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壳不好用,只知道去厂里上班可以染发吗,内向?感觉自己已经废了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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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又遭自己26岁的弟弟气笑了。我弟弟26岁了,还在汽修店学修车,学了两年了,包吃包住,工资一千多点。明明可以坐火车,非要洋气一把,去坐飞机,问题是,自己不但没有钱,连买机票都不会。我在手机上看了一下,天猫上面可以买,就跟他说,你自己在天猫上买,他一说,手机只有8%的电了,我想说,就算只有那么点电也是可以买的,但是还是忍了,给他买了。&买了机票,当天就到我这儿来住起,他晓得我不安逸他,我对他的感情已经到了厌恶的程度,一看到他我就生气,他还是来住了,也不跟我说一句话,显得他很硬气。在屋头的时候,我听到我婆婆问他,这么早去广东,是要帮爸爸妈妈的忙吗?他很坦然地说,没什么可以帮的。我爸爸是建筑工人,有时候自己承包点小活做,累得全身是病,就是没人帮,他好意思说,没什么可以帮的。第二天早上我和老公上班,看到他还在沙发上睡起,喊他起床,不然赶不上飞机,他默默地起床,穿鞋,准备出门,中间不发一言。临出门,说了一声,姐,我走了。中午我上班,他打电话过来没接到,我估摸着也该到了宝安机场了,心里还想,终于有点提高知道到了要打电话报平安了吗?结果他打过来是来问路的。没错,他从宝安机场打电话问我怎么从机场那边坐大巴去东莞。那种无语的心情,一个26岁的男的,这种事都还要打电话问姐姐。我直接说,你是哈的买,你不晓得看路标买,你没长嘴巴买,你不会问人买他给我来一句,啧,那算了。。。。我直接打电话给老汉,你啷个养了个这样的儿子,脑壳长起是做啥子的,不晓得动一下买。老汉说,他就是这样,你能怎么办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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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6:31
引用:1没什么社会阅历因为他一直什么事情都等别人给他安排好,不想自己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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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6:35
引用:1不应该看不起自己家人,应该多帮助,何况没看见你弟弟有什么特别出格的地方,倒是你很强势亲,我还没摆完,只是这一件事我也不会这么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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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6:37
我弟弟之所以是这样,就是从小重男轻女的后果,我爸爸妈妈从小并没有刻薄过我,对我也不算撇,但是对儿子的溺爱,真真正正害了他一辈子。小时候我挨打几乎都是因为弟弟哭了,弟弟一哭,我妈就觉得是我欺负他,就打我,所以他也从来不尊敬我,不管我后面为他做了多少事,给他多少压岁钱,给他买了多少衣服,他都觉得是应该的。但是天知道,我小时候几乎是没有打过他的,他自己喜欢哭。唯一两次打他,是他小学四五年级,我初二,爸爸妈妈都外出打工,家里没有人照顾,他要跟那些偷东西的娃儿一起出去霍,我不准,黑了他一下,我妈就打电话回来问我是不是在屋头打弟弟,后面我爸爸妈妈就把他接到东莞去念书了,留下我一个人从初二到高三,中间我跟他都没有交集,跟父母打电话也从来不会交流,所以我跟他是并没有那么亲密的。这种情况到我读高三,我妈送他回来读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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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6:49
引用:1有啥子好气的嘛,你自己过得好不就行了。他有他自己的选择。你帮他买机票,让他来住,你这是在害他好不?你爸妈的财产你就别惦记了,以后分给你的时候你也别要,至于赡养老人,你也别管。就这么过吧。唉,说实话,我也从来没有惦记过爸妈的财产,我认识一直都很清楚,想都没养那方面想,但是一直遇到事情自己都不解决,每次都找我,我真的是心力交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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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6:50
引用:1不应该看不起自己家人,应该多帮助,何况没看见你弟弟有什么特别出格的地方,倒是你很强势引用:2亲,我还没摆完,只是这一件事我也不会这么生气了引用:3多看人的优点比总看到别人的缺点要强他的优点就是还没去偷去抢,没杀人放火,这是我爸妈眼中一个好孩子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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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6:57
引用:1不应该看不起自己家人,应该多帮助,何况没看见你弟弟有什么特别出格的地方,倒是你很强势引用:2亲,我还没摆完,只是这一件事我也不会这么生气了引用:3多看人的优点比总看到别人的缺点要强引用:4他的优点就是还没去偷去抢,没杀人放火,这是我爸妈眼中一个好孩子的标准引用:5没到走投无路而已。走投无路了啥子都做得出来。他要真去偷点东西,杀个人,坐个几年牢,说不定对他人生还是个好事。没经历过挫折,没经历过辛劳,是长不大的。我就是想这样做了,但是想到伤我爸妈的心还是没有,心里真的很想那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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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6:59
引用:1姐弟黑容易这样,妈老汉都要喊姐姐让到弟弟这些。所说我头胎要是生了儿可以再拼个妹妹,要是头胎是女儿,坚决不生二胎了,免得养个废物出来。我和我老公也是这么想的,我爸爸还是,你要是以后生了两个也晓得要心痛儿子些,直接跟我说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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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7:04
那一年的相处我只是觉得我妈太将就他了,也觉得他学习不太努力,总感觉他考不上高中,结果他那一年运气很好,遇到学校大扩招。后面我当然就去上大学了,中间也没什么联系,期间问了以前老师他的情况,老师直摇头。我也问了他自己的情况,他不说,但是我心里也大概有个底,估计是考不上了。后面就到了他高考的时候,我那时候有很强的预感,他考不上大学,让爸爸妈妈早作准备,后面问他成绩一直不说,爸妈看到才跟我说考了一百多分。 这种专科都没有上,他也不想去打工,就只有去学技术了噻,我就跟爸妈建议早点计划一下。我有同学也没有读专科,在建筑学校读书,感觉还不错,我都一个一个打电话去问他们怎么样,有靠谱的就跟爸妈说让他们早点准备,那些发过来的录取通知书不要去看,都是骗人的,他们还偏偏都去看了,让我带他去那些学校一个一个看。那年他19岁,我22岁,那一年重庆高温43&我也是对那些地方一无所知,我也是要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挨个到去问,他默默无言地跟到我背后,等我去问路。最后找到那个学校,左边一个修理厂,右边一个学校门,他说他不去。我说现在其他学校都来不及了,你就只有自己回去复读了,这次好好读,不好好读就只有读这种学校。在他回去之后,我一个人在火车站哭了,爸妈怪我没有带他出去到处耍一耍,而我带他去找那些学校,晒中暑了,他们都没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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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7:08
后面又去复读,又一次没有考上,其实在我预料之中,但是我去找人读到了书,我欠了个大人情,读的汽修,三年。我跟爸妈和他说,你这个是手艺活,要先到汽修店去实习,暑期就不要玩了,自己去找汽修店实习,不要钱都可以,一定要有经验。自己去找一方面可以练习你的胆量,一方面可以提高你的技能。他不去,拉不下面子,不想自己去找。爸爸觉得没关系,两个月做不到什么。这样三年的时间又过了,我和他还是没什么交集,几乎不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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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7:13
后面我就毕业了,开始找工作,有个堂姐在重庆,不好去麻烦她,在她那儿住了几天赶紧找工作,找住处。那一年过年,我还给他压岁钱,别人给我的压岁钱我也都转交给了他,毕竟还是我的弟弟。我工作的那两年,没有挣到什么钱,刚好能够养活自己,但是对自己的生活比较满意,工作也比较满意,一步一步都在进步着,以前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做这份工作,让我人变得开朗了,认识了各行各业的朋友,学习了很多道理。做着自己喜欢的专业,就算钱不多,我也有其他方面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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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7:21
然后我伟大的弟弟快要毕业了,要实习了,就跑到我这里来了。 我和另外一个女生合租的两室一厅的房子,他那时候24岁。直接跑到我这里已住起,不出去找工作,我问他什么打算,他说爸爸说看你给我找得到工作不。我说我有什么能力给你找到工作。现在的毕业生都是自己找工作,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找工作?后面他挨了好些天,自己终于去找了个4S点实习的工作,那个地方还包住,我说你搬到那里去住嘛,在我这里住起不方便,他不愿意,说只有一个月不好得,但是我对室友的负罪感就与日俱增,没有多少钱,还有经常情人吃饭。请人吃饭的时候两个女生一个男士,我告诉他,这种时候你作为男士就要多做点事,比如说去取水拿菜什么的都要主动点,不然以后谈恋爱女生都不会对你又好感,觉得你不会照顾人,他嗤之以鼻。总之,最后他在我这里住了一个多月,中间给室友造成各种麻烦,实在是我心里的一个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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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7:23
引用:1不应该看不起自己家人,应该多帮助,何况没看见你弟弟有什么特别出格的地方,倒是你很强势引用:2亲,我还没摆完,只是这一件事我也不会这么生气了引用:3多看人的优点比总看到别人的缺点要强引用:4他的优点就是还没去偷去抢,没杀人放火,这是我爸妈眼中一个好孩子的标准引用:5没到走投无路而已。走投无路了啥子都做得出来。他要真去偷点东西,杀个人,坐个几年牢,说不定对他人生还是个好事。没经历过挫折,没经历过辛劳,是长不大的。引用:6我就是想这样做了,但是想到伤我爸妈的心还是没有,心里真的很想那么做了引用:7你这样做,看似绝情,其实是对你弟弟好,他以后长大了会明白的。反正他现在也很不安逸我,但是又没有骨气,遇到点事情就找我,遇到点事情就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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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7:27
再后面他实习结束回去了,中间又跟我没联系了呢。毕业之后又来找我,又在我这里住上了,又等着别人给他找工作,中间什么事情都不做,连澡都不洗,躺在地上看小说。等别人给他找工作等了半个月,最后了无音讯,我一直告诉他,自己投简历,自己去找修车厂打电话,最后没办法,自己去找了个修理厂,300块一个月,终于搬走了,真的, 是终于,因为你看到一个24岁的年轻人,无所事事在那儿心安理得地躺起,真的,想弄死他的心都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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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7:29
引用:1有一句话教做,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当老大的总是要多担待些小的。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不能让其他人来替你嘛,而且这个什么时候是个头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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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8:16
引用:1已经习惯了你们把所有事安排好!!就是,从来不自己去争取,别人给他什么都接收,不给他就算了,媳妇都等爸妈给他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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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去电子厂上班,自己性格内向,我该怎么办?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做好电子厂工作。_百度知道
第一次去电子厂上班,自己性格内向,我该怎么办?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做好电子厂工作。
第一次去电子厂上班,自己性格内向,我该怎么办?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做好电子厂工作。希望有在那里工作过或者有过工作经验的朋友能告知,谢谢!
