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珍贵字画展厅出之后就要入库休息几年才能再次展出?难道这些字画会有自我修复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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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心理书画 妙手寻古韵(追梦·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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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昊是上海博物馆字书画修复研究室的修复师,那些古老又珍贵的字画文物,就是在这一张张案头,经由褚昊和他同事们的细细修复,重现光华。上海博物馆历来以书画修复为盛,自建馆以来,经由这些“国手”们抢救过的文物,价值难以估量。
原标题:静心理书画 妙手寻古韵(追梦·传承)本报记者 曹玲娟《
版)修复图像的前后对比图。图片为褚昊提供褚昊的工作照。图片为褚昊提供修复图像的前后对比图。图片为褚昊提供褚昊的工作照。图片为褚昊提供修复完成的那一刻很享受,修复师都有这种体会,我们享受着那种“重生”的感觉。 ——褚 昊褚昊的工作场所,是一处特别所在。6张大红桌案,在开阔空间里占据主要视线。案下工具盒里,全是精巧的特制工具,现在已很难买到的奇特小镊子、自制竹刀竹起、定制绢绫旧纸、古墨、矿物质和植物性颜料……墙上,则是一幅幅修复完成的古书画,让人轻易不敢靠近,这些宝贝,要贴在墙上经历四季冷暖变化后,才会整理入库。褚昊是上海博物馆字书画修复研究室的修复师,那些古老又珍贵的字画文物,就是在这一张张案头,经由褚昊和他同事们的细细修复,重现光华。上海博物馆历来以书画修复为盛,自建馆以来,经由这些“国手”们抢救过的文物,价值难以估量。不高兴时别动手心定方能入境说起修复的故事,褚昊十分严谨。看过书画修复的前后对比图,只能词穷地用“巧夺天工”来形容。其实,与人们的印象有所不同,业界认为,认定修复师水准的,并非简单以是否修复过国宝级文物为标准。毕竟,文物可称为国宝级的凤毛麟角,且大多流传有序,一般有良好的保存环境。但大多数的书画进馆前由于收藏不当等种种原因,往往会有严重的残缺,此类书画修复的难度会更大。在记者见到的几张修复图对比中,就有碎成纸屑状的古画,光是拼齐都犹如登天,也有霉得粘连难分的卷轴,得用镊子把粘连的卷轴一片片往下剥,修复完成后,天衣无缝。当然,这是最极端的例子,大部分书画面临的问题要好些,但残损、虫蛀、霉变等,也都是古书画的常态。这还不算最难。修复极其珍贵的古书画,更大的难度在于各种限制。“比如说,这幅画上有个霉点,一般人肯定想着,要把这个霉点用各种手段去掉。但古书画修复,一定要采取那些安全不能损坏文物的方法。我们上博的书画修复追求的目标是‘完美修复’,有的人会把‘完美修复’和‘商业修复’相混淆,商业修复是可以为达到完美状态不计后果的,而文物修复虽然也是需要展示完美效果,但过程只采用最科学最安全的干涉,来尽力保持文物的原状,延长文物的寿命。过程和结果都要兼顾,出不得半点差池,文物出事无小事,每个修复师对待文物都必须怀有一颗敬畏之心。”褚昊感慨。心定是必然。上世纪90年代,上博从美校国画专业精挑细选了几名年轻人接班,当时20岁的褚昊就在其中。老一辈的修复师就曾对大家说,“你们如果谈恋爱有挫折了,不高兴了,今天就别动手了。”这个细节,时至今日褚昊都还记得,他说,“上博为什么在书画修复方面走在前列,就是一代代修复师对每个细节都精益求精,‘细节决定成败’在上博绝对不会是句空话!”多年熏陶,褚昊说自己修复古书画时常有入定的心境,仿佛是待修复的文物在带着自己往前走,走着一条文物的重生之路!浑然忘我是常有的事。做书画修复,除了对工作的热情还要有悟性。“技术到了,没有天赋,不会钻研,那就会遇到瓶颈再也上不去了。”褚昊说。细微之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就像修复时,褚昊只用自己四处收罗来的碎古墨、古纸、古绢,“旧材料难找,能找着就像宝贝一样得好好收着。