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复兴指数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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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复兴指数
2007年，国家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发布了第一份指数报告，以2005年数据为基础，得出的结论是完成46%的复兴任务。用衡量复兴进度引发广泛争议。方法是用人均（）确定现代化，对比当年的边界标准。日，杨宜勇做客强国，回答网友对相关问题的疑问，并称2049年中国进入第一世界。
中华民族复兴指数由来
所谓“复兴指数”，自然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法有关，但“伟大复兴”这个概念并不是建国以来就有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接触“伟大复兴”这个概念以前，小时候被灌输的观念叫做“振兴中华”，周恩来总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故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很多人被取了“振华”“振中”之类的名字，时刻被提醒着“”是他们的使命。
而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以后，“伟大复兴”开始取代“振兴中华”。据闻“伟大复兴”的观念体系源自于在高层颇有影响的何新先生。何新的有着严重的与西方对抗的倾向，“伟大复兴”与“振兴中华”的重要差别在于，“伟大复兴”说明“咱祖上也阔过”，而“振兴中华”则没有这个意思。何新先生非常喜欢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民族”、“中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
中华民族复兴指数算法
那么，权且就把这个指数当作“中国现代化指数”，行不行呢？可否理解为，“中国现代化”完成了62%呢？据杨宜勇和其同事谭永生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发表的《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测算》一文可知，62%这个数据是把多个指标经过三级加权得出的。
例如，先给三级指标像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世界上的相对水平进行打分，然后加权算出二级指标“社会发展指数”的分数，再与同样的二级指标“经济发展指数”、“科级”加权，最后算出“复兴指数”——其实就相当于算出中国的现代化水平大约完成了62%。
中华民族复兴指数质疑
而这样一个看似权威的数据，却引发诸多质疑
大学副教授肖余根认为，不能拿一个很难说科学的指标体系工具，来思考民族复兴进程。
中华民族复兴指数
据报道，在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上，有专家根据《伟大复兴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其监测》进行测算，结果显示，2010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为0.6274。这个数字表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完成了总任务的62.74%。简单说，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已经过了大半。
应该说，社会科学有其特殊的规律性，为了提高社会科学的权威性，社会科学借鉴自然科学的一些量化研究方法，也是一个趋势。但是，是不是所有的领域，都可以用量化的研究方法，弄出一个指数来，这是值得商榷的问题。比如，中华民族复兴指数，能否经得起推敲？
大多数网友根据自己的直感和常识，不认可这个研究，这也不奇怪。比如，中华民族的复兴从近代开始，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2005年，复兴指数是46.4%，2010年就达到62.74%，仅仅五年内，复兴指数就提高了16%，占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复兴指数的三分之一还强，这客观吗？
当然，我们这样比较，还是按照提出者的思想框架来思考的，这本身就落入了套中，从这样的一个结果来看，这个指标体系的科学性是存疑的。拿一个很难说科学的指标体系的工具，来思考民族复兴进程，本身就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事情。哪怕这个指标体系，表面上做了大量的工作，统计了大量的数据，但把这些数据，硬生生地贴上一个根本无法涵盖的概念，其结果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中华民族复兴指数回应
对客观性质疑
杨宜勇回应称，国际上没有不代表中国不能做此类研究。在国外比较主观的“幸福指数”都可以测量，国内安徽也出现了“指数”，那么“民族复兴指数”又有何不可？
杨宜勇说，他在研读中共主要文献时注意到，到21世纪中叶，即建国100年左右，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蓝图”的一个重要节点。如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目标，那么它就是可量化的；如果它不是一个目标，就不可以量化，将来也无从检验，那么提出“民族复兴”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比如人均GNI（）确定的现代化是8000美元，这是2006年的边界标准，而最新标准已达到12000美元，所以原来的目标低了。此外，目标（60%）也被低估了，目前中国已经有51%。
当然，“复兴”速度快也不是没有道理。“这五年平均达到11.2%，这也是历史上没有的。”
说，国际上也是报告结果与大众感受相验证，偏离太大将对标准做适度调整，但是调什么，调零点还是调刻度，或者两个都要调，需要反思。“这个测算每5年一次，目前不考虑增加更多的指标，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民族复兴内涵
杨宜勇说，“复兴”不是简单地回到中华民族古代曾经的辉煌，而是要“恢复”出崭新的时代内容，其中包括：以经济为主的进一步增强，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各领域整体协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和法制更加完备，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实现祖国统一。
指标的科学性
针对有人质疑这一指标的科学性，杨宜勇说，“首先，我们报告了，我们监测了，对不对，你们可以来核查，但是核查也有科学的核查方法。如果你没有更加科学的体系，你们也可以作出新的报告进行自己新的视角的监测，我们再来核查你的研究。科学对话的前提就是用论文对话，这是世界上科学探讨的规则。”他表示，期待与质疑者在日北京首届世界现代化论坛上见面讨论，“论坛是开放的，但是必须以提交论文为前提。”
中华民族复兴指数详解
杨宜勇介绍，选择29个指标搭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监测体系”的原因是“觉得过去用49个指数比较繁琐”。如美国用24颗卫星实现GPS定位，“如果中国搞36或者48颗卫星来定位，这就不是进步，而是退步。”他说，如果有人能够用19个指数更好地反映中国现代化或者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一个进程，“我们期待看到这样的成果。”
据杨宜勇介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容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中华民族复兴指数
一是以经济为主的得到进一步增强，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基本达到现代化。
二是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各个领域整体协调发展，科技、教育、医疗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三是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法制更加完备，人民的政治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社会秩序良好。
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
五是实现祖国统一，并能为世界的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华民族复兴指数指标
整个评价体系包括三级监测指标：一级指标为民族复兴指数，二级指标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国民素质、科技创新、、国际影响等6个方面，三级指标由GDP与人口份额的匹配度、、、人均教育年限、万人拥有专利申请量、、国际竞争力等29项指标。
中华民族复兴指数差异
杨宜勇表示，由于地区差异，指数主要应用平均数，可能和个人感受有一定差距，就像，“由于现在的决定了平均工资以下的人占75%，平均工资以上的人占25%，不能说由于75%的人不认可平均工资，平均工资就不存在”。
中华民族复兴指数标准
有网友质询“中华民族复兴指数”的量化标准、“复兴”的定义等问题，表示，哲学原理告诉我们量变是质变的前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质变，但是它需要量的积累过程；正因为有这个过程，所以进行数字化的监测是可行的。如果说监测都不可行，这个目标将来能不能够实现根本就无从判断。
他认为，未来所谓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是到2049年的时候中国进入第一世界，“就像马拉松我们要跑进领先的第一团队，因为在领先的第一团队中间要有一个稳定的、体面的位置”，而不是简单的回到唐宋鼎盛时期的地位。
中华民族复兴指数最新数字
