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台有些政策，教育管理部门自己都不信能落实”,委员论中小学生减负|减负|中小学生|培训机构_新浪新闻
“出台有些政策，教育管理部门自己都不信能落实”,委员论中小学生减负
“出台有些政策，教育管理部门自己都不信能落实”,委员论中小学生减负
摘要：“实说实话，出台有些政策，教育管理部门自己都不相信能够落实，”汪小帆说，他也是在自我检讨，因为他曾挂职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也是一名教育管理者。“我们教育管理部门的人，有多少是不让自己孩子补课的？”在两会政协教育界别分会场，新近担任上海大学副校长的汪小帆委员公开询问刘利民委员。后者的另一个身份是教育部前副部长。 “实说实话，出台有些政策，教育管理部门自己都不相信能够落实，”汪小帆说，他也是在自我检讨，因为他曾挂职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也是一名教育管理者。 有委员指出，教育部和各级政府每年都提减负，每一次减负之后，中小学生负担回潮力度甚至更大。 老生常谈，痼疾久治不愈，足见问题的复杂与艰巨。正如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政协联组会议上答复的那样，许多教育热点问题，其实都是社会问题。中小学生课外负担的来源之一——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就是一例。两会前夕，教育部、民政部、人社部、工商总局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 培训班，爱你还是恨你？ 北京的年轻妈妈赵晓华是在妈妈微信群里看到这则新闻的。此时，她女儿的奥数培训班刚刚上了半年。“培训班会关吗？”群里的妈妈们谁也说不清。有时候，赵晓华倒是真的希望培训班关了，因为半年前为女儿报名实在出于无奈。 曾经是一位节目主持人，在美国生活多年，赵晓华有自己的育儿理念，各类培训班曾是她竭力抵抗的。可到后来，实在抵抗不住了。“妈妈们都说，我女儿五年级才报奥数太晚了，三年级就该报了。” 赵晓华说，不知不觉，女儿已经报了5个校外培训班：一个线上英语外教口语、一个线下英语证书考试、一个奥数、一个钢琴、一个棒球。在京沪等大城市，这并非个案。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胡卫在政协调研过程中，频繁见到情绪焦虑的父母把孩子拽进培训机构大门。他说：“当下家长们有经济、攀比、教育三重焦虑。各种焦虑的背后原因，一是对孩子成功的过度渴望，二是对孩子成长规律和个性特点缺乏认识。”用汪小帆的话说，课外培训像是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所有孩子补课和所有孩子都不补课，效果是一样的；但若有孩子补课，有孩子不补课，补课的孩子就会占先。因为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家长们都会选择补课。 “汪老师，您给女儿补课吗？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汪小帆经常面对家长类似的提问，因为他有一个优秀的女儿并且多年从事人才培养工作。“我说实话，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分享。要说有，就是两个相信：一是相信教育的本质，二是相信孩子。”汪小帆说，最大的教育经验是让女儿睡足觉。可是很多时候，家长听完汪小帆的宏论，只感慨一声，你们家基因好，又急急忙忙把孩子送到下一个培训班。 家长的培训需求总能在市场上找到满足。去年，上海梳理发现，全市教育培训机构总量近7000家，其中有近25%为无照经营。据介绍，上海去年已查处取缔无照经营的教育机构；对有执照但无资质的机构，由各区的市场监管局和教育主管部门共同牵头，指导其限期整改。 早改整治了。在依法治理培训机构问题上，解放日报采访的代表、委员、专家、家长回答是一致的。 治理培训机构，能减负吗？ 治理校外培训机构能不能实现减负？面对这个问题，他们的答案变得不确定起来。 培训机构只是市场的供给一方，它们的存在并不直接增加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和校内学习不同，参加培训是一种自主选择。汪小帆说，家长有送孩子培训的内生动力。 就小升初而言，这种内生动力主要来自择校热。