新材料总会有股烟火气,修出来的‘活儿’就是不舒服。”为古书画“诊脉”“画郎中”门槛很高江南历来是富庶之地,藏家云集,装裱铺子林立,书画修复总体水平在全国占据前列。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上博成立不久,吸纳了10余名拥有顶尖手艺的老先生建起了书画修复工厂。褚昊介绍,自己得到三位老师的帮助。首先是自己的授业恩师沈维祝先生,一身技艺无私相授,老师的低调做人、认真做事的品格影响至今。另一位是领着他走入上博书画修复室的诸品芳老师。再一位是大英博物馆的邱锦仙老师,使其接触到了西方的修复界。2013年,褚昊作为上博选派的修复专家,被大英博物馆邀请去开一个由世界顶级修复机构参加的小型但极为专业的《女史箴图》修复研讨会。《女史箴图》是现存已知最早的中国古画,为大英博物馆所藏。1914 年,《女史箴图》手卷在重裱时错误地采用了分段镜片的方式(或许当时是唯一的选择),研讨会就请来专家为《女史箴图》的保护支招。“上世纪初,鲜有中国修复师进入西方博物馆体系,博物馆请来的日本修复师,想当然地把中国古画装裱在木板上。历经百年《女史箴图》始终处于紧绷的状态,目前可观察到的‘掉渣’状态可能与之有关。”褚昊说。更严重的在于,当年的装裱,将《女史箴图》割裂开来分成四段进行展示,这种在当下是不会被允许的方法,令人心痛。研讨会结束后,大英博物馆方面特意留下了褚昊,请他参与修复一张明代朱邦的古画《紫禁城图》。2014年,大英博物馆再度邀请褚昊合作修复一张明代的《胡人驯狮图》。褚昊这才发现,自己修复过的《紫禁城图》已经被大英博物馆研发出了艺术衍生品,成为当年十分受欢迎的纪念袋。现在,褚昊带了几名年轻人,将书画修复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年轻人待磨砺,褚昊带着他们从拿面粉打浆糊开始做起,从练裁纸的“刀功”开始学起,从用棕刷刷墙开始练起。裁纸,要重压轻裁,半个针眼都错不得,差一点点裁口都会不如意;“棕帚功”,要练起码几个月,手上起了老茧,手腕有了软硬劲了,基本功才算扎实,3年打基础做好新画,练过七八年,算是可以踏入修旧画的门槛了……“古时,只有能修旧画的装裱师才能称为‘画郎中’。”褚昊说,书画修复,过程有些寂寞,但“修复完成的那一刻很享受,修复师都有这种体会,我们享受着那种‘重生’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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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点击排行【图片】解密近现代书画作品常见作伪术(二)_书画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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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近现代书画作品常见作伪术(二)
  自明代以来,随着书画市场的兴起,书画作伪行为也随之出现。数百年来,书画市场几起几落,书画作伪时隐时现。当今盛世,书画收藏热再度兴起,书画作伪者旧业复兴,大量仿品伪作充斥市场,造成了书画市场重重困惑。为了控制和堵塞书画造假渠道,过去和现在有许多人作出过不少努力,对书画作伪的来龙去有所了解。在清代就发现了“河南造”、“扬州货”、“苏州片”等伪品来源。现在全国各地作伪活动又有许多发现。而且有的形成作伪集团,古老的作伪手法相传不断,新的作伪花样越来越多,时时凯觎市场,随时将伪品抛入市场。现将较为突出的作伪地区及其特点综述如下:黄永玉 荷花(一)北京与天津  北京,是元、明、清三代的都城,又是新中国的首都,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书画市场也很活跃。早在清代,此地书画作伪就已盛行。尤其是地安门一带,主要伪造“臣”字款书画。题材有山水、人物、花卉、鞍马、走兽,画上加盖有清宫收藏印,如乾隆五玺、八玺,还有乾隆和大臣的题跋,以富丽堂皇的材料装裱。画面大部分是青绿和浅绛色。还有人仿制宫廷画家郎世宁的画。近些年,在北京常见的多是仿冒价格较高的名人书画作品。