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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评|胡歌的《猎场》大结局了，它告诉我们：想要得到，就得让自己足够配得上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韩松落
摘要：《猎场》讲述的就是一个扎根的故事。
看姜伟编剧和导演、胡歌主演的电视剧《猎场》的时候，常常会想起某个财经作家写的一篇文章。他认为，财富的质量，是要用你和这个世界发生的联系的深度来衡量的，你的联系深入、广泛，你促成的改变足够多，你的财富就真实、有效、高质量，反之，你的财富就是低质量的。
用西蒙娜·薇依的理论来说，这就是“扎根”，和整个世界发生联系，承担自己的责任，获得更多的知识。这些劳动、品格、责任、知识，会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扎根，让你在意识层面，获得完整的自由。
《猎场》讲述的就是一个扎根的故事。
和国产电视剧比起来，它有一个完全不合常规的开始：男女主人公出现时，是不成熟的，甚至有污点的，用了漫长的时间，才获得救赎和成长；男女主人公在第一集就在一起，在第二集就分手了，到第四十八集才重新在一起；男女主人公都没有为彼此守身如玉，情感始终有进展；配角都是大咖，但他们的角色使命一旦完成，他们就消失了。
但正是这样的设定，才让整个扎根的过程，更结实，更现实，也更可信。
胡歌扮演的郑秋冬是带着污点出场的。故事开始的时候，他刚走出校门，一心想赚钱，一心想从平凡的生活里突围，心急火燎，却没有找到适当的突围路径，这种境况，让他变得心浮气躁，什么工作都做，什么钱都敢拿，去尼泊尔收过虫草，也开过职业中介所。
明明是读《挪威的森林》《德伯家的苔丝》，看《重庆森林》的文艺青年，却努力地摆脱自己的文艺气息，变得油光水滑，满身都是江湖气，他以为，这才是积极入世的最好方法。
整部剧，就是从他在工厂里的激励演讲开始的，郑秋冬西装革履，说着自己也不相信的话，拿着自己也不满意的酬劳，却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当，就在他去老板那里拿钱的时候，窗外有工人跳楼了。
现实必然是要给他重创的，果然，他因为参加传销团伙，被判刑入狱，虽然因为积极改造，获得减刑，但真正的惩罚，从他出狱才开始。他不被社会接纳，找工作很难，于是用了假身份求职，进入山谷集团。
这都给我一个错觉，让我以为，这部戏的焦点，都将集中在假身份上，整个故事，就是郑秋冬的潜伏之旅，以及，他如何用假身份，获得真实的认可，也获得真实的救赎。就在此时，他被识破了，以极其屈辱的方式，离开了山谷集团。
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方式开头呢？为什么要用人生污点，作为一个人人格资产的起点呢？
为了戏剧冲突，为了给整个故事一个推动力，也为了在剧集播出期间，给出阶段性的话题，带出现实的思考，假学历假身份和真实的能力之间，到底哪个更能获得认可。而在《猎场》播出期间，一个社会新闻，似乎也在为人们的讨论提供佐证，一个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47岁男子，伪造了学历、户口、职业资格证，和工作履历，通过了好几个大企业的高规格面试，成为高管，最后因为工作能力不足引起了怀疑。
但这个开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那就是让郑秋冬的勤奋、正直、忠诚、善良、识人知世，有了一个真实的，充满自我意识的动机。如果，一个故事中的人物，就像第十集以后的郑秋冬那样，总是勤奋，总是精神饱满，总是待人真诚，总是为别人考虑，那么，这个人物一定会引起我们的质疑、警惕甚至反感，毕竟，世界上不存在“高、大、全”式的人物的。
但在《猎场》中，郑秋冬的一切正面作为，一切积极的表现，都得到了我们的理解。
他对工作的忘情投入，他对感情的忠诚，他对友情的赤诚；他在盗取信息的关键时刻放手，放弃十八万酬劳；他在完全失败的情况下，重新争取曲闽京的信任；他竭尽全力，熄灭陈修风生命中的核爆，像林拜说的那样：“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全赢，陈家于无声处度过危机，智慧地阻止了袁昆的道德绑架”，以及，为了拯救严枫的精神状态，而让来之不易的感情陷入危机。
所有这些，都变得可信了，我们甚至觉得，他做得还不够，他还可以更高尚一点，更全能一点。因为，我们的确被打动了，被激励了，还希望被激励更多。
这都因为，作为编剧和导演的姜伟，给了他一个人格的污点和人生的低点作为起点。从此，他必须奋进，必须自省，必须光明，他的每一步，每个作为，都是为了远离污浊之河，他必须以超过常人的正面努力，去抵消生命中和职业生涯中的负面。他的好，他的高尚，甚至整个故事都成为合理的了。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写法。为了让人物的高调合理，先给他一个低调的开始。
