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历史|“瓜菜代”岁月
作者生于1948 年10月16日，现居河北省沧州市。爱思想网受权首发。由于篇幅限制，全文有所删节。
对于“瓜菜代”，凡是四十岁以上的人们都会记忆犹新，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瓜菜代”，就是没有粮食，以水瓜青菜代替粮食充饥的意思。
在我们那个偏僻的农村，在我幼小的记忆里，在没有入社以前，这里还可以说是有些温饱安乐景象的。国内战争的阴影没有了，社会环境比较安定。政府对农村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工农业生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可是好景不长，受苏联农业“集体农庄”模式的影响，到1954年就号召组织互助组。1955年就强行号召组织农业合作社。开始是初级社，把土地集中起来，不到几个月就解散了。1956年，又卷土重来，号召组织高级社。初级社是一个自然村一个社，高级社就是几个自然村一个社。土地集中归公，由集体统一耕种；牲畜全部归公，由集体统一喂养；大型农具，如大车、耠子、耧、犁、耙，归公，集中统一使用。我们那个村就成了什么高级社的第五队、第六队。各队基本独立干活，说是全社统一核算。每队有队长、会计若干人。由队长每天负责安排近百口劳力的农活，由队长领着人们一天分几个时段的去干形形色色的农活。晚上回来，由队长根据各人的具体劳动情况、任务的轻重、质量的好坏，经过评议，记相当的工分。年底决算分红。我那年九岁。记得冬天跟着人们到村前的湾里去抬湾泥，说是可以做肥料。两人一副挑筐，抬上一趟给一个牌儿，抬几十趟才能挣一分工。大人一天可挣8分，小孩一天不过三、四分。一年下来，年关决算分红，我们全家扣除平日口粮款外，共分得人民币九圆整。人们消极被动地不情愿地听着村里几个人物的吆喝，毫无主动、自由可言，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听也不行。否则就被叫到村里挨整，说你思想不好；或者被集中到乡里“集训”，说你是“社会主义的绊脚石”，有的竟被殴打。
由于几千年的私有制，分散经营，落后的生产方式，很低的文化层次，人们根本对当时的“大好形势”不理解、不清楚。父亲回到家里，只是唉声叹气，不敢说一句话，也叮嘱我们不许出去乱说话。我也看到别的人家大致如此。尤其是那些过去自己亲手耕种着几亩土地，有吃有喝，较为殷实的人家，当他们把土地、牲畜、农具都献了出去，自己一无所有，完全丧失了自主权；又看到自己喂大的牲口入了社不几天就饿得少皮没毛，爬不起来，不上一年就死伤大半；还看到自己亲手栽种的本来水果满枝的果树被乱砍乱遭踏的时候，有的人回到家里关上门放声大哭了。又由于是靠行政命令强行集中起来的，一时人们难以适应，难以管理，农活的季节性、时间性又强，所以集体的庄稼就种不好。记得说种得玉米是“大马牙，二马牙，要吃甜棒挨着拔”。甜棒，是不结棰的空棵；挨着拔，是说空棵之多。当然产量很低，收成不好。又加之分配不公，人们的口粮普遍受到影响。不仅如此，队上还号召兴修水利。冬天里各村也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冬闲变冬忙，修水库的修水库，打井的打井。地里每五十米挖一个土井，每村淘湾挖水库。土方工程量大，需要投入劳力多。看起来是轰轰烈烈，实际上是劳民伤财，无用之工，白白增加农民负担。
1957年一开春，人们就普遍感到粮食紧张了。因为1956年秋后，每人每天只能分的毛粮一斤，其余的都上缴国家了。人们说“够不够，三百六，不够山芋凑”。村里因为完不成上缴国家的任务，就动员一些原来富裕的户卖余粮，甚至入户乱翻，不惜掘地三尺。估计你家有，你如果不交出来，就黑白开你的会，实际是整你。因此我们村就被逼死了两条人命。1957年春天，还拿懒汉，把村里不大干活的的人送到乡里去，各村有人数指标任务。结果我们村把一个本来体弱多病，长期靠其妹妹周济的叫马考的送了去，到了乡里强迫让其抬土，拉车，挖湾泥。那人被折磨了一天，第二天就吃老鼠药自杀了。还有一个叫四娘儿们的，因为赌钱，被乡里抓了去，游街示众，打了一顿，他不堪凌辱，回到家，用剪子割喉自杀了。动荡、高压、恐怖、饥饿，笼罩着村子，可见当时农村五风之恶劣。
1958年春天，饥荒就开始了。由于我们家人多劳少，一家七口人，只有父亲挣工分，分得粮食就少，情形就更加困难，到春节就没的吃。虽说上级给了返销粮，给了粮证，但每人每天不过八两，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又无副食、蔬菜供给，根本不能满足一家吃饭的需要。家里不够吃，就吃当肥料的豆饼、棉籽饼，还吃棒子核儿、山芋蔓、胡萝卜缨子、谷秕子，野菜就不必说了。我记得那年春天刚开春不久，父亲就与人们到很远的庆云、盐山一带去偷买山芋，白天不敢走，要晚上摸黑用不出声的小推车推着走，如果被公家的人发现了就会被扣留，连车带山芋被没收充公。大半也买不到很多，一般也不过二三百斤。结果父亲去了四五天也不见回来，家里人急的团团转。后来终于回来了，说道上卡得紧，抄小路转远才得以回来。二百斤鲜山芋，八口人，能吃几天呢。那年春天，母亲的乳房长了疮 红肿异常，弟弟还小，正在吃奶，家里又揭不开锅，五个孩子饿得直哭闹。该做饭了，家中无米，我常记得母亲硬着头皮临时到别人家借米借面子，回来给我们熬点菜汤喝。有一次我放学回来了，坐在炕上等着吃饭，饭还没做，母亲借米还没回来，母亲又病着，真让人感慨万端。我就爬在窗台上写了一首小诗，----也算小诗吧，大意是说，母亲病着，东家借米，西家借面，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完。那年我不过十岁。诗被父亲看到了，父亲的眼里浸满了泪水。
麦秋快到了，青黄不接，家家断粮。麦子长得也不好，人们感到生活无望。那时正赶上北京、天津等一些大城市为国庆十周年搞建设，对城市人有照顾，城里需要建筑工人，一些青壮劳力就纷纷偷着跑出去，到外边找工作，找饭吃。我的两位堂兄那年才分别十五岁、十三岁，也辍学跟着别人到了北京。开始找不到工作，他们就露宿街头，后来才在一个建筑工地给人家向楼上挑砖。我父亲也在母亲的督促下，在一个炎热的中午，带着一点简单的行李，一步三回头地偷偷地第一次离开村子，到外地谋生去了。当时我们有600口人的村子，外出劳力据说有80多个。有的还举家去了东北。村里剩下的，只有妇女儿童、老弱病残了。
大约是麦收前后，就成立了人民公社。几十个村子成为一个公社。原来的乡改成管理区。我们村属于灯明寺公社，当时叫灯塔人民公社。它下辖四个管理区。
管理区下设大队，原来的村称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边有生产小队。原来的县也合并，我们附近的四县一市合为交河县。说：交、阜、东、南、泊，四县一市合。县治在泊头市。我们当时的地址是：河北省交河县灯塔人民公社第三管理区前生生产大队第六生产小队。村里整天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张灯结彩，墙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口号，以示庆贺。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
