的才华之于组织精良的软件工厂，就像骑瘦马挺长抢向风车发起冲锋的堂·吉柯德一样悲壮。
在个人能力所及的“小软件”上，个人的传奇也直面着穷途末路。因为Internet时代，再小的软件也必须经过全球的竞争，才能赢得中国的用户。现在的中国用户已经不是当年给什么用什么的时候了，他们对每一个要装进硬盘的软件都持怀疑否定的目光。另外，在这个讲究包装、企划的时代里，同样功能的软件，一个走红市场，一个门前冷落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精于循环语句的程序员哪懂“卖点”与“炒作”。
在英雄注定成为过去的时代里，新一代程序员注定不能渴望传奇。但即使没了声名的诱惑，真正酷爱程序的人还是会对编程一往情深，不必担心会没有人再愿意做程序员。天汇的作者陈江宁1996年伤心地离开北京的时候，可能没想过再回北京，但今年10月，他终于耐不住湖北孝感的寂寞又回到了北京，尽管陈江宁知道名声大噪的机会可能不会再有了，但他还是又回来了……
WPS97推出仅两个多月，就销出了一万三千套，这样好的势头连求伯君也始料未及。“WPS97确实有很多民族特色的地方。另外，WPS97小巧简单，Word那么庞大，对非计算机专业人员来说太难了。我不反对你用Word，但也请你试一下WPS97。”
“WPS97为市场所接受，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WPS有着2000万的用户基础，WPS原来的每一个功能键都是它的财富，F8是模拟显示，你就用不着费事用鼠标。2000万的用户基础，不仅仅是一个用户习惯的优势，也是一种感情优势，很多用户来信说，‘我就是靠WPS起来的，对它也有一种感情；我学电脑就是从WPS开始的，我的毕业论文就是用WPS打的；我的老婆就是我在培训WPS的过程中认识的。’等等。”
现在，求伯君的目标像他当年写WPS1．0时一样明确——市场份额超过Word，求伯君知道实现这个目标会很艰苦：“我们和微软的竞争是在局部的中国市场的竞争，它在中国市场不赚钱也无所谓，而对我们来说，一定要赚钱，不赚钱就活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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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程序员
在中国，程序比求伯君写得好的，应该说有的是，但我们还是愿意把求伯君看作是中国第一程序员。因为：
第一，作为一个程序员，谁也没有求伯君影响大。在中国知道求伯君名字的人，可能比知道盖茨名字的人还多。以至于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要在盖茨来中国的当天把求伯君请去，“面对面”地谈民族软件以及WPS97如何抗击Word。在很多人眼里，求伯君是民族软件的一种象征。
第二，WPS是中国迄今用户量最大的软件之一。只要你用电脑超过3年以上，你几乎没有可能没用过WPS。
求伯君自己认为：程序之间，没有什么好比的，殊途同归，各种功能最后大家都能实现。成者为王。“程序有两种风格，一种写得规范，大家都看得懂；一种不规范，短小精悍，几条指令就能完成一个应用，讲究速度。”求伯君认为自己属于后一种。在求伯君看来，优秀的程序员至少要具有以下品性：第一，要能吃苦。熬夜，加班，吃方便面是一种苦；另一种苦是，在中国做程序员工资不会很高，“没法高，高了养不起。”第二，要有天赋。“在中国，有天赋的程序员很多。”第三，是信念。“失败时要能坚持。像我就写了很多失败的软件。”第四，要爱这一行。“不给钱都愿意写。”第五，是团结。“现在程序都很庞大，以光盘为单位。没有合作精神，一个人做不出什么好软件。我们当时单枪匹马可以成英雄，现在已经不行了。”第六，要逢上机遇。“我是赶上了电脑刚进入中国，一切都是空白的机会。”
对照这几条，求伯君是怎样修炼成中国第一程序员的？
求伯君高考数学成绩满分，所以班主任给他报了国防科技大学的系统工程与数学系，1980年，只招系统工程专业，系统工程要大量地使用电脑，求伯君从此和电脑结下了不解之缘。求伯君把这个高考志愿称为他之所以有今天的第一个不可错过的机遇。
求伯君一接触计算机就表现出了在这方面的天赋。1983年，求伯君为国防科技大学图书馆做了一个借还书管理系统。这个系统由一台Honeywell－DPS6小型机和几十个终端组成从设计到开发，求伯君一个人利用两三个月的业余时间就完成了。一家全国性的报纸刊登了“一个学生求伯君研制成功国防科大图书馆管理系统”的新闻。但求伯君没有记住那是一份什么报纸，“当时没有去在意这种事情。”
图书馆程序是求伯君写的第一个能用的程序，这个程序让求伯君挣了40多块钱。
1986年，求伯君开始研究当时的汉字系统CCDOS，把它的缺点找出来，用Ｄｅｂｕｇ做一些小改动。那时候，ＣＣＤＯＳ拼音输入法输入一个字母，显示一行待选汉字，连续输入拼音时，必须等上一行完了，才显示下一行，速度极慢。求伯君对ＣＣＤＯＳ的第一个改动是：连续输入拼音时，第一个拼音字母对应的待选汉字即使没有显示完，如果这时接收到了下一拼音字母，上一屏待选字行将不再显示。
这是求伯君第一次深入地接触ＰＣ，对ＣＣＤＯＳ的分析为他以后写ＷＰＳ的低层ＳＰＤＯＳ奠定了基础。
自身是程序员的求伯君认为程序员最难管，他的经验之谈是：销售人员，给点高工资，多给些奖金，一切都比较好办。对程序员不仅仅是钱的问题。第一，你要尊重人家，知识分子都有一种“臭脾气”；第二，要给程序员一个能够发挥的环境。不能卡得太死。开发程序，属于创造，你不能强迫人家一定要在多少天内完成。写程序和写文章一样，思路打开了，一天都用不了；没有灵感，一个月也不一定能写出来。“我们在摸索一些经验，不能照搬国外的，因为国外可以利用先进的软件工程方法，一个产品投入几百人。而我们不行，投不起，经常是一个人做几个人的活，有的东西没有办法，只有精简。”
求伯君有资格谈程序员管理，因为珠海金山的程序员队伍比较稳定，做ＷＰＳ９７的核心人员，四年下来，没有动过。
