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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俩邻里有一位间歇性精神病患者（不知是真疯还是假疯，从来不砸自己家的东西）有什么方法让他远离我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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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山西 太原|解答问题：1788条
其看护人应当履行看护义务，未尽看护义务导致他人损害，看护人应当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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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邻里间的小矛盾,多次损坏我们的财产(砍掉了门前的树,敲坏了很多砖头),多次协调,未果,没有诚意。每天早晚还用恶毒的语言攻击老人,造成了很大的精神损失。今天,邻居把我家的屋顶瓦片都打碎了(下起大雨,房子里都会进水),4头大铁门也打砸破了,还打伤了老人,派出所也没有办法,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打了110，派出所协商了好几次，邻居颠倒是非，不承认，一遇到赔钱的直接躲避，不肯赔钱，而且因为老人自卫使对方受了点轻伤，对方直接装死，住院，对方是外地人，根本不讲道理，而且极为自私，而且有好几次用石头砸老人的经历
因邻里纠纷，他们把我们家的人打了，隔了一天，我们家又上门把对方打必两处轻伤，算不算寻衅滋事？
不涉嫌寻衅滋事，也涉嫌．．．抓紧委托专业介入＼辩护维权．．．
在一个车路也没有的山里，因邻里建房，要占用我家的路，我家人不干，邻居的男方对我的妈进行殴打，
您好。建议及时报警，同时如有人身伤害，可以要求对方负相应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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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7今日解答关于性别的决定：对不起，我没把你生成你想要的样子_网易新闻
关于性别的决定：对不起，我没把你生成你想要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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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的小步的举止、气质完全是个男孩子。她喜欢自己的小胡子，以及刚刚变低的嗓音。摄影|董洁旭一个关于性别的决定(原标题)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丹青微信公号：百万庄的小星星2013年一个下雪天，小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告诉开车的母亲，自己是一个跨性别者。这是她有记忆以来第二次哭。男孩是不可以哭的。上一次流泪是因为什么，她已经不记得了。母亲开着车，没有看她。脸上的表情不是迷惑或愤怒，而是一种更深、更内敛的东西，小步说，她觉得那是一种很深的伤心，混合着担忧和自责。许久，母亲问她：“所以我们家从来没有女孩，是吗?”