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收废品收什么能否随意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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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外卖愈演愈热 “白色垃圾”该何去何从
每天,在乐清街头都能看到来回穿梭的外卖“骑手”,他们将成千上万份塑料包装的外卖送上人们的餐桌,随后沾满油污的塑料餐盒被丢入垃圾箱,一部分和其他垃圾一起焚烧,一部分进入填埋场,也有一些“漏网之鱼”散落在城市的角角落落。
近年来,网上订餐逐渐走进乐清市民的生活,通过手机APP或者电话下单叫外卖,逐渐成为乐清人饱腹的便捷选择。十年前,“限塑令”的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曾广泛使用的超薄塑料袋因此大为减少,而如今走红的外卖采用的不可降解塑料餐盒,成为塑料垃圾污染的新增长点。
上班族偏爱叫外卖
10月24日11时许,在美团外卖正东乐清站门口,若干辆电动车停靠在一旁,清一色的黄色外卖箱特别醒目。“今天的工作要开始啦!”送餐员李先生一边出门一边戴好头盔,整理好送餐保温箱准备出发去送餐。每天接近中午时刻,他开始一天的上班。
李先生在乐清做外卖送餐员已经有6个年头了,从过去为餐饮店做跑腿到现在成为美团外卖的骑手,“乐清现在的外卖平台越来越规范,选择叫外卖的人也越来越多。”李先生说。据了解,美团外卖进驻乐清以来,该站点日均接单量已近2000单,目前有“骑手”100多位。
“现在人们生活节奏很快,订外卖就是为了图方便,但是可能很少人意识到外卖垃圾问题。”美团外卖正东乐清站工作人员说,餐饮外卖都是由商家包装的,有的顾客即使在家可以用家里的筷子和勺子,也会因为外卖里没有配备餐具而投诉“骑手”,“可能是懒得洗吧。”
在市区一家企业上班的朱女士,平均一周至少一次在单位使用手机APP下单叫外卖解决午饭。“从家里带饭去单位的时间成本太高,上班族没有那么多精力准备,去外面餐馆吃又太贵。”朱女士说,现在各类外卖平台有很多优惠活动,实际付款的价格比在食堂吃要便宜。同样,对单位没有食堂的市民王女士来说,外卖成了每天午餐的最佳选择。不知不觉,实惠又快捷的外卖服务已经受到乐清上班族的青睐。
然而上班族偏爱的外卖也增加了保洁员的工作负担。王阿姨在市区某单位从事保洁,每天早上6点30分左右,她和往常一样对单位三个楼层的垃圾桶进行清理。“每个垃圾桶里都堆满了餐盒、塑料袋、一次性筷子等垃圾,这些都是来自前一天员工叫的外卖。”王阿姨说,一些餐盒里还有剩饭剩汤,在处理的过程中难免弄脏地面,增加了工作量,也着实令人头疼。王阿姨告诉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这些外卖垃圾不像废纸可以回收,只能当生活垃圾处理。
为外卖垃圾买单
享受了网上订餐便利的同时,市民也要为随之而来的外卖垃圾买单。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浏览了各大线上外卖平台发现,大部分在线支付的订单中都有一项餐盒费用,价格根据打包的餐盒数量叠加。
在市区清远路一家餐馆,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在店内打包了一份盖浇饭、两份小吃,很快拿到手的是一个塑料袋,里面分装了三个带盖塑料盒,附带一个餐具袋,内装有筷子、勺子和纸巾。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发现其中的塑料盒与普通塑料盒不同,上面印有可微波的标志。据老板娘介绍,因店里主要经营小吃类食物,为方便消费者加热,使用的多是可微波材质的餐盒。“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餐盒成本是一块钱。”老板娘说,一般情况下一份外卖订单至少包含餐盒两个以上。老板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店里每个月外卖订单2000多份,一份外卖包装成本(一个可微波餐盒+一双筷子+一个塑料袋)约2块钱,那么每个月花在包装上费用达4000元以上。
乐清市民高浩算是资深外卖用户,从中学读书到工作一直独自在外,叫外卖的“经验”也有十来年了。面对各外卖平台餐盒另外收费的现象,高浩觉得情有可原。“餐盒这种一次性用品和以前的塑料袋一样属于白色污染,我可以接受有偿使用。”高浩对记者说,尽管要为餐盒买单,但是通过商家的“满减”活动,最后的费用还是很划算,“而且,现在很多商家为了提高口碑,使用的餐盒质量都好了许多。”
在高浩的印象中,过去的快餐盒子多为泡沫盒子,散发着一股塑料味道,如今这种泡沫盒在市面上已经越来越少了,“一些便当店开始用纸盒替代塑料盒、用纸袋替代塑料袋,这说明大家的环保意识都有所提高。”高浩说,他自己有时也会要求商家不需要配备餐具,使用自己准备的筷子。
外卖垃圾基本无人回收
记者了解到,对于乐清外卖垃圾的数量,目前并没有权威统计数据。根据美团外卖、饿了么、百度外卖等公布的数据,这三家外卖平台的日订单量大概在700万单左右,据此可以粗略算一笔账,按照每单外卖用1个塑料袋,每个塑料袋0.06平方米计算,每天所用的塑料袋可覆盖42万平方米,大约相当于59个足球场。那这些垃圾都去了哪里呢?