盗版是对程序员的抢劫。求伯君认为，对中国软件发展影响最大的就是盗版。“我们国家对信息产业制订了很多优惠政策，但这些对软件企业无关痛痒。只要盗版问题解决了，其他所有的问题都不成问题了。ＷＰＳ卖１套正版有１０套盗版。假设１０套里面，少盗一套，１比１０变成２比９，对盗版来说，少了一套，对我来说，则是收入增长了一倍。我如果有了一倍的增长，根本不需要免什么税。”
盖茨１１号来北京这天，求伯君被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请进了演播室，在《面对面》栏目中畅谈为什么要做ＷＰＳ９７以及如何同Ｗｏｒｄ抗争。求伯君俨然成了可以和盖茨抗衡的人物。求伯君从珠海到北京下了飞机，没吃饭直奔中央电视台，５分钟的节目，采访花了５个小时。
ＷＰＳ９７粉墨登场，在友谊宾馆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求伯君蓄起了胡子。当时他正在寻求大部委的支持，免不了要和相信“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官员们打交道。这次上电视，求伯君穿了一身在上海定做的特别合身的中山装，显得很中国味。
贵州电视剧制作中心也正在筹划拍摄求伯君传奇的电视剧。求伯君要求他们的剧本刻划出他自强、智慧、坚定的性格。
按照雷军的观点，写求伯君的文章虽然很多，但令人满意的还没有。雷军这样说，可能是因为雷军觉得自己的文章就写得不错，但雷军又说，他也无法写好求伯君，因为他太熟悉求伯君了。雷军的理论是，要写好一个人，既不能不熟悉他，也不能太熟悉他。不熟悉，写不深；太熟悉，熟视无睹，感觉没什么好写。
我的采访从晚上八点开始，晚上和求伯君、雷军同住在燕山酒店，因为第二天要早起看７∶２０的《东方时空》，另外，早餐时他还要接受《中国日报》记者的采访，因此，聊到凌晨３点，我们就倒头睡了。
在我们眼中，求伯君身上程序员的色彩要远远大于经理人的理念。
求伯君独自掌管金山公司已经有些时日了。张旋龙从１９８７年开始教求伯君怎样进入所谓的上层社会”也已经十年了，关于礼节、习惯，甚至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求伯君早已心领神会。比如，他知道在各地演讲时，要穿中山装；知道来北京要住燕山大酒店，也克服了演讲时，脸红得讲不出话来的怯场，现在是就怕人少，讲起来没劲。
但骨子里面求伯君仍是一个程序员，直到今天他还没有停止过写程序。当他遇到能用程序实现的某个应用时，他不会像大多数用户那样四处去找现成的软件，而是自己写一个。“四处去找，多么麻烦！还不如写一个。”
求伯君思考问题的方式是汇编的，他在机器上不加思索写汇编的神速，让他的手下佩服不已。求伯君认为用汇编写的程序很好看。
求伯君自己喜欢玩游戏，所以，尽管《中关村启示录》、《中国民航》、《剑侠情缘》都没有挣到什么钱，但求伯君还是要坚持做游戏软件，并将在今年年底推出《抗日》。这不是生意人做企业的方式，而是程序员做企业的方式。
能把汇编用得出神入化的求伯君不会用Ｗｏｒｄ，他觉得文字处理需要完成的功能ＷＰＳ里面都能实现，“假设哪个功能实现不了，我会提议，加上这个功能。”
求伯君像爱护他的双胞胎儿女那样爱着ＷＰＳ，你要是当着面说ＷＰＳ坏话，求伯君肯定会很生气地质问你，“ＷＰＳ哪里不好？”，你说出的理由绝对没有求伯君反驳你的理由充分。
求伯君第一次知道有人盗他的版时，和所有的程序员一样，很高兴有人在用自己的东西。
求伯君乐观地估计，ＷＰＳ有２０００万个用户。求伯君自豪的是，ＷＰＳ养活一批书商，一批搞培训办班的人，一批打字小姐，并且推动了电脑的普及。
求伯君认为，很多和他同时代的程序员没有适时地转到Ｗｉｎｄｏｗｓ上，并不是他们抱残守缺，而是在Ｗｉｎｄｏｗｓ上开发程序不是一个人能做得了的事。“投入要比ＤＯＳ上大很多。具备这种转向实力的，并不是很多。”
求伯君爱看武侠书、历史书和社会纪实作品，唯独对外国文学不感兴趣。“国外名著，包括电影、音乐，都没有共同感，无法引起共鸣。我是个传统的民族主义者，喜欢中国的民族音乐，比如古筝和古琴。”
四通利方总经理——王志东
王志东，四通利方总经理。1967年生，广东省东莞市人。
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
1989年5月，特邀进入北京大学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研制“中文多窗口图形支撑环境”
1990年6月，转入北大方正负责产品二次开发与新产品研制工作；
1991年6月，独立研制并推出国内第一个实用化Windows中文环境——BDWin3．0；
1992年4月，创办新天地电子信息技术研究所，任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1993年12月，创办四通利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1997年，被评为北京市第三届“科技之光”优秀企业家。
人们熟知和佩服的王志东是第一个写出Windows中文平台的程序员。BDWin、中文之星、RichWin使只正经写过五年程序的王志东成为继严援朝之后中国笫二代程序员的象征。但是，在1994年RichWin第一版写完之后，王志东就放下了往昔赖以安身立命的C语言，执掌了四通利方总经理的帅印。
在新天地摔的那个大跟头，使王志东明白，营造一个好的软件开发环境比创造一个好产品更加困难。“我曾经一厢情愿地想为自己找一个好的环境，使自己能够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致志写程序，但是国内缺的就是这种环境，国内搞技术出身的人倒楣的很多，就是因为他们不懂怎么经营，怎么管理，怎么把握方向。”王志东在找了几次也没有为自己找到一个好环境后，就下决心自己为自己营造一个。