这种写法，必然是自觉的。郑秋冬在安慰赵见蜓的时候，就曾说：“赎罪的心理，会给你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故事里的他，的确就是这么做的，事实上，受到暗示的，是看故事的我们，赎罪的心理，让整个故事的积极向上，变得合理可信了，因为，故事的开始，就像股市的1600点，之后每一步，都必须是新高。
东野圭吾的《信》里，也有类似的情节，哥哥犯罪，让弟弟也受到牵连，弟弟升学求职都处处受阻，在故事的最后，终于有企业家接受了弟弟，并且告诉他，哥哥的犯罪，是一种社会性的自杀，“可是，和真正的死亡不同，社会性的死是可以生还的。方法只有一个，孜孜不倦地一点一点恢复他与社会的相容性。一根一根地增加与他人联系的线。等形成了以你为中心的像是蜘蛛网一样的联系，就没有人无视你的存在。”
其实，需要增加社会相容性的，不只有因为犯罪而导致“社会性自杀”的人，也不只有郑秋冬，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需求。我们都需要增加和周围人的联系，和周围的人，也和这个世界形成真实有效的关系，真真实实地扎下根来，只有这样，才能度过各种危机，获得发展，让生命圆满。
郑秋冬此后的经历，就是扎根之旅，这比用假冒身份展开潜伏之旅，可要惊心动魄许多。
首先是在职场扎根。他开设职业介绍所，从介绍保洁、介绍保安开始，一点点获得市场的认可，把小小的职业介绍所，变成被资本看重的猎头公司，开始展望上市和全球布局。这个过程，花费了五年多的时间，在职场上，算是神速，但不算特例，而《猎场》非常耐心地描绘了这个过程。
经典案例，有曲闽京案、陈修风案、赵见蜓案、陈香案，这几个案子，各有侧重，在职场元素和情感因素上，都有非常特别的设定。几个案子是层层递进的，一方面，在职场元素上不断递进，把猎头公司的功能、市场位置、工作方式，一点点讲透了，是非常生动的职场教科书，另一方面，在情感因素上不断递进，用不同的婚恋关系，展现了婚恋众生相，是非常深刻的情感教科书。
这些案子，让郑秋冬的职场素养、职场经历，变得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有说服力。他的污点，也越来越不重要了。在盗取银行信息和曲闽京案中，他坐牢的经历，还会被人提起，作为打击他的武器，在这之后，这件事再也没有被提到了，甚至，在赵见蜓案里，成了他激励和收服赵见蜓的重要筹码。
其次是在人群中扎根。出狱后的郑秋冬，两手空空，完全处于一种“社会性自杀”之后刚刚复活的阶段，但他先是凭借勤奋苦干，收获了熊青春、惠成功和贾衣玫的支持，又凭借真诚和忠诚，赢得了林拜的友谊，陈修风和葵大姐的帮助，把自己的根系越扎越深，直到变成大树。
把人放到人群中，也是这部戏塑造人物的成功之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所在的群体，就是他的性格的最好说明。《猎场》除了直接塑造郑秋冬本人的性格，还通过周围的人来塑造他，这些人，有正面的——林拜、罗伊人、陈修风、葵大姐，中间地带的——贾衣玫、惠成功，以及反面的——袁昆，通过他们的互相作用，清晰地告诉我们，郑秋冬是什么样的人，会和什么人在一起，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又怎样影响到了他们。
这点很像《一代宗师》。《一代宗师》的核心人物，当然是叶问，但它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叶问是什么样的人，而是笔锋一转，去写宫二等人。它告诉我们，他的师傅是什么样的，他的爱人是什么样的。在王家卫看来，这些人都是主角的生命内容。
然后是在人情中扎根。郑秋冬和罗伊人，一开始就在一起了，但却很快分开，直到十一年后，才又走到一起。这和姜伟导演的《潜伏》简直异曲同工，在《潜伏》里，余则成和翠平在第五集就共处一室了，但直到第二十七集，才真正在一起。
更重要的是，通过他们的守望交错，也写出了他们在人情中扎根的过程。查理·芒格说：“要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最可靠的办法是让你配得上它。”
郑秋冬和罗伊人，并不存在配上配不上的关系，他们其实很像，甚至可以说是一体两面，像《白夜行》里那两个完全信任、性命相托的伙伴。
经历了这些爱情，他们终于懂得了爱情。郑秋冬变了，罗伊人也从一个“没定力，谁追得狠了，我就跟谁走”的女孩子，变成了会说出这样的话的女人：“女孩子，幼稚的成本很高，最好能在，恋爱的年纪结束它，不然你就会把大好时光和无数的机会都赔进去。最多换得几声同情，等回过神来，眼角就满是皱纹了。我说的幼稚有很多种，其中就有自己骗自己。”
饭要一点一点吃，经验要一点点增长，人际关系要一点点拓展，光认识了还不行，还要用时间去发酵，用共同经历去催化。
所以罗伊人说，她之所以来到杭州，是因为“要和你们在一起，有了共同的利益，就有了共同的方向，志同道合，一起做事。”这也是为了扎根，是扎根的最好方式。
西蒙娜·薇说，扎根是对人来说，最重要也最容易被忽略的需求：“一个人通过真实、活跃且自然地参与某一集体的生存而拥有一个根，这个集体活生生的保守着一些过去的宝藏和对未来的预感。”而每个时代，却也存在着一种她所说的“拔根”的力量，这种力量通常来自军事征服，但多数时候，“哪怕没有军事征服，金钱和经济支配的力量也会强加一种外来的异在影响，激发起拔根状态的疾病。”