在上海、杭州等城市，数量不多的民办小学初中集中了优质教育资源。蛋糕虽小却要众人分。去年，一所民办学校只招100名学生，却有5000名学生报考。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民办学校要从那么多报名者中选出优秀者，不去了解学生参加竞赛、获奖的情况怎么挑选呢？” 赵晓华所在的北京不同于上海，这里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公办学校，但择校热带来的培训热相似。北京小升初原则上由电脑“派位”，也就是分配到学区内几所初中之一。但“派位”之外，优质初中还有或明或暗的“点招”，也就是择校。妈妈群里，大家神秘地把“点招”成功称为“上岸”。只要存在择校，就存在挑选标准。奥数、英语剑桥五级都是敲门砖。赵晓华说：“孩子班级里几乎没有不学奥数的。虽然知道女儿不大可能通过奥数‘点招’，但有奥数成绩总比没有好。” 为了给择校热降火，京沪等地做着各种努力。比如，北京正逐步提高“派位”比例，上海也改变了惯例，今年将实施公民办小学同步招生。 有人说，试图通过治理培训机构为中小学生减负，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病因不明，或者即使病因明确，却无法一时根治的时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而减轻病症也未尝不是件好事。就中小学生减负而言，治理择校热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治理培训机构却更加易于操作。 如果培训的供给侧有所改变，学生课外负担减轻也未可知。在此思路指导下，教育部等四部委联合下发的通知要求，纠正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主要指语文、数学等）出现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行为。上海也出台系列办法，规定培训机构不得举办小学生语文、数学、外语等学科竞赛活动。 熊丙奇认为，这些治理条文还需要进一步细化。“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如何界定？他说：“比如，学前教育阶段的幼儿奥数培训，从学前教育去小学化角度，无疑就属于超前教育，但如果不加以明确，培训机构会以这是早期智力开发为名，回避监管；还有，目前几乎所有的幼升小衔接班，都是给即将上一年级的学生提前进行教学，这也属于超前教学，但培训机构将其美化为对孩子的行为习惯进行培养。” 减负治本之策，真的有吗？ 两会上，很多代表委员都提出，中小学生负担重的根源在于教育评价体系。一位在教育界耕耘30多年的全国特级教师说，这些年来，通过小学免考直升初中、禁止排名、等次替代分数等一系列措施，小学生校内负担的确有所减轻；但对于初中，特别是高中来说，只要有升学考试在，只要有分数在，减负就难以真正实现。 改变评价体系，在一些代表委员看来，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部分省市进行了高考制度改革。当然政府出发点非常好，是为了满足学生根据兴趣选择课程的需求。但实际上，多少还是增加了学生负担。现在因为六门会考门门要考。而且问题是，难考的学科，比如物理，选的人越来越少了，客观上没有实现按照兴趣选择学科的目标。” 即便如此，胡卫依然认为，考试制度改革，还是要大大推进。将来政府要提供更加公平的环境，从而建立一座“立交桥”，让我们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学到不同的知识能力，达到人人成才。 如何建立“立交桥”似的多元化考核体系，如何让高考不以分数为唯一指标，这又进入了另一个更加争论不休的话题。考试改革牵一发动全身，公平与效率始终在艰难的平衡中。不少代表委员担心，若不以分数为标准，学生负担也许减轻了，但将会带来更大的不公平。 难改依然要改，难减依然要减。汪小帆说：“八项规定实施之前，有谁相信中国公款吃喝之风能止住？你看现在，不也就刹住了？我始终觉得要坚持正能量，我总觉得一定要相信孩子的天性是好的，一定要相信社会是越来越好的。”他以德国哲人施韦泽的一句格言结束这个沉重的话题：“我对未来忧心忡忡，但仍充满希望。”栏目主编：张骏文字编辑：张骏题图来源：视觉中国图片编辑：邵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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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Rights Reserved中学生“减负”风暴调查 高考指挥棒何去何从