作为四通利方总经理的王志东，现在要考虑的不再是怎样精简程序指令，而是——外合作。“我要考虑，和谁做朋友，和谁打对手。做朋友做到什么时候，就应该改变身份，千万不能站错队。”政府关系。“RichWin现在列入了国家‘火炬计划’、863计划、科技成果计划、‘九五’技改计划。”市场策略。“针对中国软件市场非常不成熟的现实，我们选择了捆绑和做大用户的市场策略，这个策略现在看来非常成功。”
让王志东总经理整天牵肠挂肚的远不止这些事，“程序是人和人智力上的较量，不用去考虑许多非逻辑的因素，而软件公司却要求考虑到方方面面，哪一个方面出了问题，整个公司都不会成功。技术好，还要产品好；产品好，市场还要好，关系还要好，内部机制更要好。”所有这些给了王志东很大的压力，但身为公司总经理的王志东“想推也推不掉”。
按照王志东的性格，他“最不喜欢跟谁聊天，夸夸其谈，练嘴皮子。最不喜欢看人打架，自己去劝架”。从程序员到总经理，“要做出很痛苦的牺牲，要摆脱原来个人英雄主义的状态。可能要摔过跤才能下决心完成这个转变，而且还要有很好的机遇，组织管理和聪明完全是两回事。”
“五年多的程序员生涯，我感觉实在没过够瘾，挺遗憾才只有五年，其实直到现在，我经常还有回去写程序的冲动。我现在的情形就像老鼠踩飞轮，越踩越快，其实都是自己给自己加的力，我现在已经踩上去了，想停都停不住。也许三五年之后，四通利方做出来了，我聘一个总经理，自己再去写程序。”看看王志东的经历，就能明白王志东做了总经理为什么还想回去做程序员。
1987年，王志东在北京大学无线电系读完大三，感觉学分挣得差不多了，就进了中关村。刚出道的王志东在一家不到10人的小公司攒机器、倒机器、前台销售机器，忙里偷闲玩一些西文软件的汉化，在没有源码的情况下，他汉化了AutoCAD的一个版本，开发过IBM5550上的汉字系统。就这样一晃一年过去了。
是用户的一个需求改变了王志东发展的轨迹。这个用户买了北大方正排版系统，又买了四通4S系统，但两个排版软件对硬件配置要求不一样，不能装到同一台机器上用，商家告诉他非要买两台PC才行，用户为这事很头疼，在街上逛的时候，碰到了王志东，问王志东能不能帮他一把，王志东答应试试看。
方正排版系统和4S系统对显示卡、打印机要求都不一样，王志东的方案是以4S为原型，把北大方正系统移植到新机器上，这样就必须改动方正底层的驱动程序。方正产品是加密的，王志东先解密，然后反编译，再修改。一个月后，王志东把两个系统装到了一台PC上。
这个用户很兴奋，跑到方正说：“你们说不能做的事，我找人完成了。”方正的人不信，这个客户就把机器拿去给他们演示。方正的人看了演示，一定要追问到底是谁做的，客户就把王志东供了出来。
从此，王选记住了王志东的名字。几个月之后，一家大报社向方正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方正就找王志东把问题解决了。发现王志东很能干，方正的人就对王志东说：“知道你上了‘街’，收入很丰厚，不好意思叫你过来，但你可以考虑来做客座研究员。”进方正把上街看成“下基层”的王志东通过一年多的锻炼，觉得中关村自己大致了解得差不多了，正想到一个正规化公司修炼一下。于是，就顺着这个台阶，进了方正。
1989年，进方正的王志东像个消防队员，主要任务是解决方正系统的硬件兼容和软件特殊要求问题。方正对程序源代码控制得非常严格，王志东要在没有源码的情况下，先反编译方正的软件，然后，再为方正软件解决兼容性问题。“加密对我不起作用，我能把原来的加密方法改了，然后，再用自己的方法给它加上密。”
方正的维思系统决定在Windows上开发，但当时Windows不能处理中文，找微软，微软还没做Windows中文版的计划。王选曾安排过一个学生做Windows汉化，做了半年，这个学生去了加拿大。王选想到了王志东：“你能不能把Windows汉化了？”
任务很艰巨，要在三个月内拿出东西。“Windows我从来没摸过，再说，我对C还不是特别熟，我以前多是用汇编和Debug一点点改。但我一拍脑袋，就答应下来。我说，行，我试试看。王选说，别试试看，立个军令状。我当时想，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大不了又能怎么样。”就这样，王志东正式到了王选的研究所。
王志东开始躲进自己屋里，什么人都不见，专心写自己的程序，各种设计的纸铺了一地。两个多月后，王志东写出了汉化Windows1．0。王志东活干得太快，实在不好管。于是他一口气做了几个汉化Windows版本后，就从研究所又回到方正公司。
直接在西文Windows上改，版权上有问题，工作量很大，又不能改得很完整，只能够凑合用。王志东突然想到能不能用外挂的方法解决Windows处理中文的问题。王志东用了一个多星期的业余时间，把外挂的方法验证了。此时，王志东兴奋了，“这是全球第一个Windows外挂系统。原来写了一万行的程序，外挂方式一千行全解决了。后来，这个程序越写越少，而且原来英文Windows的所有API都能用了，所有的打印机和显示器都支持。”
王志东的外挂思想是：假设自己设计一个中文的Windows，每个API都可以自己定义，但自己又不可能写一个完整的中文Windows，于是只好寄生在英文Windows之上，只要英文Windows能做的，就都让英文Windows去做，它做不了的中文部分，才自己做。实现的方法是，把自己的代码嵌进英文Windows去，动态地塞到它里面去。这样对于应用软件和用户来说，好像是在一个中文操作系统上工作了。外挂系统有两个核心概念，一个是程序陷阱，另一个是作动态定义。
“这样一来系统稳定了，我只需要做我自己要的中文部分，其他部分全部动态定义，全都利用它原有的系统。原则上一个外挂产品，所有Windows都能用，这样就解决了Windows中文处理的完备性和可移植性问题。我原来在研究所做的内核汉化方式，后来证明是行不通的。台湾资策会也做内核汉化，但后来微软不给授权，它就不能做了，而外挂是独立的。”
程序写完了，王志东没有把它太当回事，反正是业余作品，该到方正工作照样工作，“因为我还没有完全想好，这东西到底会有怎么样的影响。但是到了1990年底的时候，Windows3．0全球火爆，国内也开始炒Windows。台湾的汉化Windows已经出来了，国内也有长青、保利、长城等五六个版本的Windows出来，但都大同小异，和我在方正做的那套内核汉化方案一样。而我的外挂新方案却一直没有人能用，我很着急。11月份，我找了方正领导，方正才知道我有这个东西，但我说错了一句话，我说我的东西能排版。”
