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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商人资本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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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说:“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 对此理解不正确的是( ) A．荀子所说的“中国 是指当时的中原地区 B． 题目和参考答案——精英家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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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王制篇》说：“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对此理解不正确的是(　　) A．荀子所说的“中国”是指当时的中原地区 B．当时政府推行重农抑商政策 C．当时已经存在远距离的地方性的物产交换 D．战国时期中原的商业较为繁荣 &
B & 从题干中不难看出，当时东西南北的物产，中原的市场上都有，这说明当时已经互相交换和交流，而且规模较大，从而进一步说明荀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商品经济较为发达；“重农抑商”政策是战国时期商鞅变法时在秦国推行的，中原诸国并没有实行，只是到秦统一六国后才成为全国统一的经济政策，故选B。 &
练习册系列答案
科目：高中历史
荀子﹒儒效篇》记载，周初“立七十一周，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说明了 ①&&&& 周的封国中，周王亲属做诸侯的居多②利用血缘纽带跟分封制相配合，团结同姓③西周初年民族隔阂严重④利用同姓贵族排斥功臣和先代贵族 A、①②　　　　　 B、①③　　　 C、③④　　 D、④ &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专项题
题型：单选题
《荀子·王制篇》说：“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对此理解不正确的是
[&&&& ]A．荀子所说的”中国“是指当时的中原地区B．当时政府推行重农抑商政策C．当时已经存在远距离的地方性的物产交换D．商业已突破官府垄断的束缚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陕西省模拟题
题型：单选题
血缘关系是宗法制得以维系的重要因素。以下最能证明这一观点的是&
[&&&& ]A．《论语》载：“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B．《说文解字》载：“宗，尊祖庙也……”　　 C．《荀子?儒效篇》载：“（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 & D．《左传》载：“故王臣公，公臣大夫……”&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2012届陕西省交大附中高三第一学期第四次诊断考试历史试卷（带解析）
题型：单选题
血缘关系是宗法制得以维系的重要因素。以下最能证明这一观点的是 &A．《论语》载：“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B．《说文解字》载：“宗，尊祖庙也……”C．《荀子·儒效篇》载：“（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D．《左传》载：“故王臣公，公臣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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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输入姓名
请输入手机号黄纯艳/中国古代官方海洋知识的生成与书写 ——以唐宋为中心
