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有啥区别呢？_百度知道
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有啥区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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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为Humanism，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核心思想。两种说法其实在意思上差不多，但在我理解来当用于说艺术领域的我们经常用“人文主义”，而用于政治则更多时候说“人道主义”。一个更侧重于对于人思想的解放和重视，另一个则是倾向于重视人生命的价值，人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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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作者：www.51lunwen.org论文属性：职称论文 Scholarship Papers登出时间：编辑：hynh1021点击率：2895
论文字数：3426论文编号：org003243语种：中文论文 Chinese地区：中国价格：免费论文
摘要：翻译观与文艺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和而不同”，因此翻译家与散文家担任的角色也不相同。我们在梁实秋译文中难以找到《雅舍小品》影子的主要原因也许就在于此。
正如描写翻译学派所演绎的：既然原文与译文的对应关系（现象）是译者选择的结果，而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制于规范，那么该规律即塑造对等关系的关键因素。本文将翻译家梁实秋作为研究对象，借助图里（Toury）的翻译规范理论，从预备规范（preliminary norms）、初始规范（initialnorms）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3方面对梁实秋的《莎士比亚全集》翻译活动进行描述性研究，以期揭开这一矛盾现象背后的“庐山真面目”。
二、Toury翻译规范的概述
描写翻译理论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以霍姆斯的《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为奠基之作，致力于在研究翻译的过程、产物及功能时，以译语系统为依归，把翻译置于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之中去研究，按照翻译活动和翻译在我们经验世界中表现出的状况描述翻译。为寻绎不同时期各种文化中牵制译者实际抉择的普遍规律，营构一套涵盖历史、文化“事实”的制约因素体系，使之深契于译学文化范式，图里在《文学翻译规则的本质与功用》（1978）一文中引入norm（“规范”）概念，他认为：“如果不考虑那些构成语言之间结构差异的规则，而将注意力集中在非义务性的选择上，我们就能寻求外部的社会文化制约因素来解释译者于文中反复展示的种种抉择。这些制约因素即规范。”（Hermans，2004：75）该观念占据了图里译学理论的中心，并不断得到后继学者的阐释和发展，成为弥久长新的理论生长点。为描述规范在不同层次对文学翻译活动的制约力，图里将其三分为：预备规范、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在翻译过程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规范在起作用。预备规范影响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在翻译开始前便发挥功效，涉及某一文化在特定时间内一些足以影响翻译选材的政策和允诺的翻译路径。初始规范在逻辑上先于操作规范，初始规范从宏观层面决定译者翻译的总体策略，决定其翻译作品的特征，主要对译者面临的3种抉择进行范畴分类：恪守原语规范，顺应译语规范，抑或折乎其中，两不偏废；而译者面对的是两大片文化，作为社会文化制约力的规范同样异地而设，分为原语文化规范和译语文化规范两套截然不同的范式。若译者的选择偏向原文，恪守原语文化规范，其翻译就会更贴近原作，会产生“充分的翻译”（adequacy），尽管译者对原著字随句摹，如影随形，但往往会因文化情节与目标语社会相去甚远而难以获得后者的认同；若译语文化规范占上风，译者更多地是想满足译语读者的期待，则炮制出“可接受的翻译”（acceptable）。而充分性和可接受性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因为翻译从来就不可能完全充分或彻底可接受。操作规范则用以描述翻译操作过程中影响译者实际抉择的各种语言和文本规范。图里预设的规范模式摒弃了传统译学所推崇的一对一的对应理念及文学或语言上等值的可能性，将原文与译文在交叉的文化系统的符号网中进行聚合（Gentzler，4），也将翻译置于译语社会文化制约体系中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经验描述，其进步性自不待言。下面将逐一分析这3类规范在梁译本中的体现，说明梁译本如此有争议并非偶然，是3类规范相互作用的结果。
三、翻译规范视角下梁实秋的《莎士比亚全集》翻译
