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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业委会年终汇报会专题片解说词
社区业委会年终汇报会专题片解说词
作者/编辑：佚名 http://www.unjs.com
　　新一届业委会的情怀与担当　　　　--拍摄世家星城业委会会片解说词　　　　深秋柿子树　　　　由于多年来租住在世家星城，也就对世家星城社区业委会的存在和作用非常关注，特别是在新一届业委会成立后和他们一年来的给与了更多的关心和重视--恰好，业委会召开年终汇报会，特别邀请我参加，我就以一个“旁观者清”的身份拍摄记录了这次汇报会的过程，。同时，身临其境的观其言察其行，对新一届业委会在年终汇报会上所做的21件实实在在的维权、服务的，件件事情让人看到了他们的用心良苦；事事让人体验到了做好业委会工作的艰难与曲折--我甚至结合我对两届业委会工作效果和情形的了解比较，深深到了新一届业委会这种工作能力超强、办事智慧超人、争取成果显著的动力源泉，来自于全心全意为业主着想的立场、统筹兼顾的换位思考、心胸豁达的高远境界以及冷静耐心包容的品性--更重要的是，业委会一班人中有一个超凡脱俗、才能出众的领头人--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可以这样说：没有这个杰出的领头人，班子就是一盘散沙，就形不成合力；没有这样一位高瞻远瞩的领导者，领导成员的智慧就只有灵活性而没有方向和原则性；没有这样一位人格魅力卓越的领导者，领导班子成员之间就没有和凝聚力，也缺乏力和影响力。　　　　一句话，世家星城社区新一届业委会的新形象不仅得到了广大业主的接受和欢迎；新一届业委会的能力和效率也受到了大家的肯定和赞扬；新一届业委会领头人的情怀和担当更让大家信赖、刮目相看。大家不仅众口一词赞誉有加，而且非常欣喜世家星城社区有了业主自己的维权人、娘家人；物业与业主之间有了融洽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居委会有了稳定和谐社区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看到这些，我竟然感到了羡慕和敬佩。羡慕世家星城社区能够有这样一个睿智超卓的业委会；敬佩业主们有这样一个得力的维权集体；欣慰我们的党所依赖的群众基层群体中有这样一种正能量在生成发展着，并且为党在基层群体里扎根开浇灌溉、释疑解惑、分忧解愁有了可靠的依赖者和执行者。　　　　新一届业委会的领头人姓李，叫什么我一直都不知道。但是，我们都叫他李主任或者老李--因为，我们他、需要他不是他的名字，而是他作为业委会主任的能力和作为。现在，我们都心满意足的称呼他：老李或者李主任--我们的称呼中满含着信任和敬佩之情。　　　　--你听，他正在铿锵有力的阐述着自己执掌新一届业委会以来所努力工作的情形；　　　　--你看，大家正在聚精会神的注视、倾听着自己的维权人和能够统筹兼顾推动业委会工作开创新局面的新一届业委会领头人的；　　　　--大家的掌声是新一届业委会的认可与表彰；大家的掌声是对业委会存在和作用的期待与肯定；大家的掌声是对自己能够幸运的有了娘家人的欢呼与表达，《》()。　　　　看着眼前的情景，我的脑海里不时的回想着新一届业委会成立之初的情形，那时候，广大业主的期待和怀疑兼而有之--还是我们这位新上任的李主任，他用充满信心的话语、简捷却有力的告诉大家：我们一定要以实际行动给广大业主的信赖以最好的回报。　　　　曾几何时，李主任率领业委会一班人先给自己立规矩定制度，坐班考勤雷打不动；勤奋学法懂法执法事事依法办事；拒说情拒收礼奉公打铁先得自身硬--做到了：立心端正，出以公心，严于，管事不谋私利，秉德笃行，无私奉献。　　　　他们一班人改变了旧的工作面貌而焕然一新；他们用知识丰富充实了自己以能力了自己的水平；他们把为业主服务、着想、维权细化到了工作的方方面面和事务环节上的点点滴滴之中--做到了：在竭诚为业主服务的前提下，建立了各负其责的组织架构和沟通渠道，不仅增强了成员的感，也可随时听到业主对小区管理的意见和建议，为小区的管理打好了群众基础，提高了业委会的工作效率。　　　　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和良好的形象与追求卓越的工作效率而赢得了物业公司和居委会等相关部门的尊重与，他们也在共事与理事过程中与各种各样相关的部门建立了信任的工作关系--做到了：既为业主办实事，又在法律框架内维权；既与物管公司等各相关部门友好合作，又为政府和社会稳定和谐作出了贡献。　　　　--这些细致无微的努力为他们开创工作新局面获得新成绩塑造良好的新形象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勿用言表，这样的一个民间组织，在这样一个群众权利组织建设严重滞后于城市社区建设发展的形势下，要想与强大的既定利益获得者平起平坐谈何容易？更别说还要为处于弱势的广大业主们维权、服务、着想、办事了。据社区问题专家的理论所讲：“在现在由开发商和物业公司权利一面倒的形势下。要想当个好业委会主任，没有耶稣的献身、没有毛主席的威信、周总理的人脉、诸葛亮的智慧和秦皇汉武的雄才大略，那是绝对干不好的。如果能当好一个业委会主任，他完全可以当一个好的副总理。但是，副总理却绝对当不了业委会的主任！”这句话让我这个一直关注和关心着业委会的作用地位的探讨者和研究者的人来看，那真的是一语中的。　　　　是的，时势造英雄。就是在这个环境条件下，新一届业委会领导班子成立了，新一届业委会的主任诞生了--李主任这个与我同龄却在事实上比我高超百倍的人才出现了--我不仅刮目相看，我也感到欣喜！我发自内心由衷的为这个李主任鼓与呼，为这个业委会摇旗！　　　　一场年终汇报会不可能面面俱到表达完他们所作工作的方方面面--但是业主们的眼睛是亮的，他们看得清楚一年来新一届业委会所作的事情值得他们赞扬！业主们的心里是清楚的，他们知道一年来新一届业委会成员们的品德和境界是高尚的、努力和工作成果是显著并且是值得的！业主们更明白，新一届业委会领导班子多亏了有一个高瞻远瞩、有情怀志趣、有担当能知责思为的领头人，才塑造出了大无言和厚德载物的新一届领导班子新形象。　　　　什么是大爱无言？这个李主任带领一班人为业主们默默无闻的做好事、谋好事；为业主们着想、服务不求回报；为业主们维权想方设法做工作、跑腿找依据据理力争不怕麻烦不言谢--这就是大爱无言！　　　　什么是厚德载物？这个李主任带领一班人为业主们维权、着想、服务鞠躬尽瘁、换位思考、不谋私利、委曲求全，把业委会这个民间的弱势机构努力打造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服务团队，形成让各方双赢满意尊敬的组织--这就是厚德载物！　　　　我衷心地祝愿世家星城社区绽放的新一届业委会这朵的奇葩越来越靓丽！他们姹紫嫣红的为世家星城社区继续增光添彩！ 《社区业委会年终汇报会专题片解说词》
社区业委会年终汇报会专题片解说词2　　　　〖预览〗社区三八妇女节活动策划方案一.活动目的：三八妇女节是世界的传统节日，也.qiang愦蟾九慕谌眨颂逑稚 区对女同胞的特别关爱，同时丰富大家的业余文化生活，特举办此次 活动， 同时将庆祝活动与加强妇女思想教育， 创先争优活动紧密结合，激励广大妇女满怀热情投身于工作当中，促进社区和-谐发展。二.活动主题：庆祝三八妇女节三.参赛礼品：考虑到妇女生活习惯和喜好，活动奖励可选择妇女同胞适用的经济 实惠的物品，预计人均十元，如养颜补品，保洁用品，卫生用品等女 性为主的使用用品。四.活动内容：1.猜谜语(共三十无道谜语，十五道关于妇女节知识的节日，可为选 择题，提高大家对三八妇女节的认识。二十道关于脑筋急转弯方面的 一些简单的谜语)2.转凳子3.顶气球4. 掂乒乓球(每次由 2 到 4 人进行，用乒乓球拍垫球来回一圈，中途 不能把球掉下去，谁先完成谁赢)5.做动作，猜东西(2 人为一组，每次 2 到 3 组参赛，准备一个盒子， 盒子里面放上一些纸条， 纸条上写一些简单的东西， 比如拖鞋， 馒头， 蔬菜之类的，然后甲乙两人面对面，先让甲抽盒子里面的一张纸条， 看完之后不能说出来， 只能通过语言或者肢体语言的描述让乙猜纸条 上写的是什么，2 分钟内哪个组猜的最多为赢)6.齐心协力(2 人一组，每次 3 到 4 组参赛，用一根绳子绑住两个人 ……【】社区业委会年终汇报会专题片解说词3　　　　〖预览〗2017三八妇女节社区活动方案一.活动目的：三八妇女节是世界的传统节日，也.qiang愦蟾九慕谌眨颂逑稚 区对女同胞的特别关爱，同时丰富大家的业余文化生活，特举办此次 活动， 同时将庆祝活动与加强妇女思想教育， 创先争优活动紧密结合，激励广大妇女满怀热情投身于工作当中，促进社区和-谐发展。二.活动主题：庆祝三八妇女节三.参赛礼品：考虑到妇女生活习惯和喜好，活动奖励可选择妇女同胞适用的经济 实惠的物品，预计人均十元，如养颜补品，保洁用品，卫生用品等女 性为主的使用用品。四.活动内容：1.猜谜语(共三十无道谜语，十五道关于妇女节知识的节日，可为选 择题，提高大家对三八妇女节的认识。二十道关于脑筋急转弯方面的 一些简单的谜语)2.转凳子3.顶气球4. 掂乒乓球(每次由 2 到 4 人进行，用乒乓球拍垫球来回一圈，中途 不能把球掉下去，谁先完成谁赢)5.做动作，猜东西(2 人为一组，每次 2 到 3 组参赛，准备一个盒子， 盒子里面放上一些纸条， 纸条上写一些简单的东西， 比如拖鞋， 馒头， 蔬菜之类的，然后甲乙两人面对面，先让甲抽盒子里面的一张纸条， 看完之后不能说出来， 只能通过语言或者肢体语言的描述让乙猜纸条 上写的是什么，2 分钟内哪个组猜的最多为赢)6.齐心协力(2 人一组，每次 3 到 4 组参赛，用一根绳子绑住两个……【】社区业委会年终汇报会专题片解说词4　　　　〖预览〗一、健全网络，在形成合力上支持社区建设
我局认识到，社区建设只靠党委政府是不够的，要做好社区建设工作，必须要取得驻区单位的全力支持。只有积极发挥驻区单位作用，才能为社区建设提供有效的支持。
居委会成立了社区服务、城市管理、文明共建、生育、综合治理、党政教育等6个领导小组，明确了各领导小组的工作职责。我们经常召集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联席会议，研究解决社区建设工作中遇到的难题。2003年，由我局与房管局共同牵头，帮助城西居委会成立了业主管理委员会，经选举由我局的一名副局长担任会长，定期组织业主开展活动，为强化社区物业管理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
其次，我局注重与所在社区加强联系和沟通。我们经常主动与社区居委会交流双方之间的工作动态，加强了解与沟通，在重大活动安排上，能事先通气，相互配合，互惠互利。通过经常性的联系沟通，我们与居委会的距离缩短了，感情增进了，形成了亲如一家的社区工作氛围，也初步形成了社区共建的良性机制。
第三，我局注重培育各驻区单位和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由于“两会”与社区成员单位之间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因此，只能通过组织、协调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我们建设局作为“两会”的成员单位和牵头单位，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在抓好社区资源开发利用的同时，通过宣传发动，使辖区内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居民都来参与社……【】社区业委会年终汇报会专题片解说词5　　　　〖预览〗市城市低保机构主要职责：
(一)起草全市城市低保有关文件，制定城市低保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适时提出调整城区城市低保标准的建议，并承担所辖县保障标准备案的具体工作。
(三)指导、监督、检查县(区)的城市低保工作。
(四)编制城市低保年度资金需求计划，负责提出全市城市低保资金的分配方案和对资金使用的监管。
(五)受理公众有关城市低保的咨询和投诉，负责全市城市低保工作的行政复议工作。
(六)负责市相关部门有关城市低保工作的协调，制订与城市低保有关的优惠政策，并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七)负责城市低保统计和低保信息管理。
(八)制定城市低保工作人员的培训计划并组织开展业务培训工作。
