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商及其三大文化
粤商演变粤商(广东帮)文化实际上是三块：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和广府文化。历史上做生意最厉害的是广府人，近代是潮汕人。现在一讲粤商大多还是指潮汕人，但上世纪80年代潮汕人造假损害了自己的名誉，造成今天以潮汕为代表的粤商末路。广东人讲究小富即安，但优势是实干，不好高骛远，不喜欢做官。
　　早期粤商的代表是广府，广府的代表是200年前的十三行。十三行以贸易、运输为主，又以伍、梁为代表。到后来这些商人支持政府，政府又没将钱用到实处，没有得到好的回报，结果打击了当时的粤商，这是明清粤商的特征。
　　再后来，近代真正代表是潮汕，靠近海边，有很强的风险、忧患意识与拼搏精神，涌现了李嘉诚等代表。改革开发后，广东有三个特区，除了发展经济，还引进了外资。但一些精英人物赚了钱后就走了出去，赚钱容易成了一种时髦。有关方面又没有正确引导，导致粤商坐收渔利。但可喜的是客家商人目前已涌现了出来，他们很勤劳务实，心态很强。他们冲出来后开始注重品牌建设，注重文化打造，他们是未来粤商的代表。
　　由于商业文化的压抑，广东商人的文化传统东西已慢慢落伍，导致上进心不强。这一点广东人没有真正重视。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引导粤商的精髓，即开拓、敢为天下先、做大做强、扎扎实实的精神与粤北的出头精神三块吸收进来，打造一个全新的粤商精神。在抓精神文明建设时，不要把粤商传统的精髓给忘掉了。
　　现代意义上的商帮是一个开放性较强，与当地政府对接时能够互惠互利的组织，它有别于历史上的商帮。历史上的商帮的特点就是封闭性强。
　　打造粤商新文化
　　现在广东强调建设文化大省，但具体怎么建设？从微观层面、技术层面怎么落实？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法、没有形成一个双赢的政策。方向性已明确，但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怎么落实还不清楚？如何挖掘广东人的特质与潜力，推陈出新，并贯彻到每一个广东人中去？这才是首要的。
　　在融合这三块文化因素时，一定要考虑当代的因素，如新客家人文化、国外优秀文化、中原文化中优秀部分，都是新广东人的元素。最终目的是开阔新广东人的眼光，并拥有宽阔的胸怀和进取精神及永不知足。比如潮汕人的忧患意识、客家人好学习的精神都值得很好地发扬。
　　现代社会需要法制商帮
　　在今天这种市场经济社会里，商会(帮会)的存在很有必要，它能起到如下作用：首先是自律。自律与自我保护相类似，它与保护团队可以合一起。没有自律，团队的整体形象就会受到破坏或无法建立。自律可以降低商会和企业的经营成本。此外通过自律还可以形成一些游戏规则，这样可以减少内耗与拼杀。结果自律就变成自我保护，就好比一个人自爱；其次是行业互助。在有些共同需要的资源与资源共享方面，可以减少很多交易的成本，比如大家请专家，可以互补有无，这样竞争就可以理性化，避免不必要的隔阂；第三是与政府各方面的沟通，可以完全转达行业的意思。因为单个企业的问题人们会认为是个案，变成行业的问题政府的重视程度就不同；第四是防止行业垄断、少数人把持的局面。这有赖于整个社会法律的大环境。
　　以前形成帮会主要是因为信息闭塞，社会法制不健全，因此经商过程中就需要所谓"道上的朋友帮忙"。"帮"这个字给别人感觉有点黑社会的味道，就是因为它法律不健全，要去争取权利。用得好是保护自己，打抱不平，但若用不好就带有黑社会性质。我个人认为不应强调"帮"这个字，因为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因此帮会不管是组织还是合作，都应以法律为基础。消费者应该成为比较强势的对话团体，若成了帮，就感觉有点欺负消费者，自我保护过多，有点不好。现代社会应形成圆桌会议的效果，谁也不是老大，谁也不可以是老大，谁也难成为老大。