我有更好的答案
既然是内向,叫你改变性格这都是瞎扯,根本改不了内向在工厂上班,必须要任劳任怨,少说话没关系,但要多做事
采纳率:42%
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不要管那么多
可是我第一次去什么都不会,又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
会有人教你怎么做的,先进去最说吧
你是第一次找工作吧
不是,是第一次接触厂里的流水线作业
不用怕,进去最说吧。
嗯,知道了,谢谢你!
我也很内向,平时也没怎么和别人说话的,也给很多人玩弄。
忍忍就过了
哦,那你是在电子厂上过班吗?
在过,已经没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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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什么击破“读书无用论”
  最近几年,由于高三学生高考比率下降、考上大学后弃学者的出现、农村子弟考上重点大学人数减少、大学毕业生求职难等种种现象,“读书无用论”第三次登场。
  现代社会,还有“读书无用”的论调发出,实为文明的耻辱。
  可谬论显形前,往往以真理的面目出现,且也经历过实践的检验。
  第一次“读书无用论”发生在“文革”时期,但1950年代之后,就已经开始造势。那个时代,政治正确排位第一,知识不但奉陪末座,反而可能招来
祸端。“知识越多越反动”,是当时的流行语。相对而言,理工类与意识形态无关的学科,安全许多。王小波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中写道:我父亲不让我们学文
科,理由显而易见。在我们成长的时代里,老舍跳了太平湖,胡风关了监狱,王实味被枪毙了。以前还有金圣叹砍脑壳等等实例。
  现在看来,“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出现匪夷所思,其实不过是时代下的“蛋”,实践出的“真知”。此次反智风潮也是唯一一次受官方认可和推动的。
  “文革”后,特别是恢复高考后,“读书无用论”就迅速烟消云散。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遭遇多年的重创后,对大学生等人才是绝对的刚性需求。不
过,于个人而言,考上大学的价值,并不只在于可以接受高等教育,更在于可以获得城市户口、分配工作。知识,事实上,并没有独立地改变人的命运。这也为第二
轮“读书无用论”埋下了伏笔。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仍然封闭而缺乏流动,城市与乡村不可逾越。历史上“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印记,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们因生产技术和
效率低下以及被城市掠夺,而备受饥饿困扰的记忆,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鲜少城市人饿死的记忆依然鲜明。变为城里人,有一个铁饭碗,成为亿万农民父母对孩子的
期望。而在当时,升学几乎是最好的进城路径。
  成为城市人和获得更多的知识,孰轻孰重?改革开放初期,曾短暂出现一个现象或可做注脚―一些最好的初中生,被家长鼓励考入师范中专,而不是高中从而参加高考。原因就是当时高考录取率太低升大学的把握小,而上中专可以迅速获得城市户籍、分配工作。
  不过,大学很快展示出诱人之处。远方、大城市、更好的工作,那些美妙的想象,只有通过大学获得。
  大学毕业就是国家干部,这才是当时改变命运隐蔽而强大的力量。
  当国家干部的待遇相形下降,第二次“读书无用论”就随之兴起。
  当封闭的社会逐步被打破,社会流动的加强,人们开始有了更多的机会,个体户、万元户的出现,凸显了体制内的僵化,真正的人才并不能得到对当的待遇。“造导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让知识分子愤愤不平。
  随着社会进一步开放,更多民营企业成立、外资企业进入,释放出大量白领职位,它们需要大学生,且比体制内的待遇更灵活丰厚。接受高等教育,仍然是获得人生一般性成功的保证。读书,于是再次有用。开放产生了“读书无用论”的观点,进一步开放,又亲手消灭了这个谬论。
  事实上,也只有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底层青年能依靠自己的学习而向上流动,才是纯粹意义的“知识改变命运”。
  时至今日,当人们第三次怀疑读书的价值时,也可反映出人们对社会开放程度的失望。虽然城乡界限已经被最大范围地打破,但随着阶层的固化,年轻人
向上流动的难度加大,出路反而窄化。“考公务员改变命运”成为更多人信奉的,已经被实践反复检验过的真理。大学扩招导致高等教育注水,又加重了人们的失
  如果说,第一轮“读书无用论”是一个政治问题,第二轮“读书无用论”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最新一次对读书的怀疑,则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社会难题。
  药方或许众多,但让社会更加开放而合理,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知识改变命运”必须是一个真理,若它不能接受实践的检验,整个社会的命运,迟早将被改变。
  (徐一龙)
  他为什么从大学退学
  中国周刊记者 刘磊 实习生 高静 河北保定、北京报道
  阜平中学某间高三教室后面的角落里,坐着一个刚满19岁的高个儿男孩。他成绩中等,每次考试排名在第25名附近徘徊。这个名次就像他在教室里的
座位一样,从来无法吸引老师们的目光。在日复一日的机械、枯燥而繁重的高三生活中,他做的最多的事情是胡思乱想:想他自中学起就挚爱的汽车;想捉摸不透的
  “真的是他们说的那个样子”
  2012年,韩炜最终考上了保定一所二本院校的专科。以他的高考分数,上一所三本院校的本科也是可以的,但每年一万多的学费,太贵。
  可即使相对便宜的专科,虽说供得起,却也有亲人反对。读这个大学没用―姐夫、表哥、姐姐、母亲表达了同样的观点。韩炜坚持要读,读大学是一个机会,也是一段人生经历,不读大学,他会后悔的。
  已经出嫁却在家拿主意的姐姐一锤定音:大学可以上,但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高考后的那个夏天,韩炜来北京做了两个月的保安,赚了四千多块钱。家里给了一些钱,凑够了学费。
  开学报到那天,他问接待自己的大二学长,你觉得上大学到底值不值得呢?学长说,看个人呗。
  很快,这个抱着满腹犹疑走进大学校园的年轻人发现,身边的环境由不得自己“看个人”。他因为喜欢车,在志愿上填了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专业。拿到
通知书后,他意外地发现,这个专业下设在物理与电子工程系。原本他想学的只是汽车营销,也就是卖车。高等数学这样的课程让高中学文科的他头疼不已,压根儿
听不懂。更让他失望的是,身边“看不到一个同学是真正在那儿学习的”。
  舒坦,好玩,闲得无聊,浑浑噩噩,这是大学生活留给韩炜的全部印象。上课睡觉;回宿舍往床上一躺,玩儿手机,聊QQ,刷微博;冬天天冷,一觉睡
到中午;晚上在寝室唱啊跳啊,闹到大半夜。在这种环境下,用功念书的人,反而显得不合群。自制力并不强的韩炜,大部分的时间也与其他人一样,浑浑噩噩度
  班上的同学大多数是农村出身,只有个别同学来自城里的小康家庭。相较之下,韩炜家的经济条件还算好一些的。申请助学金时,每个人需要到讲台上陈
述自己的家庭情况,在他前面陈述的同学家庭一个比一个困难,有个女生说着说着都哭了。他心想,不会有我的份儿了,最后干脆就放弃陈述了。
  学期初军训结束后,韩炜就开始找兼职挣生活费:发传单,做话务员,到饭店做服务生,给高中美术生做写生模特等等。一星期能有一百多元的收入,家人偶尔也会给他的银行卡里打些钱,勉强够维持生活。
  韩炜有记日记的习惯,想着每天把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记录下来。但那段时间,他发现几乎没有值得记录的有意义的事情。于是,他就在日记中自我剖析:“到底我过的(大学生活)是对不对的呢?”