郑秋冬和罗伊人却克服了这种疾病，在故事里扎下根来，也在我们心里扎下了根。
他们变成了配得上更好的事业，更好的爱情，更好的生活的人。
用一部52集的电视剧，讲清这样一个复杂的故事，需要高明的技巧，也需要极大的耐心。在这个故事里，处处可以看到这种技巧和耐心。《猎场》在形式上融合了言情、商战、谍战、悬疑、推理等多种元素，用猎头这样一个题材线，把这些元素都收纳了进去。很多职场剧，都声称自己找了强大的编剧顾问团，甚或编剧本来就是业内认识，主创也都去体验了生活，但最后的效果，还是不尽如人意。《猎场》中的职场知识点非常广博，从猎头行业，到金融、风投、情报行业，都有涉及，但知识点都很准确，而且和剧情融为一体。此外，大到整个故事，小到每个段落的情境设计，都充满悬念，步步惊心，又经得起推敲，情节又和人物性格紧密相连，人物推动情节，情节服务于人物。许多段落意味深长，例如陈修风一案，他结婚二十周年的庆典，把职场危机和情感危机同步爆发，但借助一众老友饱含感情的祝福，让一场大祸消弭于无形。台上是建设性的真情，台下是破坏性的真情，二者交战，一场暗战就在花团锦簇、微笑落泪间进行。
《猎场》没有明确的时间点，但却用很多真实的细节，凸显出了时间线。比如通过台词提到的重要的社会新闻、网络事件、流行歌曲、院线电影，让我们知道了，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这要比直接上一行字幕有效得多，还增大了信息量。例如，林拜的妻子问林拜和郑秋冬，什么是“海外撒娇”，我们于是知道了，那是“海外撤侨”事件发生的年份，装疯的陈香念叨着马航传说，我们也就知道了，故事应该发生在马航事件之后。剧中的合同、文件，手机上的对话，百度搜索的结果，都非常细致和准确。例如赵见蜓的简历，在银幕上只有几十秒，却中英文兼备，处处都经得起深究，这必然是请了专业人士，费了一番心思制作出来的。
总之，它认真地写了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来龙去脉，有美好的地方，也有私心杂念，有自私之处，也会在关键时刻展现无私一面。就好像男女主角，都有污点有瑕疵，他们必须要修炼成更好的人，才能配得上他们期望中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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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做的事情，也许暂时看不到成功，但不要灰心，你不是没有成长，而是在扎根。”这启示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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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做的事情，也许暂时看不到成功，但不要灰心，你不是没有成长，而是在扎根。”这启示我们要()A.积极促进新事物的不断成长B.坚持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C.正确认识整体和部分的关系D.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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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后，现代科技伴随着我们民族的屈辱经历传入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注定了我国的科学及其进步与国家的振兴密不可分。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科教兴国”、“科技创新”，一系列以“民富国强”为目的的科学发展导向，激励着几代满怀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推动着我国的科学发展，为今天国家的富强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但是也要看到，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与近代中国的现实需要自然融合，“用”的意识仍主宰知识追求的全过程，西方那种超越实用的“求真精神”和“兴趣驱动”的知识探究模式并未在中国扎根。然而“求真”才是西方现代科学发展的本源，是健康学术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认为，过于强调科学研究的实用性，会导致以下弊端。
弊端之一：庸俗理解“学以致用”，颠倒了体用关系
