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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选题 答案)界首市传统文化与法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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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红楼梦》中的儒家等级思想等级观念--《金田》2014年03期
《红楼梦》中的儒家等级思想等级观念
【摘要】：数千年来,儒家思想主宰着中国传统文化,它具有独特的魅力,很多进步思想,在现代仍具有举足经重的地位。但是,它毕竟是为封建社会服务的,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思想中有落后的一小部分。像等级观念就贯穿在儒家的思想中。而《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它的许多先进思想,摆脱了封建专制的束缚,具有超时代的意义。然而,儒家的等级思想却深入书中各个人物的骨髓。本文试从书中主要人物的行为,来揭示他们等级人格的本质。希望读者可以通过这些拙见,更全面的理解书中人物。
【作者单位】：
【分类号】：I207.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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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819-9993《易经》——中国文化的源头智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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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中国文化的源头智慧（下）
<img style="WIDTH: 635 HEIGHT: 590 TOP: 39 CURSOR: url(http://img.baidu.com/img/image/grabhand.cur), LEFT: 294px" title="可拖动" alt="[转载]《易经》--中国文化的源头智慧&下" src="http://image64.360doc.com/DownloadImg/5/.jpg" width="891" height="829" firstheight="566px" firstwidth="608px" firstrate="0.154" middlex="253.5px" middley="0px" zoomrate="0.046" srcheight="829" srcwidth="891" action-type="show-slide" action-data="http%3A%2F%2Fpic24.nipic.com%2FF.jpg" real_src="http://image64.360doc.com/DownloadImg/5/.jpg">
从“天人感应”到“天人合一”&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暗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这个词，现在比较流行，但滥用的居多。有人以中国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而感到骄傲，以此来嘲讽西方人：你看，你们西方世界把自然界当成掠夺榨取的对象，结果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你在看看我们中国，自古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不把自然界当成自己的“对头”，而是把自然界当成朋友，从来就不会掠夺、掠夺自然界。　　其实，这种所谓的“天人合一”还是比较肤浅和表层的。因为所谓的“天人合一”并不是怕自然界报复我们而和自然界作朋友。怕自然界报复，而不去掠夺、压榨自然界，其实正反映了中国文化中世俗、功利的一面。中国人眼中的“天人合一”首先是一种个人向无限超越的境界。正如西方人朝向上帝一样，这种超越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儒家的“安贫乐道”，在贫困的生活中实现精神的超越，在平凡的生活中达到不平凡的境界。而道家也是如此，“庄周梦蝶”故事，则说的是外物与自己打成一片，消除了“内外”、“物我之分”，从而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因此，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所谓的“天人合一”，首先是一种人生境界，而这一境界正是建立在对“天人同源”的体认上。　　天人同源不过是说，无论天、地、人、神，都不过是“道”的产物。而所谓的“道”，就是阴阳。正如上面我们讲到“五行”学说时所说的那样，汉朝的董仲舒就是自觉地利用了“阴阳五行”的思维模式而进一步将儒家的“人人之和”和道家的“天人之合”融为一个体系，发展出了他的“天人感应”理论。在董仲舒看来，儒家所讲的人伦之间的阴阳关系和道家所讲的天地之间的阴阳关系其实是一回事情，都不过是“道”的外化或者产物。“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道家不仅否定语言，否定知识，还把矛头指向了看起来是人的最高贵的部位——仁义道德。如果说，儒家一开始就是作为现存制度的维护者而出现的，那么，到家则一开始就是作为既有文明的怀疑者和反叛者而出现的。儒家要为现存在的社会制度和等级观念找到温情脉脉的伦理基础，为上下有差、贵贱有别的等级制度进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合法论证；而道家，却要要根基处挖儒家的墙角，取消儒家的努力和建构。也正是因为此，儒道两家对对中国人的价值观才具有了互补的意义。　　上面我们谈到过，儒家为了给野蛮的远古人类提供一种文明的路径，在周朝末年“礼崩乐坏”的信仰危机面前，采取的是“以仁释礼”的策略，即在亲子血缘的基础上树立 “仁”的情感和“礼”的秩序。“仁”就是从“其为人也孝悌”（孝敬父亲、尊敬兄长）开始，通过一种情感的依托让人找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而“礼”则是在“仁”的基础上建立上下有差，贵贱有别的社会秩序。从“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从“父父、子子”到“君君、臣臣”，从“亲亲”到“仁民爱物”，从血缘情感到社会秩序，儒家完成了其从“内圣”到“外王”的文明路径，实现了个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　　但是，作为儒家的反对者，道家却对儒家的伦理价值和社会秩序提出了质疑。与孔子不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使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深感不满的并不是“礼崩乐坏”的僭越行为，而恰恰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繁文缛节和礼仪规范。在老子看来，这些貌似文明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范其实是暗藏杀机的，它们不仅造成了人的普遍压抑，而且一不小心就会成为统治者为自己辩护，剥削压迫他人的工具和手段。但由于其貌似文明的假象，使得我们根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对其进行批判。正如庄子说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何以见得？“大盗”出现的罪魁祸首何以成了“圣人”？原因很简单，圣人总是对我们进行人文教化，总是让我们讲道德，可是，当一些不轨之徒打着“圣人”的旗号，成为披着羊皮的狼，从而打着冠冕堂皇的幌子对我们进行压迫呢？我们好像无力还击。对于这一点，庄子痛心疾首地说揭露说：“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偷了一点小东西，自然被人指斥为一种犯罪，当然要砍脑袋了。但是，谋朝篡位呢？往往打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幌子，所以反而荣华富贵，寿终正寝。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不知道这些“窃国者”的真正动机。　　在这个意义上，老子并没有否定圣人的高尚。在老子这里，圣人的错误并不在于其高尚，而在于其向全社会推行其高尚。结果是，圣人种下了“龙种”，却收获了“跳蚤”。因为你越推行高尚，就越得不到高尚，得到的恰恰是虚伪。原因有二：一、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圣人，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像圣人那样高尚。但是圣人的高尚一旦成为社会所唯一能认可的价值观念时，人们即使做不到高尚，也不得不去假装高尚，这就是我们都熟悉的“伪道德”。就像几十年前全国上下学雷锋一样。雷锋无疑是高尚的，但是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雷锋。结果是，学雷锋一旦成了一种时尚，那些不能成为雷锋也不愿意成为雷锋的人只能强迫自己去学雷锋，结果背离了道德自愿的原则。二、高尚和道德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被人利用，通过假装道德和高尚行不义之事，为自己谋私利。而我们又无法分辨真假，分不出哪些是“真道德”，哪些是“假道德”。结果使得那些大奸大恶之徒反而在虚伪的面孔下免遭了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惩罚。所谓“沽名钓誉”，说得正是这个意思。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道家并不是非要让圣人去死，而仅仅是说，圣人的存在代价太大了，以至于大盗横行，欺世盗名。与其如此，我们还不如不要圣人，让善者独身其身，让恶者昭然若揭。“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当道德和权力纠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已经分不清哪些是道德，哪些是权力，有时候本来是权力，却打着道德的旗号；有时候本来是道德，却非要靠权力强力推行。所以庄子说：“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 断绝圣人摒弃智能，大盗就能中止；弃掷玉器毁坏珠宝，小的盗贼就会消失；焚烧符记破毁玺印，百姓就会朴实浑厚；打破斗斛折断秤杆，百姓就会没有争斗；尽毁天下的圣人之法，百姓方才可以谈论是非和曲直。在这里，庄子不是要解决问题，而是要消解问题。正是由于此，道家思想才显得如此的偏激。　　但道家的思想又是深刻的，特别是其基于现实制度对儒家的批判更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透过中国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道家思想这种看似偏激，实在深刻的“解构”。