小步有一个弟弟，每当弟弟叫她姐姐，她都会大声呵斥。她反感一切女性化的称呼。母亲的另一句话更让小步难受：“对不起，我没把你生成你想要的样子。”之后母亲就看着前方，开着车，车里一片沉默。谈话到此终止。回家后，弟弟又一次叫她姐姐时，母亲告诉他：“叫大哥。”　　1这之后，母亲把小步那个女孩气的、清秀的日本名字改掉了。今年17岁的小步比同龄孩子要成熟许多。举手投足利落俊朗。她的举止、气质完全是个男孩子，清爽、整洁而谦逊，脸上表情不明显，有着这个年龄里少见的克制，说话时喜欢摸唇上刚刚冒出的小胡子。她喜欢这小胡子，包括刚刚变低的嗓音。连续注射三周的雄性激素起了作用。就在出门前，小步第三次注射。她在针管里抽了一毫升雄性激素，下手前先用尽全力大喊一声：“我好害怕!”力气使出来，针扎下去手就不会抖。因为激素的缘故，她体毛变多，月经也停止了，“挺棒的”。副作用还没有产生。一般来说，女性使用雄性激素，会造成脱发、易怒、情绪亢进，时间长了还容易引起骨质疏松。对小步来说，这些还很遥远，她眼下面临的问题是：一旦使用激素，她将永远不再长高了。17岁的她说自己再也等不了了——哪怕只剩一年就可以成年。从出生起，这就不是她想要的身体。这个两性的社会里，从来就有着一条线：站在这边是女性，那边是男性，不应该有中间的人，每个人都必须归位。但对小步来说，事情不是这样的。初一时，小步身体发育，月经和胸部让她觉得“恶心”;她只爱慕女孩，而且是长发、漂亮的，非常典型的女孩。身边人问她：你是不是同性恋?她确实喜欢同性，但又觉得哪里不对，“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女孩，性取向上完全是个直男。”初二下学期，小步在网上查到了“跨性别”，方方面面对应起来，“完全就是我”。国际上，性少数群体通常被简称为 “LGBT”，L指称女同性恋者(Lesbian)，G指称男同性恋者(Gay)，B指称双性恋者(Bisexual)，而T是指称跨性别者(Transgender)。他们不认同自己的生理性别，性别表达也与这社会的性别规范相悖。从出生起，他们就从未完全接受自己被指定的性别角色。在中国，跨性别者是性少数人群中最为隐秘的群体，他们弱势、不可见，被讨论的也最少，自我认同比同志更加艰难。北京同志中心负责人小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整个机构共有40余名志愿者，由L、G、B三类人群构成，直到2012年才出现第一名跨性别志愿者。事实上，性别这个概念，原本就是社会属性的。从医学、心理学上，它可以实现流动，甚至可以是多样化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LGBT项目官员廖爱晚就曾说过：“性别是靠当事人的认同决定的，和身体无关。”“做过变性手术后，虽然可以更改身份证上的性别，但更改学业证明、工作履历上的性别，仍然受到歧视和阻碍。” 小铁说。小步是幸运的。1998年出生的她是个中日混血儿，妈妈生在日本北海道，爸爸是石家庄人，父母在俄罗斯留学时恋爱结婚，小步在一个相对开放的家庭长大，童年就随着父母在北京、日本来回跑。日本对性少数人群信息更开放些，她有幸在小小年纪确认自己。而确认只是一切麻烦开始的第一步，她必须应对生活中的种种苦闷。16岁这年，小步上高中。之前她念的是北京的日本学校，高中转入北京五十五中国际部，老师英语授课，用 She 来称呼她。中文和日语中，第三人称的口头表达并没有太大区分，而英文老师的每一个 She 都像一次提醒、一次敲打。她从不在学校使用女厕，要么忍着回家，要么赶在上课时出去。而身边的男生长出胡子，个子蹿高，显出了不同，他们去夜店，过上了青春期躁动叛逆的生活。这之前，小步混在男孩子堆里，也以为自己就是了。她陷入抑郁，“每天都想跳楼”。　　2内心里，小步有一个时间表。为此她可以容忍、等待。