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朱熹说:“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 朱熹认为贯通明理的途径是( ) A．“格物致知 B．“发明本心 C．“致良知 D．“存天理.灭人欲——精英家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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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朱熹说:“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 朱熹认为贯通明理的途径是( ) A．“格物致知 B．“发明本心 C．“致良知 D．“存天理.灭人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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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不同时期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的观点：材料一 程颐：“天下只是一个理”“万物皆是理”；朱熹：“存天理，灭人欲。” 材料二 朱熹：“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 材料三 王守仁：“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为圣人教人第一义”。 材料四 朱熹：“人之异于禽兽，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材料五 程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材料六 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请回答： （1）材料一中的“理”指什么？他们认为“天理”与“人欲”是什么关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材料二和材料三朱熹、王守仁关于贯通明理的途径有何差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根据以上材料说明宋明理学的主张有哪些可取和不可取的地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我们今天对宋明理学应采取什么态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阅读不同时期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的观点 材料一程颐：“天下只是一个理”，“万物皆是理”。朱熹：“存天理，灭人欲”。 材料二朱熹：“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 材料三王守仁：“心即理也”，“知行合一”，“致良知为圣人教人第一义”。 材料四朱熹：“人之异于禽兽，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材料五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材料六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断绝学，为万事开太平”。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请回答： （1）材料一中的“理”指什么？他们认为“天理”与“人欲”是什么关系？ （2）材料二和材料三中，朱、王关于贯通明理的途径有何差异？ （3）根据以上材料，说明宋明理学的主张有哪些可取和不可取的地方。今天我们对宋明理学应采取什么态度？
材料辨析题 阅读不同时期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的观点： 材料1：程颐：“天下只是一个理”“万物皆是理”。 &&&&&& 朱熹：“存天理，去人欲”。 材料2：朱熹：“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 材料3：王守仁：“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为圣人教人第一义”。 材料4：朱熹：“人之异于禽兽，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材料5：程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材料6：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断绝学，为万事开太平”。 （1）材料1中的“理”指什么？他们认为“天理”与“人欲”是什么关系？ （2）材料2和材料3关于朱、王关于贯通明理的途径有何差异？ （3）根据以上材料说明宋明理学的主张有哪些可取和不可取的地方？我们今天对宋明理学应采取什么态度？
