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陶坛的价值:有一藏品，高80多厘米，腰75一80cm，外篦纹，内印纹，价值几何？_百度知道
商周时期陶坛的价值:有一藏品，高80多厘米，腰75一80cm，外篦纹，内印纹，价值几何？
商周时期陶坛的价值:有一藏品，高80多厘米，腰75一80cm，外篦纹，内印纹，价值几何？...
商周时期陶坛的价值:有一藏品，高80多厘米，腰75一80cm，外篦纹，内印纹，价值几何？
答题抽奖
首次认真答题后
即可获得3次抽奖机会，100%中奖。
春江百馨江
春江百馨江
采纳数：48
获赞数：25
擅长：暂未定制
有图片吗发图片看看
请问怎么传图片？
第一步百度提问点击上面提示描述藏品然后下面点击照相或相片最后提交
有图片就行吗？
为你推荐：
个人、企业类
违法有害信息,请在下方选择后提交
色情、暴力
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四川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 徐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姓名：孔令远 申请学位级别：博士 专业：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指导教师：彭裕商
徐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考占学及博物馆学专业研究生孔令远指导教师彭裕商教授本文主要利用近年来江苏邳州九女墩徐国二｝ｊ族墓群的出土材料，以及梁王城、鹅鸭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和调查材料，并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和当地民间传说， 论证了邳州九女墩大墓群为徐围王族墓群，梁＿］＿：城、鹅鸭城遗址为春秋中、晚 期徐国的都城遗址，证明史书和地方志中天于备秋时期徐人曾在汉彭城武原县 一带活动的记载是真实的。 本文还参照有相对纪年的具铭徐器，对徐圈金文和徐困青铜器作了较为系 统的收集和整理，并作了初步的分期、断代工作，对部分典型徐器作了初步的 考证，并通过与邳州九女墩大墓群所出器物的对照，对绍兴３０６墓、丹徒北山顶 春秋墓等国别有争议的墓葬进行了讨论，认为它们应为徐人墓葬，还对《余冉钲铖》、《唐又巢钟》、《王予婴次炉》等国别有争议的青铜器进行了考证，通过与典型徐国铜器在器物形制、纹饰和铭文风格等方面进行拿面比较，得出 它们应为徐国铜器的结论。 本文还对徐国青铜器中所包含的多种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析，同时又联系徐 淮一带有关新石器时代及夏、商、周遗址，对徐文化的渊源作了初步的探讨， 并初步分析了徐文化的特征，认为徐文化是指，商周时期淮海一带的徐人在当 地夷人文化的基础上，吸取华夏、蛮越、戎狄等文化的精华而创造的具有鲜明 地域风格和时代特点的文化。最后对徐舒关系及徐偃王的传说等问题进行了深 入的探讨。关键词：邳州九女墩封土墓金文青铜器文化因素春秋时期徐国Ａｎ Ａｒｃｈａｅ０１０９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Ｘｕ Ｓｔａｔ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ｔｙ：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Ｍｕｓｅｏｌ ｏｇｙＰｈ．Ｄ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Ｋｏｎｇ ＬｉｎｇｙｕａｎＡｄｖｉｓｏｒ：Ｐｒｏｆ．Ｐｅｎｓ Ｙｕｓｈａｎｇ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ｉｎｌｙ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Ｊｉｕｎｕｄｕｎ ｍｏｕｎｄｓ．Ｌ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ｇｙａｃｈｅ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ＰｉｚｈｏｕＣｉｔｙ，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ｉｔｕａｌ ｂｒｏｎｚｅｓ ａｎｄ ｍｕｓ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ｐｏｔｔｅｒｙｖｅｓｓｅｌｓ，ｊａｄｅｓ ａｎｄｓＬｏｎｅａｒｔｉ ｆａｃｔｓｗｅｒｅ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ｆｒｏｍＪｉｕｎｕｄｕｎ ｍｏｕｎｄＸｕ ｋ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Ｎｏ．２，Ｎｏ．３，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ｓ ｋｎｏｂｂｅｄ ｂｅｌ】ｓ７’ｓｂｅａｒ…ｔｈｅｇｒａｎｄｓｏｎ”，…ｔｈｅｔｈｅＧｏｎｇ ｋｉｎｇｇｒａｎｄｓｏｎ”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Ｉｎｏｆ ｒｅｌｅｖ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Ｊｉｕｎｕｄｕｎｔｏｍｂｓ，Ｌ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Ｅｙａｃｈｅｎｇｓｉｔｅｓｗｅｒｅａｌｉ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ｗｉｔｈ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Ｘｕ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ｃｉｎ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ｐｅｒｉｏｄ，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ｏｍｂ—ｏｗｎｅｒｓ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ｌｏｎｇ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ｒｉｓｔｏｃｒ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Ｘｕ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ｍａｋｅｓａ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ｔｙｐｅｓ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ｓｏｍｅ ｎｅｗａｎｄ ｄｅｃｏｒａｔ ｉｏｎｓ ｏｆ Ｘｕ Ｓｔａｔｅ ｂｒｏｎｚｅｓａｕｔｈｏｒ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ｖｉ ｅｗｓ．Ｔｈｅｂｒｏｎｚ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Ｘｕ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ｒｉｃｈ ｃｕｌｔｕｒａ】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ｅ ｂｒｏｎｚｅ ｆｒｏｍｍａｎｙＡｕｔｕｍ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ｐｅｓｓｅｓｓｅｄ Ｍｏｕｎｄ Ｎｏ．３ ａｔＪｉｕｎｕｄｕｎ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ａ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Ｉｎ ｔｙｐｅ，ｔｈｅｒｅ ｓｗｉｎｇ—ｃｈａｉｎｅｄａｒｅｔｈ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ｄｉｎｇ ｔｒｉｐｏｄ ｗｉｔｈ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ｖｅｓｓｅＩｓｄｉｓｈ—ｓｈａｐｅｄ ｃｏｖｅｒ．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ｎｌｙｓｅｅｎ ｏｎｐｏｔ 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ｅｄ出口ｓｔｅｍｍｅｄｃｏｎｔｅｍＤｏｒａｎｅｏｕｓｖｅｓｔｊｇｅｓａｒｅ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ｌ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Ｏｉ ａｎｄ Ｌｕ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ｓ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ｏｆ ｉｓｄｉｎｓ，ｚ蛐ｖａｓｅ．ｄｒａｇｏｎ—ｈｅａｄ—ｓｈａｐｅ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ｎｅｏｕｓ ｔｏｍｂｓｈｅｔｒｉｐｏｄａｎｄ／ｏｕｐｏ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ｅｏｆ ｔｈｅ Ｗｕ ａｎｄ Ｙｕｅｇｒａｖｅ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ｔｙｐｅ ｏｆ ｂｒｏｎｚｅｏｂｊｅｃｔｔｈｅａｎｉｍａｌ—ｈｅａｄ洲ｎｇ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ｙｉｅｌｄｅｄ ｍａｉｎｌｙ ｆｒｏｍ ｉｓａｔｈ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Ｓｈｕ ｔｙｐｉｅａ］ｏｆ ｔｈｅ Ｘｕ Ｓｔａｔｅ，ｓｕｃｈｅｔｈｎｉｅ ｇｒｏｕｐ．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ａｓｂａｔｃｈｏｆ ｂｒｏｎｚｅｓｔｈｅ ｃｈｉｍｅ—ｂｅｌｌｓ ｄｅｃｏ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ｗｉｎｇｅｄ—ａｎｉｍａｌ—ｓｈａｐｅｄ ｓｃｒｏｌｌ ｓ．ｅａｒ一］ｅｓｓ １ｅｇ一１ｅｓｓｔｒａｙｗａｓｈｉｎｇ ｂａｓｉｎ，ｂｕｒｎｅｒ ｓｔｙｌｅ，ｏｎｅ Ｉｎ ｔｈｅｃａｎ ｓｅｅｗｉｔｈ ｔｈｅｂａｓｅ Ｒｏｎｇ ｔｈｅｏｎａｐｏｓｔ—ｓｈａｐｅｄ ｒｉｎｇ ｆｏｏｔ．