正是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开始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自此和专制权力又了“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毋容置疑，道德的利剑已经悬在每个人的头上，谁都无法忽视它的存在，这种对人性的过分拔高使得古代中国出现了大面积的“伪道德”，使得“指鹿为马”、“阳奉阴违”、“欺世盗名”、“口蜜腹剑”的现象屡禁不止。而另一方面，那些中规中矩遵循道德的人，在得到社会认可的同时，人性也遭到了深度的异化和异常的扭曲。一方面，当大家看到道德的大旗无法撼动时，就不得不借助道德行不道德之事。无论是“尊王攘夷”、“礼贤下士”、还是“缓称王”，都使得道德完成了由目的向手段的蜕变。另一方面，圣人孜孜以求的 “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在现实中让人们变得文明的同时，也造成了四处杀人得场景。尤其是统治者借助权力推行所谓的道德的时候，束缚住得仅仅是百姓，而不是权力者。“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好像并没有阻止统治者的三妻四妾和恣情纵欲。于是，中国社会总是一人雄起而万众雌伏，统治者十之八九都是窃国大盗，而民众只有作为“草民”供统治者欺压、盘剥、奴役、杀戮的资格。还是鲁迅说的好，读史就读出来两个字——吃人。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　　老庄不仅质疑语言、知识和伦理道德，还对所有的人文修饰和修辞进行了否定和批判。很明显，道家对修饰和修辞的的批判和否定主要是针对儒家的礼乐文化。我们前面讲了，儒家非常重视礼乐文化对人的熏陶和教化作用。所谓“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正是说明了，在保持本色的情况，唯有“文”的教化和熏陶才能让人成为一个文明人，一个有修养的人。一个人心地虽然质朴，但如果是满口脏话，喜怒无常，听不懂音乐，看不懂小说，不知道人情世故，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一个教养的人。一个人如果象猪一样仅仅知道吃饱了就睡，无欲无求，没有情感，不懂规矩，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一个文明的人。 “焕乎，其有文章”，正是表达了孔子对尧时代所创立的雕琢文饰的感官文化的赞誉；而“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黼冕”，表达的则是孔子对禹之时代所创立的绚丽多彩的礼仪服饰的褒扬。而孔子之所以“从周”，也正是因为“周监于二代，郁郁文乎哉”！　　儒家建构礼乐，但道家偏偏要反对礼乐。儒家建构礼乐的目的是要把人教化的更文明，但道家反对礼乐，是因为看到了这种文明背后的虚伪和人性压抑。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意思是说，混杂的色彩会让人眼花缭乱；烦躁的声音会阻塞人的耳朵；繁多的食物会让人舌不辨味；驰骋狩猎，人心会激荡不能自抑；追求珍奇的财宝，会损害人的操行。因此圣人治世，只求温饱而不追逐声色之娱，摒除外界纷乱的干扰，保持安宁定神的境界。在老子看来，人吃饱了，无欲无求就可以了，未必非要给他太多的选择和修饰。那些美丽的色彩，酸甜苦辣的口味，不但对人的心理是一种摧残，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是很可怕的腐蚀剂。选择多了，人就会困惑；规矩多了，人就会束手束脚。就拿今天来说，原来的电视机只能看一个频道，大家却看得有滋有味，可是今天的电视机频道多了，我们反而调来调去，一晚上下来看不几个节目，大部分时间都在摁遥控器了。据说慈禧当年一顿饭要108道菜！不用说，一道菜夹一口，没几盘恐怕就吃不下了。可见，拥有如此之多之菜并非其本心，而为其用。真正源于道心者，无论饭菜如何，唯合其意，尽其食而不遗。追求外在浮夸之物，失去的恰恰是本真之自我。
<img style="WIDTH: 558 HEIGHT: 850 TOP: -135 CURSOR: url(http://img.baidu.com/img/image/grabhand.cur), LEFT: 331px" title="可拖动" alt="[转载]《易经》--中国文化的源头智慧&下" src="http://image64.360doc.com/DownloadImg/5/.jpg" width="632" height="962" firstheight="566px" firstwidth="371px" firstrate="0.588" middlex="430px" middley="0px" zoomrate="0.823" srcheight="962" srcwidth="632" real_src="http://image64.360doc.com/DownloadImg/5/.jpg">　　美的东西往往过于浮夸，失去了真实。就像今天的电影，宏大的阵势和场景往往胜过了其要表达的真实内容。这也正是老子所说的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儒家所宣扬的礼乐文化虽然以伦理情感为根基，可是这些东西一旦产生，往往可能会成为繁文缛节，让人心生厌恶，但却不能不遵从。在老庄看来，音律、规矩、词藻、色彩等等之类的东西，本来是我们体悟“道”的抓手和梯子，而儒家却把这些东西当成“道”本身了。庄子激进地说：“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圭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正是儒家所谓的“文明”，让人为修饰的东西太多了，从而使得形式的东西盖过了本质，以至于让我们觉得形式就是本质。所以，在庄子看来，要体悟“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至高美感，就要“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彩，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 搅乱六律，毁折各种乐器，并且堵住师旷的耳朵，天下人方能保全他们原本的听觉；消除纹饰，离散五彩，粘住离朱的眼睛，天下人方才能保全他们原本的视觉；毁坏钩弧和墨线，抛弃圆规和角尺，弄断工倕的手指，天下人方才能保有他们原本的智巧。庄子最后总结到：大巧若拙。真正美的东西并非刀凿斧刻，而是自然造化。人工粉饰的东西目的性太强，已经远离美了。　　道家不但否定儒家的礼乐符号，而且还否定儒家建构礼乐的 “中庸”原则。我们上面说过，儒家建构礼乐遵循的是“过犹不及”的行为标准和“中庸之道”的思维模式。孔子主张在“质地”和“文饰”之间达到一种平衡，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即是此意。孔子一向主张以理节情，“绘事后素”。所谓绘事后素，意思是说，你想要绘出一幅好的图画，要首先选好一件漂亮的白色的绸子，然后才加上各种颜料以成图画。这里，孔子用颜料比喻“礼乐”。礼乐是外加的，做人首先要有内在的美好的本质，然后加上外在的礼乐，才能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正如颜回所说的：“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在艺术创造上，儒家也是避免偏激，要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只有这样，才能起到警示教育意义。“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孔圣人憎恶紫色抢夺红色的地位。在古代，由于染色技术水平有限，红色是最难染好的，着色稍有不慎，就很有可能变成紫色。因此，古人认为紫色是杂色，而红色是正色。“郑声”是当时中原地区新兴的民间流行音乐,“雅乐”则是周代正统的典礼音乐。孔子认为流行音乐不如古典的雅乐平和纯正，所以加以贬斥。能言善辩，巧言令色，倾覆国家，当然也是孔子所不耻的。看来，儒家所谓的礼乐文化仍然是在为其所宣扬的“父父、子子”的伦理情感和“君君、臣臣”的社会秩序。　　然而在道家看来，儒家所宣扬的伦理价值标准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下德无为而有不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这种由“道”、到“德”、到“仁”、到“义”、再到“礼”的过程，就是一个刻意追求的过程。你越是追求，离目标就越远。而儒家所谓的礼乐也具有这种“人为”性，使得艺术带有了明显的功利色彩。在老子看来，艺术不是手段，如果强制作为手段，只能限制和扭曲人的自然情感，而人的生活和艺术是要遵从自然的法则和规律的。不如此，就无法达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境界。艺术是朴素的、自然的、非功利的，唯有如此，人的想象力才能四处驰骋，不断地迸发出美感。正所谓“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坦然而善谋。”　　就这样，儒家把艺术创造纳入形式和规范，企图完成其“发乎情，止乎理”的人文教化作用。可是，道家偏要打破这些枷锁，给想象力和创造力以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道两家在美学观点上又形成了互补。与儒家的“博之以文，约之以礼”相比，“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好似更加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儒、道互补的张力结构中实现的，可以说，没有儒家的礼乐文化，就不可能有道家的“天地之大美”。因为，在审美理念上，素朴本身并不是美，返璞归真才是真正的美。如果没有儒家的礼乐文化让远古的人类脱离野蛮原始的状态，道家的“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生活状态又会有什么美感呢？正是两家互相牵制，互相对立，在客观上才起到了互补的效果。中国文化中衍生出来的辉煌的艺术成果也正是来自于这种互补。
&&&&& 走向“道”的澄明之境　　&&&&&—— “无为”中的至高智慧