材料辨析题阅读不同时期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的观点：材料1：程颐：“天下只是一个理”“万物皆是理”。朱熹：“存天理，去人欲”。材料2：朱熹：“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材料3：王守仁：“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为圣人教人第一义”。材料4：朱熹：“人之异于禽兽，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材料5：程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材料6：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断绝学，为万事开太平”。（1）材料1中的“理”指什么？他们认为“天理”与“人欲”是什么关系？（2）材料2和材料3关于朱、王关于贯通明理的途径有何差异？（3）根据以上材料说明宋明理学的主张有哪些可取和不可取的地方？我们今天对宋明理学应采取什么态度？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相关问题：材料一&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程颢）生千四百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斯道觉斯民。 ――[宋]程颐《明道先生墓表》材料二&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凡生于土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熹材料三 &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 ――《朱子语类》阅读材料后，请回答下列问题：（1）据材料一，归纳材料中的思想观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程颢思想的实质体系是什么？（2）据材料二，说一说材料中的哲学观是什么？结合所学知识，说一说此哲学观的根本性质是什么？（3）据材料三，归纳材料主张的思想观点是什么？结合所学知识，说一说“理学”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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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学者张立文教授的说法中，「存天理、灭人欲」是宋明理学中的工夫之路，人们可以通过这六个字所代表的理念来完善自我。但是，「存天理、灭人欲」一方面作为宋明理学家所推崇的进行自我修养的方法得到一众人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受到后世极大的诟病，认为这是「以理杀人」的、压抑人性的一套主张。本文试图通过探索「存天理、灭人欲」这句话的本义和演变过程，分析后世对其误解和批判的主要论点，并说明其合理性和局限性之所在。一．「存天理，灭人欲」的出处与演变
根据史料记载，此话最早的相关说法出自西汉时期戴圣所辑录的《礼记》第19篇的〈乐记〉当中：「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这句话是想表明世间之所以会有一些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是因为有些人置「天理」于不顾，不加限制地满足了自己的「人欲」。由此分析得知，「天理」本身是好的，正确的；「人欲」本身好坏则不置可否，但是「穷人欲」则一定是错的。 到了宋代，程颐程颢两兄弟解释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这里明确表明要灭掉的是「私欲」，则天理可以昭彰；而所谓私欲就是指个人的一些不正当的欲望。这句话本身看起来也并没有什么错。朱熹是理学的一个集大成者，他的很多观点都是从二程这里演变而来的。他对于这个命题有一段更为形象化的解释。「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有人曾问过朱熹说，在饮食这个命题上，天理是什么？人欲又是什么？朱熹回答说想要吃饭（这个想法）就是天理，而要求食物好吃就是人欲。换言之，人的生理本能的表现就是「天理」，而在此基础上加之过分的要求就是人欲了。如果只是读到这里，朱熹的这番言论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对，人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合理的成分可以接受并给予满足，但是对于不合理的部分则要摒弃。但是，朱熹还进一步解释说：「视听言动，人所同也。非礼勿视听言动，便是天理；非礼而视听言动，便是人欲。」这里的意思是说，不在「礼」之列的事情就不要看不要听不要做，这就是天理；听看并且践行了那些不在「礼」之列的事情就是「人欲」的表现了；而所谓「礼」就是指儒家传统社会道德规范。