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不可垄断_新闻中心_新浪网
红学不可垄断
http://www.sina.com.cn 日08:45 每日新报
　　刘心武，四川成都人，当代著名作家
　　问：你怎么看待当下的民间红学研究？
　　答：我觉得当下民间红学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被权威排斥的问题。一些红学权威对民间红学研究抱有成见，在内心根本就不承认民间红学研究，看也不看这些研究成果，就觉得这些研究毫无价值。
　　我认为“红学”是一个公众共享的话语空间，不是什么机构或哪个“专家”、“权威”可以垄断的。只要有心得，每个人在“红学”领域都有天赋的发言权。现在的民间红学研究很是活跃，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努力的结果，是若干民间红学研究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问：一些红学专家对你的红学研究表示质疑，你怎么看？
　　答：我的研究工作在一些红学专家眼里是“外行”，你当然可以质疑、批评甚至批判，但不可以对我的研“红”成果、我的主要论著看都不看，翻都不翻，就武断地斥道：“完全是外行话！”这样的“专家”，我只能说他太“专断”，难道惟有被他认可的人才是“内行”吗？谁给他的这种特权？我已积累了十多年的研究，我也相信很多人会认可我的研究成果。
　　问：你是个著名的小说家，但后来又研究《红楼梦》，你研究《红楼梦》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
　　答：我最早进入《红楼梦》的研究当然是出自兴趣，这是第一层面。我对《红楼梦》的兴趣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的，只要一进入曹雪芹《红楼梦》前八十回的文本，我的内心就能获得极大的慰藉。
　　第二个层面是现实关注，我觉得自己研究《红楼梦》始终有一种现实关怀的情结在里面，我是个作家，同时又是个平民学者，所以我不能不关注现实，包括我自己创作的小说。
　　第三个层面就是学术层面了，我自十多年前，就从秦可卿这个人物入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我的研究基本上属于“探佚”的范畴。我希望将“秦学”研究全面深入下去。
　　问：在众多的“红学”研究派别中，您受哪一派的启发较大？
　　答：我最佩服周汝昌先生的研究，这不是从“派”出发，周先生是自成一派，他在“曹学”、“脂学”、“版本学”、“探佚学”等“红学”分支上都有硕果累累的学术成就。
　　他也很支持我的研究工作，我也多次请教过他，他写给我的信就有 100多封。当然我最佩服他的是，一方面充满学术自信；另一方面则总是真诚地希望各种不同的意见能在学术层面上进行宽容的讨论。
　　问：在你研究《红楼梦》的过程中，最困难的事是什么？
　　答：最困难的事大体上说有两件，一件是资料占有的难度。因为我不是专业的红学研究工作者，所以寻找资料对我而言很艰难，所幸的是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第二件就是心理压力比较大。因为不是所谓的正统学术“出身”，所以自己的研究工作老有一种被“正统”歧视的感觉。
　　我的研究工作其实是很寂寞的，又要抵抗住那些来自所谓“正统”的非议。我虽然是一个还算有一些知名度的作家，但还是感到心理压力比较大。
　　问：你的“揭秘《红楼梦》”在公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你怎么看待当下的“红楼热”。
　　答：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因为《红楼梦》毕竟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我在央视用“悬疑式”的话语方式来讲《红楼梦》，目的之一就是唤起人们阅读《红楼梦》的兴趣。现在也的确有很多人因为听了这个讲座，产生了阅读和探究《红楼梦》的兴趣，这是让我很高兴的事。他们进入《红楼梦》的世界后，完全不必接受我的意见，完全可以有他们各自不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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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主流红学界不理解我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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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章来源： 新京报
刘心武：“我的研究当然欢迎批评指正，但希望能在通读了我的论著后，点穴点到穴位上。”
刘心武，当代作家。以短篇小说《班主任》成名，该作被视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90年代之后，成为《红楼梦》的积极研究者，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就秦可卿等专题进行系列讲座，对民间红学的蓬勃起到推动作用。
《刘心武揭秘古本〈红楼梦〉》封面
刘心武红楼梦研究新著《刘心武揭秘古本〈红楼梦〉》日前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将于本周六与周汝昌汇校本《红楼梦》在西单图书大厦联合首发。《刘心武揭秘古本〈红楼梦〉》分三部分：一是他阅读古本的心得，用说故事的方式给一般读者看；二是对周（汝昌）汇本的点评；三是后二十八回的回目。书中刘心武试图向普通读者澄清《红楼梦》阅读史上的一个重大误区——《红楼梦》并非曹雪芹和高鹗合著。曹雪芹实际上已经完成作品，将高鹗续书与前80回拼接本身就是《红楼梦》这本奇书的悲剧。刘心武认为，高鹗的读本并非曹雪芹的原意，而曹雪芹在世时已经写完了《红楼梦》，共108回，但后28回佚失，刘心武通过对古本《红楼梦》的阅读研究，把这些内容探佚了。纠正这一延续了200余年的“文学史上最大的误读”。刘心武采取了讲故事，甚至智力测验等活泼的方式，希望读者能在轻松的阅读中进入他的逻辑链并获知他的结论。他表示，现在还没有进入续书状态。之前的揭秘系列是研究，但续书是个人创作。
余英时称赞《揭秘》“思入微茫，引人入胜”
新京报：最近获得克鲁格人文奖的余英时教授说过，在对《红楼梦》的全部解读中，有国仇家恨的两种心结，其实这两种心结都是现代中国人未完成的命运，人们还会以各自的方式来解读《红楼梦》，因为每个人的命运以及折射的家国天下的命运也不同。你同意他的观点吗，听说他对你的研究比较肯定？
刘心武：余英时先生读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二部以后，给我来了封信，他是这样写的：“先生近来为‘红学’最受欢迎的作家，以周汝昌先生考证为始点，运用文学家的高远想象力，从‘红学’、‘曹学’中开辟新园地，创造了前人所不知的‘秦学’。全书思入微茫，处处引人入胜，钦佩之至。”我与余先生素昧平生。
2006年4月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讲《红楼梦》，回国前，老友振才建议我给余先生寄书，当时手头只剩演讲自用的两册，冒昧托梅先生寄去。
回国后7月中意外收到余先生此信。我知道余先生在“红学”上造诣极高，但与周汝昌先生观点并不相同，没想到他能抽暇读我两册《揭秘》，并来信鼓励。我愿将余先生此信公开，意在与大家分享从人文大师谦虚风范、博大襟怀中获得的精神滋养。
新京报：余英时对你的评价，你怎么看？
刘心武：你看余英时先生，他是看了书再发言，他给我的定位非常准确：“以周汝昌先生考证为始点”，而余先生约三十年前有《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的论述，是不同意周先生的考证的，他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论点，但对我以他并不同意的考证为始点所发展出的“秦学”，仍予以容纳和鼓励；他肯定我的论述“思入微茫，处处引人入胜”，所谓“思入微茫”，其实就是点出我使用了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我的研究当然欢迎批评指正，但希望能在通读了我的论著后，点穴点到穴位上，而不要只判我犯“讨厌”罪，甚至企图通过非争鸣手段而将我禁制。
 “主流红学界不理解我的研究方法”
新京报：主流红学界一直抨击你不讲学术规范，那么，你觉得主流红学界的研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遵守了学术规范呢？