在她看来，17岁到23岁是一个人的最好时光，如果不能以理想的性别度过这段时间，即便以后成为男人，那感受也将完全不同。可变性手术起码要十几万。家里出不起这个钱。小学五年级时，小步的爸爸罹患肺癌去世。妈妈接下爸爸一直经营的小旅店，一个人带着一儿一女从北海道迁到北京。妈妈有着日本女人的温柔和坚忍，小步几乎从未见过她表现出痛苦，哪怕是爸爸离世。小步不能想象，自己怎么对妈妈要这笔钱，只为了 “变成那个样子”。10支激素550块，连这钱小步都不好意思对母亲开口。时间上的紧迫感，不是只有小步一个人有。对皮皮而言，这一切来得更加直白，更加残酷。32岁这年，皮皮不想活了。这一年，他发现自己的身体有了一个中年男人的变化。他开始谢顶、发胖，“朝着大叔的方向发展。”外人眼里，他的生活让人羡慕，有房有车，他身为摄影记者，生活殷实自由。这副男人的皮囊，他住了32年也厌恶了32年。之前还有一个希望在：等环境开放、手术费攒够、父母同意后，他可以去变性。可等待的时间里，什么都会发生。时间轴上站着的从来就不止他一个人，还有父母、邻里、同事、一切的社会关系。他们排在他梦想的前面。皮皮1979年出生，在网络不发达的二线城市度过了青春期，那时甚至没有一个词汇来描述这群人。他被很多观念压迫着，有一些甚至已经成了他们的自我意识，比如男人还是要结婚的，有妻子，有小孩。就在这漫长而难以启齿的等待里，皮皮结了婚，生了孩子，买了车又买了房。枷锁一层一层套上去，有了孩子后，变性变得难上加难。32岁这年皮皮才突然意识到，所有的等待里，有一项却是不可逆的——时间。这真残酷：时限要到了，而他想要的人生将永远不会到来。这意味着，即便他日后可以成为女人，他已永远无法成为一个年轻的女人。他从没有像此刻这么厌恶自己。不愿照镜子，不想见人。他第一次感到这反差是如此狰狞。于是他决定：去死。走在街上，他迟疑着故意走慢一点，希望哪辆车开过来，一个不小心，事情就这么解决了。皮皮甚至加入了一个自杀QQ群。这群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绝境，其中一个女孩子，年龄不大，人很漂亮——长得好，又是个女人，光凭这两点，她的人生已经是皮皮的终极理想，可她还是要死。理由是，她受困于永远失败的感情。这真荒诞。很多人无法承受的生活，正是另外一种人向往的。这让皮皮第一次问自己：“你要的是什么?要到了就开心了吗?”他隐约意识到，如果你是一个要满足这样那样后才可以开心的人，一旦这样那样后，你还是不会开心。就那么一刹那，他想：“我这么死太不值了，要死也得做点什么改变一下再死。带着我不喜欢的东西去死有什么意思。”他就这样躺在了手术台上。　　3事后皮皮说，他从不觉得这事儿跟勇敢有什么关系，这就像一种渴求，“我不做，就没有办法很好的活在世界上。”几个小时后，皮皮不再是个男人。事实上，这次变性手术是不完整的。准确的说，他只割掉了睾丸，但并没有再造阴道。这比彻底的变性手术开销更小，外形上不易察觉，甚至可以说，这样的手术只是做给自己的，外人看来，他与平常无异。可割掉健全的器官，在医疗上是不合法的，医生冒着极大的风险，皮皮只能通过跨性别群体私底下找人。那是2011年，皮皮的儿子已经5岁，父母尚不知情，妻子知道他一直有变性的想法，但总劝他忍一忍，等孩子再大一点儿。这是很多亲人惯有的态度：“我知道你有病，可是你不能抗争一下吗?我得了关节炎都能忍着，你就不能坚强一点吗?”人们在无知时往往是非常残忍的。手术回来，皮皮开心了不少，那是一种隐秘却由衷的开心。他似乎可以试着和自己的身体相处了。一旦开始对自己做点儿什么，之前的无力感就减弱了。他可以变成女人，可他必须找到方法面对另一个女人：妻子。对妻子来说，这是残忍的。19年前，皮皮从未想过，这个同桌的女孩子有一天会成为自己的女人，与自己一起分担人生的荒诞。他从小文弱，行为举止腼腆温柔，调皮的男生把他拉到厕所起哄：“看看他到底有没有那玩意儿!”初一时，皮皮因为阑尾炎去手术，大夫很热心：“你包皮偏长，我一起给你做了吧。” 