海洋知识包括关于海洋的自然知识、技术知识和人文知识及其解释体系。今天流行的是基于近代科学和西方认知而形成和传播的海洋知识体系。而中国古代海洋知识有其自身的生成路径和话语解说，遵循着与西方不同的逻辑和观念。其中又长期存在官方和民间两套不同的海洋知识体系。对此未见学界论述。本文试图以唐宋时期为中心，探讨中国古代官方海洋知识如何生成、怎样选择和书写等问题，试图从这一角度揭示中国古代海洋知识的生成路径及其特点。
一、“天下”秩序与“四海”想象
本文所讨论的官方海洋知识是指官方有意选择、构建和书写后呈现于世、体现官方目的和意图的海洋知识，民间海洋知识是指民间在海洋实践中获得和总结的海洋知识。现存中国古代最早的海洋知识的文献记载是体现官方意识的，对海洋的认识是从想象开始的。华夏文明起于三河之地，深处内陆，在“天下”空间中展开对“海”的想象，其核心是对九州和四海构成的“天下”的建构。“海”作为“天下”的边沿而存在，“四海”因其处“天下”极边，而在地理空间上与“天下”同义。《史记·孟子列传》记载了邹衍对“天下”的设想：“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即“天下”有神州内的小九州、八十一个如神州的大九州、环绕每个大九州（包括神州）的裨海和环绕八十一个大九州的大瀛海组成。实际被广泛接受，特别是官方作为“天下”话语的是“九州—四海”的“天下”格局，即《礼记·王制》所说“凡四海之内九州”。在地理空间上“四海”就等于“天下”，如《礼记·中庸》、《尚书·大禹谟》和《尚书·禹贡》所言“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奄有四海，为天下君”，“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尔雅·释地》又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博物志》解释说“七戎、六蛮、九夷、八狄，经总而言之，谓之四海，言皆近海”，即四夷居九州之边，是自然地理和民族地理意义上的“四海”。“天下”是一个兼具政治、地理和民族（华夷）的概念，因而“四海”也是一个兼具人文地理观、政治地理观和民族地理观的概念，而且始终如此。作为自然地理的海，被描述为天下的边缘。《初学记》引《博物志》称“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盖无几也”。也就是顾颉刚和童书业所说的“最古的人实在是把海看做世界的边际的”。环绕陆地的四海被分别称为南海、东海、北海和西海，并构想了四海之神。《初学记》引《太公伏符·阴谋》曰：“南海神名祝融，北海神名玄冥，东海神名勾芒，西海神名蓐收。”
但是，直到秦朝开岭南，华夏世界中只有东方一面临海，地理上“四海”是在舆地九州和华夷天下的观念和逻辑下构建的，所以东、南、西、北四海的地理空间也是虚实并存，不断变化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国范围如《礼记·王制》所言，“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因而南、西、北三海都无实指。《荀子·王制篇》概言“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南、北、西海都不实指海域，只有出鱼盐的东海指渤海一带海域。《左传》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楚国统治地域就是诸夏的南海，非指实际的海域，而指诸夏的南边。楚国君曾对齐国君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南海”、“北海”也非实指海域。先秦人的地理视域“西不尽流沙”，“西海”当然也是虚指了。孟子说：“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此“东海”则指齐地的渤海。渤海是春秋战国时人了解最直接的海洋。但对东海海域的地理空间构成仍然知之甚少。列子《汤问》说“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山海经》“大荒东经”说“东海之外大壑”，都认为渤海之外是东海的尽头。而且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将渤海以南吴越一带的海域称东海。越国国君勾践向吴国自称“东海役臣勾践”或“东海贱臣勾践”，指其地僻处东海。
汉代设置东海郡，包括今山东南部和淮北沿海。《释名》解释东海郡道“海在其东也”,明确地把鲁南和淮北海域称为东海。汉惠帝“立（东越首领）摇为东海王，都东瓯”,即把东瓯所居的今温州一带海域视为东海。颜师古注该条称“今泉州是其地”。宋人梁克家已经指出了颜师古的错误：“（摇所都东瓯）即今永嘉。师古曰今泉州盖指福州。非也。”