刘心武：你问得很好。余英时先生早在三十年前，就专门以红学研究著文论述过学术规范的形成与演变的规律，他把规范叫做“典范”。
所谓主流红学界，他们当中一些人只会线性思维，比如他们认为红学的发展流程就是通过批判一种模式打倒一种模式而演变到他们那里：索隐派被考证派取代，考证派被文学批评派取代，文学批评派又发展为阶级斗争教科书的判断。他们一是不懂得事物的发展规律是螺旋形向上的，不是直线性的，而且螺旋向上也还可以是发散式的。
他们似乎又不大知道世界文化研究的许多新学派新成果，不懂得借鉴。比如我的研究所运用的两种方法，一种是原型研究，这在西方是相当古典的，我借鉴了，他们不理解；另一种是文本细读，这在上世纪的西方是很流行的一种研究方法，我也借鉴了（我都不是照搬），他们似乎懵然无知，给我贴标签，就说我是“新索隐”，红学史上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索隐派是反对自传说的，他们的学术主旨是要证明《红楼梦》的主题是悼明之亡、揭清之失，我的讲座和书里有一丝一毫这样的解读吗？而且，我觉得他们也根本没有通读过我的书，听两耳朵，远远一望，就生气，就批判，就裁决，就想禁制。
“周（汝昌）汇本是一个里程碑”
新京报：你对《红楼梦》的研究不仅仅是文本的解读，还有相当复杂的版本学梳理，你的努力的确令人佩服。你在前言中强调说，你的成果“只算一个爱好者向大家公布自己的阅读和探究心得。我的目的，只是想为广大的《红楼梦》阅读者，多增添出一种可供选择的本子而已”，但同时你又说，希望你所推荐的周老先生的本子“能逐渐成为另一种通行本”。请问，你个人认为这个本子在学术层面上究竟有多高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刘心武：周汇本把11种古本逐句加以比较，然后选出认为是最符合曹雪芹原笔原意的文句，再连缀起来，构成了这样一个真本、善本，是红学史和《红楼梦》出版史上的一个空前的创举和壮举。周家两代三人历尽波折备极艰辛私家修书，最后由周汝昌先生总其成奉献社会。这里面把周汝昌先生一生的研红心血融注进去了。
读这个本子，可以领略曹雪芹那原汁原味的《红楼梦》，它具有逐步通行于社会的优良品质。当然，就其中某些具体问题，仍可争鸣。这不是恢复曹雪芹《红楼梦》原笔原意宏伟工程的结束，而是一个里程碑，开辟了一条可继续前行的道路。
“红楼选秀”利大于弊
新京报：“红楼选秀”中对于选手不知宝玉是男女，黛玉为何人的洋相百出的“红盲秀”，在场红学家竟能为此发笑，你曾犀利地说：轮不到你（红学家）觉得好笑！
你有何颜面发笑？试问：一个环保局长能够嘲笑空气污染状况吗？同样的道理，红学会应该对这种苍白的现状感到羞愧才对！你认为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刘心武：要让普通中国人知道《红楼梦》的价值，首先要让他们觉得有趣。普及工作的第一步应该是先引发出人们的兴趣。深层原因值得相关人士反省和大家探讨。
我只想说：引发普通民众对《红楼梦》产生浓厚兴趣，无论如何不能扣上“是对社会文化的混乱”“扰乱了文学艺术研究的方向”等大帽子。人们对《红楼梦》有了兴趣以后，去读，去品，通过独立思考，自然会形成自己的见解，谁能强制性地引导谁呢？
新京报：重拍《红楼梦》再一次吸引了人们，网络更使得大众数百年来对《红楼梦》的热情终于有了宣泄、表达、交流的可能，网友拼贴红楼人物定妆照，日本人把《红楼梦》人物搞进了色情游戏也闹得沸沸扬扬，“红学”被颠覆了，《红楼梦》又回到了民间。对于这样的现象，你认为利弊是什么？
刘心武：利大大的——使中国人恢复了对自己母语文化的自尊、自信。弊端很小。其实其他民族对自己的母语文化，能直接进入经典文本的也并不多，通俗化、娱乐化的现象非常普遍，但一般来说，无伤大雅。
中西文化交流中我们处于入超状态
新京报：去年4月你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讲《红楼梦》，对于红学在东西方的影响力这方面，你有什么心得呢？
刘心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我们目前还是处于入超状态。比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人，对美国经典作家作品知之甚多，提起福克纳一唱三叹，但西方一般知识分子，把专门学汉语的除外，他们对中国经典作家作品就知之甚少，而且不以为憾。我觉得向外民族宣传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中国文化经典，哪怕先让他们知道一点最基本的东西，是我们必须做的一件事情。
新京报：在新近问世的《四棵树》中，你把整本书比喻成树，里面分为：小说树、随笔树、建筑评论树、红学树。红学在你的创作中处于什么位置呢？
刘心武：我热爱写作，热爱《红楼梦》，只要身体情况和精神头还行，就会继续写小说、随笔、建筑评论，进行《红楼梦》研究。我把自己这四个方面的写作比喻为种四棵树，不断地把四棵树上结出的果实奉献给读者品尝。把近期这四棵树上的果子摘些给读者尝新，当然，也会收入某些发表较早但被人所忽略，而我自己觉得也无妨再请读者体味的“果脯”。（记者曹雪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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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号:0105123吕启祥的红学研究：寻求艺术真谛、人生真味、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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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分类:|系统分类:|关键词:吕启祥的红学研究,寻求,艺术真谛,人生真味,精神家园|
吕启祥的红学研究：寻求艺术真谛、人生真味、精神家园&高淮生文&&黄安年的博客/日发布黄安年按本文收录在高淮生先生新著文《红学学案》第74-92页，新华出版社2013年2月第一版。感谢高淮生先生惠寄。《红学学案》一书提要,请见PDF版共19页。引言吕启祥的红学研究萌发于世事沧桑已阅过的中年，自身的人生感受不期而然地与《红楼梦》的意蕴相通了。她的研究首先不是为了构筑所谓完整的学术体系、或完成某种文化学术使命，所以，她对作品的体验、思辨和分析与个人的人生体验和感悟融为一体，始终围绕着一个终极目的即“寻求艺术的真谛，人生的真味，精神的家园。”6她的学术路径和学术追求虽不乏从社会历史学、文化学、文艺学乃至女性学等方面以逻辑论证的方式阐释《红楼梦》的精义，同时更善于通过审美直觉、哲学体验等把握本体的方式“悟证”《红楼梦》的精义。当然，她的“悟证”是建立在文本考辨的基础上的，她在完成“原通行本”（即据程高本为底本）和“新校注本”（即据脂评本为底本）之间详细对校这样一种学术的基础工作过程中，为《红楼梦》文本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她的《红楼梦开卷录》附录有一篇《红楼梦新校本和原通行本正文重要差异四百例》长文，足见她精细审慎的文本考辨功夫。冯其庸曾在该著作的序文中认为：“认真读这四百例的对照，对《红楼梦》的研究工作，特别是研究程本和脂本的差异、研究程本删改脂本的状况，是有参考价值的，至少是把两者的重要差别基本标举出来了。为了分析这些差别的意义，还或多或少地加了一些按语。因此，我认为辑录这样的资料尽管是琐细的、甚至枯燥的事情，却是有意义的，是学术工作的一种基础。”[2]11吕启祥在红学研究过程中始终葆有一种学术清醒意识，她“自己深知在学术领域内，最为可贵的在于创新，只有那些具有原创性的东西，才有存留的价值，否则犹如过眼烟云，随风消散。”“如能免于落入人云亦云的‘红学’八股，不至成为速朽的学术泡沫，则于愿足矣。”1她清醒于《红楼梦》形象的丰满和《红楼梦》批评的贫乏所带来的尴尬，自觉从长期封闭僵化机械单一的文学观念和思想方法中走出来，开卷以求会心，涵泳于《红楼梦》思辨魅力和超验之美的精神世界里，并以自己的内功修为，塑就了鲜明的学术个性，即“本色”的文学批评个性：发表属于自己独立思考的、值得一说的新观点、新材料或新表述。也因此，吕启祥在表述自己的观念见解时不仅没有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僵化之气和暮气，更没有管窥蠡测的一孔之见的喜色甚或霸气。她明智于“在艺术批评的领域里，人们往往愿意读创作家的文章，而不愿意读评论家的文章。那是因为前者往往短小精粹、新鲜别致、亲切可感，而后者往往长篇大论、枯燥乏味、强加于人。”&71所以，她总试图使自己的文字“行云流水”般地“娴雅从容”，并以自己“会心”之言的深度而“极能给人以启发。”4&吕启祥的《红楼梦》研究以人物分析、美学探索和作品深层意蕴的寻为主，她的谈人物、谈艺术“这类文章，写得清新通脱，鞭辟入里，发人之未发，耐人细读。”