10月24日14时30分许,三辆垃圾车陆续驶进东浦垃圾中转站,随着尘土飞起,一车的垃圾倒入垃圾处理池内。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在成堆的垃圾中一眼就看到几袋塑料餐盒。
立东是乐成街道环卫所的环卫工人,主要负责“门前三包”垃圾车收集工作。每天早上与下午两个时间段,立东开着车对清远路、丹霞路、双雁路等路段的果壳箱进行清理。“每到饭点的时间,路边的果壳箱基本被餐盒填满了。”立东说,装满一车垃圾就要去一趟中转站倾倒,基本上这些餐盒占据了垃圾车三分之一的容量。
记者从乐清市容环卫科了解到,我市生活垃圾2013年为&万吨、.30&万吨、.10&万吨、.76&万吨,生活垃圾不断增多,不乏外卖垃圾的“贡献”。“这几年乐清的外卖垃圾和当初的快递箱一样,数量大量增加,像是对当初的‘限塑令’的反弹。”乐清市环卫所工作人员说,外卖垃圾普遍存在回收难的问题,一次性筷子、塑料袋、餐盒基本处于无人回收的状态,尽管大多数塑料餐盒都印有可回收标识,但回收率依然很低。
为什么没有人回收外卖垃圾呢?环卫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般像竹质、实木质、纸质等餐盒还存在回收价值,而塑料材质需要经过塑洗才可以被回收。比如透明PP塑料餐盒即便是回收过来卖给塑料加工厂,工厂会将其粉碎成颗粒,制作成其他塑料制品,回收成本也高。“外卖餐盒基本不值钱,很难清洗也很难卖出去。”因此,大部分废品收购公司都表示对外卖餐盒、塑料袋和一次性筷子不感兴趣。
除此之外,目前乐清并没有单独对外卖垃圾进行分类,它们只能混杂在生活垃圾里焚烧或被填埋。
减少外卖垃圾需多方努力
中餐烹饪方式多油和多汤的习惯,再加上传统塑料餐盒多采用聚丙烯、聚乙烯、苯乙烯等材料制成,其强度、耐热性、稳定性都比可降解餐盒高,且成本低廉,因此塑料餐盒受到商家青睐。大多数人可能没有料到,平均使用时间只有1小时的外卖餐盒需要几百年时间才能自然降解。如何减少外卖垃圾,成为一道全社会关注的问题。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在采访中也遇到一些市民开始关心外卖产生的塑料垃圾如何处理。“每次吃完外卖都有一种负罪感、内疚感。”市民谢女士说,为了减少外卖垃圾造成的环境问题,一方面要改变市民的生活习惯,另一方面需要社会各个领域的共同治理,“现在乐清垃圾分类处理进步很大,如果能建立外卖垃圾回收体系,就能变废为宝了。”
更多的市民提出要在源头上减少塑料垃圾的产生,追求绿色生活方式,减少消费者自身对外卖的依赖。英国一个名为“更少塑料”的环保组织给出了生活中的“减塑”小贴士:“自备购物袋,随身携带可重复使用的水瓶、水杯,自备可循环使用的餐盒,拒绝使用不可降解的吸管或餐具,不用塑料袋,不选择外带或外卖,用玻璃罐保存食物。”
还有人表示,在外卖餐盒安全与环保方面,食品安全与环保部门要制定外卖餐饮的专项标准,确保外卖餐盒的环保属性和产品质量。然而记者从乐清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面对外卖这一新兴行业使用的餐盒,只要符合国家食品级包装安全标准,就可以在市面上流通使用。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委员、总工程师蔡斌说,“虽然没有硬性规定,但是国家始终提倡使用绿色环保的餐盒材质。”目前,大部分线上外卖本身便是普通的餐饮实体店,其食品卫生情况同样受到日常监督。