Ｉｎ 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 ｃｕｌ Ｌ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ｊｃｓ Ｘｕ，ａｎｄ ｏｆ Ｘｕ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ｃｕｓｓｅｓａｎｄｅｎｄ，ｔｈｅ ｄｉ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ｔｈｅｎｅｗｏｒｉｇｉ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ｈｅ ａｌｓｏ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ｈｕ ａｎｄｗａｙ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ｔｈｅｌｅｇｅｎｄ ｏｆ Ｘｕ Ｙａｎｗａｎｇ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Ｊｉｕｎｕｄｕｎ ｍｏｕｎｄｓ ｏｆ Ｐｉｚｈｏｕ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ｐｅｒｉｏｄ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Ｘｕ Ｓｔａｔｅｏｎｂｒｏｎｚｅｓｂｒｏｎｚｅｓ刖吾在今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商周时期曾存在过一个徐国，文献中称徐方或徐戎、徐夷，相传是少吴氏后裔所建立的国家。徐夷在东夷族中是势力最 强的一支，是商代晚期帝乙和帝辛的征伐对象和掠夺财富的目标。西周时期，其势力向淮河流域扩展，成为淮河流域夷人势力的首领，作为东方夷人的代表 与周抗衡。春秋时期的徐国夹在齐、楚、吴三个大国之间，不时遭到它们的征 伐。徐王时而嫁女于齐侯（见《左传?僖公十七年》）；时而又娶吴王之女为 妻（见《左传－昭公四年》）：时而又送太子入质于楚（见《左传?昭公六年》）， 依违于大国之间，处境十分艰难，最终还是难逃亡国的命运，在公元前５１２年 为吴所灭，徐王章禹率从臣奔楚，被楚子安置在夷，即今安徽毫县东南。此后， 徐国便渐渐从历史上消失。 徐从商初立国，到春秋末期灭亡，成文史达一千余年之久。如果加上立国 前的成长时期，则有更长久的历史。它不仅在开发徐淮地区乃至江淮一带起过 重要作用，为这一区域在战国乃至汉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南方地区吴、 越、楚，以至岭南地区民族文化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 中及其文化发展史上占有不可忽略的地位。 然而，关于徐国的文献资料极为缺乏。商代甲骨ｈ辞与西周、春秋青铜器 上的铭文中只有简单的征伐徐夷、淮夷的记载。在《尚书》、 《诗经》、《礼记》、《春秋》及三《传》、《萄子》、《韩非子》、《竹书纪年》、《山海 经》，以及稍晚的《淮南子》、 内容也大多仅限于征伐之事。 商周的灭亡与以徐夷为首的东方夷人的反抗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有所谓 “纣克东夷，遂殒其身”的说法，西周王朝也始终为徐、淮夷的不断反抗所困 挠。在商周中原王朝统治者眼中，强大的徐夷集团始终是一支足以与其抗衡的 势力。传统的史书以商周为正统，故他们所关心的只局限于与徐国的争斗，加 之相隔较远，西土人士对春秋以前徐国的状况也不能有真正的了解。有些记载 甚至夹有神话的荒诞成份，如《山海经?大荒北经》说“徐偃王有筋而无骨” 之类。故史书中很难看到徐国内部的真实面目。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在徐人活动中心的淮泗流域，以及在长江以南的 《史记》和《后汉书》中对徐国的零星记载，苏南、浙江、江西、湖南和湖北等地多次发现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徐器，从实物 上证明了徐国文化的发达，并且让我们了解到徐人的活动范围及其影响是相当 广大的。但这些徐国考古材料多出于徐国本土之外，而且大都为零散出土，系 统性不强，较难反映出徐国文化的整体面貌。如上所述，徐国史料的极端匮乏，导致了徐国史研究必须主要依赖于考古材料，可以毫４ｉ夸张地浼，如果没有考 古上的新发现，徐国史研究就不可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徐国考古材料的缺乏正是徐史研究长期处于滞后状态的重要原因。比如，徐困都城的位置就是一个 聚讼已久的问题，如果没有徐因域址的发现，仅凭文献记载很难判断孰是孰非。 同样，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大型徐国墓葬的出土，我们也很难对徐圈青铜文化 的整体面貌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ｉ＝｝ｌ。 徐国本土一直没有发现徐国墓葬和徐器的情况，直到１９９３年才告结束。１９９３年初，江苏省邳舢１市博物馆对戴庄乡梁王城九女墩三号墩进行了发掘…；１９９５ 年夏，徐州博物馆、邳ｌ、１＇１博物馆划‘梁王城遗址进行了发掘”１；同年，南京博物院等对九女墩二号墩进行了发掘。‘’：ｉ９９７年儿月～１２』｛，徐』、Ｉ，ｔ博物馆、邵州博 物馆对九女墩四号墩进行了发掘…。这’系列发掘连同八卜年代｛｜；ｊＪ在生产建设 中遭到破坏的九女墩五号、六号墩，出土了大量的徐幽文物，尤其是九女墩二 号、三号墩，出土了大批带有铭文的徐田青铜编钟及其它青铜礼器，结合相关 的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我们认为九女墩大墓群为春秋晚期徐国王族墓群，粱 王城与鹅鸭城遗址为春秋晚期徐国都城遗址。有了这批材料，我们就有条件能 够比前人更深入地了解徐国文化的整体面貌及其与周边地区文化的关系，能够 更完善地建立起徐国器物的标准器群，从而能够更准确地断定侩国器物的相对 年代。我们相信这一系列发掘将会激起人们对徐国史研究的兴趣，使徐国史研 究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由于以上发掘材料大多仍在整理过程之中，很多重要材料尚待发表。这早 笔者主要就自己参加发掘所获得的，以及所了解到的有关情况作一较详细的介 绍，并根据这批材料对徐国史和徐国考古学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作一初步的 探讨，以就教于专家、学者。［１］－ｆＬ令远、陈永清：《江苏邳州市九盘墩三号墩的发掘》，《考古》２００２年帮５期。 【２］盛储彬、姚景洲：《梁王城遗址揭示出一批重要遗迹与遗物》，中困史物报，１９９６年８ｆ］４ｆ＿＿｜，第１版ａ ［３］南京博物院等：《江苏省邳州市九女墩：二号墩发掘简报》，《考古》１９９９年第１１期。 【４］刘照建、吴公勤：《邳州市九盘墩四号东周墓》，见《中斟考古学年燎１９９８‘１：》，艾物出版划，２０００年．。绪论徐国历史和考古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一、研究徐国历史和文化的意义徐淮夷在先秦时期常被中原人士视为叛逆的典型，如《生传?昭公元年》 有这样一句话：于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娩、邳，周有徐、奄。自无令王，诸侯逐进，狎主齐盟，其又可壹乎？作为夷人势力代表的徐圉，其之所以在商周时期屡次与中原正统王朝发生 冲突，除了经济上的原因之外，文化上的差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夏商周时期，在蛮夷戎狄四裔非华夏人中，夷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是最高的。根据古本《竹书纪年》，夏朝的对外关系几乎全部都是与东方夷人的关系，夷、夏之间曾发生过旷日持久的战争，夷人还一度夺取过夏人的政权， 除了战争之外，它们之间也有长时期的和平相处。夷人同商周王朝的关系也是 时战时和，商王纣曾拥有亿兆夷人，最后还是因为夷人临阵倒戈而身死国灭， 周人虽多次征伐徐淮夷，但始终未能从根本铲除这一‘心腹之患，相反倒不得不 承认徐人僭号称王的既定事实。如《后汉书?东夷列传》：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 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由上可见，东方夷人在先秦时代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过去由于受封建ｉｆ： 统思想的束缚及考古学条件的限制，学者们对夷人的历史和文化知之甚少，今 天我们理应摆脱封建＿ｉ＿Ｆ统史学观念的桎梏，借助于考古发掘和调查材料，逐步 恢复夷人历史和文化的本来面目，以更全面、更客观地认议我国占代的历史和 文化。 在夷人族群中，以徐人势力最强、影响地域最广、活动时间最长，并建立 起了强大的国家，在有关夷人的文献材料方面也以有关徐人的最为丰富，因而要想了解夷人的历史和文化，徐夷无疑足‘个最理想的研究剥象。研究徐国的 历史和文化会有助于我们加深了解夷、夏从相互争斗到相互融合的历史进程， 同时也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南方诸固尤其是吴、越、楚、群舒与徐国文化 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二、前人在徐国历史和考古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绩由于史料的极端匮乏，徐团历史和文化研究｝乏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解 放前，只有徐中舒、徐旭生、郭沫若等少数儿位著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徐 国史或徐国铜器作过一些讨论，解放后也只有顾颉刚、蒙文通、李学勤、陈公 柔等少数几位著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徐国史或徐困铜器略有涉及。这些著 名学者的研究各有独到见解。下面将他们在徐固历史和文化研究领域所取得的 成果综述如下。 徐中舒先生在清华大学圈学研究院所作的毕业论文《徐奄、淮夷、群舒考》 ”３中对薄姑、徐奄、淮夷、群舒之间相互关系有着精辟的分析，认为这四者之 间关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个观点与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有颇多吻合之 处。 徐旭生先生在其代表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专门辟出一章的篇幅来 讨论徐国历史上诸如徐偃王、徐楚关系等若干重要问题，对与徐国相关的史料 作了较全面、系统的整理。 