秦始皇开岭南，“南海”作为实际的海域进入了秦人的视域。秦置日南郡、南海郡。日南郡在今越南南部。颜师古解释日南郡说“言其在日之南”，即南方太阳所出处，也就是南海之极。汉武帝时期对南海的认识进一步拓展。《汉书》记载了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到黄支国（今印度南部）的航线。至少汉代人们认知的南海已经扩展到印度。贾耽《皇华四达记》所记“广州通海夷道”已经到达波斯湾。
但对于“南海”与“东海”的分野在哪里，宋代以前并未见明确的看法。秦朝的南海郡北到今广东与福建交界处的揭阳县。清人据此推测“至此始为南海，而揭阳以北犹为东海”。但并无直接证据证明秦人有此观念。今浙东、福建一带的瓯越、闽越之地秦朝尚未建立直接的统治，秦人对该段海域还没有明确认识。《史记》载，秦始皇“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把会稽以南的瓯越、闽越所居近台州、温州和福建海域视为南海。说明当时对东海和南海范围的认识还不稳定。
汉代到唐初，官方所关注的海洋知识中浙江、福建直到广东海域的地理空间关系仍是比较模糊的。《后汉书》称倭国“其地大较在会稽东冶之东，与朱崖、儋耳相近”。《隋书》仍照录《后汉书》关于日本“在会稽之东，与儋耳相近”的记载。南北朝到唐初，与日本、新罗海上交往日益频繁，对渤海海域认识已十分清晰，但对东海和南海海域地理空间的整体认识仍然不够清晰。唐代随着交州、广州、泉州和扬州成为海上贸易的四大港，商船从南海到泉州，入扬州贸易，对该段海域的认识应逐步清楚。鉴真欲东渡日本，而漂风到朱崖、儋耳所在的海南岛，对日本与南海岛的地理差异应该有直接的认识了。亦或许一再出现东渡日本的船只漂风到朱崖和儋耳的情况，使人们误以为日本与朱崖、儋耳相近。
到南宋，明确指出了“东海”的海域范围，以及东海与南海的地理分野。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奏书中说到“国家驻跸东南，东海、南海实在封域之内……殊不知通、泰、明、越、温、台、泉、福，皆东海分界也”。虽然他表达的是应移东海神本庙于明州祭祀，不必拘泥于莱州祭祀，但也明确指出了东海海域的地理范围，同时也就明确划分了东海和南海的地理分野。
宋代同时也明确指出了西海和北海的虚指。汉唐时期曾把李陵牧羊及霍去病远征匈奴所至“翰海”（今贝加尔湖）称为北海，也把中国人西到的地中海或里海称为西海，试图坐实西海和北海的所指，但并非确定的看法，皆为附会“四海”。洪迈解释四海道：“北至于青、沧，则云北海。南至于交、广，则云南海。东渐吴、越，则云东海，无有所谓西海者。”其实宋人很清楚，不仅西海无有实指，青州、沧州之北当然也没有实际海域的北海。也就如宋人所说“其西、北海远在夷貊，独即方州行二时望祭之礼”。宋人望祭西海和北海神就是表明了西海和北海的虚指。
以上所言四海的虚实观念和东海、南海地理分野的明确是唐宋时期的一大变化。另一方面，唐宋稳定时期四海神的祭祀和册封，将四海正式纳入本王朝的天下秩序也是一个显著变化。唐代天宝十载正式册封四海神为王，“封东海为广德王，南海为广利王，西海为广润王，北海为广泽王”，并派“太子中允李随祭东海广德王，义王府长史张九章祭南海广利王，太子中允柳奕祭西海广润王，太子洗马李齐荣祭北海广泽王”。将“四海”纳入“中国”天子的统治版图。宋代是中国航海活动空前发展的时期，官方的海洋知识一方面仍然坚持“四海”观念，另一方面对东海和南海的认知大为丰富。宋代继承隋唐制度，册封四海神，并举行祭祀。立春日于莱州祀东海，立夏日于广州祀南海，立秋日于河中府祀西海，立冬于孟州祀北海。因西海和北海皆无实指，因而分别就河渎庙和济渎庙望祭。祭祀是为了显示宋朝“布润施泽，功均迩遐。我秩祀典，四海一家”。
南宋莱州陷入金朝境，宋高宗朝祭岳镇海渎时，对东海神实行望祭。另一方面，金朝于大定四年（1164）举行岳镇海渎之祀，各“就本庙致祭，其在他界者遥祀”，其中立春日祭东海于莱州，立夏日望祭南海于莱州，立秋日望祭西海于河中府，立冬日望祭北海于孟州。“其封爵并仍唐、宋之旧”。金朝的目的显然是宣称自居正统。这是宋朝不能坐视的。于是乾道五年（1169）宋正式在明州设东海神本庙，举行祭祀，不再称望祭。这有将“东海”纳入南宋辖域的重要政治意义。
宋代沿袭册封四海王的做法，将四海王置于宋朝天子的政治体制内，以表示宋朝统驭四海。宋太祖朝封东海神为广德王，平广南后，遣官祭南海神，但将刘鋹所封南海神的昭明帝降为王。康定元年，加东海为渊圣广德王，南海为洪圣广利王，西海为通圣广润王，北海为冲圣广泽王。东海是宋朝官方航海活动涉及最多的海域。元丰元年安焘奉使高丽成功，奏请在明州建东海神行祠，大观四年及宣和五年又因遣使高丽成功，加封东海神助顺显灵四字，建炎四年宋高宗从海道脱险后封东海神为助顺佑圣渊德显灵王，已封至最高的八字王。乾道五年改封为助顺孚圣广德威济王。南海神加封进度慢于东海神。皇祐五年加封南海神为洪圣广利招顺王，绍兴七年加封至最高的八字王，即洪圣广利昭顺威显王。因为西海和北海无实指，加封较东海和南海更慢，到乾道六年西海神和北海王都还是北宋康定元年所封的四字王，即通圣广顺（润）王和冲圣广泽王。