1．预备规范与文本的抉择预备规范指某一特定语言文化背景下，那些在选择翻译文本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很显然，选择翻译文本是翻译过程中很关键的一步，由于受到不同时代主流文化和文艺思想的影响，译者会选择不同题材和内容的作品译介。一般情况下，译作越接近目的语文化环境，越接近目的语读者的需求与期待，就越受欢迎。因此译者会尽量使自己的选材符合目的语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梁实秋的翻译选择从历史出发，根据自身民族的文化特点寻求定位，继承了中国传统诗学的人本主义精神，希望以古典审美极力恢复中西传统健全的人文精神；同时他执著于文化传播和文学自身建设的追求，对莎士比亚作品的译介是出于文化传播和吸收的目的，试图通过翻译构建起伦理人性的诗学观，这是借外来文化提升本土文化的一种努力，同时也为本土文化接受和吸收更多的外来优秀文化奠定了基础。梁实秋选择翻译莎翁全集正体现了预备规范的影响。首先，梁实秋的文艺思想深受其师白璧德的影响。梁实秋早年崇尚浪漫主义，他的翻译活动也深受其文艺思想的影响，也是“缺乏纪律”的。但自从师从白璧德之后，他从浪漫主义的立场转到新人文主义立场上来，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与儒家思想是有暗合之处的，其中西思想的交汇与互动，让他对“五四”以来的文艺思潮进行反思，重新对儒家思想进行审视。他开始对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持一种慎重的态度，在翻译的选材上，他反对毫无选择地将外国的作品介绍过来，而极力主张译介一流的作品。梁实秋之所以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是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就是那种“顶好的”的古典文学，梁实秋曾说：“古典文学有一种特质——其内容为人性的描写。因其所描写的为人性，故能‘古’而不死，故能虽‘古’而常新。其描写的手段是优美的，故能成为‘典’，故能历久而不失其妙。”（梁实秋，3）他反复强调莎士比亚作品的伟大体现在其中对永恒的人性的描写。他的翻译选择与其始终坚持以“人性论”为文艺思想的核心是一致的，这种因时通变的理念正是儒家思想和新人文主义思想的碰撞在他翻译实践中的体现。其次，梁实秋受到“赞助人”胡适对他的影响。译者可以接受“赞助人”的要求，很多时候（比如外来“赞助”与译者本人文艺思想有冲突的时候）也可以拒绝合作。“赞助人”可能对译者某一时期的翻译产生影响，但难以对其所有翻译产生影响；而文艺思想却会影响译者一生的翻译活动，是译者翻译的内因。当内因与外因一致时候，便会给译者带来强大动力。胡适是梁实秋翻译莎翁作品的发起人。梁实秋也多次提到胡适对他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影响。他说：“我译莎剧，不是由我的选择，是由于胡适先生的倡导正合于我读第一流书的主张，我才接受了这个挑战。”（余光中，7）在胡适和梁实秋看来，莎士比亚的作品无疑是一流的，他们都认为翻译就应该翻译一流的作品。梁实秋在翻译莎士比亚时受到胡适的赞助，从事这一翻译活动同时又与他的文艺思想不谋而合，这样就为他翻译莎士比亚创造了巨大的合力，使他用了30多年的时间锲而不舍地完成了这一翻译巨作。概而论之，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与其文艺思想、选择动机都有很大的关系。梁实秋之所以选择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完全符合译介经典作品的条件；同时，梁实秋有自己所定的翻译标准，在实际翻译活动中与赞助人（胡适）的翻译原则不谋而合。他的翻译选材深受其文艺思想的影响，同时也通过翻译来宣传其文艺思想。2．初始规范与译者的翻译策略初始规范是译者对翻译策略的总体把握，是决定翻译产品最终特征的重要因素。按照图里的说法，译者要么倾向于遵循原语规范，从而产生“充分的”译本；要么更倾向于目的语规范，更多关注译文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期待，以及译本的“可接受性”。图里指出，译者必将在这两种翻译模式中做出选择。总体而言，梁实秋译莎士比亚的翻译策略以异化为主，译文便更多地注重其“充分性”，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其一是指文化内容，其二是指语言形式。在文化内容层面上，译者主要是尽量呈现原汁原味的异域文化，不作任何删改；在语言形式这一层面上，译者注重引进新鲜的表达方式，力求对目的语文化中的某些规范进行扩展和充实。首先，梁实秋考虑到读者对异域文化的期待视野。新文化运动波澜乍起，西学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读者有接受异域文化的要求和心理准备，他们以开放的心理不断调整、充实和更新自己的文化先结构，这一切需要译者将最大限度地传达原文的文化信息视为自己的一种职责。梁实秋译莎的诗学取向受到儒家“中庸”思想的熏陶，拥有理性及宽容的文化态度又具备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崇尚个性独立的特质，这决定了其译文能够包容异域语言及文化，也决定了其译文过程中的严谨与细致。五四时期，翻译界也崇尚异化风尚，所以当时的异化译法吸收了大量的西方词汇、西方语言的句法本由提供整理，提供，，，，，，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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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文化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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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多数历史学家一般将公元1500年视为世界历史的分水岭，如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就持此观点[1]，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将该书内容分为公元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公元1500年以后的世界两部分来论述[2]。虽然这些从事世界史学者的观点从国别而言无疑具有西方中心论的嫌疑，但从全球公元1500年前后的世界发展格局比较而言是不无道理。