郭沫若先生在《两周金文辞大系陶录考释》。“一书中，对徐困青铜器和徐国 文化有着很高的评价，认为徐楚乃南系青铜文化之代表。 顾颉刚先生在《徐和淮夷的迁留》“Ｉ一文中对徐和淮夷的迁徙、流变作了详 细的考证，并在潘光旦先生所作研究的基础上，对徐与浙、闽、赣一带畲民的 渊源关系作了令人信服的考证。 蒙文通先生在《越史丛考》“１的结浯中指出，“徐戎久居淮域，地接中原， 早通诸夏，渐习华风……徐衰而吴、越代兴，吴、越之霸业即徐戎之霸业，吴、［１］见徐中舒 ［２］徐旭生： ［３］郭诛若：《薄姑、徐奄、淮夷、群舒考》，《四川人学学搬》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１９８５年。 《两周金文辞人系幽录考释》．ｆ．海古籍出版利．，１９９９ｑ：：。［４］颐颉刚： 《徐和淮夷的迁留＊，《文史》第三卜．辑，中１挣０ ５局，１９９０年。 《古族甄微》，巴蜀书社．１９９３年， ［５］蒙文通：越之版图亦徐戎之旧壤，自淮域至于东南百越之地，皆以此徐越瓯闽之族筚路 蓝缕，胥渐开辟……”。蒙文通先生的这一论断值得重视，它正为越来越多的 考古发现所证实。 李学勤先生在《东周与秦代文明》“１一书和《从新出青铜器看长江下游文化 的发展》“３一文中结合文献首次对从粗王到章禹其五位徐王的世系作了排列， 并对若干徐器进行了科学的分期、断代；他在《春秋南方青铜器铭文的一个特 点》”３中指出春秋时期，以徐国为代表的南方列国青铜器铭文与中原和北方相 比一个重要差异是，南方列国铭文“器主常在自己的名字前冠以先世的名号， 最多见的是某人之孙、某人之子，少数还有记出其它＿ＩｆＩＬ缘关系，以至君臣关系的”。陈公柔先生在《徐国青铜器的花纹、形制及其他》…一文中较系统地对徐器 的纹饰、形制作了类型学的研究，他将徐国铜器分为口ｑ群：徐二Ｆｊ｝量鼎器群，庚 儿鼎器群，徐王义楚器群和留鼎器群：将徐国铜鼎分为沿耳浅腹鼎，附耳深腹 鼎和汤鼎三类：将徐器纹饰分为兽面纹，蟠虺纹与蟠螭纹，以及三角纹填以勾 线云纹三类。这是迄今为止所见研究徐国青铜器最为全面和系统的一篇论文。 另外值得重视的是，近年来，存徐人滔动中心的淮泅流域，以及在长江以 南的苏南、浙江、江两、湖南和湖北等地多次发现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徐器，每 当有徐国铜器出土或发现时，总会有一些研究徐国史和徐圉铜器的文章紧接着 发表，如彭适凡、蕾锦炎、董楚平、刘彬徽、李家和、刘诗中、顾孟武、李修 松、万全文、王迅、李世源等先生在这方面的论著均颇有见地。 彭适凡先生在《有关江西靖安出二Ｌ徐国铜器的两个问题》”’中首次依掘徐器 铭文的字体特点将若干典型徐器分为四期。他在《淡江西靖安徐器的名称问题》 ０１中，根据徐器铭文材料对盥盘、炉盘及炭箕等类器物的名称进行了规范。 曹锦炎先生在《绍兴坡塘出土徐器铭文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中通过对绍兴 ３０６墓所出铜器进行分析，认为该墓与徐人势力进入浙江有关。他在《春秋初期［１］李学勤： ［２］李学勤： ［３］李学勤： 《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从新出青铜器看ｃ乏江下游文化１的发展》《新Ⅲ青幸阿器研究》．文物Ⅲ版社，１９９０年。 《春秋南方青铜器铭文的一个特点》，见马承源主编《是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空集》，香港两木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４］陈公柔：《徐国青铜器的花纹、形制及菇他》，见马承源主编：《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香港 两木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５］彭适凡： ［６］彭适凡： ［７］曹锦炎： 《谈江西靖安徐器的名称问题》． 《文物》１９８３年６期ａ 《有关江西靖安出土徐国铜器的两个问题》， 《江西历史文物》１９８３年第２期。 《绍兴坡塘出土徐器铭文及其相关问题》．《文物》［９８４年第１期。越为徐地说新证》“１和《越王姓氏新考》“１中，结合考占、文献、方志等多方面 材料，证实郭沫若先生关于“春秋初年之江浙，殆尤徐七”的推论，还证实了 越王室与徐国的（者旨）诸暨氏有关。 董楚平先生在《吴越徐舒金文集释》口】一书中对徐国金文作了较全面、系 统的收集和整理，并对若干铭文的解释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还在《金文鸟篆书 新考》１４Ｊ一文中首次对带有鸟篆铭文的《徐王义楚ｔ ＪＪ＞＞作了介绍。 刘彬徽先生在《吴越地区东周铜器与徐楚铜器比较研究》”’一文中，从器物 的组合、形制、纹饰、铭文等方面对吴越铜器与徐楚铜器作了多角度的比较研究，并根据器物的形制、纹饰特点指出出土于六和程桥Ｍｌ的臧孙钟、Ｍ３的罗儿匝当是“铸器于吴国，而器主之族属则为徐人”，这一观点值得重视。 李家和、刘诗中先生在《春秋徐器分期和徐人活动地域试探》”１一文中对部分徐器作了分期，并根据徐器的出土分布情况对徐人的活动地域进行了探讨，认为“春秋中晚期以降，徐人不仅确实迁来江西赣江流域和江浙一带，而且足 迹也可能达到的湘江流域和广东地区”。白唪（李家和）、刘林先生在《从靖安、贵溪出土徐器和仿铜陶器看徐文化对南方吴越文化的影响》‘～文中，通过将靖安、贵溪出上徐器和仿铜陶器与湘、赣、浙、苏等地同时期相似器物进 行比较研究后，认为“在江南地区的春秋时期，除了湖南而外，楚文化的影响 可能远不及徐文化影响的深远”。“徐人文化和势力很有可能是先于楚人而入 于江南的，而后才逐渐为楚人和楚文化代替，并最终灭予楚”。 顾盂武先生在《有关淮夷的几个问题》”Ｌ一文中，对淮夷与九夷、淮夷与西 周王朝、淮夷与徐、舒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最初还 是徐从舒出，皋陶偃姓，而群舒为偃姓国，自为嫡支。少吴集团中偃、赢之别， 即为区分‘嫡’ ‘庶’而起……徐之社会发展程度既然高于群舒……它当然不［１］曹锦炎：《春秋初期越为徐地观新证》，《浙江学刊》１９８７年帮ｌ蛔。 ［２］曹锦炎：《越王姓氏新考》，见《中华文史论丛》１９８３年第３辑，中华｛０局。 ［３］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４］董楚平：《金文鸟篆书新考》．《故宫学术季刊》（台湾），第１２卷第ｌ期，１９９４年。 ［５］刘彬徽：《是越地区东周铜器！，徐楚铜器比较研究》，见马承源主编《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 香港两术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６］李家和、刘诗中： 《春秋徐器分＿｜｛ｌｉ和徐人活动地域试探》， 《江１）：ｌ｝扔史史物》１９８３年第ｉ期。 ［７］自坚、刘林： 《从靖安、贵溪出士徐器和仿铜陶器看徐文化对南方兑越史化的膨响》． 文物》１９８１年。 ［８］顾盂武： 《有关淮夷的几个问题》， 《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３期。《｝工西肌史希望在自己的国名上再有什么鸟图腾的残迹，而力图加深徐与群舒的鸿沟了”。 李修松先生在《淮夷探论》…、《徐夷迁徙考》”１和《涂山汇考》。”三文中 对淮夷的族源、淮夷的分支、淮夷的历史地位、涂ｄｊ氏与徐夷的关系、徐夷的 迁徙等问题进行了周密的考证，认为徐人是淮夷势力的代表，涂山氏即夏以前 的徐夷，怀远、绍兴、江州三地的涂ＬＪ』均与徐人的迁徙有关。 万全文先生在《徐楚青铜文化比较研究论纲》“。、《徐围青铜器略论》”１和 《徐国青铜器研究》”１三文中对徐、楚两国青铜器从二者分布地域、出土数量、 器形、纹饰风格、器物组合方式、社会、文化前景等方面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 他认为从徐器中保存有较多商文化因素可以看出徐人较为保守、恋旧。 王迅先生在《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一书中，在广泛收集和系统整 理大量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分夏、商、周三个阶段对东夷文化和淮夷文化进行 了论定，并结合传说和文献对东夷和淮夷各分支族系的源流进行了考证，对夷 人的礼俗也作了初步的探索。他认为“徐国铜器与群舒故地出Ｉ二的铜器，在器 形、花纹等方面，也存在着：ｊ｛＝同特征……徐夷在两周、春秋时期使用的文化主 要是淮夷文化”。 李世源先生的《古徐国小史》”Ｌ‘书，是研究徐幽史的第一部专著，作者 主要利用文献资料对徐族的起源、徐与商、周王朝及齐、鲁、吴、楚等国的关 系进行了探讨，论证了“虎方”即“徐方”说、徐夷、淮夷为部落联盟蜕。 当然研究徐国历史和文化的论著还有很多，出于受本文体例所限，这里只 能就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一简要的介绍，难免会有挂一漏万之嫌。尽管如此， 我们仍可从上面的介绍中大体了解到前人在徐国史和徐国铜器研究领域所取得 的主要成果。 总的来看，尽管如上所述，徐国历史和文化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 其它先秦中原之外的其它区域文化研究（如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 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相比，徐文化研究是相当滞后的，这种状况与徐国在先秦时【１】李修松：《淮夷探论》．《东南文化》，１９９１年第ｌ期。 ［２］李修松：《徐夷迁徙考》，《历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４期。 ［３］李修松：《涂山汇考》，《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４］万全文：《徐楚青铜文化比较研究论纲》，《东南文化》１９９３年第６期。 ［５］万全文：《徐国青铜器略论》，《文物研究》总第７辑，黄山书社，１９９ｉ年。 ［６］万全文：《徐国青铜器研究》。《故宫文物月刊》（台湾）第１６卷第ｌ期，１９９８年。 ［７］王迅： ｆ８１李世源： 《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古徐国小史》，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相比是极不相称的。 长期以来，由于受考古学条件的限制，徐困历史和文化研究中有很多关键 问题，如：徐国都城的位最、徐国大墓的形制、礼器的组合、青铜文化的整体 面貌等都无法得以解决。学者们在对徐围历史和文化进行研究时常有“巧妇难 为无米之炊”的慨叹，证如陈公柔先生在《徐国青铜器的花纹、形制及其他》 “３～文中所说的那样，“迄今为止，还未能见到一座完整的，可以指出确为徐国 的墓葬……因此，不能知道作为随葬礼器的组合方式，共出遗物以及进一步考 察其文化内涵”。