一、按照上级有关要求，结合本地实际，编制城市低保工作计划，组织落实低保工作。
二、会同有关部门拟定城市低保标准，并负责标准的调整和上报备案工作。
三、编制城市低保资金需求计划，负责提出城市低保资金的分配意见和对资金的监管。
四、负责城市低保对象待遇的审核、审批工作，核发城市低保金领取证件。
五、指导、督促、检查街道办事处(乡镇)和居委会的城市低保工作。
六、开展调查研究，及时解决和向上级反映城市低保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七、受理公众有关城市低保的咨询与投诉，查处有关城市低保举报、投诉事项，负责城市低保工作的行政复议工作。
八、负责城市低……【】社区业委会年终汇报会专题片解说词6　　　　〖预览〗近日，淄博市司法局下发通知，要求建立和实行维稳工作信息月报台帐和分析研判报告制度，准确把握社会稳定形势，有针对性地做好全系统维稳工作。
维稳工作信息月报台帐报送内容主要是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特别是“急、大、难”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情况、社区矫正及刑释解教人员帮教安置情况、律师诉讼代理情况、法律援助工作情况、市劳教所稳定工作相关数据等。分析研判报告内容主要分为四个部分：每月的维稳工作情况，并对相关情况作出定性、定量分析;每月的维稳工作动态特点、发展趋势及对策建议;重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的成功做法、典型案例。正在调处的“急、大、难”纠纷案件;下月的前瞻性工作安排。
市局要求各区、县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按照“工作项目化、项目责任化”的要求，指定一名同志专门负责维稳工作台帐填写汇总及分析研判报告的撰写报送工作。分析研判报告采取综合分析与个案剖析、纵向分析与横向比较、文字研判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宽领域、多角度分析研究，做到准确无误、分析到位。同时，充分利用掌握的信息资源，及时发现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部署落实工作措施，全面提升工作水平，努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情报信息研判是维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平安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对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将军堡街道建立了维稳信息分析研……【】社区业委会年终汇报会专题片解说词7　　　　〖预览〗20**年，全处综治维稳信访工作在市委、市政府和处党委、行政的正确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盛市政法综治维稳工作和平安建设会议精神，结合坝陵实际，调整充实处、村两级综治维稳信访班子，加强法律法规学习宣传，重视来信来访工作，积极主动采取应对措施，领导包案，大员上阵。定期排查和化解矛盾纠纷，积极推动实施物防、技防措施，开展重点整合工作，提升片区治安联防协会功能，各项工作收到实效。今年来，全处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241起，接待人民群众来信来访112件，实现了矛盾纠纷化解率95%以上，初信初访化解率100%，积案化解率100%，干群关系逐步得到改善，人民群众安全感得到提升，为促进坝陵各项工作和平安建设打下坚实基矗2013年，办事处获得XX市争创全国社会管理综合治理“长安杯”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一)、强化组织领导，全面落实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
长期以来，处党委、行政始终把维护稳定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和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来抓。今年，全处从抓队伍建设入手，舍得拿人，舍得拿钱，对处村两级综治维稳信访班子进行调整充实。办事处安排5名机关干部专门从事综治维稳信访工作，对5个村居治调委员会进行调整充实，对32名民调中心户进行调整更换，同时，处村两级相继投入资金，对办公场所、办公设备进行整修配套，村村建起了固定的法制宣传栏，对派出……【】社区业委会年终汇报会专题片解说词8　　　　〖预览〗篇一：社区矫正工作职责
1、严格按照社区矫正工作流程，会同公安机关做好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考察，组织开展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矫正，根据社区矫正对象的表现正确行使好行政奖惩权、司法奖惩建议权和宣告解除社区矫正权。
2、组织协调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改造和帮助工作，组织社区教育资源定期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思想文化教育、法律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协调有关部门帮助未完成法定义务教育的矫正对象完成法定义务教育;协调有关部门对就业困难和生活困难的社区矫正对象提供相应帮助;积极协调建立社区矫正教育基地、劳动基地和就业基地。
3、加强社区矫正队伍建设，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加强培训，促进社区矫正队伍不断提高业务水平。积极招募社区矫正工作志愿者，扩大矫正队伍。
4、加强宣传引导，为社区矫正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争取更多的社会支持，提高群众的认知度，争取更多的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及社会志愿者参与矫正工作。
5、监狱管理部门依法准确.办-理.暂予监外执行，对符合假释条件的人员及时提请人民法院裁定，对确属不宜在监外执行的社区矫正对象根据矫正机构的建议及时收监执行。
篇二：社区矫正工作职责
一、根据上级有关要求以及矫正对象的具体实际，制订社区矫正工作计划。
二、按照社区矫正工作流程的规定，按收矫正对象，办好有关衔接手续。
三、根据矫正对象实际情况，制订教育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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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文阅读
古代蒙学教材的因与革
王海波
古代蒙学教材的兴替过程,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蒙学教材并不受古代政府管理,在自发的状态下产生了数量较多的教材,但真正广泛流行的经典教材并不多,周代以来主要有《史籀》《仓颉》《急就篇》《千字文》《蒙求》《百家姓》《三字经》《笠翁对韵》《声律启蒙》《龙文鞭影》《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它们构成了蒙学教材发展的主线。二是经典蒙学教材的生命较长,往往被使用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堪称教育史上的奇迹,但它们也会被后起教材取代。如汉代《急就篇》逐渐取代《史籀》《仓颉》,使用至唐代而渐渐衰落,南北朝时《千字文》渐渐兴起,到宋末与《百家姓》《三字经》一起形成一个较为稳固的教材体系,这个体系完全取代了《急就篇》,一直沿用到清末;再如唐代的《蒙求》,至明清时被《龙文鞭影》取代。这样的兴替,均不是某种机构强力推行的结果,完全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面对新的教育环境而主动选择的结果,这表明新的教材具有更多适合新的教育环境的特性。
在词汇学习阶段,初步建立起较为系统的知识框架,是蒙学教材一贯坚持的编写理念。古代教育崇尚博学,因此,蒙学教材十分重视在初学阶段就为儿童奠定广博的知识基础。《急就篇》的姓氏、诸物、五官三个部分,涉及古代部族、自然事物、生活器物、职官、地理、律令等基本知识,是一个极为广博的知识体系。到《千字文》时,这一知识体系进一步丰富,历史内容逐渐增多,也为后来《蒙求》以历史人物为主体编写教材开创了新的道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沿用长久,其实就是对蒙学教材博物教育思想继承与发展的有力证明。《小学绀珠》《幼学琼林》等类书式蒙学教材,更是将这种教育理念发挥到极致,《声律启蒙》一类教材也蕴含有广博的自然、人文常识。
蒙学教材一直重视道德人格教育,这是古代教育思想的可贵之处。如《孝经》及宋代形成的《四书》分别被视为立德之本、入德之门,相对而言比较适合儿童学习,在古代教育实践中被广泛使用。《急就篇》“五官”部分的律令教育,就是法制教育,可以??助儿童确立道德和行为规范,此外它还讲述了官员的道德修养要求。以律令和官员道德修养要求教育儿童,也符合读书人入仕的理想追求。以人物故事开展道德人格的教育,有十分古老的思想源头,《易传》中有君子蓄德之法,“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后,以德行教育为唯一宗旨的朱熹的《小学》,其嘉言、善行两章也采用这种教育方法,《纯正蒙求》《龙文鞭影》皆沿用此法,直至清末。
诗文写作,是古代考查人才的主要方式。诗文技能教育的需求变化直接影响着蒙学教材的生命力,而蒙学教材对这种需求变化的应对也十分迅速。因此,诗文能力的教育需求是推动蒙学教材变革的最为直接的因素。如汉代,“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大量识字及作赋成为读书人入仕的必备技能。汉赋主要艺术手法是铺陈相类事物,《急就篇》罗列相类事物词汇,类似于铺陈之法,这是《急就篇》得以流行的根本原因。
唐代科举以进士科为重,其主要考试文体是律诗、律赋。无论律诗、律赋,都讲求平仄押韵,且以切韵为准,这就需要应试者掌握切韵。《千字文》尚可以提供对仗的学习,但《急就篇》已完全不能满足这样的需求了,因此,《急就篇》开始衰落。而新生的《蒙求》在编排历史故事的时候,采用了切韵,并且四对八句一韵,这样就便于儿童学习格律及切韵。因此,《蒙求》受到普遍欢迎。
宋代科举考试文体也增加了论。因此,《三字经》中的句子不再有描写,文字没有辞采,全文主要采用直白的叙述或议论,而它在议论方面表现更为突出,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就是一段完整的议论。
(节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古代蒙学教材数量较多,但不同时代主流教材会有所不同,一般来说,更适合新的教育环境的教材地位更稳固。
B.古代蒙学教材的兴替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面对教育环境的变化选择的结果,比如《蒙求》唐代比较流行,明清时就被取代了。
C.汉代比较重视赋这种文体,影响到启蒙教材的变化,罗列相类事物词汇、运用铺陈之法的启蒙教材就比较流行。
D.古代蒙学教材都是在自发的状态下产生的,不会受某种机构强力推行的影响,古代政府也难以对教材的兴替产生影响。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儿童还处于词汇学习阶段,古代蒙学教材主张通过对词汇的学习,初步建立起较为系统的知识框架。
B.在古代,以人物故事开展道德人格教育是蒙学教材的重要方法,《易传》是这一方面的典范。