　　目前商会组织遭遇尴尬，运作比较麻烦。有的带有政治色彩，有的作为一种形同虚设的机构。总之，商会本身的运作机制不健全导致一些企业对商会的兴趣不大。
张裕葡萄酒创始人张弼士的发迹，可以追溯至一段幸福美满的婚姻。
咸丰9年（1859年），刚满18岁的张弼士为逃荒离开广东省大埔县，漂海南下到印尼谋生，开始在一位温姓老板商铺做伙计，让他管理账房，因其为人诚实、可靠，得到了老板赏识，还将自己唯一的女儿许配给他，若干年后，张弼士夫妇得以继承全部财产，后来张弼士决定将一半财产创办一间经营各国酒类的商行，做买卖生意，同时承办当地酒税和新加坡的典当业，从此走上富商之路。
张弼士靠诚信，勤俭创业，后来开商行，办矿业，事垦殖，设银行，经营药材贸易，经过30多年的多元化经营，成为华人世界首屈一指的巨商，被美国人誉为“中国的洛克菲勒”，据说，其财富总额曾高达8000万两，其时大清国的年收入也不过如此。
1891年，张弼士了解到烟台当地气候、环境适宜种植葡萄，便接受酿酒师奥地利人哇务的建议，从德、意、法等国引进124个品种的120万株葡萄，并购进了压榨机等设备，
1895年，张弼士出资300万元，创办了张裕葡萄酒厂，于是有了百年张裕的由来，成为“中国葡萄酒之父”。
“三位一体”
张弼士是早期粤商的代表人物，但是，许多人并不清楚，与晋商、徽商等不同，粤商文化由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和广府文化三大板块构成。据华南理工大学客家研究所所长谭元亨教授粗略估计，广府人口占广州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客家人约占1/3，潮州人则占1/6，且有着鲜明的文化差异。张弼士出身地大埔，隶属梅州市，属于典型的客家人聚居地。
早年在南洋便有这么一段民间的谚语，叫做“客人开埠，广人旺埠，潮人占埠”，就像历史的分工，言下之意，是说客商是开创者，广商善于把商埠打造得风生水起，左右逢源，潮商则牢牢站稳脚跟，成为生意强人。
当然，民间的说法只是一个笑谈，比如，粤商的三大商帮每代都不乏巨商富贾。但是，粤商的三大商帮，存在开放、实用、灵活、勤劳等共性特征的时候，确实又有其鲜明的个性。在一个大的地理区域中，各居其所，既有三角洲、平原，也有丘陵、山地，人文传统、地理环境的差异，造成了民系品性的落差。
其中，广府人最早到达广东，占有西江流域及其下游的珠江三角洲，此处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扬帆万里的起点。广府的文化特征在岭南文化的分支中最引人注目，既有古南越遗传、中原文化哺育，又受西方文化影响，具有多元化构成因素，在广东文化中占有最突出的地位，广府文化在各个领域中常被作为“粤文化”的代称，如广州话称为“粤语”，并成为一种国际性语言。从汉代开始，广府民系即与海外文化开始接触，因此广府人颇具开放性，敢于吸收、模仿和学习西方文明，视野宽广，思路开阔，商品意识和价值观念非常强，精明能干，善于计算。
稍后才到的是潮汕人，占有了潮汕平原。潮汕文化是闽文化的西渐和潮州的“福佬”文化（福佬，指居住在福建漳州和潮汕一带，讲闽南方言的汉族人）融合而形成的。
由于潮汕平原地少人多，生存不易，常有台风与地震威胁，且为群山阻隔、陆路交通不变，而东南濒临大海，近海有不少岛屿，地理环境迫使潮汕居民很早就“逐海洋之利”，发展海上贸易，民间曾经盛传“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汕人”的说法，长期面对惊涛骇浪，培养了潮汕人坚强意志、勇于开拓的冒险精神以及同舟共济的团队精神；由于人均耕地不足三分田，潮州人精细耕作，“耕田如绣花”，有着精益求精的传统，因此，有人形容，潮汕人的人文性格是”海盗与儒雅并存”，一方面富有“能闯能略、谨慎精细、务实勤俭”的海洋精神，敢于冒险；另一方面，儒雅文化又培育出了功夫茶、潮汕菜等追求细节的文化传统。