一句话让皮皮第一次把注意力放到了自己的下身。“这东西怎么会长在我身上?”那是1993年。皮皮生在辽宁，只觉得自己不太一样，但那不一样是什么，说不清。他感觉自己跟这个世界的对接出了问题：朋友不对，学业不对、状态不对，所有东西都在错的位置。与自己相处得不好，就难与他人建立关系。他几乎没有朋友。地摊上，皮皮也看过一些小黄书，那里面讲到变性、激素，手术费二十几万。太遥远了，连把这作为梦想，他都不敢。他在日记上写：不想活了。之前，皮皮脑子好，几何在年级里数得上名次。女孩跟皮皮同桌，性格大大咧咧，先是帮他补课，又帮他带饭。皮皮看女孩子认真起来，一面怕，一面又对被爱的感觉有点迷恋。毕业留言册上，他给女孩写了一句：君子之交淡如水。可一句话并未驱散这女孩子。大学时两人同在一个城市，你来我往了几次，女孩就表白了。这一年皮皮上大一，刚刚接触网络，知道了 “跨性别” ，试探着开始用雌性激素。这是跨性别者们最初常用的选择。雌性激素可以抑制男性性征和性反应，用后不再长胡子，勃起受到抑制，皮肤细腻，胸部发育，这一切会减弱男性跨性别者对自身的厌恶感，也可以初步适应女性的生理、心理特征。在中国，荷尔蒙治疗被列入精神科。很少有跨性别者愿意顶着种种歧视到精神病院注射激素，多数是私下里交易购买，之后自己注射。皮皮也是这样开始的。而这样做风险很大。雌性激素容易引发抑郁，长期使用会造成发胖、血栓、血糖紊乱。皮皮年轻，问题还没来，刚刚用激素，尝到的都是甜头。“吃药会上瘾的，它会改变一些事情。我不喜欢身上的器官，吃了药它会比较老实。生理和心理的变化交杂在一起，精神上的鼓励是很大的。”他试探地跟女孩说了自己的状况，心理一直有个底：不接受就分吧。那是1997年，跨性别还是个新鲜词，皮皮解释完，女孩没觉得这有什么，大咧咧地说她都理解，也能接受，“只要你别去做手术就行。”皮皮有点惊讶，也有点感动。“当时我想，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有人喜欢我，愿意跟我过一辈子，还能对父母有交代。手术那么贵，反正也做不起。”毕业两年后，两人结婚了。　4对皮皮而言，有了妻子，稳定的生活，皮皮告诉自己：好好过，变性的事儿就别再想了。可那种需要远比他以为的要强烈。相处久了，皮皮才慢慢发现，妻子最初的理解和接受，是建立在对“跨性别”所知甚少的基础上。在她看来，他这句 “我想变性”，就像新婚的女人说自己“不要孩子”，情随事迁，甜蜜的婚姻生活总会纠正这些婚前的小矫情。她并不知道这情绪会是一股多可怕的力量。用着雌性激素，皮皮对避孕就没太上心。当妻子怀上第一个孩子，又意外流掉后，全家人都受了刺激，变本加厉地想要起孩子来。于是皮皮停掉激素戒掉了烟。2006年儿子出生。皮皮反复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好的，对的，他应该快乐，并产生责任感。可直觉出卖了他。孩子出生之后，他的状态更不好了，进入角色非常困难。妻子怀孕后更依赖他，孩子出生后，他被牢牢钉在了爸爸这个位置上，装修、跟人讨价还价、开车、赚钱、扮演一个严厉的父亲。“ 妻子可以把什么都丢给我，可我并不喜欢外面的事，对开车没兴趣，不想管教孩子。”亲密关系里，一点点不对都是极大的问题。进入婚姻时，皮皮享受的是被接受的感觉。真走到一起，才发现两人性格不同，生活方式迥异。婚姻状态不好时，妻子试着跟其他男性交往。皮皮自己也混了一段男同性恋圈子。可皮皮发现，自己并不喜欢男性，“看到男人的身体觉得恶心。我就是因为受不了自己身上的男性特征才去做手术的，怎么可能喜欢这东西长在别人身上?”北京同志中心负责人小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性别的状况远远比人们以为的要复杂，跨性别也不单单是 “男跨女” 或 “女跨男” 这么简单。很多人只是不愿做男人，讨厌男人的性征和性别角色，但也并不一定要成为女人，“他们并不是要明确跨到哪里去的，性别不止男女，其实很多元”。