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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地图北方为什么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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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绝对多数地图选择了北方朝上?
吕良水为什么绝对多数地图选择了北方朝上?经纬线在绘制地图的历史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些今天看上去有些滑稽的问题,事实上却包含着古人严肃的思考。美国地理学家威廉·C·伯顿有过一个有趣却可信的推测:因为地中海在赤道以北,当时的主要文明都集中在地中海沿岸,而南半球则被认为是怪物出没的区域。但是,世界上的地图也并非都是北方在上。例如,在欧洲中世纪的若干世纪里,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耶路撒冷成为地图圆盘的朝向,东方被要求放在上方,仰望着伊甸园。在大航海的时代,意大利的一位僧侣法·莫拉于1459年出版了一张圆形地图,第一次正确显示出印度洋和大西洋在非洲南端是相通的。但是,这张地图将南方设置在顶部,据说是受到了早先伊斯兰地图的影响。实际上,澳大利亚人也使用过南方在上的地图,中国古代也出现过上南下北、东西相反的地图。例如,16世纪中国的《筹海图编》和《全海图注》就不是北上南下的。
史前人制的全球地图与现代地图上北下南相反陕西省西北大学的文物陈列室里陈列着五千年前的古人制的南部非洲拟人化地图,即那个被称为“陶祖”,又称为“且形器”的有名小陶器。该陶器高五点九厘米,陶器的轮廓与现代绘制的南非地图轮廓完全吻合。史前人制作出如此精确的地图令人惊叹。(注:中国从史前一直到清代所绘的地图都十是上南下北方向,而现代地图都绘成上北下南方向,所以要把现代地图颠倒过来,也成为上南下北方向,才能看出史前南非地图轮廓与现代地图的南非部份完全相合。)该地图《山海经》称为非洲为“离耳国”。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收藏着七千年前的古人制的澳大利亚拟人化陶头像,该头像象一个正在思考的老伯,故《山海经》中称澳大利亚为“伯虑国”。
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着五千年前的刻着拟人化南美洲地图头像的陶瓶,瓶头刻着一个披着长发的人头像,故《山海经》中称南美洲为“披发人”。15世纪,在印刷术的推动下,“北在上”的设计受到推广。尤其是荷兰的地图学家墨卡托1569年首次出版的以圆柱投影为基础的投影地图,受到海上水手的青睐,因为他们已经广泛使用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它总是指向北方,两者可以说是相得益彰。这使得托密的经纬线配上指南针以后,就像扔出去的骰子已经落定。16世纪,北上南下开始成为欧洲地图制作的一个标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国的古代地图可能是以“中国”居中,“蛮夷”靠边;(1、在中国古代,南宋以前,北方政治经济发展相对发达南方还属于蛮夷之地,皇帝定都几乎都在北方,所以就有了以北为尊的说法。那么北上南下的说法就很自然了。2、皇帝的坐位的方向一向都是坐北朝南的,南面朝臣的成语你也应该听过吧!北为皇帝,高高在上;南为臣子,俯首在下。3、另外,我们中国人生活在北半球,但古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们的意识里,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而中国的“中”就是这样来的。他们白天看到的太阳无论东升西落,它始终都是在我们的南方,晚上夜观星象,抬头正对着象征帝王的北斗七星,这样,“上北下南”也符和一般百姓的生活习惯。)托勒密则将亚历山大作为地图的中心,东西横跨亚非欧大陆,更重要的是将顶部朝向北极星,因为这是古希腊航海者的指南星。严格的来说,我们绘地图的时候,是采用的俯视图,我们站在地面时,如果面朝着北方,那么身后就是南方,左边肯定是西方,右边肯定是东方,故有:“面北背南,左西右东”,俯视之后,就是地图的看法“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因为地图是挂着看的,所以变成上下了,平放在地上还是与实际方向一致的,要是不是这样的,方向肯定和实际的不一致!!!很简单的道理,现在巳知的文明古国都是在北半球,古代的人们不知道地球是圆的,最早的测量学是从天上的星座开始的,太阳,月亮,星星东升西落,都围着北极星转动,北极星成为辨别方向的唯一不变坐标.面对北极星一直向前,则北极星从低而高,背着北极星走,则北极星越来越低,将走过的地面距离方位描到平面上,就成了最初的地图.在上古文明中北极星所在的天区被视为天帝居住的地方,而天帝居住的地方,当然至高无上了;中国的星相文化中,就称北极星周围的天区为紫微宫.约定俗成,至高无上的方位就应置于在上方.