来源：中国青年报
　　日，宁波中考拉开帷幕，宁波共有6.5万余名中学生参加考试。宁波第十五中考点，一名考生入场前在复习功课。(资料照片)张培坚摄
　　“除了中午在学校做作业外，晚上作业一般要做到夜里11点。同校的初三学生作业时间普遍超过12点，以致白天上课打瞌睡。此外，双休日在校补课，每科600元。”近日，浙江省温州市一名初二学生向中国青年报写信控诉繁重的课业负担。
　　温州市另一所小学的一年级家长同样来信向本报反映孩子课业负担过重语文家庭作业：一是读课文5篇，并读《词林采撷》;二是读课外书;三是复习汉语拼音，包括默写声母表、韵母表、整体认读音节&&
　　在浙江“铁腕”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背景下，为何频繁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是顶风作案、加重学生课业负担的现象?浙江的减负风暴真的减轻了学生的负担吗?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赶赴浙江进行调查采访。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重不是绝症
　　王培(化名)是杭州市的一名小学生，从上一年级开始，他就一边在学校上课，一边在课余跟着“一对一”的家教补课，到目前为止，这样的“双轨制”学习方式已经坚持了两年时间。
　　像王培这样的情况在杭州的小学生中非常普遍。繁重的课业负担令学生喊累，家长叫苦，媒体质疑，领导层也不满意，认为当前教育死记硬背、机械性训练太多。学校老师更抱怨加班加点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应试教育绑架了教育、学校、学生与家长。”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他们也不断接到反映课业负担过重的“血泪控诉”信，有的人在来信中，直接用“摧残”这样的字眼儿表达对当前这种扭曲的育人模式的愤怒。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教育部门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 刘希平认为，虽然这并非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但必须承认一点，即社会上关于教育的种种偏差，都和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有直接关系。
　　浙江是院士大省，两院院士中约有五分之一是浙江籍的。但是，如果不正视并解决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大家担心，将来新产生的院士中，浙江很有可能后继无人。一个典型的事实：现在一些孩子在幼儿园很活泼，读小学像个书呆子，上初中成为小老头。
　　“中小学生&减负&是一块&硬骨头&，迟啃不如早啃好。”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韩平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
　　基于这样的判断，2009年《浙江省义务教育条例》修改时，就把很多规范办学与减轻中小学生负担的内容写入其中，并获省人大代表会议审议通过。
　　浙江此次“减负”风暴，重点集中在中小学开设课程、控制学生作业量、控制补课、规范考试管理、确保学生的休息和锻炼时间、规范招生秩序等六方面。如小学生、初中生在校上课时间分别不得超过6小时、7小时;小学一、二年级不得留书面家庭作业，其他年级学生书面家庭作业量每天控制在1小时以内。初中学生书面家庭作业每天不得超过2小时;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利用寒暑假、双休日、课余时间补课等。
　　该省教育厅基教处处长方天禄表示，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虽是顽疾但并非绝症。他以湖州师范附小为例：这所小学从十几年前开始推行期中、期末免试制度，10多年来，学生综合素质不下降，反而快速上升。
　　学生“减负”，老师最痛苦?