徐中舒先生在生前之所以一直没有将其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毕业前所作得意之作《徐奄、淮夷、群舒考》拿出来发表，很可能就是出于浚 文结论尚缺乏充分、必要的考古材料相印证的考虑，所以尽管指导该文的梁启 超先生对这篇论文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该文“从音训及会文款识以贯串传注， 精思独辟，有左右逢源之乐”，但是在没有找到充分的考古学材料相印证时， 徐老宁可将这篇论文一商珍藏起来，也不愿轻意拿出发表，以免万一推论不慎， 误导学人。徐先生的这篇论文最后是其家人在他去世后，才从他书箱底发现， 然后交由《四川大学学报》发表（题目改为《薄姑、徐奄、淮夷、群舒考》０１）， 前辈学者治学态度之谨严由此可见…斑，在学风浮躁的今天，徐老这种严谨求 实、淡泊名利的学者风范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这件事同时也从另外一个侧面 反映出治徐国史者单凭自身力量所无法克服的～个困难，邡就是相关徐国考古 材料的极端匮乏，这个不利因素严重地制约了徐闰历史和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 而这也正是徐国历史和文化研究长期处于滞后状态的症结所在。三、徐国考古学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上所述，受考古学条件的制约，徐国历史和文化研究中有很多关键问题 如，绘国都城的位置、徐国大墓的形制、礼器的组合、青铜文化的整体面貌、 徐国王族的世系等都无法得以解决。而且对徐偃王的时代、徐国文化与群舒、 吴、越、楚等文化之问相互影响的关系、及若干重要徐器铭文的考释等问题． 学术界长期以来也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 我们认为要想将徐国历史和考古学研究推向深入，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上【１】陈公柔：《徐国青铜器的花纹、形制及其他》 木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２］徐中舒： 《薄始、徐奄、淮隽、群舒考》． 见马承源主编：《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香港曲 《（＿：【｜川大学学报》１９９８年蚺３期。１３述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则还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考古材料的发现 和研究。四、本文写作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本文写作的基本思路是由点及面，由个案推及一般。我们先从对江苏邳州九女墩三号墩考古发掘材料进行整理入手，通过对该墓所出《芦强乍编钟》铭文的考释，并参照对该墓所出其它器物所表现出的时代特点和地域风格的分析， 指出这是一座徐国王族墓葬。由于该墓形制及所出器物与九女墩二号墩十分相 似，我们又对《塔义巢编钟》的铭文进行了新的考释，认为该钟应为徐器，结合 其它相关因素，我们认为九女墩二号墩也是一座徐国王族墓葬，进而又得出邳 州九女墩大墓群为徐国王族墓群的结论。接着联系史籍和地方志中的相关记载， 我们对九女墩大墓群附近的梁王城、鹅鸭城遗址的性质进行了考证，认为它们 与春秋时期徐人在这一带的活动有关，很可能是徐国的都城。然后又结合邳州 九女墩大墓群的考古发掘材料，对徐固金文和徐国青铜器进行了较为全面、系 统的分析和整理，对若干有争议的徐国金文和徐国青铜器进行了新的考证。在 此基础目戈们对徐国金文和徐国青铜器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并对徐文化 和徐国的社会状况作了初步的探讨。 本文在方法上以王国维先生所率先倡导的“古史二重证”的方法为指导， 以考古材料为基本素材，紧密结合文献记载和铭文材料，同时参照当地有关民间传说和民族志材料，力争从多角度、多层次考证徐固古史和徐国青铜文化。在对徐国金文和徐国铜器进行分期、断代时，我们先将‘部分有相对纪年的金 文和铜器（即器主人名可与文献记载相印证者，如义楚器群）作为标准器，然 后拿其与其它待确定年代的金文和铜器相比较，同时参照别国年代较明确的铜 器，来定出这部分待确定年代的徐国金文和铜器的相对年代。在对梁王城、鹅 鸭城遗址的性质进行考证时，我们以相关考古发掘和调查材料为主要依据，同 时还引用了《左传》、《后汉书》、 《水经注》、 《邳州志》和《邳志补》等文献记载进行印证，并结合古文字材料和当地有关的民间传说进行论证，最后 得出梁王城、鹅鸭城遗址为春秋晚期徐困都城遗址的结论。第一章徐国贵族墓群及都城遗址的发现与研究第一节邳州九女墩徐国贵族大墓群的发掘与研究九女墩二号、三号、“号、六号墩座落ｊ１邳州前戴庄乡禹王山东北麓，位 于春秋时期古城址梁王城与鹅鸭城之间，硒北距粱王城２０００余米，东距鹅鸭城 ３００米。四号墩距上述四墓东北约２公里，位丁二青岗山东北麓。由于九女墩三号 墩未被盗扰，资料比较完整，且材料尚未公开发表，故在这里作详细介绍。（一）江苏邳州九女墩三号墩的发掘及相关问题 九女墩三号墩封土墓位于江苏省邳州市戴庄镇西约２公里处，处在禹王山与 青岗山之间的低缓山坡上，其东约６０米为九女墩二号墩…，其东南２５０米处为鹅 鸭城遗址，其西约２公里处为梁王城遗址，这一带分布着十余个封土堆大墓，当 地传说是梁王九个女儿的坟墩，俗称九女墩，１９９３年春邳州市博物馆发掘了九 女墩三号墩（附图一），编号为９３ＰＪＭ３（下文简称Ｍ３）。１、封土与墓葬形制Ｍ３封土呈馒头状，发掘前高出地面约３米（１９５９年文物普查时高出地面约８ 米），底径约３５米。墓的封土分为三层（附图７２）。 第一层为耕土层，厚２０一４０厘米。黄色沙土，土质疏松。 第二层为夹沙五花土层，厚２．８—２．９米。填士均经过层层夯实，夯窝密集， 清晰可见，每隔２０—３０厘米为一层。此层下发现墓葬开口。 第三层为黄褐色夹沙土层，厚２—３．５米。 第三层下为黄斑生土层。 墓葬平面略呈方形，东西长９．８—１１．６、南北宽９．５、深３．卜３．２米。墓室可 分为前室、主室、侧室、兵器车马器坑、陪葬坑及生士祭祀台等部分。墓底四 周留有６０厘米宽、８０厘米高的生土二层台。主室内有朽烂的棺木板和板灰痕迹，［１１南京博物院等：《江Ｉ；５ｊ、省邳州市九女墩二号墩发掘简报》，《考古》１９９９年第儿期。板灰宽约４厘米。除主室外，其它各坑、室均有用席铺地的痕迹。墓室四壁涂有 一层红泥浆，光滑油亮，红光耀眼（附图二）。 前室位于墓室南部，东西长５．６、南北宽４米。内有人骨４具（编号为ＰＧ卜４），头向均朝北，为仰身直肢。乐器及大部分礼器均出自前室，主要有编甬钟、镩钟、钮钟、石磬、铜鼎、豆、盘、炉、锯、锛、镰、削、杖饰、陶罐、鬲等， 共７５件（组）。 主室位于前室的北部，东西Ｋ３．５、南北宽３．２米。主室四周筑有宽２０一３０、 高约８０厘米的土墙，室内有一棺一椁的板灰遗迹。内有两具人骨架痕迹（编号 为ＹＧｌ—２），仅见白色骨狄。主室随葬品主要有铜剑、削、玉璧、璜、串珠、海 贝、陶罐等，共３９件（组）。 兵器、车马器坑位于主室北部，内有人骨一具（ＰＧＩ ｉ），葬式为侧身直肢面南，头向朝西，头旁置一陶罐、一纺轮。尸首用席包裹（该墓除墓主有棺椁外，其余人尸骨均只用席包裹，下同。）该坑出有铜戈、钩、矛、镞、削、辖、 軎、辕饰、马衔及角镳等，共１７８件（组）。 东侧室内有人骨三具（ＰＧ８ １０），头向均朝西，为仰身直肢，头旁均各置 一陶罐、一纺轮。东侧室的东部为掏洞而成。西侧室内有人骨三具（ＰＧ５—７）， 头向均朝北，为仰身直肢，中间一具头部置铜尊、盘、壶各一。其余两具头旁 均各置一陶罐、一纺轮。 在墓室的西侧分布着南、北两个陪葬坑，北陪葬坑内有人骨三具（ＰＧｌ２—１４）， 头向朝东，仰身直肢，头旁均各黄一陶罐。南陪葬坑内有入骨两具（ＰＧｌ ５—１６）， 西边一具头向朝北，东边一具头向朝南，为仰身直肢，头旁均各置一陶罐。南陪葬坑西侧有两级台阶，上接在墓壁上做出的由墓室西南角向西北角延伸的宽约６０厘米的斜坡墓道。在南陪葬坑与前室之间有一长方形生土台，长２、宽１．５、 高１．３米，上面堆放有大量的动物骨骼，有烧过的痕迹。２、出土器物出土器物共计３１０件（组），种类有青铜器、石器、陶器、骨角器、玉器等（三号墩部分器物图见附图三至七）。 （１）青铜器共２２２件。保存较差，多未复原。器类有鼎、鬲、豆、壶、尊、盘、编钟、戈、剑、镞、锯、削、车马器等。鼎６件，分四型。 Ａ型，兽首鼎，１件，Ｍ３：４１，附耳，口曲，深腹，底较平缓，三蹄形足较矮 小，鼎前伸出一兽首，圆目突出，兽首上耸两犄角，角上饰羽翅式兽体卷曲纹， 内填三角形霄纹，颈、腹交界处饰一周绳纹，颈、腹部均饰蟠蛇纹。兽首内空 与鼎腹连接，兽嘴无孔，不起流的作用。鼎后有脊棱作尾。底有烟炱痕迹。口 径２０、通高２３．６厘米。 Ｂ型，罐形鼎，ｌ件，Ｍ３：３９，直口，方唇，短直颈，鼓腹、圆肩，圜底，三 蹄形足较粗矮。肩上有两耳，为圆雕立虎形状，虎身下穿有套环。肩上饰一周 三角纹，内填云雷纹。肩及腹部有四道绳纹。腹部饰以二角云霄纹组成的菱形 纹。底为素面。覆盘形平盖上饰以菱形图案为地纹。以两蟠螭头回首相顾而形 成的环钮为中心，盖上铸有立雕虎、鹿四组，一、二组分别为四立虎两两相对， 第三、四组分别为四虎四羊，虎与羊间隔着排列立于盖的边缘。鼎肩部有铭文， 惜残泐过甚，无法识读。底部有烟炱痕迹。［】径２２．４、通高３３．８厘米。 Ｃ型，汤鼎，１件，Ｍ３：６２，小口、短直颈、扁球形腹、三蹄形足、肩上有两 环状立耳作双头蟠螭曲体拱背之状，蟠螭为方头、竖耳、厕腈、鳞纹颈。覆盘 形平顶盖中央有一桥形钮，边上另置三个两头翘起立兽形圆钮。底有烟炱痕。 口径１９、高３２．８厘米。 Ｄ型，盆形鼎，３件，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大小依次递减。Ｍ３：３５，子母口 内敛，有两长方形附耳立于肩ｈ微侈，弧壁内收成圆底，三蹄形足根部饰羽 翅式兽体卷曲纹。通体饰有细勾连雷纹，腹部有一周绳纹，底部有烟炱痕迹。 覆盘状弧形盖面上饰勾连雷纹，上有三圆形钮。口径２９、高２４．８厘米。 鬲，１件，Ｍ３：３８，仅存口沿，子母口，束颈，口径２０．８厘米。 方形器，ｌ件，Ｍ３：５０，为上下两长方形盘状器台铸而成，底有四足，上盘 四项角呈攒尖状向外撇出，Ｆ盘四面均无堵。通体无纹饰，长２１、宽１６．７、高 １１厘米。 豆，５件，大小、形制基本相同。Ｍ３：５４，子母口，腹较深，柄细长，喇叭 形豆把，豆把中空，圈足下部直折。盖呈覆碗状，有圆饼状捉手。通体素面。 口径１７、高１９．６厘米。 壶，ｌ件，Ｍ３：６４，方唇敞Ｌ］，口沿外撇，颈部较艮，腹部较鼓，束腰平底。 肩部有两蛇形环钮，套有十个环相连组成提链，盖上亦有两环钮，各套一铜环， 与提链套起。提梁呈两蛇曲体拱背之状，盖上饰蟠蛇纹。壶颈饰一周交龙纹，腹部饰交织套结成网格状的络纹，将腹部分成三段数小区，各小区内填蟠蛇纹。口径１０．４、高２４．４厘米。 尊，１件，Ｍ３：７９，三段式尊，侈口，高颈，斜肩，扁鼓腹，高圈足外撇， 下接高ｌ厘米的直裙，颈下端和圈足上端各饰一周细密的锯齿纹和纤细的交连云 纹。腹壁上、下以连珠纹为栏，其间满饰双钩变形兽面纹，在扁薄突起的细道 之间配以细线纹，并布满极细小的棘刺纹。棘刺已断，仅存根部。残口径１９．６、 残高１８．７厘米。 龙首岙，ｌ件，Ｍ３：４９，直口，圆鼓腹，三蹄形足，圜底。