对公元1500年前后的西方世界，随着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标志着欧洲历经1000年中世纪的结束。兴起于意大利14世纪末的文艺复兴运动，在15世纪、16世纪波及西欧各国。而在16世纪初，随着马丁•路德开启了德国宗教改革的先声，英国安里甘宗和瑞士加尔文宗等新教不断涌现。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时期希腊罗马世俗文化的译介还是宗教改革时期对宗教经典《圣经》的诠释和解译，无不通过文化翻译实践来实现。文化翻译实践在继承古典文化因子和改革与创新基督教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将文化翻译实践置于公元1500年左右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西方社会文化语境下，对文化翻译实践和此时社会文化语境形成的互动效应做以追述和评价。
二、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文化翻译实践及其文化效应
（一）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基督教作为欧洲中世纪唯一和至高无上的精神形态，中世纪晚期西欧社会呈现出的种种社会矛盾都集中在基督教本身。要改变中世纪晚期欧洲政治上分散、经济上落后和文化上凋敝的社会局面和改变基督教内在的矛盾（基督教冰清玉洁的唯灵主义理想与中世纪晚期教会的虚伪形成了尖锐的二元对立），只有对基督教本身进行改革才能改变西欧社会总体状况。面对罗马天主教会的堕落和虚伪，以阿尔卑斯山为分界，南北欧洲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和应对方式。南部欧洲以意大利为代表，主张给基督教中禁欲主义注入人性的因子，开始学习和借鉴古典时期希腊罗马感性主义文化。1453年随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大批逃亡西欧的博学之士开始译介希腊罗马文化，另外意大利人本身具有的艺术天赋和创造才能，使西欧开始摆脱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只讲神性而禁止人性的做法。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在思想传统上仍然摆脱不了基督教本身，但对《圣经》的诠释和世俗文学作品的翻译更强调个人的艺术天赋和创造才能，对宗教经典的翻译注入了更多人性的成分。刘军平认为：“在过去的岁月里，翻译家是依附于神的仆人，现在已经由神转移到以译者个人为中心，个人的发展成为人生的目标和价值。”
（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翻译实践及其文化效应勒欧纳多•布鲁尼（LeonardoBuruni）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影响较大的文化翻译实践者，也是西方翻译史上人文主义翻译者的最早代表之一。布鲁尼翻译了希腊鼎盛时期的哲学作品，主要以翻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而出名。布鲁尼主张译者应该尊重原作者的风格进行翻译，同时译者只要具备丰富的知识，就能进行有效的翻译。德西德利乌•伊拉斯谟（DesideriusErasmus）被称为“人文主义巨匠”，同时也是一位文艺复兴时期贡献较大的翻译实践者，翻译过古希腊修辞学家里巴尼乌和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文学作品，并翻译和刊行拉丁语的《圣经•新约》及其所做的评注。“这部《新约》对照本的问世轰动了整个西欧学术界，对后世的《圣经》研究和翻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4]伊拉斯谟在翻译《圣经》时注入了人文主义思想，认为翻译《圣经》不应该受制于教会的权威，而应该尊重《圣经》本身，以《圣经》的原本为最终标准。“在伊拉斯谟的倡导下，人文主义者采用客观的对照原文的方法，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译文中的错误，引向那些经院神学赖以为基础的错误。这就推翻了那种把中世纪《圣经》诠释法当做权威诠释法的传统观点。”[5]在法国，翻译实践领域以雅克•阿米欧（JacquesAmyot）为代表，翻译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部分作品。阿米欧翻译了古叙利亚作家赫利奥多罗斯(Heliodoros)的《埃塞俄比亚传奇》、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鲁•西库鲁（DiodorusSiculus）的《历史丛书》和普鲁塔克（Ploutarchos）的《道德论说文集》与《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并以翻译后者而成名。阿米欧的文化翻译实践得到了国王的支持，其译作给后世的作家提供了创作素材。“同时代法国作家蒙田曾高度评价过阿米欧的功绩，认为没有他的译作，法国人谁也不会懂得写作。他说：‘如果不是这本书把我们从泥潭里拔出来，我们这些无知的人就完了。’”
阿米欧从希腊语和拉丁语中借用和创造了许多科学、哲学和文学等方面的词汇，丰富了法语的表现力。面对中世纪晚期基督教神职人员的虚伪，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翻译实践同时也得到了教会的默许和赞助，人文主义者只是做了教会神职人员想做而碍于职位不能做的事（一方面教会神职人员要遵守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和教规，但同时教会的神职人员由于受人性情欲的折磨，私底下做一些蝇营狗苟男女之欢）。正是通过这些人文主义者的文化翻译实践，使西欧开始了解和熟悉中世纪失散多年的古典文化。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时期世俗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宗教经典的人性化改造，使得感性主义和人性得到了复苏。文化翻译实践带来的思想开化进而推动了西欧社会艺术方面的全面复兴。绘画领域开始摆脱中世纪僵硬的宗教题材画作，出现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文艺复兴三杰”，这些艺术作品选材除宗教题材外更多来源于希腊罗马神话，既使是宗教题材中的人物也更具有人性，而不像中世纪只具有神性。