　　“轻负担，高质量是一对矛盾。”金华市部分中学任课老师埋怨说，“减负”就好比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给学生“减负”可以做到，但是高质量培养难以做到。
　　方天禄说，过去，是学生下题海，减负后，变成了老师下“题海”，把学生“解放”上岸。浙江省明文规定了学校须按年级做好各学科作业的平衡工作;老师要精心设计作业，做到精选、先做、全批并及时反馈;坚决杜绝给学生布置机械性、重复性、难度过大的作业。双休日及节假日不得加大作业量，这些都给传统的教育方式带来很大冲击。
　　许多传统的教育观念也受到冲击。比如原来提倡的“多付出就有多产出”，现在是：农民整天泡在田间地头，可能种不出最好的庄稼。金华市南苑中学校长周均华说，通过对老师教学基本能力的诊断他们发现，教龄越长，老师的专业知识退化越严重，受“减负”风暴的冲击越大。
　　中小学生“减负”的主战场是课堂，出路在于提升教师的素质与执教能力。在金华四中，喜欢拖堂的老师被要求：“课堂上能不能漫无目标地少讲一点。”
　　一旦少布置作业量，老师就对教学质量不放心，这其实是对自己的执教能力与水平以及学生的学习能力不放心。该校校长吴根土说，针对一些老师难以在课堂上帮助学生巩固知识、势必延伸到课外的现象，金华四中推行限时教学模式，即每堂课中老师主讲知识、要点不得超过30分钟，学生课堂练习、巩固时间不得少于15分钟。
　　减负“风暴”给老师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师不仅要给学生传授知识，还要让学生能快乐地接受知识。
　　费婷是湖州师范学院附小六年级2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现在，她和同事除了不断充电、提升自己外，还要与教研团队一道精心制作课件。比如，小学三年级学习长度知识时，孩子们对量书本与课桌的长度没有什么新鲜感。她就布置学生回家量量爸爸妈妈的“三围”是多少;学习东南西北方位知识时，她就要求每名学生画出家中最喜欢房间的平面图。
　　金华四中初三数学老师李胜兵说，在课堂有限的时间内，是用一种方法让学生去解答10道题目，还是用10种方法去解答一道题?该校初一数学老师朱少华讲概率时便在乒乓球上标注记号，模拟彩票中奖的形式，观察每个数字选中的机会。在不增加学生学习时间的前提下，如何提高学生学习知识的能力、方法与技巧成了老师们的新课题。
　　中考、高考指挥棒何去何从
　　刘希平说，现在浙江把“减负”的重点放在初中和小学，并不意味着对高中生课业负担放任不管，而是参照义务教育阶段有关要求，对高中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减负”措施。
　　浙江省教育厅一直试图扭转以中考、高考为“指挥棒”的局面。比如，中考试卷难度系数控制在0.75，高中招生50%的指标定向分配给辖内初中。金华市教育局副局长戴玲解释了该市定向招生计划数的确定标准与权重：本学年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优秀率占5%、全科合格率占25%、在全市“后20%”的学生数占10%、毕业生数占50%，规范办学情况占10%。
　　以金华非常难进的金华一中为例，吴根土透露，2008年金华一中定向招生后，以前很多“剃光头”的农村中学，如今每年都有8~10名考生进入金华一中。
　　湖州市德清县二中校长顾生隆说，高中招生指标定向分配前，学校与老师往往注重对尖子生的培养。现在，学校与老师要关注每个学生的发展，否则就分配不到应有的定向招生指标。
　　与之相配套的是，浙江早在2006年就全面推行了高中新课改。2009年开始，浙江省就告别了几十万人同考一张试卷的格局，而是分为一类科目对应研究型大学，由语、数、外加综合，再加自选模块组成;二类科目对应一般本科院校，由语、数、外以及综合组成;三类科目对应高职高专，由语、数、外，以及信息技术或通用技术组成。其中通用技术另行安排考试时间，每名学生有两次考试机会。
　　2009年全省32.4万考生中，单独报考一、二、三类科目的考生分别为0.33%、1.31%与16.68%，兼报一二类、二三类的考生分别是17.31%、36.84%。湖州市练市中学是一所基础相对薄弱的乡镇高中。该校通用技术课老师顾月平说，报考三类科目的学生由于不需要考文理综合与自选模块，他们总体的学习压力与课业负担确实减轻了不少。
　　“减负”是一场持久战
　　每天下午5点半以前回家，双休日、节假日不补课，成为杭州开元中学评价老师“爱孩子、爱家庭”的硬性标准之一。校方的目的是用制度的刚性来保障对学生的“减负”效果。金华市中小学生“减负”则已经解决了“两头黑”的现象，即学生天没亮到校，天黑了没放学，现在重点转入关注课堂与学生的阶段。
　　中共浙江省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督查显示，全省11个设区市的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现象在面上得到基本遏制，但“减负”还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亟待破解。