很多跨性别者的恋爱对象有男有女，对他们来说，性别是一件很灵活的事情，“跨(trans)”这个词根的意思就是有进有退，就像交通 (tansportation)这个词一样。对皮皮来说，在两性关系里扮演哪个角色是可以商量的，身而为人的基本条件，比如人格、个性、行为方式，比性别重要。可他必须压抑自己的需要。32岁这年，种种微妙的压力持续累积，一切达到顶点。而父母全然不知。像普通家庭一样，他们为了婆媳矛盾一类的问题争执不休。妻子一面保守着皮皮巨大的秘密，一面又与公婆不睦，两边信息不对等，一切误解都压到她身上来。手术之后，皮皮觉得自己对妻子亏欠太多。一次妻子又夹在中间时，皮皮告诉她，如果把我的状况告诉爸妈，让他们知道你承受了什么，付出了什么，你的压力能减轻些，你就说吧。爸妈听完简直傻了。二老是知识分子，在大学工作，家教保守体面。在这个东北小城，变性是一件谈之色变的事。父母先是不解，继而无助。皮皮问父母：婚我也结了，孩子也生了，房子也有，车也有，该做的我都做了，还不缺钱，你说我还能为家做什么?父母竟然无言以对。早年，他们就隐隐觉得皮皮不对，这么一来，一切偏差都对上了号，除了消化，他们无能为力。时过境迁，皮皮从死路上绝地求生，他渐渐能和自己调侃了，背地里告诉儿子：“爸爸和你之间有一个秘密，爸爸不是男人。”孩子听了似懂非懂，转而就告诉了妈妈。有些事情真的变了。之前，皮皮在社会规范内生活，可自从他向前走一点之后，他突然发现社会规范这东西，你挑战它一下，它其实会往后退，那个标准是可以讨论的。关于什么能做，什么不能，36岁的他一下子开始重新定义。世界成了一个让人兴奋的地方。但也有一些事情从未变过，比如儿子将永远叫他爸爸。有时儿子跟小区的男孩一块玩儿，大家踢球，儿子不会，被孤立在一旁，这时皮皮会很自责，觉得自己对儿子的阳刚教育将永远缺失。服用激素近二十年，皮皮血糖紊乱，得过一阵Ⅱ型糖尿病。和所有曾独自通过这个窄门的人一样，皮皮学会了与自己讲和。小时候，他觉得人生的全部意义就是手术，但真做完，他发现人生其实很复杂。他必须学会跟问题待在一起。5现在的皮皮，不再花时间去界定自己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喜欢哪一个性别。经历过最难的时刻，皮皮说，所谓正能量，不是隐藏痛苦，而是承认它，并化解掉。他成了跨性别圈子里的前辈，一个恳切、谦逊的过来人。trans的圈子不大，提起来，大家互相知晓。皮皮是其中一个牵头人，另一个是陈敏。经过变性手术后，27岁的陈敏由男人变为女人。作为一个出色的硬件工程师，变性于他而言，并未影响他在工作上的价值，因此也没有减少他的机会。他在原来的工作单位继续上班，与同事相处。在北京，处在相对开放的社交关系里，他的压力要小很多。国际上，从法律上和社会上承认跨性别已有先例。2010年，泰国北部一家公立中学里出现了第一个第三性别厕所，专门供“想变为女子的男性”使用，很快，此举便得到了泰国不少中小学的效仿。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从日开始，德国开始发放“第三性”出生证明，即允许父母在孩子性别栏留为空白，以待孩子日后自己决定性别。德国因此成为欧洲首个发放“第三性”出生证明的国家。澳大利亚也在护照内新增了第三种性别选择，这个性别选项为X。这项新举措实施后,双性人可以在性别选项上勾选X。而变性人只要出具医生证明，便可更改护照上的性别选项。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布朗宣布，他已签署了允许幼儿园到12年级的学生“自定性别”的AB1266法案。这一法案将使加州成为美国第一个立法保障跨性别中小学生权益的州，要求公立学校不得干涉跨性别学生选择使用男生还是女生的洗手间或更衣室。尼泊尔也已公开承认了第三性，并提供了第三性厕所。