根据2005年和2010年的数据对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监测评价指标进行测算，结果显示：2005年民族复兴指数为0.4644，即已完成46%的复兴任务;2010年民族复兴指数为0.6274，已完成62%的复兴任务，复兴进程明显加快。
杨宜勇特别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和内容并非完全静止和绝对不变，其提出的指标体系也是一个在实践中需要不断完善的体系。在今后的研究中，将选择更多的时间点和更加有代表性的指标，来更加客观地反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新闻资讯[引用日期]
．腾讯网．[引用日期]
．温州网[引用日期]
．人民网[引用日期]
．“中华民族复兴指数”发明者定义“伟大复兴”：2049年进入第一世界[引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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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探索历程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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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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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社会实践、社会制度形态，归根结底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范畴。中华民族今天之所以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因为它在争取自身解放的道路上，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缘故。因此，要弄清中华民族为什么只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自己的伟大复兴，首先应当弄清楚当年它为什么会选择科学社会主义而没有选择别的主义，为什么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走上别的道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步步进逼，封建统治日益腐败，祖国山河破碎、战乱不已，人民饥寒交迫、备受奴役。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迫在眉睫。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成为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为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一次次抗争，但又一次次失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但也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事实说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要解决中国发展进步问题，必须找到能够指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进理论，必须找到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这段话，高度概括了从鸦片战争直至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华民族为改变悲惨命运而进行抗争的历程和结果，充分阐释了中国人民最终选择工人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原因。中华民族为了复兴，曾使用过各种思想武器，但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直到一次大战，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①]“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历史的结论。”[②]毛泽东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文章中写的这段话，生动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通过各种学说的比较，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并通过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创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十月革命之后，在中国爱国的知识界、思想界中，大体流行过以下几种思潮：一是民族主义，二是自由主义或曰个人民主主义，三是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潮中，又分为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这几种思潮较量的结果，科学社会主义占了上风，得到了大多数先进知识分子的赞同和大多数中国人的拥护。因为它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世界观基础之上的政治学说，能够科学地回答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境遇的根本原因，也能科学地指明中国摆脱这种境遇的有效出路。而民族主义虽然对于人们增强民族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促使中华民族觉醒和团结奋斗具有积极意义，但它解释不了中华民族衰落挨打的根本原因，也拿不出解决中华民族危亡问题的可行办法。自由主义虽然有助于冲破封建思想的禁锢，解放和发展个性，但它把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摆在民族、国家的自由和权利之上，只看重少数知识分子精英的自由和权利，忽视甚至反对广大劳动群众的自由和权利，同样不可能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思想武器。因此，无论民族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最终都没有被中华民族选作为复兴而奋斗的指导思想。至于民主社会主义，它虽然强调公平、正义，但却反对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实质主张改良的资本主义，同样不符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实际，解决不了中华民族复兴的问题，难以成为中华民族为复兴而奋斗的指导思想。现在有人讲，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中国人接受，是受外国共产党蛊惑的结果，是一种历史的误会。这种说法早已有之。对此，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曾回答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③]2、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中国革命解决了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的政治障碍问题对近代世界的被压迫民族来说，要打倒压迫民族和封建势力，为本民族的发展扫除政治障碍，一般遵循的是资产阶级的学说，走的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然而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却是在科学社会主义指导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究其原因，大体有三点：第一，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物质承担者中国共产党人同时肩负了无产阶级解放和中华民族解放两大历史使命。中国历史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异常软弱，不愿也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不可能担负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中国工人阶级，身受本国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三重压迫，因此，要争得自身解放，不仅要反抗资本主义的剥削，还必须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但要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也要代表农民阶级和整个民族的利益；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④]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本来应当由资产阶级负责完成的反帝反封建和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任务，统统落在了共产党人的肩上。从我们党早期领导人和党员的经历也可以看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从民族主义立场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既是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爱国主义者。第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的结合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主张。