　　首先，一些地方和学校对“减负”的认识不统一，担心自己减轻了学生课业负担，别人不减轻怎么办。有的还持观望态度，不想动真格。有的变着法子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其次，由于历史原因，老师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导致初中英语、数学、科学，以及小学语文、数学等学科出现超规定课时现象;体育、信息技术、综合实践等学科却受场地、设施、设备及技能师资等制约，无法开足。
　　第三，初中停止晚自修以后，家长对孩子的要求并没有降低，并想方设法找教师为孩子补课。结果变成了校内减负，校外增负。
　　第四，校外培训机构良莠不齐，难以统一监管：既有教育部门审批的，又有工商部门注册的;既有劳动保障部门审批的，又有民政部门登记的，出现了一个“多龙治水”的格局。
　　除此之外，浙江的减负也承受着来自地方和社会的压力。例如，浙南某县一中2009年考上重点大学人数较2008年增加50人左右，县长要在一中召开现场会并嘉奖学校100万元;浙北某县中学在近年一次高考中大倒退，学生家长则纷纷到县委、县政府上访。
　　向违背教育规律的行为“开战”是一场持久战。浙江省教育厅负责人表示，“目前取得的&减负&效果来之不易，但也是非常脆弱的。”前不久，这位负责人就接到学生寒假补课，以及有的补习班开到军营的举报。现正在逐个查处。
　　对于“减负”这块试验田，韩平说，浙江中小学生“减负”具备了一些先决条件。浙江省从2003年高考开始就获得了教育部授予的自主命题权，因此，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对课程标准与命题要求等具有相应的调控权。
　　同时，浙江建立了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试卷质量评估、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情况通报、加重学生课业负担责任追究、课业负担征求意见、教学活动安排公示与家校联动等六项“减负”的保障制度，严格考核与督查，实行“加重学生课业负担”一票否决制
(责任编辑：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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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是经济负担，来自北京东城区的郑女士对澎湃新闻表示，还有精力上的负担，陪孩子上课外班，让自己疲惫不堪。”给中小学生减负，是教育“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切实要求，近期也成为各地“两会”的热门话题。
原标题：学生校内减负课外又被&增负&，家长焦虑心态令减负受阻给中小学生减负，是教育&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切实要求，近期也成为各地&两会&的热门话题。减负到底要减什么？减负喊了多年，为何迟迟减不下来？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市级学科带头人南海涛等向澎湃新闻表示，中小学生减负其实不仅仅是教育部门一家的事情，人才评价机制、社会人才出口以及价值观等外在环境也必须跟上节奏。南海涛还认为，家长焦虑的心态令减负受阻。学生校内减负，家长校外报补课又&增负&1月20日，北京&两会&落幕。在北京&两会&期间，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当代律师事务所律师卫爱民建议，目前本市中小学的放学时间在下午4点左右，应延迟一个半小时到下午5点半，让学生的放学时间和年轻父母的下班时间一致。卫爱民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过早放学，为社会培训机构创造了土壤，这些孩子依然在中介机构培训，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另外，培训机构价格越来越高，成为了年轻家长很重要的家庭经济负担。不止是经济负担，来自北京东城区的郑女士对澎湃新闻表示，还有精力上的负担，陪孩子上课外班，让自己疲惫不堪。郑女士的女儿上小学二年级，孩子所在的学校，一年级二年级的期末考试不叫期末考试，叫乐考，且没有成绩。&事实上，现在孩子的校内负担并不重，如果孩子不拖拉，认真做作业，每天花十分钟就能做完。孩子在校内的环境非常宽松，老师既不敢打孩子，也不敢骂孩子，我们严格教育的传统都丢掉了。