专气致柔如婴儿　　道家之所以要打破儒家所建构的语言符号、礼乐文化、仁义道德、社会秩序，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儒家的“人为性”。“人为”，是道家学派最厌恶、最排斥的。因为在老、庄而言，任何“人为”的东西都是有限的，根本没有资格承载无限之大道。况且，“人为”的东西都隐含着目的，而一旦有了目的，无论对自然，还是对人性，都是一种歪曲。于是，道家在颠覆了儒家的理论和主张以后，亮出了他们的底牌——无为。　　老子在《道德经》第十章说，要评价一个人是否得道，可以通过对以下这几个方面的问题的回答来判断他：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 营，客观存在，魄，主观意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主观意识与客观存在要统一起来，而不分离。能不能做得到？　　“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 专气，在客观存在及其可能性中进行选择决策并采取行动。致柔，做到完全遵循时势的变化发展的规律，随其自然地做出选择。婴儿，最能做到无知、无欲、无为，是完全随其自然地做出选择的典范。在客观存在及其可能性中进行选择决策并采取行动的时候，像婴儿那样，保持无知、无欲，无为的心态，完全随其自然地遵循着客观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而做出选择和行动。能不能做到？　　“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玄览，头脑中各种各样的观念、观点、意识、认识、欲望、希望、知识、经验、教训等等，这些都可能会成为遵循“道”这个变化创造过程而行动的障碍或垃圾。把头脑中的上述这一类的各种主观意识杂念，清除得干干净净，绝不留下任何残渣余孽。能不能做到？　　“明白四达，能无知乎？” 意思是说，在探明事理的时候，大脑保持无知、无欲的纯净状态。无知，就是不把自己的所知所识当做绝对的真理，而是以完全客观，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永远像事情第一次遇到的情景一样去对待眼下所发生的一切事实。能不能做得到？　　在这里，老子强调的无非是一个字——破。只有破除“成见”，才能让自己像婴儿那样处于完全没有被污染的状态。它就像一张白纸，上面没有一点杂色，是“无”。但是，正是这种“无”，让这张白纸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和丰富性。所谓得“道”，无非就是对这种无限可能性和丰富性的体察、领悟和守护。　　所以，老子主张“无为”，反对强行进入。“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人存在于缤纷多呈的大千世界之中，但沉溺于这种繁杂幻象之中就会让人失去本性。既然“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那么人的心灵也应该在这种繁杂中抽身而出，否则就无法知“常”，不知“常”，就是“妄作”，就是不“明”。万物归根复明，恢复得是世界的纯朴本性，人心知常乃容，才算恢复本心。世界与人心，于是同归于“大道”，从而实现“道乃久，没身不殆”。　　致虚守静，也并不是说要绝物离人，而只是要求人们排除事物的影响，隔绝欲念的干扰，在主体清静，万物不足以扰我本心的境界中，通过个人的觉悟来达到非我之伟大，让自我的界限化为宇宙的无限，让那个冥想宇宙的心灵也分享这种无限。这时，主体思想便会更切近于客观世界的本质，就更能同宇宙的本体有所契合、感通，人的精神就会更直接体察觉悟到整体性的道，更深刻地把握客体世界的奥妙，更能洞察觉悟到万物的共相。这样，你就不会期待从“神”或者其他地方得到恩赐，因为你自身就是“神”的一部分。那些为了得“道”而苦苦追寻、费尽心机的人，恰恰已经离“道”很远了，因为他们把“道”当作了本心之外的东西去追寻，而不知当人心“虚怀若谷”时，道自然就会向人心显现。正如爱因斯坦那句名言：“鱼儿对于其终生生活于其中的水，又知道多少呢？”所以，所谓“无为”，并非什么也不做，而是要做减法，是“损而又损，以至于无为”。正如孟子所说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尼采也说，智慧就意味着孤独地沉思，用直觉悟察万物的本性，这是哲学家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庄子说：“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由是，外在世界与人的内心打成了一片，进入了一种饱含生机与活力的“浑沌”。正所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img style="WIDTH: 592 HEIGHT: 553 TOP: 57 CURSOR: url(http://img.baidu.com/img/image/grabhand.cur), LEFT: 316px" title="可拖动" alt="[转载]《易经》--中国文化的源头智慧&下" src="http://image64.360doc.com/DownloadImg/5/.jpg" width="1024" height="956" firstheight="566px" firstwidth="606px" firstrate="0.021" middlex="255px" middley="0px" zoomrate="0." srcheight="956" srcwidth="1024" real_src="http://image64.360doc.com/DownloadImg/5/.jpg">　　在西方，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是通过思辨的方式获得统一的。对世界而言，真正的存在不是表象，而是表象后面的本质和规律；对人而言，真正具有认识能力的是人的思维，而不是感官。感官与现象相对应，是会骗人的。唯有人的思维，才能够接近世界的本质。西方称之为“逻格斯”。“逻格斯”是三位一体的，对外在世界而言，它指的是“本质”、“规律”；对人而言，它指的是人的思维。对语言而言，它指的是概念化的语言。这样，西方从文明一开始预设了人和世界的对立和分离，而后又通过人的思维和概念去抹平这种对立。正因为此，西方才有了一个主“智”的传统，有了一个历史辩证的传统。　　而我们的文化，自一开始就没有预设这种对立，而是在根基处就坚守了“天”与“人”的合一。比如，在道家看来，道乃是万物之宗本；万物，乃道之末。道在万物和人身上的体现就是“天性”、“本德”，在万事中的体现就是规律、法则。既然道在人身上表现为天性、本德，那么对人来说，只要复归于本性，就等于体悟到了道的妙义，即所谓“道之大，复性而足”。人的天性，源于自然，若无污染，本可不假修为，便可无意而安行，但世人往往见闻浅短，身心纷乱，驰骛于争夺之场，其本性易被名利与物欲所蒙蔽。所以俗人就有一个复性也就“修道”的过程，复性的具体方法就是去妄。妄是人对事物的错误认识，它如尘埃一样遮蔽着人的本性，因此，只有去妄，才能使人的本性恢复到原来的澄明状态，以复其天性。然而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必须逐渐消除本性之外的东西，心性之外物消除一分，本性就复一分，这样不断“消之复之”，才能最后至于“复命”。　　正是在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下，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把外在的世界当作一个可以打量的对象，去认识，去探究，而是看作和自己交融，打成一片的内在之物。“天地与我并作，万物与我为一”。正像鱼儿和水的关系，鱼儿何曾在水中抽身而出对水进行打量、研究？道之为物，惟恍惟惚，道之在心，谓之天性，其中，不但有真，还有善，还有美，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交融在一起的，而不是彼此分离。而对此的洞察，靠的不是智，而是悟；靠的不是向前进攻，而是向后倒退，以至于像婴儿那样“专气致柔”。这种内敛的文化，是要让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而不是生存在毫无遮掩的光明中。正因为此，海德格尔说，西方的文明自一开始就把真正的“存在”遮蔽了，从柏拉图开始就走错了路。柏拉图的理念把人的思维从丰富的本质中单独抽出来，把所谓的“规律”从世界中抽出来，造成了西方文明史上的千年之蔽。科技越发达，世界越明亮，这种遮蔽就越深，以至于到了现在无法收拾。怀特海说的更极端：“整个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主义的注脚”。
有机械者，必有机心　　正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使得中国文化显得非常早熟。所谓早熟，就是过早地看透了一些东西，而不是在实践中得到了教训再去反思。我们可以打个比方说：前面有一个火坑，智者一眼就看出了这个火坑是不能跳进去的，而是需要绕行。而像我们这些平庸之辈偏不信邪，非要跳进去，结果烧得遍体鳞伤。于是，经过一番伤痛之后，我们成熟了，从此开始绕行火坑。　　这一点，深刻地表现在道家对待知识的态度上。我们上面说过，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之所以主张“为学日久，为道日损”，“绝圣弃智”、“绝学无忧”，正是把知识、技术这些东西看作了“火坑”，因为它们强行进入了“道之为物的惟恍惟惚”，一旦把世界照得如此光亮，里面就什么也没有了。正像人世间的很多东西，看得太明白，分析的太清楚，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但是，知识就是要让“朦胧”变得“清晰”，把“黑夜”变成“白天”，把“美”变成“真”。所以说，道家的“无为”在客观上虽然起到了解构儒家的效果，但在主观上，确是对于“道“的深刻洞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文化之所以没有发展出科技文明，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而是我们没有这个兴趣，更进一步说，我们的文化已经深刻地预见到了科技文明的危害，在源头就已经规避它了。而不像西方，先是发展出科技文明，然后再用科技消除科技带来的危害，其实已经很晚了。　　人类的进化就是这样，它是不可逆的，一旦走上了道路就别想回头，即使你回到了原来的起点，那个起点也已经变质了。人类远没有我们上面那个比喻中的“后知者”幸运。他们在受到一次“火坑”的伤害以后，还能绕过去。可惜，人类跳进了“火坑”，就再也爬不出来了。卢梭，身处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当其他人都在为人的“理性”、“启蒙”、“实验”高唱赞歌的时候，他已经深刻地洞察到了科技的疯狂将把人类带入万劫不复之地。他甚至主张要回到那个茹毛饮血、没有电灯、电话、汽车的原始时代。尽管这种思想充满了浪漫和幻想，但天真的背后掩盖不了一位思想家的深刻和忧虑。伏尔泰甚至嘲笑卢梭：“我看见你，就好像看见了一个四足爬行的动物”。其实，卢梭尽管是十八世纪法国的三大启蒙家之一，其实他的思想远远地超出了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正如康德所说：“是卢梭让我学会了尊重人。”　　如果说卢梭是深刻的，那么老庄则是有智慧的。他们早已经把卢梭的忧虑在几千年之前醍醐灌顶地提出来了。在老庄眼里，科学技术之类的东西绝对不是什么“中性”的东西，并不是今天我们所认为的那样，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能造福，也能惹祸，只要我们控制好就可以了。在老庄看来，科学技术本身就是“邪恶”的，它的邪恶在于，它在不知不觉地勾起人的潜在欲望。而人的欲望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样，一旦打开，就无法收回。庄子在《天下篇》中的一个故事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掬掬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父子不欲乎？”。　　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汲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问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孔子的学生子贡有理完楚国，在返回时来到过山西的汉阴。在这里见过一位老人为了取水浇地，竟然在水井的旁边挖了个隧道到井里，抱着坛子取水浇地，力气用了很多，可是见效很小。