C.《蒙求》四对八句一韵,便于儿童学习格律及切韵,符合唐代科举考试科目的文体要求,成为当时重要的蒙学教材。
D.《急就篇》能够长时间盛行,和它含有律令教育、官员道德修养教育,符合
正在加载中，请稍后...曲辰著：《解〈易〉诸谜》
曲辰著《中国哲学与中华文化》第4章第12节：天文历法&&
第十二节& &天文历法
天文观察研究，在中国发展最早，这大约开始于采集和渔猎生产的历史时代。此诚如恩格斯所说：“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天文学。”①同时，天文研究和历法制定，又是同数学研究、哲学研究紧密相联系的，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中国古典哲学的产生又同天文学研究互为启发、互为促进，使这两者都得到了健康的发展。因为，没有对天文观察、研究和历法制定的探索过程，便不会了解天体运行也存在着客观规律，就不会认识到天体运行规律会给地球造成影响，并且影响到地球上万物生长和人类生活。而不了解这些，自然也就不会有天道、地道、人道、时变四维一絷宇宙观的产生。《易·系辞》对此说得是极为明白的：伏牺氏历史时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此中的“观象于天”，指的就是对天体运行的观察与研究；“观法于地”之指，就是指对地理变化规律的观察与研究；“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就是对植物、动物生长繁育宜于何种自然条件的长期观察、研究、以及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考；“近取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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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身”四个字说得含蓄了些，《黄帝经》中的用语是“稽之于男女”。这说的是在八卦卦画的创造中，用以代表事物阴阳的符号是由何产生联想决定其画法的问题；“远取诸物”指的是“天、地、风、雷、水、火、山、泽”，以此而画出“八经卦”，并确定出“天地定位，风雷相薄，火水相射，泽山通气”立卦原则的问题。由此而再八八相重，则可以贯通于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明白地存在着的客观规律之德（得）了，可以类比于万物变化之情了。
所以，《易》经《系辞》中的这几句话，就是对于中国古典哲学何由产生的一个申明，说明它不是闭着眼睛瞎想出来的，而是从长期地对于天道、地道、人道、时变规律观察、研究、总结，上升为“道”理的。
这个哲学理论产生的申明，说明了中国古代对于天文学的研究，其起源是极早的，是超出了现代人所想象的时间的。今有学者估计它应该是在距今的几十万年之前，因为泥河湾古人类与古文化研究业已表明，早在距今一百三十多万年以前，这里的古人类就有着明确的季节变化意识。我们姑且依伏牺氏历史阶段为计，按现代考古学研究中的细石器文化时代为说，中国的天文学研究开展，也是在距今三万至一万多年以前的遥远历史上。
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的产生，又极大地指导和促进了天文历法研究、制定的历史进程。因为中国的天文学研究很早就有了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早在距今五千年左右的历史上，就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史记·五帝本纪》及《历书》记载：轩辕黄帝肇造国家制度之后，设立专门机构，指派专职官员负责“迎日推策”以“顺天地之纪”，“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因此而有我国第一部历法——《黄帝历》的产生。《史记》之载，是依据众多古史，因之它可以和《阴符经》、《管子》、《世本》、《吕氏春秋》、《淮南子》、《新书》等所载的“黄帝命羲、和占日”，“尚仪（常羲）占月”，“大挠作甲子”，“容成造历”相互印证。
自黄帝以来，中国历代都有专职官员负责天文观察和历法修订，并在很长的历史中，其职官都沿用“羲叔”、“和叔”、“常羲”之称。如《尚书·尧典》记载：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中国的哲学理论产生后，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无不受到这种理论的影响，天文观察与历法的制定自然也不例外。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的最基本观点，就是阴阳互感、互引、互动、互渗、互依、互根，即“一阴一阳之谓道”。认为只有阴阳平衡、守恒，才能生发万物。所以，中国的历法就既不搞纯阳历，也不制定纯阴历，而是自黄帝之际起，一直制定的是阴阳相合的历法，通称曰“阴阳历”。这就是：年值的测定与计算从阳，月的安排从阴。年度之计，以地球绕行太阳一周天的时间为准；而月的时间按月亮围绕地球旋转一圈数值为准。
这种历法的好处是：纪年从地球绕太阳公转，保证了一年二十四个农时节令的准确测定，有利于黎民百姓依时耕作，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极为有利。这也正是中国历代都特别注意观察太阳沿黄道带运行，经过四象二十八宿的二分二至点准确时间这一问题的深刻原因；纪月从太阴，又保证了朔望之日的准确性，使人们夜晚一望空中的月亮圆缺程度，便可知此月到了那一天。因为，这样的历法，每个月的第一天都是朔日，每个月的十五日都是望日。就连中文里的“望”字之造，都是画一个睁大了眼睛的人仰首望月“ ”之形，这就活灵活现地反映出了历史实际情形。
但是，这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是有利必有弊，用阴阳相合的历法，就是不仅在天象观察方面要求准确，而且这在年、月之分上就造成了一定的计算上的一些麻烦，要做出精确的、合理的技术性数值调整。因为月球围绕地球一周的时间是29·530588日。这样，定一个月为29天则少，定为30天又多。对此，历法的制定中就决定用“大月”、“小月”以作处理，大月定做30天，小月定为29天。即使如此，还是有一个微小的差数，如此积小而成大，就必然直接影响到朔望日的准确性。所以，这就决定了大月与小月不能够平均地间隔，而是必须依照分月所作的微小差数积累，适时地增加大月或小月进行调整，以便尽量保证朔日与望日的准确程度；再一个问题，就是一年之中置几个月难题亦须做出很好的处理。因为，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一周的时间是365·24220日，而月球围绕地球旋转十二圈的时间总和，还比一年的实际岁实少了十天又二十一个小时左右，对此又该如何处理呢？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们就想出用每19年中再增加7个月的办法来解决。如此，有的一年之中就会出现13个月，对这个多出来的一个月，就称其为“闰月”。闰月，也同样是不能随便想往哪一年的哪一个月后面加就可以的，而是必须视年与月之间渐次积累的余数而定。这就是《尚书》所载尧语中“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意义。
由于岁差的作用，二分二至点在不断地西移，所以，《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等所用上元和岁首就各不相同，《尚书·尧典》、《淮南子·天文训》记载的分至点也都不同，两汉时期的天文学家们在研究制定历法之时，常常为此而争论不休。永元四年（公元92年），东汉经学家、天文学家贾逵提出：应在历法的制定中，按黄道计量日月的运动。同时，更明确地指出二分二至点存在着缓慢的西移规律，“谓之日却”。他说：“治历者，方以七十六岁断之，则余分稍长，稍得一日”①。
中国自古在历法的制定中，岁实都是以365 日计算，因此，用于观察天象的浑仪，亦沿赤道分圆周为365 日（度）。贾逵说的76年日却一日度，正是岁差较准确数值，可惜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而只是知道二分二至点古今不一，不断以各代的观察实得数据修正历法。到了晋代成帝年间，天文学家虞喜将他观察到的冬至点同《尚书·尧典》作比较：尧时的冬至日，日之所经是西方白虎七宿的昴宿，而他观察到的，则是在北方玄武七宿中的壁宿。于是，他参照《淮南子》等古籍的记载，得出了分至点缓慢西移的结论，并推算出50年西移1度的数值。《宋史·律历志》说：“虞喜云：‘尧时日短星昴，今两千七百余年，乃东壁中，则知每岁渐差之所至’”。从此，“岁差”一词便被正式引用。然虞喜给出的数值并不精确。此后，何承天、祖冲之、虞邝、刘孝孙、刘焯、张胃玄等历代天文学家，依《尚书·尧典》之载和历代实际观察所得的资料推算，岁差值定到77·7年，日退1度。《宋史·律历志》的作者是这样说的：“若从虞喜之验昴中，则五十余年日退一度；若依承天之验火中，又不及百年日退一度；后《皇极》综两历之率而要取其中，故七十五年而退一度。此乃通其意未尽其微。今则别调新率，改立岁差大率七十七年七月，日退一度，上元命于虚九，可以上覆往古，下逮于今，自帝尧以来，循环考验新历，岁差皆得其中，最为亲近。”事实上，较为准确的岁差值应是71年日退1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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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贾逵论历》。
由于受到“疑古”思潮的影响，《尚书·尧典》所载的四象二十八宿天文观察体系，已被两千多年以来古今中外天文学家、科学家们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的历史事实，并且由这一历史记载而发现了岁差和岁差值推算作为重要依据的历史事实，人们硬是不敢正视，不敢承认。硬说《尧典》中的天象资料是“后人伪造”。谁都明白：《尚书》是公元前6世纪，孔子从古史料中选编的，那个时候，在全世界都还不懂“岁差”，更无岁差常数精确的计算。在不懂岁差，不知岁差常数的精确数值、不知道分至点移动及其移动方向的历史情况下，对于尧时二分二至点又如何能够 “伪造”得了？
当然，也有人说《尚书·尧典》所记载二分二至点这份资料，也可能是从巴比伦偷来的。这种想当然的猜测，自然也不值得一驳。现在，再让我们来看看如下的历史事实：
⑴ 在中国的历史上，从《黄帝历》、《颛顼历》、《夏历》一直到明代以前，一直是以365 日的岁实制定历法，并将用之于观察天象的浑仪沿赤道分圆周为365 度；而受到巴比伦影响的世界各国，则其沿赤道圆周分度都是360度。
⑵ 公元463年，祖冲之制定《大明历》，推算出的岁实精确到了一年为365·日，一年的误差只有50秒钟左右！而西方国家从公元前46年到16世纪后期用的《儒略历》，岁实一直是以365·25日计算，一年实际计算岁实多出0·0078日，400年就要多出3·12日，到16世纪后期累差达到10天！
⑶ 对于公转周期为76年的那颗彗星，我国历史上发现它是在公元前1057年，并有记载：“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至汜而水，至其头而坠，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①。据中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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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淮南子·兵略训》。文学家张钰哲推算，这是哈雷彗星回归的记录；公元前的614年7月，中国人又一次发现了它：“秋七月，有孛星入于北斗”①；“（鲁文公）十有四年，……秋，七月，有孛星入于北斗。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何以书？记异也”②；“（鲁文公）十有四年，……秋，七月，有孛星入於北斗。孛之为言犹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环域也。”③此后，几乎是这颗彗星的出现中国古籍都有记载。而英国的天文学家哈雷于公元1682年发现它，则比中国晚了2738年，即使是按较晚的鲁文公十四年众籍广记计算，也晚2294年！