接着就号召吃公共食堂，不许户家自己起火做饭，说这样可以解放生产力。粮食不分了，由队上统一存放，统一管理，统一加工，吃公共食堂。一家人被分别编入不同的劳动组织，如青年突击队、老年队、学生队、幼儿园等，在不同的食堂里吃饭。队上要添治大锅、大笼，大量炊事用具，建立厨房、饭厅。户家每人要添治一套餐具。一百多口人拥挤在一处吃饭。一伙临时凑合的炊管人员，劈柴、挑水，做饭、做菜，打水、打粥。在当时那样的落后条件下，人多事繁，素质低下，粮食匮乏，设备简陋，常常早晨饭吃到晌午。灶下烧得是从村边上临时砍来的树。锅里煮的大多是刚从地里刨来的鲜山芋。顿顿山芋，天天山芋，吃得你胃里泛酸。开始天暖和还行，后来天一凉，老弱病残如何盯得住。人们就怨声载道，叫苦连天。秩序就乱七八糟，一塌胡涂，烂哄哄。然而有人却说“这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的火苗”，“解放了生产力”。
每家每户的铁器，甚至农具都被敛了去，充了交纳钢铁的任务指标。每户要向国家交一定数量的铁，支援大炼钢铁，支援国家建设，完不成任务不行。有人就把家里的好锅搬出来，当着收购人员的面，高高举起，重重摔下，当废钢铁卖给了国家，算完成了任务。那些废铜烂铁被集中起来，用木风箱、小土炉冶炼，只不过是一堆废炉渣而已。
村里的砖门楼、砖院墙被扒掉，砖被运到人民公社的指定地点建了养猪场。人们用肩挑、用手抬，用小车推，把砖送到十几里地外的地方去。老辈子留给儿孙的房子也不是你自己的了。一切共产了。我家的房子，队长一句话，就毫无代价的成了队上的公共食堂用房，我们一家七口人等于被赶出门外，自己重新找房住。我那房子被随便的推倒了隔山，扒了院墙，在一个角上挑了屋顶，盘起了土锅台，垒起了歪歪斜斜的土灶囱，就算当了公共的伙房，吃起了“共产主义”的大锅饭。
姐姐那年才十三虚岁，因为个子高了些，就被编进红专队，被集中到离家十几里的“千顷洼”参加深翻土地，就是用铁锨深掘地。冬天也住在地里的临时搭起的地阴子窝棚里。黑白不停地掀冻块，掘地。饭由队上一天一送。“千顷洼”里人山人海，红旗飘飘，大兵团作战，那是何等的千军万马，轰轰烈烈，有气魄啊。然而都是无用功。
地里的庄稼也是上边叫怎么种就怎么种。由几个并不懂种地的人在上边发号施令，瞎指挥。说山芋产量高，地里普遍种山芋。孰不知山芋难以贮存，秋后雨多，山芋干凉晒困难，常常减产。上级说，稻子产量高，就不顾当地实际情况，在旱田里种稻子，结果颗粒不收。上级有人说，把麦子放到地里，明年一个麦粒长一个粒，也比放在家里强，更何况它不能长一个粒吧。于是一亩地有的撒几百斤麦种，人们尽管不服，也只有照办，结果一亩地收不了几十斤。
那是一个疯狂和浮躁的时代，说了几句真话的人，很多被打成了you派。麦秋前后（后来知道具体是阳历五月初集合，在城里开了四十天会），全县教师集合于东光县城，重复全国1957年夏季就已在某些大城市进行了的反you斗争。东光县当时全县人口有十一二万人，教师不过六百人，说打成you派二百多人。看有谁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我那年只有十岁，少不更事，在一个孩子眼里，只觉的新奇、好玩。但从大人们那惊疑、焦虑、不安、慌乱的神色中，也慢慢的读出了不妙，却难以理解。
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之风越刮越烈，人们提心吊胆的生活着。
1958年的秋季，也算风调雨顺，尤其是响应号召种得山芋长势良好，也算丰收。地里堆着一堆一堆的山芋，很多村就在半洼地里切山芋干，撒的一地，任凭风吹雨淋。山芋，就在地里挖个窖，堆在里边，无人看管，任其霉烂变质。收山芋的时候就用耠子一耕，拾出大些的堆在一边。收玉米，就把棒棰子掰下来，堆在一个大院里，任凭鸡刨狗捣老鼠吃，人们现吃现派人去搓粒。全国一盘棋了，人们可以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外村的山芋不够吃了就可以到你村的地里去运，你村里人们常常无偿的被调到外村干活，甚至有人宣布这就是共产主义了。谁还去管，谁还能管。
1958年秋后，一开始还有山芋吃，情形还好一些。到天一冷，山芋一坏，公共食堂的供应就有些紧张，连事务长也要为每天准备全队的饭而四处张落了。因此食堂也不要求人们在一起吃了，可以从食堂打了饭回到自己家里去吃了。每户用篮子打回一些山芋，用盆子盛回些粥，山高路远，北风凛冽，打到家里常常就凉了。每人可以分到两三块山芋，分到一碗粥，在深冬的严寒里，瑟瑟地吃下。
1958年虽说总的收成还达不到让人吃饱吃好的程度，但如果精收细打，颗粒归仓，情形也许会好一些。可是1958年，大跃进，共产风，瞎指挥，造成的混乱、糟塌、浪费是严重的。要出现经济困难已是不可逆转的了。后来有一篇文章说湖南的人们说“谷撒地，薯叶枯，丁壮炼铁去，种地童与姑，明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人们对明年已不寒而栗了。
我们的房子既然由队上占用当了公共食堂，那么就只有自己另找房子。开始住进了一个很低矮窄狭的小木工棚子里。后来母亲托人、找人又借住了一户人家当柴火棚子的闲置多年的一处南房。那南房前后屋门，阴暗潮湿，年久失修，透风漏雨，西间的西头，还有一间多年不用的暗夹间，里边堆满了潮土，从桌子底下时常有老鼠、黄鼠狼跑出来。将近冬天了，才搬进去，也没锅台，炕也坏，母亲自己带领我们亲自动手找了些破坯头，和了泥，好歹码了起来。炕上铺了些晒干的青草，几个人钻在一床破旧的被子里，晚上睡觉要用被子蒙着头，地下的便盆常常结冰。外间屋里的水缸不敢有水；因为有水，缸会冻破。用水临时到井上去挑。户家不让烧火做饭，阴暗潮湿的南屋里冬天没火，简直就是一个冰窖。母亲白天到队上干活，晚上还要常常被叫去开会。很长一段，还要给队上剥棉柴皮，常常剥到深夜，因为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处罚。最令人不安的是，父亲没有经过队上同意----实际是队上根本不会同意---就外出打工了，这是属于‘盲目外出’，是不允许的。公社里、大队上三番五次的来人，逼迫家里人，要挟外出的人们回来。一方面把家属集中关押，进行整训，让家里人写信把外边的人叫回来，参加农业生产；一方面逼家属拿钱，极象九十年代的计划生育管理，拿上钱放人，不拿钱的天天叫你在那里，不让回家。为此挨骂的有，挨打的有，公社里顾佣了一伙二孩子，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闹得本来被饥饿寒冷折磨的濒临崩溃的人们鸡犬不宁，六神不安。母亲先去被关押了些日子，由我们送饭；后来妹妹病了，姐姐又去换回了母亲。姐姐年龄小，又被吓的得不行，母亲放心不下，结果向别人借了几十块钱，央求宽大处理，姐姐才被放回了家。再说父亲刚刚出去，行踪不定，自己顾不了自己，哪里有钱？而一旦回来又意味着什么，都十分清楚。所以大家都在饥饿惊恐之中暗暗地忍受着离别之苦。
1959年春节，每人只分了一斤面，我们母子包了一顿素白菜馅儿的饺子。大年三十早晨喝得菜汤，中午是菜窝头。第二天初一，也算吃了饺子。我知道母亲舍不得吃，却在嚷着叫别人吃，大家还说吃得成饱。父亲春节也没敢回家，甚至连信也没捎回来。我们母子六人，就这样，在借住的别人的破旧的南房里，熬过了一个至今回忆起来还有些凄凉的冬天，并过了一个至今还记得的春节，并都长了一岁。我们跨进了1959年。