陈敏半开玩笑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不同行业、不同环境对跨性别的接纳度差别很大：“对搞艺术的人来说，你没一点儿跨性别的范儿，人家还觉得你水平不高。”变性后的他仍然倾向于中性打扮，幽默、理性，调侃着自己身体：“变性手术后，第一感觉是：蛋不疼。”术后扩充人造阴道，他吃过不少苦头，膀胱受到挤压，持续2个月一直有憋尿的感觉。手术无法再造卵巢、子宫，雌性激素水平终生靠药物维持。陈敏说，最有趣的并不是胸部生长、发际线变低、皮肤润滑这些外在的东西。他发觉用了雌性激素后，整个心理、人格都有变化。“之前事情搞坏，被领导骂，我会觉得 这是我的错 ，用了雌激素后，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他体会到女性和男性心理的不同，同一件事，女性受害心理更重，更愿意寻找外因。性别、心理、人格在这个IT工程师眼里，只是一系列的化学指标：“如果我发觉自己抑郁，低落，那可能是激素用多了。”激素用得少时，他发觉自己冷静、克制、少依赖;激素多了，则敏锐、感性，对感情关系需求更大，“在床上打滚求抱抱”。可一旦终止使用激素，“就好比女人进入了更年期。我可以在任何一个时间决定自己是否要进入更年期”。对陈敏而言，情绪好比机器的旋钮，只要把握化学平衡，“我宁可少用点激素，把生活调成一个成本比较低的模式”，他指的是降低情感需要，过一种轻盈的单身生活。他曾在豆瓣上建立“爱白跨性别小组”，运作多年，这个小组慢慢聚集了全国40多位跨性别者。和一切跨性别贴吧、组群一样，这个小组经历过多次被封又重开的经历，变换名称，更改平台，但转来转去都是这一群人。与皮皮一样，陈敏希望更多一些光，照在这群人的身上。对年龄更小的孩子来说，这是有助益的。小步说，她打开自己，敢于着手改变，就是从认识同类开始。一次聚会，朋友介绍小步认识了日本籍跨性别者小米。同为中日混血，一种无须声张的默契让两人马上熟识起来。小米家境优越，上国际学校，外出郊游，可以和男生一个房间。小步好不羡慕。她不得不在外出活动时与女孩住在一起。是小米先把自己的经历和诉求做成了视频。那视频真诚恳切，当小步把它播放给妈妈的时候，之前极力反对小步注射激素的妈妈第一次同意了她的请求。这一天，小步第一次被小米带着，去了北京同志中心。她还记得电梯在26层停下，出门后，一位男同接待了她。也正是这一天，小步打了第一针雄性激素，当晚就去了拉拉吧。并不是那一针激素起了什么作用，但从这一刻起，她不再处在无休止的等待状态，开始对自己真正的人生下手了。小步在网上托一个辽宁人代购激素，3天后快递到家，妈妈用支付宝打了550块过去。当她低着声音，带着胡茬，跨进男厕所时，事情终于有点对头了。这之前，小步不敢去恋爱。常有女孩子说喜欢她，但她只当玩笑。对小步来说，和女孩的一切亲近都大抵如此，小心、模糊而带着嬉笑的性质，她始终无法像男孩那样大胆追求。内心里，小步始终存有一种卑微感，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配被一个漂亮女孩喜欢，她们面对着全世界的男人们，有那么多机会，为什么选择她。因此当小她3岁的日本女孩直子(化名)说喜欢她时，小步大咧咧开玩笑的态度说：“那你亲我一口。”直子一边说你别开玩笑，一边真的亲了。小步开始觉得那当中有几分真。直子方方面面都是小步喜欢的女孩：漂亮、早熟、聪明，有自己的意见，一点儿不像个只有14岁的女孩子。在横滨的一个下午，直子问小步：“我一直不太敢问，你是男孩还是女孩?”直子说得小心而温柔，就好像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没什么复杂的事情，我只是出生的时候性别上出了点错。”小步解释了跨性别的事。直子似乎并不在乎那些医学名词意味着什么，只问了一句：“所以我像对男孩那样对你就对了?”“是。”“明白了。”现在的小步在北京蓝色港湾一家烤肉店打工。