子贡同情地对他说：“我见过一种机械，一天可以浇一百亩地，不费多大的力气，收效却很大，您想不想用它呢？”　　老人头也不抬，说：“你说什么”子贡说：“用木料打凿成机械，后头重，前头轻，提水就象抽水一样水源源不断地流出来，这种机械就叫桔槔，可好用了。”老人沉着脸，半响才讥笑地说：“我的老师说过，凡是有机械心理的人，心术一定是巧诈的，这就破坏了我们纯朴洁白的本性。你快走吧，我们的本性一被破坏，人格就完了。你的话太危险了，要是用这玩意，我会感到害羞的。”　　对这个智者的老人来说，它并不是不知道这种机械，而是以它为耻，不屑于去用。之所以“为耻”，是因为有“投机取巧”之事，必有“投机取巧之心”，而有了“投机取巧”之心，必然心存焦虑、“神生不定”， “道之不载”就是必然的了。因此，与其让欲望牵着鼻子走，堕落到欲望的深渊不能自拔，还不如“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如果没有见过一个东西，心中肯定不会惦记，但一旦见了，再想忘记就很难了。毒品对人类制造的灾难可以佐证老庄思想的深刻。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远离”，你一旦染上毒瘾，再想去戒掉，就太难了。据统计，戒掉毒瘾的人，复吸率要占到90%以上。可见，人类有些欲望，单凭人性的伟大是很难战胜的。还有，前些年在全国肆虐的“非典”。在这样一场灾难面前，我们采取的最有效的办法竟然是“隔离”。这种防止传染病的办法亘古有之，今天我们还拿来当作“法宝”，充分证明我们人类不可能战胜一切。在巨大的天灾面前，我们人类的渺小充分凸显出来，所谓先进的科技也束手无策。也许老庄是对的，我们惟有克制自身的欲望，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敬畏天地大道的运行法则和规律，才能够跳出这种轮回。　　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晚年对中国的文化一度痴迷，特别了老庄的哲学。而在老庄的哲学中，海德格尔又是特别关注庄子上面讲的这个故事。海德格尔说，西方科技文明的发展已经走入了死胡同，而这些，早在几千年之前，已经被中国的哲学家说过了。科学技术对“欲望”的勾引和塑造，已经把人类引向了疯狂。枪发明了，尽管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恶事，但是一旦有了这个东西，用来作恶事的几率远远大于做善事的几率。汽车的出现，尽管让人可以以最少的时间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但是车祸却是层出不穷。想用技术的进步来取消这种负面效果，真是痴人说梦。历史学家汤恩比说：“要对付人类力量所带来的邪恶结果，需要的不是智力行为，而是伦理行为。科学所造成的种种恶果，不能用科学本身来根治。”正如就拿艾滋病来说，人类有一天迟早会战胜艾滋病，但是艾滋病的产生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伦理问题。即使人类有一天战胜了艾滋病，肯定还会出现更加恶劣的疾病来折磨人类。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类已经受到欲望的驱使，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还有克隆技术的发明，尽管这只是一项技术，无所谓好坏，但是如果用这项技术来克隆人呢？就已经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了。尽管很多国家的政府三令五申，但是绝对拦不住那些“好奇”的科学家去跃跃欲试。正如伊恩?维尔穆特（克隆技术的发明者和先行者）所说：“你要想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实在太天真了。”　　技术越发达，它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越差，对其长远后果的预测就越难以估计。使用电脑的我们都知道，一旦受到凶猛病毒的袭击，我们就无法保护电脑里的数据，损失就是致命性的。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现代“高技术”( high一technology)的迅猛发展，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情形。据说，美国曾利用细胞中脱氧核糖核酸的生物催化作用，把一种病毒的DNA分离出来，再与另一种病毒的DNA结合，拼接成一种剧毒的“热毒素”基因毒剂。只需20克这种毒剂，就可使全球60亿人口死于一旦，威力比核弹大几十倍。在这样一个极其脆弱的时代，又有谁能决定人类的命运呢？正如爱因斯坦所担心的：“这个爱好文化的时代怎么能堕落到如此地步呢？我现在越来越把厚道和博爱置于一切之上，包括那些被我们大肆吹捧的技术进步。我们唯一的文明好像是一个病态心理的罪犯手中的利斧。”　　一旦科技的利斧被病态心理的罪犯所控制，又有谁会对我们人类的命运负责？而老庄在几千年之前“有机械必有机事，有机事必有机心”的断言，何尝不让人警醒？
&&&& 道家思想与女性的解放（一）
　　自孔子为男女性别打上价值色彩的烙印以后，中国也许从来没有改变其男权社会的性质。从古代的“男主外，女主内”，到今天的女大学生就业难，无疑给我们传达了一个信号：无论舆论如何宣扬“男女平等”，无论政府如何鼓励“妇女当家作主”，男性在整个社会中的主导和强势地位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而女性，则被推向了社会的边缘，成为了所谓的弱势群体。　　如果说，妇女在古代受压迫，是受了“三纲五常”伦理文化的戕害，那么，今天社会进步了，观念开放了，妇女的地位的提高为什么还是举步维艰？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妇女的地位，为男女平等的实现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毛主席的“妇女能顶半边天”、“不爱红装爱武装”，到企事业单位的同工同酬，再到国家政府部门把配备女干部、女领导当作硬性指标，不难看出我们国家在提高妇女地位上的艰辛努力。　　在今天全球市场经济大潮下，妇女的地位又重新受到了挑战和责难。尤其是国家的行政命令和硬性指标被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逻辑代替以后，女性的价值和选择更是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比如，我们经常见到在所谓的人才市场上，一些用人单位公开打出了“不要女性”的招牌。在我们为这种明目张胆的性别歧视而感到气愤的同时，也不得不正视隐藏在其后的市场规律和利益逻辑：在我们这个体力仍然占据生产力相当比重的劳动力大国中，男人的体力明显地大于女性，办事利索，效率高，麻烦少，选择男性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而且，现在的女大学生毕业后就面临着婚恋、怀孕生子等一系列所谓麻烦的事情，公司和企业在没有得到多少回报的情况下，还要按照国家的法规和政策支出一笔不小的费用。如果按照成本和收益相权衡的“经济学”立场，招用女性也肯定是个赔本的买卖。　　于是乎，为了能够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生存，为了能够拥有和男人一样的待遇和权利。今天的女性拼命地发展自己，提高自己，努力塑造自己办事果断、雷厉风行的“女强人”形象。她们的逻辑不言而喻：男人能做到的，女人也能做到。就这样，在今天这个时代，所谓的“男女平等”不过是一场“男女等同”、混淆性别角色的的运动。男人能做公交车司机，女人照样能做；男人能当推销员，女人照样也行；男人可以炫耀自己健康的体魄，女人就拼命健身向世人展现其发达的“肌肉块”……总之，女人把男人当作了自己解放的“参照物”，只要男人能做到的，自己也能做到，就是解放了。　　其实，这仍然是一种男权主义的变种，只不过通过一种近乎“变态”的形式表现出来罢了。男女平等不是男女等同，所谓平等，也不是把女人变成男人。而今天我们如此宣扬男女平等，使得我们的国度里性别意识紊乱，角色分工混淆。所谓的“解放”，就是变成男人，真是绝妙的讽刺。　　尽管今天中国社会在男女服饰方面变得多姿多彩，性别特征明显，但在人格深处，性别特征却是不断地衰弱。首先，追求“男女平等”的解放运动使得中国失去了真正的男子汉。男人性格应该迸发出的血性，随着女人能给家庭挣来大把大把的金强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削弱。正如阿尔温?托夫勒在他的名著《权力的转移》中所说的那样，“再也没有比日益认识到他的妻子和儿女如果没有他能生活得更好更加伤害这些男性的价值和自尊心了”。今天，所谓“家庭妇男”、“宅男”的出现，正是中国社性别角色分工紊乱的主要表现，它把男人赶进了家务，把女人推向了市场和社会，它使得强者不敢相信自己的力量，弱者自以为不弱，从而破坏了社会的基本分工，瓦解了基本的效率。　　“男女平等”的解放运动也让中国失去了真正的女性。“相夫教子”、“冰清玉洁”、“琴棋书画”能够体现女儿母姓特征和灵性气质的价值取向早已经被现代的女性所抛弃。她们拼命地工作，向世人证明自己已经独立，不依靠男人照样能够活得潇洒；他们拼命地追求时髦，刻意追求自己在“肉体”上展现出来的女性特征。美容、瘦身、丰胸、瑜伽等等，无一不再刻意表现自己在身体上的性别特征，好像不如此，就不能“做一个真正的女人”，不如此，就不能“越活越快乐”。岂不知，越是展现自己身体上的性别特征，越是在迎合男人的色欲眼光；越是做所谓“真正的女人”，男人看你的眼光就越猥亵；越是关注自己的身体，自身的价值越是隐而不现。　　当然，也有很多女人愿意回归家庭，做一个家庭妇女。可惜，她们已经回不去了。庞大的社会舆论体系早已经把回归家庭的女人指责为“花瓶”，说成了靠老公养活的“窝囊废”。于是，她们不得不出去工作，即使根本不需要如此。总之，我们今天的社会已经按照男性的标准为女性提供了所谓“解放”的尺度。这个尺度，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谁都无法忽视它的存在和作用。父权社会的“夫为妻纲”、“男主外，女主内”的规定虽然是隐含在 “天尊地卑”、“男尊女卑”的宇宙论之下的，但它至少对男女的角色提供了明确的分工：男人就要出去打拼，就要负起家庭的责任；而女人就要相夫教子、从一而终。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一旦进入社会，就会自觉地进入到自己的角色，不会出现冲突、彷徨和迷惑。但父权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压抑了个性，打击面太大，不允许任何一个出类拔萃的女子争夺男人的角色。当然其中也有例外，比如武则天，硬了自己当上了皇帝。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武则天本人也无法不面对一个庞大的父权社会和南权意识形态。即使自己当上了皇帝，而身后的继嗣者如何挑选？她也无法开辟一条新的选择路径。而那位传为佳话、巾帼不让须眉的花木兰，为了出人头地，也不得不男扮女装，其实是迂回地展现了男权的无处不在而已。　　今天的“男女平等”无疑是对父权社会的反弹。它在社会宣扬一种观念：女人应该和男人拥有平等的权利，应该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特别是社会、经济领域，更应该如此。可是，这种观念迅速转向了它的反面：追求机会的平等变成了追求男女平等，以至于造成了一种新型的、更为荒诞的不平等。正如法国女权主义的代表波伏瓦的那句名言：“女人天生不是女人，女人是被社会塑造成女人的。” 这就证明，女性的性别特征可以忽略不计，充满着漫无边际、无限发展的可能性。于是，女人刚从一个枷锁中摆脱，又为自己套上了另外一个枷锁。