朱熹进一步肯定这种天理观，他说：「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这一处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最早出处，也明确说明了这种主张是和孔子的「克己复礼」、《中庸》的「致中和」等思路一脉相承的，其本质目的在于恢复儒家的道德规范。孔子所言的「克己复礼」是指人能使自己的品行提升，并达到西周礼的标准。所谓西周礼，就是西周时期一系列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释名》曰：「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礼器》曰：「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这些忠、信、义、理等都是礼的表现。《中庸》中的「致中和」是人的一种不偏不倚的道德修养境界。以此观之，朱熹此番言论在于说明人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而这种修养可以通过约束自己的一些行为使之符合「礼」的规范而达到。进一步讲，「天理」和「礼」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由此推知，所谓「人欲」就是不符合「礼」的部分，或者说是不「中和」的状态了。
如此总结来看，「存天理，灭人欲」的本义就是让人保留住人性中合理的欲望，并使之符合「礼」的要求，同时消除人性中过分的欲望，不做在「礼」之外的事情。
但是，朱熹也曾说过两段令人费解的言论。一方面他表示： 「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写到「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前者是把天理和人欲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意象，是不能共存的，但后者又说人欲是从天理中来的，并且人欲中也有天理。其实在这里朱子所提到的「人欲」是有着不同意涵的。前者中，「人欲」指的是天理的对立面，即一些过度的欲望和不合规范的需求，而后者所言的「人欲」就是指人的自然需求，这种本能的需求当然是从天理中来的。因为朱子自己就用同样的一个词表达了两种不同的意思，后人的误读也多来自于这一点。但追根溯源，朱子并不是说一切本能欲望都要被灭掉，而是过分的、不合礼仪的欲望需要被灭掉，这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最初含义。
二．朱熹言论中的天理和人欲分别作何解释天理是什么意思？最早把「天理」二字当做世界本原来探讨的是程颢程颐兄弟：「天下只有一个理」， 「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在程氏兄弟的理论中，「天理」不仅仅是世界的本原，更是人伦纲常即最普遍的道德原则，因为他们也声明说「人伦者，天理也」，「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这种主张被朱熹所认同并进一步阐述和发扬，最终形成一整套系统的天理观。朱熹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天地没有存在之前，就已经有理了。理是天地的本源，有了理才有气的流行，由此化生出万物。由此可见，朱熹是支持二程的说法的，并认为天理是世界万物的源头。 朱熹还进一步阐释道：「此（指理和气）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气则为金木水火，理则为仁义礼智。」即朱熹认为理是仁义礼智的道德标准。再者，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为天，地得之而为地，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这里更加明确地把「理」解释成「三纲五常」，即儒家的道德标准。三纲、五常这两个词，来源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原本也是董仲舒为了帮助汉武帝巩固统治的一套策略，宣扬君权、父权和父权的一种工具。在宋代的《三字经》中也有明确记载：「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由此观之，朱熹所谓的天理是世界万物的本原，在人世间也是「三纲五常」的表现，是一种在儒家眼中最正确不过的道德标准。因此，朱熹所谓的「天理」既是世界的本源、至纯至善的存在，也是指符合各种「礼」的行为。人欲是什么意思？朱熹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盖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则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则其心私且邪。」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天理就是人心最本然的样子，只要遵循天理，人心就会变得公正了；而人欲却是人心上的毒瘤，遵循人欲则人心会变得邪恶。这里将天理何人欲对立起来，天理是至纯至善的东西，而人欲则是自私邪恶的坏东西。