端盘子、收拾餐桌，一小时可以赚25块，一天4小时攒足100，几次就够打激素了。小步兴奋地计划着，20岁之前要把胸切掉，再之后，要跟心爱的女孩儿结婚。　6和所有人一样，出身、家庭环境、外表、个人能力，这一切决定了跨性别者的地位、自由程度以及感情的顺利与否。残酷世界里对人的排序，在这里同样适用，甚至更加直白。同为跨性别者，艳艳(化名)生来就被放在了社会最底层。18岁时，艳艳死过一次，之后他发现死没有那么难，活着才需要勇气。那是2003年。艳艳买了手术刀、手术钳、手术线和一块生猪肉。在青岛狭窄的出租房里，他用针线一遍一遍地缝那生猪肉。没人知道这孩子要干什么，即便知道，也不关心。艳艳的整个生活都像被放逐了。离开了父母、妹妹、山东老家，中专毕业的他穿着工服做物流，在工服里偷偷穿丝袜和女性内衣。内心里，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女孩子，那感觉就好像一个女孩儿长出了胡子、喉结、一米八的身高和宽大的骨骼。在偏远的山东农村，别说别人难以理解，连艳艳自己都觉得羞耻、迷惑。父母眼里，他太丢人了。他穿女装的事一旦在村里张扬出去，连妹妹都嫁不到好人家。18岁这年，在外打工的艳艳第一次接触网络。论坛上，他遇到了一群同类。这是一些被牢牢困在社会底层的跨性别者。生存面前，变性的需要就像一个羞耻的笑话。艳艳想改变自己的身体。可手术一要钱，二需要父母知情同意。这毫无可能。他决定：自己动手术。缝了几次生猪肉之后，艳艳认为自己掌握了手术的最后一环。合上前几天买的外科手术书，他把切割、扎上血管止血、缝合刀口的整个流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手术之前，他在论坛上留了一句话：我要自己动手术。死了就死了。无知是可以给人勇气的，但要承担后果。他脑子里回想着医生的话：“割掉睾丸非常简单，只是个小手术。”漆黑的出租屋里，他给自己注射了麻药。在局部麻醉，头脑始终清醒的情况下，他用一种惊人的冷静对待着自己失去了痛感的身体。切开、割掉
事情真的没那么难。可到了扎血管止血这一环，麻烦来了。“我没想到血管那么粗，那么难找。”他说。他在身体里反复拨弄，半个小时后，血流得满地都是。是房东闯进房间。看到地上的血吓了一跳，再看看长发女装一脸冷静的他，问：“你小产了吗?”很快，房东什么都明白了：你疯了吗?之后马上叫了120。艳艳躺在医院里。医生给他扎住血管，缝合伤口，艳艳的手术只做了一半，另一只睾丸还留在身上。自己动手的过程里，艳艳碰伤了身体，体内出血严重，缝合伤口后，血水积淤在肚子里，他的小腹胀得像七八个月的孕妇。那是生不如死的疼痛。两天两夜里，医生给艳艳连续注射了5支杜冷丁，毫无效果。他必须与那地狱般的疼痛呆在一起，不能分离片刻。医生说，血水不能抽出，否则他失血过度，很可能立刻死去，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待。如果他可以恢复，吸收掉这些血水，兴许可以捡回一条命。院方做主叫来了他的父母。母亲又急又气，心脏病突发;父亲执拗保守，对院方 “要不要切除另一只睾丸”的提议，坚决地说：“就算让他死，我都不能让他变性!”艳艳成了一个不彻底的男人。失去了单侧睾丸的他体温变化不定，忽冷忽热，胡子的颜色一边深一边浅。他变得更加不能容忍自己。艳艳一直女装长发，辗转做过很多低端工作。很多用人单位看到艳艳的样子与身份证上性别不符，觉得他形迹可疑，拒不录用。客气点的公司告诉他：我个人对你没有意见，但是我要考虑我的员工和客户。兜来转去，生计困难。一个在青岛做性交易的“姐妹” 告诉艳艳，上海是个大城市，到那儿站街，做一个客户就能拿二三百，来钱快又不费劲儿。艳艳开始坚持“卖的事儿不能干”。一次又因为求职不顺，被一群小流氓欺负踢打后，艳艳报了警。警察问了问就放了人，小流氓走了，艳艳却留下来。他不男不女的样子让警察忍不住奚落了几句：“你一个男人弄成这样子还要脸吗?”