  父亲是当初家人中为数不多的支持他读大学的,父亲觉得,在大学里可以学点知识和技术。电话里,他问韩炜,过得怎么样?韩炜答,过得好;天天玩
儿,玩儿得可好了!父亲问,学到技术了吗?韩炜如实回答,确实也学不到什么东西。在他的眼中,大学就是一个同龄人聚集的游乐场,好玩儿,却浪费钱和青春。
如果非得找点大学的有用之处,那么就是在“天天玩儿”的过程中把他原本内向自闭的性格改变了。
  张耀峰与韩炜同班,在他的印象里,韩炜是班上同学之中一个“有自己的想法”的人,“对自己未来之类的考虑比较多”。
  如果有人仔细留意一下,会发现韩炜喜欢去两个地方:图书馆与D楼(教学楼)105室。每天晚上,班级组织统一的晚自习,学习委员负责点名。韩炜
去了几次,大家都在那儿聊天、打闹。此后,他再也不去了,就改泡图书馆。在图书馆里,韩炜看新闻类的报刊,汽车、电子相关的书以及名人传记。名人传记是他
高中时就爱看的,《乔布斯传》是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本书。这个一手缔造苹果公司的独断专行的男人是他的偶像之一,他不喜欢他的“过于独裁”,但特别崇拜他
“不受别人的干扰,想自己所想,做自己所做”的行事风格和人生信条。
  D楼105室每周都会有一场讲座,内容有网络对生活的影响、恋爱中的男女如何正确地保护自己等等。每次听完,韩炜都感到受益匪浅,“那感觉就是
不一样”。可在讲座中所受到的“知识上的、心灵上的洗礼”,韩炜几乎从未在课堂上获得过。每次讲座,听的人不多;即便来听讲座的,大多也并不像韩炜那样认
真地听,而是在低头玩手机。这让韩炜感到有些失望,“他们是闲着没事干才去的”。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退学的想法在韩炜的内心也越发强烈。因为他终于发现,大学真的就是姐姐、姐夫他们说的那个样子,“这样的大学,与其再读下去,不如不读了”。韩炜在寒假前终于下定了决心:过完寒假回来就办退学手续。
  “只有两类人适合读大学”
  韩炜的姐姐大专毕业,如今在沧州一家保险公司做业务员。在韩炜读大学这个事情上,她是反对派主力之一。当年,平时成绩还不错的她,差几分没有考
上高中,念了四年中专,接着又考了大专。父母不太赞成她继续念大专,一是家庭经济条件比较拮据,二是觉得一个女孩子没必要读那么多的书。但是她坚持要上,
最后还是读完了大专。
  那些年,她为了念书“受了很多苦”,每月的生活费都捉襟见肘;父母为供她念书,钱花了不少,“费了不少累”。
  韩炜觉得,姐姐念了大学,的确没什么用,她现在做的工作,不读大学照样可以做。母亲反对儿子念大学,有了女儿的“前车之鉴”是其中一个原因。他
姐姐自己也这么认为:“回头想想,哎,不是太值。”她有时也会设想另一种可能的人生:中专毕业就找工作,嫁人,“可能比现在过得好”。
  反对阵营中,说话最有底气的是韩炜的姐夫和表哥。两年多以前,姐姐从阜平县嫁到沧州河间,对方家里条件很一般,还不如自己娘家。但姐夫自小有生
意头脑,这几年与表哥合伙在阜平开了厂子,生产泡沫保温板,还兼做销售、安装的业务。生意做得不错,房子、车子都有了。表哥更是阜平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
很早就到社会闯荡,做煤炭生意。他不到30岁,如今住着别墅,车子已经换了三辆。这两位事业“做得非常出色”的亲戚,甚至连初中都没有念完。
  姐夫是这么劝韩炜不要念大学的:“(适合)上大学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真正学习好,可以考上好大学的人。另一种是家里有钱有势的人,上完大学,甭管什么大学,拿着个文凭,家里就能给他安排一个好的工作。”
  在姐夫的眼中,好大学指的是一本批次这样的大学。在阜平中学,至少是班级前三名,才能考上一本院校。阜平中学原名聂荣臻中学,是河北省重点中
学,也是全县唯一一所普通高中。在韩炜同届的七百多名高考生中,只有几十人考上一本批次的大学。最好的一个去了清华,“太偶尔了,十年出一次”。前几届也
有考上浙大的,这样的成绩也是“几年出一次”。韩炜的班上七十多名同学里,有二三十个没有考上二本院校的选择了复读,其他的多数读了专科。
  在韩炜的父母看来,毕业后可以找到一个好工作的才是好大学。“他们眼里的好工作是什么呢?一张办公桌,一把办公椅,成天坐在那里,拿着一支笔,把事儿就给办了,钱就挣到手里了。”韩炜说,“考上这样的大学,他们花多少钱都愿意供我读。”
  姐夫、表哥他们觉得,读大学浪费钱不说,还学不到东西。他们都倾向于韩炜放弃读大学,在他们身边做事。
  韩炜还有一个表哥。这位表哥在石家庄念的大学,毕业后,找了个媳妇,媳妇家出钱给小俩口买了房。表哥家掏了九万块,装修新房,添置家具等,“基本上把家里掏空了”。现在他在石家庄找了个业务员的工作,每月工资只有一千七八。
  “你说,到底有什么用?”韩炜已经站到了当初反对他念大学的那些亲人一边,他觉得,“不上大学,学点技术,或者自己干点什么,要比念这个大学实惠得多。”
  “有个证总比没有强吧”
  放寒假了,身无分文的韩炜从同学那儿借了一百块钱,买了车票,直接去了北京。这是他第二次闯荡北京了。与上次一样,他仍然找了个保安的工作。想打短工又无学历的他,容易找的只有两种工作:电子厂工人和保安。但他不喜欢工厂,那里“把人当作机器使用”,让人感觉压抑。
  韩炜在三元桥附近的佳程广场上班,有几个岗位轮换着做:在电梯旁站岗,在前广场管理车位,或者做门童。做门童时,穿上制服,有时会给客人开车
门。有一回给宝马大中华区总裁安格开车门,韩炜感到“很荣幸”,也“挺见世面”。在管理车位的时候,韩炜记得,有家地产公司的老总,“他的车我都数不过
来,奔驰S600,宝马760,奥迪A8L
W12,丰田LX570,宾利,他都有”。北京实行限号政策,他每天换着车开。另一方面,韩炜也体会到在北京生存的不易,
“出门挤公交,哎呦喂,跟个沙丁鱼罐头似的。人多,消费高,压力大”。他发现,“有钱人是那么的有钱,没钱人是那么的没钱。贫富差距好大,真的好大”。
  一个月零三天,韩炜赚了2760元。除夕夜也没有回家,还在电梯旁值班。寒假结束,他回到学校,告诉辅导员自己打算退学。辅导员问:“你叫什么来着?”辅导员要辅导不同年级好几个班,根本不认得韩炜。于是韩炜从头开始介绍自己,一五一十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辅导员将情况上报给了系里领导。韩炜的母亲也从乡下赶到学校,母亲对儿子的退学表示支持。母亲当初就不赞成韩炜念大学,按照她的设想,当地的长城汽车制造厂是儿子一个理想的去向。不再像父辈一样种地,有个稳定的可以糊口的工作。
  系主任劝了劝韩炜母子俩:“你这个专业将来很容易找工作的,来钱很快。”韩炜心想:“哪有那么好找工作?来钱真的那么快吗?”