&&&&& 道家思想与女性的解放（二）　
&　男权笼罩下的“男女平等”的解放运动，在现实生活中陷入了一系列尴尬。据某报纸报道，一位男性在公交车上无论如何都不给旁边的女性让座，当遭到大家的指责时，此人竟然说出了一句令人看似气氛实则应该认真反思的话：“今天男女平等了，我为什么要给他让座呢？”　　现实的婚姻和家庭也遭遇了如此的尴尬。比如，女人在生活中开始了双面围剿和进攻：一方面，要让男人像男子汉，出去打拼，既要为自己的生活提供经济保障，又要对自己百般呵护；另一方面又把自由和平等挂在嘴边，放大自己在家庭和婚姻中的发言权。在一个纬度上把自己摆在弱者的位置上，在另一个纬度上却又要证明自己是和男人平起平坐的强者。岂不知，社会在角色分工方面潜在地运行着“交换”的逻辑。在父权社会中，男人所谓的打拚和责任换来的是他在家庭和婚姻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而女人，虽然不能当家作主，但也没有抛头露面、风吹日晒的辛劳。而今天，无论是男女，都对对方提出了格外的要求和期盼，以至于矛盾丛生，危机四伏。　　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先生说，在日本社会中，一个女子成年之后到社会上工作，结婚生育之后又返回家中，待孩子成人后她才再度进入社会工作。也就是说，在日本，一个男人半个女人就完成了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同时又拥有一个整洁、舒适的家庭。而在中国，夫妻双双走入社会，都要工作，却没有完成我们的现代化。夫妻双双下班回家，还要面对一个肮脏凌乱、失去分工和秩序的家，还要为做饭、刷碗等家务的分配争吵半天。　　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无可辩驳地表明：所谓的“男女平等”其实是走错了路的。对个人而言，它让女人不再成其为女人，而是强迫自己变成男人。女人不但没有获得解放，反而迷失了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真正价值所在；而对社会而言，妇女解放运动正在干扰市场中正常的自由平等交换和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动不动就上升到“歧视女性”的高度，使得弱者打着“男女平等”的口号干扰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　　那么何谓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何谓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对于这个问题，当今的社会还没有给出一个答案，也许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假问题，根本没有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男女平等不是男女等同，不是把女人变成男人，更不是无所不用极地展示自己在身体上的女性特征。当然，性别角色的分工首先应该是两性特征的泾渭分明，但这仅仅是个前提。男人和女人，作为人生社会中的最基本的阴阳两极，都应该正视对方所不能替代的性别价值，都不应该将自身的价值凌驾于另一方的价值之上。其实，男女的性别价值根本就没有一个进行衡量比较的标准。就像中国人吃饭用的是筷子，而西方人吃饭用的刀叉一样，根本无法进行优劣高低的比较。用庄子的话来说，凡是能够进行比较的东西都是“有待”的东西，即都是“有所对待”，能够归结或还原为一个最终的标准。而“无待”的东西，却不能进行这种还原和比较的，因为没有标准和比较的平台。比如，人民币和美元就能够进行兑换和比较，但是，养育一个孩子和制造一个商品，二者的价值就无法进行比较；男人的刚劲和女人的温柔就无法进行权衡和比较。二者之间的价值相反相成，互相弥补了对方的缺憾，唯有男人成为真正的男人，女人成为真正的女人，我们这个社会才能真正成为一个色彩多样、情感丰富、趣味盎然的和谐社会。　　妇女的解放和男女平等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女人重新认识自己，有赖于女性价值的重新审视和挖掘。而这也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所迫切需要的。男人的世界是一个不断向外追逐和扩张的世界，男人主导的社会是一个四处弥漫理性的社会。在这样的世界和社会里，到处都是冰冷的物质、利益的算计和抽象的思维。而缺少的是小桥流水、鸟语花香和温情诗意。而且，男人的主导将我们带入到了一个高度抽象和符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不在是感性的存在，而是成为了一堆数字、一堆符号。虚拟，也许正是迎合这种高度理性和抽象的需要，使得我们生活单调、情感贫乏、心内焦虑。而要改变这种状况，重塑人感性而丰富的生活，破除概念、符号对人的压制，实现“诗意的栖居”的美好愿望，在很大程度上都需要重新发扬女性所具有的母性价值和非概念化的灵性气质。　　今天，女性的价值之所以被忽视，正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浮躁，越来越功利。当一切都用利益和物质来衡量的时候，女性的母性价值和非概念的灵性气质又能“卖多少钱”、“创造多少效益”呢？其实，越是那些看似“无用”的东西，才是对我们这个具有真正作用的东西。它虽然不能立竿见影，但却是润物无声。庄子不就说过吗？“无用之用，乃为大用”。越是那些看似无实际用途的东西，其价值可能越大。
&&&&&&& 道家思想与女性的解放（三）　　　　阴阳交合，大道流行。“至阳”或者“至阴”估计都不能算是和谐，正所谓“孤阴不长，孤阳不生”。柏拉图讲过一个寓言，说很早的时候，人都是双性人，身体像一只圆球，一半是男、一半是女，后来被从中间劈开了，所以每个人都竭力要找回自己的另一半。这个寓言深刻地告诉我们：从本原上说，两性特质并存于每个人身上，因此，一个人越是蕴含异性特质，在人性上就越丰富和完整。过于刚猛，或者过于柔顺，也许都不能说明人的丰富本质。在一定意义上，最优秀的男女都是雌雄同体的，既赋有本性别的鲜明特征，又巧妙地揉进了另一性别的优点。大自然仿佛要通过他们来显示自己的最高目的——阴与阳的统一。　　个人是如此，社会也是如此。如果承认阴阳平衡乃是宇宙万物发展的规律，而母系社会、父系社会又完全符合阴阳两端的属性，那么父系社会发展到极致，则一定要转向“阴”的一面转化。当今社会真可谓“阳”到家了，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科学技术打造了一个如此光亮的世界，以至于让人无法睁开眼睛。当“刺眼的阳光”让我们的心灵没有藏身之地的时候，便出现了后现代思潮、环保思想等一系列反现代的东西。面对今天如此严重的环境危机和人文危机，人类开始质疑理性的能力，拒绝抽象虚拟的生活，否定光亮的世界。很多人把“后现代”称为人类的反思，但从阴阳平衡的观点来看，这并非倒退或否定，而是阴阳恢复平衡的前兆罢了。 “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未必代表腐朽落后，“敢叫日夜换新天”也未必代表人类的自强不息，因为就构成宇宙的阴阳两极要素来说，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分，仅仅是此消彼长吧了。所以，不要嘲笑老子的“无”为思想，也许在几千年后，人类可能会重新回到母系氏族状态。因为当现代生活让人类的神经绷到极致时，大概除了休息没有更好的选择，这就好比弹簧，总有一个疲劳界限。　　如果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同时放置毫无人烟的荒山野地，让他们看不到丝毫生还的希望。我相信，首先崩溃的肯定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同样，在同样没有食物的情况下，首先饿死的还是男人。米兰?昆德拉也说：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在为人民的苦难为奔走呼号，这个人一定是女性。女性，也许是世界和我们这个社会的希望。正如歌德所说的：“永恒的女性，带领我们飞升”。大自然把生命孕育和演化的神秘过程安置在女性身体中，此举非同小可，男人当知敬畏。与男性相比，女性更贴近自然之道，她的存在更为圆融，更有包容性，男人当知谦卑。　　以老子为代表道家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女性主义者。它一贯旗帜鲜明地歌颂女性，到底是“恋母情结”，还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刻预见和洞察？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了。但是，老庄的思想对今天我们这个光亮冰冷的世界无疑是一味绝好的“泻药”。也正因为此，我们总是到老庄思想中去获得一丝清凉和慰藉。中国的文化是早熟的。但“早熟”，并不是不成熟，只不过是过早地洞察到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所以，至今我们仍然没有走出老庄，没有走出其对女性价值的洞察。
&&&&&& 道家对《易》的发挥和引申　　&&&&& ——“负阴抱阳”的辩证法
殷道亲亲 周道尊尊　　道家和儒家在中国的文化长河中都是“显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观。我们经常说“儒道互补”，正是说这两种思想学派满足了中国人的不同境遇下的不同选择。儒家讲究入世，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而道家讲究出世，是一种超越的人生观。前有儒，中国人可以将自己的个人价值同社会抱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后有道，在人生失意或者万念俱灰之际，道家的思想便打开了方便之门，给与受伤的心灵以慰藉，给无情的世界以意义。这样，中国人向前可以寄托于社会，大展宏图，向后可以寄托山水，怡然自得，真可谓左右逢源，张弛有度，进退有节。正因为此，我们中国人很少患“心理疾病”，也很少为人生意义的匮乏而寂寞无聊，更不会像西方人那样因为失去了上帝的庇护而“自杀”。　　儒道互补，首先是因为二者的观点截然相反，针锋相对。正是“相反”，才造就了“相成”。但二者因世界观的不同有着互补的价值，并不能自然而然地说明二者有互补的可能。我们后面所谈到的墨家思想也和儒家思想针锋相对，为什么二者没有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互补，而单单是儒道形成了互补的态势？但就这一点，就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img style="WIDTH: 608 HEIGHT: 405 TOP: 133 CURSOR: url(http://img.baidu.com/img/image/grabhand.cur), LEFT: 309px" title="可拖动" alt="[转载]《易经》--中国文化的源头智慧&下" src="http://image64.360doc.com/DownloadImg/5/.jpg" width="650" height="433" firstheight="433px" firstwidth="650px" firstrate="1" middlex="290.5px" middley="120.5px" zoomrate="0.462" srcheight="433" srcwidth="650" real_src="http://image64.360doc.com/DownloadImg/5/.jpg">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就不难发现，儒道之所以能够互补，是因为二者有着共同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就是我们在第一篇所提到的《易经》（《易传》是一门儒家经典，不是道家思想的方法论源头）。