再看《朱子语类》中记载的有关朱熹跟他的门人的两段问话：「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 「（朱熹）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问：‘饥食渴饮，冬裘夏葛，何以谓之天职？」 「（朱熹）曰：『这是天教我如此。饥便食，渴便饮，只得顺他。穷口腹之欲便不是。盖天只教我饥则食，渴则饮，何曾教我穷口腹之欲？』」朱熹认为上天赋予了人很多本能，比如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这些都是应该满足的自己的生理本能，是符合「天理」的，但是如果要山珍海味、暴饮暴食就是个人的「人欲」了，天理没有教个人这些东西。其实朱熹解释得很清楚，他没有让人把七情六欲全戒掉，而只是把不合理的欲望戒掉。这本身无可厚非。当然，也有后人质疑「美味」两字该如何定义，如果是要求饭菜有盐味等「合理」的美味需求又当如何来论呢？这一点朱熹也没有说明白。 但是依照上文分析中天理的两层含义，「存天理、灭人欲」中的「人欲」就也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是与本性无关的过分、放纵的、不合理的欲望，即一种不纯不善的存在；其二是指与「天理」相对的，不符合「礼」的规范的行为和举动。要之，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理论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基于个人本能层面的意思，即是指摒弃个人过分的、不合理的欲望而可以满足个人本能的需求；其二是基于社会规范层面的意思，即要人服从「礼」的要求，遵循「三纲五常」来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当时社会的道德规范。第一层含义至今日看来也没有任何不妥，人应当对自己过分的欲望加以约束和限制，进而完善自己；而第二层含义则有待商榷，因为毕竟随着时代的发展，「三纲五常」那一套愚昧的礼教制度已经渐渐被现代自由主义所摒弃了。
三．朱熹的这句话要求谁来做到
后世的很多学者分析指出，朱熹的这套「存天理、灭人欲」是要求统治阶级的成员做到，并不是对一般普通百姓而言的。张立文教授总结说：「理欲之辨的初衷是想规谏统治者，以利社会和谐和道德教化。但事实却是统治者顺手接过来，使理欲之辨由道德修养性的圣贤功夫转化成了政治奴役性的残杀工具。朱熹的道德精神是具有形上学品格的，只要重建了儒家伦理价值体系，就能从心性这一本根上匡正唐末五代以来的道德沦丧情境，使社会伦理复归于三代『天理流行』的至善境界。」张教授此言确有合理之处，因为普通百姓想要吃饱都很不容易，又何来要求美味呢？那些渴求山珍海味的行为的确是皇室或者士大夫才能做出来的行为。但是，朱熹也明确说了「天理」与「礼」之间的关系，守「礼」就是遵循天理。然而「礼」所涉及的规范囊括了社会所有的关系纽带，君臣、父子、夫妻，因而每个人又都不能置身事外。因此，即便朱熹的初衷是想要求统治者做到「存天理、灭人欲」，其自行的解释也早已将世间所有的人包括在其中了。四．后世的误解和批判
后世对于朱熹这种「存天理、灭人欲」说法的批判有很多。第一种纯属误读，比如清代戴震指出朱熹的言论是「以理杀人」，认为朱熹所言「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反对人的一切欲望，这种理解显然是错误的。举个例子，如果朱熹反对一切情欲，则人类社会再也无法繁衍，也就违背了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言论，因而可知朱熹只是反对纵情纵欲，对于基本的需要并无斥责。李宗桂也曾总结道：「朱熹的理欲之辨是对于孔孟义利之辨及宋代理学理欲观的继承和发展,其思想实质是天理为指导,在一定程度地肯定人们合理的欲望的基础上,以道德理性对人的感情欲望加以节制,并倡天理与私欲的对立,要求明天理,灭私欲,把违背天理,超出当时社会正当欲望的奢求和私欲加以遏止。因此,朱熹的理欲观不是所谓禁欲主义。」第二种批判基于把朱熹所谓的「天理」当做封建礼教的概念来理解，例如明清时期的众多爱情剧本（汤显祖的《牡丹亭》）、色情小说的大量出现就是对其理念的公然的反击，再到后来「文革」时期全面的大批判等都是对于封建礼教的抨击。这种的批判的中心点不在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第一层基于个人本能层面的含义，而是在于第二层的基于社会规范层面的意义。其实若这种社会规范是正确的合理的，那么这句话本身将无可诟病，但是在第二层意思中，天理的标准是依托于「三纲五常」等一系列愚忠愚孝、压制女性的旧意识之上的，因此无论人欲两字何解，这都存着一个不符合现代自由主义的天理观，本身就有着令后世攻击的理由。举个例子，在朱熹的天理人欲观中，男人三妻四妾就是符合「天理」的，而女子想要冲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束缚追求或者改嫁给心爱之人就是违反天理的，这种想法就是要被灭掉的。所以也怨不得当代学者总结说：「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出現,很快成為压制人性的精神枷锁,起着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恶劣作用」