  他后来认识了一个学汽修的专科生。对方告诉他,他们实习期工资每月八百,然后通过各种考核转正后,工资每月一千一二。
  最后,系主任见眼前这个学生态度坚决,也就不再勉强,在韩炜的退学申请书上签了字。
  韩炜退学的消息,让身边的同学炸了窝。有人支持他,也有人不太理解。
  同学张耀峰说:“其实也没什么。大学毕业后也要进入社会,(韩炜)只是提前进入了。”
  同学张静宇觉得与韩炜个人性格有关,“韩炜不是特别适合学习,比较有叛逆精神。”
  关于韩炜退学的理由,同学王敬军也能理解,“不单单韩炜在说,我们都在说,大学生活过得太颓废。大学的环境靠自学和自己的控制力。可能这方面我
们做得不好,没有充分地利用时间,或充分利用大学这个资源和舞台。所以会感到颓废,空虚。”他同时也认为,“大学有一定的弊病,并不是说谁谁谁造成的,我
感觉是中国的教育制度造成的。我们应该适应这个环境,在大学中想方设法找自己的一些方式去学习一些别的东西。”
  韩炜的同学们倒没有被他影响,他们仍然认为大学的价值,除了文凭外,还能在其中历炼人情世故、打开视野,“一个高中毕业的阅历和一个大学毕业的阅历显然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大学锻炼这三年,比高中生、初中生更进步一些。”同学王敬军说。
  而无论同学们怎么看,韩炜已经下定决心和大学说再见了。日下午,阴天。韩炜的姐夫从沧州的家回保定,听说他这天退学回家,便
顺道开车到学校接他。韩炜坐在车里,车子向校门缓缓驶去。他扭过头,透过车窗望向这座自己呆了一个学期的大学校园,突然间,一股不舍与伤感混杂的情绪弥漫
了整个身体。
  他拿出手机,更新了QQ签名:“再见了,同学们。”
  韩炜说,那刻就像鲁滨逊坐船离开荒岛时的感受―“他每天做梦都想离开那个荒岛,但真正离开时,鲁滨逊掉头看那个荒岛,也是依依不舍的”。
  到家之后,感伤的情绪更重了。按部就班上了十几年的学,前面的路突然中断了,他顿时感觉失去了方向。晚上大学舍友给他打电话,轻易不哭的他哭了,当着父母的面,哭得很厉害。
  “现在看来,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退学的第二天,姐夫就让韩炜去他的厂子帮忙。在厂里,韩炜是个“替补”,哪儿缺人去哪儿。其中有一道工序是跳进一个两米多深的大池子里,扭动身体,拿着板子,把颗粒状的泡沫拨匀了。有时,也到建筑工地给大楼装泡沫保温板。
  这些活儿,有的累,有的脏,有的必须忍受高温炙烤。韩炜一时无法适应。他开始怀疑自己退学的决定是否正确。无限的迷茫,巨大的压力。退学后的一个多月内,韩炜的血压都升高了。
  不去姐夫厂里干活的时候,他就在家上网打发时光。他认识了一个北京女孩,与他同级,也退了学。那时他特别想与“同道中人”交流,特地在网上搜这样的人,这个女孩是在看到他的微博,主动联系的他。他们因为“退学生”这一共同的身份,互加了QQ好友,聊彼此的情况。
  他还反复地搜索退学者成功的案例,给自己鼓劲。搜索结果中有外国的,也有中国的:史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拉里?埃里森、李想……他在手机
里拷贝了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视频。在这个演讲中,乔布斯讲述了自己为何决定从大学退学,以及退学后通过学习掌握有价值技能和创业的经历。
在手机上,韩炜反复地看这段视频,为自己打气。
  此外,他也特别关注一些有关大学生就业难的报道,“每回看到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新闻,心里就安慰一些了”。
  一个月以后,经过一位熟人的介绍,韩炜有了第一份相对正式的工作:阜平县城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与他大专毕业的姐姐同样的工作。在公司里,有了新同事,工作也不像姐夫厂子里的活儿那样又脏又累,韩炜的情绪好多了。
  四个月的时间,韩炜只做成了两个单子,一个是表哥的,一个是昔日同窗的,都是凭的私人情分。虽然业绩不够理想,但他觉得很有收获:“通过做保
险,我发现了什么呢?没有人脉是不行的,干什么都要有人脉。在中国这个地方,人脉就是钱脉。”像这样的认识,韩炜认为,在学校里是学不来的,必须到社会上
  2013年8月,韩炜离开县里,到了保定市区,找了份话务员的工作。这是一家做电视购物业务的公司,每天韩炜要做的事情就是不停地打电话,尽最
大努力说服电话那头来自全国各地的顾客购买公司的商品。尽管每天说得口干舌燥,韩炜感觉很充实。“说话能力有个很大提高”,也是在学校学不到的本领。
  在他看来,这大半年在社会上学到的东西,“要比学校里多得多”。&&& 两家公司的同事中,都有不少专科或本科毕业生。保险公司有个女同事,邯郸人,毕业于河北师大,做的也是业务员。电视购物公司的一个同事,河北农大的,之
前也是在一家保险公司做业务员,做了七个月才成了一个单子,做不下去了,跳槽过来。还有一个刚辞职的女孩,工作时就坐在韩炜旁边。她读的是个畜牧类的专
科,毕业后找不到对口工作,做过一段时间的售票员。现在虽然辞职了,却也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她对韩炜说,如果预料到自己毕业后是这么个状况,也早
  这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让韩炜觉得,自己刚退学时的那些迷茫,太多余了:“现在看来,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我一点也不后悔退学这个决定。”
  有一天,他想起了好久没有联系的那个退学的北京女孩。他在QQ上问她,现在怎么样了?她告诉他,自己马上就要出国念书了。韩炜才意识到,他们原来是两个世界的人。其实在几个月前的聊天中,他就隐约地感到,对方来自经济条件不错的家庭。
  现在的韩炜喜欢引用姐夫的那句话阐释自己放弃读大学的原因及其合理性:“像我这样的,家里条件不好,学习成绩又不是特别优秀的,采取另一种方式,可能更好。”高中时困扰他的那个“捉摸不透的前程”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在“三闾大学”教书
  中国周刊记者 叶宇婷 重庆报道
  今年教师节,唐云的一篇旧文又被人翻出,在网上广泛传播。那篇文章有一个激烈的题目―《作为大学教师,我感到耻辱》。刺激唐云写这篇文章的,是校园内发生的两起血案。
  “刺儿头”的帖子
  突然而至的噩耗打破了午后校园的宁静,死亡的消息如水波纹般一圈一圈快速往外扩,很快就传到了重庆师范大学(以下简称“重师”)文学院副教授唐云耳朵里。
  2003年10月,教育学院有女学生从办公楼12层一跃而下,当场死亡。全校师生都在传,但学校封锁消息,无法知晓详细情况。当地媒体,也没有任何报道。
  唐云在家里等妻子张潜回来,坐立不安。张潜是教育学院的心理学老师。校长和教育学院相关老师去到跳楼女生的寝室,在她的遗物中,最显眼的是数张
欠条。跳楼女生来自城郊农村,为了上大学,家里向亲戚朋友借钱凑齐了学费,所有欠条都签着女生的名字,并注明毕业后连本带利一起还。2003年国庆假期结
束,和女生一起返校的还有一张张欠条。一边是找工作连连碰壁,一边是即将到期的欠条,重压之下,女生结束了生命。
  学校老师驱车颠簸到了女生家,房屋残破而凋敝,房梁摇摇欲坠,全部家当屈指可数,不值什么钱。
  听完妻子的讲述,唐云心中像压着块石头。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常梦到有女生跳楼。女生之死不到一年,2004年9月,校园里又传学生死亡的噩耗。这次不是自杀,是他杀。就在大学校园里,一名男生拿着尖刀,众目睽睽之下,连捅一名女生4刀。女生当场死亡。
  一年内两起血案,唐云觉得大学难辞其咎,他感到戳心的痛。入夜后,坐在电脑前,他狂敲键盘,怒火中烧,欲把近年来淤积心中的事全部写下来。
  唐云熬夜写了《作为大学教师,我感到羞耻(上)》,贴在了天涯论坛上,时间是日,距教师节还有三天。
  他把女生跳楼的原因归结为“大学扩招大跃进下的生命掷虚”―她的生命或许是绝对的社会贫困、或许是中国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夺去的,但是大学难道
就有理由躲在这个社会问题的背后庆幸自己的面前有挡箭牌吗?……在我们实行收费教育的时候,又有几个人在探询那些来自农村,经过千辛万苦考来的学生,他们
的学费是怎样筹集的呢?
  文章还痛斥大学不恰当地扩招对教育质量产生的严重伤害―大学纷纷扩招的实际理由并不是像宣称的那样让更多的人受教育,而是为了滚滚财源……就我
所见,在我的学校(相信所有的学校都一样),每年招生季节是最让某些人兴奋的时候……我切身感受的是,像我身处的这个“三闾”大学,不足350亩的校园,
教师不到1000名、只有一撞8层的教学楼,居然能够接受13000多名学生……老师在无奈地完成教学任务,而所谓任务不过就是在讲台上站满那几十分钟,
挣得他该得的课时费,他们在为任务忙碌而不是为教育忙碌,他们晨昏不辨、宠辱偕忘、行色匆匆,不过是为了一个工作量的指标……这还是其次的问题,关键的还
是,在紧张的教学任务中,教授们已经无暇顾及所谓学理、所谓知性的建立,连标准的装配都谈不上了,更不能期望所谓人文传统的延续。在市场欲望蛊惑下的欺骗
性教育里,我们除了残次品和市侩外,我们还能向社会输送什么?