人类的科学研究源于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性的好奇。在这种好奇的驱动下做超功利的探究，持之以恒，自然会有所发现。而这种发现当然会反过来促进或有益于对自然界和社会的改造，对优良人性的培育。也就是说，产生社会经济效益。但如果把科研和学术的实用功效作为追求的绝对价值和直接目标，就会把研究引向急功近利，导致科学知识本身的危机并最终使其使用价值也陷于枯竭。须知科学知识的使用价值不是无本之木，无皮之毛，而是真理与知识的一种社会、经济效用，是一种衍生现象。施一公院士针对大学太过强调“学以致用”的现象指出：“在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的学习，从来就不是为了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你都是无法预测的，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一个自然科学家发出这样的劝告是令人深思的。
弊端之二：过分强调“成果转化”，终致没有成果可以转化
与此相关的是如何看待科学知识的所谓“成果转化”问题。我国的各级政府和大学、研究机构，近年来非常强调成果转化。但转化从哪儿来？我们现在的情况不是有很多好的研究成果没有转化成生产力，而是严重缺少可以转化的好成果。原因之一就是过分强调实用功利而导致大学的基础研究能力降低，好的成果出不来，没有东西可以转化，而不是缺乏转化。施一公院士曾经结合自己的经验指出：“当一个大学教授有了一个成果，无论是多么基础的发明，只要有应用前景和产业转化的可能，就会有跨国公司蜂拥而来，我就是个例子。我十四五年前，有个简单的、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发现，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动来找我。这些公司就像那些缉毒的狗一样不停在闻，在看，在听，他们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个有意义的发现。”（施一公《中国大学的导向出了大问题》）另一个例子，美国分子数学家Joseph
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获得1985年的诺贝尔奖。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成果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如果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如何能转化？他只是做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做好了，成果有了，转化是水到渠成的，不需要拔苗助长。（参见施一公《中国大学的导向出了大问题》）
二、实用主义传统与政绩思维的结合
实用主义传统与行政本位的体制结合更导致扭曲的政绩观和畸形的“符号”管理方式，进一步毒化了学术研究的文化生态
科学研究成果的发现者（即研究人员）与使用者之间应该存在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研究人员应该潜心研究，不要过多考虑研究的实用价值；使用者则不要轻易、粗暴地干预、“指导”科学家的研究，或者整天催促其拿出具有重大实用价值的成果。过分强调实用价值的结果，是使用方成为凌驾于科研和学术之上的“领导者”。特别是在目前国内科层制的行政体制下，掌握审批权力和人财物资源的各级政府部门，作为最大和最终的使用方或卖方，同时也是评价者和科研经费的管理者，身兼数职，权力高度集中，不仅主宰着科研和学术的方向，而且他们本身的绩效考评和宦途升迁也与科研和学术的“成果转化”密切相关。这样一来，政绩思维进一步强化了科学研究的急功近利，极大地扭曲了科研和学术管理的理念和机制。
这种扭曲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畸形的“符号”式管理方式，其核心是把有所谓“显示度”的各种“符号”作为行政部门激励科研和学术的魔棒。所谓“符号”就是各种名目的嘉奖、头衔、项目、工程、中心、基地、平台等等。“符号”式管理就是通过评授这些“符号”来激发科研活力。在这些符号中，项目和组织有“重点”、“一般”、“培育”之分，人才有“百”，“千”，“万”或“xx学者”之别，并且各种名义都有国家级，省部级，院校级等不同层次，笔者没有认真统计过目前全国各种符号的总量，粗略估计应该不下千余种，中国大部分科研和学术行为都被覆盖在此类“符号”网中。
本来，学术方面的嘉奖应该是对杰出学者、优秀学术成果及学术机构的肯定，不能说它本身一定不好。但这里有两个前提。首先，它应该通过非行政化的学术评价机构、评价机制产生，而不应该受控制于行政权力；其次，它应该是对于优秀学术成果或优秀学者的水到渠成的、自然而然的奖励。一个学者专心致志地把学术做好了，自然应该获得各种符号、奖励和资源；获得了这种奖励和资源，则可以让他更加潜心学术，做出更杰出的学术成果。也就是说，它是形式不是内容，是手段不是目的。但一个学者如果整天眼睛盯着符号，心里想着符号，特别是符号带来的利益，就会走火入魔，甚至把精力放在歪门邪道上，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地获取符号与符号利益，忘记了学者的真正使命和学术研究的真正目的。这样，形式就会异化为内容，手段就会异化为目的。