天是湛蓝湛蓝的，太阳每天还是从东边出来西边落下。风，可是如刀子一般的尖利，刺得人们浑身疼痛。
1959年一开春，队上的公共食堂就断了火，粮食难乎为继。开始还能每人每天分给二两面子，出了正月，正是青黄不接之时，连二两面子也没有了。只能叫社员自己去想办法，当时叫“自力更生”。想什么办法，家里没有一粒粮食，没有一点食物。有的只好去流浪讨饭。我们小，没法子去讨饭，母亲就用胡萝卜缨子，山芋蔓子煮了给我们充饥。用萝卜、胡萝卜插成丝儿，给我们做所谓的凉面条吃。用从地里挖来的野菜做糠窝----也叫拨拉，即把野菜用水泡了，放在帘子上，上面薄薄地撒上一层面子，蒸熟，用铲子崴在碗里----吃。还把野菜与面子调和匀，拍在锅底上，用细火炙熟，做成糊饼给我们吃。还有我们从地里拾来头一年落在地里的冻山芋干，先用水泡了，澄出其中的一些苦汁，晒干，然后在碾子上抱着棍子碾成细面，再掺上榆面，做成“凉面条”，或漏“蛤蟆蝌蚪”，给我们吃。山芋在地里经过一冬天的冻溶、霉变、腐烂、土呛虫咬、风吹日晒雨淋，其中究竟它发生了那些物理化学变化咱不知道，其中究竟它还含有多少蛋白质、碳水化和物、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咱不知道，其中究竟有没有黄曲霉素、亚硝酸胺等致癌物更不知道，只知道吃起来又苦又涩又牙碜，即使在当时挨饿的时候也难以下咽。只能屏住气，张大嘴，不思量，快速吞，才行。很多人吃下去立刻就吐出来，有些人是吃了以后，过一会儿再吐出来。当然也有没吐的，如我，但总觉得肚子不好受，拉肚子。然而有什么办法呢？春天，树叶还没有长出来，野菜还没有长出来，能吃的树皮早已扒光了，很多年前装在枕头里的秕子都被倒出来当食物吃了。
还有什么可以向嘴里放的呢?灯塔人民公社举办了“代食品”展览，用棒子包、棒子核、豆叶、豆秸、山芋蔓子、胡萝卜缨子等制成各式各样的“点心”，让人们仿效。也就是说，政府向人民说明：不但粮食可以吃，肉可以吃，菜可以吃，草也可以吃，柴也可以吃。号召人们积极挖掘柴草中的本来只有牛马才可以吸收的蛋白质。社会进入了“低指标，瓜菜代”时期。集市上出售的都是干菜，干柴一类，根本不让出售粮食，也根本没有粮食。凡是可以向嘴里放的东西都会被抢购一空。时常看到衣衫褴缕的饥民在道路上艰难地行走：有的说是拉家带口、背井离乡，到东光坐火车，下关东去了；有的则是沿途乞讨，云游四海，不知路在何方。世界究竟怎么了？我那时还小，还不懂事，只是整天觉得饿，好象陷入一个无边无际的饿的大泽中，无一人温饱，无一处温饱，面黄肌瘦的人们在饥饿的泥淖中挣扎、呼号，发出令人胆颤心惊的凄厉的哀鸣。
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与母亲相濡以沫，寄住在别人家的又黑又暗又潮又冷又多跳蚤、虱子、苍蝇、蚊子的南屋里，缺吃少穿，无米无柴，苦苦的熬着。父亲在天津“盲目出外”不敢回家。过了春节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才第一次偷偷的在晚上回了家。一家人虽说见了面，团圆了，但又生怕被村里知道，抓了去，提心吊胆的在家里藏着不敢见人，活象一个负罪在逃的罪犯，又象一个电影上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我记得母亲给父亲做了几顿胡萝卜丝子汤吃。父亲在家待了三四天，就又偷偷地返回天津了。母亲带着我们继续过那艰难的日子，还要承受来自村里的歧视和欺凌。母亲白天黑夜的去队上干农活，回来还要为我们做吃做穿，照顾我们。姐姐那年才十三岁，就被迫不能读书，去参加她力所不能及的打井、掘地、挖沟、推水车，替母亲分担大部分家务劳动了。我岁数小，个子矮，由母亲和姐姐轮换着到很远的井上担水吃，长扁担、大木桶，隆冬腊月，天寒地冻路滑，姐姐一拐一拐的担水的姿势至今我还记得。从那年起，姐姐学会了给我做鞋，一直到我长大成人，直到结婚，我穿的鞋都是姐姐给我做的。
还清清楚楚的记得，那一年春天，三四月间吧，天气还相当凉，队上已是好些日子不给粮食了，家里是一点吃的东西也没有。街上来了一个卖小鲜鱼的，母亲就买回了一些小鱼。当时少油无盐，就用白水煮了一锅所谓的鱼汤，白沫溜溜。又用磨碎了的棉花籽，一点粮食也没有，在锅里胡乱的糊了一个糊饼。母亲先吃了一口，说：真好吃。让着我们吃。我咬了一口那饼，硌牙不说，一嚼，顺着嘴角向外流黄水，象吃着一团破套子。但饿得极了，就闭着眼吃，又喝下那又腥又淡的鱼汤，不一会就恶心起来，只觉天旋地转、六神无主，面色惨白，浑身冷汗，大口大口的呕吐起来。我病倒了，周身无力，眼前冒着金花，再也吃不进一点儿东西，动一动就大汗淋漓，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只知道难受，只得卧床休息。在漫长的春日里，在阴凉的南房里，我一个十一岁的本来应该满地飞跑的男孩，在靠北墙边的窗下一张凌乱的木床上躺着，一点力气也没有，坐都坐不起来，------我实在无法说出那时的痛苦。母亲打发姐姐到王喇供销社，买了一元钱的糖块与圆枣。两三天里我只吃了几块糖，几颗黑黑的圆枣。
我当然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得了什么病，只是乖乖的听母亲嘱咐。别人白天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孤零零的躺在床上，床下是给我备好的便盆。我静静地病着，一位邻居来串门了，见到了说怪可怜的，就回家给端来了一半碗冲好的很薄的代藕粉，我躺着喝了下去，过了约个把小时，我觉得似乎有了精神，到了晚上就可以喝菜汤了。奇迹真的出现了。我现在想来，如果不是在那个时候，来那个人，给我那一碗虽说很薄的东西吃，我那么静静的躺下去，说不定会慢慢的死去。然而，老天爷不饿死瞎眼的雀，我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而且还能活这么大岁数，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后来才知道那邻居的儿子也在天津“盲目出外”，与我父亲在一处，父亲曾托他回家时给家中带来过代藕粉等食品，他却始终没有给饥饿中的我们。后来母亲当着他们的面有意提起，他竟脸红地说：是么？不记得了。究竟如何？谁又能来落实这等事呢！“饥渴急如火，父子不相顾”。在饥饿中的人们，为了活命，其道德心理恐怕也有些被扭曲了吧！
又到了麦秋，麦子按口粮分了些到户，队上的公共食堂不开了，母亲就找人说情，搬回了我们的老宅。但小队会计室、大队的仓库还占着我们的房子，我们只好暂时先搬回老宅中间原先奶奶住的屋子里。农历五月二十五日，是当地县城赶庙会的日子。我与姐姐跟着一伙老太太，半夜起身，捎了母亲给做的干粮，每人揣了一元钱，步行三十里，第一次走到县城，看到了闷念已久的火车，登上了高高的二郎岗，拜了遐迩闻名的东光铁菩萨。那时的拜菩萨还并非求它普降甘霖、超渡众生，只不过希望不再那么挨饿就好了。城里不过比乡下房屋多些，但也大多低矮破旧。两条交叉的坑洼不平的土路组成了十字街。街上零星的有几家店铺，也没见什么百货店。