三、宗教改革时期西方文化翻译实践及其文化效应
（一）宗教改革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面对中世纪晚期基督教自身二元对立的矛盾，北部欧洲以德国为代表做出了与南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相反的应对模式。北部欧洲主张应该恢复和纯洁基督教本身，改变中世纪晚期基督教虚伪的做法。如果说人文主义者主张我怎么做的我就怎么说，那么宗教改革者主张我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做。人文主义者主张给基督教注入人性的因子，给基督教禁欲主义中更多人性的因素，而宗教改革者主张应该革除中世纪晚期教会中与基督教教义教规不相符的成分。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阳春白雪的上层饱学之士的改革运动，那么宗教改革则是一场平民运动，德国、英国、法国和瑞士等北欧国家进行了自下而上纯洁教会的宗教改革运动。
（二）宗教改革时期的文化翻译实践及其文化效应在德国，马丁•路德（MartinLuther）开创了宗教改革的先河。“自从马丁•路德在铁板一块的罗马教会的大堤上凿开了第一个缺口之后，各个新教派别就如洪水一般决堤而出，将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日耳曼世界都淹没在宗教改革的滔天洪流之中。”[7]作为宗教改革的领袖，创立了新教的一支路德宗或信义宗，提出了“因信称义”的主张。路德最早的翻译文化实践始于1522年出版的用希腊语翻译的《新约》。后来又于1534年出版了译自希伯来语的《旧约》。除此以外，路德还翻译了极具文学价值的《伊索寓言》。无论是对《圣经》民族化的改造还是对世俗文学作品的翻译，都是服务于其倡导的“因信称义”信义宗的宗教改革需要。“正如恩格斯所赞许的那样：‘路德不但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撰写了成为16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
路德通过民众的语言翻译《圣经》对德语的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中世纪的德国是四分五裂的，在当时德国的土地上大约有300多个封建王侯的领地。这使得德国境内的德语五花八门，很难形成统一的语言。路德翻译的《圣经》为德语的统一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使得采用民众的语言得到了进一步普及，为后来德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奠定了基础，统一的书面语开始形成。英国文化翻译实践鼎盛期出现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出于加强王权的政治需要，亨利八世由一桩离婚案掀起了宗教改革。亨利八世及其继位者（除爱德华六世和“血腥玛丽”主张复辟罗马天主教权威）伊丽莎白女王为加强世俗王权，发展民族国家和自己的国家宗教，支持英国本土的文化翻译实践。加文•道格拉斯（GavinDoug⁃las）翻译了维吉尔的史诗《伊尼特》，约翰•奇克(JohnCheke)用撒克逊语翻译了多部希腊作品和《圣经》。在宗教改革时期英国文化翻译实践领域最富盛名的当属托马斯•诺思（ThmoasNorth）和费尔蒙•荷兰德（PhilemonHolland）。诺思用英语散文体转译了阿米欧的法译本《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其译作成为莎士比亚创作希腊、罗马悲剧时的重要取材来源。荷兰德被称为伊丽莎白时代的总翻译家，荷兰德直接通过希腊语和拉丁语原本翻译了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的《罗马史》、普利尼的《博物学》等作品。宗教改革时期，尤其是伊丽莎白的文化翻译实践为英国认识和传承古典时期希腊罗马文化作品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荷兰德和诺思认为翻译古典时期普鲁塔克和李维等历史学家的作品能对女王有指导和借鉴作用。“翻译家们抱着为国效劳的目的，通过自己的译作把古人的聪明才智介绍给英国，不仅给女王和政治家提供了严肃的教益，而且给戏剧家和读者提供了故事情节和素材。”[9]希腊罗马历史和文学作品的翻译为英国形成君主专制政体提供了重要的史学资料和新的思想资源，促成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并使英国较早走上了近代民族化国家的发展之路。
如前所述，公元1500年前后发生在西欧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场思想解放运动对欧洲，尤其是西欧社会产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而文化翻译实践在这两场思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桥梁和中介作用。文化翻译实践与社会文化语境形成了积极的互动效应，一方面时代需要翻译实践来满足当时的社会改革需求；另一方面，文化翻译实践又给当时西欧社会带来了积极的文化效应。
作者：王崧珍 单位：昌吉学院外语系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文化翻译责任编辑：杨雪&&&&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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