日，首届全国Windows研讨会在福州召开，王志东对单位领导说我想参加，后来又说我要参加。为了参加这个会，王志东花了一个多星期时间忙活产品化、测试样张宣传材料，做完以后，王志东给它起名BDWin。
BDWin拿到会议上，把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震动了，CCDOS发明人、这次会议的策划人严援朝自己开发了一个中文视窗，叫做保利视窗，但是他一看到王志东的BDWin，就说，“我的东西不推了，推你的，我的东西不行。”后来，严援朝给王志东做了总工程师。
福州会议回来以后，BDWin连加密卡做了几百套，两个月时间全卖出去了。BDWin年终被评为方正1991年的七大成果之一。
1991年10月，王志东认为自己在方正该学的都学得差不多了，就想走出方正再学点别的。“大学毕业，我不读研究生，是因为我觉得学校的东西，我都学得差不多了，研究生三年等于白耗时间。对我来说，两三年是一个周期，一个周期我要学一样东西，学完就得改学别的。”
离开方正的王志东面临三条路：一是，自己办公司；二是，出国；三是，去外企。这其中，到新加坡做EDI和多媒体开发，因为技术比较新颖对王志东吸引力最大。“我想去学一学国外企业管理，学几年，再回来自己干，同时练练英语。”
利用在家等出国手续的机会，王志东又埋头做了一个全新的中文之星1．0版。不久，他碰到了一个一起上街的北大同学，同学看到王志东写的这个新玩艺，建议他一起办公司。“北大的同学在一起特别务虚，说我的软件是中国软件产业的一面旗帜，我们说起大道理来没完没了，但特别投机。”
出国包吃包住，什么都有，但王志东觉得不刺激，虽然新加坡给的是技术移民名额，并且为王志东签证延期了三次，但王志东此时已经醉心于合伙投资办公司了。
1992年4月底，新天地成立，王志东出任总工程师和副总经理。“当时看来，这样的分工很自然，我是搞技术的，公司有管理和技术两摊事，我只能管技术，我不管技术，没有人管技术，我也懒得管财务和人。”
5月21日，中文之星1．1版首次在京交会上亮相的展台还是蹭来的。当时王志东他们没有钱租展位，也来不及，就以参观者的身份挤了进去，看到有空展台，就把资料往那儿一放，向人宣传，展台的主人一来就跑。后来，找到一个展位，是一个学校的，王志东他们正向别人讲解得起劲，来了一个老者，王志东他们就给他介绍，把资料发给他，这位老者也不理会，看看展位，问王志东他们：“你是哪的？”王志东说：“我们是新天地的啊”。老者就乐了：“这是我们的展台。”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王志东自己拯救了自己。虽然他说“当总经理是被人推到水里去的”，但王志东如果当时不当总经理，他是否还会有今天？
求伯君、王江民、朱崇君哪一个不是因为自己为自己做主，才有了今天让人羡慕的结果。周志农从超想出来，自己开办公司当总经理。鲍岳桥、简晶离开希望最可能的结果也是自己开公司。简晶说，经营以前我们不懂，但可以学，至少要试试看能不能学会。王志东说得很对，从一个程序员转变为一个经理人，不仅是一个能力和心理问题，还要看有没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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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5& & 标题: 程序人生
祝鲍岳桥他们好运。
对于程序写得出类拔萃、又胸怀壮志的程序员而言，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写程序的单纯想法行不通。谁没有付出管理的辛苦，谁就只能被别人管着。
吴晓军离开晓军电脑公司，晓军公司仍然叫晓军公司；王志东离开新天地，新天地照样出中文之星，在这个什么都可以被替代、被COPY的信息时代，程序员身上的技术和控制公司的权力相比显得实在是太脆弱了。所以，程序员总是弱者。
中文之星几乎是一夜成名，在很短几个月时间内一下就传开了。公司当初的定位是：用中文之星出名，不求赢利，以这杆旗帜进行金融、房地产的炒作。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公司架构。
但世事总是出乎人的预料。1992年底、1993年初，中文之星开始赢利，而房地产没挣到钱。1993年初，公司开始出现矛盾，王志东感到很痛苦：“我不去国营单位，到公司；没留在方正，自己办公司，目的就是希望找一个很轻松的工作环境，如果在自己办的公司里面还出现这么大的人事、权力矛盾，那就完全背离了我的初衷。”
到了七八月份，矛盾进一步激化，王志东感觉拖下去，对自己绝对不是好事，“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我不能不要我的自由，而且，我也没有把中文之星这个产品本身太当回事，这个东西好像我做个作业似的。”
虽然王志东这样宽慰自己，但中文之星毕竟倾注了他太多的心血，中文之星就像他的儿子。他现在要为他当初的幼稚想法付出代价了。公司成立之初，大家都同意王志东把中文之星登记为个人发明，又让王志东当法人代表，王志东却说：“我才懒得管你啦，我还是做技术吧。我当时还担心技术是我的，如果权又在我这边，不平衡不好意思呢。”
虽然“儿子”难舍，但“舍不得儿子套不住狼。”王志东辞职了。650万美元风险投资注入此时的王志东心情悲痛，感伤良久。“我找了一条最难走的路，别人可能认为风光还挺好，但是我走过来，已经是一道一道伤疤了。这时，微软暗示可以直接到美国去，会有比较好的待遇，但出国是走回头路，我更不死心。”
辞职以后，王志东找到方正、联想、长城等几家大公司，想说服他们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新公司开发中文平台，因为王志东觉得它们都需要新的中文平台，但王志东碰了一鼻子灰.