虽然宋代已经对四海虚实和分野有了明确的认识和区分，但作为“天下”构建的四海信仰在宋代以后仍长期存在。元代以后仍祭祀四海神，并沿袭金朝之制在莱州祭祀东海神的做法。元代尚未灭宋以前即开始祭祀四海神。元世祖即位次年的中统二年（1261）举行了岳镇海渎代祀，包括东海、南海、北海、西海。此时尚未灭宋，祭祀四海神无疑是申明四海之内皆其封域。至元三年（1266）正式“定岁祀岳镇海渎之制”，立春日祀东海于莱州界，立夏日遥祭南海于莱州界，立秋日遥祭西海于河中府界，立冬日遥祭北海于登州界。统一南宋后，包括在宋朝疆域的岳渎海神都罢望祭，“既有江南，乃罢遥祭”。但并未采用南宋在明州祭祀东海的做法，而仍在莱州。
元代中统年间祭祀四海神时回到唐代对四海神所封的二字王爵，如东海神为广德王。至元二十八年加封东海神为广德灵会王，南海神为广利灵孚王，西海神为广润灵通王，北海神为广泽灵佑王。册封四海神的政治意义如元世祖加封圣旨所称：“朕惟名山大川，国之秩祀。今岳渎四海皆在封宇之内。”明清仍沿袭着元代的祭祀和册封制度，此不一一论述。
二、官方海洋知识的实践生成
（一）官方航海实践
官方海洋知识的生成途径除了基于“天下”和华夷的想象以外，也有来自航海实践的海洋知识。上述对“四海”认识的变化主要因于是航海实践知识对想象知识的修正和补充。官方海洋知识实践主要有两个途径：中国官方组织的航海和海外来华使节。官方很早就有近海的航海实践，但其知识积累并未进入官方着意书写的海洋知识。先秦秦汉的远洋航海实践还很有限。秦始皇和汉武帝东海求仙就是很好的证明。东海有仙山，可求不老药，自先秦既有此传说。秦始皇曾多次到渤海边，并派人入海求仙药。《史记》载：“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其明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恒山，从上党归。后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后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至沙丘崩。”汉武帝时，术士李少君再次蛊惑汉武帝，称“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汉武帝东巡海上，“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秦始皇和汉武帝海上求仙都是亲临东海，郑重其事，精心策划。以皇帝之威，可以获得关于东海的最全面的知识，包括民间海洋知识。求仙活动说明秦及西汉初民间和官方关于东海海域的实践知识还十分贫乏，不足以否定神仙世界的想象。
中国历代官方组织的航海活动都屈指可数，但也是获取海洋知识的重要途径。如隋炀帝朝曾“遣文林郎裴清使于倭国”，经百济、竹岛、聃罗国、都斯麻国等十余国，达于倭国。记录了倭王迎接隋使的仪仗、郊劳、相见、宴享，以及倭国王与隋使的对话。对话主要是体现隋与倭的华夷秩序。如，其王曰：“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裴清答曰：“皇帝德并二仪，泽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来此宣谕。”隋炀帝还曾“募能通绝域者”，派常骏等出使位于南海的赤土国。《隋书·赤土传》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常骏等人出使见闻，包括航程、风土、馆待、宴享等情况，详细地记载了其国王迎接隋使的仪仗和赤土国遣使随常骏入隋朝贡事。
唐代贞元元年派宦官杨良瑶从广州出发，从海路出使黑衣大食。荣新江推测其出使时间是贞元元年，即785年6月从长安出发，10月从广州出海，次年5月到达巴格达，787年5月回到广州，7月回到长安。他还指出，作《皇华四达记》的贾耽与杨良瑶有很深的关系，其记载广州航海到巴格达的“广州通海夷道”可能来自杨良瑶使团的报告，或杨良瑶本人的讲述。贾耽所作的“广州通海夷道”是现存关于广州经南海和印度洋到巴格达航路最早的详细记载。
宋代官方向海上诸国遣使活动较少。往南海诸国仅见雍熙四年（987年）“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三道，于所至处赐之”。除上述文字，未留下其他信息。官方出使留下航海记录最多的是宣和五年徐兢随使团出使高丽所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该书序言说，“天子元正大朝会毕列四海图籍于庭”，故“使邦国者，其于图籍固所先务”，“用以复命于王，俾得以周知天下之故”，使其“深居高拱于九重，而察四方万里之远如指诸掌”。所以徐兢通过一切途径了解海道、政情、风俗等信息，“凡三百余条，厘为四十卷，物图其形，事为之说，名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该书“有诏，上之御府”，供皇帝和史官阅览。