很不幸的是，目前符号式管理体制就存在这种严重的异化现象，它不仅导致普遍的浮躁和急功近利，而且更可怕的是败坏了学术生态和学术文化，使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失去了产生的土壤。
其具体表现有：
第一，权力绑架学术。在当下行政权力主导的体制中，学术符号被权力绑架，失去了学术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符号级别的划分依据和标准本身就是高度行政化的，能否获得符号、以及获得什么级别的符号，也极大地取决于行政权力，行政权力直接操控评价过程（所谓“匿名评审”“专家评审”常常流于形式）。这样，由于“符号”由行政部门评授，各种人财物资源向行政权力集中，造成知识系统被迫依附于权力系统的局面。学术群体对学术领先和学术卓越的追求日趋淡化，而对权力与地位趋之若鹜，高校教授争当处长或沦为“填表专家”、学界和学者请托送礼“跑部钱进”都还只是表象，对我国学术文化和学术道德造成的伤害乃是深刻、久远和极其严重的。
可能有人会说，各级评审虽由行政部门主持，但评审本身可都是请的专家。但这只是表面的事实。当“符号”与个人利益，与单位级别和领导“政绩”密切相关时，在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中，怎么能指望专家不“与人为善”？钱学森先生批评我国学界缺少正常的学术批评，“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谁会做“砸人饭碗”、“碍人升迁”的恶人？
权力本位的体制加上人情社会的传统，使得很多本意在于防范学术腐败、学术不端的措施流于形式，比如各种各样的匿名评审制度、理工科类学术项目的“查新”制度，大多形同虚设，流于走过场和形式主义。
第二，由于行政权力与学术之间的边界不清，造成权力与学术同构、合谋，权力越大、职位越高者学术符号越多的赢家通吃的局面。目前很多高校普遍存在这样的现象：重要科研成果的获奖者、重大科研项目的首席专家等等，同时是学校的领导或主要领导。这些人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于一身，将其相互转化，“官大学问大，权大经费多”已经成为大家痛恨的普遍现象（参见《科研经费七成按行政级别分配》，中国学术网，2015年4月12日）。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种重要的（尤其是国家级的）学术项目、研究基地、荣誉学者、科研成果等的评审专家，同时也是高校的各级在职或离休官员（这些人兼有所谓“专家”头衔），大家相互认识，官官相护，彼此提携。
第三，畸形繁琐的数字化管理导致数字工程，使学术研究内涵空心化。
符号化管理不仅是行政化的，通常也是严格量化的。行政管理部门通常依据级别（经常是变相的行政级别），为每个符号匹配了相应的、可以量化的人、财、物资源以及待遇，它们不但随“级别”而升高，而且随数量递增（比如在某级别的刊物发表1篇文章可以记多少分，得到多少奖金；获得某个级别的奖励可以记几分，得到多少钱；获得什么级别的项目可以配套多少经费，等等）。为凸显行政作为、“科学管理”，符号数量不断增多和扩大，政绩亦随符号的“体量”而提升。符号的授予者慷慨布施，符号的领受者孜孜以求，于是机械庸俗的数字化管理大行其道。级别和数量成为符号工程实施的两翼。
这种数字化管理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学术研究内涵的空心化，追求规模效应：项目务求重大（项目越大，显示度越高，政绩也越大），会议或论坛唯规模与新闻效应（所谓“影响力”）是求（为此挖空心思请与会议的学术内容无关的官员或所谓“学术大碗”出席）。学术会议的议题大而空，热闹有余，深入不足。凡此种种均极大地助长了华而不实的作风。目前高校之间、学科之间和学者之间的比拼，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数字的比拼，各类评审表格充斥数字，而不见内涵（比如某大学某学科到底有何特色，有哪些不可替代或不可越过的成果等，在表格上没有得到体现）。
第四，利益而不是学术成为大家一致追求的目标