马克思主义只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如果不与本国实际结合，不仅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我们党在奋斗过程中经过几次失败教训，终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并产生了这一结合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其中包括：革命要分两步走，先实行新民主主义，再实行社会主义；走武装斗争和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建立党领导的完全新型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民军队；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和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等等。由于这些主张符合实际，所以引导中国革命仅仅用28年的时间，便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和大团结，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扫清了最大的政治障碍。第三，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者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最大牺牲。毛泽东说过，中国革命具有长期性和残酷性的特点，因此，革命力量必须磨练和发挥自己的顽强性。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个党员，以后几经发展和锐减，到新中国建立时达到449万人。在这个过程中，为革命牺牲的党员和群众约有2000万人，仅民政部门公布的有姓名可考的烈士就有175万。他们有的死在战场上，有的死在敌人屠刀下，用实际行动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是为中华民族解放和复兴而拼死奋斗的忠诚儿女，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中国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正是通过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共产党人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无私无畏、前赴后继的英勇奋斗，认识和选择了社会主义。3、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将我们党的奋斗史，概括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其中第一件大事是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使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第二件大事是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创造性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使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在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而这第二件大事，正是由于我们党在完成第一件大事的基础上，面对当时的国际环境，审时度势，为中华民族抓住千载难逢发展机遇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实现了和平、独立、统一（除台湾外），迅速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在国际上，面对两大阵营对峙和美国企图孤立、封锁、包围中国的形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先是宣布“一边倒”的外交方针，积极争取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后又在美军入侵朝鲜，并向鸦绿江推进之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保证了中国刚刚获得的国家独立和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大规模建设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早在1951年2月，中共中央根据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和抗美援朝战局趋于稳定的形势，以及毛泽东关于“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决定从1953年起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究竟以什么为指导思想，或者说从哪里入手，什么是重点？对这个问题，编制者们在一开始有过不同意见的讨论。薄一波回忆说：“把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国，从何起步？这是编制计划之初就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有关部门的同志也曾引经据典地进行过探讨，把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业化的道路作过比较，提出过不同的设想。经过对政治、经济、国际环境诸多方面利弊得失的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之后，大家认为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⑤]他讲的这个过程说明，我们党的领导人在新中国建立前后关于先用十几二十年实行新民主主义，着重发展农业、轻工业，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着重发展重工业的决策，被提出来进行了重新研究。1952年5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重工业，尤其是钢铁、燃料动力、机械军工、有色金属和化学工业等基础工业上，为我国工业化打下基础；农业、轻工业和交通等事业应当围绕重工业这个中心来发展。”[⑥]随后，中央决定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粟裕等组成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就“一五”计划中需要苏联援助的141个工业项目问题进行商谈。斯大林向中国代表团明确表示，愿意在工业资源勘察、工厂设计、工业设备制造、技术资料提供，以及派人来苏留学和实习等方面，援助中国的五年计划。[⑦]周恩来一行9月24日回到北京，当晚便出席了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汇报苏联之行的情况。据薄一波回忆，那次会议主要讨论的是“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毛泽东就是在那次会上首次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对此，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没有提出异议。[⑧]《毛泽东传》也说：“根据现存的文献记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最早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是在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书中还说：“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这个讲话表明，他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发生了变化。”[⑨]在讨论“一五”计划方针的会上，而且是在听取周恩来汇报访苏情况之后，毛泽东提出要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它反映了我们党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苏联答应对我“一五”计划建设进行全面援助，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三者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如果没有先进工业国苏联的援助，我们党当时不可能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方针，也就不可能决定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而只能按照原定方针，继续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因为，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需要农业提供充足的商品粮，需要有庞大的科技队伍。而在当时，中国的经济技术基础比苏联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还要薄弱得多。