  把文章传到论坛后,唐云到大连出差。直到收到同事短信,才知道帖子火了,学校里都在议论。开完会,他赶紧找了家网吧,登录一看,点击近4万次,网友赞他敢说真话,催促他写下半部分。可还没等下半部分出来,学校领导已经在查帖子的作者是谁。
  回到学校,院领导找到了唐云,试探口风,说校领导认为是他写的。唐云什么也没说,就反问了句,说的是不是实话。最后这事不了了之。后来,领导开
始上网搜索唐云写的文章,发现他是个“刺儿头”,此后每到重大日子,领导都会电话“慰问”唐云,并往家里送去水果。半个月后,唐云写完了下半部分帖子,矛
头仍直指“大学扩招”。
  硬件跟不上
  唐云初次听到“大学扩招”是在1999年。2月的一天,他坐在沙发上翻报纸,有人提议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数量从每年的两百万人增加到四百万。看到这个数字,唐云的心里“咯噔”一下,隐隐有些担心。
  那时,亚洲金融风暴的余温尚在,国企改革又进入攻坚阶段,一大批下岗职工面临再就业。各级政府都在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头疼不已。
  提议者名叫汤敏,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1998年11月,他以个人名义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的建议书。后来,他被称为中国“大学扩招之父”。
  汤敏认为,在诸多的选择中,扩大高校招生将是一个国家投资少,刺激内需力度大,又能实现老百姓迫切愿望的有效措施。汤敏的建议很快被国家采纳,1999年2月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一年后,大学扩招的风就刮到了重师。重师所在的沙坪坝区是老城区,山多路窄平地少,四周被瘦高的居民楼包围,几乎没有外扩的空间。2000年暑假,一大群身着宽大工装、解放胶鞋的民工在这所学校里忙碌开来。他们在为即将入学的新生修建临时宿舍。
  学校后面沿河建有一排简易房,本是学校的民工房,一个房间住十多二十个人,设施简陋。如今,工人忙着修葺这些房屋,作为学生的临时宿舍。简单粉
刷后,床和桌椅开始往里面搬。秋季开学,原来的专科生搬到这里,新入学的本科生住到了专科生的宿舍。新修建的宿舍仍在匆忙赶工。
  唐云所在的教职工宿舍也搬进了学生,老师在一楼,学生在二楼。学生入住后,常一窝蜂出入,年轻人热闹的生活让他有些招架不住。不久后,唐云和妻子在学校旁边买了房,搬了出去。
  开学后拿到课表的唐云极不适应,原本不上课的晚上和周末也排了课。因为学生增多,上课班级相应增多,而重师只有一幢8层的教学楼,教室明显不够
用。第一节课到教室,唐云被吓一跳,合班上课,教室里坐满了学生有近200人,乌压压的一片。话筒质量不好,唐云只有扯着嗓子给学生讲中国现当代文学。
  一上完课,嗓子全哑了,回到家,一句话也不想说。妻子张潜是教育学院教心理学的老师,因为要给全校学生上通识课,课程安排比唐云还要多,回到家
就瘫坐在沙发上,动弹不得。唐云劝她把一部分课给别的老师上,张潜很无奈,学生增加后,教室要轮流用,别的老师课也很多。随着学生人数的激增,重师沙坪坝
校区已经容纳不了新生,2005年,重师搬进了大学城,新增大学城校区。
  消失的课堂
  重师大学城校区占地2400亩,几乎是沙坪坝老校区的10倍。硬件条件转好了,唐云心中的失落感却越来越强烈。
  唐云愿意跟人讲扩招前的课堂,每提到此,他都两眼放光,一会儿靠沙发上,一会儿斜着身子讲许久。
  1986年,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唐云被分到重庆师范大学,那时还叫学院。老教授要带年轻的老师,类似“传帮带”。跟着老教授备课,一上
课,还是助教的唐云就坐在一旁听教授们如何讲课,笔记密密麻麻。有时,老教授会让几节课给唐云上,从简单的开始。唐云上课,老教授也坐在下面听,随后一处
处指出问题出在哪儿。
  那时的老师们备课可不敢懈怠,老教授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批评起来毫不留情面。老教授坐在下面听课,唐云更是不敢有半点放松。老师和学生走得近,除了课堂上你来我往的争论,课下,老师常邀请学生参加讨论会,聊聊课堂,也聊聊人生与理想。
  这样的传统延续多年,直到老教授们陆续退休,大学扩招后,大量学生涌入课堂。
  合班上课的课堂,常常爆满,老师和学生间的互动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课程从早排到晚,周末也有,老师和学生需要反复在不同教室间切换。
  长期陀螺一样的工作,老师开始抱怨,甚至有时在讲台上站满40分钟是件艰难的事。加上教学不纳入职称评定,越来越多的老师开始“放水”,教课是为完成任务,教书成为了老师的“良心活儿”。
  文学院有每周9节课的最低工作量,唐云的课时一直维持在最低线。他认为,课时太多,精力不够,有些课自然会应付了事,而这是他以前所受职业训练所不允许的。
  唐云的课,也得到很多学生认可。邬龙是文学院新闻学专业2007级的学生,上过唐云的文学史。每提到唐云,平时内向的他也能滔滔不绝说起来,加上手势,有点唐云的影子。
  学校要求每位老师必须有课件,唐云也做,课件上除了一些知识性的内容,也有唐云自己的思考。讲课时,唐云几乎不看课件,拿着话筒讲“鲁迅与存在
主义”,在学生中间来回走,用繁体字写板书。他曾专门研究过鲁迅,把鲁迅的文章反复地读,有时在课堂上讲着讲着就背诵了起来。唐云也结合当下现实讲鲁迅,
他引着学生针砭时弊,不希望自己的学生远离社会。
  邬龙和同学们喜欢听唐云讲课,常听得入神,热血沸腾,课下还和同学争论唐云讲的内容。邬龙觉得唐云的课堂才是他上大学前憧憬的,老师学识丰富,
学生由老师引导开拓视野,进入一个“自由”的世界。而现实却是,太多老师对着课件念,全是框架,没有血肉,学生在座位上昏昏欲睡。
  可唐云也无法保证他的每堂课都那么精彩,因为扩招,他必须去讲些自己 都不擅长的课。
  找钱专业
  扩招后,已有的专业无法再吸收大量的学生,重师为了吸引生源,以“专业对口与社会对接”为口号,新增了一批专业。唐云和同事们戏称这些专业为“找钱专业”,学费贵,是学校挣钱的重要门路。
  学校生物学系曾改名商品学系,教生物的老师去教了商品学。唐云觉得可笑之至,说到此,反复用手叩击桌面,“商品学啊商品学”,然后往后靠在沙发上,仰天长叹一声。
  新开了专业,但没有老师。由于编制、经费等因素限制,老师无法相应增加,任务落到了原有的老师上。唐云所在文学院原来只有汉语言文学(师范)专
业,教职工近80人。扩招后,逐渐增加了文秘、对外汉语、新闻学等“找钱专业”。汉语言文学的老师“半路出家”、临时上马,去教这些新增专业的必修课。
  新增文秘专业时,要进行课程设置,“领导觉得公关策划、广告策划、办公室管理这些课听起来有用,就匆忙上马”。
  唐云和同事假期拿到教材,没有经过培训,开学就得转去教文秘专业的学生,“现学现用”。
  唐云爱好摄影,常拿着相机四处拍。开学前,院领导找到他,希望他去给文秘专业的学生上广告策划课。理由是摄影和广告有点关联,而别的老师更不懂。唐云觉得有点搞笑,“八竿子打不着的事”。院里实在缺老师,抹不开面子,唐云只好硬着头皮上。
  拿着学校给的教材,自己再找些参考书,唐云开始备课,“跟自学一样”。常常是自己前一天晚上才看的内容,第二天就得跟学生讲,也只能对着课件念。毕竟新手上马,讲不透,学生自然不太满意。
  期末,学生给课程打分,唐云得了个“中”。平时评价都是“优”的他,自尊心受不了,再也不上这门课。
  邬龙所在的新闻学专业,在被划到传媒学院前,也被视为“找钱专业”。
  对于新闻编辑课,他至今能想起当时的沉闷感。老师一直照着课件念,实在乏味,一向听课认真的他也撑不住,两眼皮直打架。
  当初设立新闻学专业时,按要求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摄影器材。文学院采购了二十多台珠江牌机械相机,但因担心学生损坏,封存在器材室,不肯外借。唐云是拿着自己的相机给学生上新闻摄影,换老师后,学生在借不出相机的情况下,上完了课程。
  “学霸”的沮丧
  2011年,邬龙和同学面临毕业找工作,转眼间,大学4年的学习到了真刀真枪检验之时。
  邬龙来自江西宜丰,家住在小镇上。在县里念高中时,一心想读新闻。高考离重本线差几分,在提前批里报了重师文学院新闻学专业。
  邬龙被同学称为“学霸”,每次上课都早早去,几乎不逃课。老师讲得再无聊,他也强撑着听。邬龙大学里就实习过一次:学校要求的三个月毕业实习。此前,他每次要去找实习,都觉得自己“两手空空”,总想着在学校学到点东西再去实际操练。
  这一晃,四年过去了,很快面临找工作。在网上看到招聘图书编辑的信息,邬龙去参加了笔试。试卷内容是拟标题、给新闻分类和写篇评论。他使劲儿回忆了一下教材里关于如何拟标题、评论写作要点的内容。交了试卷,邬龙信心满满地等通知,他觉得题不难。
  不久后,邬龙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此次招聘请的出题人,和邬龙是老乡。对方跟邬龙讲,他答的不好,尤其是评论写得差。
  这番话如一拳重击,让“学霸”邬龙沮丧不已。他开始回过头来想,自己大学四年的课堂上到底学到了什么?结论是“两手空空”。再找工作时,他变得恐惧,觉得别人没理由要自己。&&& 第三封简历投向了一家企业,对方要招一位写文案的编导。这家企业最终要了邬龙,试用期三个月。邬龙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被选用,他猜测是简历上写的获奖名
目。工作后,为了弥补大学里的“空白”,邬龙经常熬夜“恶补”。花两周时间写出来的解说词,领导还可能不通过,得继续改。两个月的时间,白头发“蹭蹭蹭”
地长了出来,现在也没消下去。
  工作一年后,仍觉得自己“两手空空”、做事吃力的邬龙决定考研,充实自己。2012年,邬龙考上重师文学院的研究生,他专门选修了唐云的“网络语言研究”课。
  唐云在2009年开始给研究生上课,这一年,研究生开始扩招。研究生扩招前一年,教育部首次承认本科扩招“太急促”,导致教学质量下降。
  唐云的印象中,导师们现在是争着要研究生,那热情多不在于可以多教育些人才,而是多一个研究生,就多一个收入来源。
  问题出现了,研究生的教育质量如何保证?多年以后,教育部会再次承认 研究生因扩招而导致教学质量滑坡吗?