有仿吴作人画鹰、骆驼、牦牛、金鱼、熊猫等;有仿李可染画山水、牧牛、人物;有仿吴冠中画风景;仿叶浅予画人物;仿黄永玉画荷花、人物、花鸟、猫头鹰等。伪造主要是仿画家有特点的常画题材,因为这种题材,画家自己画的多,多中有缝可钻。仿制品多出自画廊、画院,在北京伪出多门,非一人一家所为。还有仿王雪涛的花鸟、董寿平的松竹、黄胄的驴、刘继卣的动物、贾又福的人物山水、李苦禅的松鹰。有的仿得十分逼真,有的仿制高手仿二三级画家的作品,甚至比真货画得还好。北京的书法赝品,多是仿刘炳森、王遐举、溥杰、启功、楚图南、陈叔亮、舒同等名家之作。赵朴初、郭沫若的书法也有人伪造。  天津离北京较近,这个地方历来有人专制伪品,除仿北京的大名家作品以外,他们还有特定的对象,如溥佐的马,范曾的人物,陈少梅的山水、仕女,刘奎龄的走兽、翎毛,均有仿制,其水平也不低,赝品在近年的书画拍卖会上时有出现。书法的仿制对象主要是清末、民国时期的大臣名人的手迹,如仿康有为、李鸿章、张伯英、翁同龢、徐世昌、溥儒等人作品。(二)河北与河南  河北的辛集地区曾经是比较集中的书画作伪之“乡”。伪制对象多是北方画家,如仿齐白石花鸟、鱼虾,仿王雪涛的小写花卉虫鸟,仿李苦禅大写花鸟、鹰等,并常落早期款,印章水平不高。另有仿汪榕、王云花卉,仿秦仲文竹石,仿黄胄的毛驴,仿河北籍的画家赵望云的山水人物,多为横披。  在明末清初时,河南开封地区有人专作唐、宋、元名家书法,如颜真卿、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岳飞、赵孟頫、鲜于枢等人的作品。其装裱形式多是高头大卷,质地为棉纸、蜡光纸、粉笺、粗绢、细绢等,同时都经过了揉搓、染色,纸面上常出现冰裂纹样折痕。如宋人米芾的《玩月诗》卷、元代鲜于枢的《草书卷》就是这里的代表作。(三)南京与苏州  南京是中国书画艺术比较繁荣之地,书画作伪者在这里也有相当基础。1980年前后,在这里常有伪造傅抱石山水人物画、潘天寿花鸟画出现。到了1985年以后,傅氏的画价日益高涨,市价高达每平方尺3万元以上,致使画商和收藏者不敢轻易购买带有疑问的作品。因此作伪者只有伪造其他名人的作品,如仿宋文治山水画、傅小石的人物画。书法仿林散之、费新我、武中奇、沙孟海等人的作品。  苏州地区在明末至清朝乾隆时期,有人专制李思训、李昭道、赵伯驹、赵伯驯、赵孟頫、文徵明、仇英等人的青绿山水工笔画。这些伪品大都有底稿,画中配上假题跋,如赵孟頫、柯九思、倪瓒、文徵明、沈周、董其昌等大名家的题记。还有人伪制李公麟白描人物画,徐熙、赵佶等人的花鸟画。书法仿造对象有唐寅、王宠、祝允明、陈淳等。苏州伪品较多,称为“苏州片”,流传很广。其伪作水平高低不一,出自高手的赝品不易鉴别,如仿赵佶的《王济观马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明代仇英的山水画。【德风堂藏】何海霞作品(四)陕西与四川  陕西的西安画派,在中国画派上有着重大的影响。但是陕西处在国内中部,因交通不便,文化交流活动远不能与北京、上海、广州相比。所以有一些中青年书画家,苦于售画困难,又经不起市场经济的冲击,不少人加入了伪制名人书画的行列。他们的仿制技巧较高,颇见功夫,鉴别难度极大。如伪造当代名家石鲁的书画,经济出现在海外拍卖场上,致使许多画商不敢染指市场上的石鲁书画作品。此外,还有人仿制何海霞、刘文西、王西京等名家的山水、人物画,还有人仿王子武人物花鸟、方济众的山水、山羊等。  四川的书画市场以成都、重庆两大城市为主,书画赝品在这两个地方出现也多。有人仿齐白石的山水花鸟,有人仿张大千的山水人物,还有人仿陈子庄的山水。书法有人仿郭沫若的行书及其四条屏。这些赝品因一般人难以鉴别,在市场上常有买主。(五)湖南与广东  以前,湖南长沙一带的书画作伪,主要目标是明末清初时期,具有民族气节的忠烈名人的作品,如海瑞、史可法、杨文骢等人的书法作品,还有一些不为人知或少有墨迹的历史人物的字画。所用材料多是绫本染旧,由于多次洗刷,呈灰暗旧色,很不自然。所作之画,一般较简单,容易识别,俗称“长沙货”。  广东书画伪品,多为绢本人物画,山水、花卉也有,如仿张萱、周昉、吴道子等古代名人的仕女、道释图;以宣和式装裱,上面多有宋徽宗赵佶题写的画名。这类伪品,也有水平较高者,鉴别时极难认定。近些年随着沿海的开放,广州、深圳书画市场生意兴隆,假冒名人书画也大量出现。