十字街上只有一个卖脆瓜的小贩，我花了一角钱买了一个脆瓜，算解了渴。街上有来来往往的穿得破破烂烂的人。到处是一片凋蔽凄凉的景象，东光县城也不过如此。中午就睡在铁佛寺大殿的砖地上，近处烧香磕头的女人们，嘴里念念有词，细听却原来是让菩萨保佑她们在外出门的男人们千万别被下放回家来。男人们离家出走，在外根本挣不了几个钱，也难以说养家糊口，而女人们在家承受着饥饿、劳累、孤独与痛苦，却还祷告希望男人们不要放回来，真是咄咄怪事？似乎无论从道德上、从人情上都讲不通，然而在那个时代这却是实实在在的可以让人理解的事实。因为在农村饥荒大行、徭役繁重，在家的男人常常被驱赶去修河挖沟，参加无休止的劳作，累饿而病、而死。1959年冬季修黑龙港河民工被打被罚，冻饿而死的大有人在。与其一块死，不如各自活。女人们跪在地上求菩萨，为了男人的逃活命而牺牲自己，她们自己不就是菩萨吗？我们的人民是何等的善良可敬啊！
大约是农历六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吧，母亲打发我跟着去天津的老乡到天津找我父亲。父亲在天津当了建筑工人。开始在南郊某建筑工地，后来就又调到北郊区南仓的高精大工地，住在一个临时搭起的工棚里。我们父子相见不胜感慨。白天父亲去干活，我一个人待在工棚里。那次我们父子留下了我生平第一张照相，也是我们父子的唯一的一张合影。天津的情况似乎比农村好一些，起码有纯粮食面子，但也是特别紧张。父亲一个人的粮食指标只有42斤，根本不够我们两人吃，一个月后，我与父亲一块回了家。
1959年夏秋两季雨水大了点，还不能说是大涝。但由于劳力外流，管理不善，地就种不好，收成就更加不行，各处饥饿的程度在加剧。
这年的秋季，我通过考试由前尹小学升入王喇完全小学五年级学习。每天上午三节课，一到第三节课，就饿得眼前发黑，根本上不下去。中午回家喝点儿菜汤，下午再回去上那两节课。放学回家还要负责家里的拾柴、剜菜等活计。那时以为母亲、姐姐天天到队上干活，妹妹、弟弟还小，拔草、拾柴、剜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还应当有点任劳任怨的意思。有时还督促着妹妹、弟弟们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虽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以为一个家庭的灾难应当共同承担，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能刮风的刮风，能下雨的下雨。况且母亲苦苦操持之态早已深深的影响了大家，谁要不好好干点活就觉得对不住母亲。我们虽然小小年纪似乎都懂得了什么，一般不惹母亲生气，较为听话。与母亲在一起，患难与共，默默地过着那艰难的时日。学校的老师们也同样挨饿。说一位老师饿得到地里去啃棒子，却被人给发现了，被带到了大队，斯文扫地。一位老师到食堂里去吃饭却偷偷的拿了一个窝头不给饭票，被大师傅重重地打了一个耳光。很多老师用业余时间去地里剜野菜，回来晚上煮着吃。昨天还在这里教书的教师，第二天却不见了。说有的是不辞而别，下关东到煤窑里去当工人去了。有的是回家当农民开闲散地去了。我的一位堂兄就辞去了一个月只有19元钱工资的小学教师工作，回家当了生产小队的会计。学生在简陋的土房里上课，一块木板子，两个土台子。
学生的书都是黑色稻草纸的纸张，印刷质量也极其低劣。买个本子都买不到。学校由几个上了岁数的老教师维持着。唱的歌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1960年就更加困难了。
地里的野菜吃光了，能吃的树叶吃光了，能吃的榆树皮都扒光了。烂菜叶子、萝卜缨子、山芋蔓子、玉米包子、棉籽皮子、谷黍秕子都成了人们的主要食物。甚至本来属于柴草的燕子尾、蝎子花、毒榴酸、打碗棵、胡芦苗，现在连猪狗都不吃的扎蓬菜、野茴香之类，人们都向肚子里吞。那时的青青菜、曲曲菜、马齿菜已经是难得的菜中上品了，有时都剜不到，要跑老远老远的路到大洼深处才可以找到。说红军万里长征，在路上吃草根，吃树皮，吃皮带。无疑那时人们正在长征途中。
听说毛泽东主席及时地发出了指示，号召人们“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平常半干半稀，佐以芋头蔬菜之类”了。周恩来总理也在人民大会堂吃起了窝头就咸菜。刘少奇主席回到湖南家乡，揭开老乡的锅，发现里边煮的竟都是野菜。
许多人由于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脸上、身上膀得发亮，象面团一样，用手一戳就是一个窝子，半天也缓不起来。眼光呆滞，步履维艰，心慌气短，面如死灰。不浮肿的人也是面黄肌瘦，黄里带青，满脸菜色，两眼发出蓝色的光。上级关心人们的健康，成立了“营养食堂”，让得了浮肿病的人们进去改善生活，每顿可以吃上一个不掺菜的小窝头。原来肥沃富饶、物产丰富的华北大平原上开垦了几千年的土地竟然荒芜了。地里野草丛生，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饥饿使能动的人们都纷纷外逃了，一些老、弱、病、残，跑不了的，饥寒交迫，大量死亡。我们那个有五六百人的村子，一年之中死了80多口人。有时一天之内死三口，找人抬棺材都找不到人。有的身体不太好的青壮年也命丧黄泉，一命呜乎了。如马大龙，年仅三十二岁，身材单条英俊，结果吃了稻谷皮，大便不通死亡。马现文，不到四十岁，我见他膀得面目全非，神情麻木，有气无力，蹲在墙跟下难动。，没多久就死了。生书秀，四十来岁，一个人过日子，又无粮又无野菜，死在屋里无人知道。生振龙，是入社最晚的人了；到1959年才入了社，吃了食堂；他娶了一个晚老伴，还带来一个女儿，却是一个人的粮食计划，没半年，他竟贫病交加，死了。从春天开始，很多人就举家外逃了。下关东的下关东，奔西北的奔西北。
虽然当时公社里有严厉的制裁措施，谁家走了房屋充公，但人们还是纷纷在黑夜里，扶老携幼，悄悄地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家乡，舍家撇业，背井离乡，“适彼乐土”去了。有许多人至今仍流落在异地他乡，难归故里，永成天涯之客。像生玉珍、生振玉、马振怀、马贵忠、张连成、张连可等一大批人均是那个时期举家外迁下了关东，至今仍在东北的。辛景训1959年考入河北泊头师范学校，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很有前程的人才，然而无法任受饥饿的折磨，也在那一年跑到东北去了。当然东北也并非“世外桃源”，很多人拉家带口去了，进入深山老林，受尽风雪严寒之苦，沾那里地广人稀之利，说暂可以觅得一口大茬子饭吃，而荒路迢迢，乡关渺渺，酸楚自知。
困难归困难，挨饿归挨饿，但“社会主义道路”还得走。1960年麦收时，又重新号召吃公共食堂。人们把早已解散了的食堂又恢复起来。开始是全村一个大食堂，五六百口人在一处打饭。老的老，小的小，居住又分散，设备又简陋，管理又混乱，每到吃饭一片吱吗乱嚎，沸反盈天。常常早晨饭吃到晌午，中午饭吃到天黑。有一次在村东的地里早晨出工，早晨饭没吃，等着送饭，结果几十口子人饿着肚子等着，不让回家。很多人饿得就在地里挖野菜生吃，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奶奶竟嚎啕大哭起来。快中午了才送来了饭。大食堂不几天，就开不下去了。以后又改成三个队，三个食堂，我们的食堂就安在了当街生书顺的房子里。粮食仍是不多，每人每天几两。队长是马文超，事务长是池金斗。在食堂里管事的还有几个下乡的干部。另外加一批炊事员、炊管员、闲杂人员。