此时，四通找到了王志东，王志东也看中了四通的体制，四通利方成立，王志东亲任总经理。
从1993年底到1994年3月，王志东领了六七个程序员，没日没夜地做开发，程序量将近100万行。王志东当时认定RichWin最快3年左右才能把整个框架做好，它技术的先进性会有5年到10年。这话后来被验证是正确的。“RichWin已经超越了我在1992年提出的中文平台概念，它要给用户提供一个实实在在的应用环境。中文的问题它有责任解决，而且，解决得一定要丰富，另外，它还要起到系统增强的作用，还要有中文应用工具和应用环境，比如字典、Internet应用工具、汉化工具等。所以，RichWin当时定名为多元系统支撑环境，它是中文平台向中文应用平台的发展。”
产品做完以后，公司安定下来。市场也起来了，王志东就把精力集中到了公司国际化上。“中国企业具有过于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一定要借助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机制。”
1995年，王志东两次去硅谷，朋友给他介绍了几个风险投资基金。“我在大学很喜欢看的一本书是《硅谷热》，印象最深刻的是，乔布斯穿得破破烂烂去找银行家，要他投资，苹果因此一夜成名。当时，我穿的虽然不是很破破烂烂，其实也是很落魄。”当时谈的人正在给Netscape做上市，约的是一个小时，但王志东和人家谈了两个半小时。王志东请人家给出出主意。对方说，“你公司太小，投资才合640万美元，但业务挺有意思。要争取风险基金，必须先进行国际化改造。”
王志东就找到罗伯森·斯蒂文思公司，聘请他们做投资顾问，进行了一年多企业改造。
到1997年选了三个投资人，用650万美元购买四通利方的一部分股份。“这样公司的资本金增大，公司的管理也更加规范了。”风险基金对于特别缺钱的中国软件企业是一剂补药，但王志东提醒：“吃补药，也要看自己的体力，补不好是要七窍流血的。”
1992年3月，微软中国区负责人来北京，王志东跑到香格里拉饭店对他讲，自己正在做中文之星。这位负责人给王志东泼了一盆冷水：“你这东西在台湾有人尝试过，已经灰溜溜地放弃了。你们别再冒这个险。”王志东就耐心地给他讲自己软件的特色和功能，但没能够引起注意。
不久，PWin策划经理来北京，和王志东谈得挺投机，他好心好意地跟王志东说：“咱们都是好朋友，你的中文之星赶紧卖，还可以卖半年，9月份我们的中文版就出来了。”
接着，又有人告诫王志东：“搞中文，你就别跟我提了，我在台湾做了很多年，你做的什么技术我都知道，你说的根本不可能做出来。千万不要和微软对抗。”
但是到了1996年的时候，微软开发部主动来找王志东了，说希望买多内码技术。王志东这时开始摆谱了：“除非价格很满意，一般价格只能买使用权。”经过三四个月的艰苦谈判，微软认为多内码技术也没那么复杂，王志东不应该拿那么大的架子，就决定自己做，但做了一年，在香港推了一个NT国际中文版，用户反应平平。
王志东不认为RichWin是和微软直接竞争的产品。“RichWin不是操作系统，它支持PWin。1996年3月，PWin95正式上市后，RichWin市场不但没有萎缩，反而是一年比一年增长快，特别是微软刚推出PWin95的时候，RichWin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
程序源代码被视为程序员的命根子，但王志东正经写程序的五年间三次主动交出了自己的源代码。第一次，是在王选教授的研究所，王志东把自己做出的第一个汉化Windows留在了研究所；第二次，是他离开方正的时候，他交出了BDWin的源代码；第三次，是离开新天地的时候，他还是交出中文之星1．21所有源码和所有开发资料，而且还把中文之星2．0的开发框架留下了。王志东每交出一份源代码，都这样劝慰自己——这个产品只是我的一个习作，我会用新知识，写出一个更好的。
王志东交源代码是因为他明白：技术人员必须自爱，单位的权益一定要尊重。而且，他也相信，自己有能力不断地创新。王志东特别看不起某些人拿着十年前写的产品，跳来跳去，到哪都是那个东西，一辈子好像只能干一样东西似的。“这样做是对所有参与开发的合作伙伴的不尊重，对自己也是一个约束，因为你要背着一个包袱走以后的路。”
王志东交出源代码，也交出了包袱。王志东带领一班人马写RichWin的时候，对他的同伴说，“中文之星的源码，你们要全忘掉。”
王志东不怕别人从他这里学技术。“包括双桥，他们都承认是从RichWin学的。一项新技术三五年后就基本流失了，所以，要不断有创新，才能让别人永远跟着你学。只有一种方法能让别人不学你的东西，那就是你的东西做得很臭，根本没用。”
王志东对自己的评价是不笨。“有时觉得自己聪明得不得了，很得意，可忽然又觉得自己不行了，很倒霉。”这或许和他总爱走没谱的路有关，总在波谷与波峰之间起伏有关。
吴晓军、鲍岳桥、周志农、刘旭、朱崇君作为中国第一代成名的程序员，他们个人奋斗的酸甜苦辣同中国软件地起落同步。国内接触过计算机的人都使用过或仍然使用着他们用智慧和心血凝结而成的程序。也许他们中的有些人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昔日的光彩 。有些会在新一轮的角逐中再次成为赢家，无论如何，在他们身上会有许多值得玩味的东西，这可能是中国软件的一笔特殊财富。
吴晓军痴心不改2.13
吴晓军日生于山东。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电子专业毕业。1967年9月，参加工作。1986年，2．13A问世。第一次见吴晓军是在科利华集团晓军公司关于商业管理软件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时他正忙着以晓军公司总工程师的身份介绍晓军公司的十个管理软件。我当时很诧异：吴晓军该不会改用Delphi编写管理软件了吧
后来在京交会上，发现吴晓军仍然钟情2.13，耐心仔细地向用户展示他的2.13L版。有人对此大惑不解：既然DOS已经日薄西山，而且，现在2/13也不是主流的DOS中文平台，连赚取最后利润的机会都没有，那么，还做它干嘛
但对于一个程序员来说，一个做了10多年，曾经又被广泛认可的软件，想要轻易放下，绝不是件容易的事。就像简晶离开还要完善《中国龙》，陈江宁离开怡江明星还要把《天汇》在Pwin95/EOS小窗口下切换不花屏改好一样，吴晓军也要把现在DOS中文平台所能达到的技术高度，全做到2.13上，有没有人用是另一回事，做好2.13则是吴晓军的心愿。吴晓军此刻的努力更多的可能只是为检验自己的能力。既然是为了实现自我，谁还会去管这些努力，能否带来利润