⑷ 在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关于天、地、人以时间过程显示其互为影响，以生祸福观点的指导下，中国古代天文学观察只是作为调查研究的重要手段，目的是研究宇宙天体运行存在着的各种规律，以及它对于人类的社会生产生活各会造成甚么影响。因此，中国古代天文学研究，不仅勤于观察、记录，而且更长于研究、计算天体的运行周期等，以便掌握其必然规律，这就是中国天文学研究上最显著的特点。而巴比伦及受其影响的西方各国。在天文学研究方面，则只是注意天体的发现及其所在位置的测定。《尚书·胤征》记载了一则夏朝仲康元年九月初一日发生日蚀，而当时负责观察日月运行的羲、和两官，由于成天酗酒渎职，没有能够按其职责准确地测定和预报。于是，夏王仲康就派胤侯去依法治他们的罪：“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告于众曰：……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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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鲁文公十四年》。
②&&《春秋公羊传》。
③&&《春秋谷梁传》。
时羲、和，颠覆厥德。沈乱于酒，畔官离次，俶犹天纪，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政典》曰：‘先（失）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
至于商代，由于甲骨文字的发现，其记载日蚀、月蚀的史料就更多了。如武乙时期预测日蚀的记录：“癸酉贞：日夕有食，唯若？癸酉贞：日夕有食，非若。”①
武丁时期月蚀发生的记录：“癸丑卜，贞：旬无祸，七日乙未壹，庚申月有食”②；“癸未卜，争贞：旬无祸。三日乙酉夕，月有食，闻，八月。”③
祖庚、祖甲时期日食的记录：“庚辰贞：日又 ，其于父丁告”④；在这一时期的月蚀记录有：“壬寅贞：月又 ，其又土 大牢。壬寅贞：月又 ，王不于一人 。”⑤
以上这些日蚀、月蚀的预测和实际记录，无论哪一条都比巴比伦可靠的记录早。所以有人怀疑中国古代人偷过巴比伦人的天文学研究资料之说，是一种对历史无知的主观瞎猜。
中国古代天文学研究与历法制定上的先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四象二十八宿天文观察体系的建立。因为有了这个天文观察研究体系，就好像在地球上观察宇宙之际，在茫茫的视周天上有了一个准确的“刻度”为标志，因此就能精确地观察到太阳、月亮，金、木、水、火、土等不同天体的运行周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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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佚》374。
②&&《库》1595。
③&&《合集》11485。
④&&《粹》55。
⑤&&《屯南》762·1·2。
此而能够通过运用数学计算，预知未来的天象，历法就是一种对地球绕太阳、月亮绕地球运行周期的准确预报。
二十八宿也称二十八舍，其按日、月运动的方向，自西向东依次排列的顺序是：
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二十八宿就是依这些星座为标志，依黄道带在赤道附近划分出二十八个不同的部分，每一部分称其为一宿。将一周天划分为365 度，依这二十八宿实际天区所处，各宿又划出不同的度数，二十八宿的度数总和为365 度，“二十八宿的界限一经划定，不论群星离开赤道的远近如何，中国人都能够知道它们的准确位置。甚至当群星在地平线以下时，只要观察和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正在头顶的拱极星，就可知道了。”①因为，紧挨北极星极的拱极星，不论在任何季节，它都不会落到地平线下去。
由于宇宙中的一切天体都存在着旋转运动，不变在时间的长河中只是一种相对，而变化则是绝对的。因此，各宿宿距之间是在不断地变化着，古今二十八宿距星也不一致。因此，每过一段历史时期，对宿距度数就需要进行重新测定。其距星也有所变动。
二十八宿按其在东西南北四方天空中的分布，分为四组，每一组七宿，并以四方的代表色：青、赤、白、黑，以及四组星宿在天空中的分布之形命名而称作“四象”：东方代表色为青色，其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在空中分布看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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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45页，转引自北京天文馆编：《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45页。
像条龙，故称此七宿组成之象曰：东方青龙；西方的代表色为白色，西方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其空中分布很像只老虎，故称此象为：西方白虎；南方的代表色是赤色，其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在空中的分布，像只飞鸟，故称此象做：南方朱雀；北方代表色为黑，其天空分布的斗、牛、女、虚、危、室、毕七宿很像蛇缠龟之形，龟有甲，甲示武，黑称玄，所以此象就叫做：北方玄武。
中国的四象二十八宿的天文观察恒星标志体系建立很早，大约在距今五千多年以前。这已为中外科学家应用岁差常数，按《尚书·尧典》所载进行计算所证明。
正因为有了一个科学的天文观察体系，轩辕黄帝制历授时，教民依时耕作，这就产生了专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二十四个农时节令，人们在长期应用之中为了便于记忆，还形成了一首七言歌谣：“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此附二十四节气表于621页。
中国天文学观察、研究，以及历法的制定，在古老的唯物辨证哲学理论指导下，有过长期的辉煌历史成就，这是任何疑古者都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但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则是：自夏禹建立为一家私利服务的君主独裁政治制度以后，为愚民而治，就神道设教，使迷信思想泛滥成灾。虽然，始借鬼神以愚民者是耍了滑头，然正因为骗人的人不敢说出其内心的肮脏真意，其子孙们后来在愚弄人民的同时，也愚化了自己，商王们将利用科学研究手段预测出来的天文现象，作为占卜吉凶的因由，就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正是在这种迷信思潮的煽动之下，中国从五帝时代建立起来的科学的天文学研究，也就逐渐演变为“占星术”，就连天文学上四象二十八宿名称，也变成了勘舆者、占卜者指山石、山脉、水泽、地形、不同天神轮流值日以主吉凶的一套套说辞。也正是由此，不仅中国的天
二十四节气表
（正月节）
（正月中）
（二月节）
春分（二月中）
清明（三月节）
谷雨（三月中）
2月4日或5日
2月19日或20日
3月5日或6日
3月20日或21日
4月4日或5日
4月20日或21日
（四月节）
小满（四月中）
芒种（五月节）
夏至（五月中）
小暑（六月节）
大暑（六月中）
5月5日或6日
5月21日或22日
6月5日或6日
6月21日或22日
7月7日或8日
7月23日或24日
立秋（七月节）
处暑（七月中）
白露（八月节）
秋分（八月中）
寒露（九月节）
霜降（九月中）
8月7日或8日
8月23日或24日
9月7日或8日
9月23日或24日
10月8日或9日
10月23日或24日
立冬（十月节）
小雪（十月中）
大雪（十一月节）
冬至（十一月中）
小寒（十二月节）
大寒（十二月中）
11月7日或8日
11月22日或23日
12月7日或8日
12月21日或22日
1月5日或6日
1月20日或21日
文学研究越变越落后，一切科学技术也都伴随着这种独裁政治制度的延续，不断的神鬼迷信思想鼓吹、泛滥，而不断地走向了腐朽没落的下坡路。
欲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彻底批判封建独裁政治制度所造成的神学迷信思想，肃清其流毒，倡导唯物论，发展天文学和一切科学研究事业。崇洋媚外，不分优劣，不辨香臭，全面批判与否定中华文化，主张全面接受西方文化，甚至否定自己的文明历史，不仅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而且有害于民族思想精神，对国家、对民族都十分有害！
曲辰著《中国哲学与中华文化》第3章第4节：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 &
第四节& &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出现了一个学术繁荣的历史时期。这事实上是经过了夏、商、西周的“神道设教”愚民宣传之后，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对此，史称“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对于中华文化的发展，从政治、经济、军事、伦理、道德、科技、教育诸方面，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更促成了其时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因此，正确地研究和认识这一段历史，科学地看待“百家争鸣”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准确地评价它的历史本质，认真总结这其中的历史得失，对于我们正确地批判和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以有利于中华民族现在的文化建设，是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
在中国，近代学术界对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研究，是比较充分的。特别是在具体人物思想研究方面，成果甚丰，有很多独到和比较透彻的分折。相比较而言，对于“百家争鸣”从中华文化源流的总体发展方面进行研究、并做出一种比较切合实际的历史评价方面，就显得有许多不足之处，甚至，还存在着不少的错误观点。之所以如此者，当然也是由于有着许许多多具体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造成的：