记得秋季有一天开饭了，好多人在那里排队买饭。马井田的老伴也去打饭，她用一斤饭票只买了三个半黍子面的粘“火轮”---又叫捧子，就是用双手一捧一块面子，不象有尖有眼的“九外一中”的窝头，也不象半圆型的馒头，象向锅里贴得饼子却不在锅里贴，只是在手里团一团就撮在笼里蒸的半个没有咖炸的东西，人们就形象的称之为“火轮”。马井田家的说：“一斤票才买三个半吗？”有点背景，又是队长红人的炊事员曹昆就不高兴了，说：“嗷！我少给你呀？不行再称称！”一把从马井田家的篮子里抓过了那几个“火轮”，一下扔在秤盘里，一提称，把“火轮”又拽下一块去，说：“还多呢！”人们就说：“算了吧！算了吧！”曹昆气急败坏的说：“咱公事公办。”马井田家的刚想说什么，曹昆又给拽下一块来，气冲冲地扔回队上的簸箩里去。马井田家的哭了起来。曹昆还不干了，说：“合着我欺负你呀？”上去伸手就要打。亏大家劝着才没有打成。那时每人每天四两粮食，一斤饭票，大约是三口之家一天的口粮，人们要靠这四两口粮去参大量的菜才能勉强维持微弱的生命。那极少的饭票就是人们求生的通行证，而这通行证却紧紧的攥在有权力的以及他们的走狗手里。不说生杀予夺吧，但随意处置还是可以的。那时人们说：“一天吃一两，饿不着事务长；一天吃一钱，饿不着炊事员。”到食堂里去当大师傅，是求之不得的美差，起码不挨饿。而且还可以狐假虎威，高人一等。当一般社员只能是逆来顺受、任人宰割、给多少吃多少，大气也不敢喘。
食堂里的食物也是掺糠掺菜胡乱折腾，大锅煮白菜汤。本来很少的粮食指标再加上三折两扣、层层扒皮，到社员嘴里也就所剩无几了。
不过一般社员也有自己的办法。夏、秋两季社员到地里干活，地里的粮食啊、蔬菜啊，就先偷偷地吃。夏季就搓麦子吃，秋季就啃棒子吃。秋天在地里干活，看看周围没有人，就钻进棒子地里，喀吧一下把棒子棰从棒子棵上掰下来，撕去棒子包，两手捧着棒子，大口大口地啃起来。对于饥饿的人来说，生吃生嚼，虽说不卫生、没营养，但那时谁还顾得了那么多，先填饱肚子再说。在空旷的天底下，在无人的青纱帐里，咕咕叫的肚子实在抵御不了鲜嫩的玉米棒子的诱惑，“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人何以堪？在那几年，没到地里啃过棒子的农村人恐怕不多。那不是多么复杂的饮食技术，也不是什么难理解的饮食文化，几乎人人无师自通。饥饿考验了人们，也锻炼了人们，增强了人们的求生本能，拓展了人们的食物领域。有的人一次啃一个棒子，有的人一次竟能啃四个棒子。一个棒子大约可抵一人一天的口粮指标。“不劳者不得食”，既是劳者，为何不食？“仓廪实而知礼节”，既然仓廪不实，“礼节”何用？慌不择路，饥不择食，是也。
也有不知到地里去啃的，在家里病着不能到地里干活的人，或不愿下地干活的人。有一位振邦大娘，身体不太好，下不了地，在家干饿着。后来听人说到地里还可以找点东西吃，她也要求到地里去了。头一次，她一下子就啃了四个大棒子，但啃得太多了，消化不了，上吐下泻，病了好几天。另一位振香大娘，刚从城里下放回家，不知到地里去啃棒子；三个男孩：大的10岁，二的8岁，三的5岁，正是嗷嗷待哺之时；她自己饿得浮肿，没一年工夫，死了。
啃棒子这活儿，其实也不是我们的发明创造，听人们说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前苏联，由于不切实际的搞集体农庄，农业生产遭受到严重地破坏，粮食减产，食物紧缺，苏联人纷纷游过黑龙江到中国东北农民的玉米地里啃棒子。我一个亲属在黑河地区见证了这一现象。后来他说：“你看，这啃棒子传到咱们这儿来了。”饥饿是否会象瘟疫一样传播咱不得而知，但五十年代的中国盲目照搬苏联模式倒是真的。如果说我们三年的困难是由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逼债造成的，那么苏联的困难又是由谁造成的呢？地里不打粮食我以为跟逼债毫不相干，怕是与苏联模式有某些联系。我们学习苏联老大哥，啃棒子也在其中吧？
在地里干活偷啃棒子，领工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可以。但想往家带那是不行的，因为各个村头路口都派了很多民兵把守搜查，从地里回来的人们，都要经过从头到脚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地严格盘问、搜查，与电影上日本鬼子设路卡搜查八路军、国民党匪帮沿路盘查行人毫无二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不过对象错了。决不许一粒粮食甚至一点他们认为犯病的东西带进村。有时你不小心在柴禾里带了一个鸡蛋大的棒棰，一旦被翻检出来，那也要记录在案，闹不好晚上就会被叫到大队部去，认错态度好还在罢了，如其不然，就有可能，开大会批斗你，甚至挨罚、挨打、游街、示众。那把守路口的民兵大都是半大孩子，四六不懂，六亲不认，甚至收罗一些游手好闲之徒，喝五吆六，充当打手。到地里干活的男女老少，收工回来，一个个站在村口，接受检查，民兵们把每一个人浑身上下摸一遍，连衣服口袋都翻一个底朝天。无怪乎民兵马小眼子说，全村的大姑娘小媳妇他一天摸一遍。人性、人格、人权、人道，人心、民心、良心、天心，谁能说得清？人们说：南京的北京的，不如村里“看青的”。“看青的”就是在村里负责看护庄稼的民兵。很多出去干活向家给孩子带点吃的妇女竟成了他们的猎物，被他们糟塌。
在村里管事的村干部们就更加耀武扬威，肆无忌惮了。小队上是一天一个群众会，表扬先进，批评落后，安排生产。大队上是三天两头开会，抓典型，树标兵，时刻警惕阶级斗争新动向。实际上不过是压迫。他们可以随便的打人、骂人，随便的多吃多占，随便的侵吞集体财产。如当时的支部书记，他老婆做月子就派几个民兵轮流伺候，还向全村里喂鸡的人家敛鸡蛋。他还打着上级收购的晃子，强迫人们缴鸡蛋，归他自己吃用，缴不上的就抓鸡。村里人们视鸡蛋为珍品，有时为了孩子，用小坛子腌几个咸鸡蛋，以备不时之需，而支书家腌鸡蛋用的是大缸。饥饿中的人们，一个鸡蛋有时就可以救活一条人命，他们却不顾人民的死活，依官仗势，敲诈勒索。他因为民愤极大，在三反运动中下了台。又换上一个，也好不了哪去。饥荒大行，死人无算，支书却在群众大会上说：死个人有什么要紧，死一个抬出去，死两个挑出去。视人命如儿戏，至今还被人们提起。
支书、队长都有只用心考虑大事不参加体力劳动的权利，也有随便找个借口不给社员饭吃饿你两顿的权力。刁钻奸滑的二流子却又大多能投机钻营，能捞到个一官半职，而又特有能力维护自己的权利和运用自己的权力。这样的人，一无文化，二无道德，三无人格，却成了村里头面人物。我们的队长公开宣布：什么政策？我的嘴就是政策！意思是说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另一个队长则说：咱甭说分外欺负你，按政策办，就够你受得。谁知他的政策是什么？人们说：队长，队长，吃饱了一躺，盖着被，露着脖儿，光吃光喝不干活。人们还说：得罪了保管玩秤砣，得罪了会计拿笔戳，得罪了队长派重活，得罪了支书没法活。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在地里顺口唱起了我们村里人们中间悄悄传播的民谣：西头的大恶霸，东头的黑天下，中间的见了叫爸爸。一个“恶霸”人物心惊了，发怒了，非追赶着打这个孩子不可，说：我非得问问谁是恶霸？结果这孩子被饿一天，大人给那人物说了一片好话，才算完事。农村的干部，人们有一个共同的叫法：土皇上。有的村的官儿为了给自己的傻儿子找一个俊美的媳妇，一句话就把对方的父母打成“黑五类”了，那姑娘自然成了囊中之物。有的村的支书、大队长都享受了“初夜权”了。