一般都是仿当地名人作品,如仿关山月画梅花,仿黎雄才画山水、松梅,仿林之光、林墉画人物,仿王维宝画山水。部分不法画商批量订购假冒作品,致使地下书画交易场所成为书画赝品的集散地。(六)上海与东北  上海书画作伪常见有人仿朱屺瞻画花卉、山水,仿刘海粟泼彩山水、花鸟,仿谢稚柳青绿山水、写意花卉,仿吴湖帆山水、竹石,仿关良人物画,仿唐云花卉、麻雀。同时,还有人仿民国画家王一亭的花卉、人物等作品。  东北地区过去没有伪造书画的传统,这几年却出现了伪造者,但伪品不多,如仿于志学画冰雪风景,仿冯大中画虎。  除上述部分省、市、地区外,还有湖北、安徽、浙江、福建等地也偶见有人伪造现代名人书画,但仿制水平不高,未成气候。四、书画鉴定的主要依据  鉴定书画,是要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真正分清什么是真品,什么是假货。历来成名的画家多,而且有声望的鉴赏家却很少,可见鉴定之难,难于成大家。目前我国有几位书画鉴定专家,如徐邦达、启功、谢稚柳、史树青、杨新等几位。他们不仅有丰富的鉴定经验,广博的见识,还有渊博的文学、美学、历史、考古等方面的知识,同时对书画的创作基本方法也都有所了解。谢稚柳先生也是著名书画家,他说学会鉴定,就要练就一双像孙悟空那样的“火眼金睛”,无论什么妖术假货,一看便知。并认为书画作伪主要手段有三个方面:一是真画作假款,二是假画作真款,三是假画假款。要鉴定真伪,尤其是古代字画的真伪,必须从印章、题跋、款识、年月、著录、避讳等几个方面严格考证。鉴定书画要掌握主要依据,对书画的每一个方面进行认真观察、鉴别、审定。对每一个依据都要采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才能准确地进行鉴定,才能达到鉴定的目的。(一)书画风格的鉴别  书画风格是艺术表现的特色,其中包括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所谓时代风格,是指书画艺术作品受特定时代的政治主张环境与经济生活环境的影响而产生的艺术效果。个人风格是书画作者在艺术上独特个性的发挥,其表现形式与众不同,独树一帜,或是受某个流派的影响与某个流派的风格相近。  就时代风格而言,说明书画的创作不会脱离时代背景。古代书法与现在就不同,宋代以前写字,是席地而坐,一手拿册,一手悬肘挥笔。后来用高桌子,手和臂的姿势以及执笔的方法也随之改变。再后由于科举制度的盛行,不同时期的考试规定对书法提出了具体要求。明代要求写小楷,但书体还未限制。清代到康熙时,严格要求行行整齐,字字均匀,横平竖直,又光又圆。于是手指离笔尖很近,连手腕都挨着桌子,形成了所谓馆阁体风格。如果要了解各时代的书风究竟如何,只要把各朝各代的书法作品拿出来按序摆开,认真观摩比较,一定会有所分别。再者书法文字的语法、语气和书札行款格式也有不同之处。自晋唐至明清,有很大的变化,连称号都不相同。清代书画题款惯用某某仁兄雅属,明代人不会这样写。不同时代的字有的笔画也不同,武则天新创的字不可能在南北朝出现。现在常用的简化字,在明清时也不会出现。这都有助于鉴定。  绘画风格各时期也不相同,古代人绘画方式与元明以后文人案头作画不同。唐宋以前,壁画盛行,画匠都是站着画,与今人画油画差不多。大约从宋代开始,将绢纸平铺在桌上作画的方式才渐渐兴起。站着画与平铺画,用笔的角度不同,手臂用力也不同,效果当然不同。绘画历来是为政治服务的,旨在“成教化,助人伦”,所以古代以宣扬封建礼教的人物画见多。在画法上,古人不讲究比例,“人大于山,水不容泛”是其时代风格。宋代画家知道了按比例把大自然缩写在画幅之中,绘画创造了奇迹。南宋的马远、夏珪诸家截取山腰、山脚,取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元代画家讲求笔情墨韵,不以形似为工,使山水面目又为之一新。画作中的人物服饰、器用与时代制度、经济状况有直接的关系,这也可作鉴定的依据。  个人风格比时代风格更具体,书画家各人的思想不同,性格不同,审美观不同,对事物的感受也不同。摹写古人的书画固然可以使用同样的工具,运用相同的方式和速度,但很难掌握用力的分寸,笔锋转折的节奏。鉴定书画不能只看表面形式。即使是同样写隶书的人,各自的隶书风格会各有不同。凡写颜、柳、欧、苏四家字帖的人,写出来的不会完成相同。有其当然,有其所以然。绘画也是这样。