她的文章因重体悟而能精微洞达，笔者理解，“体悟”包括“体验”和“出悟”两方面，何谓“体验”？张岱年说：“在哲学之特有方法中，居首要位置者，为体验。”“体即身体，验即察验，就身体之所经历而考察之，谓之体验。”何谓“出悟”？如吕启祥所说：“是从中领悟艺术和人生的真谛。所谓‘悟’，包括艺术的感悟、人生的解悟、哲学的了悟、生命的体悟诸多层面。”可以说，“体验”的程度越深，进入作者的历史环境和心理世界就越深，领悟自然就会越深。有了设身处地地考察得来的领悟，再加上自己独到的会通与解析的工夫，对于作品所呈现的意义的理解与阐释便可以透过文本现象作出深刻的历史洞见、文化阐释和美学解析。第一节从人物关系辨识对比中分析人物并把握人物性格《红楼梦》人物论是吕启祥尤为用心之处，而人物论的难处在于如何更加客观准确地理解与把握《红楼梦》人物的精神真髓，最大限度地避免涉入因主观好恶与臆测而导致的浮夸妄谈的误区。我们已经在《蔡义江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一》一文中了解到蔡义江的作法：即首先不是主观地给人物定性；其次是知人论世地理解一个个复杂的人物性格并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把握；再者于多种人物关系辨识中把握人物性格；最后在原作与续作比较中辨明人物塑造的优劣。蔡义江的作法由于能够更为全面、准确、客观地把握《红楼梦》人物的真面貌，应当可以成为《红楼梦》人物论的通则。吕启祥人物评论不仅颇有与蔡义江相通之处，且尤善用心于从人物关系辨识对比中分析人物并把握人物性格，在作者的态度中体察人物并发掘其中寓含在人物关系中超越物象本身的思辨意义，常常颇有会心。其实，于多种人物关系辨识中把握人物性格这一人物分析视角的择取也是缘于《红楼梦》刻画人物的取径，即“《红楼梦》常常从人与人的关系的特殊性中，刻画出人物个性的艺术特征。”744吕启祥深切地感受到《红楼梦》“人物关系的设置固然受生活本身的拘约，同时也是作家心智的结晶。只要一进入《红楼梦》的形象世界，就会感受到对应或对立的普遍存在，没有哪一个人物是‘峭然孤出’的，几乎都是对举迭出，如影随形，互补互济，相反相成。”38不仅这种“对举迭出”处理人物关系和结撰故事情节的方法前所未有，“特别是寓含在人物关系中超越物象本身的思辨意义，更为一般小说所罕见。”38譬如她对贾母史太君的辨识便显出难见的深入与充分，此文写于年，是较早的一篇，未曾刊出，后收入文集，其剖析人物的思路和格局于此可见端倪。她认为：史太君形象不是“福德才寿四字兼全”的老封君或者“贾府的最高统治者”（“黑保护伞”）的简单谥号或封条就能概括的。对于这一形象的认识和把握，要从她与贾政、王夫人、贾宝玉等人物形象的关系中入手，才可以获得合理的阐释。比如她与贾政的分歧突出地显示了由宗法关系所法定的个人权利和利益受到冲击后的冲突导致各自立场态度的分歧，而贾政与贾宝的矛盾冲突则是“不肖种种”引发的。“这两种冲突看来南辕北辙，实际上反映了同一个东西，即在宗法家庭中亲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愈是在所谓诗礼簪缨的贵族之家，这点就表现得愈突出愈典型。”&263贾母同贾政各自都拥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从这个意义上说，“贾母作为这个宗法家庭中辈分最高、经事最多、地位最尊的‘老祖宗’，其作用不仅限于如有些论者所说的是一尊偶像，而是在实际生活中笼罩全局举足轻重的一位太上家长。本来，溺爱宝玉的不止贾母一人，王夫人何尝不溺爱呢。所谓严父慈母，往往如此。但宗法家庭中的夫权使王夫人不足与贾政抗衡，天平的这一端只有加上‘老祖宗’这个砝码才能相持不下，至少可以抵挡一阵。”263-264这样看来，贾母实际上就成了一堵挡风的墙，客观上给贾宝玉以保护，为贾宝玉发展自己的个性造成一条不小的缝隙和一角自由的天地。吕启祥认为：“可见单是‘最高统治者’一类概念，难以解释和分析现实的人物关系。当然，宗法关系说到底也是一种阶级关系，它所规定的君臣、父子、长幼、亲疏等等一整套秩序，归根到底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这就是它的阶级性质。但在这个体系内部却又互相制约、互相矛盾、错综复杂。所谓统治与被统治、叛逆与卫道的界线并非处处判然分明，而往往同宗法关系纠结在一起，呈现出多种复杂的形态，甚至产生出某种‘空隙’。贾母对宝玉的思想情趣当然是不会理解的，但她对宝玉的庇护却是切实有效的。小说中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令人感到真实可信，同作者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宗法家庭内部的复杂关系、塑造了贾母这样一个老太君的形象很有关系。”&264这一段分析不仅从人物之间的关系尤其从人物所处时代的现实关系上把握人物性格以及人物的人格精神，因而更切近本文、切近作者，也更具有认识的普遍意义，这一认识要比简单地从维护封建家长专制与反对封建家长专制或“卫道”与“反卫道”、“叛逆”与“反叛逆”的认识更易于理解。譬如有些学者就认为：“贾政和宝玉的矛盾性质从本质上是封建主义思想和初步民主主义思想意识形态的冲突，是封建大家族内部两种生活道路和两种政治前途的斗争，虽然是根本不同的历史方向和对抗性的矛盾，但尚未酿到‘弑君杀父’的地步。”152这一认识自然比“不肖种种”的认识显得激进得多，早在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中就十分突出了：贾府存在的各种矛盾，“在我看来，最为主要的是掌握贾府统治力量的当权派与要求生活自由、个性解放的年轻人的矛盾。”这位年长威望重的“老祖宗”“就成为统治阶级当权派用来统一矛盾和镇压反抗的有效工具。”97这样的理解自有其道理，而笔者却更赞同王蒙的看法，王蒙则认为：“我从《红楼梦》里得到这么一种启示：它是一种开放性结构，它各种矛盾、各种问题、各种任务、各种关系，都有无穷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接受王蒙的这一观点，便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其实，任何一种见仁见智的关于《红楼梦》人物矛盾关系的认知都只是说出了其中的某一种或几种“可能性”，而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可能性”，也因此不可能成为最终的结论，至于哪一种“可能性”真理成分更大，则需要由《红楼梦》小说文本来确证。贾母与王熙凤的关系中蕴含的内容也是很丰富的，就拿中国社会普遍倡行的孝亲敬老这一伦理道德来说吧，王熙凤的“斑衣戏彩”使她获取行孝知礼的美名，整个贾府没有人能够超出王熙凤的能耐和手段。大家都知道王熙凤善于哄得老太君欢心，却不知她不仅运用自己的浑身解数博得一人之心而已，她是投合了整个贾府乃至封建社会的首肯，封建社会家国一体，宗法家庭的孝的延展便是封建国家的忠，违法了这两条便是“大逆不道”了。王熙凤特别善于把握人生的这个立足点并表现得那样地充分生动，“不管是矫情的、做作的、虚假的、丑恶的，重要能博得尊亲的欢心便是子媳晚辈的孝行。”“小说中关于贾母和王熙凤关系的描写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宗法家庭的这一侧面，设若没有这个老祖宗，王熙凤这个人物便不会有现在这样的精彩。”266人们常常认为没有了王熙凤，一部《红楼梦》便不成为《红楼梦》了。或者说没有了宝黛钗，也就无所谓《红楼梦》了。设若没有了贾母呢，没有贾母的精彩也便没有了王熙凤的精彩。吕启祥从孝亲敬老这一伦理道德关系上阐述贾母与王熙凤的关系尤其王熙凤的性格形成是最具说服力的，使读者不免会发出揭出要害的击节赞叹。至于贾母与林黛玉的关系，也是很深刻地影响着林黛玉性格形成。从小说的描写看，“林黛玉同贾母的关系既是极亲的，又是极疏的；极亲因而使她尊贵，极疏因而使她孤单。”&266极亲的是因为血缘上的关系，极疏则毕竟不是嫡亲孙女而是外孙女。再加上林黛玉家业萧条，自然比不得薛宝钗。“在贾府上下都是‘一个富贵心，两只体面眼’的环境里，林黛玉自然感到举目无亲。何况，贾母对林黛玉的全部疼爱不过是冷暖饮食药饵，何曾能够体察半点这个外孙女儿的心！黛玉在精神上感情上是那样的孤寂苦闷，以至于发出了落花柳絮谁舍谁收的深沉叹息。总之，贾母仿佛给黛玉造成了了一个金丝笼，既供养了她，又桎梏了她。”267-268可以这样认为，无论贾母与林黛玉的关系、贾母与王熙凤的关系、甚或贾母与贾政以及贾宝玉的关系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由于她老太君的地位，中国封建宗法家庭中各种复杂的关系得以在她周围展开。