要优先发展重工业，除了需要有先进工业国在设备制造、工厂设计、技术指导等方面提供支援以外，根据当时的客观条件和人们的认识水平，还必须通过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有限资金和各种资源集中用于工业化基本建设；通过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生产资料国有化、集体化，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轻工业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以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而这些做法，显然已超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策，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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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争取复兴的必然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社会实践、社会制度形态，归根结底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范畴。中华民族今天之所以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因为它在争取自身解放的道路上，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缘故。因此，要弄清中华民族为什么只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自己的伟大复兴，首先应当弄清楚当年它为什么会选择科学社会主义而没有选择别的主义，为什么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走上别的道路。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步步进逼，封建统治日益腐败，祖国山河破碎、战乱不已，人民饥寒交迫、备受奴役。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迫在眉睫。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成为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为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一次次抗争，但又一次次失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但也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事实说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要解决中国发展进步问题，必须找到能够指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进理论，必须找到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这段话，高度概括了从鸦片战争直至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华民族为改变悲惨命运而进行抗争的历程和结果，充分阐释了中国人民最终选择工人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原因。　　中华民族为了复兴，曾使用过各种思想武器，但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直到一次大战，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①]“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历史的结论。”[②]毛泽东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文章中写的这段话，生动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通过各种学说的比较，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并通过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创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　　十月革命之后，在中国爱国的知识界、思想界中，大体流行过以下几种思潮：一是民族主义，二是自由主义或曰个人民主主义，三是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潮中，又分为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这几种思潮较量的结果，科学社会主义占了上风，得到了大多数先进知识分子的赞同和大多数中国人的拥护。因为它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世界观基础之上的政治学说，能够科学地回答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境遇的根本原因，也能科学地指明中国摆脱这种境遇的有效出路。而民族主义虽然对于人们增强民族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促使中华民族觉醒和团结奋斗具有积极意义，但它解释不了中华民族衰落挨打的根本原因，也拿不出解决中华民族危亡问题的可行办法。自由主义虽然有助于冲破封建思想的禁锢，解放和发展个性，但它把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摆在民族、国家的自由和权利之上，只看重少数知识分子精英的自由和权利，忽视甚至反对广大劳动群众的自由和权利，同样不可能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思想武器。因此，无论民族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最终都没有被中华民族选作为复兴而奋斗的指导思想。至于民主社会主义，它虽然强调公平、正义，但却反对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实质主张改良的资本主义，同样不符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实际，解决不了中华民族复兴的问题，难以成为中华民族为复兴而奋斗的指导思想。　　现在有人讲，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中国人接受，是受外国共产党蛊惑的结果，是一种历史的误会。这种说法早已有之。对此，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曾回答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③]　　2、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中国革命解决了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的政治障碍问题　　对近代世界的被压迫民族来说，要打倒压迫民族和封建势力，为本民族的发展扫除政治障碍，一般遵循的是资产阶级的学说，走的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然而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却是在科学社会主义指导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究其原因，大体有三点：　　第一，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物质承担者中国共产党人同时肩负了无产阶级解放和中华民族解放两大历史使命。中国历史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异常软弱，不愿也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不可能担负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中国工人阶级，身受本国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三重压迫，因此，要争得自身解放，不仅要反抗资本主义的剥削，还必须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但要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也要代表农民阶级和整个民族的利益；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④]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本来应当由资产阶级负责完成的反帝反封建和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任务，统统落在了共产党人的肩上。从我们党早期领导人和党员的经历也可以看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从民族主义立场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既是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爱国主义者。　　第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的结合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主张。马克思主义只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如果不与本国实际结合，不仅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我们党在奋斗过程中经过几次失败教训，终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并产生了这一结合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其中包括：革命要分两步走，先实行新民主主义，再实行社会主义；走武装斗争和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建立党领导的完全新型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民军队；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和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等等。