同一个人物,让不同的画家去画,虽说都画得很像,但不一定画法都一样,也许是各人的感受不同,角度不同,笔法不同,艺术风格也有不同。如仅从画面所反映的题材、内容、画法及时代特点来辨真伪,是不够,因为这一切,高明的作伪者都会依样画葫芦,如法炮制。重要的是画家的个人风格,由于书画家各自所处的环境不同,个人生活经历、思想倾向、文化素养、兴趣爱好互不相同,就会在作品中显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色。就是同一时代、同一地区、同一流派、同出一个师门的人,也有不同特色,这就是个人风格。有一个故事可以给人启发。近代国画大师张大千,曾精研“清初四僧”,仿其画法画了一幅山水图,景物的画法和题款的书法都神似石涛和八大山人,水平很高,面世后,蒙过了许多行家,都误认为是石涛与八大山人合作的真品。后来有鉴赏家发现,其用笔之法与石涛有差异,石涛笔法厚重,大千则较轻快,认定此画是张大千的仿作。国画有笔法和墨法,作者在长工的操练过程中会形成自己的习惯、特点,模仿者即使刻意效仿,也难以完全相同。  在从个人风格中着手鉴定书画真伪时,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代笔字画。有一些社会地位较高、名气较大的书画家,往往有自己的代笔人,这一现象在清代很普遍。如何鉴别亲笔书画与代笔书画,这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代笔书画虽不是伪作,但也不是真迹,其价值与真迹是有区别的。解决这个问题,也可以从个人风格入手。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有不少代笔人,其中有他的弟子罗聘、项均,仆人陈彭。据吴尔鹿先生研究,就山水、花鸟而论,金农画风拙朴凝重,而罗聘则苍厚古朴,项均则含蓄冷逸,陈彭则稚拙有余。画家的风格也有发展变化,早、中、晚期会有所不同,这在鉴别中也应该十分注意。唐寅《山中隐士长日图》(二)纸绢质料的鉴别  书画凭借纸绢而存在,而流传。从纸绢质料鉴定书画的真伪是重要的一环。各个时代的纸绢虽大体相同,又各有所异。如掌握了纸绢的发展与演变的线索,对于鉴别是大有帮助的。据古书记载,东晋王羲之父子的书法真迹,用的多是会稽竖纹竹纸。但流传至今的唐代以前书画名迹,纸本真迹极少,大都是唐代或唐以后的摹本,这些作品以麻纸为主。自唐以后,书法多用宣纸。宣纸产于安徽泾县等地,由于多出于宣城,故名宣纸。宣纸质地细腻,吃水性强,又不纵横浸渗,且耐老化,才使得中国书画艺术表现出绝妙的艺术神韵,使得许多古代书画真品保存至今。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代名画《五牛图》就是画在唐代宣纸上的。五代时期,南唐后主李煜专设机构监造宣纸,并把精品宣纸贮藏在宫内的澄心堂。明清时期,宣纸更加精良,特别是金花笺,很受当时书画家的青睐,文徵明等吴门画派及“画中九友”都用这种金花笺作画。文徵明的《松壑高逸图》拍价18万美元,唐寅的《山中隐士长日图》拍价35万美元,清代赵之谦的《花卉四屏》拍价130万港元,都是用金花笺画成的。这些画之所以历千百年而不变色,光润如故,价值连城,除绘画艺术之外,宣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了解什么纸用在什么时代,每个时代纸的特点如何,这对于鉴定古代书画的真伪有一定的作用。因为前代人的作品,不可能用后代的纸,后代人伪造前代人的作品是很难找到前代的纸的,但偶尔有作伪人找到明清时期的宣纸,不过他的墨色、印色,在纸上表现不出前代的古色。纸有助于鉴别真伪,但只是鉴别的依据之一。  唐代以前作画多用绢,自唐以后多用纸,但仍有人善以绢本作画,只是数量相对少了许多。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绢本画,也是现存最早的山水轴卷,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宋代以后也有用绢作画的,但各时斯绢的织法有所不同。宋代绢在织法上,横竖都是用单丝,而横线比竖线稍宽,在颜色上与深色的藏经纸相仿。到元代,绢的经纬仍用单丝,但丝线较细,纹理较稀。到了明代竖仍为单丝,而横则变为双丝,丝线粗细较均匀,纹理较为密实。到了清代,竖横都为双丝。