美团点评首席食品安全官钟永健曾说过:“当社会发展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红色,到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崇尚金色(高消费、奢侈消费),再到现在‘绿色’的流行,人们追求健康,追求品质。外卖行业也已经从数量竞争发展到质量竞争。外卖行业的升级需要全行业打通合作。”
今年6月,美团外卖、中国烹饪协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曾与多家餐饮外卖品牌共同发起《绿色外卖行业公约(绿色十条)》,其中包括“推动使用绿色餐具”的内容,并呼吁科研界为产业提供智力支撑,研发优质低价的可降解环保餐盒。像叫外卖一样扔垃圾,背后是一门看起来吸引人的生意_凤凰资讯
像叫外卖一样扔垃圾,背后是一门看起来吸引人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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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活动背后是一个爱心企业,想让你把用完的洗发水瓶、沐浴露瓶等寄给他们,由他们统一回收,做成书桌椅捐给山区孩子。 这是一次找明星来代言做塑料瓶回收的营销活动,尽管活动到目前为止,3个月也只收回来5500 个瓶子。
原标题:像叫外卖一样扔垃圾,背后是一门看起来吸引人的生意这是BottleDream&第579&次与你美好分享最近刘昊然在上海地铁做了个这样的广告:这次活动背后是一个爱心企业,想让你把用完的洗发水瓶、沐浴露瓶等寄给他们,由他们统一回收,做成书桌椅捐给山区孩子。 这是一次找明星来代言做塑料瓶回收的营销活动,尽管活动到目前为止,3个月也只收回来5500 个瓶子。最近几年,不少公司都想从你手上回收空瓶子。除了明星的营销、行为艺术以外,甚至还有手机app 一键上门收破烂:第一步下单,接着确认地址,预约上门,就像你用app 寄快递一样。你可能会奇怪:瓶子扔到垃圾桶里,也会有人捡去卖给回收站,干嘛还要费这个事儿?这只能做成营销吗?事情还真没这么简单。1在湖北咸宁万年路社区,一间带后院的小平房里藏了一家废塑料加工小作坊,几十万个塑料瓶在院子里堆成了小山,等着被简单清洗、粉碎、熔融、冷却粉碎成塑料颗粒。用来清洗瓶子的,是已被严重污染的地下水和最便宜的工业强碱,泛着白沫的污水直接排到附近的河里;熔融塑料的机器连盖子都没有,百米以外,你都能闻到一股令人作呕的塑料焦糊味。这样造出来的塑料颗粒,带来严重的二次污染,质量也糟糕。咸宁万年路社区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被拾荒者捡去卖的垃圾,大多流到了类似这样没有资质的小作坊。 理论上,拾荒者也可以有别的选择&&把塑料卖给正规工厂,塑料也一样经历清洗、粉碎等工序,变成颗粒;但正规工厂有配备废气污水等处理设备、通过了环境影响评价,对环境的污染更少。然而,拾荒者可不会考虑买家环保不环保,散落各地的小作坊,对于拾荒者「卖货」来说更加方便。▲城市里的拾荒者(图片来自新浪) 从这种「正规军打不过游击队」的尴尬中,谭飙看出了商机。他曾在阿里巴巴集团担任菜鸟裹裹副总裁、天猫超市总经理,累积了两年物流、八年电商的经验。