我们知道，儒家的经典是“五经”，即《易经》、《尚书》、《诗经》、《春秋》。那么，道家的经典呢？按照魏晋以后的说法，道家的经典是“三玄”，即《易经》、《老子》和《庄子》。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在历史上泾渭分明、针锋相对的儒、道两家，竟都把《易经》作为作为本门派的“教科书”和“秘籍”。这是后人争相以前人的经典装点门面，还是儒、道两家本来就同出一源？　　这个谜团，我们还是要到《易经》中去寻找答案。　　我们知道，夏、商、周分别有自己的《易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易经》，仅仅是周朝的《易经》，也就是《周易》。据说，夏朝的易经为《连山》，商朝的易经为《归藏》。可惜，这两部易经由于年代久远已经失传了。但根据依稀可考的资料，《归藏》和《周易》在体系建构方面是不同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周易》是以乾卦开始，而《归藏》则是以坤卦为开始。按照南宋罗沁在《路史发挥》中“论三易”的说法：“初坤、初乾、初离、初坎、初兑、初艮、初震、初巽，此《归藏》之易也。” 孔子也说：“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体会孔子语意，知《坤乾》反映殷道。据汉人说，《坤乾》就是《归藏》。　　为什么商《易》从坤卦开始，而周《易》却从乾卦开始呢？其实道理很简单，正如我们在第一篇所说的，“—”、 “--”两爻不过是上古人类从天地万物的“交合活动”中获得的原始意象，而“易”也不过十以伏羲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观乎人文，以化天下”的产物。商代大量保存了母系氏族的社会制度，一切以女性为主，所以《归藏》从坤卦开始；而周朝完全摆脱母系氏族，构建起君臣分等，秩序森严的父系社会制度，所以才继承并改造了《归藏》，从乾卦开始建构理论体系，也就有了所谓的《周易》。《史记》中说 “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可谓一语道破天机。自君位继承制度而言，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周道太子死立嫡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从父亲的统系看，应当父死子继，从母亲方面看，应当“兄终弟及”。也就是说，哥哥死了，上位的应该是弟弟，因为他们是“一奶同胞”。这里显然是重视母系，父亲仅仅让人尊重，但却让人感觉不到亲情。正所谓“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可见，殷道亲亲是以母统为重，周道尊尊是以父统为重。《周易》古经首乾次坤，显然以父统为重，而殷道亲亲是以母统为重，《归藏》更是首坤次乾，显然是以母统为重。　　其实，周道用“尊尊”来替代“亲亲”，其中已经包含了人文教化的味道了。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是被母亲生出来的，父亲并没有参与到整个生殖过程中来。母亲十月怀胎，含辛茹苦，在新生儿的诞生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肯定比父亲大。所谓“母子连心”，正是表达了新生儿和母亲之间这种血肉相连的亲情关系。相反，父亲的角色要弱化的多。所以，选择亲情，首选的也应该是母亲，而不是父亲。据现代社会生物学家实验证明，父亲和孩子之间其实并不存在那种天然的血缘意识，所谓“父子天性”仅仅具有生理学上的意义。而父亲对子女的爱和关心，仅仅来自一种“占有”的心理，即“这个孩子是我的”。无论父亲对儿女多么疼爱，当他一旦得知这个孩子不是“他的”，就会由疼爱转向仇恨。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正是说明父亲和儿女之间的亲情并不是出自天然情感，仅仅是一种自我意识。当这种自我意识通过社会文化的形式固定下来以后，就成为了一种社会意识，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周道尊尊”，所谓“尊尊”远没有“亲亲”天然和本能。只不过是文化的作用，使得父亲的地位空前提高和强化。比如今天，尽管我们法律规定孩子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但大多数孩子还是随了父姓，随母姓的寥寥无几。说到底，还是“尊尊”胜过了“亲亲”，文化这一社会遗传基因，而非生理基因起了决定作用。所以，人类社会早期，远古人类由于对血缘的崇拜顺利成章地进入母权社会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当时人类尚处于野蛮时期，文化的作用还没有发挥，自然是生理基因起了决定作用；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性在社会角色分工过程中的作用的提高，再加上父亲在生殖过程中的作用（仅仅有女人是生不出孩子的，尽管孩子是女人生的）的发现，社会就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重新塑造男人的角色和地位。于是，“尊尊”自然替代了“亲亲”。
道家眼中的理想社会　　当然，从“亲亲”到“尊尊”，不仅仅是男人取代女人那么简单，就像“阳”和“阴”不仅仅代表男人和女人一样。它引起的是个人价值取向的转变和社会秩序的重建。从“殷道亲亲，周道尊尊”这句话中，我们能读出什么呢？这个“亲”自然指母亲，而“尊”则是父亲。自古我们就有“严父慈母”的形容，古人更是称自己父亲为家严，母亲为家慈。但事实果然如此吗，父亲就一定是严厉的吗？生活告诉我们并非如此，很多家庭中母亲在子女眼里是严厉不容易接近的，而父亲则有可能很慈祥。“严父慈母”的概念，正是来自最基本的阴阳观——既然父亲是阳的代表，那么他就一定是刚健严厉的，而母亲一定是柔顺慈祥的，这仿佛是天经地义的规定。在这里，严父慈母已经不是某个家庭人员的性格问题，而是一种深深根植于社会成员头脑中的一种固有理念。　　人类是以母系氏族体系拉开序幕的，母系氏族是什么样的？思维感性，人性混沌、人员平等、关系舒缓、不讲究秩序、不刻意安排制度、一切听天由命、顺其自然、充满神秘，这一切都是阴的属性。再看一眼，这不就是道家的“无为”思想吗？每个现代人都会评判老子的思想是消极的，岂不知，道家思想几乎符合母系氏族社会的每个元素，可谓“阴”到家了，怎么能不消极呢？“殷道亲亲”，亲亲，亲乃发自天然，真情流露，这是由阴的平和、柔顺决定的。　　而人类转向父系氏族社会以后呢？一切都开始颠倒了：崇尚理性、严格等级、尊卑分明、讲究秩序、一切以制度安排、不听天，惟创造，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这一切都是阳的属性。再仔细想想，这不正是儒家所宣扬的“天尊地卑”、“男尊女卑”吗？“周道尊尊”尊乃敬，敬而生畏，敬而远之，这是由阳的秩序、等级决定的。　　我们可以儒、道两家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中看出这两个学派的分野。无论是孔孟，还是老庄，都有一种“法先王”的政治情结。所谓“法先王”，就是把过去出现过的某一历史阶段看作视为值得模仿和效法的理想社会。但是儒道两家的思想又是如此的不同。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微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微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由于年代的久远，夏、殷两朝的“礼”到底具体说了些什么，今天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据王国维先生考据，殷代卜辞中有大量祭祀先妣（先祖之母）的内容，而在周礼中，先妣是和祀祖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在祭祀先祖的时候，捎带着祭祀先妣。从这个考据，更加印证了《史记》中“殷道亲亲，周道尊尊”的说法，孔子在这里倡导的周礼是与殷时代不同的纯粹的男权之礼。作为孔子的继承人，孟子也经常谈到周朝的政治制度：“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仅仅看“幼而无父曰孤”，就有父权的味道，为什么不说“幼而无母曰孤”？不管孟子眼中的“文王之治”有多少理想的成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那一定是一个男人为主体的父权社会。但老子的理想却不是这样的。老子眼中的理想社会是“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 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种“结绳而用”、“鸡犬相闻”的生活方式，很可能就是一个美化了的母系社会。庄子是老子的继承人，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也会能够印证我们的猜测：“神农之世，卧而居居，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这种“耕而食，织而衣”、“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时代，肯定就是母系社会了。
横看成岭侧成峰　　　　对社会理想的憧憬目标不同，其理论建构肯定就会相去甚远。我们不是经常说吗？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因此，儒、道虽然都重视《易》的方法论，但侧重点却不一样，发挥引申的方向也不一样。道家重视的是商《易》之“亲亲”，而儒家重视的则是周《易》之“尊尊”。前者肯定女性价值，怀念母系社会的纯朴与自然，所以重视“阴阳”之“阴”；后者肯定男性价值，认可的是男权社会“郁郁文乎哉”的文明和修养，所以更重视“阴阳”之“阳”。于是，两个学派都站在自己的立场对《易》进行了看似片面实则是具体的发挥和解读，得出了截然然相反的结论。　　反过来说，《易》本身的模糊性，也为儒、道两家的发挥和引申提供了平台。唯有模糊性的东西才能够发挥，清楚明白的东西永远也没有发挥的空间。比如科技论文，很难产生歧义，但也没有发挥的空间。正因为此，西方人总说我们中国没有科学，讽刺我们的经典著作没有逻辑、不讲语法、模棱两可、词不达意，根本没有“实证性”！但没有科学和“实证性”又如何呢？我们虽然没有科学，但我们有智慧，而智慧有像白开水一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吗？海德格尔曾经说过：“模糊性是智慧固有的美德”。《易》作为中国文化源头智慧的经典之作，模糊性更大，其中不仅蕴含着阴阳转化的方法论，也暗含着阴阳之间关系的世界观！比如，《易》中讲“阴阳交合”，却并没有对“阴”和“阳”二者的地位和关系进行论证和说明。在“阴阳交合”的过程中，是“阳”战主动，还是“阴”占主动？二者谁的地位更高些，而另一方只是从属和附庸地位？所有的这些，《易经》中都没有讲，只是说“阴”离不开“阳”，“阳”也离不开“阴”，唯有二者的“相交”，才能化衍万物。　　“阴”和“阳”之间这种“不清不楚”的关系为儒、道两家的发挥和引申留下了空间和余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宣扬的是“天尊地卑”、“男尊女卑”，把“阳”凌驾于“阴”之上，企图建立一个上下有差，贵贱有别的和谐社会，为文明的进程提供一个“和而不同”的路径；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却主张“上善若水”、“贵柔守雌”、“不敢为天下先”，强调“阴”的主导地位，企图建立一个“鸡犬相闻，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淳朴自然的社会。在个人的价值选择上，儒家强调“阳”的刚猛，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入世情怀；而道家却看重“阴”的滋养作用，主张在一种“知其白，守其黑”、“天地与我并作，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中培养一颗出世的心灵。由此看来，儒道看似针锋相对，实则是相反相成，都不是对那个暗藏着无尽玄妙的“阴阳鱼”进行了发挥而已。就这样，共同的方法论，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使得儒道之间的互补不仅必要，而且成为可能。