客家文化其实不限于岭南，在江西、福建一样很成气候。客家的祖先源于中原，唐末五代时从中原一路迁徙而来，先到了粤东北一带，而后延伸到粤东、粤北，后来“蛙跳式”布点全省。既保留了中原文化的主要特征，又吸收了南方百越族土著居民的精神气质，早期客家人移居之地几乎是僻远的山区，有“逢山必有客，有客必住山”的一说，后来走出大山，飘洋过海，散居于世界各地，海洋文明较晚接受，但适应能力却非常强。故此，谭元亨在其主编《客商》一书中谈到，“客家文化或客家精神是一个符合的、动态的意识形态，诸如勤劳克俭、崇文尚教、开拓进取、隐忍坚韧、宽广大气都是客家精神的丰厚底蕴。”
除了三大民系文化之外，广东还有着雷州文化、桂东文化、特区文化等，甚至在讲粤语的江门地区还有着“五邑文化”，恰是这种差异性构成了粤商人文品格的底色，他们认可价值多元，处事讲究求同存异，兼收并蓄。
明朝以前，广东商人的经商活动多是分散的、个体的行为，各自为战，没有出现具有特色的商人群体，有“商”而无帮。明朝嘉靖中叶之后才逐步形成广东商帮，由海商、牙商和国内长途贩卖的批发商构成。
早年，广东商帮就分为广府和潮州帮，前者商人主要由珠江三角洲各县以及操粤语语系的其他商人构成，清嘉庆年间，广州府属13县居民，以商贾谋生者平均占比约28%，南海县甚至高达60%；潮州帮则为执政当局的“海禁”政策所逼，多属亦盗亦商，因为潮地多靠海营生，在“海禁”政策中约束最严而难以谋生，只好铤而走险，选择从事海上武装走私的道路。
其后，清政府开放海禁，设立闽、浙、粤、江四关以征税，随后仅留广州一口通商。在此过程中，广府商人的前身——行商，渐次发展为包销洋货进口和本国土货出口的垄断性外贸机构，称为“官行”或“洋行”，广州也逐渐被誉为“天子南库”。其中，广府商人自然“近水楼台”，主要从事转手贸易和零售批发行业，利用地理位置以及国家特权从事贸易活动，获利丰厚，外国精美的洋货产品，如香水、挂表等手工艺品通过他们进入广东，而中国盛产的茶叶、丝绸、陶瓷等源源不断出口至欧洲。
名闻天下的十三行商人中，其实相当部分是福建人，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副主任冷东教授介绍说，“大部分行商，多半不是广东人，像伍家、潘家这两大家族，祖籍都不是广东，而是福建，曾有学者详细考证了二十多家行商的籍贯，其中过半都来自外省，主要就来自福建、安徽等等。”而闽商中，相当部分就是潮人。
客家商业势力的崛起则较晚。早期的客家人仍然保留中原的农耕传统，以耕种为主，但是由于山区的土地有限，再加上人口繁殖，部分客家人才“洗脚上田”做起商人。由于具有福建、江西交界地区的区位优势，其更加注重到内地经商，尤其在清朝初期，执政当局奉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客家人大量到湖南、湖北和四川经商，不少客家商人致富后又定居入籍四川。据有关研究统计，清代康、雍、乾三朝（年），客家人入籍四川者至少达75万之多。
根据现有文献记载，明代至清中期，由于广府、潮汕商帮势力甚强，客家省内贸易不多，比较多的是将兴宁的棉布、五华的生铁等土特产运往潮汕地区进行贸易，直到晚清，客家的商业势力才逐步向广州等地区扩展。此外，客家商帮拥有一支不可小觑的海外军团，利用清政府特准开放广州的政策红利及其后的通商，敢于闯荡的客家人纷纷至东南亚以及美洲国家经商贸易。据统计，明清时期客家人由于经商及其他原因定居在海外的约有300万人，张弼士即是其中一员。