由于这些主张符合实际，所以引导中国革命仅仅用28年的时间，便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和大团结，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扫清了最大的政治障碍。　　第三，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者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最大牺牲。毛泽东说过，中国革命具有长期性和残酷性的特点，因此，革命力量必须磨练和发挥自己的顽强性。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个党员，以后几经发展和锐减，到新中国建立时达到449万人。在这个过程中，为革命牺牲的党员和群众约有2000万人，仅民政部门公布的有姓名可考的烈士就有175万。他们有的死在战场上，有的死在敌人屠刀下，用实际行动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是为中华民族解放和复兴而拼死奋斗的忠诚儿女，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中国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正是通过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共产党人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无私无畏、前赴后继的英勇奋斗，认识和选择了社会主义。　　3、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将我们党的奋斗史，概括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其中第一件大事是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使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第二件大事是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创造性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使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在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而这第二件大事，正是由于我们党在完成第一件大事的基础上，面对当时的国际环境，审时度势，为中华民族抓住千载难逢发展机遇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实现了和平、独立、统一（除台湾外），迅速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在国际上，面对两大阵营对峙和美国企图孤立、封锁、包围中国的形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先是宣布“一边倒”的外交方针，积极争取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后又在美军入侵朝鲜，并向鸦绿江推进之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保证了中国刚刚获得的国家独立和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大规模建设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　　早在1951年2月，中共中央根据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和抗美援朝战局趋于稳定的形势，以及毛泽东关于“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决定从1953年起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究竟以什么为指导思想，或者说从哪里入手，什么是重点？对这个问题，编制者们在一开始有过不同意见的讨论。薄一波回忆说：“把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国，从何起步？这是编制计划之初就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有关部门的同志也曾引经据典地进行过探讨，把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业化的道路作过比较，提出过不同的设想。经过对政治、经济、国际环境诸多方面利弊得失的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之后，大家认为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⑤]他讲的这个过程说明，我们党的领导人在新中国建立前后关于先用十几二十年实行新民主主义，着重发展农业、轻工业，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着重发展重工业的决策，被提出来进行了重新研究。　　1952年5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重工业，尤其是钢铁、燃料动力、机械军工、有色金属和化学工业等基础工业上，为我国工业化打下基础；农业、轻工业和交通等事业应当围绕重工业这个中心来发展。”[⑥]随后，中央决定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粟裕等组成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就“一五”计划中需要苏联援助的141个工业项目问题进行商谈。斯大林向中国代表团明确表示，愿意在工业资源勘察、工厂设计、工业设备制造、技术资料提供，以及派人来苏留学和实习等方面，援助中国的五年计划。[⑦]周恩来一行9月24日回到北京，当晚便出席了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汇报苏联之行的情况。据薄一波回忆，那次会议主要讨论的是“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毛泽东就是在那次会上首次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对此，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没有提出异议。[⑧]《毛泽东传》也说：“根据现存的文献记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最早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是在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书中还说：“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这个讲话表明，他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发生了变化。”[⑨]　　在讨论“一五”计划方针的会上，而且是在听取周恩来汇报访苏情况之后，毛泽东提出要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它反映了我们党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苏联答应对我“一五”计划建设进行全面援助，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三者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如果没有先进工业国苏联的援助，我们党当时不可能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方针，也就不可能决定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而只能按照原定方针，继续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因为，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需要农业提供充足的商品粮，需要有庞大的科技队伍。而在当时，中国的经济技术基础比苏联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还要薄弱得多。要优先发展重工业，除了需要有先进工业国在设备制造、工厂设计、技术指导等方面提供支援以外，根据当时的客观条件和人们的认识水平，还必须通过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有限资金和各种资源集中用于工业化基本建设；通过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生产资料国有化、集体化，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轻工业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以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而这些做法，显然已超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策，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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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答案：①传统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世代相传中保留着基本特征，同时其具体内涵又能够因时而变，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推动“中国梦”的实现。②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中国传统文化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能够为中华民族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提供有力的精神滋养。③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其力量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是激励中华儿女共同创造祖国美好明天的不竭力量源泉。④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中华民族精神，是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强大的精神动力。（每点3分，答出其中4点得12分。）