当符号被配以过多的非学术利益，而符号的获取又取决于行政权力、畸形的数量化标准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利益而不是学术成为学者追求的目标。为了获得符号以及符号背后可观的资源和待遇，学术组织和个人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符号的要求来安排研究内容，精心“打造”学术成果，其最终结果是，原来作为工具的符号反过来成为了目的，而学术反而成为实现目的的工具，符号的价值——实际上是符号携带的利益——远远高于学术本身的价值。其极端表现就是研究者追名逐利，管理者急于求成，这是近年来学术贬值、学术浮躁普遍存在和学术造假屡见不鲜的重要原因。法国付立叶大学拉贝教授在核查年30多次学术会议的论文时发现，许多论文是用SCIgen软件自动生成的伪作，其中大部分出自在中国召开的学术会议，作者也大多数是中国人。（中华读书报，2015年2月？日，作者：张田勘）在百度输入关键词“论文发表”，立即会出现数不清的网页，提供各种类别和层次的“学术论文”从选题到发表的“一条龙服务”（“文汇学人”，第13版，作者：蒋寅)。据统计，我国财政2013年的科技投入已达5000亿元，是1978年的100倍，但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我国每篇科技论文平均被引用仅为6.92次,低于世界平均值10.69次。(蒋：同上）难怪朱清时校长说，就世界一流而言，中国大学的物质条件已经接近,但质量和水平却越拉越远。(朱清时,凤凰网)
总之，符号式管理方式对我国学术文化的消极影响令人担忧。做学问需要“心如止水”，“板凳坐得十年冷”，这是古往今来为学者的共同体会。但在目前这种管理体制下，“符号”既与个人收入和荣誉、待遇挂钩，又关乎整个单位的“集体荣誉”乃至“层次”和“级别”，所以学者们身不由已地陷于功名利禄的争夺之中，甚而出现恶性竞争，以至学术机构“只表现为一个熙熙攘攘的知识集市，而不再是一个相濡以沫的知识社群，充斥在这里的只是知识摊位之间的尖利叫卖声，而不再是研究过程中无功利的共享快乐。”（刘东：众声喧哗的大学论说，清华学报，2008-6，第21页）物质待遇的激励作用是不容否认的，但毕竟有限，正如北大中文系前主任陈平原所说：“我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我不相信评审之下能长学问。”（陈平原,
中华读书报,
）况且用物质待遇调动科研积极性还有副作用，其程度远远超过其正面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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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点建议
综上所述，要促进知识创新，实现创新发展，当务之急是转变管理方式，改善学术环境，树立正确的学术理念，建设健康的学术文化。为此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第一，要在高校、科研机构乃至整个社会提倡“求知为本”和“求真至上”的学术理念，把“求知求真”本身作为最高价值追求。基于前述我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与现行学术评价机制的弊端，当前提倡这一精神既必要又紧迫，应该让这种精神成为激励学人钻研学问的永不枯竭的动力。这里要特别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作用。在传统社会，正确的学术理念常常由师傅通过言传身教传给徒弟，但在现代社会，学术研究已经极大地体制化和规模化，正确的学术理念的培育主要依靠学校教育。中外历史上那些著名科学家为求知而求知的故事（比如牛顿，华罗庚、陈景润等），应该在小学开始就深入人心。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博士生答辩中则设置“反方诘难”程序，
通过人才培养各阶段的程序设计培育对“真知”的敬畏。
第二，削减行政部门设计的“符号”，切忌频频变换符号名目，运动式地进行各种形式的XX高校、XX学者、XX学科、XX平台评选，少些折腾，多做实事，让学者安心治学，也让科研院校的领导少些焦虑和奔走。如果某些符号确有必要保留，也应按国际惯例突出其“荣誉性”，淡化其功利性，减少其携带的非学术利益，淡化物质刺激。学者们的生活改善和学术资源分配应在法制框架内解决或给予基层单位自主权。
第三，大力推进学术的非行政化，把学术评价的权力还给学术共同体，建立独立的学术评价标准。事实上，一个学者的水平如何，在学术圈内自有“公论”，这种“公论”足以成为激励、鞭策学人进取并促其自觉自律的强大力量。培育和扶植学术共同体，支持其健康发展，这才是行政部门应该做的事。其中最核心的是行政权力应该逐步退出学术，特别是退出学术规则的制定。
第四，为严防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相互转化，形成官员与学霸的共谋、同构关系，应该建立官员退出（学术）机制，也就是说，各级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的领导，尤其是高层领导，不应该同时担任学术领导职务，不应该参加各种学术资源和学术荣誉的追逐。可以出台政策，明文规定什么级别的领导干部不能同时参与何种级别的学术职务或荣誉（比如长江学者、院士）的竞争，不得申报何种级别的项目与学术成果奖，让管理者安心管理，研究者潜心研究。
&【本文与刘新成教授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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