后世对于朱熹的这番言论有很大争议，分析来看就是对其两层含义的争论。支持者肯定第一层含义，误读者曲解了第一层含义，而反对者则批判第二层含义。依照现代的观点，这两层含义本身就是不可共存的，但是宋代的政治文化环境导致这两种思路不仅可以并存，并且是一脉相承的。在一个儒学为正统的时代里，凡是违反「三纲五常」的欲望都是过分的、不合理的、是需要压抑和摧毁的。另一方面，后人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解的误读也是事出有因，因为朱子的言论里也曾把「人欲」泛化为人的全部欲望，读者不仔细分辨也会有多种解读了。 参考文献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程颐、程颢，《二程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李宗桂，《朱熹与中国文化》。贵州：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罗波、張莉红，《天理人欲》。新竹：花神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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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语类》说：“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材料反映了当时儒学的主张是
A．“存天理，灭人欲” B．重视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作用 C．用心去体会“理”的存在 D．通过接触世间事物去体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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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定都临安，偏安江南，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向东南转移。
自春秋战国之后，中原文化一直是孔孟儒家学说居正统位置。而在魏、晋、南北朝期间，西方佛教传入东土。到了唐朝、传统的道教盛起，对抗日益风靡的佛教，形成儒、释（即佛教）、道三教鼎足之势。北宋出现“理学”的潮流，理学是以研究孔孟儒家经典的义理为宗旨的学说，即所谓义理之学。代表人物有程颢、程颐和朱熹。
理学的兴起，恢复了传统儒家主宰朝野，孔孟学说重新冠首儒释道三教九流之上，居社会教育、文化的正统位置。
理学宗师朱熹祖籍福建，出生在今江西婺源。婺源曾属婺州（今之金华）管辖。赵宋南迁之后，中原大片地土被金人占据，朱熹跟随赵宋皇族宗支流落江南，在浙赣闽传播和讲授“理学”。
浙江金华位于三省通衢要塞，女才人李清照诗云：“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
南宋婺州（金华）成为士人云集的地方，人们称婺州（金华）为“文化之邦”“小邹鲁”；邹是孟子的故乡、鲁是孔子的故乡，“小邹鲁”喻为文化教育昌盛之地。一支儒家思想为基础的“金华学派”、又称“婺学”，在南宋中期渐现端倪。
婺学代表人物吕祖谦（）字伯恭，门人弟子称“东莱先生”。婺州（今浙江金华）人，是南宋著名哲学家、文学家。曾任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和朱熹、张栻齐名，时称“东南三贤”。
吕祖谦祖籍中原，系“大东莱先生”吕本中的裔孙，世代崇儒，家学渊博。吕祖谦在婺州创办“东莱书院”，开课讲学，门下学生有吕祖泰、叶邽、楼昉、葛洪、乔行简、辅广、朱塾、吴必大、陈孔硕、沈有开、舒璘、倪千里：吕祖俭、衰燮等。
尔后，吕祖谦又合弟子叶邽、楼昉等人之力创办丽泽书院，为当时华夏大地（天下）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代表人物有叶邽、楼昉、李诚之、王介、乔梦符、王洽、石范、朱质、叶秀发、潘景宪、戚如琥、汪大度、时澜等六十多人，形成婺州学派，简称“婺学”。
婺学出理学之门，其“知”“行”的路径又区别于理学。理学与婺学同为孔孟儒家一脉，理学经朱熹综述，从形而上学到教条理论，钻进牛角尖再出不来。朱熹被称为“理学宗师”，他着重提倡“穷理”“格物致知”，目的是造就“醇儒”“双眼不顾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的“知为行先”不仅是重“知”轻“行”，甚至是反对学生关注社会实践；他的“穷天理、灭人欲”，是劝阻门生、学友不要去应举考试，谁想做官、谁要去抗金，都是“人欲”的表现，都在烟灭之列。
其时，和理学背道而行的有陆九龄的“心学”。心学提倡“心即理”，反对钻进书堆去穷理。心学重“良知”，鼓吹“天理自在人心”。
“心学”与“理学”都在孔孟经典文献著作中寻找各自可作依靠的言论、语录，扬言自己是继承儒家正宗的主脉。