外国来华使节是官方海洋知识的重要来源。汉代第一次记载倭就是因为使节。《汉书》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后汉书》对倭的记载更为详细，也是因为“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得到的信息更多。向境外使节采集诸国信息是历代传统。萧齐时扶南国王派那伽仙来使，“诣京师，言其国俗事”。隋朝时倭国遣使来华，“上令所司访其风俗”。唐代规定“凡蕃客至，鸿胪讯其国山川、风土，为图奏之，副上于职方。殊俗入朝者，图其容状、衣服以闻”。鸿胪寺负责向外国使节搜集境外信息。
宋朝也“如先朝故事”，相关礼宾机构的官员的重要职责之一向使节搜集海外信息，当外夷朝贡使节至，则“委馆伴使询其道路、风俗及绘人物衣冠以上史官”，“图其衣冠，书其山川风俗”，“询问国邑、风俗、道途远近，及图画衣冠、人物两本，一进内，一送史馆”。沿边有关机构和市舶司也有此职责。宋哲宗朝令，对诸蕃初入贡者“合属安抚、钤辖、转运等司体问其国所在远近大小，与见今入贡何国为比”。宋徽宗朝规定，使节入宋，“市舶司自合依《政和令》询问其国远近、大小强弱，与已入贡何国”。官方从境外使节获得的其国道里远近、风俗政情等信息会进入史馆，成为修纂《国史》的材料来源。
（二）搜集民间航海知识
民间航海活动为官方提供了大量的海洋知识。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海诸国与中国已有较多商贸往来，如《南齐书》史臣所说“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牣积王府”。晋朝日南夷帅范稚奴文多次到中国贸易，根据其了解的晋朝制度“教林邑王范逸起城池楼殿”。当然，他们也会将海外的信息带到中国。直到唐代，南海贸易主要是海外商人，即“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广州、泉州和扬州都居住着大量的蕃商，“有蕃长为主领”。唐文宗曾令“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可见唐朝对蕃商有严密管理，也会详细了解蕃商的情况。现存有法显、鉴真和圆仁记载其航海活动的文献《法显传》、《唐大和尚东征传》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了海上航路、航海技术等知识，都是搭载外国商人或使团的船只，但未见其所记海洋知识进入官方的视野。
徐兢出使所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则上呈了朝廷。使团所乘八艘船中除两艘“神舟”外，六艘是雇佣的福建“客舟”即商船。《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四至三九记载了从明州到高丽的航路、水情、航行方式，包括导航方式、帆舵操作方式、风浪应对办法等知识。有的海洋知识在一次航海活动中即可通过目睹获得，有些知识则需要长期航海实践的积累。该书对明州到高丽礼成江口的航路作了详细的记载，从明州港-定海招宝山、虎头山、蛟门-昌国沈家门、梅岑、海驴焦、蓬莱山，出大洋，经半洋焦-白水洋-黄水洋-黑水洋-夹界山-五屿等直到高丽礼成港的航路，徐兢虽亲身经历，但具体地点和名称都听闻于舟人，如篙工指为五屿、舟人谓之槟榔焦等。特别是航海技术的知识更是民间航海长期积累的结果。徐兢记载船队的导航技术，即“夜洋中不可住维，视星斗前迈”；观察航路沿线岛屿标识；铅锤探查海水深浅，观察其水清浊；“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风帆和桨橹的使用也十分复杂，“每舟十橹”，有布帆五十幅、左右利篷、野狐帆十幅，“风有八面，唯当头不可行”，其他风向皆可通过对不同风帆的配合使用航行。船队的联络方式也是长期形成的经验。使团船队出大洋，“八舟鸣金鼓，张旗帜，以次解发”，“入夜举火，八舟皆应”。船队返回时在竹岛遭遇风暴和巨浪，“舟侧欲倾，人大恐惧，即鸣鼓招众舟复还”，船队应命返回竹岛。船队在长期航行中的形成了应对危险的办法。船上“首领熟识海道，善料天时人事而得众情”，在他的指挥下，“有仓卒之虞，首尾相应如一人”。船队过五屿夹界山，“北风大作，低篷以杀其势”。上述可见，民间航海经验是官方获得航海技术知识的主要途径。
民间航海也是官方获得海外诸国的物产、市场等知识的重要途径。虽然官方可通过官方航海，特别是使节介绍，获得海外社情、商情的知识，但官方航海在系统性和深入程度上都不及民间航海，特别是宋代中国海商大量参加南海贸易，民间航海在海外社会和商业信息的获得方面表现出官方航海不能比拟的优势。