对于后来成为市场第一的DOS中文平台的是UCDOS，而不是最早成名的2.13，吴晓军的解释是：他没有抓住机会。“早在1993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能力做‘直接写屏’的软汉字系统，但那时公司的汉卡卖得正火，市场人员坚决反对推出软汉字2.13，这样就给了UCDOS后来居上的机会。”
为了抓住机会，吴晓军是有魄力的。为了推动产品，吴晓军曾经卖掉过汽车和住房。这是许多发了一点小财，就整天想着怎样护住钱袋子的生意人所绝对不可比拟的。吴晓军和机遇擦肩而过，不是因为眼光短浅，也不是因缺乏魄力。
世事无常。谁能想到吴晓军会离开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晓军公司，然后又回到晓军公司挂个总工程师的名份。他现在每天都要去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信息中心上班，主要工作是网络和机器的维护工作，他是那里的总工程师。
吴晓军现在最开心的是，2.13的老用户找上门来，求他能帮助改进一下2.13，以满足新的需求。许多用户告诉吴晓军，他们仍然在用2.13，而没有改用UCDOS，因为2.13打印速度比UCDOS快，这让吴晓军很满足。
包括鲍岳桥在内的许多做中文平台的程序员都承认自己在做DOS中文平台时，从吴晓军那里汲取了丰富的营养，UCDOS&主刀”鲍岳桥的第一本书就是《2.13剖析》，想必这本书为他以后做UCDOS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经历了许多风雨，但吴晓军还是保持着风趣幽默的性格。在日前举行的周志农的婚礼上，有人称自己是“大老粗”。吴晓军则讲：“你算什么大老粗’!比岁数，我比你‘大’，比所龄我比你‘老’，所以我才是‘大老粗’。”
吴晓军曾经用算不上开发工具的DEBUG写下了2.13H这样壮丽的篇章，H版以后他开始用汇编，现在他打算用VB写程序。对于像吴晓军这样的传奇人物，不应该过多地考虑他在使用什么开发工具，有人用了一辈子VC，也没能写出一个十个人曾经用过的程序，而吴晓军用十分笨拙的DEBUG却写出了几乎每个使用过计算机的人都用过的2.13。
离开希望的鲍岳桥
鲍岳桥，日出生于浙江余姚；
1989年毕业于杭州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
1989年开始在杭州橡胶总厂电脑室工作
1992年编写出PTDOS 1.0
1993年5月进入希望电脑公司，开始从事UCDOS的开发工作，同年10月发布UCDOS 3.0
1994年到1997年先后主持开发UCDOS 3.1 ~ UCDOS 7.0及UCWIN Gold 1.0
1998年初离开北京电脑公司，与简晶等人组建了北京联众电脑技术有限公司，现公司的发展是Internet网络娱乐方面
元旦前后，希望公司软件部总工鲍岳桥、副总工简晶(《中国龙》汉字操作系统的主要开发者)等三人递交了辞呈。“这是个最合适的时机”，鲍表示。因为此时UC DOS/UCWIN 7.0正好出炉，此刻离去，不会给后人扔下烂摊子，也不会对公司造成重大影响。“希望待我不错”，他平和地表示，同时也盼望公司及大家都能理解这种正常的离去。
鲍岳桥四年多的希望之旅就此画上句号，UCDOS 30、31、40、50、60到70的辉煌留给了历史。尽管鲍本人淡化自己的举动，但作为软件业的明星，他们的行动以及去向还是引起业内广泛的关注和猜测。鲍对自己辞职的原因解释为自己想寻找新的挑战。的确， 4年作为人生的一站也不算短暂。但据知情人士分析，其中的原因 是与软件公司的待遇和管理有关。鲍虽顶着“总工 &的桂冠，但此头衔象征性的成分居多。据说希望公司平时部门经理级的会议，鲍“总工”都难以参加，鲍更像一位纯粹的程序员。我不知道公司对鲍“总工”的待遇，但光顾过鲍岳桥在黄庄那套住房的人士都反映，“鲍岳桥的家居环境更像刚刚进城的打工仔住的地方”。
　　“这次离开并没有预谋，但也是思考很久了。” 鲍岳桥选择了自己创业的道路。如今，对今后的发展方向还未明朗。公司也没注册。“软件公司比较特殊，因为产品是关键，有了产品再注册也不迟。”鲍潇洒一笑。因此目前三位好汉也无所谓上不上班，但产品开发已在行动。公司名字也初步想好，叫“联众”，较大气，英文名“Gl obalLink&。对于他们今后主攻的方向，究竟是另辟蹊径，还是再插上一脚去争夺既有的软件市场，无论是对手还是朋友，都非常关心。“产品两大主攻方向是Internet和企业应用，都是范围很大的领域。目前有一个产品比较明确，打算
8月份推出，但软件的产品周期很难确定。可以肯定的是，今年至少会推出两个产品”。口口声声“无可奉告”的鲍岳桥在与笔者愉快的闲聊中还是透露了一些机密。
对于目前国内软件业，鲍认为整体水平不高，人员素质也不高。大家常挤在狭窄面内。其实领域很宽，也就是市场机会还有很多。言谈之中，鲍流露出自信和乐观。的确，优秀的程序员自己创业，不失为明智的选择。但这也是全新的挑战。首先，鲍等人长期专攻平台，如果放弃系统方面的经验而转战应用方面，将如何扬长避短 如何发挥原有优势 这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其次，圈内成名的程序员往往跳不出宿命，那就是只会有一个成功的代表作很难再延长生命周期。因此，尽管31岁的鲍还年轻得令人嫉妒，但如何在新的环境下焕发第二次青春，也是严峻的挑战。而更关键的一点，三名好手都缺乏管理一个软件公司的经验，虽然技术是他们的特长，但创业之路，除技术之外，市场、管理、资金因素越来越重要。靠技术独步市场已越来越不现实。因此，他们能否在管理、市场方面找到合适的搭档，或者能否实现自身的角色转换，使今后的自己具备技术、管理、市场等“多媒体”功能，无疑是今后成功的关键。
对于他们离开希望公司后的行动和打算，国内软件业的同仁大多持支持态度。许多人都通过各种途径表示愿出钱出力协助一把。据笔者所知，北京江民软件公司已经无偿借给鲍岳桥50万元创业经费，在这块充满火药味的 IT市场上，这种真情令人感动。
鲍岳桥透露，从希望公司“出走”的他们仨，是未来联众公司的主要股东，谁当董事长、总经理，现在还没有定论，但做事情的，肯定也是他们仨。