但是,我们还应注意星图与地图的一点区别。地图上方向是按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标注的,而星图上则变成上北下南左东右西,也就是东西反向。原因是星图表现了观测者仰视所见到的星空。星星是在我们的头上,在看星图的时候,方向是从下往上看的。观察头顶附近的星座,请将星图置于头顶位置,星图北、南分别与实际方向保持一致。观测者边看星图边和实际星空比对(夜晚请用红光手电提供照明)。因为印刷星图只能反映某一特定纬度所见星空实景,所以很多爱好者会发现星空与星图上有所差异,这是正常现象。观察东南西北任一方向半天以下星座则不用那么辛苦,只需将星图竖起,让所观察方向一侧朝下,再和实际星空进行比对。例如,观测西方天空星座,请将星图竖起,星图西方朝下即可。星星是在我们的头上,在看星图的时候,方向是从下往上看的
下面就对我国古代地图方位的演变作一概略介绍。   早先多以南为上  我国古代制图很早就考虑方位了。《诗经·公刘》有“既景乃冈”之句,意思是在山冈上测影以定方位。西晋地图学家裴秀创立的我国最早的地图学理论制图六体,提出了制图时应遵守的几条基本原则: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其中“准望 ”即方位的意思。不过这里的方位是指绘制地图时要考虑地物要素间的地理位置关系,即清胡渭所说的“辨方正位,某地在东西,某地在南北之谓也”(《禹贡锥指》),它没有规定以哪个方向为正方位。那么,我国早先的地图方位实际情形如何?有无规律性?  我国宋以前的地图存世极少,有关地图制作的理论也很少,研究此前地图的方位并找出其中的规律缺乏足够的资料和证据。但根据考古发掘,结合我国传统文化的背景,我们仍然可以认为,早期的地图可能以南为上的情形较多。我国目前发现的几幅早期地图,方位多是以南为上。  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3幅帛地图,为西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前的作品。其中《长沙国南部驻军图》的上方标有一个“南”字,左方标有一个“东”字,表明其方位是以南为上的。还有一幅制图范围比驻军图大的《长沙国南部地形图》,方位与其相同。1978年河北平山县出土的一幅约制作于公元前323 年至前315年的《兆域图》,系战国时期中山国王修建陵园的规划图,其方位也是上南下北。  古代地图多以南为上,与古代的方位观有关。我国古代在各个方位中,以南为尊,如古代祭天的地方就位于城市南郊。这一观念反映在地图上,便是把南方置于图的上方。  地图方位多元化  自宋以降,我国存世地图逐渐增多。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其中除了有以南方为正方位的,以其它方向为正方位的也很多。如:宋代保存下来的一些石刻地图珍品《华夷图》《平江图》《地理图》《长安城图》《禹迹图》《九域守令图》等,它们多是以北为正方位的。  南宋景定二年(1261年)周应合编撰的《建康志》中附有地图19幅,诸图定向则是以东、西、南、北为上的都有。其中的《皇朝建康府境之图》,是一幅以相当于现在的南京地区为主要制图区域的政区图,其方位就是以东为上。  地图方位趋向于多元化,是由于地图方位本身就是人为规定的,并无一定之规,其选定在演变过程中尊崇南方的色彩逐渐淡化了,越来越多地考虑到不同因素的要求,尤其是使用的方便。清学者俞正燮所说的“凡舆地悬图宜以北为上,几案展阅之图宜以南为上”(《癸巳存稿》),就是这个意思。如明代军事学家、地图学家郑若曾的《筹海图编》中有海防图《沿海山沙图》72幅,表示我国自今广西钦州南龙港西南的海域起至辽东鸭绿江畔沿海一带的山脉、河口、海湾、港口、岛屿、礁石以及堡、寨、营、卫、所、烽堠等内容,这些地图大都把大海置于图幅的上方,大陆绘于下方,它们的方位随海岸线的蜿蜒曲折而不断变化。图面这样布局,陆地驻防军队观察地形时把地图和实地方位对应起来非常方便。这里各图定向完全以实用为原则,而不是拘泥于某种固定的方位模式。  其实,前面介绍的早先地图以南为上也包含着实用的因素。那时地图主要是供帝王等人使用的。他们坐北面南,地图以南为上供他们坐阅正好与实地方位相一致。  此外,制图区域的形状,作者描绘地形的角度,印版幅面的状况等因素,也对地图的定向有影响。    另: 古老地图的图面摆放  喻沧先生在《地图》2003年第3期“古地图上的方向”一文中谈到:地图上的方向,人们一般都熟知“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现代地图的方位一般遵循这一规律,但古代地图上的方向并不这么固定。地图上的方向是方位,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种后天的、人为的规定,其实并没有固定的东西南北之方……。到目前为止,考古发掘出来的中国最古老的地图是《兆域图》,战国中山王修建陵园的规划图,于公元前323~315年制作,1977年在河北平山出土,该图方向为上南下北;……三.