如上所说，宋代市舶司搜集海外信息的职责。赵汝适担任福建提举市舶时十分重视向海商了解信息，“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蓄产，译以华言，删其秽渫，存其事实”，综合史传典籍，写成《诸蕃志》。可知该书主要反映了民间海商的海洋意识和海洋知识，关注的主要是航路、物产、市场、风土、货物等与商业贸易直接相关的海外诸国信息，记录中国往各国的航路、季风；中国商人在海外能购买的诸国出产商品；各国贸易政策和商品市场状况；各国政治制度、社会风俗；中国商人到各国可出售的商品。皆为中国海商到各国贸易必需的商业知识。如记“三佛齐国”：“在泉之正南。冬月顺风，月余方至”，“土地所产，玳瑁、脑子、沉速暂香、粗熟香、降真香、丁香、檀香……”，“其国在海中，扼诸番舟车往来之咽喉……若商舶过不入，即出船合战”，“番商兴贩用金银、瓷器、锦绫、缬绢、糖、铁、酒、米、乾良姜、大黄、樟脑等物博易”等。可以说，《诸蕃志》就是一部海外贸易的商业指导书。《诸蕃志》作为市舶司向民间海商搜集的海外信息，定被官方机构收录，成为官方海洋知识的来源。陈振孙《直斋书录觧题》和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都著录了《诸蕃志》。该书的记载成为了官方海洋知识的重要来源。
民间对海洋季风、洋流、潮汐，以及近海航路等方面的知识经验积累也成为官方海洋知识的来源。宋人对海洋潮汐已有深刻认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咸淳临安志》、《淳祐临安志》都记载了对潮汐规律的观察，并用阴阳学说对潮候规律加以解释。此以近海航路为主要事例。宋代对山东至广东的近海航路已有明确记载。而密州到长江口的近海航路，颇多暗沙，须用平底船，准确掌握潮候和航道才能航行。宋人总结了海州到两浙的三条近海航路：“自旧海发舟，直入赣口羊家寨，迤逦转料，至青龙江、扬子江，此里洋也”；“自旧海发舟，直出海际，缘赣口之东杜、苗沙、野沙、外沙、姚、刘诸沙，以至徘徊头、金山、澉浦，此外洋也”；“自旧海放舟由新海界，分东陬山之表，望东行，使复转而南，直达昌国县之石衕、关岙，然后经岱山、岑江、三姑以至定海，此大洋也”。大洋、外洋航路径直，但有“风涛不测之危”。里洋航路沿海岸航行，“旷日持久，迂回缓行”，且需“缘趁西北大岸，寻觅洪道而行，每于五六月间南风潮长四分行船，至潮长九分即便抛泊，留此一分长潮以避砂浅，此路每日止可行半潮期程”。“一失水道，则舟必沦溺，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转棹”。必需经验丰富的民间水手才能航行。
这些航道知识成为南宋海防设置的重要参考。南宋人分析了金人从海路南下的可能航路选择，根据航路特点设置了海防兵寨，即金人若“由转料从里洋而窥扬子江，则有许浦水军”；若“由外洋而窥浙江，则有澉浦、金山水军”。元代能够实行长江口到京师的海运，与宋代积累了丰富的长江口以北的近海航路知识密切相关。《元史·海运志》载：“至元十九年，伯颜追忆海道载宋图籍之事，以为海运可行，于是请于朝廷”，“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运粮四万六千余石，从海道至京师”。元代海运交替使用了宋人所言里洋、外洋和大洋三条航路。
从汉至唐，来自于官民的航海实践已经逐步消解了对海洋神仙世界的想象。东汉已认识到东海并非神仙居所，而居住着与诸夏一样的人类，大海中的倭人耕织养殖为生计，习俗虽异，但与“中国”人一样都需养生奉死，衣食住行。唐代官方公开否定了秦汉神仙世界的想象。唐太宗曾说秦始皇遣徐福入海求仙药，汉武帝遣人求仙都是虚妄无验之事。宋代海洋实践知识的积累已经对南海和东海各国地理方位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三、海洋知识的选择与书写
随着使节往来和民间商贸等航海实践的发展，东汉以后官方从多个途径逐渐获得丰富的海洋知识。这些知识在国家编撰公诸世人的史籍时会出于构建华夷关系和朝贡秩序的需要进行选择和书写。
官方修撰正史时会选取民间因其航海实用目的而记录的、较官方更为详实的技术知识、商业知识、社会风俗、风讯洋流、航路知识等。以《宋史·阇婆国传》为例。该传全文可分两部分。前部分叙述阇婆国社会风俗，后部分叙述其国朝贡。社会风俗部分共513字，其中442字直接取自《诸蕃志》。70个与《诸蕃志》不同的文字中“方言谓真珠为‘没爹暇罗’，谓牙为‘家罗’谓香为‘昆燉卢林’，谓犀为‘低密’”27字出自庞元英《文昌杂录》。《文昌杂录》记载了“主客所掌诸番”，包括阇婆、三佛齐、占城等南海诸国信息，是庞元英元丰五年任主客郎中且“掌《朝贡录》”时所见《朝贡录》记载的使节供述。“阇婆国，在南海中”、“剪银叶为钱博易，官以粟一斛二斗博金一钱”25字出自《三朝国史》。《钱通》称“《三朝国史》曰：‘阇婆国，在南海中。其国剪银叶为钱博易，官以粟一斛二斗博金一钱’”。《三朝国史》是王旦、吕夷简等先后撰修完成的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正史。资料来源应是礼部机构交给史馆的阇婆国使节采访。阇婆国在庞元英任客省郎中的元丰五年就曾遣使朝贡。如上所述，庞元英作为客省官员向使节采集的信息需要送交史馆，成为史官编撰《国史》的材料来源。此外的“目为秀才，掌文簿，总计财货。又有卑官殆千员”18字出处无从查考，但与《文献通考》同。或都取自宋朝《国史》。