那时通货膨胀，物价不稳。凡是能吃的东西就特别贵。说是麦子5元钱一斤，很小的一个馒头一元钱一个。不过有价无市，集市上从来没有看到卖的。胡萝卜一元一斤，白菜一元斤半。那时公家供给的煤炭是一分钱一斤，棒子面是一角钱一斤，面粉是一角五分一斤，但这些只少量供给少数吃商品粮的人们。集市上五手粗的榆木梁不过五元钱，一身故衣卖不了五毛钱。一只鸡可以卖到几十元，而一头牛却无人问津。因为牛属集体不许宰杀，鸡属个人却可以杀吃。人们手里无钱，即使有钱也买不到吃的东西。饥饿的旋风越刮越烈，天灾人祸交加，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境地，人们到了绝望的地步。
母亲和姐姐每天到地里去干活，我去上学，大妹在家带弟弟。二妹那年六岁，去了幼儿园，说对孩子们有照顾，把粮食计划也迁到幼儿园。其实一个孩子一顿饭给两个象火柴盒大小的不掺菜的小卷子，根本吃不饱。有一回她回家来了，看到家里的锅里煮的有菜汤，她就想喝，但我九岁的妹妹就说她的计划不在家里了，噘着嘴反对她吃。我的六岁的妹妹就眼泪汪汪的躲在一边不敢吃。母亲回家看到了，让二妹吃，二妹说：“你那里边和上面子了。”意思是没有她的粮食在里边。她一边看着母亲，一边看着大妹，突然大哭起来。我们全家哭作一团。粮食计划是每个人的救命之物，谁也不能多吃别人一口，连六岁的孩子也深知个中三昧，至今忆起令人心酸。
母亲和姐姐在外边干活，我们就让她尽量多吃一点儿。我在家照顾妹妹、弟弟就自觉少吃一点儿。有时就把焯好的野菜漉去水份，用盐一拌就吃。咬一口窝头，使劲儿地吞野菜，以求填饱肚子。我那一年在王喇小学读书，学校要求学生中午不回家，带一顿干粮，学校给热一热。然而，家里根本没有干粮可带。中午同学们吃饭了，我就在一边看着，饿着，等下了两节课，放了学，再回家喝菜汤。全乡七千口人，才有三、四十个完小生，五年级一个班，六年级一个班。大量学生因饥饿而失学。有时学校放了学，阴天下雨又不能到地里剜菜、拾柴禾的时候，就在家里炕上放上小饭桌，用毛笔蘸墨在废作业本上抄写课文，以缓解饥饿的痛苦。时间久了，居然练得毛笔字能写成了个。
父亲在天津干活，抽空就到地里捋一些草种子，剜一些野菜，晒起来，有家来的人就给捎到家里来，母亲就与我们抱着棍子在笨重的石磨上磨了，掺和着吃。
一直到1961年我在找王上中学了，还记得常常吃草种子面的菜窝头。
村里三天两头死人，死了人有乡亲们帮着抬出去就是人缘好的。很多人家死了人沿街磕头，乞求人们帮忙办丧事，都管不起饭。记得马万会的父亲，一辈子好唱戏，那年都百十岁了，死了。儿女们决心要给老人出个象样的殡。就顾了一伙吹的，四五个人，唱坐台戏。而招待吹唱手的饭是胡萝卜、山芋加豆粒儿的豆焖，随便吃。我的祖母去世了，由我们几家兑了些公共食堂的饭票，在食堂里打了几个菜窝头，招待了前来吊唁的亲戚和帮忙的乡亲，人们都说，亏着人家人多。确实，在当时办白事能吃上窝头就算是较丰盛和讲究的了。
春节期间我们一块去给姑姑拜年，伯父就嘱咐快去快回，不让在姑姑家站下，以免拿不出吃的两难堪。那时也没有自行车，三个姑家，往返三十里，还要拜年，实在赶不回来。有一次看看晌午了，三姑姑说什么也不让走了，就住下了。姑夫苦笑着，用萝卜丝子菜窝头盛情款待了我们。大家饱餐一顿，吃得盆干碗净，蜜口香甜，不亦乐乎。我们乐了，姑姑却哭了，她说：“侄子们来给我拜年了，上的竟是菜窝头，这叫什么事？”其实那个年月，很多家庭是菜窝头都端不出来的。
大量的人员外逃，留下来的大都是老弱病残、娘儿们孩子。那年雨水又大，沥涝严重，夏秋两季到地里干活就是除草荒，今天锄了明天又长上了，费时费力不见效果。人们干活就是两样工具：锄和绳。锄，用来除草；绳，用来拉车、拉犁、拉耧、拉耙。牲口大都饿死了，凡是力气活都得人干。大地一片荒芜，粮食产量极低。“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棘。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后来每当读到杜甫的《兵车行》颇有感触，然而那时哪有健妇，到地里参加劳动的也都是肚内无食，衣衫不整，形容枯槁，面有菜色的妇女。那一年，大部分育龄妇女都断了血分，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村共死了180多口人，而只生了七个小孩。而这七个小孩的父母一定不是普通社员。在如今的社会调查中人们也会发现，生于1960年的人绝对少。那一年是庚子年，属相为鼠。饥饿泯灭了人性。（最近听人说，三年困难时期，不足二十万人的东光县总人口减少了近三万）
除了饥饿以外，人们记忆颇深的就是抱着棍子推磨。自从1956年入社，到1960年四年间，原来入到社里的牛、驴、骡、马差不多死完了。到队上干活都是人拉车、人拉耧，而解决户家的推磨问题，只有靠自己了。从队上干活回来，再抱着棍子推磨，其劳累可想而知。这石磨究竟发明于何年何月何时代，咱闹不清，我想一定非常悠久。一定是在发明了石器之后而又发明了铁器之前。两个圆圆的凿有磨眼、磨齿、磨扣、磨芯的重几百斤的大磨盘，是非有铁器不能加工的。那么石磨的最早出现一定是在新石器时期之后了。设计合理，结构不算不精巧。你在上片磨盘上放上一堆粮食，利用不知什么时间发明的杠杆原理，抱着棍子推动上片磨盘围着圆形的磨道旋转，经过轰隆轰隆地响声以后，粮食从磨眼里沉下去，细面就从中间的缝隙里被磨出来，再经过筛、箩，一系列工序，直到完全磨细为止。一半天用牛拉能磨二三十斤，用人拉、推能磨好几斤。经过千年万代，流传下来，为中华民族的吃饭、生存贡献着力量。不过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拉磨是用牛或驴的。虽然早在二百年前的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已开始机械化，用水轮机械推磨了，但我们直到公元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却连牛都不能用了，干脆只用人了。我至今也不得而知那石磨旋转起来的磨擦力究竟有多大？磨棍的用力点与支点之间的力矩是多少？只记得三四个人抱着棍子，在磨道里转，走不了两三圈就腿发酸，心发慌，脸冒汗，即使咬牙也坚持不了十圈，就得站下歇一歇，喘一口气。三四个人有在前边拉的，有在后边推的，打着号的推。我当时十二岁，磨棍与肩膀一般齐，就用整个身体向前拥。人们天天要吃饭，就得天天推。不推连饭也吃不上。用力气推就得多吃饭，多吃饭就得更用力气推，几乎成了难以逃脱的恶性循环怪圈。一说推磨就头痛，却也知道不推还不行。但是人抱着棍子推磨与牛拉磨相比也有三大好处：一，省去了拴套卸套的麻烦；二，节省了牛套、牛样，捂眼等设备费用；三，并不污染磨房能保持粮食不被偷吃不被弄脏，不象牛拉磨，不知什么时候拉了、尿了，溅得满地是，人刚一回头，牛就不自觉的舔了磨盘。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一家人在一起，热闹，不寂寞。那时没有电，没有机械，没有牛，有点粮食推就不错了。更难的恐怕连粮食都没有啊。当然不光推磨，还有人抱着棍子碾碾子，那玩艺儿比磨还沉，倒了碾子砸了磨，都是笨重的原始石器。有人说：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出来。这抱着棍子推磨，怕也是一大奇迹吧！从59 年人们就抱着棍子推磨，这种状况大约持续到七十年代初期。现在是早已不抱着棍子推磨了，但一想起那些年月，就令人胆颤心惊。