明以前的绢本书画,绢的表面一定没有光亮,丝上的绒毛也多退掉。纸本的情况较为复杂。宋代用的纸一般多为棉纸、麻纸和皮纸。麻料纸在宋代以前书画中是用的很多的,如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名迹,就是用的制作较粗的麻纸。隋唐、五代时期,书画多数用麻纸,唐摹《兰亭》与杜牧书《张好好诗》,五代杨凝式书《神仙起居帖》,都是用麻纸。在宋代,书画中还大量使用树皮纸。汉代虽已发明造纸术,但由于技术所限,不能造出大幅纸。唐代的纸渐渐加大,宋代已有40-50厘米高的纸,宋徽宗手书《千字文》那样近十米的长卷才得以出现。纸、绢的做旧和原旧,从外观上看,其色终究不同,染旧时常带有水渍痕,没有自然老化的颜色。但有的旧书画在重新装裱时,纸、绢被刷洗太多,旧包浆全被去掉,表面光色如新,也容易被误认成伪作,这些都应予注意。(三)墨色程度的鉴别  古代书画,因其年代远近不同,笔墨颜色也会出现差别。宋代以前的笔迹,墨色上往往有一些极不明显的白霜,细致观察,墨的表现没有任何刮痕,轻轻擦抹,白霜也不退去。作伪者是难以达到这一点的,常用香灰之类欢散在伪作上,充作白霜、霉苔,但很容易抹去。再者古旧书画上的墨迹及色彩,“入木三分,力透纸背”,深深地浸于纸绢的质料之中。伪作的墨迹与色彩都浮在表面,呈现出“轻浮而不沉着,光亮而不浓重”的效果。虽说经过做旧,但鉴赏者仔细观察是可以判定真伪的。(四)装裱形式的鉴别  书画装裱的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特点,其装裱形式与用料都有区别。元代以前,书法立轴很少见,明代才有专门用作书法的立轴。明代中期书画立轴上端还装裱出一段空白纸,叫做“诗堂”,用来题写诗文和题记。书画手卷的前面也出现了空白,用作名家题记。扇面书画,是中国一大艺术特色。宋元时期,扇子形式基本上是纨扇。明代出现了流传至今的折扇,在扇面上写字、作画就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明代书画名家吴宽、沈周、文徵明等人常作折扇书画。到了清代,折扇更为普及,收藏者常把扇面拆下来重新装裱成册页单张,以便保存观赏。明代装裱书画立轴增多,多为宽边,采用麦黄色宽绫围边,上下天地则用深蓝花绫。当时苏州装裱最为精美。书画名家报导非常重视自己的书画装裱,王世贞常以重金请名师装裱自己的作品。清代装裱一般是两色的绢或绫作围边,用绫作天地,尾纸都比较长。装裱形式上还出现了多幅一组的“通景屏”。书法装裱出现了对联和“龙门联”。册页多用绢、绫装裱,宫廷书画装裱富丽堂皇,用料也非常讲究,显得豪华无比。依据装裱来鉴别,只是鉴定的方法之一,不能只凭装裱认真伪。在清代后期就有作伪者利用古代装裱好的书画,把中心真品挖出来,而将伪作裱糊在原装裱上,这是所谓“金蝉脱壳”计,千万要警惕。范宽《溪山行旅图》(五)款识与印章的鉴别  中国书法与绘画作品,在一定的部位常见有一二行小字,表明作者、年代、地点、事因,这就是款识。再于其款的后面盖上一二方印,或者多方印,印章的内容是作者的姓名,或字,或号,或是趣文闲章。通过款识、印章来鉴别书画真伪是很重要的环节。隋唐以前的作品几乎都没有作者的题款,如果有,多是后人加上去的,或者是他人的题款说明。隋唐五代的作品也有部分不见作者题款与印章。五代《高士图》下署楷书“卫贤恭画”,仅仅四个字。而另一幅《江行初雪图》无题款。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其款仅有“范宽”二字署在右下角树荫下,很不显眼,容易被忽略。有的人还把名字写在画背面,这更容易被忽略。到了元代和明初,在画面书写款识的渐渐多起来,但这一时期题款还是比较简单,仅写名或字,或者另加画名。明代中期,吴门画派兴起,文人画又发展起来,诗词、书法、绘画共同表现在一幅作品上,三者并重,相互呼应。沈周、文徵明、唐寅等人都是诗、书、画三位一体的高手,再加上他们的印章,综合起来进行鉴别,伪造者是很难达到这个程度的。到了清代,书画上几乎都有款,而且形式多样,有的把求画人的姓名写上去,叫“应酬款”,有的在画面上题诗叫“题诗款”。八大山人和扬州八怪,都习惯在画面上用较大的篇幅题写长篇诗款。吴昌硕的诗款还直接写在画中,使书画融为一体。此外还有多次题记的“多题款”与满画题记的“落花款”。  在印章方面,宋代以前多用铜章,也有象牙或牛角章,明代开始用石头刻章。