&她认为，在这样宽松的环境下，校内不宜再减负。&校内宽松了，累的是家长。&她说，社会环境竞争激烈，家长不得不让孩子从小就学习各种才艺。北京西城区的张女士女儿上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结束时，老师通知学校没有期末考试。她也认为，孩子在校内的环境过于宽松。每天早早放学，家长不得不带孩子上各种各样的课外班，&如果能在学校里时间长一点，多学点才艺就好了，而不是家长带着孩子课外到处奔波。真正需要减负的是家长。&&要减的是没有生命力的文化课内容&&减负，要减的是过去在文化课上不太合理的教学内容。&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市级学科带头人南海涛对澎湃新闻表示，盲目地谈减负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觉得减负就是让学生轻松、愉快，这会造成一种误解。南海涛认为，&负&减的主要是过去那些僵化的、脱离生活没有生命力的文化课内容，从长远看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不是很大。&我们现在越来越认识到，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很重要，过去这方面是欠缺的。&对于延迟放学时间这一建议，南海涛并不十分赞成，&学生晚一个半小时下课，有的学校安排丰富的课外文体活动，这对学生是有益的。如果学校不具备条件，老师精力有限，只是像托管班一样，就失去了意义。&但卫爱民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说：美国很多州的学校在放学以后，政府会雇一些老师，辅导孩子体育、唱歌、跳舞、美术、弹琴等。当然，也可以由学校老师承担一个半小时的责任，政府财政拨款。&老师的劳动权益要保护。国外的解决办法是这些老师下班后，另外一波老师来。&卫爱民说。家长的焦虑心态令减负受阻在谈到&校内减、校外增&的状况时，南海涛介绍称，目前的课外班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例如舞蹈、音乐、美术等兴趣班。这类课外班，如果孩子感兴趣，应该长期坚持，这对孩子的未来十分有益。另外一种就是文化课，例如小学的奥数、初中的语数外等。&语文、物理、数学去报课外班，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这其实就是家长的心理安慰。&南海涛解释，对于上了初中以后的孩子来说，文化课的学习最主要的是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课外班难以培养。&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生活能力、生活情调，以&人&的目标来培养孩子，当然就是在小学阶段，甚至学前阶段。&她说，家长自身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也十分重要，&学业成绩从初中之后再努力，都来得及。上了初中之后要养成好的习惯，自己预习、复习、总结、梳理，要把这些习惯培养起来，自然而然就好了。&对于减负多年却一直减不下来的原因，南海涛称，是人才评价机制、社会人才出口以及价值观的问题。她认为，多数人的价值观还停留在对于物质层面，&有钱有权就是成功，没钱没权，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就不被接受，必然造成我们在世俗的教育体系中去打拼。&南海涛认为，在这样条件下，许多家长都希望孩子跻身到精英行列，这样焦虑的心态令减负受阻。此外，评价选拔机制不够灵活也是问题所在。近年来高考选拔机制的确有所变革，但主要还是参照试卷与分数。虽然有自主招生，但只是极少数，目前的选拔机制并不能真正做到让学生自由发展个性。
[责任编辑：曲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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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减负校外增负？校外培训班为何“一座难求”
发表时间：　　　　
　来源：光明日报
　　校内减负，校外增负。
　　一方面是学校减负后的轻松自如，另一方面是校外培训的热火朝天。体制内的素质教育与体制外的应试教育离奇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今天城市教育最熟悉的图景。
　　小升初取消了，中考名额分配了，优质教育扩大了，均衡教育推进了，为什么学习压力丝毫不减？为什么校外培训愈加火爆，甚至&一座难求&？
　　追问一：教育政策的实施为何与现实背道而驰