是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长沙国南部地形图》等3幅帛地图,经考古鉴定,该图是西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公元前 168年)下葬,地图的方向为上南下北。上述二种古地图中的方向是上南下北的,而后世制作的古地图的方向大多也是上南下北的,如南宋程大昌《雍录十卷》有地图32幅,其中29幅的方向为上南下北。元代李好文绘制的《长安志图》有地图22幅,其中上南下北的有6幅仅占27%,上北下南的有16幅占73%。但也有许多古地图的方向上西下东的。可见,古地图方向上南下北也不一定是固定的模式。  中世纪欧洲所绘的世界地图被称为Mappamudi(译作“世界地图”,现代英语中表示地图的词汇map就是由此词缩略而来的)。在拉丁语中,mappa意为餐巾或台布, munddus意为世界,显然,此种地图最初曾是画在布上的。现存的中世纪“世界地图” 共有1000幅左右,其中90%都是附在手稿著作中,独立的地图很少。在这些“世界地图 ”中,最为常见、最著名的就是T-O地图。在所谓的T-O地图上,一般是东方朝上,西方朝下,右边为南,左边为北;整个世界就像一个盘子一样(或者说像字母O一样),四周被大海洋所包围;世界中间的大地被三大水系分为亚、非、欧三大洲,其中顿河(古人称之为Tanais河)把欧洲与亚洲分开,尼罗河把非洲与亚洲分开,地中海把欧洲与非洲分开;顿河、尼罗河在地图上成一条横线,而地中海则呈一条竖线,这一横一竖两条线组合起来就像字母T一样。所以现代学者把这样的地图称为T-O地图。T-O地图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种类型是图表式的,上面只有简单的几根线条及一些文字,没有什么图案。另一类是非图表式的,上面用各种图案表示出城市、历史、传说以及基督教故事等。[11]   神州旅游信息港网站上,日佚名作者的《土耳其古地图之谜》一文中提及,在一本西藏古书《鲍因塞克特书》中也有一幅奇妙的航海图,这幅图用许许多多标志着一些未知国家名字的工方形和矩形拼制而成。由于图表标出了四个基本方向点上东、下西、右南、左北。因此,前苏联语言学家博隆尼斯洛夫?科兹尼索维特断定这实际上是一幅地图。他找到了一个解释它的方法,并辨认出了这些地方,诸如,帕撤格迪(公元前4-5世纪的波斯城)、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古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大夏(巴克特里王国)等。(部分转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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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不少“全国地图”,历朝历代不同时期还有不同的版本。但有三张地图影响最大。
中国第一张真正意义的全国地图
《秦地图》――
“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
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九州后,一张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地图”出现,“大中国”版图从此形成,这就是《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秦地图》。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前,秦国已有较高的地图绘制水平。1986年,在甘肃天水北道区党川乡一号秦墓考古中,发现了一套秦国地图。这套地图共七种,绘制在四块木板的两面,统称为《放马滩秦墓地图》。
其中地形图三幅,绘有山脉、河流、沟溪、关隘、道路、界域等,并标出各处地名。行政区域图两幅、物产区域图和森林分布图各一幅,各地之间里程都标示了出来,显示了秦国较高的地图制作水平。所以,秦始皇刚统一中国后,便着手编制《秦地图》。同样遗憾,这张地图最后也未能保存下来。
在汉高祖刘邦攻进秦都咸阳后,这张《秦地图》以及秦律令、图书典籍等都被萧何拿走了。据《史记?萧相国世家》,“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人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
当时,为收藏所缴获的《秦地图》及一批秦国档案文件,萧何专门建了一座“档案馆”,史称“石渠阁”。据《三辅黄图》,石渠阁“其下砻石以导水,若今御沟,因为阁名。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按理说,如此珍贵的地图档案放在这种地方是很安全的,但到了西汉亡国时,却被王莽建立的新朝所毁。