平时工作疲惫之际，鲍岳桥赖以消遣的就是玩游戏，玩那种简单的游戏，如《挖金子》、《俄罗斯方块》等。据他自己讲，他玩《俄罗斯方块》的段位可能比编程还高，因为迄今还没对手。他的另一大爱好，则是围棋，且颇为自得。对于今后的创业，离开希望的鲍岳桥似乎正陷入长考。与围棋相比，市场这盘棋无疑更凶险。鲍岳桥，你可得下出些精神来 !（本节由方兴东友情提供）
周志农梅开二度再创自然
周志农日生于北京。
1979年9月--1984年8月 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系
1984年9月--1987年11月 北京市微电子技术应用研究所 课题组组长
主持设计《MECCDOS汉字操作系统V5.0》获北京市科技成果二等奖。
1987年12月--1989年10月 在中国软件技术公司， 设计完成《自然码汉字输入系统》。
1989年11月--1994年2月 北京超想电脑技术开发公司 副总裁
1995年6月--1996年2月 北京长城商务促销公司 经理
1996年5月至今 北京诚至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兼总经理
1998年6月-- 北京大自然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兼总经理
推出《自然码汉字输入系统》V6.0B。
即将走出版权官司困扰的周志农，在1996年5月的时候，已经意识到《自然码》的升级远比自己官司的胜负重要。作为《自然码》作者、著作权人，周志农究竟“有没有侵犯《自然码》的著作权，能否最终取消超想公司《自然码》著作权使用资格”，今后法律自有公论，急也没有用。而且，版权官司只是他和超想公司之间的事，而旧的《自然码》在Win95下“不稳定，不方便，功能不全，智能化处理弱”却是几十万《自然码》用户共同的事。
看着许多《自然码》忠实用户，忙乱地在DOS下输入纯文本，然后在Word里面排版的局促，周志农觉得完成一个成熟的能在WIN3.2、Win95下稳定运行的《自然码》已经刻不容缓了。周志农说：“软件持续升级是程序员在软件发售之初就对用户许下的诺言。这个诺言要一直履行到绝大多数用户彻底抛弃这个软件为止。那种因为公司商业利益或者“长远打算”，而中途停止软件升级的做法是极端不负责任的。怎么能看着那些积累了大量自定义词，早已得心应手，每天都离不开《自然码》的忠实用户去尝试着改变习惯，改用其它听起来神乎，但并十分不好用的输入法呢？重新熟悉，重新适应、重新积累用户词库对用户来说是一件无比痛苦的事。”所以，周志农在今年5月份推出的《自然码》6.0最新版的README中，第一句话就是，对久等了的用户表示深深的歉意。这是一个优秀程序员应有的品味。面对一次又一次失败的合作，一次又一次地被现实愚弄，周志农仍然书生气十足地相信计算机领域没有合作就不可能有大的发展，目前国内软件开发已经从个人单打独斗发展到了分工合作。
1995年初，周志农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杜红超、王磊、何公道和高岩文。王磊和何公道是《英汉通》、《即时通》的主创人员。由于《英汉通》是字典软件和输入法比较相似，所以王磊和何公道写起《自然码》来，驾轻就熟。周志农一再强调：“得到他们的相助，真是三生有幸。当然，这要感谢洪涛公司的总经理杜红超的介绍和其他人的支持和帮助，杜红超为了《自然码》6.0版，做出了很大牺牲，因为王磊和何公道同时也在做《英汉通》新版，开发《自然码》必然要分散他们一部分精力。”。《自然码》6.0版刚刚完成，便在社会引起了很大反映，很多用户提前将升级费寄来，但周志农却不急着将不成熟的软件当正版卖给用户。《自然码》6.0版去年11月就出来了，但是正式版却在是今年5月20日才正式发行，这中间曾多次给最初的用户做免费升级。《自然码》6.0版推出以后，让周志农颇为意外的是，卖的最好的居然是480元一套增强版，而不是价格才30元注册版。通过了解，才知道其中的原因是：使用自然码的用户往往很集中，一个单位开始有一个人用，后来大家发现《自然码》的确易学好用，便纷纷从全拼改到了《自然码》。这样一个单位买一套《自然码》，全单位都可以用，而注册版则只能在一台机器上使用。
对于《自然码》6.0版的定价，有人说过高，对此，周志农是这样看的：“产品价位虽然重要，但产品质量和稳定性更重要。有些软件制作时间短，投资少，急急忙忙地推出，结果漏洞百出。对于用户来说，买了这样的软件再便宜也是浪费，也是白花钱。《自然码》不是为了给人试试看的，而是要让用户长期使用的，只有保持适当的价位才能真正为用户负责到底。”《自然码》从最开始的第一版就比同类其它软件的价格高，现在也仍然是这样。这就是周志农关于性能价格比的看法。
程序高手出身的北京金山总经理雷军曾经对我说：“《自然码》的加密是我做的，我读过周志农的源程序，他的程序写得效率很高，很精致。周志农应该是80年代，中国最好的程序员。”如此之高的评价，不知是否有雷军和周志农私交不错的原因。《自然码》6.0版推出以后，周志农在开发上并没有稍作停留，在完成了DOS版的BIG5码输入以后，他又坐在两年前花1万多元买的17英寸MAG显示器前，忙着改进、规范《自然码》的新形旁，构思语句缓冲输入以及Windows版的BIG5输入的总体框架。看着在计算机前忘我工作，且兴趣盎然的周志农，你绝对想不到他已经是36岁的人了。
刘旭凤凰涅
刘旭，瑞星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日生于福建省福州市。
　　年，福州大学数学系计算机软件专业学习；
　　年，福州大学计算机系任教；
　　年，中国科学院数学所计算机软件专业读研究生；
　　年，中国科学院数学所计算机科学室工作；
　　1993年至今，北京瑞星电脑科技开发公司总工程师。
　　1989年年底，瑞星公司总经理王新找到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计算机科学研究室工作的刘旭，邀请刘旭出山，刘旭摔给王新一句话：“40岁以前，只做实验系统，不想搞商品化的软件。”刘旭说出这句话和他的“出身”很有关系。自从1978年九十月份，在炎热的福州，穿棉大衣走进零下5度的机房，在计算机前坐下来，手拨13条语句启动计算机，把自己写在纸带上的程序输入计算机的那一刻起，刘旭脑子里就根深蒂固地认为搞计算机是科研和学问，同商品没啥关系。
　　1990年，受深圳华星防病毒卡在广告里面宣传一年销两万套的刺激，王新又拿着新加坡的一个杀毒软件TNT再次找到了刘旭，希望刘旭能参照TNT，开发一张反病毒卡。刘旭看了一眼TNT说：“要做肯定要比它做得好，只是我现在没时间。”盛情难却，刘旭就花了2周时间为瑞星防病毒卡做了很详细的整体设计，找了一个博士生编程，很快做出了产品。