  那些走出校门的学生们,是“攥着空拳”还是学有所成?唐云的耻辱感,还将延续下去。在部委当临时工
  中国周刊:文/杨洋
  2010年夏天,当我辞职走出那家部委北办公区的大门时,心情好到了极点。挥了挥衣袖,绝不带走一片云彩。
  一年前,刚刚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我入职一个部委直属事业单位的出版社,岗位是选题策划编辑。入职的那一天,我才知道,自己是个外聘的“临时工。”
  体检过后,我们新入职的八九个人被召集到出版社一间很大的会议室里。各中心主任和人事部主任向新同事表示祝贺后,出现了一个五十多岁女人。人事部毛主任介绍,这个人是某外聘公司的经理,她将和我们签订人事合同。
  我的脑袋“嗡”了一声。在此之前,尽管经过笔试、面试,也简单沟通过薪金待遇,从来没有人向我说明,我并不是由出版社聘用,而是由外聘公司派遣到这里工作。
  女人熟练的拿出一摞合同,并讲清楚我们的薪金待遇,每月税前3000元,只有三险,没有公积金。
  我的脑袋又“嗡”了一声。“怎么会这样?”我在心里责怪自己没经验,不懂得提前询问清楚。我不太想签这份合同。
  “如果不签,我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吗?”我在心里快速的盘算着。
  工作并不好找。2009年,我研三。之前在北京一家报社实习了一年,多篇报道获得报社总编辑奖,我以为自己可以顺利地留下。直到那年的五月份,
当初负责招聘实习生的老师将我们四个留到最后的实习生叫到一起,说,“你们不是不优秀,但是没办法,今年的经济形势非常不好,报社今年不招人,一个名额都
没有。”我开始了海投简历的求职路。
  笔试、面试的机会并不是很多。早就找工作的同学们也没几个得到offer 的好消息。北京植物园里有座卧佛寺,因为“卧佛”与“offer”谐音,大家还打算一起去拜拜,多多求几个工作机会。
  我的专业是电影美学,校园招聘和智联招聘等网站上,对口的工作几乎是零。凭着实习经验,我开始投传媒行业,而同学们告诉我,投出版社更容易中标,还有人打趣说:“出版社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那家出版社的招聘信息,确实有符合我的职位:生活文艺中心的选题策划编辑。招聘信息上特意说明,这家出版社是某部委直属的事业单位,这是我家人看重的一点。
  接到出版社的入职体检通知时,我正在一家网站的文娱频道做着“复制、粘贴”的工作,美其名曰“整合”娱乐专题。
  每周有一两次的外采机会,基本就是跑发布会,拿上200元车马费和宣传方给的新闻稿,回来发到网站上。车马费加上工资,每月能拿到四五千。我觉
得这样的工作毫无价值,“复制、粘贴这种没技术含量的工作,专科生也能做,用得着一个美学研究生吗?”我不止一次的向家人抱怨。
  尽管出版社的工资只有三千,但是策划的图书出版了,年底可以拿到一定比例的分红。当时的我还是用学生的心态思考问题:“在全新的领域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选题策划是要用脑子的工作。”辞掉短暂的网编工作,我参加了出版社的入职体检。
  坐在出版社的大会议室里,我左顾右盼,其余的几个新同事都痛快的签了合同。见到合同期只有一年,我想:“外聘就外聘吧,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只要薪金待遇一样,无所谓是什么身份。”把心一横,我签下了合同。
  社聘与外聘
  正式上班了。出版社就在这个部委的北办公区,单位为我们办理了北办公区的出入证和饭卡,午饭也在部委的食堂吃。
  每天经过大门口,都会看到外地来京办事的人,在部委门前的那块大牌子前合影留念。办公楼里设施陈旧,颇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风格,早上上班的第一件事是打开水和拖地,我打电话的时候还向父母汇报,他们很欣慰,“这才是政府机关的作风啊。”
  我同时也见识了“机关”的福利。每月,只要交30元钱,便可以中午到活动室练瑜伽,出版社请了专门的瑜伽老师。周五的下午,可以免费到附近的羽
毛球馆打羽毛球,还可以用很低的价格办理朝阳公园郡王府的游泳卡。歌唱班、舞蹈班,再加上要准备国庆60周年大庆的合唱比赛,我和杂志社的人都很忙。
  领导说,新同事要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多和大家接触。刚入职的一个多月,我只忙两件事:入职培训和合唱比赛。我逐渐发现了我们身份的不同。
  入职培训的时候,来了四个和我一样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的身份是社聘,有户口,事业编制,是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考上的。一起和我练合唱的老同事以为我也是社聘。得知我不是,他们的表情看上去有些复杂。我倒觉得没什么,既然我没有参加公务员考试,自然会跟人家不一样。
  一位大姐却对我说:“社聘也有走关系的。”参加的集体活动越多,我听到的故事越多。在这个单位,有关系并不会难堪,反而是值得炫耀的一件事情。
  很多同事,或多或少的跟这个部委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最清楚的,是和我一起外聘的同事。我所在的中心,共招了三名选题策划编辑。中心主任明确
告诉我,除了我以外,其他两个都是关系户。一个女孩儿刚入职一个月,因培训迟到被主任批评便辞职不干了。另一个女孩儿,尽管工作得长久些,却也是状况百
出。入职培训时吃桃子、老师讲课时剪指甲,正式工作后,她更是时常找借口不来上班。
  我开始一边学着校对、编辑稿子,一边了解图书市场。主任要求我到北京各大书店和图书批发市场调研,形成文字。每次去之前,要向他请假,回来后,
要向他汇报。对那个女孩儿却没有严格的要求。到后来,那姑娘已经可以为迟到编出早上撞车的理由,每个月也一定要请上几天痛经的假。主任说,那姑娘的学历是
研究生,但在人事部门的学历上,填的却是专科。
  单位里一直哄哄着转企改制的期限临近,我心想,“改制好,这样就不用外聘了,大家都一样。”男朋友笑我太单纯:“你以为你会跟他们一样吗?他们就是养着自己的人,让外聘的来干活的。”
  很快,我见识到了不一样。2010年,部委内部分房,被人捅了出来。经常和我们一起打羽毛球的小伙儿气愤地说,分房地点在东坝,附近还有殡仪
馆,根本不是好地方。风声过后,房子还是分了。尽管他说小职员只能分地理位置不好的房子,作为外聘身份的我,甚至连这个机会都没有。
  主任找我谈话了。很多问题明朗起来。“人太少,得找人干活啊。”社里同意他招聘新人。名额是三个,却被塞进两个关系户,我是唯一一个他想招进来的人。“好好努力,还是有社聘的机会的。我看宋书记对你印象不错,过年的时候,你可以去看看她。”
  我还在追问:“既然找人干活,干嘛不是社聘?”他并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而是说:“外聘就是无论你工作了三年、五年,你和这个单位都没有任何关系。”
  话锋一转,主任笑着说:“我还想着我分的老房子就在这院里,想租给你呢,你没打招呼,就在外边租了房了。”
  之前,他便提过让我租他房子的事情。我算了算,工资3000元,拿到手2600多,他的房租怎么也得一千五,我挣了工资就给他一半儿,那就不只是临时工,而是要成“包身工”了。
  奶茶风波
  2010年的元旦联欢会,我除了做主持人,还参演了三个节目。负责工会文体活动的宋书记确实对我印象很好。我开始琢磨,要不要去宋书记家去走走关系呢?
  从来没有和宋书记有过单独接触,我准备先到她办公室坐坐。第一次怎么进门呢?从小读书到研究生,我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眼看春节假期临近,我终于坐不住了。
  我决定给宋书记送一杯我亲自冲的奶茶。既亲切,又不失年轻人的活泼。可给领导送奶茶,我心里透着心虚,就怕别人说我溜须拍马。于是,我把楼下小
卖部的奶茶买光了。没去之前,我给办公室里所有人都冲了一杯奶茶。大家觉得奇怪:“你今天是怎么了?掉奶茶堆里了。”然后我假模假式的装作很随意的出了
门,瞄着宋书记在不在办公室。见门开了一条缝,我手心出汗敲了敲门。
  推门一进,宋书记果然在。问题是,还有社长和总编辑也在!他们正在谈工作。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我硬着头皮把奶茶放到书记的桌上:“宋书记,辛
苦了,给你冲了杯奶茶,我走了。”宋书记打着圆场,说小姑娘对她好。我心想:“死定了,社长和总编辑怎么想?为什么只给宋书记送?”
  跑回办公室,还有没冲的奶茶,我又冲了两杯,拿了过去。
  我不知道他们后来喝没喝,但是我看见他们脸上明显写着“莫名其妙”。
  送奶茶让我彻底失去了走关系的信心。男朋友也跟我分析:“你一没关系,二没钱,你们部门还有关系户,社聘能轮得到你吗?”
  如果这样,我还有必要继续在这里工作吗?
  是去是留?