明中期以后就出现了“青田石”、“寿山石”、“昌化石”等不同石质的印章。铜章、石章盖出来效果不一样,可以分出铜印与石印。如果宋代书画上有石章,必须有伪作。从印色上看,也可辨真伪。宋以前都是水印,南宋以后用蜂蜜调的蜜印,元代开始用艾草加在油性朱砂中称朱砂印。除印泥色不同之外,由于时间的推移,任何一种印色也会发生变化。清代以前的印色,必然显得陈旧、色淡。现代印色就鲜艳明亮。如是当代作伪印色,必然鲜明而浮浅。这都有助于鉴别真伪。(六)鉴藏者题记的鉴别  书画进入收藏领域之后,往往被同代人或后人所喜爱,因此多有鉴赏者和收藏者的题跋与印记。唐宋以来,在书画上大都有鉴赏家的题跋。题跋内容多写一些诗文,表示对作品真假的鉴别,或是对作品的赞美,或是叙述绘画中的景物及画中故事,同时还写上鉴赏家的姓名,或官职、年代等。现在所见的最早的鉴赏者题跋是宋人的手笔。其题跋的部位一般在作品之外,立轴写在装裱的边缘,手卷写在尾纸或是隔水上,册页则写在白页上。宋代还有人为同代人的作品题跋,如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大名家,常为别人的书画题跋。李公麟的《五马图》卷,本无李氏名款与印记,但画幅本身和尾纸上都有黄庭坚的题跋,这表明此图是李氏的真迹,而且由于名人题跋,作品得以增色许多。通常百言,凡题跋确是真的,不是伪配的,而跋者与作者确有密切联系,而且又长于书画的鉴赏,这基本上肯定了作品的可信性。书画上的题跋对作品听鉴定无疑至关重要,所以现在仍有许多收藏家将自己收藏的书画请名人鉴赏、题跋,这样既可确定作品为真品,又可为作品增添色彩和价值。  书画的收藏历来无论官藏或是私藏,除请人题跋之外,也有收藏者自己题跋并加盖收藏印的,表示是经自己鉴别确认,而且宝爱珍藏。在官家内府收藏的书画上,最早可见到唐代“贞观”印。五代有南唐“集贤院御书印”。宋徽宗有特别固定的“宣和七玺”套印。南宋高宗有“希世藏”、“内府书印”、“枕暇清赏”等印。金昌宗有“秘府”葫芦形印。元文宗有“天历元宝”印。明洪武有“典礼纪察司印”。清乾隆有“内府玉玺”套印,如“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等。私人收藏鉴赏闲章更多,每个书画收藏鉴赏家都有自己的收藏鉴赏印,有的为雅名,有的为斋号,多不可数。印章文字各个时期有不同风格,唐、宋、元三代印章多用小篆,宋代官印有用九叠篆的,或称九曲文篆,明清时期印文多用古文、钟籀文。  总之,鉴赏书画需要深厚的基本功:一要掌握历史断代年号和文化大事,熟记历代著名书画家姓名、字、号,即所谓“熟记画家一百八,鉴定方可别真假”。二要尽量熟悉历代书画家的生平和他们的艺术风格。三要掌握鉴定书画的基本要领,专心致志地细观微察。风格、用料、墨色、装裱、款识、印章、题跋一项也不能忽视。只有全面观察,综合思考,才能泾渭分明。时下书画常见作伪手段  当今,名家字画进入亿元时代。这导致伪作泛滥,甚至出现了作伪产业。因此,了解当下作伪现状,对于书画收藏者来说是很有必要的。手段:借助科技与时俱进  书画作伪自古就有,作伪手段也是随着时代、科技发展不断发展。过去作伪是一张一张临摹,因而,功力不济的话别人一眼就能断别。功力深厚的人,伪作流传到今天也有价值,比如,张大千是作伪高手,他当初的一些仿作同样是艺术珍品。  时代发展了,作伪人便采用科技成果。借助电脑扫描作伪,电脑下载名家作品后拼凑成新的画面作伪。此外,还有一些“独创”作伪手段,都是作伪者独自摸索的方法。安徽书协名誉主席、著名书画家陶天月告诉我,某某书画家有些功底,便买去他的作品,放在玻璃地下,再在玻璃上铺上宣纸照着写,以此方式大量作伪。  时下的确有一些书画家,自身功底很好,但由于名气不够,加之不善于运作,作品进不了市场,便走起仿造名家作品的路子。而有的地区,则形成了作伪聚集地,京津地区,以作伪齐白石、李可染、黄胄、郭沫若、赵朴初、启功、欧阳中石、范曾等名家作品为主;江浙地区则是黄宾虹、傅抱石、陆俨少、林散之等人仿品的主要产地;任伯年、赵之谦、谢稚柳、程十发等人的仿品多出自上海地区;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这些海外价格高昂的名家仿品出自港台及海外,并且仿品技术含量高。这些名家仿品聚集地,甚至出现产、供、销“一条龙”的模式,仿制手段也是随着时代与科技进步不断创新。印刷:批量生产形成产业  批量生产最常用的手段是运用印刷技术。  