《宋史》的《渤泥国传》、《三佛齐国传》，乃至与宋朝交往相对较为频繁的占城的传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阇婆国传》的现象。这一方面说明元代修《宋史》时从民间吸收了官方记载不足的大量关于海外诸国社会风俗的知识，另一方面也说明宋代官方通过使节和官方航海获取海洋知识时主要关注朝贡活动的记载而对社会风俗的采集重视不够。而且反映到正史撰写的官方海洋知识搜集和选择几乎完全忽略航海技术知识，而这对官方和民间航海都是十分重要的基本知识。但是社会风俗知识与“天下”和华夷秩序的建构也有重要关系。
如果说，社会风俗知识的选择可以显示华夷比较下的夷狄的落后，而朝贡活动的选择才是官方撰述正史关注的主要重点。唐初所修“八史”对海外诸国材料的选择就是如此。最早为南海诸国列传的《南齐书》之《扶南国传》大篇幅载录扶南国的国书和南齐的诏书内容，占据了全传一半左右的篇幅，国书不仅称臣，而且充斥着“邻境士庶，万国归心”，“陛下临万民，四海共归心”等烘托华夷君臣秩序的话语。南北朝隋唐是日本（倭）与中国官方交往十分频繁的时期。《梁书》“倭传”除了记载中国到倭国的航程、其国风俗外，主要内容就是朝贡和册封，如齐和梁封倭国王武为持节、督倭新罗任郍伽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镇东大将军，梁进号征东将军。《梁书》还载干陁利国国王梦见一僧对他说：“中国今有圣主，十年之后，佛法大兴。汝若遣使贡奉敬礼，则土地丰乐，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则境土不得自安。”“乃于梦中来至中国，拜观天子”。狼牙脩国国书称梁朝皇帝“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人天一切，莫不归依”。可以推知，这些用词和话语是中国王朝为烘托华夷秩序，自己修润，甚至杜撰的。如《南齐书》和《隋书》的史臣所说：记录这些制度、风俗、语言不同、邈处山海的夷狄，体现的是“诸国朝正奉贡，无阙于岁时”，“圣人因时设教”，“威振殊俗”，“用德以怀远”。这些选择既体现了南北朝和隋朝官方记录海外信息时的选择，更显示了唐代修史时的观念。
五代和宋代修唐史也是如此。《旧唐书·日本传》主要记载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其国国名由来、地理概况；二是遣使唐朝及其使在唐朝的活动，占据了四分之三以上的篇幅。主要体现日本和唐朝的朝贡关系。欧阳修撰《新唐书》，特别注重华夷之辨，将日本、新罗等东方诸国列入《东夷传》，环王、真腊、诃陵、室利佛逝等南海诸国列入《南蛮传》。《新唐书·日本传》全传共994字，除146字叙述其国地理、风俗，35字叙述周边部族或“国”外，主要内容是日本国君世次和与唐朝朝贡往来。《新唐书·南蛮传》立传的海上诸国有环王、盘盘、扶南、真腊、诃陵、投和、瞻博、室利佛逝、名蔑、单单，皆曾向唐朝朝贡。唐人姚思濂谈了他修《梁书·海南诸国传》的选择标准，汉晋时期南海诸国“通中国者盖鲜，故不载史官。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始为之传。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今采其风俗粗著者，缀为《海南传》云”。主要的选择标准是与中国有朝贡关系。
《宋史》列传的南海诸国有占城、真腊、蒲甘、邈黎、三佛齐、阇婆、勃泥、注辇和丹眉流。所载大部分内容是诸国与宋朝的朝贡关系。如篇幅最大的占城国，有三分之二的内容是占城与宋朝的朝贡活动，而且大篇幅载录占城国的贡表，以凸显两国的君臣关系及宋朝君临夷狄的华夷共主地位。如景德四年的贡表中有：“臣闻二帝封疆，南止届于湘、楚；三王境界，北不及于幽、燕”，夸赞宋真宗“业茂前王，功芳徂后”，“无方不是生灵，有土并为臣妾”，称自己“部署土毛，远充岁贡。虽表楚茅之礼，实怀鲁酒之忧。”注辇国的贡表也是同样的话语，如大中祥符八年其国贡表有“钜宋之有天下也，二帝开基，圣人继统，登封太岳，礼祀汾阴，至德升闻，上穹眷命”等歌颂宋真宗东封西祀的话语，而又自贬道“窃念臣微类醯鸡，贱如刍狗，世居夷落，地远华风”。宋人还用注辇国听闻“十年来海无风涛，古老传云如此则中国有圣人，故遣三文等入贡”来解说其朝贡。注辇国位于印度南部，是印度和东南亚海域的强国，加之文化差异，其国书遣词用典所见浓厚的中国文化内涵是其国不具备的，当然其国也不可能自贬为醯鸡刍狗。