  春节后上班,工作总算进入正轨。我并没能很快的策划出图书选题,意向选题只有一两个。主要的工作是帮助其他老编辑审稿子。主任也拿来一本讲“牛文化”的书稿让我审读。与之前的记者工作不同,编辑需要静心、细致,这对我是很大的考验。
  在出版社工作的同学反馈给我一些信息,我发觉本单位的节奏比市场化的出版社慢很多,市场竞争力很弱。以这本“牛文化”的书为例,尽管这是包销
书,由作者方出了一大部分钱,但还是说要走市场。既然走市场,如果在牛年春节期间上市效果会比较好。然而在2010年,也就是牛年之后的虎年,这本书还在
编校阶段,最后在2012年,才得以出版,这时已经是龙年了。
  慢慢的,我有了离开的想法。
  随着对工作的了解,我对社聘与外聘的待遇区别有了更多的认识。年底分红,社聘的员工会得到3万元的社内平均奖,而外聘的员工是没有的。
  社聘员工在根据任务量分配绩效奖时,分红抽取的比例也要比外聘的高。
  社聘是五险一金,外聘只有三险,没有公积金。第一年,我没有奖金,因为没有户口,连生育保险都没有。
  每季度大家去领取卫生纸等福利,没有我的份儿。主任说,第一年没有,以后会有。
  我和男朋友在五环外买了房子,准备结婚。主任揶揄着说:“现在只能买街边几块钱一堆儿的菜了吧。”北师大研究生的学历,似乎成了一个笑柄。我在这里是临时工,甚至不如有关系的专科生临时工。
  我的心情越来越糟糕。每天晚上,都会给父母打电话,说自己打算辞职。母亲不同意我辞职。在他们看来,在部委工作的名头太大了。稳定、福利好,尽管钱不多,但一个女孩儿在这里工作不是很好吗?  我在心里苦笑,虚荣能当饭吃吗?那些福利是属于我的吗?第一次,我想起本科时一位老师讲课时说的一句闲话:“你再有能耐,也不如有个好爸爸。”也想起同学讲起,于丹老师在上课时对女研究生们说,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考博士。
  2010年,编辑资格考试开始报名了。出版社也开始报名。我准备递交材料的时候,却被人事部门告知,外聘人员不能参加编辑资格考试。报名表上要
求本单位人事部门写意见盖章,人事部门以外聘人员不是出版社的职工而拒绝盖章。而外聘公司并不是出版行业,不符合盖章单位的条件。
  几个中心的主任急了。“外聘人员是招来干活的,当编辑,策划选题,没有编辑资格证,怎么干?”几番沟通,都没有结果。文教中心的小韩加了我的QQ,他对我说,他在这家出版社已经工作7年了,因为是外聘,至今没参加编辑资格证考试。他劝我不要争取了,“没用的。”
  我震惊了。
  尽管经过努力,从那年开始,外聘人员也可以进行编辑资格考试,但我已经下定决心离开了。
  办离职到主编室盖章时,一位对我不错的老师没有问我为什么离开,而是说了一句:“早离开早好。”旁听改变命运
  中国周刊记者 张亚利 北京报道
  那根本不是北京,连县城都不如,在北京站至郑州站的绿皮车上,一想起被丢在身后的儿子―人又瘦又小,第一次离开老家,住在破烂不堪的大杂院里,张美兰忍不住流了一路的泪,她不敢说话,怕一张口就哭出声来。
  2001年,熊华锋18岁,第一次从河南驻马店去北京求学,不过,他没有考上北京的任何一个大学,只是坚定地认为自己不该待在郑州,北京才是他的“舞台”。到北京去,总会有办法学习的!撕掉二本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刹那,母亲张美兰的心也被撕得粉碎。
  落脚的第一个“蜗居”在海淀区功德寺新村的棚户区,一床被子,几千块钱“学费”。怎么学?到哪学?根本不知道。偶然,他得知可以去北大旁听,于是在忐忑、迷茫和孤寂中以北大“边缘人”身份旁听、自学计算机,一直坚持了3年。
  那三年,无疑成为他一生的转折。
  去北京
  2001年九月开学几个月前,熊华锋还在河南老家驻马店汝南县三桥乡赖夹道村为前路犯愁。高考成绩出来了,他没考上目标中的北京科技大学计算机系,只被第二志愿郑州一所二本学院录取了。
  母亲张美兰开始也对录取结果不满意,毕竟儿子从小就是村里学习最好的,全家人对他报的希望很大。但二本也是大学,张美兰想想,先上几年再说。
  熊华锋的爸爸一直在内蒙打工,哥哥初中没毕业就退学在家。母亲一直当家作主。之前她给儿子“许了电影”,还是高高兴兴在村里放了一场电影“还愿”,全村人都知道她家里那个会念书的孩子要去郑州上大学了。
  但熊华锋却突然提出,他还是想上北京去学习。
  “啥?没考上还去北京干啥?”
  “郑州那个大学不是我的理想,北京才是我该去的地方。”
  知道熊华锋的牛脾气,张美兰做好了跟他打一场“硬仗”的准备。
  “咱先去郑州念,然后再考研究生?”
  “四年又三年,花那么多时间,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样。”
  “那你就再复读一年?”
  “复读浪费时间,再读一年还不知道结果怎样。”
  眼看拗不过他,张美兰气得慌。
  大学开学的日子到了,新被褥、学费也准备好了。夜里,吃过晚饭,母子三人在平房过道里乘凉。熊华锋说,妈,我已经下了决心了,您就依我吧。两人
大吵起来,熊华锋撕碎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张美兰扇了他两巴掌,还来不及后悔,儿子就“嗖”地起身,撒腿往家门外跑,她根本追不上。
  张美兰和村里人找了半宿,根本不见人影。又跑到村外,在和邻村交界的地方,听田里一个看管灌溉机器的人说,有个人钻到玉米地里去了。
  秋天的玉米地又密又黑,熊华锋也害怕,他穿进去后又跑到旁边一条沟里趴着。过了很久,他听到母亲在附近哭着大喊“你要去北京就去北京吧,都依你还不行吗?”才流着眼泪爬了出来。
  张美兰没有上过学,但一生好强,勤奋劳作,还努力识了些字,两个儿子读书成才是她最大的心愿。大儿子初中没毕业就不读了。小儿子熊华锋也很叛逆,但幸亏头脑聪明,也一直很好学。
  儿子撕碎录取通知书以后,她的心也碎了。但她还是送他到了北京,不放心他一个人出远门。
  听说北京的大学集中在海淀区,熊华锋先在海淀区功德寺新村一带的城中村租到隔间住下。“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像收破烂的大杂院,哪里像是在北京啊。”回老家的路上,张美兰哭了一路。
  熊华锋虽然忐忑,但北京是他自己要来的,他还有些兴奋。学习,从哪里开始呢?
  高考填报志愿时熊华锋报的是计算机系。在老家的网吧里,他第一次看人家用计算机,屏幕上的光标怎么一下子就从那移到这了?喏,对方只把鼠标轻轻一碰,光标就动了。
  大杂院隔壁住的年轻人于志胜,大家叫他阿胜,阿胜告诉他,可以自考。阿胜比熊华锋大两岁,黑龙江人,比他来得早些。两人后来一起合租、搬家,做“室友”两年多。但自考要学很多“没用”的东西,浪费时间,熊华锋揣着父母的辛苦钱,只想缩短学习时间,尽快学些“真本领”。
  熊华锋还听人说,北京的很多大学里可以旁听,海淀大学城有不少这样的“旁听族”。
  第一次跟别人去北大旁听了一次,熊华锋心砰砰直跳,自己竟然真的来到了北京,亲耳听着曾经心中神一样的北大的老师讲课,这么容易就实现了,没有想象中的重重障碍。
  北京来对了!熊华锋很振奋。
  一起旁听的人后来再没有出现过,但是熊华锋坚持了下来,他决定系统旁听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和信息管理系计算机专业相关课程。
  每天一早,熊华锋从菜场一块钱买回5个馒头,然后到理科教室抄墙上贴出的课表,安排自己一天的学习。自此,他也成了一名北大的“学生”。
  “没有抱怨的权利”
  2002年第一次回家过年之后,熊华锋突然觉得压力巨大。亲戚朋友们都听说他去北京“上大学”了,无不打听他的情况。
  从小就很要强的熊华锋不等别人来问,就先自己拍胸脯:北京好得很!我在那边学得很好!