她并不仅仅是一个供奉起来的偶像，而是在现实的人间关系中时时起作用的因素，往往成为这个家庭里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的调节器……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了贾母，便没有了洋洋大观的贾府，也便没有《红楼梦》了。”268以上深入浅出的认识和阐释不仅要凭文本细读更要凭胸有全局的观照才可以完成的，其合情合理的结论不仅鞭辟入里，而且常能发人之所未发。由以上分析可知“贾母这个人物与书中其他人物特别是主要人物的依存关系，但绝不意味着这个人物只是为了构成主人公活动的典型环境而存在，除去‘陪衬’别无作用。实际上史太君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艺术形象，有它自身性格的历史，有它独特的典型意义。”268贾母不只是如有的评论者所说的“伪善者”，她情感的真实性使她作为封建宗法和礼法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封建时代家长具有很强的可信性，她的举手投足的风范，使读者很形象地由这一典型认识那种宗法和礼法笼罩下的那一种特殊人格与人性的普遍意义。“今天我们很难揣想曹雪芹为什么要构筑贾母这样一个人物，来作为这个贵族大家庭的宝塔尖，如果略知作者的家世，便可以推断这样一位老祖母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定意义上，这比写一个男性家长更能透视中国封建宗法家庭的奥秘。”尽管“作为封建时代的作家，曹雪芹不可能象我们今天那样自觉地来批判封建宗法制度，但他的现实主义的描写，的确深深触及了这个制度的某些本质方面。”157吕启祥的分析应该可以成为读者的共识，她所说明的事实很易于为略有历史常识的读者接受。吕启祥善于从典型人物所处的特定环境尤其封建宗法和礼法的时代背景下认识人物形象所具有的深度而普遍的意义，这一认识人物的视角显然是受王昆仑《宗法家庭的宝塔尖——贾母》91-104一文的启发，不过，她的分析却要比王昆仑更见深入细密，不仅明细且更具有逻辑辨析的说服力。吕启祥把握着人物评论的重要原则，即从艺术感受出发，生动而精炼地描述自己的感受，真切地把握人物形象的典型特质，这是一切艺术评论的基础。吕启祥是这样把握贾宝玉这一“艺术典型最核心的东西”的：从小说中贾宝玉的续庄和参禅的情节看，他虽然是个涉世不深的少年，而“他的言论行动却总是在幼稚中透出一种思辨的色彩。”44他的孩子气的不成熟、不崇尚实用则体现为“超越态度和人文关怀”，他要“保持自我、出离庸常”“葆有人性中的纯真”。而贾宝玉式的“不喜读书”，“实际上是对仕进利禄的厌恶，而不是对文化知识的蔑视。”45&他的读书兴致表现为任情适性，“甚至他对爱情的态度也是‘为艺术而艺术’，有类似于嵇康的为打铁而打铁，只有过程，不问结果。然而今之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不理解、不喜欢以至鄙弃、嘲笑贾宝玉者多，从人格层面上赞赏其高贵者少。”“如果说贾宝玉是一个诗人，读者会更易理解和接受。这并非指他在大观园吟风弄月、吟诗作赋，而是指他以诗人的超越态度对待人生。”这些评价能留给读者这样一个印象：贾宝玉的个性独特而丰富，贾宝玉的人格精神深刻而特出。可见，吕启祥的艺术感受敏锐而不散漫，准确而不肤泛。而当她谈及史湘云个性塑造时更显出那不俗的认知艺术复杂审美特性的能力，她说：湘云的个性气质给人以开朗、爽快、磊落的感受，“像烧鹿，醉眠一类情节，正是这样一个放大的个性在一定环境下的必有之事，自然酣畅，毫无雕琢，看去如诗如画，却又是充分生活化的，兼有空灵之美和写实之真，达到了艺术意境和艺术典型高度融合的化境。”237不仅史湘云的个性塑造如此，“如果说宝、黛等人更多地寄寓了作者的理想，比较空灵；那么凤姐其人主要来自真实的生活，仿佛要从纸上活跳出来。”241这就极其准确地概括了《红楼梦》人物描写上最具艺术魅力的特征：即空灵之美和写实之真的兼美，艺术意境和艺术典型高度的融合。这一美学意义的人物评论的视角也就成为吕启祥《红楼梦》人物观照最基本的视角。吕启祥标举从艺术感受出发评论《红楼梦》人物，因而也最反对《红楼梦》人物评论任意地转变为政治评论的做法。她曾指出：“在《红楼梦》研究中，将现代人的政治情感、思想逻辑、是非标准加到小说人物身上，以至于‘改变了古人’的情形比比皆是。”“这样的‘现代化’，实际上是简单化、表面化，结果使得丰满的形象被损害、被歪曲了，使得本应在美学范围内进行的文艺批评很大程度上质变为政治评论。”120譬如对于薛宝钗的评论，脸谱式、标签式地按正面、反面、好人、坏人概念的评论从来没有绝灭，诸如卫道士、野心家、两面派、伪善人、市侩的封建淑女等等的评语不绝于耳。这种评论并不顾及《红楼梦》打破了传统的写人手法即不再是好人都好、坏人都坏了的事实，即并不顾及人性的复杂性的事实。实际上，“在小说关于薛宝钗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全部具体描写中，我们却看到了极其丰富生动的形象图画和内心世界，从她的‘会做人’可以感受到中国封建的宗法社会相沿已久的思想、道德、心理、习惯怎样地渗透在她的心灵和仪态之中，从而认识到她的悲剧的社会原因。而作者在遵照生活逻辑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塑造形象的时候是未必意识到这一切的。”122而“公式化”地用既定的概念去套复杂而丰满的艺术形象，“把本来复杂丰富的艺术形象搞得机械刻板面目全非，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与作者的本意相违悖。”113-114因为，“薛宝钗作为一个艺术典型，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其中还有一些我们未能深刻认识和透彻理解的东西。”112众所周知，文学批评乃是一种审美判断，它的出发点是艺术感觉，而不是概念，因而，用既定的概念去套复杂而丰满的艺术形象虽然并不费力，却难以符合文学批评的本质，必然是一种作茧自缚。第二节：《红楼梦》女性形象的整体审美观照吕启祥善于从考察人物形象构成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蕴涵中分析人物的文化性格，并善于从人性立场上对《红楼梦》人物形象体系进行全局性通观，尤其对《红楼梦》女性形象以整体的审美观照，体现了吕启祥深厚的“人间情怀”。我们知道，文化批评直接面对文学作品的精神取向、思想观念、文化意识、人性原则等价值要素，是对文学作品深藏的精神内涵的发掘。譬如林黛玉这一形象的精神内涵便十分深广，如果读者仅仅止步于被作家塑造的“蹙眉、爱哭、多心、灵慧”的性格特征所感动甚或颇有微词，没有兴趣对这一性格特征做深一层体察，那是根本难以发见黛玉形象的新质的。吕启祥说：“今天，我们并非要刷新对于其中一批人物的评价，乃是希冀在更加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来进行观照，求得对于作品本身价值更深一层的体察。”56黛玉形象的新质何在？这要从黛玉形象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蕴涵中看出，黛玉形象的深层文化结构组成至少是由西施捧心而颦（黛玉一字“颦颦”）的传说和舜帝二妃娥皇女英泪洒斑竹的故事构成的。西施心痛而颦，以及黛玉的蹙眉乃内心的外部表现，是生理的也是心理的，然而，“林黛玉形象的容量，要远远超过西施。”89笔者认同这一结论：无论是心理容量情感容量抑或思想精神容量，西施的符号意义都远不如林黛玉形象的象征意义。而娥皇女英泪洒斑竹则表达了真挚执著的情感，这与林黛玉的“爱哭”一样是包含真挚执著的情感的，“潇湘妃子的别号之起，主要不在哭的形式上的重叠，而在泪的含量中的贯通。”89除了西施、娥皇女英之外，再就是心有七窍的比干、咏柳絮的谢道韫、登仙化蝶的庄生、采菊东篱的陶令等都是林黛玉这一形象文化性格构成的因子。对林黛玉这一形象进行文化背景上的观照，“意在说明这一艺术形象同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刻联系。而艺术形象的文化蕴涵，既包括承传的方面，更包括新质的方面。作家既有所凭借，更有所创造。如果说有所凭借是作家的幸运，那么，有所创造才是作家的贡献。”&93至于林黛玉的“夙慧、福薄、早夭”则可以从冯小青那里寻到其文化因子，冯小青早慧福薄，这也正应验了中国素来“才命相妨”的观念，天妒才华，加上怀才不遇、心高气傲而不与环境妥协，终于引发悲剧。当然，最终的悲剧主因应该归之于传统文化对女子的限制、以及难以跳出限制仍求突破而造成的。林黛玉这一形象十分鲜明生动地呈现了中国传统社会“才色兼备”女子的悲剧，从而使人更深切地认识中国传统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信条存在的意义和残酷性。吕启祥认为：“林黛玉背后站着一整个人物的系列，包括上文提到的和未提到的，诸如西子、王嫱、莹莹、丽娘、飞燕、绿珠、谢道韫、蔡文姬、李清照、叶小鸾、冯小青，以至于素娥、洛神等等。