2014年,这个互联网人决定辞职创业,琢磨垃圾回收。在他看来,上门回收的O2O模式是对的路子:跳过形同虚设的分类垃圾桶,直接从人们手里收集有回收再生价值的垃圾,转手给有资质的处理工厂;而且这些年来,人们对环保的认同感越来越高,从垃圾回收切入,能吸引不少用户。2015年5月,带着刚成立就拿到的500万美元融资,他创立的「9贝壳」app正式上线,提供瓶罐、衣服、家具、书纸、手机、家电等上门回收服务,先从杭州做起,找到星巴克、当地电台合作推广。▲9贝壳的app 截图当时,先后有一百多家创业公司盯上了垃圾回收的O2O。对它们而言,比起垃圾回收本身带来的利润,用户数量更为吸引,用户越多,它们就更有可能接广告、做在线商城,甚至拿到更大的融资额。至于去科普推广垃圾分类回收,用户量上去,似乎一切就能成。就跟所有的O2O 企业那样,一键「收垃圾上门」成了烧钱补贴用户的创业风潮,而没有将建立可以长期运作的商业模式放在第一位。为了拉到更多用户,「9贝壳」也是这么做的:只要用户下单,不管有多少东西能回收能卖钱,有单必接;积分兑换奖品也少不了。根据「9贝壳」公布的数据,上线3个月后,有10万个注册用户参与了垃圾分类回收。「我想在创业挣钱的同时,把公益给做了。」谭飙曾这样说。然而,上门回收的模式下,工作人员来来回回奔波,半天跑下来只有丁点儿可回收物,物流成本变成了大坑,平均下来每接一单就得亏50元。▲9贝壳的官网曾经长这样,现在已经打不开2015 年下半年,投资人的钱因为股灾缩水了不少,烧钱补贴用户的创业公司也很难拿到投资。想要做到双赢的「9贝壳」只撑了一年零三个月。跟「9贝壳」的情况类似,到现在,想要依靠用户规模盈利或融资的垃圾回收O2O项目基本上把钱烧完了,也死得差不多了。能活下来的,主要走政府购买服务或政府合作的路子。垃圾回收的困境,互联网也没法从根本上解决。2有人选择坚持线下设点回收的做法。「收不回来瓶子,我们也急,被逼得没办法了。」说起2010年时「盈创回收」的窘境,刘学颂忍不住笑了,「当时也考虑过上门回收,但算了算人力和物流成本,感觉划不来。」盈创回收的母公司是世界上单线产能最大的再生瓶级聚酯切片生产企业,一年能处理22亿个废弃塑料饮料瓶。▲世界上单线产能最大的再生瓶级聚酯切片生产线在塑料饮料瓶的再生技术上,它采用国际领先的布勒「瓶到瓶」工艺,能将回收的饮料瓶进行深层清洁、深度消毒、粉碎、造粒,最后固相聚合成食品级聚酯切片,用以再生为安全的新瓶子,将资源价值最大化。然而,这也意味着对饮料瓶的干净程度有更高要求,回收成本也不能太高。那段时间,刘学颂一边跑遍了北京的废品集散地找饮料瓶,一边和团队绞尽脑汁想办法。一次跟朋友闲聊时,朋友提起德国的大型超市里普遍有专门的饮料瓶回收机,「长得跟自动贩卖机挺像的」。▲德国的智能回收机「我们一听就觉得有戏,这样瓶子就不用进了垃圾桶、再转几道手变得脏兮兮了,我们也就能直接收到干净又便宜的旧饮料瓶。」刘学颂和团队特激动,但四处打听下来,这样的机器从国外采购,最便宜的也得大概8万人民币一台。他们也没泄气,「采购成本太高,那就自己做」。花了一年时间,他们把机器做了出来,刚开始成本在2万多,规模化生产以后,成本进一步降了下来。从2012年到现在,盈创在北京的地铁站、居民小区、超市等陆续放了5000多台「饮料瓶智能回收机」。在机身触摸屏上点一下「回收」,举起空瓶,条形码朝上,放进绿色荧光指示的槽口里。如果条形码被成功扫描,瓶子就能被投进回收机里。 ▲我们的亲身体验每回收一个瓶子,你就能获得0.1-0.15元,可以选择参与「爱心捐赠」,或者把钱攒起来给交通卡充值。