“主静”、“居后”的示弱哲学　　道家“贵母”；自然注重由坤卦开始的“商易”《归藏》；道家“主阴”，在对《易》的引申和发挥上自然重视“阴”。在道家这里，尽管阴阳还是不可剥离的，但二者的关系已经有了侧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以抱阳，充气以为和”。如果仅仅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估计儒家和道家都没有什么意见，因为大道流行，自然显现为阴阳，正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离开阴阳更无道”。道就在阴阳之中，而不是在阴阳之上的东西。阴阳相反相成，相交相合，有了“生”，即一个不同于阴，也不同于阳，但又和阴阳有着密切关系的“第三者”。这也就是“二生三”。就好比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合，才会孕育出一个作为“第三者”的新生命。但这里的关键是阴和阳的地位，也就是二者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问题。道家重“阴”，自然把“阴”放在了比“阳”更重要的位置上，所以才说“负阴以抱阳”，负者，载也。也就是说，阴占主要位置，是第一性的，主动地；阳是第二性的，被动的。　　不仅如此，道家这种“贵母”、“主阴”的思想撒播在方方面面，贯穿在整个思想脉络中。对于强弱而言，道家“守弱”。老子说：“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越不敢为天下先。” 如果说“慈”、“俭”还带有赞扬女性的味道，可是一句“不敢为先下先”，则是守“弱”了。对于先后而言，庄子说：“人皆取先，己独取后。” 对于动静而言，老子说：“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清静为天下正”、“致虚极，守静笃。” 对于黑白、雄雌而言，老子说 “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 对于清楚和明白而言，老子说：“众人昭昭，我独昏昏。众人察察，我独闷闷。” ……总之，阳的一方面虽然光亮、积极、刚强、但它们都产生于“阴”黑暗、消极、柔弱的一面。顺应天下大道，就不能被表象所迷惑，即使处于光亮、刚强、积极的势态中，也不应忘记黑暗、消极、柔弱、安静乃大道之根本。所以老子主张“贵柔”、“守雌”、“居后”、“抱一”。　　高怀民先生《先秦易学史》说：“孔子的一生表现了乾之健，老子的一生表现了坤之顺。”孔子主“阳”，自然强调“乾之健”；而老子守“阴”，自然重视“坤之顺”。当然，说“坤之顺”有点不妥，因为道家的“坤”不是“顺”，是要“守”。而守住“坤”也不是跟在“乾”的屁股后面，而是要“无为而无不为”， “以柔弱胜刚强”，后来者居上。所以说，道家的思想既是“道”，又是“术”。这一点我们后面会详细谈。但就儒、道两家而言，确实是因为对《易》之阴阳的发挥和侧重不同，而表现出了一系列的针锋相对。比如，《易传》中说：“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意思是说，阳为君，阴为民，阳卦一阳爻两阴爻也即一君二民，为君子之道。相反，则是小人之道。而老子在《道德经》中却说：“人之所恶，唯孤、寡、不彀,而王公以为称”意思是说，人们最讨厌的是孤独寡德凶残之人，而王公却以此做为自己的称谓。《易传》中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意思是说，天的尊贵与地的卑贱是已经规定好的，没有任何更改之理。而《庄子?天下篇》里却说：“天与地卑，山与泽平”，“以道观之，则山泽均平，天地一致”。意思是说，任何有限的事物，其高低贵贱都仅仅是相对的。山高，与比它高的山比，就是“泽”了。因此，以道观之，它们其实都没有什么差别。孔子说：“吾有三畏，畏天命、畏圣人，畏大人之言”。而老子却说：“吾有三宝，持而守之，曰慈，二曰俭，三越不敢为天下先。” ……　　在为人处世方面也是如此。《论语》中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矣”。《道德经》中却说：“牝常以静胜牡。” 别看女人柔弱，其实却是以静制动，男人反而服服贴贴。《易传》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说，君子就应该行大道之刚强，积极入世进取。《道德经》中却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故坚强者死之徒。 柔弱者生之徒。 是以兵强则不胜。 木强则共。 强大处下。柔弱处上。”意思是说，越是刚强的东西，越容易受挫折，正所谓太刚则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论语》中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即使明知道没有什么效果，也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表现出一种悲壮性的努力和进取精神。而《道德经》中却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则常德不离”。至于命运，庄子说：“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孟子说：“我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其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老子却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　　儒道互补的格局，之所以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走向，是因为二者在各个层面都体现出相反相成的态势，以至于根本无法将二者剥离。正如陈炎先生所说的，如果说中国文化是一只展翅飞翔的大鸟，那么这个大鸟的头部就是儒家，尾部就是道家。没有头部，也就无所谓尾部，相反亦然。正因为此，我们想了解儒家，估计就要将之放到与道家的对比平台上。反之，我们想了解道家，则就要将之与儒家相对比。在此，儒、道两家对《易》的发挥，通过阳和阴、雄和雌、刚和柔，主动和被动、有为和无为的相互排斥，不仅表现了儒、道两家在两性文化上的差异，也反映在它们对《易》之“—”、“--”两爻的侧重不同的引申和发挥上。这就是我们上面所谈到的，《易》是方法论，也是世界观。《易》道广大，真是无所不包，皆可引以为说。
&&&& 从辩证法到诡辩论（一）
　　儒、道两家不仅在对《易》的理解和解释方面存在着“主阳”和“主阴”的不同，而且在“阴阳交合”的运动模式上也存在着分歧。前者表现为两家在世界观方面的分野，后者则表现为两家在方法论上差别。
<img style="WIDTH: 561 HEIGHT: 674 TOP: 0 LEFT: 335px" title="点击查看源网页" alt="[转载]《易经》--中国文化的源头智慧&下" src="http://image64.360doc.com/DownloadImg/5/.jpg" width="853" height="1024" firstheight="566px" firstwidth="471px" firstrate="0." middlex="335px" middley="0px" zoomrate="0." srcheight="1024" srcwidth="853" real_src="http://image64.360doc.com/DownloadImg/5/.jpg">　　我们在上一篇论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时候说过，《易》是一种从生殖文化中引申出来的一种二元的“阴阳”世界观。而阴阳相交相和而衍生万物，其运动模式又是一种朴素而自觉的辩证法。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辩证法对立统一的思想，在《易》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阴”和“阳”，作为生殖能够发生的共同根源，彼此不能剥离。二者既对立，又统一。说它们对立，是说二者具有绝对的差异性和不可调和性，阴就是阴，阳就是阳。说它们统一，是说二者具有相对的互补性和共生性。正如莱布尼茨所说的那句名言：“一个东西之所以是它自己，是因为它不是别的东西”。 “—”、“--”两爻，我们要理解“—”，就必须将之放在与“--”的对比之中。单纯地说什么是“--”，没有任何意义。反之亦然。男人不是女人，女人不是男人；男人离不开女人，女人也离不开男人，男女结合才能生儿育女的，即产生新的男人和新的女人。这种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很好理解，估计每一个人都知道。而我们的古人正是在这种最明了、最简单的生活现象入手，演绎了八卦，引申出了阴阳，不仅成为了《易经》的核心思想，而且也对儒、道两家的方法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我们知道，儒家是入世的。而一切入世的哲学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曾经说过，个体和类（社会）的矛盾是人类永恒的矛盾，这个矛盾的永恒解决是共产主义实现的标志。何谓个人和社会的冲突？其实很好理解。就是作为个体的人和社会所需要的规则、秩序之间产生的冲突。比如，我们喜欢自由自在，喜欢随心所欲，但是如果每个人都随心所欲，都自由自在，社会就乱套了，结果反而是：每个人都不能自由自在，都不能随心所欲。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要和其他人构成的“他者”产生“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因此，每个人都不能有绝对的自由，也不可能毫无顾忌他者。于是问题就出现了，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人的自由，又能使得社会和谐有序？这就是个人和社会的统一问题。我们可以用今天的高考制度来举例。高考是为了选拔人才，采取的手段是考试，达到分数的就录取，达不到分数的就淘汰。这是社会的规矩。有了这个规矩，国家和社会在选拔人才方面就有了一个标准，能够操作了。但作为个人的考生而言呢？就必须迎合这个社会标准，争取能够在高考的指挥棒下考出好成绩。但这样问题就来了：有的考生很聪明，也很有才气，但就是不善于考试，一考试就犯蒙。