　　初冬，入夜，雾霾。
　　3个小时的补习结束，大厦楼前人们进进出出。
　　无论天气如何，刘女士都已经习惯了每个周末陪孩子到培训机构学习。细数，已经一年有余。近在眼前的水果摊位灯火通明。课后，她总会到那里买些水果给孩子。她要让孩子知道，生活的滋味是多种多样的，不只是苦，也可以甜。
　　报道《疯狂的学而思》将偌大的教育培训市场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并持续在网上发酵。在刘女士看来，一次次报道之后，孩子们的负担没有减轻。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孩子就是在培训班里&泡&大的一代，躲也躲不开，减负风暴过后，一切如初。
　　一边是无法避免的无奈，一边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前段时间，培训机构推出&双十一&寒春联报优惠活动，刘女士果断刷卡，课程学习还要继续下去。
　　&只顾校园减负，而不管学生整体减负的减负政策是鸵鸟政策。&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直言，发禁令容易，把责任推给培训机构和家长也容易，但这无益于解决问题。
　　在熊丙奇看来，如果义务教育不均衡，中高考(精品课)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不变，要想把学生从学业负担中解放出来，是很难做到的&&学校严格执行教育部门的减负令，减少考试、减少作业，可是，在激烈的升学竞争压力下，离开校园的学生会一头扎进校外培训班。这不但没有真正减轻学生压力，还会增加家庭的焦虑和负担。
　　&目前，中国家庭教育在为竞争而学，还不允许失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教授如是理解，在这场竞争中，教育被彻底异化了，教育变成了家庭财产、家庭地位的保障。
　　追问二：学校课程能否满足孩子需要
　　&学高就低&是刘女士送孩子到培训班后听得最多的一个词。&学过机构里难的内容，学校的就不在话下。&
　　在刘女士看来，因为减负，在校时间缩减，学习方面基础训练肯定不够。无论是基础还是拓展，学校都无法满足，就只能靠家长，靠课外机构辅导。
　　上培训班，进入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进而找到好工作&&无数个家庭都在这条链条下开心、失落、彷徨、奔波、纠结&&在培训机构里，通过比较记者发现，孩子们的童年都一样，没有谁比谁更轻松。面对精神日益紧张的孩子，陪学的王先生不免忧虑：这样的生活会不会在孩子心里烙下一道抹不去的&伤痕&？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表示，在热论培训班是是非非的过程中，被模糊的是义务教育的宗旨、公办学校的功能和政府依法行政的责任，被架空的是儿童权益，被牺牲和被剥夺的是小学生的健康、娱乐、生存和发展权。
　　追问三：家长为何变成&虎妈&&狼爸&
　　&这样一路走过来，真不容易。&作家叶开慨叹，&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不报任何补习班，不参加任何辅导班，这样十年下来，身上的压力不可谓不大。看着同班同学都在父母的带领下，没有休止地奔走于各种课外班之间，我们只能佩服，也甘愿孩子在班上成绩中游。&
　　家长们不心疼孩子吗？不懂拔苗助长的道理吗？接受采访的家长们表示，除非你有与大环境抗衡的勇气，或者你有能力去选择一条与众不同的教育道路，否则只能坦然面对现有的教育体系，去适应，去竞争，去更好地生存。
　　&减负将学校的主阵地让渡，将教育的关键责任外包。而今，在校园表面的愉快背后，有多少身心疲惫的孩子与负担沉重的家庭？温情的人本主义者此刻已成为急躁的功利主义者，纸上谈兵的&虫爹&完全败给精明强干的&虎妈&&狼爸&。&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既是培训机构蛊惑人心的广告词，也是家长们彼此绑架、推高投入的心魔。&刘云杉表示。
　　&只有切实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同时深入推进中高考录取制度改革，打破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才能给所有孩子良好的成长空间，也才能切实减轻家长的焦虑。那时，社会教育培训机构，也会从目前专注于学科培训（包括竞赛培训和考证、考级培训），走向真正的兴趣培训，服务于学生的个性发展需求。&熊丙奇说。记者 靳晓燕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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