占城和注辇的贡表无疑是经过宋朝修润甚至改写的文本。《宋会要辑稿》所载皇祐二年占城贡表就称宋朝为“大朝”，称宋朝皇帝为“大朝官家”，自称“我”。虽然也是君臣朝贡的用语，但并非如上举景德四年贡表那样严格的君臣华夷话语。周煇曾说，外国贡表“藩服自有格式”，“外国表章类不应律令，必先经有司点视，方许进御”。必须经过修润和改写才能呈现在宋朝国内的政治场域中。这类事例颇多。如《宋会要辑稿》所载庆历八年塗渤国贡表的译者初译稿及修润稿。前者称宋朝皇帝为“大朝官家”，自称“我”，后者则自称“臣”，宋朝皇帝为“大宋皇帝陛下”。修润的目的就是显示两国的华夷君臣关系。国书的修润、代写成为宋朝的常例。
而最直观地体现官方对海洋知识的选择就是华夷图和职贡图。唐德宗朝宰相贾耽曾作《海内华夷图》，图已佚失，但从现有记载可知：该图“四夷”的信息主要来自于向朝贡使节的采访，即“四方之使，乃是蕃虏来者，而与之坐，问其土地山川之所终始。凡三十年，所闻既备，因撰《海内华夷图》”。也即贾耽自己所说“梯山献琛之路，乘舶来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访求其居处”；该图是其奉命而作，完成后上呈皇帝，贞元十一年撰成《海内华夷图》，献表中说“兴元元年，伏奉进止，令臣修撰国图”；该图是包括了海上的诸夷的、表现华夷尊卑的“天下”图，如曹松《观华夷图》所述“中华属贵分，远裔占何星。分寸辨诸岳，斗升观四溟”，“四溟”即“四海”。
宋代的华夷图也是如此。宋孝宗选德殿御坐后有金漆大屏，“其背是《华夷图》”。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有南宋《华夷图》石刻。都是显示皇帝为天下共主的舆地九州图。现存清晰标注海上诸国地理方位的宋代地理全图是南宋《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该图中日本位于苏州正东海中，流求（台湾岛）位于明州正东海中，本在苏门答腊岛、爪哇岛和印度南部的三佛齐、阇婆国和注辇位于漳州、泉州、潮州正东，而且是仅用一个小点标识而已。该图并不能反映宋代海洋知识的客观状况。综合宋代关于南海海域的知识，宋人完全可以画出新发现的鲍德林图书馆所藏对南海地区地理描述基本准确的《雪尔登地图》。唐宋“华夷图”构图的目的主要是体现重华轻夷的华夷观和舆地九州的天下观。
中国古代始终存在着官方和民间两套海洋知识体系，具有不同的生成路径和目的，同时又交错互动。“九州-四海”的想象是官方海洋知识生成的第一个源头。目的是构建体现九州中心和华夷秩序的“天下”格局。“四海”中东海最早进入“中国”人的视域，秦开岭南，南海也进入“中国”人视域。到宋代，东海与南海海域的分野最终明确。西海和北海则没有实指的海域，虽然汉代曾有人试图坐实西海和北海所指，但也仅是出于对“四海”想象的映证。宋代已经明确指出西海和北海的虚指，但此后仍通过祭祀和册封坚守着“四海”的想象。
官方海洋知识生成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官方航海实践，包括向海外使节搜集海外信息和“中国”王朝组织的航海活动。礼宾机构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向使节搜集海外信息。此外，民间航海活动为官方提供了大量的海洋知识。民间航海具有鲜明的实用目的，主要关注海洋航路、航海技术、商情民俗等与商业贸易密切相关的知识，弥补了官方海洋知识的不足，且为官方的航海提供了技术支撑。航海实践消解了关于海上神仙世界的想象，同时积累了海外诸国的大量信息。
官方通过多种途径获得了丰富多样的海洋知识，但在修撰正史、绘制“天下图”时向公众发布的海洋知识则按照九州中心观和华夷秩序进行了选择和书写。一方面选择反映海外诸国社会风俗的知识，其中很大部分采自民间海洋知识，显示华与夷的文明对照，而更主要内容则是海外诸国朝贡信息。既主要选择与中国有“朝贡”往来的国家，也主要记载朝贡活动，同时对海外诸国外交文书、来华目的进行有意修润和制造，以体现中国与诸国的华夷君臣关系。
官方和民间海洋知识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的海洋知识体系。以华夷观念和阴阳五行理论为基本逻辑的中国古代海洋知识体系有着独特的生成路径和解释话语。面对近代以来在全球化背景下传播的以西方知识和观念为主的海洋话语，深入梳理中国古代海洋知识的生成与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简介：
黄纯艳，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原文刊发《学术月刊》2018年第1期，已删除原文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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