不过,现代学术界的推测又为《秦地图》的存在带来了一丝希望。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死后极可能随葬了《秦地图》。秦始皇建造陵墓,“穿三泉,下铜而致椁……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从司马迁这句话来看,秦始皇墓中随葬的或是一件秦疆域地图模型。这一推测可靠吗?目前,秦始皇陵墓尚未发掘,谜团还要留给未来。
《秦地图》对后世全国地图的绘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汉代及其以后历代中国疆域都是在《秦地图》版图上变化出来的。西汉时的全国地图叫《舆地图》,据《后汉书?马援传》,“前披舆地图,见天下郡国百有六所。”汉武帝时,在秦朝疆域版图基础上,汉武帝向西南、西北、东北三个方向开拓,打通了“河西走廊”,有了“丝绸之路”:西部疆界到达巴尔喀什湖。据测算,此时的中国疆域首次超过1000万平方公里,《舆地图》乃名副其实的“大中华地图”。遗憾的是,西汉这张《舆地图》也未留存下来。
中国首张全国测绘地图
《十道图》――
“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
早在魏晋时,制图学专家裴L便提出了“制图六体”理论,即地图测绘时要考虑“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六大要素。这一理论在中国测绘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大大提高了地图的准确性。
虽然有“制图六体”这一先进理论,但在唐代之前,事实上还没有哪一张中国地图是全国范围内实际测量出来的,其精准度多少要打些折扣。到了唐朝,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中国历史上第一张全国性测绘地图《十道图》的出版,成为中国地图全国性基本地图测绘的开端,这水平在当时是世界第一,标志“大中国”疆域,开始走向精准。在图上,中国疆域首次突破了1200万平方公里。
唐朝规定,每五年(原为三年)须向职方报送地图,进而编制全国《十道图》。所谓“十道”,就是自然界限,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将全国划分为十大区域,唐玄宗主政后增至十五道。据《旧唐书?地理志一》,唐朝疆域,“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
唐朝全国地图《十道图》,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绘制出来的,它是依各州定期报送的地图进行绘编,作为中央政府实施各种政令的依据。
《十道图》有三种版本,均为多卷本。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有十三卷本《长安四年十道图》、十卷本《开元三年十道图》和李吉甫十卷本《十道图》。前两种版本的《十道图》大体有山川、户口、赋税、行政区域界线、州县总数、文武官员数字、薪俸、各州郡疆域等,但均已失传,甚至连绘制者都无从查考。
李吉甫十卷本《十道图》有记载,但原件也已不存,仅在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历史地图集、宋刻本《历代地理指掌图》中收藏有总图性质的《唐十道图》一幅,但后来流落他国,现藏于日本东洋文库。
与《秦地图》一样,唐朝《十道图》对中国的影响亦很大。宋太宗时全国地图《淳化天下图》,就是参照唐朝旧图绘制的,此后北宋先后出现了《九域图》、《十八路图》等多张全国地图。
到明朝时,中国传统测绘水平达到最高峰,明罗洪先绘制的《广舆图》,将中国地图传统绘制水平推到了新境界,明朝所绘的“中华大地图”原件,目前仍有存世。
明朝后期,西方测绘技术传入中国。清朝康熙年间绘制出的“大中华地图”《皇舆全览图》,便使用经纬度和三角测量手段。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最精确的一张全国地图。在这张地图上,中国疆域超过1300万平方公里
(责编:张淑燕、周斌)当前位置:&&&1735年中国地图曝光 中国疆域有多大
1735年中国地图曝光 中国疆域有多大
http://www.city8.com/gudaiditu/8521730.html
日 10:14:10
摘要:德国1735年绘制的中国地图国家主席习近平30日上午9时15分抵达布鲁塞尔,开始对比利时进行国事访问,并访问设在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比利时首相迪吕波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习近平是在结束对德国的国事访问后从杜塞尔多夫抵达布鲁塞尔的。比利时是习近平这次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这也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27年再访比利时。