流为龙首状，龙 头上两犄角上卷，头上饰羽翅式兽体卷曲纹，颈及胸部饰有鳞纹，胸下有一周 绳纹。錾为透雕立龙状。口径１５．６、通高１９．４厘米。 彝，ｌ件，Ｍ３：５ｌ，形制硕大。直口，折沿，短颈，圆肩，深腹，平底下承 三个小短足，肩饰一周三角形纹，内填变形蟠蛇纹，有绳纹四道将腹部分割为 三个区域，内填细密的蟠蛇纹。基底印有席纹。Ｅｆ径３３．５、底径３ｌ厘米。 缶，１件，Ｍ３：５５，仅存缶底。圈足，底印有席纹。底径１７厘米。盘，５ｔ￥，大小、形制、纹饰基本相同。Ｍ３：３４，口沿方折，颈略收，肩稍斜，腹部直缓，平底，腹部饰两道绳纹，颈、腹部均饰细密、整齐的蟠蛇纹。 腹下部饰两周三角纹，内填蟠蛇纹。口径２５．２、高８．８厘米。 炉盘，１件，Ｍ３：５３，整体厚重，形制较大。分盘体和底座两部份。盘为直 口，折沿，斜折腹，平底。盘口沿两面各爬有一虎，前二爪抓盘口沿，嘴衔盘 沿，虎耳竖立，尾巴翘起。盘肩有两环形钮，套有提链。颈、肩部饰蟠蛇纹。 底座为长方框，上置有二十余根小支柱（因缺一角，故不知确数），一端接方框底座，另一端承盘体。长５２、宽３８、高２６厘米。 杖饰，－－Ｎ，Ｍ３：６０，分杖首和杖镦两部分，均饰浮雕交龙纹，杖首顶端有蘑菇状突起，其内均插有木棍。杖首长８、直径３厘米。杖镦长１ｌ、直径３厘米。 编钟共计１９件，Ｍ３：１～１９，其中甬钟４件、镩钟６件、钮钟９件。 据见附表一至三）。 甬钟，Ｍ３：１～６，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大小依次递减。甬为八棱柱状， 内存红色陶土范芯。甬上端稍细，下部渐粗，斡、旋俱各。铣棱略显弧度，铣 角部微微内敛。鼓部较阔，于Ｉ：Ｉ弧曲稍大。甬面、衡部饰细密的羽翅式兽体卷 曲纹。钟体表面以阳线框隔枚区，枚作二节圆柱状。钲部素面，篆间和鼓部也 饰羽翅式兽体卷曲纹，其细部填饰卷云纹、栉纹及三角纹。舞面纹饰与鼓面相 （测量数同，十分精致。各甬钟于口内均有调音锉磨痕迹，且四侧鼓部内面均有修长的音梁，长１５．５至２１厘米，宽３．７至１Ｊ４厘米不等。镩钟，Ｍ３：７～１０，形制、纹饰基本一致，大小相次成一组。上为扁形复钮， 由两对大龙及两对小龙纠结而成。平舞、平于口、铣棱直。纹饰华丽精致，与 同出甬钟一致。阳线框隔枚区，枚呈螺旋形，篆间饰细密的羽翅式兽体卷曲纹， 舞及鼓部饰羽翅式兽体卷曲纹，细部填云纹、栉纹、三角纹等。编镩于口内铸 有内唇，唇呈带状，唇上有调音时留下的锉磨痕迹。其中１号镩内唇因调音而锉 磨几尽，４９镩也有很清楚的调音锉磨痕迹，２号铸内唇大部留存，但锉磨痕迹 也很明显。 钮钟，Ｍ３：１１～１９，形制、纹饰基本一致，大小相次成～组。钟体厚实，声音宏亮，表面锈蚀较轻，铜胎较好。长方形钮，铣棱齐直，于口弧曲较大。钮为素面，舞、篆间均为夔龙纹。鼓部为交龙纹，两两相对，龙身以雷纹为地， 十分精致。钲部及两铣均有铭文。，Ｌ钟铭文大体相同，仅行款略有差异，各钟 铭文均有残泐，合各钟可得铭文如下：唯正月初吉丁（亥），徐王之孙审议乍，择其吉金，铸其和钟，以享以孝，用蕲眉（寿），子子孙孙，永保用之。枚作螺旋形，有３６枚。１１～１３号钟内腔平整，四侧鼓部内面均有音塬残痕， 形状为椭圆环形，略高起。于口内沿有明显的调音锉磨痕迹，正鼓部较深，两 铣较浅。１４一１６号钟口部锉磨较甚，正鼓部极薄。１７、１８号钟音塬明显高隆， 正鼓部于口已锉磨得很薄，两铣角也锉磨较甚。１９号钟保存了较完整的内腔音塬结构，未作太大的调音锉磨，音塬高隆完整，于口部铜胎厚实。该组钮钟均 能发音，音质很好。这三套编钟均为经过钟师精心制作、反复调试过的实用乐器 剑，３件，分三式。 Ａ式，Ｍ３：９１，圆盘形剑首，剑茎呈多棱形，上有两道凸箍，茎上缠以丝绳， 剑格上镶以绿松石，剑身满饰白色鳞形暗纹。两从斜弧于近锋处收狭，然后前 聚成锋。长４５．６、宽４厘米。 Ｂ式，Ｍ３：９３，剑茎尾部残，有两道凸箍，有剑格。中脊起线，两从斜弧， 双刃略里弧形，于近锋处稍收，然后前聚成锋。长４７、宽４厘米。９ｃ式，Ｍ３：９２，圆盘形剑首，剑茎光滑无凸箍，圭形剑身，近锋处无明显收 束，锋尖折断。出土时有剑鞘，已朽。长５０、宽４厘米。 戈，１３件，分三式。 Ａ式，２１牛。Ｍ３：１２３，戈援较长，微弧，锋呈三角形，胡部有三个锋利的小 孑刺。胡上有四穿。通长３３厘米。 Ｂ式，２件。Ｍ３：１２５，与Ａ式基本相同，只是胡上没有小孑刺，胡上有三穿。 通长２３．２厘米。 ｃ式，９件。Ｍ３：９７，援部宽扁，近锋处无明显收束，胡部较宽，胡上有三 穿。通长２４厘米。钩，２件。分两式。 Ａ式，１件，Ｍ３：１２８，钩下有三个锋利的小孑刺。通长１４．９厘米。Ｂ式，１件，Ｍ３：１２４，钩下有两个锋利的小孑刺。通长Ｍ．２厘米。 镞头，８０枚，分两式。 Ａ式，２９件，Ｍ３：１３２，头呈菱形，后柄较长，尾为粗棱。长７．９厘米。 Ｂ式，５】件，Ｍ３：１１２，头呈菱形，有燕尾形长翼。长７．４Ｎ米。 鳟，ｌ件。Ｍ３：１２２，套于戈、矛柄之下端，以便插于地上。呈圆椎管状， 头尖圆。内有残柄。长１６厘米，后孔径３．２厘米。 锄，３件。Ｍ３：４３，装柄处有一孔。长１６．５厘米。 锛，４件。Ｍ３：５２，有刃、光面，銎上有木柄。为双范合铸而成。长１４．６厘 米。 铲，２件。Ｍ３：１３０，长方形銎，宽体，方肩，平刃。跃１１．４、宽８．５厘米。 镰，４件。Ｍ３：４７，直口，圆头，后有装柄用的圆器，镰面上饰篦纹。长ｉ３．８、 宽３厘米。 锯，１件。Ｍ３：４２，青铜锯片嵌入有柄的木条之中，木柄上有两凹槽，锯齿 细密。连柄长３４．８厘米。 凿，Ｉ件。Ｍ３：４５，长方形器，狭体，弧刃，刃部两侧略翘起。长ｉ１．９、宽 】－８厘米。 削，６件。分三式。 Ａ式，ｌ件。Ｍ３：４８，柄首为椭圆形环状，平背，平刃，锋尖较钝。长２１．９、 宽２．３厘米。 Ｂ式，１件。Ｍ３：４６，柄首为横条状，背微ｎ。长２６．７、宽ｌ厘米。Ｃ式，４件。Ｍ３：４４，氏条形柄，无柄首，平背，刃微凹。长２５．９厘米。 车饰件，分两型。 Ｉ型，４件。Ｍ３：ｉ０６，长方筒形，下端有六齿，中部有一把手。通体饰饕 餮纹，齿上饰蝉纹。长１８厘米。 ＩＩ型，２件。Ｍ３：１０２，扁方筒形，下端有六齿。通体饰粗犷勾连云纹，齿 上饰蝉纹。长９．６、宽６、厚２，２厘米。 辖、軎，１６套。Ｍ３：１１６，軎为圆筒形，两侧有辖孔，通体饰细鳞纹。辖为 长条形，一端呈兽首状。高６．８、上径４．９、底径７．８厘米。有些辖、軎在尺寸、 纹饰上略有不同。 马衔，２２件。Ｍ３：１１８，两端为两扁圆环，由两小环相连，直杆状环柄。长 ２２厘米。 连环，６件。Ｍ３：１２１，大小两环相连，大环直径７．６厘米，小环３．８厘米。 方扣形带具，５件。Ｍ３：１２６，扣的中部为长方形，一端柄呈鸭首状，另一端为 弯曲的勾状细管，其上套有一环。长】２、宽６厘米。 （２）石器 石器共１４件，器类有编磐和鼓槌头。 编磬，１３件。均为青狄色石灰岩磨制而成，形制相仿，大小依次为Ｍ３：２０一３２。形制为曲尺形，有倨孔，磬体修长，鼓部较狭长，股部较宽、较短，鼓股大致呈股二鼓三的比例。其测量数据见附表四。 鼓槌头，１件。Ｍ３：７２，为一椭圆形石球，中间钻有网孔，以供装柄，高３．７、 孔径２厘米。 （３）陶器 陶器共２５件，可分泥质陶、印纹硬陶和纺轮三类。 泥质陶器型有：罐、鬲、笳等。罐，ｌ件。Ｍ３：９４，泥质褐陶，圆唇敞口，斜折沿，束颈，上腹及肩部圆鼓，下腹斜直，平底。肩上浅刻一周网状菱形方格纹。口径１６．２、高１８．６厘米。 鬲， １件。Ｍ３：７３，泥质黑陶，平唇直口，束颈，三足较直，弧裆、尖足，足尖较平，鬲身无纹饰。口径１１．２、高７，６厘米。 印纹硬陶器型只有罐，分为两式： Ａ式，１４件，形制相同， 大小不一。Ｍ３：４０，圆唇直口，折肩，双侧有对称的筒状双贯耳，腹微鼓，下腹较直，平底，器身印满细密网格纹。高２０．１、口径１２．７、底径ｌｌ厘米。Ｍ３：６８，高８、口径６、底径６．２厘米。 Ｂ式，２件。Ｍ３：７１，圆唇直口，折肩无耳，腹圆鼓，平底，有三乳丁足， 通体印满细密网格纹。高６．Ｉ、口径６．２、底径６．５厘米。纺轮，６枚，泥质灰陶，Ｍ３：６６，直径２．５、厚Ｌ ８、孔径０．５厘米。（４）骨角、贝、玉、水晶器有： 鹿角饰，Ｍ３：６１，为梅花鹿角，根部连着头盖骨，上面用红色颜料绘有三角 纹、云雷纹等图案，角上钻有一圆孔。 角镳，】４件。有弧度， ‘端呈尖状，截面呈八枝形，卜面绘有网状纹、锯齿纹、点线纹、三角形云雷纹等。镳上凿有二至三个长方形穿孔。Ｍ３：¨９，长 ２２．４厘米。 海贝一组，Ｍ３：８２，数干枚。放于主墓室内。背部均磨平，多数已朽。 玉瑗，２件，有纹饰。Ｍ３：８８，边有ｆ”１棱，上饰有云气纹，外径６．７、内径 ３．２、厚０．５厘米。 玉璧，３件，素面。 水晶环，两枚。Ｍ３：８０，光洁、透明，外径２．４、内径ｊ．５、厚０．５厘米。 玉璜，２５件， Ｍ３：８３，中间有一小孔。长ｌｏ ８，宽２．５厘米。玉串珠，一组，３０颗。Ｍ３：８４，椭圆形。３、几点研究（１）时代与国别 根据钮钟上的铭文及这批器物所表现出地域风格和时代特征，结合梁王城、 鹅鸭城及九女墩墓群考古发掘和调查材料，并对照《左传》、《后汉书》、《水 经注》及《邳州志》等史书和地方志中对徐人后期活动的有关记载，我们认为 这是一座春秋晚期徐国王族墓葬。 从时代上看，带覆盘形弧盖的盆形鼎与洛阳中州路东周第三期墓Ｍ２７２９：３５“１、曲阜鲁故城甲组春秋墓Ｍ１１６：４”３、邳州九女墩二号墩所出铜鼎相仿。壶［Ｉ］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 ［２］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１９８２年。则与长岛王沟Ｍ１：３相似…。豆与洛阳中州路东周第三期墓Ｍ２７２９：３１、洛阳哀 成叔墓所出之豆“。、曲阜鲁国故城甲组春秋墓Ｍ１１５：３相近。Ａ式、Ｂ式铜剑与洛 阳中州路Ｍ２７２９：２０相近，Ｃ式剑与Ｍ２７１９：８６相近。钩与河南省汲县山彪镇Ｍｌ： ５６之二相似”１。汤鼎、尊、盘与绍兴３０６墓所出相近“１， 兽首鼎与舒城凤凰嘴春秋墓所出相似５３，甬钟在形制、纹饰上与王孙遗者钟相近“３。镩钟与俦儿钟、≯允 儿镩、遣郊镩相近。钮钟则与违邡钟、臧孙钟相仿”１。石磬与丹徒北山顶”１、侯马上马村１３号墓所出相近”１；陶罐与洛阳ｃ刊刊路东周第二期墓Ｍ４７２：４相仿；印纹硬陶罐与六合和仁东周墓””、丹徒横山馒儿墩ＤＩ｛Ｍ：１相似…。。以上器物年 代大多为春秋晚期，而且与该墓相邻的九女墩二号墩的时代也为春秋晚期，两 墓所出器物的时代风格接近，由此可推断该墓的时代为春秋晚期。钮钟上的铭文“…徐王之孙Ｐ强乍，择其吉会，铸其和钟…”已明确地交待了器主的身份和国别。甬钟、镩钟通体均饰具有明显徐器装饰风格的羽翅式兽体卷曲纹，此二组编钟也应为徐器。所出汤鼎和盘与绍兴３０６墓出的徐具肴尹彗汤鼎和盘形制相同。“，所出盟盘和炉盘与江西靖安出土的徐王义楚盟盘和徐令尹者旨留炉盘相近““。其他器物如兽首鼎兽犄角、龙首需龙头及部分鼎足等上的羽翅式兽体卷曲纹，在春秋晚期徐国青铜器上都有着广泛的应用。饰于钮钟、 壶、蘑、杖饰等上的交龙纹，饰于覆盘形弧盖鼎上的勾连雷纹，饰于盆、兽首 鼎等上的蟠蛇纹，以及用作主体纹饰界隔的绳纹、锯齿纹、连珠纹、络纹、三 角形雷纹等都是春秋晚期徐国青铜器上的常见纹饰。由此可见，这批铜器带有 明显的徐器风格，结合其他相关因素，我们认为这是一批徐国器物。 （２）墓主的身份 该墓出有三套编钟，另出有一套编磬，如此齐备的乐器组合，在春秋战国［１］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长岛乇沟东周墓葬》． 《考古学报》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２］洛阳博物馆：《洛阳裒成叔墓清理简报》， 《文物》１９８１年第７期。 ［３］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 ［４］浙江省文管会等：《坌弭兴３０６号战国墓发掘简报》， 《文物》１９８４年第１期。 ［８］安徼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安徽舒城出土的铜器》．《考古》１９６４年第１０｝Ｉｌｊ。 ［６］容庚、张维持： 《殷脚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７］马承源、王子初（主编）：《中国音乐文物人系ｒ』：海卷、江棼卷》．人象…版社，１９９６年。 ［８］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 《东南文化》１９８８年第３—４期台刊。 《考古》１９６３４＃第５期。 ［９］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山西侯马ｌ：马村东周墓葬》， 《考古》１９７７ｑ：第５期。 ［１０］吴山菁：《江苏六台县和仁东周墓》． 《江苏丹徒横山、华山士．墩墓发掘报告》， 《文物》２０００ｌｂ第９期 ［１１］南京博物院等： ［１２］同［４］。 ｆ１３１江西省历史博物馆、靖安县文化馆：《江西靖安ｔＪ＇土春秋徐国制器》， 《文物》１９８０年第８期。墓葬中是较少见的。王世民、蒋定穗先生认为，“当时贵族享用编钟、编磬的 组合，确实同他们身份的高低有密切关系。大体说来，只有国君和个别上卿（其 间或有僭越），方能配置低音的大型镩钟或甬钟：”“春秋时期的楚及其邻近 地区，出土金石之乐的贵族墓，一般都是钮钟、镳钟和编磬三种，件数也相一 致，个别身份特高者方可享受甬钟。”“１Ｍ３同时配有火型甬钟和大型镩钟，说 明墓主的地位极高。 值得注意的是，在泼墓中，甬钟放于南侧，铸钟和钮钟置于东侧，编磬位 于北侧，三面围起，只留出西边一面缺口，这恰好同《周礼?小胥》中“诸侯 轩县（悬）”的记载相符，即：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辨其声。宫县（悬）即四面悬，象宫室之四面有墙，轩县（悬）即三面悬，象车厢之三面有堵。从这点看，Ｍ３采用的是诸侯轩悬的礼制。 大量的殉人、高大的封土堆、及众多的礼乐器、车马器和兵器均表明墓主 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另外，据有学者研究，在吴国墓葬中，权杖只出自王的墓葬０３。该墓所出杖饰或即为权杖的构件。与此相符，钮钟上有“徐王之孙ｐ强乍”等铭文。由以上可见，该墓墓主的身份非同一般，为徐国王室中举足轻重 的人物。从器物的时代特征上看，接近徐王义楚时期的具铭徐国铜器。义楚见 于《左传?昭公六年》：徐仅楚聘于楚。墓主的生活时代应处在义楚前后，即公元前六世纪中叶前后。 九女墩大墓群及附近的梁王城、鹅鸭城遗址位于汉代武原县境内，据史料 记载，春秋时期徐人曾在这一带活动过。如《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至于败。乃北［１１王世民、蒋定穗： 《最近Ｉ－多年来编钟的发现与研究》， 《黄钟》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２］张敏：《江苏出十的商用青铜器》，见徐湖平主编《青铜器》． ｉ：海古籍…版礼，１９９８年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另据《水经注》卷二十五：县（按：指下邳，位于今睢宁古邳镇）为沂、泗之会也。又有武原水注之。水出彭城武原县西北，会注陂南，迳其城西，王莽之和乐亭也。县（按：指武 原县）东有徐庙山，山因徐徙，即以名之也。山上有石室，徐庙也。又据《邳州志》卷十九武原城去今城（按：指今邳城镇）十五里，汉县，属楚国，后汉属彭城国晋宋固之。由上可知，《后汉书》所既的徐山、《水经注》中所洗的徐庙Ｌｈ即今禹王山，汉武原县城位于今邳州戴庄镇梁王城一带…，禹王山位于梁王城的东边， 《后汉书》称彭城武原县东山为徐山正与此相符。Ｍ３的发掘证明以上史书和地方志中关于春秋时期徐人曾在汉彭城武原县一带活动的记载是可信的，我们认为九女墩大墓群及附近的梁王城、鹅鸭城遗址与 春秋时期徐人的活动有关。【ｌ Ｊ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地图出版｝｝。，１９８２年。（二）、其它几座九女墩大墓的发掘１、九女墩二号墩（简称Ｍ２） 二号墩在三号墩东约６０米处，该墓形制与三号墩基本相同。南京博物院等 在１９９５年对该墓进行了发掘…，发掘前，墩底径东西长２６米，南北宽２０米，墩 高３．２米，外观呈馒头状。 填土靠近墓穴的部位填有大石块，墓穴平面呈Ｔ字形，长７．３米，宽６．９—７．３米，深２．６—２．８米（＝号墩剖、平面图见附图八）。 墓室由前室、主室以及前室东西两侧的侧室绍成，前室与主室深２．９米，为 板灰围成。东西两侧的侧室深１．６米，为用芦席铺成的坑。前室出有马骨和主要 随葬品，有铜鼎、缶、编钟、编镩车马器及陶豆、鬲、鼎、罐和石磬等，共７７ 件（组）。主室内有人骨６具，除～一具被扰乱外，其余均为仰身直肢，头向朝东， 出有铜戈、矛、镞等兵器及…些玉片、水晶珠、铜器、陶器，共４２件（组）。 东侧室有人骨两具，西侧室有人骨三具，为仰身直肢，头向朝东，两侧室共出５ 件器物，为铜削２、锥１、硬陶罐２。该墓共出随葬器物ｊ２４件（组）。主要器物 如下（二号墩部分器物图见附图九、十）： （１）、铜器６４件，包括鼎，缶，壶，镰，戈，剑，刀，矛，斧，编钟（有 镩钟、钮钟两类）及车具一套，马饰２组等。 鼎，３件。Ｍ２：７３，盖残，敛口，方唇，弧腹，近门部以一周凸棱承盖，凸 棱下有对称附耳，三蹄形足较高。腹饰蟠螭纹。口径２５．２、腹深１７．３厘米。 缶，１件。Ｍ２：７５，方唇，平沿，直颈，鼓腹，平底，矮圈足。弧顶盖， 盏周缘有四兽形钮扣于缶口，与缶口咬合，盖顶有四个鸟形环饰，缶腹部有四个鸟形饰，盖面和缶腹部均饰蟠螭纹。口径３８、通高３８．２厘米。戈，１７件。Ｍ２：１１５，戈援部上翘，锋近似三角形，有脊，长胡三穿，内办 上翘，有一长条形穿，内后部有锋刃。长３０．６厘米。 矛，６件。Ｍ２：１ １８，三叉形刺，中有脊，脊两侧有血槽，’敝的末端平，围銎， 长１２．８厘米。 斧，２件。Ｍ２：３５，长条形，长方形箍，近銎部有一周箍棱，中部侧面微向 内收，平刃。长１４．４、上宽４．８、下宽４．２厘米。ｆ１１南京博物院等：《江苏省邳州市九女墩二号墩发掘简报》，《考古》１９９９年第１ ｌ期ａ编镩，６件。形制相仿，大小依次为Ｍ２：１３、１４、１０、１５、ｌｌ、１２。长方形 环钮，上饰变形龙纹。平舞，直铣棱，于口平齐。一面钲间、两栾均有铭文。舞、鼓、篆均饰羽翅式兽钵卷啦纹。有螺旋形枚３６个。浚组编镱铭文如下：隹王正月初吉庚午，叔巢日： 自乍和钟，台享台孝，于我皇祖，“余攻王之玄孙，余敲子，择厥吉金，至于子孙，永宝是舍”。编钟，８件。形制相仿，大小依次为Ｍ２：８、７、６、５、４、３、ｌ、２。长方形 环钮，上饰变形龙纹。平舞，直铣棱，于口弧曲。舞、鼓、篆均饰羽翅式兽体 卷曲纹。’有螺旋形枚３６个（编铸、编钟测量数据见附表五）。 （２）、陶器３５件，包括鼎、鬲、罐、豆等。 鼎，５件。器形、大小相近。Ｍ２：７ｌ，泥质红胎黑皮陶。轮制。直口，方唇， 口沿外侧有一周凹棱，棱Ｆ附剥称附耳，弧壁内收成嘲底，三蹄形足略外撇。 足与耳均为捏塑后另接。口径２９．６、高３３厘米。 鬲，５件，分为二型。 Ａ型：ｌ件，Ｍ２：４７，泥质红胎黑皮陶。侈口，平折沿微下垂，方圆唇，束颈， 弧鼓腹，腹较深，矮弧裆，三柱状袋足，柱足截面为人棱形。腹部饰粗绳纹。 口径２８、高２４．９厘米。 Ｂ型：４件。形制相近，大小相仿。均为素面浅腹。Ｍ２：２８，泥质红胎黑皮陶。 侈口，斜平折，方唇，束颈，微弧腹，高弧裆，三柱状袋足，柱足截面为六棱 形。 豆，儿件，分为二型。 Ａ型：７件，簋形高柄豆。形制相近，大小相仿。Ｍ２：３１，泥质黑陶。敞口，方唇，折腹弧收，高柄，喇叭形圈足。柄上部饰弦纹。口径１５．６、高２７．７厘米ａ Ｂ型：４件，盘形高柄豆。形制相近，大小相仿。Ｍ３：４９，敞口，圆唇，浅弧腹，细高柄，喇叭形圈足。口径１５．２、高２３．４厘米。 罐，ｌＯ件，分为二型。 Ａ型：５件，深腹罐。形制相近，大小相仿。Ｍ３：６１，泥质灰陶。口微敞，平 沿微下翻，方唇，高领，弧肩，下腹孤收，平底。领部饰深褐色条带纹，肩上 饰褐色网格纹，下腹饰绳纹。口径１９、高２８．４、底径１ｄ．４厘米。 Ｂ型：５件，浅腹罐。形制相近，大小相仿。Ｍ３：５２，泥质灰陶。口微敞，卷沿，方圆唇，高领，弧肩，腹较扁，下腹弧收，平底。领部饰深褐色条带纹， 肩上饰褐色网格纹，下腹饰绳纹。口径１５．６、高２ｌ厘米。 （３）、硬陶器４件，包括三乳丁足罐和坛两类。 三乳丁足罐，共３件，分为二型。 Ａ型：２件。形制相近，大小相仿。Ｍ３：９４，荻胎黑皮硬陶。敞口，方唇，矮 直领微外敞，圆肩，肩部有两对称附耳，鼓腹弧收，平底，下附三乳丁状小足。 口径１４．１、高“．２厘米。 Ｂ型：１件。泥质黑色硬陶。敝口，方唇，高直领微外敝，圆肩，肩部有两 对称附耳，鼓腹弧收，平底，下附三乳丁状小足。口径１６．１、高１３．２厘米。 坛，ｌ件，Ｍ３：Ｉ。泥质灰褐色印纹硬陶。直口，矮领，方唇，圆肩，弧腹下 收，肩腹交界处有两对称贯耳，为贴附而成，底微内凹。肩、腹部均饰细密网 格纹。口径９．６、高１６．８厘米。 （４）、石器１３件，包括编磬、石球两类。。 编磬，１２件。均为青灰色石狄石磨制而成，大小依次为Ｍ２：２５、２２、２７、２１、 ２６、１９、１８、２４、１７、２３、１６、２０。形制为曲尺形，有倨孔。磬背作倨勾状， 底作弧形上凹。符合“股二鼓三”的磬体比例（编磬测量数据见附表六）。 （５）、其它器类。 玉器、珠、贝器１８件（组），包括玉片７组，水晶珠９件，贝２组。 这些器物的形制和装饰风格大多与九女墩三号墓所出相似。２、九女墩四号墩 四号墩“３：该墩在二号、三号墩东南方向约２公里，位于青岗山东北麓。土 墩高出南部地表约６米，高出东、北、西三面地表１０米。土墩顶部东西长２０、南 北宽１０、底部东西长３０、南北宽２０米。墓葬形制为有斜坡墓道的竖穴土墩墓， 墓室平面呈凸字形，方向ｌｌＯ。。斜坡墓道为喇叭ｒＪ状，坡度较小，长９．５、上 口宽６，５、下口宽４．２米，墓道内近墓口处靠两壁各有。陪葬坑，头向与墓道方 向一致，墓道近坑口处有七道阶梯。现存坑口东西残长约１０（东西长度因西部 长期遭雨水剥蚀而残缺不清）、南北宽１、深２米。坑内由主室、陪葬坑和二层 台等部分构成。主室位于坑中部偏西处，长６．２、宽３．８米，墓壁为熟土夯筑而［１］刘照建、吴公勤：《邳州市儿女墩四号东周墓》，见《中国考古学年鉴１９９８年》．义物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成，夯土较硬，约２０一３０厘米一层，有火焙烧过的痕迹，墓壁上布满席纹。墓主 骨架己朽，葬式不明。围绕主室有三座陪葬墓，均有棺椁，各葬一人，皆为仰 身直肢。墓室四周有生土二层台，宽０．９至１．２米，二层台与墓圹底部的相对高 度约２米。北部台面上有大量已粉化了的动物骨骼。 该墓有三处盗洞，墓中器物几乎被盗一空。主墓室中仅出土铜器残片若干， 石磬七件，石璋一件，铜镞数十枚，铜镦２牧，陶豆若干。其中有一铜器残片 上刻有铭文：工席王之孙口……作融繁陪葬墓中出有砺石、铜削、铜刀、骨钗、青瓷盂、陶鬲、锰及船形陶片等 （四号墩部分器物图见附图十‘）。３、九女墩五号墩 早在１９８２年春，当地群众在平整土地和修建公路时就已经破坏掉了两个墩 子，即九女墩五号墩，六号墩。