早期的印刷品好辨认,因为达不到水墨自然渗透宣纸的效果。后来国家使用高仿真技术,原本是用来高仿古代真品用来临摹、学习,却被用来造假进入商业流通。  最早的仿真书画出现在民国初期,采用石版印刷和珂罗版印刷技术。解放后,荣宝斋进行技术改进,发明了“木板水印”。它运用水墨渗透的原理,在75%的湿度环境中进行人工水印,水墨渗透入纸,印出来的字画几乎可以以假乱真,当年齐白石对于水印自己作品的高仿品都辩论不出。  上世纪70年代,台湾故宫委托日本“二玄社”独家仿真复制该馆宋元古字画。日本专家通过20年的努力,研制超大型摄像机,进行同比例摄影制版和多色印刷技术,制作之精细,模仿之逼真,超过以往任何一种仿真技术。  日本二玄社仿真技术之后,国内出现了利用独特的立体扫描技术,记录画作的三维数据,像素高达3.8亿,仿真作品惟妙惟肖,如果不声明是印刷品,专家都难以辩论。目前,国内掌握这一技术有名的两家是雅昌文化公司和圣彩虹文化公司。  高仿技术,让古代字画恢复原貌,同时,深藏在博物馆的珍贵字画,也能借仿真的“身”巡回展出。比如,故宫一些字画藏品进行巡展,就是这样的技术展出仿品。  当然,顶尖级的高仿印刷技术不是所有作伪者都能用得上。于是有些人大量购买高伪水印挂历,揭下后重新装裱后拿到藏市场去叫卖。有的地方,这样的印刷品生产形成了产业,比如,河南省镇平县石佛寺镇,有许多仿古画廊,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你要谁的就有谁的,二三十元一张。因为标明是仿古画廊,它的存在也就是合法的,但这样的东西流入市场,则是被人当作真品行骗。  一般在街头、宾馆、展览会上叫卖的装裱成品的名家字画,百来元甚至几十元一幅,多是这样的批量印刷品。随着这种印刷品的泛滥,许多人也明白了其中奥妙,于是,买的时候要用白色纸巾擦拭,看可有墨迹。可魔高一丈,作伪者采用便一半印刷,一半人工的“混搭法”,或者在印刷品上再依葫芦着色着墨,让你“擦拭法”失灵。对付的办法就是看到这些几百几千元一幅的“大师作品”别心动,要相信好运不会轻易砸向你。印章:电脑制版真假难辨  鉴别书画,常常看印章。因为一般名家的印章也是出自名家之手,不是一般的刻印者所能制作。  现在,印章是难不住作伪者的。已故书画家葛介屏是享誉全国的书画家,他的儿子葛茂桐告诉我,过去市场上葛老伪作从印章就能看出,因为老先生使用的印章很讲究。现在,伪作印章也是没相当专业的眼光无法分辨。  印章怎样高水平作伪?那就是采用电脑制作,效果上几乎达到真伪莫辨的程度,甚至书画家本人也分辨不出,借助放大仪器也无济于事。作伪办法是把真迹原作的图章复印下或者拍照,再在电脑上处理,甚至可以制作“腐蚀”程度,最后在专业刻章机上做出仿真锌版或铜版印章。此外,印泥的做旧也是做旧如旧,稍不留神就可能上当。照片:手拿作品“小儿科”  一次,一个藏友拿了一幅卓然的画给我看,画的是狮子。卓然是从安徽萧县走出去的大家,但我没见过他的真迹,因而不敢断定,因为作品整体风格是卓然。藏友随后拿出一副卓然照片给我看,说是去卓然家取画时拍的。照片上,的确是北京卓然的家,偌大的客厅里,卓然身穿红色上衣坐在椅子上,画摆在地上,似乎是卓然刚刚画完坐在一旁休息。  后来,我去合肥一家古玩城,在一家画廊里看到许多卓然作品,老板还拿出卓然的图片,仍然是卓然身穿红色上衣坐在客厅。这才醒悟,是有人用照片迷惑收藏者。  应该说,在科技不发达的时候,作品与作者本人合影是证明真伪的有力依据。现在,这种照片证明法也是不可信的,原因是电脑技术发达了,PS是一件非常容易的,给伪作提供一张书画家本人手拿该作品是“小儿科”。通常做法是把书画家手中的图片内容下载,单独制版作伪。或者模仿书画家笔墨特征,独创一幅作品,通过电脑技术,取代照片上书画家手中的真品。  此外,底稿填款(在同时代不知名或小名家的书画底稿、课稿上添加大名家款印)、画册复制(用放大尺等工具复制早年出版物上的作品)、赝品出版(将伪品印刷出版、名家题跋(利用当代著名鉴定家的真跋或伪跋等,也是书画作伪的常见手段。  所以,对待名家字画的鉴别与收藏,要综合判断,从一两个特征去把握是非常容易走眼失手的。拿捏不准,再心动的名家作品也不能轻易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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