其一，我们的史学研究，对周代以前的研究比较薄弱，充其量只是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对于原先怀疑“并不存在”的商代历史有了一定的认识，对于此前的夏代历史还处于一种“探索”的状态之中，认识还不是很多、很充分。而对于五帝时代的研究成果就更是少得可怜，并且还存在着很多非常错误的认识和说法。特别是在思想史研究方面，对于夏代及其以前的五帝时期的认识，则几乎是处于一种空白的状态之中。如此，我们在对待中华文化方面，事实上是还处在一种中华文明发展史的“探源”之中。在不明其源的情况下，便难以对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华文化发展史、有总体上比较准确的认知。没有对中华文明在总体发展史上的准确认识，对于春秋战国之际的“百家争鸣”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就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二，无论是在史事研究、思想史研究、文化史研究等各个方面，我们还都受着“疑古”学风的严重影响，不论我们的学者承认与否，这个问题还是客观地存在着，并且严重地影响着我们对历史问题的正确研究与认识。比如，我们对于周代以前许多史事的不敢相信，对于《六韬》、《管子》等书多有引用、《老子》亦作了抄袭、考古发现埋在地下两千多年的《黄帝经》的不敢相信，以至于连被大量考古研究证明了中华民族早在五帝时代以前，也就是距今五千多年以前就进入了文明时代的历史事实，都不敢相信，就是例证。
其三，崇信于某种洋“本本”之说的情况亦实际存在。研究中国的历史问题，不是从中国的历史事实中求其是，而是以某种西方的说法为框框去硬套中国的历史。如把五帝时代的选贤任能制度硬说成是野变时代的军事民主制“选举”就是例子。选贤任能是一种上择下的用人机制，而选举是以下选上的推举制度，迷信于“本本”，自然会有意无意地“忽视”这种很重要的区别。
其四，充分运用天文、地理、自然、历史、考古、地名等多学科科学知识，对历史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也是做得比较差的。这样，不仅对历史上、近现代所产生并流行的某些错误说法不能够纠正，同时，在研究问题上，亦极容易被某种个别现象所迷惑而做出不确切、乃至不正确的历史认知和解释。
这就是说，在对待历史研究问题上，是既有客观问题，又有主观问题存在的。在学术研究上，同样也有着一个需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实际问题，有待于解决。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过去我们在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研究上，就事实上有将这一时期的文化现象错误地看成是某种思想文化之“源”的说法。如将李耳说成是甚至么“道”学的创始人；将孔子视作“儒”学的创始人；说管仲、子产是法家的先驱，“真正的奠基人是战国时期的李悝、商鞅、申不害”；既说“伯阳父最早提出‘阴阳’范畴”，又言是邹衍创立了甚么“阴阳家”学说……这些说法，都是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因为，事实上提出“阴阳范畴”的不是伯阳父，提出法学理论的也不是管仲、子产，就连谈道学理论比李耳早两千多年、所谈道理比李耳精之又精的轩辕黄帝，都不是道学的创始人，大谈愚民哲学的李耳，又能算个老几？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说，并不是中华文化之源，而是中华文化传承、发展、嬗变这个历史长链之中重要的历史环节之一，是一个具体历史阶段。所谓“百家争鸣”者，并非学术研究意义上的一种“争鸣”性探讨，而是应社会政治变革之需的情况下，一种不同思想、不同政治主张、不同治国方略与推动社会变革之中各有所重的思想体现。它的发生、发展是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社会现实需要、以及一定的历史局限的。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与观点，存在着极其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因此，在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上，有一些思想理论发展了，有一些哲学观点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恢复，有一些哲学理论则被歪曲了，还有一些极重要的哲学理论，则被“有意地忽视”或者“无意地遗忘”了！总之，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的总体角度上看问题，“百家争鸣”的本身，就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次重新恢复、发展、嬗变和历史性“遗忘”的重要历史阶段。
（一）“百家争鸣”的历史背景
周王朝的奴隶制统治，到了周厉王之时，因暴虐、专利而国人怨恨，政局日衰。厉王以民怨之言为“谤王”，派大批暗监在全国进行察听、监视，一经发现就立即将发言者杀掉，直杀得全国上下笼罩着一种人们逡以忍受的恐怖气氛：人们行之于路，遇见了好友、熟人，绝对不敢相互打招呼，而只能以目光示意。厉王还对自己这种残酷的镇压手段感到很满意。至于周幽王，则更是昏庸到了只爱美女而以军政大权为儿戏的程度：为博爱妃褒姒一笑，不惜举烽火以戏弄诸侯为快意，并由此招致犬戎入侵，闹出个国土丧、都城毁、国库被掠一空，他自也被乱军杀掉的结局。如此，于危难之中即帝位的周平王，不得不带着稀落的臣民迁都洛邑，自此史称东周，周王朝从此走上了衰落之路，这就是春秋时期的开始。
在这一历史时期内，社会上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各种乱象横生，争斗不息，但却始终难以得到解决。而这一切又无不与周王朝建成立之初为使政权长久稳固所采取的分封诸侯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左传·昭公二八年》载：“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雍也。”①再加上周所分封的黄帝、唐尧、虞舜、夏禹后裔之诸侯国、以及周室异姓功臣的封国等，周初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约有上百之多。虽然，这些个封国，其后在有封、有夺、因故兼并之中大有削减，然至春秋之际，也还存在着齐、鲁、曹、宋、吴、越、许、蔡、郑、楚、秦、晋、卫、陈、燕、代、虞、虢、邢、莒等诸侯国林立的局面。这种诸侯分封的制度，同时起着既有利于产生政治腐败、又维系周王朝政权很难被推翻的双重作用。这就是，在经济层面上，这些诸侯国由于周天子的土地封赏、自己的田产霸占、以及通过交易手段等途径，将原先的国有土地都集中到了自己及亲戚、臣属们的手里，这就形成了一大批新兴奴隶主贵族兼封建地主阶层。过去的土地国家公有制度早已被破坏殆尽而不复存在了，而大批丧失了土地的自耕农们沦为替地主耕作的农奴，受尽了社会的残酷剥削与压搾。即：这一时期的所谓庶民百姓，实际上都已沦为社会最底层的奴隶，地主阶层的生活要从他们身上剥下一层皮，诸侯国君、妃、嫔、群臣、军队、门客、谋士们的生活之需要从他们身上剥一层皮，当然，周天子及其嫔、妃、中央帝国的大臣、谋士等奢华生活还要从他们身上剥下一层皮，黎民百姓在这重重剥削之后便一无所有，而只剩下一把骨头了！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由政治制度造成、有法律保护的国政腐败。这也就是春秋之际到处发生奴隶起义、“国人暴动”的深刻历史原因。但这种政治腐败又是在一种特定的政治制度之下，根本无法解决的。因为，任何一个诸侯国都有着自己的政权与军队，什么地方一发生起义，很快就会被无情地镇压下去。正因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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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僖公二四年》。
各诸侯国君等封建地主阶层并无任何危机之感，倒是由其时的政治腐败，而导演出了上下**、相互谋陷、害贤灭族、卿大夫专权、围绕君权争夺的杀父弑君、兄弟相残等种种丑剧。掌权者糜烂的生活，作威作福的权力运用，又使得一些诸侯们必欲谋取更大的权力，占有更多的土地，统治更多的人民，乃至想通过兼并别国以壮大自己，以最终取周天子而代之。
但是，周朝大量分封诸侯国的制度，使得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形成了犬牙交错、互为制约的关系，任何一个诸侯国都事实上很难做到迅速扩大势力，最终实现取代周天子的梦想。因为，任何一个诸侯国若敢公开起兵反对周天子，而实现改朝换代之举，都会被周天子一道诏书，调集其周围各诸侯国起兵勤王而剿灭；就是任何一个实力较强的诸侯国，若对邻近的小诸侯国实行兼并，亦只能会给其它借机实现称霸的诸侯国提供一个“主持正义”的借口，动员起其他诸侯国，一窝蜂似地围攻上来，共同剿灭，并瓜分掉其国土。这也就是春秋时期的一些诸侯强国，只能够做到假天子以令诸侯，浪一个“称霸”的名儿，而实际做不到一统神州，实现改朝换代的历史条件。就是到了战国时期，虽然周天子业已实际起不了什么控制天下局面的作用，但是这种周初分封的诸侯国仍然对周天子这具政治僵尸起着一种实际上的维护作用。任何一个诸侯国都不敢冒险直接兴兵灭周，而只能伺机兼并其它所存在的诸侯国。因为，就连兼并他国事实上都很不易，任何一个诸侯国对他国的兼并之举，亦会受到被兼并者以美女联姻、以珠宝贿赂、以合纵联横、以说客离间等许多手段，联合起别的诸侯国进行抵御，挫而败之。这又是七国长期争雄的实际历史原因，也是周天子虽成为一个摆设之后，亦实际苟延到了八百余年历史的实际原因。
权欲、利欲、名欲、帝王骄奢淫逸生活的诱惑，使那些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君们都充满了一种增强国力，实现兼并他国土地、最终取周天子而代之的强烈愿望，并且不以其难为而不为。而要能够真正地实现此种目的，靠占卜不行，靠祭礼鬼神不行，而只有千方百计地用高官厚禄等各种具有诱惑力的手段，网罗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外交等各方面的人才，励精图治，增强自己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综合国力，才是唯一可行的出路。于是，在各诸侯国之中，就展开了一场人才争夺战。
对于人才的争夺，自然也要考其社会名望、政治主张、治国方略、治军措施、发展经济生产的具体办法等各方面的实际能力的，即使是在任用了之后，在实际的诸侯国治理实践之中，也免不了要对具体问题进行研究、讨论、问对、切磋，如此其学术观点就得以系统地表述、记载、并流传于后世。如此者，如管、晏、墨、商等人；此风一兴，此例一开，社会上那些自认为有独到见解、有治国、强军、称霸之策者，就要著书立说，千方百计地宣传自己的主张，乃至将自己所思、所想之策著作成书，呈给他们认为可以用己之国，可以辅佐之君。此类如孙武、韩非等；也有一些人则是在各个诸侯国之间，驰骋口才之辩，专搞联合与离间等外交事务的，如苏秦、张仪等人；还有人利用这种社会人才的需求而办“专科”之学的，此如鬼谷子等；而孔子在求官不遂的情况下亦办学育人，针对其时政治腐败、杀父弑君、兄弟相残、上下**、害贤灭族、奴隶起义、诸侯争霸、黎民涂炭、礼崩乐坏、世风衰败的社会乱象，而痛心疾首。由此，他就大讲克己复礼、仁者爱人，希望能够恢复五帝时代那种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
这，就是后世称之为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历史背景。
（二）“百家争鸣”的本质作用及思想根源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并不是一种纯学术研究意义上的争鸣与探讨，而是应其时社会变革之需，紧紧围绕着如何进行、加速、发展、完成这一场社会历史变革，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当时的社会实际，在理论联系实际地解决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外交等一系列问题上，诸子百家所持的各种政治主张、理论观点、和具体解决实际问题的方略、措施之类观点的体现。