文物工作者得知情况后，｜ｊ仃往了解情况，处理善后事宜，并征集到若干零散文物。由于这两座墓历史上曾多次遭盗，出土文物本来就不多，加上又非科学发掘，故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为保持资料的完 整性，这里将它们一并简要介绍如下： 五号墩：位于三号墩西边约一百米处。ｉ９６１年测量时，土墩还高出地面８．５ 米，墩底部直径为５０米。发掘前，由于修筑公路，土堆已被夷平。该墓墓口呈方形，边长８米，墓深６米。墓东边伸出一斜坡墓道，长】２、宽５米。填土中有厚 ｌ＿７６米的白膏泥，接着是三层木炭与三层黄沙交迭，厚约６０厘米。墓底用厚约３０厘米的细木炭铺平夯实，上加铺２０厘米厚的黄沙。墓坑四周填充厚约１．２米的 木炭。椁室内充满朽烂的土红色木灰，棺曾髹漆，但木已朽尽无存。 墓坑的西壁留有向南、向北的台阶，台阶宽０．５米，向北四级、向南六级， 每级高０．５米。西壁上开有高２０、长３０厘米的壁龛两个。墓底有一长Ｉ．５、宽ｉ、 深０．３米的腰坑，里面填满木炭。 在椁室周围发现甲、乙两具尸骨，头向均朝椁室。甲具人骨腰部有一铜带扣，腿旁有一青铜匕首，其身南侧发现一玉龙佩饰和一个玉璧。乙具人骨头边 见一铜车饰。在椁室东边有～处烧火堆，堆高达ｌ米，其中有厚约１０厘米的纤维灰烬层，里面有２７个小玉壁。现将这些器物的情况介绍如下： 玉璧一件，直径７．１、孔径３，厚０．４厘米，其上刻有谷纹： 玉龙佩饰一件，长５、宽４、厚Ｏ．５厘米，为一立龙，器身刻满小云纹：小玉璧２７件，直径４．４～５、 厚０．８厘米，器身刻满云纹， 大部分有烧燎的痕迹；铜车饰一件，长１０厘米， 体上有蟠螭纹，出士时后端还接有２７厘米后端直径２厘米，前弯起如龙头状，长的木柄；铜匕首一件长２１、宽３．５、厚０．４厘米：铜带扣～‘件，长方形，长ｌＯ、 宽６厘米，上刻蟠螭纹（五号墩部分器物图见附图｜｜一）。４、九女墩六号墩 六号墩：与五号墩紧挨着，位于五号墩北侧。原有封土堆高达１０米，底部直径５０多米。墓口为方形，边长１０米，西边伸出一斜坡墓道，宽６米。园地面有庄稼的原因墓道仅向外清理了６米。墓深５米，坑四周填有厚约１米的粗沙和自膏 泥。墓室中部发现有髹漆的棺椁遗迹，漆色红黑相问。 该墓出有：铜戈一件，长２１．２、宽３．２厘米；铜镞一４＇ｔ一，长９．５厘米，为三 棱形：铜剑一把，长１２０、宽１０厘米；铜纠：六个， 有薄铜片十余片，彩绘漆器残』？若干。 均为器物￡的附加饰件；还（－－）、邳州九女墩大墓群的年代和墓主身份１、对九女墩大墓群年代的讨论 这几座墓所出器物，从造型、纹饰、铭文风格，都具有春秋晚期的时代特 征和徐淮地区青铜器的地方风格。墓葬的建造手法也在春秋时期大墓中常见。 二号墩所出青铜鼎、缶、戈、矛、斧及印纹硬陶罐等都与江苏丹徒北【ＩＩ顶 春秋墓所出同类器物相近。二号墩所出编钟在造型、纹饰及铭文风格上与渐川下寺ｍ、固始侯古堆Ｍ１、寿县檗侯墓及丹徒北山顶墓所出编钟相近，铭文字体纤细秀丽，是春秋晚期徐国铭文的风格。其它几座九女墩大墓所出器物亦具有 春秋晚期特点。由此可见九女墩二号墩及其它几座九女墩大墓的时代均应为春 秋晚期。 几座大墓分别采用了积石，积沙、积炭、积白膏泥等防腐、防盗手段，这 是春秋晚期大墓中常见的手法。２、对九女墩大墓群墓主身份的考证已发掘的五座九女墩大墓，除四号墩外，其余皆集中分布在梁王城与鹅鸭 城之间的山坡上。上面已从文献记载，当地民嵋Ｊ传说和对二城址的调查和发掘 情况等方面论证了梁王城、鹅鸭城是春秋中，晚期徐国的都城遗址。而紧邻徐 国都城的九女墩大墓群，无疑就是徐国的王族墓群。下面主要以二号墩、三号 墩出土的材料，结合其它各墓的情况，分别从封土规模、墓葬形制、陪葬人情 况，器物的固定组合方式等方面论证这几座大墓为徐王族墓葬。（１）封土规模、墓葬形制及陪葬人情况 这几座大墓均有高大的封土墩，五十年代末考古普查时还高出地面１０米左右，墩底部直径达５０米左右，经历二千五百余年的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尚有 如此规模，可以想见建造之初封土墩规模之雄伟、高大。建造如此巨大的坟墓， 在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的春秋时代，决非一般贵族所能实现，也只有王室高级 贵族方有此实力。 在三号墩中发现有１６具陪葬人骨架，据南京博物院李民昌先生对其中４具保存较完好的骨架所作的鉴定，其中３具为２５岁左右的女性骨架，ｌ具为３０岁左右 的男性骨架。从陪葬人多为仰身直肢葬，头多向墓主及随葬的物品来看，这些陪葬人大多为墓主生前亲近侍妾、侍卫等。二号墩的东西阴个侧室内共有陪葬 人骨架５具，除铜削、锥、硬陶坛、硬陶罐等小件器具外，就再也没有其它象样 的随葬品了。四号墩发现５具陪葬人骨架，２具在墓道两侧，无葬具、无随葬品。 ３具在墓圹内，均有漆棺，有随葬品。２具头向墓主。从中可以看出陪葬人的身 份、地位也有所不同。春秋晚期，华夏诸国大都早已摒弃了用人陪葬的习俗，而徐人却仍沿用夷俗夷礼，盛行用人陪葬之风，这也是夷人墓葬区别于同时期华夏诸国墓葬的一 个特点。几座九女墩大墓均有大量陪葬人，而且有些陪葬人随葬品丰富，地位 较高，由此可见墓主身份必为高层贵族或为一圈之君。 二号墩主室内的五具人骨均头向朝东，三号墩墓主头向朝东偏南，这可能 是夷人尚东习俗的表现，与梁王城遗址内新石器时代和春秋时期墓葬墓主的头 向一致。 （２）器物的固定组合方式 二号墩陶礼器的组合方式为鼎、豆、缶、罐、鬲等，二二号墩铜礼器的组合 方式为鼎、豆、鬲、盘、缶、壶、尊、龙首忝、螬、炉盘等，不同于中原华夏 诸国所常用的鼎、簋、篱、盘、匿等组合方式，而且大都大小、形制相同。与 对中原列鼎制度多有改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徐人严格遵守着中原的乐悬制度， 对乐器十分看重，二号墩有编钮钟、编镩，三号墩有编钮钟、编镩、编甬钟， 且均配有石编磬，九女墩二号、三号墩严格按照“诸侯轩县”的乐悬礼制摆放钟、磬。重视乐器制度，轻视列鼎制度，此或为徐国墓葬礼制的一个特点。随葬品的组合有固定礼制，说明墓主必为高层贵族。另外九女墩几座大墓中还出 土了数量较多的骨角制品，有鹿角饰件和角质马镳及骨钗等，新石器时代的邳 州刘林遗址和四户大墩子遗址，均曾出土过大量的骨、角制品，如鹿角镰、獐 牙钩形器、骨制约发及掩蔽下身用的龟甲等。这似乎说明春秋时期的徐人与该 地新石器时代居民对骨角制品有着共同的爱好。（四）、姒乍编钟铭文考释及相关问题九女墩三号墩出土的青铜编钮钟一组九枚（图一），皆有铭文，对研究春秋晚期徐国历史具有重要价值。１、辛啊．乍编钮钟铭文考释钮钟共九枚，铭文内容大致相同，仅行款顺序略有差异，共七行三十八字 （图二）。行款方向基本一致，大体上均从左至右，只在右铣处最后三行为从右 至左。各钟铭文均有程度不等的残泐，合各钟可得铭文如下（图三）：唯正月初吉丁（亥），徐王之孙烈乍，择其吉金，铸其和钟，以享以孝，用蕲眉（寿），子子孙孙，永保用之。由铭文可知，器主为徐国王室贵族。按春秋金文惯例一般在称某某之孙后 应紧接着再称某某之子。如： 《追郊钟》：考王之孙争楚黻之子连邡。《觑巢钟》：奴巢曰余攻王之玄孙，余敲子。《臧孙钟》：攻敌中终脱之外孙，坪之子臧孙。《俦儿钟》：曾孙俦儿，余迭斯于之孙。余兹骼之元子。事咀乍钟上只称徐王之孙，而未提及其父，很可能由于其父去世过早或其他原因，地位不够显赫。烈乍钟铭文与觳巢钟铭文内容相近，均为当时套语，铭文本身并没有揭示出太多史实。然而由于该组编钟是首次出土于徐国故地的具铭徐器，而且又出 自一座未曾被盗扰的王族大墓中，它的价值就非同一般了。２、ｕ肾Ｈ乍钟铭文看奴巢钟国属谷建祥、魏宜辉先生的《邳州九女墩所出编铸铭文考辨》…，冯时先生的《奴 巢钟铭文考释》１２］均认为奴巢钟主人为吴国贵族，并认为九女墩墓葬群与吴国 北上争霸有关，对此我们不敢苟同，理由如下： 二号墩所出觳巢钟无论从钟的形制、纹饰，还是从及铭文内容本身来看，［１１谷建祥、魏宜辉：《邳州九女墩所出编镩铭文考辨》，《考古》１９９９年第１１躺［２ｌ冯时：《毅巢钟铭文考释》，《考古》２０００年第６期。应为徐器，而非吴器。迄今为止可以确定为吴国编钟的只有者减钟，为传世品， 形制为甬钟，鼓部饰有六组体呈方折的蟠螭纹，篆阳：ｊ及甬部饰以变形云纹，均 为平雕。这种装饰风格守徐国编钟迥异其趣，徐固大型编钟如俦儿钟等都饰有 浮雕羽翅式兽体卷曲纹，杈巢钟上正是这种纹饰。论者仅据虐又巢钟铭文中的“攻 王”二字，便认定该钟为为吴器，我们认为理由不够充分。谷建祥、魏宜辉先生认为，“奴巢钟铭文的攻王是由攻吴王之脱漏造成的，因此这批铜器也就可以断定为吴器。”Ⅲ我们认为觳巢钟共有六枚，且大小相次， 为分别铸成，如果确系漏刻，最多漏刻 、两枚，刁ｉ可能六枚全都漏刻。再说编钟乃国之重器，先公先王的头衔名号更是神圣无比，出现这样的漏刻现象的 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 冯时先生引曾宪通先生语谓，“攻敌可急读减音而称攻或吴”［２ｊ。我们认为称吴有证据，单称攻却没有实证。从语法上讲，攻在攻敌一词中是发语词，不可单称。从金文的实例上看，吴国国名在金文中或写作工腐，或写作攻敌，或 单写作吴，却从没有单独写作攻的。最近九女墩四号墩出土一具铭铜器残片， 上有铭文：工庸王之孙口……作融攀。该器时代与效巢钟相近，出土地也邻近，并没有出现漏字或急读减音而省 称的现象，这更加证实了奴巢钟铭文中的“攻王”并非“攻吴王”。我们曾在 《也论叔巢编镩的国别》【３】一文中考证该钟铭文上的攻王很可能就是《礼记?檀 弓下》中徐国大夫容居所说的徐国先君驹王，此不赘述（详见本文第二章第五节）。甲咀乍钟的出土证实了九女墩三号墩的墓主为徐国王室贵族，而九女墩三号墩与二号墩相隔仅五、六十米，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均十分相似，这两座墓显 然不可能分属徐吴两国，因而九女墩二号墩的墓主也应为为徐国王室贵族。觑巢钟铭文的内容体例、字体风格均与默乍钟相仿，又出自徐国王族墓地，无［１］谷建样、魏宜辉：《邳卅『九女墩所出编镯铭文考辨》，《考古》１９９９年第ｌｌ期ｅ［２］参见冯时《奴巢钟铭文考释》，《考古》２０００年第６期；曾宪通：《吴卜钟铭考释——薛氏＜款识＞商钟四新解》，《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３］孔令远、李艳华：《也论觳巢编镩的围别》，《南方文物》，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疑乃徐器。３、从阜帆乍钟铭文看九女墩大墓群的国别关于九女墩墓群，我们认为它是徐国王族墓群，与吴困北上争霸并无直接 关系。首先，吴据有徐地的时问不长，吴于公元前５１２年灭徐，又于公元前４７３ 年被越所灭，其据有徐地的时间仅四十年。而有着十余座大墓的九女墩墓群显然 不会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形成的。 其次，从二号墩、三号墩的规格和级别来看，不但有高大的封土堆、宽阔 的墓室、众多的殉人、丰富的随葬品，而且都采用了诸侯轩悬的礼制，同时墓 主均自称王孙，可见墓主即便不是王，也必定是王室中地位显赫的人物。据史 料记载，在公元前５１２年～前４７３年间去世的吴王，只有阖闾和夫差两位，而 且均死于吴国，葬于吴地。即便有镇守徐地的吴国王室贵族死于徐地，也不一 定就葬在徐地，古人一般情况卜．，都要归葬故里，聚族而葬。退＋步说，即便 有个别特例葬于徐地，也不会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王族墓群。