三大分支缘起各有不同，却彼此融合，才构成了“粤商”的整体概念。如今，关于哪个分支的商业力量最盛，并没有确切统计。不过，一般认为，从总量来说，广府商人人数最众，财富最多，但是最出风头当属潮商，而海外粤商群体中，潮商的势力亦最大，而客商的成长性则不容忽视。
一般人总是喜欢探究粤商三大分支各自特色，学界似乎并无定论，但是，广东省社科院企业管理与决策科学研究所所长林平凡的观点，大体能代表一般学者的普遍观点，“整体而言，潮汕商人各具冒险精神，善于用独特的视角去把握、创造商业机会；广府商人偏重务实，更加信奉规范的经营模式；客家儒家文化浸染深厚，相信天道酬勤，勤勉的色彩更为浓重。”
谭元亨在《客商》一书中，将三者的差异化概括为：广府商人商业头脑灵活，独立自主精神强，能“顶硬上”；潮汕商人敢作敢为，“爱拼才会赢”；而客商在三大商帮中，“最能吃苦，最富于开创精神的同时也是最恪守诚信之道”。
有学者甚至将三大商帮简单概括为，“广府商人要利不要名，客家人要名不要利，潮汕商人名利双收。”
当然，以上观点皆为一家之言。除了这些差别之外，从官商关系、团体主义的维度，也能梳理出三大商业群体的若干差异。
官商关系一直是中国传统商帮无法回避的命题，徽商研究专家的话说，徽商是“贾而好儒”，进而“官商互济”；而经营票号业的晋商，同样与政治关系密切。相较而言，粤商整体漠视政治，在他们的词典中，“政治”当不了饭吃，甚至有“官可病商”的警惕，比如，晚清著名思想家郑观应就曾断言：官非但不能护商，而只能害商。事实上，早年间，十三行商人每每花上一大笔钱，买个顶戴花翎，以为能做护身符，可事后大多并没有尝到“官商”的甜头。
不过，三大商帮中，官商关系依然有远近之分。其中，客家儒家色彩最浓重，历史上曾与徽商有着近似的“红顶商人”文化。比如，前文所述张弼士后来入仕途，先后任清朝驻槟榔屿领事、新加坡总领事等职，光绪帝在1903年曾两次召见，赐侍郎衔（大体为副部级待遇），后被任命为督办铁路大臣。遭逢这等际遇的张弼士恰是客家出身，这绝非偶然。
要知道，客家先民多为中原躲避战乱的平民，在迁徙辗转中，始终保留着中原文化的主流特征，尊奉华夏为正统文化、崇尚诗礼传家，注重对传统、文化、语言、洗漱的完整保存，客家人甚至有“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祖训。客家民系形成于宋，宋明理学濡染之深，不比徽州人弱多少，保持了崇文善学、勤俭节约、质朴率真、重视名誉的文化性格，从徽州到梅州，甚至能找到不少共同之处。一般人以为粤商“重商轻文”，至少客家人绝不是这样。
时至今日，有学者认为，客商在三者中“儒商”气质最重，也更精于政商关系的良性互动。
而潮汕商帮则尤为注重内部的人际关系，“抱团”意识最为鲜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商研究中心邓可斌博士戏言，“任何一个潮汕人，只要会讲潮汕话，如果没有工作，去找潮汕老板的话，基本能做到找3个老板，有2个老板愿意提供工作，潮汕人尤其讲究相互扶助。”2010年的国美电器股权争夺案中，曾有消息说潮汕老乡火线相助黄光裕20亿元，有其深重的文化心理基础。
在三者中，广府商帮文化气质似乎最为独立。比如，其他两家都以潮商大会、客商大会这类组织为依托，构建商业网络，密切内部协作，而广府商人对于此类活动的热情远远不及。
当然，三者同处于岭南地域，彼此融合贯通，其关系亦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之中，并不能将差异绝对化，比如，香港和深圳原先是客家文化占主流的地方，其后逐渐演化为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杂存的地方，现在广府文化的表现明显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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