组织发起和主导这个“百家争鸣”的，当然不是周天子及其奴隶制统治阶层，也不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黎民百姓，而是以各诸侯国君为代表的新兴封建地主阶层，是代表着他们的利益而进行的。文人学者们只是其时一部分积极的参加者和实践者，因为，他们之中的这一部分人，也就在这场社会变革之中成为了封建地主阶层的一部分。所以，“百家争鸣”的总体性本质，是为封建地主阶层所发动的社会变革服务的，并且为完成这一历史时期的重大社会变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各诸侯国欲行富国、强军、实施好外交策略，为实现兼并别国国土的目的，用吉凶卜筮是不能够达到，用谈神弄鬼也不能解决问题，而只能够以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联系实际地研究和解决社会历史变革中的一系列问题，才能实现。所以，这就决定了春秋战国之际的“百家争鸣”在总体学术观点上，是唯物、辨证、求实的中国哲学理论占主导性地位，而不是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其思想理论根源究竟是来自哪里？这是一个重要的、但却并未得到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现在，有学者认为中国先秦时期的哲学思想，是源之于《尚书·洪范》，说：《洪范》“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成分，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①，这当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有一种更加流行的说法，认为孔子是“儒家创始人”②；道家的“创始人为老子”③；“墨家创始人是战国初年的墨翟”④；“阴阳家……是由古代天文家和占星家演变而来的”⑤；“法家，……其思想先驱可追溯到春秋时的管仲、子产，实际创始者是战国前期的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⑥……
其实，这种对先秦史上形成的学术流派各寻其源的说法，事实上是不够准确的，因为这种认识不符合历史事实。我认为，从哲学思想上，先秦各学派都是源自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其源始自伏牺，三代以前的最重要传承者之一，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轩辕黄帝。我们只要就先秦诸子中的哲学思想稍举几例，便可说明问题。
先说道家。我们来看看被划分为“法家”的管仲是怎么说的？他说：“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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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哲学史通览·中国哲学概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4年版，第2页。
②&&同前书，第63页。
③&&同前书，第84页。
④&&同前书，第39页。
⑤&&同前书，第110页。
⑥&&同前书，第113页。
来不舍，谋乎莫闻其音，卒乎乃在于心，冥冥乎不见其形，淫淫乎与我俱生。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败、所得以成也。”①“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②，“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③ “凡万物，阴阳两生而参视”④，“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地道；举大事，用天道。”⑤“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⑥，“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枢言曰：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⑦“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万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动也。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⑧
在上引管仲之语中，我们在其论道语义总体完整的前提下，点出“儒”、“道”、“阴阳”、“法”、“名辩”各家所论的主题内容，只是未点墨家“尚贤”、“节用”之论，且其总体道理可通，这就证明，是不可以将先秦各学术流派的哲学道理分而裂之，言之各有其源的。
我们知道，老子，大约生于公元前580年，死于前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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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管子·内业》。
②&&《管子·四时》。
③&&《管子·乘马》。
④、⑦&&《管子·枢言》。
⑤&&《管子·霸言》。
⑥、⑧&&《管子·任法》。
管仲是死于前645年。如此，不仅在管仲论道之时，这世界上还没有老子其人，就是管仲死了六十多年之后，刚刚出生的老子，他也是也还不会懂得“道”之为何的。即使是像神话中所说的那样，老子是一生出娘胎就是个白胡子老头，就能自言其姓名，天下的甚么事他都知道，那也是要晚于管仲论道六十多年的吧？反正，你总不能够说，老子是在其未出生之前就已经撰写出了《道德经》。只要承认历史事实是如此，那么，老子怎么就成了“道家的创始人”了呢？这种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说法能够成立么？
再说法家。说管仲是法家的创始人是不可以的。因为，从他的言论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他的治国理论都本于黄帝之道，且与黄帝的观点基本一致。如《黄帝经·道法》上说：“道生法”。管仲同样认为“法者，天下之至道也”。不仅我们将《黄帝经》所论与《管子》相互对照，发现其所论哲理一致，更兼其书多处有引用《黄帝经》论道观点，管仲自己亦多处明确地指出他是援引黄帝之语，这客观上就说明他的观点是源于黄帝。
不仅如此，就连商鞅、申不害等，要说其法治思想是另有根源，也是说不通的。商鞅，是基本上懂得一些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精神的人，遇事而知变通。如说：“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因为时代变了，情况不同了，食古不化，拘泥于陈旧的古法，便不是贤者之为，便会误国而害民。他的变法，就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哲学所强调的“与时偕行”精神，与黄帝思想观点有一定的相近之处：黄帝讲执道治国者要“去私立公”，商鞅就说：“官不及私利于民，则农不败”；黄帝强调治国要爱民、亲民、富民，要赋歛有度。商鞅就说：“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黄帝讲尚贤重士要贵有道。商鞅也同样强调：“上贤者以道相出”；黄帝的哲学思想中，强调运用哲理治国家，一定要贵中正，尚平衡，不走极端：“应化之道，平衡而止”，“行非衡道，天禁之”。商鞅亦说：“贤者立中正”；黄帝以播道于天下为己任，商鞅同样说：“道明，则国日强；道幽，则国日削。”
商鞅的变法言论见之于《商君书》者，不仅处处言道、论道，以之为指导思想，而且多称颂黄帝，可见他的哲学思想受到了黄帝思想的一定影响，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就连申不害、韩非、慎到等，亦同样是如此。郭沫若在《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中，有这样的分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有名的稷下学士的派别。孟、荀是儒家，驺衍、驺奭是阴阳家，田骈、慎到、环渊、接子，还有宋銒、尹文，都是道家，淳于髡‘其学无所主’是一位无所谓派。此外有确实可考的如儿说是倡导‘白马非马’的人，田巴服徂丘，议稷下，离坚白，合同异，当然都是名家者流。”这也同样说明，不仅言法家、道家，其思想各有其源是不可以的，就连儒、名、阴阳、墨、杂、纵横各家，说其哲学思想与道家有甚么不同，也同样是错误的。
其实，所谓儒、道、法、墨、阴阳、名辩、兵、农、杂、纵横各家学派之分，都是治学内容上的一种有所侧重罢了，对那些注重军事理论研究的，我们称其为“兵家”；专注于法律研究的，即所谓“法家”；偏重于社会伦理道德教育之说者，就是“儒家”；在学问上注重外交策略研究，如何依据具体情况，联合多数、最大限度孤立、削弱要对付、要打击的敌人的，就给其安上一个“纵横家”的头衔；如此，研究医学的，便是“医家”；研究农业生产发展的，自然为“农家”；甚么都谈的，也就是“杂家”；当然，主要从事哲学研究和论述道理的，就是“道家”了。虽社会研究、论述各有所重，然其指导思想都是中国古典哲学。同源而各显其流。说它们各有各的哲学思想不同根源，就是错误的。这也就像京剧舞台上演一出戏，其生、旦、净、末、丑表演行当因角色所需，其唱、念、做、打的表演技巧，其唱腔板式的运用，其服装、道具之使用，都就有明显的区别，你依此而言其行当不同是对的，若依其表演行当的不同，就说其不属于同一个剧种，而是各有剧种之源，就没有道理了。
自《黄帝经》出土后，我们只要仔细同先秦诸子之著对照性地研究一下，就知姜尚、管仲、吕不韦、贾谊等人的著作中对《黄帝经》多有引用；孔子、商鞅等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中，多有与黄帝相同和相近者，例如墨子，除其“天志”、“明鬼”、“非乐”、“非儒”等观点与黄帝相反外，其他的“尚贤”、“亲士”、“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贵义”、“修身”等观点，都与黄帝的哲学观点相同。
当然，自夏禹以来，实行神道设教，愚民以治，大倡占卜，定为国家制度，到春秋之际已折腾了一千三四百年的历史。所以，“百家争鸣”之中，完全不受神鬼吉凶、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那倒会成为一种怪事。所以，一些学者的学术观点之中，唯物与唯心两种思想纠缠、并存，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如墨子的思想就是如此。这也就是“百家争鸣”摆脱不了的历史局限性。同时，由于“百家争鸣”不是纯学术的争鸣与探讨，而是为其特定的社会变革服务的。所以，这就注定了此一历史时期的学术观点，存在着实用主义的显著特点，在理论上不系统、不完善、乃至为了强调论者自己的某一观点，或出现强调过头，或有故意曲说，在哲学理论上，就有所重，有所轻，有所忽略。
如此，诸子百家的所谓“争鸣”，在总体上体现出一种严重的哲学理论体系不完整、理论不严谨的缺陷，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三）诸子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春秋战国之际的“百家争鸣”，虽然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变革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种“争鸣”毕竟是在经历了长期的神道设教之后才发生的，且其目的只是为了推动新兴封建地主阶层所发动的社会变革、为着建立封建地主阶层的政治制度服务的。这个社会变革一经完成，一切文人学者的嘴巴就必须紧闭，而不能够再搞甚么“争鸣”，不然就要被活埋！所以，所谓“百家争鸣”不是纯学术的研究与探讨，它是受着许多特定历史条件限制的。