由此可见不但辛惧乍钟为徐器，觑巢钟也应为徐器。不但九女墩三号墩为徐国王族墓葬，九女墩二号墩也应为徐国王族墓葬。结合刚近梁王城、鹅鸭城城 址的考古发掘和调查情况，以及相关史料和民问传说，我们不难得出九女墩大 墓群为徐王族墓群的结论。第二节、徐国都城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春秋时期徐人的政治活动中心究竟在什么地方是一个聚讼己久的问题，归 纳起来主要有临淮徐县说（今江苏泗洪）、越州贸口县说（今浙江舟山）、彭城武 原县说（今江苏邳州）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徐国都城在汉代徐县和僮县之问，即今江苏泗洪县和安徽 泗县～带。《春秋?僖公三年》杜注“徐在僮县东南”， 《史记?秦本纪》注引《括地志》、《水经?济水注》、《水经?淮水注》、《太平寰宇记》卷十 “泗州”条、 《元和郡县志》等皆谓徐圈都城在徐县（今泗洪县境内）北三十里。如《元和郡县志卷九?河南道五?泗州?徐城县》云：徐城县，本徐子国也，周穆王末，徐君偃好行仁义，视物如伤，东夷归之者四十余国，周穆王闻徐君威得日远，乘八骏马，使造父御之，发楚师，袭其不备，大破之，杀偃王。其子遂北徙彭城原东山下（按： “原”应为“武原”之讹），百姓归之，号目徐山。按山今在下邳县界。楚汉之际，项羽置东阳郡。 汉诛荚布，置徐县，属临淮郡。后汉以临淮郡合于东海，明帝又分东海以为下 邳国，理于此。晋太康三年，复置徐县，属临淮郡。梁于此置高平郡及高平县， 隋开皇十八年改为徐城县，属泗州，理大徐城，大业四年移于今理。曾昭熵、尹焕章二位先生也认为泗洪县重岗有大面积的西周遗存，并提出 这里可能是徐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３。 第二种说法见于《史记?秦本纪》注引《括地志》：徐城在越州贸８县东南入海二百里。夏侯《志》云：翁洲上有徐偃王城或云命楚王帅师伐之，偃王乃于此处立城以终。贸口县在今浙江鄞县东。然而此地距徐本土甚远，春秋战国时为越之腹地， 徐偃王远涉此地立城实难令人置信。但若以多年来在浙江不断有徐器出土和浙［１］曾昭炳、尹焕章： 《江苏古代历史上的两个问题》， 《江海学刊》１９６１年第１２期ａ江地方志中有不少关于徐偃王的传说来分析，贸Ｂ县的徐城，或者可以认为徐人 的一支在春秋早、中期跨江入越或灭国后越人怜其与吴争而亡，允许部分徐人入境安身立命所留下的遗迹。所谓“立城以终”，其实不过是寄人篱下、苟延残喘的行为而已。 第三种说法是在今江苏邳州一带， 《后汉书?东夷列传》日：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 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后 得骥骤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 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至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 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另据《水经注》卷二十五县（按：指下邳，位于今雎宁古邳镇）为沂、泗之会也。又有武原水注之。 水出彭城武原县西北，会注陂南，迳其城西，王莽之和乐亭也。县（按：指武原县）东有徐庙山，山因徐徙，即以名之也。山上有石室，徐庙也。该说起源较早，且为正史所载，然而影响却不大。在先秦古籍有关徐国的 记载中几乎不见提及，且武原县在今邳州境内，当时邳固国都也紧邻此地，因 而有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此地并立二都似乎不可能…。 这三种说法中，以第一种说法即“临淮徐县洗”影响最大，谭其骧主编的 《中国历史地图集》Ｌ２］ｔｌｌＪ采纳这种说法，然而多年来江苏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地 区做了大量的工作，却一直未能发现春秋时期诸如城垣、大型墓葬等方面的遗 迹，因而这个观点的可靠性值得怀疑。第二种说法即“越州贸口县说”也存在同 样的问题，即得不到考古学上的印证，尽管在浙江保存有大量的关于徐偃王的 传说和遗迹，也曾出土过一些徐器，这只能反映徐人的势力曾到达过这里，而 无法证明徐国曾徙都城于此。［１］贺云翱：《徐国史初探》，《南京博物院集刊》第５辑，１９８２｛Ｖ［２］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辛｛：，１９８２年ｎ第三种说法即“彭城武原说”出现较早，见于《后汉书》、《水经注》等书中，却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节强乍钟和觳巢钟的出土，以及九女墩大墓群和粱王城、鹅鸭城城址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则从考古学上证实了史籍中关于 春秋晚期徐人曾立国于汉彭城武原县一带的记载是有根据的，粱王城、鹅鸭城 正处在汉武原县城的位置，故梁王城、鹅鸭城很可能是春秋晚期徐固都城遗址。 今邳州有禹王山，应为徐王山（或者也可能与末代徐王章禹有关）之谐音，戴 庄镇境内还有依宿山，俗称徐Ｉ』』。另外宿羊Ｉｊｊ镇有宿羊山，似为徐偃山之谐音。 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我们可以初步推断梁王城和鹅鸭城就是春秋中 叶至春秋晚期徐国的都城遗址。ｌ、梁王城遗址 梁王城遗址位于戴庄乡禹王Ｉｉｌ西北麓，中运河从遗址西边留过，现仍留有 残存的城墙遗迹，城为方形，边长各约ｔ０００米。据村民介绍，五十年代时南边 城墙的三座城门还可看出个大概。城址西部有一。高出地面２至３米的长方形台地， 南高北低，面积约为１８０００平方米，当地百姓称之为金銮殿。金銮殿遗址地表多 黄灰土，惟有些地方是深灰土，在河道冲刷的断壁上可看出灰层，上层堆积有 垒垒的砖瓦，大缸、细柄豆，以及少数几何印纹硬陶等。下层有灰绳纹陶鬲和 罐，有弦纹的黑陶豆，还有鹿角、蚌壳、穿孔石斧，明冠表现出商周遗物特征。 从种种迹象看，金銮殿遗址在春秋时期以及汉代曾建有宫室或宗庙一类大型建 筑…。 １９９５年夏，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徐州博物馆和邵州博物馆对该遗址进行 了发掘，这次发掘面积为６５０平方米，主要集巾于遗址的西部，靠近金銮殿的地 方。遗址地层堆积情况复杂，最厚处达６米，共分７层，第７、第６层为新石器时 代遗存，第５、第４层为商周时期堆积，第３层为汉代地层，第２层为汉代以后地 层。 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主要是大汶口文化遗存，共清理出灰坑１２座，墓葬ｌＯ 座。灰坑呈圆形锅底状，墓葬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另有少量瓮棺葬。均东 西向。随葬品多少不一，有单人葬，男女合葬和幼儿瓮棺葬，下葬时均拔去上 领侧门齿，枕骨均有人工变形痕迹，有的以盆覆面。随葬品有玉、石、骨、陶，［１］参见南京博物院： 《１９５９年冬徐州地区考古调查》． 《考古》１９６０年第３期，其中陶器既有夹砂，又有泥质，更多见精巧的薄胎黑陶器。器形有盆、鼎、豆、 罐、杯、鬻等。另外在遗址发掘中还清理出一批具有典型龙山文化的器物，如 鸟首形足鼎，三足鼎等，但由于发掘面积有限，在探方中没有发现完整的龙山 文化地层。在这次发掘中还出土了几件具有岳石文化特征的器物，如蘑菇形纽 盖、弦纹豆、凸棱杯等。第５层、第４层为商周时期堆积，其中玎口于ｊ层下狄坑有８座，作圆形平底状，壁与底均经过处理。灰坑与第５层共清理出石、骨、陶器多件，有Ｉ－骨、骨 锄、石钺、石斧、陶鬲、陶瓤、小陶方鼎等。开口于４层下的遗迹有墓葬与灰 坑，其中２号墓、４号墓出有青铜器。２号墓为女性单人仰身直肢葬， 随葬铜鼎、陶罐、陶豆、陶鬲、玉块等。４号墓为男性单人葬，随葬品均放在棺外的二层台 上，有铜鼎四件，铜剑、刀、戈各一，箭镞９枚，另有陶罐、陶豆、陶鬲等。两 墓仅相距２米。从器物时代特征分析，此二墓时代应为春秋时期。在第４层还清 理出一件具有典型齐文化特征的半瓦当“１。 在商周时期地层，还发现有人造园景的遗迹，有一条长约十米、宽约一米 用鹅卵石铺成的小径，小径两旁用奇形怪状的石块垒起高约七、八十厘米高的 类似现今园林中假山一般的造型，在其附近路面下方约一米处发现铺有陶制下 水管道以及陶井圈。 距梁王城北约１公里的刘林遗址， 是一处内容丰富的新石器至商周时代文化遗址。１９５８年冬，这罩发现一座春秋时期贵族墓葬。２３，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大多已流失，征集到的有方壶２件，镂空方盖ｌ件，西百簋２件（其中１件有铭 文两行八字：“西营作其妹李斤尊钴”），匿１件，衔２件，勺２件， 铨３件（其中一件剔出铭文：“西皙乍其妹喜斤售零钲铨”）．镂空瓿ｌ件，大鼎１件（此墓部分器物图见附图十二）。据高明、张正祥等先生的考汪。”，西管铨的时代应为春秋中、晚期，约为公元前６００年前后。 据《后汉书?东夷列传》、 《水经?济水注》等书的记载，徐在周与楚的打击之下，向北迁徙到汉彭城武原县一带，这段史料记载与考古发掘情况正相 符合。考古材料证明，梁王城一带不但是汉代武原县的城址，而且还是春秋时【ｌ】参见盛储彬、姚景洲：《粱王城遗址揭示出一批重要遗迹与遗物》ｔ中国文物报，ｌ９９６年８月４日?第１版。 ［２］参见南京博物院：（１９５９年冬徐州地区考古调查》． 《考古》１９６０年第３期。《两特铅》．［３］参见高明：《高明论著选集》，科学ｆｌ＿｛版礼．２００１年；张正祥： 辑．１９８２年。《南京博物院集刊》第５期至少是春秋中、晚期徐国的都城遗址，而这罩众多风格独特，前后连续的新 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遗址又表明徐人或许即为此地的土著居民。 当地百姓中还流传这样一句妇孺皆知的民谣：先有粮王八百载，后有梁王拜智公（按：粮王或日梁王，智公或日济公）。这前一粮王应指春秋中期的徐王｝僮，后一粱王可能指沉迷于佛门的梁武帝。所谓“八百载”并非确指，应为约数。 （后’‘梁王也呵能与汉代封于今商丘一带的梁王有关。）徐王｝｛量见于《徐王瑚鳖鼎》和《宜桐盂》两器铭文。《徐王熳鼎》铭文为： 寐邑王堰用其良金，铸其☆车鼎，用鬻庹腊，用饔宾客，子子子孙，世世是若。《宜桐盂》铭文为隹正月初吉目己酉，来邑王季桓之孙宜桐，作铸饮盂以媵妹，孙子永寿用之。梁王城的“梁”字当地亦写作“粮”，应与徐王，瞳（即糸邑王季糖）有关。另外，梁王城、鹅鸭城一带在占代属偃武乡，“偃武”可能是徐偃王的“偃王” 之谐音。 在当地民间还流传着这样的传说，据说古时粮王有个女儿远嫁给齐王（或 兰陵王），为了方便看望女儿，粮王特地挖了一条河，直通齐国。至今梁王城 北有条河还被称作运女河。徐王曾嫁女于齐侯，在《左传?傅公十七年》（公 元前６４４年）中有记载：齐侯之夫人三：王姬、徐赢、蔡姬。徐赢无疑当来自徐国，这一记载与以上民间传说正相符合。其实徐王挖河的真正目的不单是为了方便看望女儿，恐怕还另有所图。《博物志?异闻》引《徐偃王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