吕祖谦和朱熹处于亦师亦友的关系，吕祖谦创建婺学，门出理学，但并不跟流。吕祖谦立足于“明理躬行，经世致用”。婺学的学术态度是大度包容。尽管吕祖谦和朱熹、陆九龄之间、思想意识有巨大的差异，吕祖谦还是诚恳地邀请理学宗师朱熹和心学大家陆九龄坐到一起公开辨析与讨论，举办了一场轰动一时的“鹅湖聚会”，朱熹认为是“知先行后”；陆九龄强调：“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朱学的“理道”与陆学“心得”各争其长，会聚虽然表面上是各执已见、不欢而散，而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却是获得实质性的博采众长的机遇，在“知行观”（即“认识论”）方面充实了婺学。
吕祖谦一传数传弟子甚多，比较著名的有：时荣发、徐侨、李璧、李埴、郑清之、王介、王应麟、王应凤、赵范、赵葵、王柏等、东阳许谦、浦江宋濂、义乌黄溍等是吕祖谦再传弟子。众多弟子“博极群书”，而以信守和传播其师吕祖谦学说为主，以“笃信好学、守死善道”为八字箴言。他们既继承二程学说，“极深性理之学”，又发挥其师所创“明理躬行、经世致用”的学风，特别强调“务实”，反对“务虚”“不事论说”“以实践为宗旨”。“其学务以修身齐家，见诸实用，不为空言”。他们也提倡“仁”“义”和“爱人”，反对过于追求利禄，“学以寡欲为宗”，教育弟子曰：“既不为禄利，复不求人知，斯所谓问学者邪”。（《宋元学案》卷七十三《丽泽诸儒学案》）。清人全祖望在评论丽泽书院（婺学）一派时指出：“自成公（吕祖谦）下，世忠公继之，由是递传不替，其与岳麓之泽，世称克世”。“明招诸生，历元至明末未绝，四百年文献之所寄也”。王锌材也指出：东莱学派二支最盛，一自徐文清（徐侨）再传而至黄文献（黄溍）、王忠义（王祎）；一自王文宪（王柏）再传而至柳文肃（柳贯）、宋文宪（宋濂）、许文懿（许谦）。皆兼朱熹理学，为元、明开一代学绪之盛”（《宋元学案》卷七十三《丽泽诸儒学案》）。
石洞书院朱熹题刻
吕祖谦弟子王柏另创“北山四先生学派”；明、清二朝，金华府曾为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四先生立“四贤祠”，供其后门人学子祭祀；徐侨另创义乌“东岩书院”分别再传吕祖谦学说，弘扬婺学。义乌东岩书院造就了黄溍、王祎等五十余名进士，对义乌的社会进步做出相当的贡献；吕祖谦弟子、东阳籍人士乔行简、乔梦符、葛洪、李诚之、倪千里等把金华办学之风带回东阳，此后，友成书院、石洞书院、八华书院等相继并承、惠然成风，朱熹、吕祖谦、陈亮、叶适等先后来东阳书院讲学授课。
1993年版《东阳市志》630页记载：“友成书院……赵公藻奉母命建，聘吕祖谦主师席。名宦乔行简、葛洪、李诚之、乔梦符；学者陈黼、倪千里、赵彦矩等并出其门。”
赵公藻是赵宋皇族中的赵氏一支，在东阳历代姓氏文化中称谓“南渡世家”。赵公藻一支南迁至东阳南门外（现今大寺下村附近定居，友成书院原址至今无考。揣度应在当时的县治城郊、南门外大寺下南山脚一带）。友成书院出来的葛洪、乔行简等曾为南宋朝庭中的栋梁之材。
还有，南宋婺学对东阳文化教育的影响，不能不提及许谦和他创立的八华书院。
彭山书院原图
许谦（），字益之，号白云山人。晋许孜后裔。先世屡因游宦而迁籍外地，祖父许应鸾由金华迁东阳。母陶氏，居白云笠泽。谦年幼丧父，母口授《孝经》《论语》。六岁，出继金华堂叔许觥为嗣。师承王柏、金履祥，刻若勤奋，不数年尽得二师其传。
许谦一生著作颇丰，主要著述有《读四书丛说》《诗集传名物钞》《读书丛说》《许白云先生文集》《绛守居园池记注补正》等。
许谦师从王柏，但在经学思想上，却与其师不尽相同。如《诗集传名物钞》一书是许谦说解《诗经》并补充朱熹《诗集传》之作。其中所考名物音训，颇有根据，作者搜罗前儒旧说非常齐备，说解平和醇正，对《诗经》古义多所发明，足以补《集传》之缺遗。但王柏曾作“二南相配图”，并移《甘棠》“何彼□矣”入《王风》之中，又删除《野有死麇》，使《召南》亦仅剩十一篇，以于《周南》之篇数吻合，王氏此举全凭己意为之，并无确凿的证据，这种窜乱经文的作法，一直受到后人的驳难。而许谦却独守师说，亦将其尽列之卷中，犹未免门户之见。至于曾被王柏删除的国风三十二篇，许谦却疑而未敢据信。卷末依据郑康成作《诗谱》方法，亦作谱作诗时世，其说则改从《集传》，以表明渊源授受。各尊所闻。纵观全书，虽以王柏说为主，但实际上仍然大量采用了陆德明《经典释文》及孔颖达《毛诗正义》之说，说明作者并不仅株守一家之言。清人皮锡瑞《经学历史》曾说：“若元人则株守宋儒之书，而于注疏所得甚浅。”据此而言，此书于元儒之中堪称上乘之作。书成后，于至正间始行于世。
传本有明代秦氏雁里草堂钞本，《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及日本《昌平丛书》本等。
谦不胶古，不流俗，素志恬淡，以道自乐。官府屡为辟荐，均固辞。浙东廉访副使赵宏伟驻节金陵，聚弟子延谦为师。元延祐元年（1314），许谦眼患白内障乃归，为门人许孚吉迎到八华山居住，不久创“八华书院”开门讲学。亲撰《八华讲义》及《学规》。声誉所及，“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许谦教人，“至诚谆悉，内外殚尽”，深入浅出，因材施教，独不授科举文。及门弟子，见于著录者千余人，各有成就。谦学识渊博，举凡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货、刑法、文学、音韵、医经、术数以及释、老，无不通晓。人称“白云先生”。为人师表40余年。
现代东阳获得“教育之乡”的誉称，婺学历宋元明清八百年之久，夯实了东阳文化教育历史基础，其功不可没。
（作者系东阳市谱牒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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