而且不限于女性，诸如心有七窍的比干、直烈遭危的的鲧、高标见嫉的贾谊、登仙化蝶的庄生、采菊东篱的陶令……她（他）们或是以其姿容禀赋与黛玉相近，或者是以其遭际命运令黛玉同情，或是以其傲骨灵性构成了黛玉个性中优秀的人格积淀。总之，作家充分调动了传统文化的丰厚宝藏，广泛撷取，上下驱遣，从各个角度拓宽和加深人物性格的内涵，使得艺术形象的根须，深植在肥沃的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上。”92那么，什么是黛玉形象的新质？“这种自主意识或曰个性意识的觉醒，才是林黛玉形象文化蕴涵的新质。”100林黛玉身上的独立自我个性更鲜明、更充分，表现和发展自己才性个性的要求更自觉，她的露才扬己其实最能流露一种自由个性来。这一性格特征在她同贾宝玉的关系中表现更突出，林黛玉曾经对着宝玉说“我为的是我的心。”这是“何等单纯又何等执著，这才是林黛玉式的自尊，是不屈就社会规范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真正的自我意愿。正因此，她比大观园中任何一个女儿都更加珍惜自身价值并未实现自身的价值而竭尽整个生命。”99尽管《红楼梦》中的众多女子大都敏感自尊正如薛宝钗“珍重芳姿昼掩门”的“自我珍重”一般，但其内涵却有差别，宝钗虽然自尊自重却甘愿抑制自身的自由天性而换取规范下正派少女的尊严，至于探春的自尊同样包含着对个性的抑制和扭曲。大都“在旧的规范之下，要求被动的适应性，萎缩或变异主动创造性……往往都是以既定的需要为出发点，诸如封建宗法秩序的需要、婚配制度的需要等等为出发点，而不是以肯定人的个性那个为出发点。比较起来，在林黛玉身上，这种强制的依附性和被动的适应性较少，真正属于她自身的个性表现得比较充分。她的所谓孤高自许、目下无尘，她的敏感多疑、自尊、小性，常常带有更多的个人性质。”96现实生活的环境虽然制约着林黛玉，然而，在精神生活中，林黛玉超越了环境。由以上阐述可知，吕启祥的文化通观是十分深广的，她设身处地的领悟、会通与解析，力图更深入地透过文本现象呈现人物形象的深刻意义。以往的对《红楼梦》人物的分析论述，长期以来受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理论的支配，往往对性格主体的独立性和独特性认识不够。这就不免难以超脱程式化人物诠释的困境而语焉不详，将《红楼梦》形象体系中如此丰富多彩的个性特征呈现为主观分析的概念化或普泛化。吕启祥的文化通观是可以作为范例，以弥补典型性格理论在认识《红楼梦》人物性格深广意义方面的不足，并将人物的新质不断发掘出来。不仅林黛玉形象具有深广的文化意义，王熙凤形象同样值得深层的文化观照和文化反思，在对王熙凤形象的文化观照和文化反思之后，吕启祥得出不同流俗的认识。吕启祥认为，以往评论者几乎一致肯定凤姐的才干，而常常否定她的欲望，这是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信条的思维定势影响的结果。而“所谓‘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信条，所扼杀的正是活泼泼的自由个性。”213其实两者不能截然分开，譬如王熙凤的欲望尤其她的“表现欲”，“在小说中，凤姐的‘自我表现’诸如逞强、要强、抓尖、放诞等等，当其并不损伤或危及他人时，这个人物往往令人钦佩、讨人喜欢。如果深藏不露，又有谁能欣赏呢。”214当然，“凤姐的欲望更多表现为一种无节无穷尽的贪欲，常常以压抑他人的欲求、牺牲他人的幸福、危及他人的生存作为代价。这种贪欲和权欲发展到了极致，便会成为独夫和暴君。”“可见，这欲的骚动在凤姐身上是一种又相互矛盾有相互和谐的存在。”214在对古代社会女性意识进行文化反思后会发现：宗法社会女子的从属意识与男子主要表现为君臣关系的谨守不同，这种从属意识表现为以“夫纲”和“妇道”为核心的从属意识。即便如凤姐这样个性张扬的女子，个性中“辣中带酸”的特点也十分突出。而“‘辣中带酸’在一定意义上表明凤姐在夫妇关系中没有多少驯服的从属意识和奴性表现。这一点，不论是上一辈的邢夫人、王夫人，还是同一辈的李纨、尤氏，都不可企及。”214然而，“夫纲”和“妇道”为核心的从属意识的拘羁，仍然使她自觉地为洗刷自己的“妒”的名声而竭力构筑“贤良”的形象，这实质上是一种屈服。于是，“贤良”的表现则掩饰着她的为妒所强化的“辣”，而当“为妒所强化的辣，在其与贾琏的关系上表现为较少从属性；当其矛头指向其他女性时，尖锐程度虽达到你死我活，但表现形态则由于被官方的道学伦理装裹着，因而是‘文明’的。这才是凤姐式辣味的重要特征。”218可以说，凤姐式辣味的实质便是较为清晰的具有独特性的女性意识，“历来融化在中国女性人格中深入骨髓的从属意识，在她身上居然相对弱化，不仅可与男性争驰，甚至还能居高临下。凤姐不仅才识不凡，并且具有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欲望。”这一形象也就“形成了一个以辣味特色的中国女性性格的奇观。”218-219“奇观”之“奇”集中表现在古代女性中罕见的“女性意识”，即表现为“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欲望”和“稀薄的从属意识和奴性表现”；“奇观”之“奇”还表现在“欲的骚动在凤姐身上是一种又相互矛盾有相互和谐的存在”。这是将人物形象审美特质与思想特质结合起来把握得来的认识，而不是简单的社会批判、道德评判或艺术鉴赏，更没有落入各种新观点支配下观念预设的窠臼。吕启祥在《红楼梦与现代女性文化形象的塑立》一文中曾对中国女性整体进行审美与文化观照，视野更加宏阔。她认同《红楼梦》“形象体系说”，即《红楼梦》艺术形象具有整体性。首先，艺术形象之间具有有机联系，“《红楼梦》的形象体系宏大而又严整。多变而又统一。充满着辩证的机趣。”这一辩证的机趣乃由于各个艺术形象之间的有机联系造成的，这一体系中因果链与感情索息息相关，常常是“感情的弦索和因果的链条相互纠结难解难分了。”并且，《红楼梦》里的各色人物几乎都可以作各种“排列组合”，成为一个个序列或形成某种对照和映衬，在变化中看到统一，在比较中显出个性；再者，每一个人物也都是一个对立统一体，都存在各式各样的内在矛盾，譬如体现在薛宝钗身上的表里、冷与热、理与情，以及她同宝玉的远与近、疏与亲等种种矛盾，均构成她与林黛玉性格冲突的内在原因。在这一形象体系中，女性形象作为一个整体更具有审美与文化观照意义。从《红楼梦》女性形象整体着眼足以观照现代女性的存在状态和人格意义，反思中国现代女性的未来之路。吕启祥认为，如果说女性在过去的社会根本没有做“人”的权利，而今天的社会解放了的现代女性仍在寻找出路。女性不仅要摆脱依附性和奴隶性，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还要在更高层次上回归为女人——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良好心理素质、正视自己性别身份的现代女性。“在这两个层次上，即呼唤女性的人格尊严和展示中国女性丰富的文化性格方面，《红楼梦》都具有典型意义和恒久的魅力……《红楼梦》诚然属于过去，却仍然可以伴随中国现代女性通向未来。”153-154女性在男性中心的社会结构中，乃是一种非人格化存在，历史的那些家喻户晓的木兰从军的故事其实呈现的是被男性社会同化的文化现象。而《红楼梦》通过贾宝玉向女儿世界的认同“由这一相对平等的视点出发来观察女性的生活和命运，就较少偏见，闺阁生活的本来面目，才能显露出来。《红楼梦》的价值原不在于记载了中国历史上多少巾帼英雄的煌煌业绩，也不在于保存了古往今来那些才女名媛的佳作名篇，而在于展现了中国女性丰富而独特的文化性格。”158每一位性格突出的女子各自成为了某种文化性格的标本范式。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女性气质往往被称赞以“东方女性气质”，为了这一美誉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千红一哭”、“万艳同悲”，便是最深刻的写照和最深沉的叹息。“流行的看法认为东方女性气质就是温顺、贤淑，就是指容忍、克制、含蓄、凝重一类品质，其前提当然是她们的依附性。本来，妇女的依附性或奴隶性是男权社会的产物，这种依附关系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而不是生命本身的问题，女性身上的美好品性不能因其社会地位低下而一笔抹煞。”159譬如《红楼梦》所描写的东方女性的个性内涵丰富多样，若按照汉代刘向《古列女传》的标准：“贾母大约入得‘母仪传’，宝钗入得‘贤明传’，李纨入得‘节义传’，迎春入得‘贞顺传’，如此等等，作为小说的《红楼梦》并非记载那么一点事迹或讲述一个故事，它展示了人际关系的全部复杂性和各人文化行人的多面性，我们由此看到了女性在传统文化建构中具有的那种基础的、原型的、模本的意义。”159至于“东方女性气质更为本质的东西，是她们具有处理人际关系的高超医术和特别良好的自我调节机制。她们不仅敏感细致、善解人意，而且睿智果断、堪当大任。”162《红楼梦》中的诸多女性身上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极其深厚，这是曹雪芹为闺阁昭传之所以成功的基础。