可想而知，这样的考生肯定是要在高考中被淘汰的。还有一些考生，平时成绩很好，可是就在高考那一天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发挥好，结果也可想而知，照样被淘汰。我们现在看，社会和国家的高考制度其实是压抑了这一部分人的。由于社会和国家高考制度的存在，那些不善于考试的聪明孩子和那些在当时没有正常发挥的孩子被压抑了。但反过来说，我们取消高考制度不行吗？这样是不是就不会压抑上述人群了？答案无疑是否定的。有高考制度，会压制一部分人，取消高考，压抑的人群更大。比如以平时成绩作为标准，通过推荐上大学，这种做法的理想是好的，是为了不让考生的命运系于高考的今天，通过平时的表现来决定哪些是品行兼优的孩子。岂不知，当选拔没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弄虚作假就会甚嚣尘上，让那些家里有钱有势，善于讨老师欢心的孩子迈进了大学的门槛，而那些刻苦学习、但又家境贫寒的孩子，无疑就会受到排挤和压制。与奉行高考制度相比，取消高考，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付出的代价将会更大，压制的人才将会更多。所以说，社会选择任何一个标准，任何一个制度，都会压抑一部分个体。没有一个标准和制度是尽善尽美的，这里关键的是要把压抑的人群降低到最少，把代价降低到最低。　　在这里，个人和社会就是一对矛盾，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规则都不可能满足每一个个体的所有需求；但在另一方面，社会又是由一个个个体组成的，它的制度和规则又不是凭空产生的。如何能让二者以最佳的方式统一起来呢？这估计是孔子苦苦思索的问题。随后，孔子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两个字——中庸。这种“致中和”的辩证法反对用矛盾的一方去压制或取代矛盾的另一方，而是要让“阴”和“阳”互相维持在平衡状态，反对激变或者断裂。正因为此，儒家一方面倡导“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纲常之道，但又反对激化对立面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因为阴阳之间不仅对立，而且还互相依存。失去了臣，就无所谓君；失去了子，就无所谓父；失去了妻，也就无所谓夫。水能载舟，也是能覆舟的。君待臣无礼，臣侍君就会不忠。因此，对立面的阴阳平衡才是最重要的，“中庸之道”发挥到极致和最佳状态，就是君恩臣忠、父慈子孝、夫唱妇随的天下大治。这里，既要讲究上下之序，又不能忽视和睦融融，既要重视人文教化，又不能过于粉饰，对人造成过多的压抑。总之，凡事都要讲平衡，这就是儒家对阴阳互动模式的一种理解。　　这种关于“中”的哲学，发轫于尧舜时期的“允执其中”，经由孔子的“中庸之道”，子思的“致中和”，再到孟子的“君轻民贵”，最终形成了对中国社会具有深远影响的“中庸之道”，完成了“中”哲学体系。“中”哲学，说穿了就是辩证思想的一种中国模式。当然这种辩证模式也有着自身的缺陷，因为它从维护现存等级制度的社会观出发，过于强调了阴阳均衡，而没有看到二者彼此否定和相互转化的规律。我们知道，“易”其中最为重要的一层意义就是“变易”，不“变”那里来的“易”，不“易”又哪里来的“生”，不“生”又哪里来的“新”？儒家过于对立面的相互依存，最终走向了了保守主义和凝固论。
&&&&&&&&从辩证法到诡辩论（二）
　　海德格尔说，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对于儒、道两家而言，儒家哲学所忽略的，正是道家要大力发挥的。正因为此，儒、道才显示出互补的态势。正如对《易》中的阴阳关系，儒家的“中庸”过于强调阴阳之间的平衡，而忽略了阴阳之间的彼此否定和转化。而道家恰恰相反，在阴阳关系的彼此否定和转化方面大做文章，使得辩证思想呈现出另外一种模式。
<img style="WIDTH: 576 HEIGHT: 288 TOP: 193 CURSOR: url(http://img.baidu.com/img/image/grabhand.cur), LEFT: 327px" title="可拖动" alt="[转载]《易经》--中国文化的源头智慧&下" src="http://image64.360doc.com/DownloadImg/5/.jpg" width="1024" height="512" firstheight="512px" firstwidth="1024px" firstrate="1" middlex="103.5px" middley="81px" zoomrate="0.5625" srcheight="512" srcwidth="1024" real_src="http://image64.360doc.com/DownloadImg/5/.jpg">　　和儒家一样，道家的辩证法也致力于两个对立面之间的统一。但是，和儒家不同，道家不是入世的，而是出世的。因此，它看重的不是人和社会这两个对立面之间的统一，而是人和自然的统一。老子说：“反者道之动”，意思是说，“道”本身就包含着相反的东西，从而成为“道”之运动、发展、演变的内在动力。所以，“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其中“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都不是孤立地产生的，它们的出现必然伴随着其相反的东西。不仅如此，人世间的一些东西也是这样“成对”出现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 美和丑，善与恶，也仅仅是相对的。要知道什么是美，就要知道什么是丑；知道什么是善，就要知道什么是恶。世界上并不存在单纯的美与善，也不存在单纯的丑和恶。　　从这些论述上，我们还看不到儒、道之间的差别，似乎都在强调对立面之间的统一。可是，庄子及其后学进一步阐发了老子的这一思想，将对立面之间的差别进一步相对化，甚至抹煞了这种差别，过于片面地强调了对立面之间的相互转化。 “至阴肃肃，至阴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在庄子看来，世间的任何事物不仅都包含着自己的对立面，而且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向对立面的转化，那么，对立面之间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说：“道无始终，物有死生，不恃而成；一虚一盈，不位乎其形。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由此看来，世界万物虽然千差万别，但以道观之，都不过是“道”的显现，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所以庄子说：“万物皆一也”，“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　　按照“齐物论”的逻辑，庄子进一步齐是非、齐贵贱、齐生死：“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 是非观念所产生可以不可以，是从我们的主观来的，我们的认识，你认为可以就可以，你认为不可以就不可以，宇宙间没有一个真正的离开身心以外的是非观念。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以道观之，万物其一，是非不清，贵贱又何足论呢？所谓的贵贱不过是人的一种感觉或幻象。“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生死也是如此，人生在世，梦过一生，如白驹过隙，自从出生那一刻开始，人就开始迈向死亡，所谓“相死而生”。如此看来，死也不过是生，因为人生的梦醒了；生也不过是死，因为生都是朝向死的。就这样，对于差别相对性的强调，使得道家学派由老子发轫，经由庄子的“齐万物”、“齐是非”、“齐贵贱”、“齐生死”，最终打破了世间万物的一切差别，完成了其“变”的哲学体系。　　静止是相对的，变化才是永恒的。在道家看来，既然任何事物都包含着自己的反面，既然任何事物都不可避免地向自己的反面转化，要想把对立面维持在儒家所谓“中庸”的平衡状态，简直是痴人说梦，天方夜谭。“物壮则老”，事物总是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与其像走钢丝一样勉为其难地维持一种“中庸”的平衡状态，还不如无欲无求，顺其自然。所以，道家宁肯“无为”，要不“中庸”。老子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不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你越想得到什么，就越得不到什么，你越是有为，事情的结果可能和你想得恰恰相反。“执者，失之；为者，败之”，只有“彷徨于尘垢之外”，才能够“逍遥于五为之业”。所以老子说：“以奇治兵，以正治国，以无为取天下”。没有勋章的将军也许才是最好的将军，所以庄子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在老庄看来，“道”，本来就在处于玄秘之境，黑暗之中，任何人为地的切入和规定都无异于对“道”的阉割和扭曲。因此，与其把世界划分成“多”，使其光亮、明朗起来，然后再去维持均衡，还不如守住那个主次不分、昏暗不明的“一”。正如庄子所说：“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对于天地之大“道”，越是费尽心机，浪费人力，绞尽脑汁，距离就会越远。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在老庄看来，要想“归根”、“复命”，最大的障碍就是知识和文明。知识是智慧的天敌，知识是后天习得的，智慧才是先天的。后天的东西越多，先天的东西也就越少。老子说：“为学日久，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致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知识如此，所谓的文明也是如此。人文教化无非是对人的本质强行进行规定，使人远离了自己的丰富本质。人的文明程度越高，受到的束缚也就越大，受异化的程度也就越深。“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礼。礼，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在老庄看来，世间一切本无差别，正是圣人的出现，给这个世界制造出了高低、贵贱、贫富、上下等等一系列差别，使人从此有了执著之心，从此陷入了无休止的痛苦之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圣人作为整个世界和社会秩序的建立者，就是人世间一切纷乱争夺的罪魁祸首：“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就人的生存和生活而言，人本来生活在无知无欲的状态，生活的很快乐，可是圣人偏偏要用情感、忠信、仁义这些东西向人的头脑中灌输，结果“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人们失去了亲人会痛苦，失去了朋友会伤心。其实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正所谓“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只要采取“坐忘”、“心斋”的办法，就能冲破功名利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