德国1735年绘制的中国地图国家主席习近平30日上午9时15分抵达布鲁塞尔,开始对比利时进行国事访问,并访问设在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比利时首相迪吕波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习近平是在结束对德国的国事访问后从杜塞尔多夫抵达布鲁塞尔的。比利时是习近平这次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这也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27年再访比利时。你知道古代中国人是如何绘制地图的吗?_网易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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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锐尺图片:来源网络清 浙江杭州府地舆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古人将地图称作“舆图”。“舆”指的是车辆,古人地图时就是驾着一种叫做“记里鼓车”的马车丈量世界,马车行到哪里,地图便画到哪里。至于地图之外的世界,不是一片蛮荒,就是与己无关。在古代中国,只有统治阶级才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的地图测绘,也只有作为知识分子精英的士大夫才掌握着绘制地图的秘密。权力的游戏在古埃及,每逢雨季,尼罗河洪水泛滥,带来肥沃土壤的同时,也冲刷了原本界限分明的田亩,为了声明对于土地的所有权,统治者不得不绘制地图,来确定自己所管辖的土地。最早的地图,无关导航,而关乎占有,以及掠夺。中国有记载的最古老的地图绘制在4000年前夏禹的九鼎上。相传大禹成功治水后,各部落与方国奉大禹为最高统治者。华夏遂分九州,大禹命人铸造九鼎,分别绘制各州的山川形势。鼎成后藏诸国都,普通百姓难得一见。九鼎上的原始地图,如同古埃及人的地图,都是一种对于土地所有权的声明。谁拥有了地图,谁就能以“上帝视角”俯察这片土地,从此广袤的大地不再虚无缥缈,而是轻易地掌握在手中,并且可以在案上徐徐展开。这对于土地所有者而言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西汉 长沙国南部地形图 湖南省博物院藏人对土地的欲望永远不知餍足,这赋予了地图一个天然的属性——扩张。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而当兵戎相见时,地图的身影再次显现。2000多年前的管子在《地图篇》中明确指出:凡是军事上的指挥者,必须首先研究和熟悉地图。(“凡兵主者,必先审之地图。”)于是才有了许多向大王献地图的史事,譬如荆轲刺秦王,献上的是将军的人头与燕国地图。西汉 长沙国南部驻军图 湖南省博物院藏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两幅珍贵的古代军事地图: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和驻军图。这两幅图划时代地使用了的概念,前者约为1:18万,后者约为1:8万,分别描述了长沙国南部的山脉走向和驻军情况。西汉高后末年,割据岭南的南越王赵佗向长沙国南部发起进攻,朝廷及长沙国随即派兵征剿。这两幅图可能是墓主参与指挥此次征战使用的军事地图,是世界上已经发现的较早且较为精确的地图。地图给指挥将领带来了方便,不过可以设想,如果不幸落入敌手,长沙国将会陷入怎样的灾难之中。所有的攻城略地落到纸上,都是为了将新的城池纳入自己版图,而地图上的每一次寸进需要付出多少的头颅与鲜血,这是在干干净净的地图上所看不到的。士大夫的发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士大夫们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君王丈量每一寸土地。先行者是大禹的两名臣子,大章和竖亥,他们一个东西,一个南北,徒步为大禹丈量世界。“记里鼓车”出现在汉代,又叫大章车——大概就是为了纪念先驱大章——它大大减轻了丈量土地的劳动量。这种车分两层,每层有一个木人,车行一里,下层木人击鼓一次,车行十里,上层木人敲一下铃。驾车人只要记录鼓声和铃声次数便可以计算出马车行过的距离。汉代“记里鼓车”示意图古人便是驾着这样的马车驶入未知的区域,凭借简单的定向设备确定位置,再将用肉眼观测到的地理信息记录下来,绘制到图上。这种测绘最初全凭经验行事,久而久之,便有了一定的章法。