同时，“《红楼梦》向女性世界的深度进军，还表现在作家的笔触伸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审美，这女性的王国。”167《红楼梦》“大旨谈情”讲得是儿女真情，并对由情生成的审美世界有充分的展示。通过对结社吟诗、大观园欢会等的描写，通过对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香菱们的诗性塑造，显示了曹雪芹开掘女性审美潜能、展现审美心性方面的出神入化的能力。“从来没有一个作家像曹雪芹那样发现女审美的优势，呼唤她们内心的灵性……中国传统女性的文化风采，由此得到了最充足丰满的体现。”172“今天，如果从塑造现代女性文化形象这一视点出发，以一种更为宽容的精神去体察，往往会有某种惊喜的发现……《红楼梦》有助于破译东方女性之谜、解读双重角色之困、拯救性灵沉沦之危。”173文化批评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反思性，即以问题意识为出发的反思性，既有出于对历史问题的反思又出于对当下问题的反思，而反思历史问题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对当下问题的观照。譬如吕启祥所谓“破译东方女性之谜、解读双重角色之困、拯救性灵沉沦之危”便是由反思历史问题而至于观照当下问题。这一观照的思想与情感基础源自于学者所怀抱着的“人间情怀”，吕启祥在评价胡文彬的研红时说过：“总之，文彬谈红，有一种人间情怀、现实参照。这是特点，也是优长。”[11]其实，她自己同样具有这样的“人间情怀”，并且同样地执着与强烈。譬如她在观照王熙凤形象所呈现的意义时就将王熙凤的才干、欲望、命运视为如同一面镜子，一面“人生宝鉴”，“它对当今那些才华横溢又贪欲难遏的风云人物具有特殊的警示作用。”258由于有一种“人间情怀”，所以，吕启祥认为“从文化的角度去透视包括凤辣子在内的各色人物，是十分有趣而有益的事情，不仅可以认识过去，而且有助于认识我们自身，认识流动在我们血液里的传统痼疾和应当珍视的某些基因。”219&吕启祥这一“人间情怀”还体现在她的鲜明人性立场与深厚人文关怀方面。她认为：“高明的作家深知仅仅从好坏善恶的角度是很难洞察人性奥秘、领悟人生真谛的，要理解人物必须从人性本身入手，所谓人性包含着人的本能和人的理性两个方面，相互矛盾又相互制衡，随着人自身的生命律动和社会环境的发展而变化，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许多人物从道德礼仪看往往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然而从人性的角度看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仅可以理解好之所以为好，坏之所以为坏，而且可以理解正邪兼备、善恶泯灭的人性奇观。”441吕启祥的批评也是从人性这一立场把握作家在小说中所写的“真的人”，而不是生活中人们所普遍理解的“好人”“坏人”，这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而从人性这一立场进行的批评才是“知人心”的批评，才是继承并发展孟子“知人论世”批评原则、把握其中“知人”真义的批评，这一立场可以规避古来就有的陋习即“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善于教化而缺少理解的狭隘与偏见。否则，如果你一定坚持从道德礼仪“好人”“坏人”视角看《红楼梦》中的人物尤其贾宝玉这个人物，你一定得不到真解。因为，正如《红楼梦》第十九回脂评所道：“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帐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凡，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恰恰只有一颦儿可对，令他人徒加评论，总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脱胎，何等心臆，何等骨肉。”277贾宝玉这一人物作为艺术形象尽管是作家的艺术塑造，而生活本身实际比这一形象还要丰富复杂得多，即人性本身的既单纯又丰富的多样统一。所以，对人物的评论“单是一种观念、一个框子已远远不够用了，要用多重的、多元的、多维的新眼光来观察和审视了。”443然而，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新眼光来观察和审视，都离不开对人物的人性内涵的探究与揭示，探究那些具有形而上意义的人性奥秘、揭示作家对人性的理解和开掘的新高度。《红楼梦》将人生的局限性和人性的局限性胶结在一起，“在开掘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同时，也思考了人性的局限性。”15譬如钗、黛的这一对形象便注入了曹雪芹对人性局限性的思考。“本来，追求精神的挈合和承担社会义务是健全人性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黛、钗各执一端而且表现为极致。今天我们难道不应该从中得到有关人性的全面发展的有益启示吗。自西方文艺复兴和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以来，神权让位于人权，道德转向幸福；到今天，对幸福的追求又使人没了灵魂，没有了道德感，再次呼唤人文精神。简单的复归不可能也不可取，应当有一种新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的人文精神，即人应当充分地实现自我，但应是健全的自我。应当把感性与理性、个性与群体、有限与无限、实在性与神圣性等从前对立的方面整合起来，统一起来。”15“整合与统一”人性对立的方面只是美好的愿望，这一愿望也是《红楼梦》用艺术形式呈现给读者的，并由此形成了永恒的艺术魅力。基于当下人性在欲望面前迷失、人文精神在平庸面前迷失的现实观照，吕启祥近来撰写的引人共鸣的《秦可卿形象的诗意空间——兼说守护红楼梦的文学空间》一文，就是面对“秦学”的的大行其道而发表的思考，即基于“秦学”消解“诗意”即审美意蕴引发的思考。“秦学”将《红楼梦》破译为一部充满政治角逐、权力斗争和阴谋色彩的宫廷秘史，使人不禁“惊诧的是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权力斗争真的深入到某些中国人和中国作家的骨髓里去了，它像幽灵一样在创作和评论中顽强地流露出来……以至完全淹没了《红楼梦》的本来面目，失去了它作为文学作品最基本也是最崇高的精神品格——审美。”而文学作品最基本也是最崇高的精神品格在于最能引发人的想象、涤荡人的精神，唤醒人性中真善美的东西，也是现实中人的人文精神涵养、精神家园守护所不可或缺的。可以这样说，那些能够使人们从庸常的困境中取得精神人格直立的勇气和能力的作品，那些能够为受庸俗压迫不堪的人性投射光辉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有灵魂的并且值得敬畏的作品，《红楼梦》便是这样一部作品，它的最崇高的精神品格绝不容调侃与亵渎。第三节：《红楼梦》融合了艺术典型和艺术意境《红楼梦》艺术论是吕启祥又一用力之处，她尤其注重从西方典型文论与中国古典文论结合上对《红楼梦》艺术创作独特性展开阐述且颇有心得。吕启祥自觉疏离被政治化和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文学理论，而常常将西方文论与中国古典文论独创的概念相结合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于是，对西方典型文论的熟知和对中国传统意境文论的神会使她的艺术分析圆融贯通且富有诗意性。&吕启祥认为《红楼梦》不仅创造了令人赞叹的艺术典型，同时创造了耐人寻味的艺术意境，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小说的中国风格。西方文艺因重视模仿、再现而注重艺术典型，中国历来重视抒情写意及表现而瞩目艺术意境。虽然艺术典型和艺术意境两者是对举的，却可以互渗，“这种相互渗透，往往是艺术上成熟的表现，在以往的优秀作品中是不乏其例的。”[2]78《红楼梦》融合了艺术典型和艺术意境，不仅塑造了众多富有个性的典型形象，同时以其包含诗的意境而使小说达到高度的审美境界。譬如“读西厢”、“葬花”、“卧花裀”、“芙蓉诔”等情节中艺术典型因化出诗意意境而更加形象可感，并增添了一种含蕴很深的的内在的艺术力量。尤其像吃鹿肉、醉卧花裀一类情节因兼有空灵之美和写实之真，而达到了艺术意境和艺术典型高度融合的化境。《红楼梦》中艺术典型和艺术意境的融合的表现方式既表现为诗的意想构思和大处落墨遗貌取神的表现手法，“还表现为作者将人物遭际命运、精神气质浓缩提炼为诗。