这就是我们的1960年。
1960年终于过去了。
全国的饥荒状况也引起了中央的注意。先后下发了农村工作六十条等文件，对工作也进行了一些调整。说1960年在四川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承认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农村允许人们保留一些自留地。可以开一些小片的荒地，做为大集体的补充。农贸市场有限开放。社员出工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又叫小段包工。这就是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却受到批判的“三自一包”。但是，经济形势的恶化已经难以遏止了。
1961年的春天，现在回想起来，似乎与1960年没有什么两样，还是“饿”。记得刚开春就没有吃的，母亲和人们一块到十几里外的曲庄买来米糠。据说那米糠中还有没碾开的谷粒儿和破碎的小米，很划算，就用糠再掺上干菜蒸窝头吃。人一旦饿了尝着什么都好吃，这就叫“饿了是糠甜如蜜”。糠窝头，吃起来也是狼吞虎咽，风扫残云，填饱了肚子就行。可到向外拉的时候就困难了。干燥、憋肚，说什么也拉不下屎来。没办法，一到大便就用棍子捅进肛门向外剜，憋的小孩哇哇地哭。一开始小量还行，时间一长棍子常常把屁股捅破、撑破，鲜血直流。
母亲特别准备了一个光滑的骨头簪子，挨排的给每个人向外剜。有一次我已是三天没解下大便了，饭也不敢吃了，饿得不得了，憋得嗷嗷叫。请了大夫，上头吃了泻肚药，下头向屁股里打了开塞露，也无济于事。我吓得一个劲地趴在炕上哭。母亲就一点一点的给我向外剜。一下一下，剜着剜着，哗拉一下子拉出来了，蹿了一炕一褥子，还蹿了母亲一胳膊，让人哭笑不得。在那个年月，缺衣少食，饥寒交迫，家家如此，村村如此，共同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
好歹熬到了麦秋，村里也不吃公共食堂了，队上分了麦子，母亲出工回来，就与我们抱着棍子推磨，磨了面，让我们吃一顿饺子，吃一顿凉面，算是吃了个全套，改善一下生活，再往后就必须继续吃糠咽菜了。
过了麦秋不久，农历六月十三日夜里，天气潮湿溽热，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早已困倦地睡下了。我习惯地睡在天井院里的一张破床上。夜是深沉的，天是晴朗的，无数的星星伴随着月亮在高高的天幕上，昭示着宇宙的永恒。不时有几颗贼星划破夜空落下来，搅动天上人间的宁静。
就在这一夜，我们院子中南房里大队仓库放得麦子被人偷盗了。
我们的院子，由于队上吃食堂早已东西扒开，没了院墙，黑夜白天可以任人出入了。我们的南房也不知从什么时候，也不知为什么还由大队无偿地占用着，且是放着粮食的仓库？也不知这仓库重地与我们究竟有什么责任关系？更不知这仓库里的麦子来自何方去向何处？旧式的破旧不堪的门窗，几个土囤，一把铁锁，毫无安全设施可言的仓库，坐落在一个可以任人出入的地方，这究竟是为什么？那些所谓领导如此麻痹大意究竟说明了什么？
然而它被盗了。
贼人把在靠门洞外边的窗户撬下来，从窗户进去，弄走了二三百斤麦子。天刚蒙蒙亮，弟弟闹肚子，母亲抱着他到天井中来，才意外地发现了异常。等天亮来人一看，里边只剩下了乱七八糟的现场。
这是一次贼人蓄谋已久地陷害 ！母亲、姐姐和我都没能幸免，都遭受了无缘无故地迫害。后来听说是因为村里的一些恶棍在1960年三反运动中被整，竟毫无根据地怀疑与母亲有关，便恶意勾通栽脏陷害，欲置我们全家老幼于死地。原来他们是一伙并不挨饿的人们，他们偷盗的目的并不在吃，而在“恨”，在于嫁祸与人。
父亲远在天津，母亲对于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毫无思想准备，开始也意识不到这件事的严重性。一个没有文化、带着五个小孩子过日子、整日劳累饥饿又善良本分的农村妇女哪里还有精力去躲避背后捅来的暗枪。卑鄙邪恶之网在由一些人操纵，慢慢地撒开，逼母亲就范。尽管任其拼命挣扎也无济于事，更何况母亲不懂的如何挣扎。其实，那些人不必那么煞费苦心，我们不过是弱不禁风的小草，任人践踏，任人宰割，无力抵抗。他们之所以那么煞费苦心，只不过是为了遮世人耳目。我们一家陷入了恐怖不安之中。在饥饿的日子里又加上精神上地折磨、身体上地打击，苦不堪言。自留地、闲散地里的山芋、胡萝卜，那本来是救命的东西，也就他们一句话，不让要了。口粮也不给了。我们随时准备被抓，在东躲西藏，有时野菜也吃不上，靠周围的大爷大娘们接济一点。他们是要逼死我们。父亲在天津听到了信，从天津回来，与他们交涉，乞求他们，他们上下串通、狼狈为奸、阴阳怪气、凶险恶毒。他们就是政权，他们就是法律，他们就可以私设公堂，他们就敢于刑训逼供，他们就可以无法无天。任凭你浑身是嘴，也是他们说了算。我们母子厮守着、坚持着，忍耐着那残酷地迫害。母亲在那样的环境下，护佑着自己的儿女们，忍受着凌辱和折磨，坚信着未来。她常说：“好心就有天驾护，恶人自有天不容。”“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她在灾难里，祈求神灵，祷告上苍，在地狱的泥淖里挣扎。
在这一年的秋天，我结束了在王喇小学的学习，自己淌着水到后马中学参加考试，以优秀的成绩被县重点中学录取，于九月初入学。我告别了苦难中的家庭，告别了母亲、姐姐、妹妹、弟弟，只身一人，去了离家十二里的找王中学读书。
那一年我十三岁。第一次离开母亲，单独在外生活，时时惦念母亲，时时想家，一个星期也待不下来，中间总要步行回家一趟才行。那时同学们说：“过了星期三，一天快一天；过了星期四，还有天半的事；过了星期五，还有一上午。”星期六下午便可以放学回家了。盼家心切，可以想见。刚刚上了一个多月的课，就放了秋假。秋假开学后，怎么中央知道了人民生活困难，忽然全国中小学停学缓办。学校编制减少，大量学生停学。有的学校半日上课半日休息，称半日制。我们学校，原来九个班，改成三个班，一年级一个班。入学时我是十六班，班主任是高吉更老师；到了秋季开学，我们的番号就成了十四班，班主任是王振礼老师。等一年后再复学，我就被分在十五班了。学校的老师也减了不少。我在极度困难之中，没有停学，咬牙坚持连续读了下来。刚一入学时还有商品粮供应，到缓办后商品粮就没有了，上学要靠自己从家里向学校捎吃的。冬天，家里少吃没喝，每次回家，都看到家里十分困难开始还可以捎些山芋啊、胡萝卜啊，后来连这些也没有了，就在学校里靠学校里每顿给的那点胡萝卜凑合。那时我岁数小，个子矮，一次向学校背三、四十斤胡萝卜，步行十二里地，中间不知要歇多少次。有时姐姐就帮我背着送一程。到学校还要合算着吃，每顿无论山芋、胡萝卜都不能超过二斤，否则就吃不下一星期来。再说家里也没有更多的让你捎。在学校里，就睡在一个临时倒出来的大仓库里，门窗透风煞气，没有炉子，又缺被子，几个人就紧紧地挤在一起绻缩着身子蒙头睡，早晨起来，被窝口上都有白色的霜冻。