　　当时走防病毒的路子，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产品必须以卡的形式出现，软盘方式根本就没有人买。既然是卡就有一个升级的问题，杀病毒是针对具体病毒的，必须频繁升级，所以，刘旭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希望自己设计出的防病毒卡能够防未知病毒。
　　1993年4月份的时候，瑞星防病毒卡达到了销售的顶点，一个月销了一万套。但后来因为包括公司多元化在内的种种原因，造成了防病毒产品在1994年开始滞后。“1．5版本实际上不兼容DOS6．0，1994年7月开始，国内DOS6．0上得非常快，不兼容性就特别强烈，6月份销量往下跌。一直到11月份，我们才推出Ⅱ型卡。”伤心往事难再提。
1996年7月，应夏恩公司邀请到美国交流反病毒经验的刘旭看到宏病毒在美国泛滥成灾，感染率高达90％，而当时国内还没有出现过宏病毒。美国同行问刘旭，以防未知病毒著称的防病毒卡能不能防住宏病毒？并对刘旭说，如果防病毒卡防不了宏病毒就肯定没有销路，因为在美国能不能杀宏病毒已经成了一个反病毒软件公司能不能生存的首要条件。刘旭回答：“还没有碰到过宏病毒，不知道能不能防。”但刘旭自己心里很清楚，自己的防病毒卡防不了宏病毒。“因为宏病毒和DOS病毒的感染机制不一样，一个感染数据，一个感染程序。”
　　美国之行，宏病毒给了刘旭太深的刺激，回国后刘旭就开始研究宏病毒。研究之前，刘旭夸下海口，说有个十天半个月就可以搞清楚Word的文件结构。但一真干，刘旭就开始摇头：“Word的文件结构太复杂了！”，而且，刘旭感到自己瞎子摸象一样费力分析Word文件结构，假若微软本来就能够提供Word的文件结构，那么，自己的分析岂不是在白浪费时间。于是，刘旭就和公司市场经理一起跑到微软要Word文件结构的资料，但是微软明确地告诉刘旭，绝对不可能提供。同去的市场经理很失望，但刘旭反而高兴了起来，“瑞星公司拿不到Word文件结构的资料，国内其它公司也应该拿不到。我认为机会来了。”刘旭就喜欢和人拚技术。刘旭开始卷起袖子大干：写一个Word文件，用Debug分析一下它的结构，然后，修改这个文件，再用Debug分析文件结构在哪里改变了，加上一个宏，分析宏加在了Word文件的哪个部分。“我在大学里搞编译，猜人家的意思，相对猜得比较准。”刘旭来北京十多年了，1997年春节他第一次没有回福州老家。刘旭对程序人生的概括是“这不是人干的活”，“非常苦，苦不堪言。1997年，将近30天，我每天只睡2个小时，到7月份，我的脸都是绿的。在科学院，我曾经连续50天，每天搞到早上6点多，睡到上午10点起来，然后再干到第二天6点多，编了6万多行C语言，而且全部调通，苦不堪言。”
　　“做程序没有自我牺牲精神，程序肯定写不好。做程序就是拼命精益求精，永不满足，一定要把它做成我目前所能做到最好的。”
　　而且“写杀病毒软件，更要带着十分的责任感，因为杀病毒软件在理论上是有副作用的，杀不好会把文件杀坏，杀病毒其实是病毒的逆过程，杀病毒软件如果有问题，本身就是病毒。所以，我写程序的时候，总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压力很大。”　　但“做完之后，大家都承认你做的东西确实有特色，广大用户在用，那种感觉不是用钱能回报的。所以，下辈子从头再来，我可能还是写程序，程序给我带来很多乐趣。”写程序还可以满足刘旭不服输性格的需求。“我这人很自负，很难有一个人让我很服气，除了我不在意的方面，否则我一定都要超过别人。”至少写反病毒程序，刘旭永远都要求自己超过别人。“我可以吃再多的苦，可以苦不堪言，可以连日加夜地写个不停，但我不能忍受别人的反病毒程序比我强，我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发生。”
苦干了5个月时间1997年3月，刘旭拿出了第一个杀宏病毒的产品，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对于滞后了一年迟来的反响，刘旭说，他要特别感谢Word97的“宏警告窗”，刘旭把“宏警告窗”称为检验反病毒软件质量的一块试金石。“它像一道关隘，能挡住所有带有宏的Word文件，不管这个宏是病毒，还是用户自己写的正常宏，反正只要是有宏，它就跳出来发出警告。这样反病毒软件到底有没有把宏病毒清除掉或者有没有把用户定义的宏当作宏病毒清除掉都会被看得一清二楚。Word7．0的时候，还没有‘宏警告窗’，所以反病毒软件的好坏并不是很直观。”刘旭认定瑞星8．0能够经得起Word97的考验，所以，他逢人便介绍这种用“宏警告窗”检验杀毒软件质量的方法。
朱崇君全靠自己
朱崇君,日生于陕西商洛山区,1981年从陕西富平迤山中学考入清华大学自动化系,1986年入清华大学核能所攻读能源经济专业研究生,1989年获硕士学位毕业分配到国家科委信息中心工作。1993年出任国家科委北京太乙机电高技术公司总工程师，1996年8月北京乾为天电子技术研究所成立后，任董事长兼总工。开发的软件产品主要是中文字表编辑软件CCED。早在1988年读研究生期间就首创中文字表编辑之概念，推出CCED 2.0版,目前已到6.0版。适于Windows平台的CCED98将于98年11月问世。
朱崇君在回忆CCED第一个Copy是怎样卖出去的时候，脸上始终盛开着笑容。“那时，我还在清华读研究生，天津大学力学系的用户在宿舍找到了我，他们问我，‘这就是你的公司 '我说这是宿舍。他们想买CCED，问多少钱。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CCED还能卖，当然更不知道CCED应该卖多少钱。于是，我没有道理地问人家：‘你们带了多少钱'，他们说，七八百元吧。我想咱也不能把人家的钱全拿光了，就450元一份吧。发票是在清华鼓励学生勤工俭学的华实公司开的，仅交了3%的税钱。” “CCED2.0和3.0都是联想公司帮助做的销售，我分别拿到了3500元的版本费。后来CCED
卖得很好，联想又给我配了一个BP机。” 现在已经获得很大商业成功的朱崇君说：“现实环境下的中国程序员不仅要写好程序，而且还要学会经营。尽管理论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