在总体哲学观点上，虽诸子百家中多数是坚持以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为指导，而研究解决社会变革问题的。但客观上，自从《易》经被乔装打扮，用作卜筮工具之后，学者们多不敢对其研究，其哲学义理的阐发，就已经是非常有限了。说实话，有很多人都已经不知道如何读《易》经，也难以读懂《易》经深邃的哲理了。从先秦诸子的著作内容上看，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可能会直接见到《黄帝经》之类的哲学著作，恐怕更多的学者也只能是从一传再传的口授心传之类途径接受中国古典哲学的熏陶了。其对于自然规律属于抽象性理论的描绘，在语言上大同小异的表现，就反映出了这样一种状况。
总起来说，由于孔子的阐发，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到了春秋时期，在进行思想修养、进行社会伦理道德教化方面，又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由于老子对《黄帝经·道原经》颠倒、割裂性的抄袭和歪曲，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开始了重大的历史性嬗变。特别是由于封建地主阶层领导社会变革的实用主义需要，黄帝的法哲学理论被有意识地“忘”掉了，尽管有这么多、那么多的“法家”，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民主与法制理论，却并没有继承下来。至于中国古典哲学“天道、地道、人道、时变”四维一絷的宏大理论，阴阳同性相斥、异性相引的核心性哲学理论，则都未得到应有的阐述和传承。这些情况，在诸子百家之中，表现程度是不尽一致的。此对以下几个方面稍作一点分析：
道，规律之谓。道学，就是规律学。事物发生发展变化所产生的各种不同客观自然规律，是因事物的性质所决定的，但规律却并不是物质，而是一种无形、无色、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性科学道理。这一点，不论是春秋时期以前的道学经典，还是春秋之际的管仲、孔子等，都是表述得比较清楚的。如《易·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黄帝经·道原经》说：“人皆用之，莫见其形”；管仲言：“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
然而，李耳抄袭《黄帝经》，为了欺世盗名，而故弄玄虚地卖弄，自吹为他的伟大发现和命称，这就产生了错误：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②
李耳言“道之为物”，是一种不懂哲学的胡说八道！庄子受其影响，一方面说“道不可闻”，“道不可见”，“视之无形，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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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道德经·二十五章》。
②&&《道德经·二十章》。
之无声。”①同时则又说甚么“阴阳之气”：“阴阳者，气之大者也”②，“通天下一气耳”！
如此，就给日后的“有”“无”玄学之辩埋下了祸根，如此，中国古典哲学的道一元论，在他们的口里就变成了“气一元论”，岂不谬哉？
现在，有的学者，一评论到中国古代哲学家谈到道的“无形”，就斥之为甚么“唯心主义”，好像只有说“道之为物”才是“唯物论”。这是一种十分荒唐的认识：道指规律，它是一种抽象的理论，一种理论学说，怎么能是物质呢？就像马克主义哲学，就不是指甚么具体的东西，你能说出“一分为二”、“对立统一”、“量变引起质变”、“物极必反”，指的都是甚么特定物质么？判定唯物论与唯心论，只在于看其是否坚持物质第一性。
中国古典哲学，是四维一絷的唯物辨证科学理论。这四维就是：天道、地道、人道、时变。三维成立体，四维成立体变动。不讲天道、地道、人道之间的互为影响的辨证关系，不将这三个方面的客观规律视作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作为哲学理论的总体构成，就是不完全、不科学的理论。只讲天道、地道、人道，而不讲时变，就是一种不知变化、不能“与时偕行”的僵死理论。只有既将天体运行、地质物理变化、人类社会活动这三方面规律的互为影响，依时间过程为考量，而对其进行研究、探索的指导性理论，才是科学的宇宙观。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哲学，就是这样一种科学理论。其中“天命”这一术语，指的就是必然规律。如《黄帝经·经法》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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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庄子·知北游》。
②&&《庄子·则阳》。
蚑行喙息，扇飞蠕动，无不与天地总，无不庭顺矣。不失其常者，天之一也。天执一以明三：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极，度之稽也；月信生信死，进退有常，数之稽也；列星有数，而不失其行，信之稽也。天明三以定二，则一晦一明；地正四极以立七法，天定二以建八正，则四时有度，动静有位，而内外有处。天建八正行七法：明以正者，天之道也；适者，天度也；信者，天之期也；极而反者，天之性也；必者，天之命也。
《黄帝经》中的这一段话，将道学理论说得非常简明：世界上不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万物的生死兴亡，没有不与天地之道不同者，没有不顺从于天地之道者。“不失其常者，天之一也”，这个 “一”指得就是“道”，就是客观自然规律。惟其如此，《黄帝经·道原经》就说“道为一而不化”，孔子就说他自己并不是上下古今之事什么都懂，而是“一以贯之”。“一以贯之”者，就是遇事以道学理论为指导，研究、分析、解释、贯通万事万物的生存、发展、兴衰之理。此即“一通百通”之所谓。这个“一”就是“太一”，也称“太极”。“天执一以明三”者，就是说天道以其一贯的常规而明见于日、月、星辰的运行与规律体现，由此而有寒与暖、明与暗、昼与夜、朔与望、轻与重、雄与雌、生与死、兴与衰……“天明三以定二”的“二”，便是阴与阳，就是阴阳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引引起事物变化。而变就有度，有数，有周期，周期性的表现就谓之信。这就充体现出量变引起质变，以及物至极而必反的必然体现。中国古典哲学术语中，将天地之间的必然规律谓之以“天命”。“必者，天之命也”，此之所谓，乃客观自然规律之所以命物也。所以，遵从客观自然规律，就称之为“顺道”，否则便是“逆道”。
“天命”是客观自然规律使然，而非有甚么鬼神所主使，故依道而可知。这，就是孔子为什么讲“知天命”的重要，为什么强调学者做学问，不能谈迂怪，说暴力，崇乱象，说鬼神。同样，管仲相齐，成为统治阶层中的重要人物，他对夏、商、周的“神道设教”也要一语道破其天机：“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因为，他毕竟是学者，学者就要讲真话。
管仲与孔子，都是春秋时期的唯物论者。唯物论者在特殊情况下，也要言鬼神。因为自夏禹以来“神道设教”一千多年，人们信鬼神。如齐桓公自以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功高可比周天子，就闹着要“封禅”。而封禅做大，不臣之意暴露于天下，对齐桓公就十分不利。当管仲以情、以理不能说服桓公之际，他就使用了“神道”之法轻易地打消了桓公的错误念头；孔子讲学于宋，当他得知宋国的司马桓魋阴谋杀害他，他也就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这些，都表现了唯物论者应时势特殊，言行也须有一定的灵活性，而非教条主义者所能理解。今天，我们不看管仲、孔子的全部言行，不对他们在某种特殊情况下特殊言行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而是抓住这些片言只语，硬说他们都是“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恐怕就不是一种正确的、客观的历史认识了。
在天命观上，墨子所持的是唯心主义观点，他认为天有思想和意志，在他的言论中，“天”非自然界，“天道”也非自然规律，“天”是人格化了的“神”的代名词。说甚么：“天欲义而恶不义”，又说“天之为政于天子”①。如此，帝王对于人民的独裁统治，就成了天经地义之事，不论其如何暴虐，你都必须服从。服从天子的独裁统治，就成了顺天，反之就是逆天。这就是在天命观上的严重嬗变，这正是秦汉以后封建神学理论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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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墨子·天志上》。
春秋战国之际的道学嬗变，尤以人道观方面为最，这对后世影响很大。这个嬗变，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⑴ 性善与性恶
中国的道学思想认为，太极分两仪，事物有阴阳，故阴阳对立统一是事物中普遍存在着的客观规律。因此，《黄帝经·经法·道法》就说：“凡事无大小，物自为舍。逆顺死生，物自为名”。所以，不论大事小事，任何事物都俱有阴阳两面性，这就是善恶相依、祸福同道的问题。
但是，孟子主张性善，荀子认为性恶。其实在理论实质上，都是各执一端，失之于偏颇。不是辨证唯物论，而为主观唯心论。虽然，后人多将孔子的思想与孟子的思想等同起来，称之为“孔孟之道”，其实，这也就如同世人不知黄帝与老子思想根本不同一样，谓之以“黄老道学”，实为一种错误的认知性称谓。
强调人性本善，人皆可为尧舜，就会忽视法制建设的重要作用；强调人性本恶，就会不注意民主建设，就不尊重人格和人民正当权益的维护，从而滑向严刑酷法，实行残暴的独裁统治。
⑵ 明民与愚民
在中国，观察天地万物变化以兴道学，克服初无文字的困难而画卦图教学广为传播，就是为了教民掌握真理，以做成事业，达到推动社会历史进步之目的。惟其如此，轩辕黄帝才视传播道理为己任，“播之于天下而不忘”。其目的，也就是要做到“民知所由”。这，就是要“明民”而治。孔子周游列国而讲学，同样是宣传正确思想以明民。这也就正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主义。
然而到了欺世盗名的李耳口里，“明民”思想却变成了“愚民”主张：“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并为此而提出了“绝学”、“绝圣”、“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不尚贤”、“常使民无知无欲”的愚民理论。
李耳的思想，是同人类社会文明进步这一历史总趋势相违背的。因为，“绝学”就是反对科学技术的学习、硬究，反对兴办教育事业；“绝圣”、“不尚贤”，就是反对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绝仁弃义”就是反对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就是反对社会的文明建设；“绝巧弃利”，就是反对一切发明创造，反对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水平，以提高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常使民无知无欲”的主张，就是反对思想解放，不让人民有任何对真理的追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剥夺人民的知情权。