1、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争取复兴的必然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社会实践、社会制度形态，归根结底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范畴。中华民族今天之所以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因为它在争取自身解放的道路上，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缘故。因此，要弄清中华民族为什么只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自己的伟大复兴，首先应当弄清楚当年它为什么会选择科学社会主义而没有选择别的主义，为什么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走上别的道路。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步步进逼，封建统治日益腐败，祖国山河破碎、战乱不已，人民饥寒交迫、备受奴役。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迫在眉睫。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成为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为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一次次抗争，但又一次次失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但也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事实说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要解决中国发展进步问题，必须找到能够指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进理论，必须找到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这段话，高度概括了从鸦片战争直至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华民族为改变悲惨命运而进行抗争的历程和结果，充分阐释了中国人民最终选择工人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原因。　　中华民族为了复兴，曾使用过各种思想武器，但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直到一次大战，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①]“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历史的结论。”[②]毛泽东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文章中写的这段话，生动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通过各种学说的比较，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并通过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创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　　十月革命之后，在中国爱国的知识界、思想界中，大体流行过以下几种思潮：一是民族主义，二是自由主义或曰个人民主主义，三是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潮中，又分为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这几种思潮较量的结果，科学社会主义占了上风，得到了大多数先进知识分子的赞同和大多数中国人的拥护。因为它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世界观基础之上的政治学说，能够科学地回答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境遇的根本原因，也能科学地指明中国摆脱这种境遇的有效出路。而民族主义虽然对于人们增强民族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促使中华民族觉醒和团结奋斗具有积极意义，但它解释不了中华民族衰落挨打的根本原因，也拿不出解决中华民族危亡问题的可行办法。自由主义虽然有助于冲破封建思想的禁锢，解放和发展个性，但它把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摆在民族、国家的自由和权利之上，只看重少数知识分子精英的自由和权利，忽视甚至反对广大劳动群众的自由和权利，同样不可能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思想武器。因此，无论民族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最终都没有被中华民族选作为复兴而奋斗的指导思想。至于民主社会主义，它虽然强调公平、正义，但却反对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实质主张改良的资本主义，同样不符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实际，解决不了中华民族复兴的问题，难以成为中华民族为复兴而奋斗的指导思想。　　现在有人讲，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中国人接受，是受外国共产党蛊惑的结果，是一种历史的误会。这种说法早已有之。对此，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曾回答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③]　　2、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中国革命解决了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的政治障碍问题　　对近代世界的被压迫民族来说，要打倒压迫民族和封建势力，为本民族的发展扫除政治障碍，一般遵循的是资产阶级的学说，走的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然而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却是在科学社会主义指导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究其原因，大体有三点：　　第一，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物质承担者中国共产党人同时肩负了无产阶级解放和中华民族解放两大历史使命。中国历史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异常软弱，不愿也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不可能担负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中国工人阶级，身受本国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三重压迫，因此，要争得自身解放，不仅要反抗资本主义的剥削，还必须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但要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也要代表农民阶级和整个民族的利益；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④]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本来应当由资产阶级负责完成的反帝反封建和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任务，统统落在了共产党人的肩上。从我们党早期领导人和党员的经历也可以看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从民族主义立场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既是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爱国主义者。　　第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的结合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主张。