在学校里，与同学们在一起待长了，常常就忘了家，可一到星期六就想起家来。而每次回家都听到一些不幸的消息，心里就惴惴不安，为母亲担心，为姐姐担心，为妹妹、弟弟担心。在惊恐万状中，度过了一周又一周。
天气渐渐冷了，我们的棉衣棉被还没有做。母亲、姐姐不知什么时候就被带走，去被无完无了地纠缠、审问。在村里，在乡里，有时还被叫到别的村子里去。十一月的一天，星期六放了假，回家，进了门，不见人。四处找，姐姐搂着弟弟坐在三伯的炕上，头也不抬。我问：“娘呢？”姐姐也不言语。我又着急地问，姐姐低着头哭了，不停地抽泣起来，在一旁的三伯说：“你娘，上、上、上东光了！”我马上明白母亲必定是遭到冤枉了。我忧愤万分，欲哭无泪。感到从无经验地悲哀和痛苦。伯父说：“你一个人能到天津去吗？把你爸爸叫回来。”我在59年60年曾跟别人到天津去过两趟，自己一趟也没有去过。但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办法呢？只有我去。第二天，我跟着堂兄步行三十里走到东光，给母亲送去了棉衣，傍晚时分乘车北去。晚上11点钟到了天津北站，公共汽车已经停运，我凭着记忆摸到了一家长途汽车站。我腹内无食，衣服单薄，身上还有几毛钱，那是必须留的车费，又冷又饿又渴又困又孤单无助。外面北风呼号，半夜里竟下起雪来，汽车站的门敞开着，风雪飘飘飞入。汽车站里地面湿漉漉的，人员杂沓，毫无依坐的可能。那一夜，我在中国第三大城市---天津的一个小站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睡不着，停不下，转游了一夜。第二天凌晨四点，天还是漆黑漆黑的，在风雪交加中，我爬上了第一班开往郊区的汽车。在黑暗里，汽车把我放在了一处荒郊野外的小站上，四外一片迷蒙，远处的灯光鬼火般的闪烁，路在何方？我冒着严寒，踏着积雪，向附近的一点灯光走去。叫醒了那里的熟睡的人，经人指点，才摸到了父亲去年干活的地方。父亲早已不在这里住了，我等人家起了床，领着我，又在雪地里走里二里地的光景，才到了父亲的住处。
父亲很吃惊我的突然到来。我终于见到了我的父亲，然而，我又如何向父亲说呢？我站在了门口，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任凭父亲怎么问，我一步也不动，傻了一般。我记得站在那里，低着头，摆弄着衣角，泪水可是止不住满面横流，最后竟泣不成声了。冷冻、饥饿、委屈、埋怨、无奈、痛苦，汇聚在一起，百感交集，难以理清。父亲上前拉住我，我泪水模糊地走到父亲身边，告诉了家中母亲的灾难。我们父子抱头痛哭------还说什么呢，在那黑暗的岁月。
第二天，父亲与我就赶回了家。
回到家里，我虽然又回到学校上学去了，但心中总是惦念着母亲 惦念着家。这次家庭凭空飞来的冤枉案，在我的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人间丑恶的影子，在我稚嫩的头脑里充塞满了难以洗尽的社会的不平和肮脏，形形色色的嘴脸让我懂得了人心的险恶，五花八门地表演让我看透了一些所谓正人君子的无耻与下流。我吃糠咽菜也罢，我再苦再累也罢，那时就决心要靠自己的努力为母亲争一口气，使好人上天堂，使坏人下地狱。虽然后来我知道这又是多么幼稚可笑的梦啊，然而我却为此付出了不懈地努力，尽力地提高和完善着自己。尽管至今自己也不行，尽管曾经四处碰壁，甚至碰得头破血流，但那种翻身求解放，非要与社会人生拼一拼的血性至今犹存。
大约过了十几天，母亲就回来了。
母亲在精神上、身体上遭受的折磨和痛苦，使我至今想起来都是难以接受的。母亲为了我们咬牙坚持了下来，活了过来。是母亲的顽强和刚毅，在那么艰难困苦的环境里拯救了我们。是母亲翼护着她的儿女们度过了那段荆棘险恶的岁月，奠定稳固了家庭的基石。我们能将什么献给母亲呢？只有好好的做人好好的做事好好的过日子，用自己的坚忍不拔、百折不挠地努力闯出一条血路，去昭示我们的人格和力量。这也是母亲给予我们的，我们将再给予母亲。
1984年，父亲去世了，母亲又经历了一次精神上的危机。但母亲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以她固有的大气面对生活。能承受1961年的灾难的母亲是一位生活的强者。而在全村中，遭受如此灾难的母亲恐怕没有第二个了。
1961年，我十三岁，正是长身体的时期，但那却是我生命历程中灾难深重的一年。我的家庭的灾难是与国家民族的灾难联系在一起的。又岂只我们一家呢？我们的家庭悲剧只不过是整个民族悲剧的缩影罢了。
大约是长时间的担心、害怕、饥饿、劳累之故吧，1962年夏季我就病了，心慌、憋气、乏力、晚上睡不着觉，做恶梦。自己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当时缺医少药，也查不出什么病。其实，也没有进行什么实际意义上的检查。这么憋着、喘着、学习着。我后来明白，所谓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正指此吧。我至今一想起那一幕幕，就心酸难忍，黯然神伤。以致以后很多年，我的身体状况不好，心理承受能力差。后来我遭遇坎坷，陷入困顿，得了较严重的神经官能症，都与那些年的遭遇有关。
1962年，农村允许农民有自留地，可以开一些闲散地，自己自主种一些蔬菜之类了，农民的饥饿状况有所改变。我记得春天人们纷纷到山东去换山芋干，姐姐也跟着人们到了山东兖州用旧衣裤换了一次山芋干。父亲在那一年夏季也从天津回乡了。虽然粮食仍然紧张，但家庭的情况略有好转。
有一个十分有趣的事情，就是：在“瓜菜代”刚刚过去不久，大约在1962年和1963年吧，就在全国各地开展“忆苦思甜”的活动。活动的主旨是让大家回忆在旧社会所受得苦，思新社会的甜。但是活动的结果是那些诉苦者常常诉错了，把新旧社会弄混了。常常把刚刚过去的三年困难时期的吃糠咽菜认为是最苦的一段。尽管活动的组织者再三嘱咐，那些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老贫农诉苦，还是有人常弄错了，说着说着，常常说到了六0年的挨饿。为“忆苦思甜”准备的、说是难以下咽的、最能引起人们“苦”的回忆的、说是只有在旧社会才有的菜汤，还是被人立即抢光了。
后来知道：那几年正是世界经济战后恢复的时期。但我们还以为世界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正准备去解放世界三十亿受苦受难的人民呢！
人们喊：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敌人是指美帝国主义。人们说：东风压倒了西风。西风是指欧洲美洲的国家。东风当然是指我们。
精神的东西有时却是可以产生出意想不到的效果。物质的匮乏应该让精神的兴奋去填充。我们那时一点儿也不知道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是怎么生活的，我们似乎觉得自己生活在“幸福”之中。
公元一九六0年啊！那真是一段特殊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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