李耳给统治阶级所献的“愚民”之术，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极坏的作用。例如，秦始皇依照“绝学”思想而焚书，按照“不尚贤”之策而坑儒；汉武帝也为此而“罢黜百家”；历代统治阶级为了实现“愚民”而治，都要大兴文字狱，一批一批杀害知识分子；尽管中华民族历史上多有发明创造，且机械制造技术曾以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的速度而有所创造，如“指南车”、“水推磨”、“千里船”……但在统治阶级眼里，都被视作“淫巧之术”而难加推广；直到中国人的四大发明传到西方，成就了西方工业革命，人家驾了坚船，支起大炮，端起洋枪，要杀进中国的时候，清代封建统治者还视西方先进的机械制造为“淫巧之术”而不屑一顾……
李耳，这个抄袭、歪曲我中华文明始祖之著，然后沽名钓誉，标榜为自己的伟大发现，借机给统治者献上了一整套愚民政策，使我中华民族深受其害的人，被统治者们吹捧起来，倒成了甚么圣贤！在中国，对孔子批判了八十多年，一茬接一茬人的批，可是，却不批判李耳鼓吹愚民哲学，直到现在还在吹捧李耳的哲学是如何“博大”，“精深”！所以，我很怀疑，以往对历史人物的批判是否真正反映了人民的心声？是否真为中华民族？
⑶ 民主与法制
中国古典哲学关于阴阳互依互动的理论，是实现社会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科学理论依据。虽然，在距今四千多年前，是不可能有如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民主与法制的社会生活的。但也还是直接造成了夏代前的民主与法制社会实践，不仅提出了“道生法”的法哲学理论，而且明确地指出了法律是不能够依统治者的利益而行制定的，而是必须依照人类社会生活必须遵从的客观自然规律而制定。法律一经制定，统治者便不可以随意更改，执法者首先就必须守法，以法律为准绳而行自律。此如《黄帝经》开篇之所言：“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更紧紧围绕民主与法治建设说明了德治与法治的辨证关系：“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穆穆天刑，非德必倾。刑德相养，逆顺乃成。……刑阴而德阳，刑微而德彰，其明者以为法，而唯道是行”①。在对待人民上，黄帝说：“吾畏天，爱地，亲民”②，又言“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用在时，时之用在民…毋苛事，节赋敛，勿夺民时，治之安”③；帝喾说：“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故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仁，吾慎此而已矣”④；帝尧曰：“吾存心于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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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帝经·十六经·姓争》。
②&&《黄帝经·十六经·立命》。
③&&《黄帝经·经法·君正》。
④&&《新书·修政语上》所引。
古，加志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饥，曰：此我饥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义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先恕而后行。”①
为甚么会如此？其道理也十分简单。按照中国的古典哲学理论，国家与人民，是阴阳互为依存、互为根本的关系，这也就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②意义。因此，孔子就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③
然而，历经了夏、商、西周父传子、家天下的奴隶制统治，以及思想领域中的“君权神授”鼓吹，治国理论的“以民为本”变为夏禹的“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的奴隶主政治。民主自然是谈不上了。春秋战国之际的“百家争鸣”，法家理论不少，但轩辕黄帝的德治与法治理论，则冠冕堂皇地变成统治者手中的“制人权柄”。韩非就是这么说的：“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释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则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④商鞅认为：“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本不坚，则民如飞鸟禽兽，其孰能制之？”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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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书·修政语上》所引。
②&&《尚书·五子之歌》。
③&&《孔子家语·五仪解》。
④&&《韩非子·二柄》。
⑤&&《商君书·画策》。
你瞧！在这些“法家”的口里，大臣，变成了君主家的一只狗。对于狗而言，若是乖乖替主人看家、咬人，主人可以扔给块骨头啃啃；若是不太听话呢？就挥刀杀掉，再换一只。人民，以经变成了统治者必须首先加以制服的敌人。此毫无民主可言，也无民本可说，只剩下了阴险、毒辣、残暴的镇压和奴役了！
总之，春秋战国之际的“百家争鸣”，并不是真正学术研究意义上的争鸣与探讨，它对于改变夏以代以来奴隶制统治的社会变革，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也有其一定程度上的恢复。但是，因为社会制度的原因，其学术思想是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限制的。从恢复和发扬中国古典哲学理论这样的角度而言，我们就会深刻认识到：要坚持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科学理论，并以之指导社会实践，实在是一件很难很做到的事情。然而，要篡改一种正确的思想理论，却是非常容易的。如果要是投靠统治者而借助权力，倡导害人的歪理邪说者，也会成为“圣人”！老子就是历史的例证。
（四）孔子对中国道学发展的贡献
“百家争鸣”之中，唯有孔子等极少数学者，能够作到不为高官、厚禄之诱，不为当时统治阶层的反对所动，而比较正确地继承和弘扬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精神，为中华民族做出自己的历史贡献。
孔子承认“天命”即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必然规律之存在，因而也同黄帝一样，强调要“畏天命”，办事情不能够违背客观自然规律。但也不主张因此而固步自封，无所作为。如人不要因为有生必有死而贪生怕死，言“见义不为无勇也”；他强调人是“学而知之”，鼓励人们要多闻、广识、学以致用，勤于实践；他反对老子鼓吹的治国家“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观点，不仅主张广泛进行社会教育以“明民”，而且提倡“有教无类”，以使全社会的人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与机会；孔子忠于黄帝尚贤重士、任用贤能治国家的政治观点，提出“举贤才”的口号，以抵消“不尚贤，使民不争”谬说的影响；孔子也不赞成“常使民无知无欲”的禁欲主义鼓吹，而是主张对社会财富要得之以道，同时要用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切实可行的社会道德规范，“修身”、“克己”，实行自我约束，使人的社会行为不越距，而达“尽善”、“尽美”境界。因此，传言孔子对老子敬佩，云：“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①我敢肯定地说，这绝非孔子之语，而是尊奉老子的信徒们，欲借孔子的历史威望抬高老子而编造出来的“故事”！倒是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抵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②，是真实的历史反映。后人信孔子赞颂老子者，是由于其对孔子、老子的思想观点未行研究、对比，不知其相互对立而造成的。事实上，孔子的思想观点，与轩辕黄帝的思想观点相同。而老子的思想观点，则是与黄帝的思想观点背道而驰的。所谓将黄帝与老子并称，言甚么“黄、老之学”，乃是秦汉封建统治者，借黄帝的名声抬高为其献“愚民”之术的老子所玩弄的又一个把戏。
孔子认为，统治者对人民毫无节制的赋敛、盘剥，是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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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史记·老子列传》。
社会财富分配极端不公平根源，认为这种极端性的“不均”就是社会动荡不安的祸根。他还反对“不教而诛”的任何既施“愚民”之术，又实行苛刑而治的暴政。因此他呼唤德政与仁政，表现出了以人民为本位的民主政治倾向；针对春秋之际杀父弑君、卿相专权、诸侯争霸、人言巧辩、行为偏激等社会乱象，孔子以“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救世态度，竭力提倡中庸之道，且身体力行，努力使自己的言行体现出一种不偏不倚、中正和平、客观公允的精神。这也就是孔子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些不符合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的谬误之说，一般都不进行尖锐的批评，而总是有针对性地正面阐述自己观点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对于孔子的思想观点与其他学派的异同，不进行对比研究，不与当时社会思潮和社会实际相联系，就难比较确切地了解孔子的思想本质，及其历史意义所在。
对于孔子近一个世纪的反复大批判，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轮到我们中国人现在来细细品尝这种苦果了，道德沦丧之风甚至都刮进了一向被视为“社会净土”的校园之中。然对此因果关系，人们的认识则是很不充分的，不知道一个民族的思想精神，并不是一时造成的，而是包涵着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教育等多方面的因素蔚成的，是一种综合性的历史体现。那种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为着一时的某种政治需要，就大批特批某个历史人物及其思想的恶劣作法，就是造成社会思想混乱的祸根。而一种错误的理论提法，一种混乱的社会思想，就是造成社会很长时间人们思想行为混乱的根源。我想要研究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研究中华历史文化的思想源流，就不能不大量购书，以借鉴当代著名哲学家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思想。但是，很不幸，我从书店里购回的1994年以来所出版的“新著”，仍有许多还是沿用“批林批孔”中业已用滥了的语言评价孔子的思想，说“孔子是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他的“克己复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