这是《红楼梦》的一个艺术独创。”[2]89譬如《红楼梦》第五回的词曲“它们本身就是诗，其中呈现的艺术意境渗透在整个典型创造之中。”[1]而“‘呼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更是对这个豪门贵族行将灭亡的形象写照，也是红楼梦曲所提供的小说的总意境。它具有强大的思想和艺术力量，增强了小说所创造的一系列艺术典型的整体感。”[1]与艺术典型不同，艺术意境更侧重于表现作家的主观感受。《红楼梦》则“不以造成逼真感的幻觉取胜，而着重表现艺术家对生活的感受，给读者留下广阔的联想、补充、再创造的余地。”[1]吕启祥并没有止步于从西方典型文论与中国意境文论结合的视角对《红楼梦》进行艺术分析，为了更全面准确地把握《红楼梦》的艺术精神，她进一步引进“意象”这一艺术范畴不断完善自己的批评视角。如她在《秦可卿形象的诗意空间——兼说守护红楼梦的文学空间》一文中认为：“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除了作家构筑的精妙鲜活的经验世界而外，还有一种超验之美。面对作品的超验性质和思辨内容，过往习用的典型论显得捉襟见肘，应当引入与之并列的‘意象’这一范畴。某些人物称不上典型或难以用典型论来衡量，却可以是艺术意象或相当程度地意象化了的，载负和寄寓作家的某种意象理念和哲理思考。古往今来的许多优秀之作是以创造意象见称于世的。”[13]运用“意象”分析作品是因为文学不仅创造典型，还创造意象。譬如秦可卿形象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意象化了的形象，如果“以现实主义的典型创造法则是难以解释的。”[13]那么这一被意象化了的形象的象征意义何在？她是美的象征、情的化身。曹雪芹通过梦游太虚之境把他关于情爱的感悟和理念表现出来了，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完全可以理解贾宝玉与秦氏之间的关系了。当贾宝玉面对“这美的象征、情的化身坍塌了、毁灭了、夭亡了，这是怎样的一种催心彻骨的伤悲，一种无可挽回的失落，一种无人可诉的隐痛。心似刀戳，口中喷血，正是合乎情理逻辑的反应，是内心受到强烈刺激与震撼的行之于外的表现。这一情节本身，不是普通的夸张，很大程度上也是意象化了的，是情痴的宝玉对红楼女性中最早陨落的情爱意象的痛悼。”[13]可以说，“在《红楼梦》整个形象体系之中，秦可卿并非主要人物，甚至也算不上是重要人物，然而却是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角色。这个人物‘葆有引人探索的潜质’主要是指其言外之意象外之旨，是灌注于形象本身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所生成的意象之美，而不必去揭秘猜谜、编造离奇曲折、耸人听闻的故事。”[13]笔者深有同感，因而能深切感受到吕启祥在运用意象论阐释贾宝玉与秦氏之间关系时所融入的“理解的同情”，她的分析不再像有些研究者那样在这一话题上随意地表达自己的独白，她以审慎的态度透析着作家在塑造这一形象时所可能蕴含的美学价值和思想价值，这恰恰是一位真正严谨真诚的文学批评家所应当具有的学术使命和学术操守。吕启祥由典型论、意境论，进而引入意象论评论《红楼梦》的艺术特质显然更加贴切《红楼梦》文本的艺术气息。我们知道，典型、意境、意象均为体现人类审美理想的文学形象高级形态，这三种形态中的典型形态强调文学形象的“特征性”，意境形态强调文学形象的“审美想象审美韵味”，意象形态强调文学形象的“哲理象征性”，而后两种形态则更具有表意性。对于《红楼梦》这样一部饱含生命体验之“味”的经典作品，若仅以典型论分析阐释“其中味”是显然不够的，过往典型论的一度辉煌，同时也成就了“批评的贫困”。而《红楼梦》“形象的丰满”显然应当匹配“批评的富足”而不是“批评的贫困”。难能可贵的是，吕启祥早在八十年代初就有感于学术的荒芜和批评的贫乏写就了《形象的丰满和批评的贫困》一文。时至今日，这一学术的清醒一直自觉葆有于吕启祥学术批评的生命历程中，譬如她对秦可卿这一艺术形象的认识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她于年撰写的《生活·艺术·创新——试论曹雪芹的创造思想》一文曾将秦可卿形象的删改看作“是脂砚斋陈腐守旧的思想见解对《红楼梦》创作的消极影响，使得秦可卿形象模糊不清……这倒提供了一个例证，说明任何主观随意性都将损害艺术形象的客观真实性，对现实主义艺术带来不利影响。同时也说明了作者观点中的矛盾”。[1]这一认识乃基于“曹雪芹反映生活的这一严格现实主义的原则在《红楼梦》全书中并非能够贯彻到底”[1]的理解之上的，而在《秦可卿形象的诗意空间——兼说守护红楼梦的文学空间》一文中则认为：“作家以自身情感的深度介入，改造、整合了生活事件，包括强化和提升某些因素、弱化以至删除某些枝节，更以空灵幻化的笔触，将事件的主角超拔、提升为爱情的象征，给予人的审美感受虽则神秘缥缈，却醇美无比，令人陶醉……秦可卿这个人物即使有原型，也不一定是或不只是反映；还表现作者的某种意念和情愫，表达作者的某种人生感悟。”[13]因此，“我们不能从文学的反映论那里强求解释，却可以从文学的表现论那里得到启示，它启示人们，秦可卿形象本身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蕴和诗意空间。”[13]由以上引述可见，将人物批评的视野由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延展到意象形态以后，评论的视野豁然开朗起来。我们知道，艺术论若止步于艺术鉴赏而没有更为深刻而独到的思想表达则易流于轻浅；如若信步于套用各种文艺理论而没有自己独特的艺术感受则易流于空疏。吕启祥则因为始终怀有“不落入人云亦云的‘红学’八股”的学术清醒，使她的艺术论虽非篇篇警策，却因将人生的体验与现代意识的烛照结合，而能从个性化的文学体验中提炼启示人的思考。这也就使她的艺术分析既有审美激情的灌注而不乏感染读者的思想力量。如今的红学倡导“回归文本”，《红楼梦》艺术审美研究已然成为红学的主流，笔者认为，人们不知疲倦地感受、体验并揭示《红楼梦》美学价值的激情乃源自于对建构了中国文化精神高峰的伟大作家曹雪芹的崇高敬意，以及《红楼梦》作为一部“诗性”文本的“摄人魂魄”艺术魅力的感召。可以说，“精神还原”是文学批评派红学的主要任务，人们将不断追问：曹雪芹为什么带着深切的悲情走进“红楼”世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感受使得曹雪芹要构想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构想所展示的精神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人们期待着深刻揭示《红楼梦》的精神实质，进而获取对于现时代与现代人更丰富的启示意义。&第四节：人性关怀立场尤其女性关怀立场的《红楼梦》研究吕启祥在《红楼梦》比较研究方面发表了至今看来仍具有学术参考价值的“会心”之论，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金锁记〉与〈红楼梦〉》一文发表所形成的影响，显示了她《红楼梦》比较研究的高水平。正如有作者认为：国内的“张爱玲与《红楼梦》”学术研究在世纪的最后年逐渐成为热点，年代的一个最重要的学术标志，是知名红学家吕启祥撰写于年的《〈金锁记〉与〈红楼梦〉》一文。这是迄今所知第一篇专门研究张爱玲与《红楼梦》之间关系的专题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篇论文对于张爱玲与《红楼梦》之间关系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意义的。[14]吕启祥的《〈金锁记〉与〈红楼梦〉》一文原是为年月哈尔滨国际红学研讨会撰写的会议论文，曾刊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年第一期，此后被选入多种“张爱玲研究”资料集之中，可见其影响之广。吕启祥在该文中倡导：张爱玲小说同《红楼梦》的血缘关系十分令人注目，它应当成为《红楼梦》“影响研究”的课题之一。对于当代作家如何从《红楼梦》中吸取营养，也具有启示意义。[1]420她的倡导正在变成现实，“张爱玲与《红楼梦》”研究已经成为热点话题，并出现了较为可观的研究成果，其中，周汝昌撰著的《定是红楼梦里人》（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不失为“张爱玲与《红楼梦》”研究的重要成果。&新红学批评以来，这一运用比较方法研究《红楼梦》的做法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从王国维开始就已经自觉地将《红楼梦》与《浮士德》相比较着展开评论。