  “保证”之后,自己的头顶却阴云密布。学了半年以后,熊华锋发现自己根本学不通,刚来时那种新鲜感和兴奋感被迷茫和焦虑淹没了。
  2002年,熊华锋和阿胜一起搬到北大博雅塔背后的大杂院,两人合租一间15平米的单间,两张床、两张桌子,随处可见的书堆,门口则乱放着电炉
子和炊具,摆着几瓶小罐头瓶装的自制腌蒜苔。在这里,熊华锋度过了最艰辛甚至煎熬的一年半,不是因为物质艰苦,而是因为彷徨茫然,他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
  租住的院子是北京老式四合院改建的大杂院,房东老太住着大屋,院内其他三面搭建了五六间小屋,住着考研、自考的学生、在中关村工作的上班族,还
有一家打印店。人人都沉默而忙碌。熊华锋只能逼着自己,每天起早贪黑穿过门口那条狭长黢黑的小巷子,到教室去,到图书馆去,听课,看书,听不懂也要听,看
不懂也要看。
  合租的阿胜已经放弃了刚来北京时想要学点什么的想法,尝试找工作,做各种兼职,甚至想过开一家院子里那样的打印店。阿胜也曾经成绩优秀,考上了
一所一本大学,因为所学专业非自己所爱,又沉迷于网络游戏,读了一年就被退学。年轻气盛的他索性来了北京,想学计算机。“那时候很多社会上的学校打广告,
说到北京可以学什么学什么,来了以后才知道是骗人。”阿胜考虑过自考,但最终放弃了。
  最迷茫的时候,熊华锋也开始跟着阿胜干,万一学不下去了,只好找找别的出路。学习之余,熊华锋跟阿胜一起上街发传单,到街头推销小收音机,到房
产公司做业务员。发传单,反而亏了押金。推销小收音机,走向陌生人简直煎熬。一对母女看他可怜,专门停下来听他讲,他反而紧张得说不下去。最后两人竟亏了
600块钱。这些尝试让熊华锋更加挫败,也让他去除了杂念,破釜沉舟,华山一条路,必须继续学下去。“在长达一年半时间里,我一直处于巨大的焦灼和压力之
中,苦于没有人指引,只能逼迫自己更加勤奋。”
  压力带来的副作用就是急躁。熊华锋作为“旁听生”,学得稀里糊涂,不好意思去向北大的老师和学生请教,只好自己到书本里去“抠”。
  他常带一个小板凳,到北大图书馆,到海淀图书城,找个角落,抱十几本书堆在面前,“但实际上根本看不完那么多,就是心急。”
  那时海淀图书城被计算机方面的书占领,中关村高速崛起,许多聪明的年轻人在这里寻找机遇,想要一展宏图。而熊华锋仍在彷徨中坚持。
  每天夜里回到出租屋里,熊华锋继续在自己买来的二手电脑上学习开发工具,按照书上的示例,一步一步尝试做一些播放器、象棋之类的小软件,一直到深夜一两点。
  来北京一年多,熊华锋只吃馒头,偶尔吃西红柿刀削面算作改善生活。身边的同龄人吃麦当劳、去KTV、看电影,这些都与他是两个世界。
  “我没有学分和学历,没有享受或抱怨的权利,只有明确的目标:学会开发软件,能找到一份工作。”
  熊华锋去北京之后,母亲张美兰也去了内蒙古,和丈夫一起打工。大儿子娶媳妇盖房子,小儿子读书,都要花钱。每隔一个月,熊华锋会给母亲打一个电
话,说自己什么都好,认识了一个新朋友阿胜人也好,对他可照顾了。张美兰将信将疑,心里一直有个疙瘩,儿子这么个学法,将来可怎么办?当年要是去郑州上了
大学多好,好歹有个文凭。
  云开雾散
  2003年上半年,经过近两年的煎熬和坚持,熊华锋突然发现自己“通了”,看不懂的程序能看懂了,想要实现的工具也能尝试着实现。自己在北大教室里听的理论、书堆里泡出来的知识开始累积、融会,最终立了起来,“后来我才明白,学东西可能必须经过那个积累的过程。”
  在北大教室的角落里,熊华锋是那个从来不会被点到名的人。但“旁听”了几年之后也渐渐有了熟人。坐在一起的学生有时候还会问他一些问题,他发现自己可以解答,很是高兴。他不会想到,几年后,自己创业后,会有正牌北大毕业的学生来公司应聘。
  豁然开朗之后,熊华锋进步飞速,头顶的阴云一散而去,久违的自信也回来了。
  闲暇时间,他也和阿胜及朋友们一起到附近的北京101中学打篮球、翻墙逛了十几次圆明园和颐和园。他们都是来北京追求“理想”的年轻人,盘踞在大学周围的“边缘人”。
  2003年下半年一天,一堆人在一起吃饭,阿胜一个朋友告诉熊华锋,自己准备去面试一家计算机企业,问他要不要一起去?当时,熊华锋还没想过找工作的事,毕竟自己才“大三”,不过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同他一起去了。
  第一轮面试20个人,展示和介绍自己的程序作品。熊华锋展示的是自己开发的“监控器”,一个可以监控到聊天记录的系统。最终,他和另外一人一起进入第二轮面试,阿胜的朋友没有进去。
  这家公司是一家台湾企业的北京分公司,面试官是老板本人,一个30岁的台湾男人。面试时间是上午10点,熊华锋8点就到了,在大厅里等了一个多
小时,坐在附近的一个公司程序员甚至还向他讨教了一个问题。九点半时,老板手头忙完了,看了看时间,说,小伙子,要不先过来聊一聊吧。
  在自我介绍时,熊华锋老实“交代”自己并没有学历和文凭,见对方竟然并不介意,有了信心的他又讲述了自己来北京求学、旁听的经历和自己对技术的
追求和热情,并表示对薪资待遇没有任何要求。“当时我想,只要能给我一份工作,认可我,让我通过自己想做的事情自食其力,就算给200块我也愿意。”
  没过多久,熊华锋拿到了Offer。接到通知电话的瞬间,熊华锋简直不敢相信,好久以来,他第一次感到那么开心,“就是觉得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以前,北京给他的印象是冷酷,特别是秋冬,但此时此刻的一切,他蜗居的小屋,吃过的蒜苔罐头,成堆的书山都变得可爱。
  那时阿胜已经到望京找了份工作,两人约在一起喝了个酩酊大醉。“他喝多了先是会说个不停,然后倒头就睡。”如今在河北燕郊做快递生意的阿胜回忆起往昔,有些黯然:“那时候不管多辛苦,熊华锋都坚持去听课,他一直在学习,而我放弃了,这之后我们的差距越拉越大。”
  接到电话的张美兰也不敢相信儿子能找到工作,自己当保姆时一个月最多才400块钱,他能挣2000块钱?要知道,母亲曾经伤透了心,对孩子几乎不报什么希望了。
  更纯粹的“知识改变命运”
  2004年,张美兰又一次来到北京,看了看儿子工作的情况,熊华锋的台湾老板还专门到他的出租屋去拜访,送了他第一瓶威士忌。张美兰知道自己不是做梦,儿子真找到工作了,而且一个月真有2000块钱工资。
  进公司上班的第一天,熊华锋就注意到,曾经问过自己问题的那个程序员已经不在了。他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在这一行,没有过硬的技术,迟早都会被淘汰。
  第一个星期,台湾老板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他没有做出来,于是向老板申请铺盖,第二周起住公司,夜以继日,最终开发出了老板想要的东西。此后他
一直劲头十足,技术不断提高,工资也每个月上涨1000块。2004年下半年,熊华锋的工资已经涨到8000块一个月。在当年,这已经是绝对的白领级工
  从找到第一份工作后起的8个月内,他两度跳槽,北京到深圳,深圳到上海,升任创业初期的51?com网络社区技术总监,工资涨到12000一个月,春风得意。
  母亲张美兰也很高兴,但她心里老觉得不踏实,一来是觉得儿子到底没个文凭,二来觉得挣再多钱也是给人家打工,不如当老师、进国企、当公务员那样,拿国家给发的工资来得安心。
  熊华锋从来没想过这些,从他在老家撕掉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一刻,他就断了这条路。
  他的老家赖夹道村是一个贫瘠小村庄,1983年,熊华锋出生时,这个村子和全国其他地方的农村一样刚刚脱离饥寒,仍然在贫困中挣扎。勤劳质朴的农民艰辛地侍弄几亩庄稼,最大的希望是家里能出个读书人,借此脱离农门,改变命运。
  不过,读书也曾经给他的祖辈带来厄运。熊华锋父亲祖上是大地主,也出过读书人,但这种“成分”让祖父在特殊历史时期历经磨难,父亲也因此丧失了读书的机会,一辈子沉默寡言。
  过完无忧无虑的小学生活,熊华锋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当地的初中。初一毕业,熊华锋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跳级了,醒来以后,他真的决定跳级。
  整个暑假他哪也没去,每天坐在自家平房顶上树荫下看书。熊华锋后来才醒悟到,与其说是梦的指示,其实是他希望尽量缩短求学的时间,早日赚钱工
作,改善家庭条件。跳级读初三后的熊华锋中考差了几分,家里多交了几百块钱将他送入高中。但高中却很令他失望,一批优秀的老师被广东一所民办高校高薪挖
走,上百个绝望的高三复读生带领学生到教育局去“理论”,要求增加师资。
  高考结果不理想,熊华锋放弃了“知识改变命运”的传统道路,他没有去上那所二本学校,他确信,自己需要的不是一张文凭,而是一身本事。
  2005年,已经小有成绩的熊华锋做出了另一个让母亲张美兰“气得半死”的决定,他决定辞去上海高薪的工作,重返北京,创办自己的公司,希望从自身经历出发,开发出一套分享优秀教学资源和帮助学生自学的教育平台。
  创业却颇为不易,“当时我们想把所有北京中学里的课程录下来让学生免费看,但后来发现进入北京的学校很难,当时的家长也把计算机等同于网络游戏,对网络印象很差。”项目中止,熊华锋只好又去做其他事情。
  2012年,已经创业三次的熊华峰再次拾起了最初的梦想:对原有的教育信息化平台进行创新。在北京,他一直没有买房,这一次,他把自己赚来的几百万投入到创业中去。
  现在,他在望京租了一个别墅运转自己的公司,他的公司职员还有北大毕业的高才生,“让偏远地区的孩子也能看到最好的老师讲课。老师公开自己的上
课内容,谁教得好教得不好不再只以考试结果论英雄。而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喜欢的老师,组合自己的课程。这将是很大的变革。”
  对熊华峰而言,技术进步会让“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变得更加纯粹,他想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学习的人们,就像帮助曾经的自己。&&& 低价铺www.dijiapu.com dsg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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