马克思主义只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如果不与本国实际结合，不仅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我们党在奋斗过程中经过几次失败教训，终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并产生了这一结合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其中包括：革命要分两步走，先实行新民主主义，再实行社会主义；走武装斗争和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建立党领导的完全新型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民军队；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和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等等。由于这些主张符合实际，所以引导中国革命仅仅用28年的时间，便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和大团结，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扫清了最大的政治障碍。　　第三，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者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最大牺牲。毛泽东说过，中国革命具有长期性和残酷性的特点，因此，革命力量必须磨练和发挥自己的顽强性。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个党员，以后几经发展和锐减，到新中国建立时达到449万人。在这个过程中，为革命牺牲的党员和群众约有2000万人，仅民政部门公布的有姓名可考的烈士就有175万。他们有的死在战场上，有的死在敌人屠刀下，用实际行动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是为中华民族解放和复兴而拼死奋斗的忠诚儿女，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中国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正是通过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共产党人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无私无畏、前赴后继的英勇奋斗，认识和选择了社会主义。　　3、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将我们党的奋斗史，概括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其中第一件大事是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使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第二件大事是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创造性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使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在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而这第二件大事，正是由于我们党在完成第一件大事的基础上，面对当时的国际环境，审时度势，为中华民族抓住千载难逢发展机遇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实现了和平、独立、统一（除台湾外），迅速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在国际上，面对两大阵营对峙和美国企图孤立、封锁、包围中国的形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先是宣布“一边倒”的外交方针，积极争取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后又在美军入侵朝鲜，并向鸦绿江推进之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保证了中国刚刚获得的国家独立和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大规模建设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　　早在1951年2月，中共中央根据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和抗美援朝战局趋于稳定的形势，以及毛泽东关于“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决定从1953年起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究竟以什么为指导思想，或者说从哪里入手，什么是重点？对这个问题，编制者们在一开始有过不同意见的讨论。薄一波回忆说：“把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国，从何起步？这是编制计划之初就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有关部门的同志也曾引经据典地进行过探讨，把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业化的道路作过比较，提出过不同的设想。经过对政治、经济、国际环境诸多方面利弊得失的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之后，大家认为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⑤]他讲的这个过程说明，我们党的领导人在新中国建立前后关于先用十几二十年实行新民主主义，着重发展农业、轻工业，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着重发展重工业的决策，被提出来进行了重新研究。　　1952年5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重工业，尤其是钢铁、燃料动力、机械军工、有色金属和化学工业等基础工业上，为我国工业化打下基础；农业、轻工业和交通等事业应当围绕重工业这个中心来发展。”[⑥]随后，中央决定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粟裕等组成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就“一五”计划中需要苏联援助的141个工业项目问题进行商谈。斯大林向中国代表团明确表示，愿意在工业资源勘察、工厂设计、工业设备制造、技术资料提供，以及派人来苏留学和实习等方面，援助中国的五年计划。[⑦]周恩来一行9月24日回到北京，当晚便出席了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汇报苏联之行的情况。据薄一波回忆，那次会议主要讨论的是“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毛泽东就是在那次会上首次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对此，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没有提出异议。[⑧]《毛泽东传》也说：“根据现存的文献记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最早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是在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书中还说：“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这个讲话表明，他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发生了变化。”[⑨]　　在讨论“一五”计划方针的会上，而且是在听取周恩来汇报访苏情况之后，毛泽东提出要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它反映了我们党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苏联答应对我“一五”计划建设进行全面援助，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三者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如果没有先进工业国苏联的援助，我们党当时不可能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方针，也就不可能决定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而只能按照原定方针，继续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因为，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需要农业提供充足的商品粮，需要有庞大的科技队伍。而在当时，中国的经济技术基础比苏联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还要薄弱得多。要优先发展重工业，除了需要有先进工业国在设备制造、工厂设计、技术指导等方面提供支援以外，根据当时的客观条件和人们的认识水平，还必须通过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有限资金和各种资源集中用于工业化基本建设；通过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生产资料国有化、集体化，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轻工业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以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而这些做法，显然已超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策，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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