年，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又将这一研究方法拓展开来，《红楼梦研究》目的“就是要用欧洲第一流批评家研究他们第一流作品的结果和方法，来与《红楼梦》作一比较，以论定《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15]其实，那样的时代，像李辰冬这种以中西比较的视角观察和研究《红楼梦》的学人并不在少数。如吴宓在当时的影响就很大，他的《红楼梦》比较研究成果至今还在引用。吕启祥在她主编的《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前言”中说：“当时学兼中西又熟悉《红楼梦》的人几乎都有这方面的心得。他们往往是在读了大量西方小说之后，返观红楼，愈觉其佳妙；或是在学得了西方文学理论后，按之于《红楼》，无往而不合榫。”[16]可见，但凡学兼中西又熟悉《红楼梦》的学者，大都葆有这样一种学术兴趣。到了世纪年代，同样是学兼中西又熟悉《红楼梦》的香港学者宋淇，依然葆有这样一种学术兴趣，其研究成果堪与李辰冬相提并举。吕启祥在考察了20世纪上半期的红学研究后发现：《红楼梦》与其他作品的比较研究，除了在中西文学坐标中的观照之外，也偶见“《红楼梦》与《子夜》”、“《红楼梦》与《茶花女》”一类题目。较多的还是《红楼梦》与中国其他古典小说的比较，如与《水浒传》的比较。[16]20当然，新红学之前，将《红楼梦》与中国其他古典小说比较着评论已经在小说评点中常见，只是缺乏系统而深刻地分析，至于比较文学意义上的比较评论还不可能。吕启祥《红楼梦》比较研究尽管难见中西方小说比较方面的成果，而在《红楼梦》与中国古代作家作品以及《红楼梦》与现当代作家作品两个方面均发表了自己的“会心之作”，如《笔补造化穿仄入幽——&红楼梦&与李贺诗》、《梦在红楼之外——&再生缘&与&红楼梦&》、《&金锁记&与&红楼梦&》、《&鹿鼎记&与&红楼梦&》等（笔者按：四篇论文均收录吕启祥在她的论文集《红楼梦寻》一书中）。她自己认为这方面的文章仅就乘传影响作些文章，而且只是捡了自己有兴趣的相关作品加以评论,够不上严格意义的比较研究。尽管如此,这些文章还是发生了一定的影响,&《&金锁记&与&红楼梦&》一文已如上述，《&鹿鼎记&与&红楼梦&》一文则被选入《名人名家谈金庸》，于本世纪初在大陆和台北分别以简繁体本发行。《&鹿鼎记&与&红楼梦&》中所呈现的人性奇观和人性内涵的阐扬，正是对作品内在意蕴深入开掘的成果。至于《梦在红楼之外——&再生缘&与&红楼梦&》一文的写作，则是有感于《红楼梦》之热和《再生缘》之冷，而《再生缘》是受到郭沫若、陈寅恪两位当代文史大家高度评价的长篇弹词（韵文）作品，其主人公孟丽君的高远梦想和精彩人生是远超越于红楼之外的。这一切都出自女作家陈端生的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人格，陈端生正是生活在清代乾隆年间的真实人物。遗憾的是今天的以孟丽君为主角的《再生缘》诸多改编之作，均将悲剧结局改为大团圆收场，其思想境界远不及二百多年前的陈端生。要之，吕启祥这些文章所用的心力和所达到的深度并不逊于对《红楼梦》文本本身及人物的论析，只是少有人关注而已。&既然这四篇论文均为吕启祥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红楼梦》的“会心之作”，显然已非简单的直觉感悟和表层分析之论，这四篇论文堪称新时期红学较早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红楼梦》的成功之作无疑。那么，如何评价吕启祥《红楼梦》比较研究的成果呢？而读者从吕启祥关于《红楼梦》与《金锁记》和《再生缘》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她是对每一部作品都能做到“了然于口和手”与“了然于心和意”，两者兼美则“知己知彼”的功夫显而易见。譬如她对金庸在《&鹿鼎记&与&红楼梦&》中所呈现的人性奇观和人性内涵的阐扬，以及她在《梦在红楼之外——&再生缘&与&红楼梦&》中对陈端生这位绝代才女创作《再生缘》以确证“闺阁中历历有人”和“当日所有之女子”其行止见识皆超绝当世之意义的阐扬等，均与她对作为精神家园的《红楼梦》的阐扬是精神贯通的。&吕启祥的《红楼梦》比较研究习惯于坚持她的的人性关怀立场尤其女性关怀立场，至于比较研究具体过程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心理分析、美学分析等都并不脱离她的这一基本立场。她的比较研究并不仅仅为了比较而比较，也就是停留在“述”的层面而没有“作”的层面的阐述。孔子曾说过“述而不作”，“述”，即阐述前人学说；“作”，即创作。也就是只叙述和阐明前人的学说，自己不创作。当然，正如李泽厚《论语今读》中说：“实际上孔子是‘述而又作’。‘述’者‘礼’也；‘作’者‘仁’也。‘作’是为了‘述’，结果却超出了‘述’。”&[17]169笔者以为，吕启祥的《红楼梦》比较研究同样可称之为“述而又作”，最难得的是，她的“作”是为了阐扬作家的创作精神和作品的艺术魅力。也就是说，“比较”本身不是目的，目的在探得作品精义的基础上寻求艺术真谛、人生真味、精神家园。结语她在《爱博心劳——贾宝玉典型的特质和鲁迅艺术批评的个性》一文中论及鲁迅评论的精神实质时说：“他的评论也投下了自己精神气质的面影。”[1]可以说，吕启祥也以自己独特的艺术评论同样“投下了自己精神气质的面影。”她的文字留给我们这样一种深刻而鲜明的印象：她虽非诗人却具有诗性气质，流灌于字里行间的审美激情和清新通脱的文笔足以说明了；她虽非哲人却具有哲人气质，流灌于字里行间的哲思和启悟足以证明了。她始终怀抱着一种对人生、对文学艺术的通观内省的态度，即一种审美态度而能入乎其里又出乎其外地用心来感悟、用心来体察，以求明心见性、捕捉精神内核。如果说她的评论乃力图实现穿越时空的沟通，以与曹雪芹展开心灵的对话，那是因为“倘若不能达成此种穿越时空的沟通，那么经典就没有生命力，也就不成其为经典了。”[10]而在这一对话过程中，吕启祥尤其关注《红楼梦》作为文化经典对于人性深度的展示，对于人间真爱的呼唤，这正是《红楼梦》作为经典的现代启示意义和普世价值所在。我们知道，《红楼梦》的视角是“大观视角”、“宇宙视角”，这一视角是由贾宝玉的视角表达的，其真义就在于一个“情”字，即永恒的感情和由此体现的精神。面对《红楼梦》，吕启祥能始终葆有诚敬的清醒：“经典是朴素的，因而具有亲和力；经典又是不朽的，对之应抱敬畏心。”[10]笔者以为，这也正是我们每一位《红楼梦》读者所应当记取的箴言。[1]吕启祥.红楼梦寻[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2]吕启祥.红楼梦开卷录[M].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3]吕启祥.红楼梦会心录[M].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中华民国81.[4]张岱年.宇宙与人生[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5]高淮生.蔡义江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一[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0（6）.[6]王朝闻.王朝闻集6·论凤姐[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7]张锦池.红楼十二论[M].百花出版社，1982.[8]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M].团结出版社，2002.[9]王蒙.王蒙的红楼梦·红楼梦二十七讲[M].湖南文艺出版社，2010.[10]吕启祥.作为文化经典的《红楼梦》[J].红楼梦学刊，2008（5）.[11]吕启祥.勤耕博采&宏图大观——试说文彬治“红”[J].辽东学院学报，2009（5）.[12]朱一玄.红楼梦脂评校录[M].齐鲁书社，1986.[13]吕启祥.秦可卿形象的诗意空间——兼说守护《红楼梦》的文学家园[J].红楼梦学刊，2006（4）.[14]陶小红.张爱玲与《红楼梦》研究述评[J].红楼梦学刊，2008（4）.[15]邓庆佑.红学人物志[M].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16]吕启祥，林海东.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17]宋淇.红楼梦识要[M].中国书店，2000.[18]周汝昌.新红学——新国学[J].山西大学学报，2002(2).[19]李泽厚.论语今读[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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