艳艳大声辩驳，几个警察把他推搡到小黑屋揍了一顿。几个月后，艳艳去了上海，昏黄的灯光里，他女装长发，成了一名“站街女”。客户一般是些保安、民工，这些生硬粗鲁的男人最好应付，艳艳一般以肛交的方式完成，常常事情完了都没能发现艳艳是个男人。艳艳不敢做那种包房里的生意，他怕灯光下，时间一长，一旦露馅，对方情急又是一顿揍。他的费用比女人更低。女人一次在200左右，他50，这样对方发现了内情也不至于太动怒。但这种卖淫方式感染艾滋病的几率极大。早年，他并无危机感，入了行，赚了几次快钱后，他和其他卖淫女一样，一面感到卑微艰难，一面又被这不需要太多劳动，回报又不低的工作拖住，难以抽身。因为经济状况不好，艳艳用的不是正规激素，多数是乱买乱吃。他断断续续吃过一些廉价女性避孕药，为图便宜，他甚至用过牲畜用的雌性激素。这种药便宜而效果显著，吃过之后皮肤润滑敏感，他以为这是好事，可后来，他发现自己的皮肤已经敏感到在热水下淋浴都有刺激的感觉，这才慌忙停药。经济状况稍好后他注射过黄体酮，这种针剂很浓稠，普通针管按照正常速度注射，肌肉无法吸收，推进去就从针孔流出来，于是他改用吸毒常用的细孔针管。周围人开始传他吸毒了，对他更加避之不及。同样做性交易的女人们瞧不起他：“明明一个大男人，不去拼，过来做这种事跟我们女人抢生意。”可是生意还得继续做。前几年，妹妹说自己因为哥哥，名声败坏了，在村里难找婆家，坚持要把家从村子搬到市区去。父亲手里还剩七八万，艳艳出了一部分，买了房子。他要给父母妹妹还房贷。艳艳告诉家里，自己在上海一个跨性别公益组织做工，又在酒吧兼职卖酒，收入可观。这话不全是假的。有七八年，艳艳一直断断续续地给同志机构打工，帮他们牵线联系其他性工作者做访谈，带领他们体检，有时帮忙整理采访录音，参加会议。在艳艳看来，这是他卑微生活里唯一干净的东西。他把它“当做事业那样去做。”每个月他抽出10天用来做公益。但他的收入却比其他公益参与者少得多。性少数群体中，同志对跨性别存有微妙的歧视，在这个小团体里，艳艳教育低微，技能有限，仍然是最底层。八年后，他做不下去了。对他而言，这社会似乎并不存在任何一个通道，可以让他离开眼下的阶层，向上流动。时间一长，他也丧失了这意愿。他宁愿去更好的场所，做更高端的客户，那样接单可以减少，收入更多。有了点儿积蓄的艳艳给母亲花大价钱在上海做了心脏手术，母亲见儿子孝心够了，钱也出了，对他变性的事儿慢慢也不再阻挠。两年前，艳艳终于又一次躺到了手术台上，这一次，他彻底变成了女人。为了省钱，术后艳艳没有用麻醉棒，生生挺过来，整个手术只用了一万五。变成女人的艳艳“只做白种人的生意”。到了30岁，他终于有了女性的器官，相对宽裕的经济，走在路上也堂堂正正了。30年来，艳艳从未有过任何一次恋爱。说起爱这个字，她略有不屑：“专业一点好吗?我们这行都是客户。”也有和客户走到一起的跨性别者。他们多数买了车房，找个不工作又带孩子的离婚男人，“你觉得能幸福吗?”大量的劣质激素让艳艳患上了类风湿。下雨天在外，一小会儿关节就疼痛难忍。他说自己必须要回家了，临走前，他突然想起一件事似的说，她记得初中时，唯一一个男生总为他打抱不平，凡事都护着他。“是个小胖子，后来也不知道去哪儿了。”艳艳的声音很温柔。这是他唯一一次笑出声来，笑着笑着就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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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关于性别的决定：对不起，我没把你生成你想要的样子)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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