西晋地官(专管国家的户籍、土地、税收和地图的官员),后官至宰相的裴秀将其总结为六项制图原则,也就是有名的“制图六体”: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分率就是比例尺,即确定面积和长宽的比例;准望就是方位,即校正地图各部分之间的相对位置;道里就是距离,即道路的里程;高下、方邪、迂直指的大体就是比较和校正不同地形所引起的距离偏差。裴秀的制图六体为后世的地图测绘者所沿袭,在16世纪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带来西方制图理论之前,一直是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制图传统。从唐代贾耽编制的《海内华夷图》,宋代沈括编制的《守令图》,到元代朱思本编制的《》,明代罗洪先编制的《广舆图》都能找到制图六体的影子。基于他的贡献,李约瑟称裴秀为“中国科学制图之父”。清 北洋海岸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在制图六体中,“分率”也就是比例尺问题,是科学制图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它关系到测绘者将以何种比例将庞大的山川河流、道路城邦“缩印”在绢帛或者纸上。裴秀的解决方案是“计里画方”,具体操作是先在地图上按照一定的比例关系绘成方格坐标网,以此来控制地图上各要素的方位和距离。宋 《》石刻(该图为反色效果)西安碑林博物馆藏裴秀所绘的地图皆已失传,现存最早的“计里画方”实例是南宋石刻《禹迹图》,此图为全国地图,刻有山川、州郡等地理要素,横70方,竖73方,共5110格,方格边长1.1厘米,即“每方折地百里”,地图比例尺为1:500万,全图所涵盖的总面积为1278万平方公里。这是西方地图投影法和经纬度制图传入之前最科学的制图方法,其中的海岸线与黄河等河流的形状已经与现代地图极为相近。这一方法甚至在13世纪传到西方,被阿拉伯和意大利的地图学学者所采用。清 渤海沿岸道里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认知的边界一个时代的地图,反映的是一个时代对于世界的认知边界。地图延展到哪里,认知也就到了哪里,至于“画”外之境,对于所有绘图者来说都是一片空濛。清 大清河源流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上古时代,人们只对眼前的溪流和田亩,至多还对远方障目的高山发生兴趣,他们用简单的符号记载了下来,这便是最早的地图。中国的文字是从象形符号发展而来,川字是流水,山字是三座山峰,田是分成小块的土地,这些古代的图形符号,或许就是最先在地图上标记的符号。到了裴秀的时代,世界则广大得多,他以古时《禹贡》为依据,对山岳、湖泊、河道、高原、平原、坡地、沼泽、古代九州的范围以及当时十六州都作了核查,绘制了18幅《禹贡地域图》。而同样以《禹贡》为依据绘制的宋代《禹迹图》则涵盖了1278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他们的视野范围已经攘括海内,但这些以“计里画方”原则绘制的地图有个致命的缺陷,即测绘中心附近的相对准确,而离测绘中心越远则误差越大。误差产生的原因在于裴秀对于这个世界的错误认知:以为世界是平的。尽管张衡的“浑天说”已经在一定意义上将这个世界描述成一个圆球,但绝大多数人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仍然固执地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扁平化的世界里。传入日本并经抄绘、上色、改写地名的《》裴秀的理论缺陷直到16世纪利玛窦来华才得到纠正。这位意在传教的意大利人,为了讨好官员与皇帝,尽情地展示着来自西方的“奇技淫巧”,其中便有地图投影法,运用这种数学方法,可以将地球表面的曲面转换到地图的平面上而不发生误差。他还以西方的世界地图为蓝本,将东西方两个已知的世界汇编到同一地图上,这位“中国通”极为聪明地将中国置于地图的中央,这幅图即是有名的《坤舆万国全图》。该图为我国首次刊行的世界地图,此后中国绘制的世界地图,一直沿袭这种布局格式。这张世界地图带来的冲击像一记哑炮,空有声音,却没有什么实际影响——并没有激发士大夫知识分子探究外部世界的兴趣,或许他们甚至还陶醉于西方传教士制造的“中央帝国”的幻象之中。直到19世纪“蛮夷之邦”用真正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才有人开眼看世界。而世界早在300年前就以一种更为温和的形式呈现过,只不过当时的士大夫集体选择性失明,这不能不令人遗憾。如果地图不能引领人们去探寻未知,那么再精确的地图也只是画地为牢而已。
清 浙江省海塘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本文来源:国家地理中文网
责任编辑:李昕哲_NA3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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