与此同时,这瓶子的品牌、型号、去向等都能被跟踪记录。为了降低运输成本,回收机还装了「自动预警系统」,当机器储存到三分之二满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发信息通知工作人员来收运。 单在北京,一年就有60亿个饮料瓶被丢弃,预计还会不断增长。 盈创研发智能回收机,目标就是把这些瓶子的资源价值最大化。▲北京一处废品回收站(摄影:郑晓慧) 然而,现实很骨感。今年这8个月下来,这5000多台机器只收到了5000万多个瓶子。一对比,还只是杯水车薪。而这5000万个瓶子也不足以「喂饱」一年能处理22亿个瓶子的回收生产线。盈创只能采取先停工的策略,等量攒上去了再重启。要赚钱养活自己,它暂时还得靠回收机的广告收入,以及母公司在背后撑腰&&由国资委下属的中国中化集团控股的盈创再生资源有限公司。3德国的做法,可不是摆个回收机在超市那么简单。10年前,你可能还会看到德国年轻人在路边晃荡耍帅,随便一脚,踢飞一个塑料瓶。现在几乎很难了。原因在于「饮料瓶押金制」。这项制度在德国、英国、挪威、澳大利亚、立陶宛等20多个国家实施,刘学颂说「挺适合中国的」。▲德国的塑料饮料瓶,基本上都有可以退押金的标识2002年12月,德国开始立法对塑料瓶和易拉罐实施押金制:当人们购买1.5升以下的矿泉水、啤酒、汽水等,饮料的价格就自动加上了0.25欧元的「瓶子押金」,1.5升以上0.50欧元&&押金比水还贵。人们退还了瓶罐,才能拿回押金。理论上,这样做是为了环保,但一开始德国人走了弯路。如果你那时候在德国买了饮料,你得保存好当时的小票,在同一天里带着空瓶空罐回到当时消费的店里出示小票才能退押金。还得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跟你一样的人太多,每次想退押金都得排长队。一来二往,回收的成本反而变高了。环保部官员说,搞得那么麻烦,就是想强迫德国人改掉使用一次性饮料包装的习惯,实在想买,就买以合格回收纸浆为主要原料的软包装饮料。这话一出,嘘声不少:水、牛奶、果汁都可以买软包装的,但碳酸饮料和啤酒可没法这样搞呀。抗议声很大的,还有超市们。押金制一出,它们相当于要义务腾出人手来收瓶罐、核对小票、退押金,还得挪出空间来放瓶罐。为此,有些超市甚至把加入押金制的饮料列入「黑名单」。直到很多大型超市里给瓶罐设了专门的回收机,退瓶拿钱变简单了不少,押金制度才真正跑了起来。 有些超市还特地在货架上标饮料原价,小票上显示加上押金后的价格,提醒消费者押金可以退掉,不要白不要。要知道,一升鲜牛奶在德国也只卖0.5欧元,要是你碰巧捡到别人丢掉的3个瓶子,就能凑一顿还可以的早餐了。2015年,德国塑料饮料瓶的回收利用率就达到了97.9%,用回收机收集起来的瓶罐也更干净,降低了处理成本。德国的生活垃圾体积也因此减少了40%-50%。▲网友poolpu在德国的亲身体验其实,用押金保障回收率的做法在中国也不是新鲜事。早些年,装啤酒、可乐、牛奶等的玻璃瓶就是这么做的。买饮料的时候,售货员会给一张注明押金的小卡片,人们可以带这张卡片和空瓶回到店里退钱。国家还曾把押金制写进1999年实施的《包装资源回收利用暂行管理办法》:凡应回收的包装资源,各商品经营单位在出售商品时,可采用收取押金的方式,保障如数回收(第三十二条第9条)。然而,2005年更新的法规里,这一条消失了。玻璃价格的进一步下降,也让回收少了动力。「拿瓶子退押金」的日常不再。专门的回收机与押金制配套,是撬动垃圾分类的一个支点。在国家发改委研究所循环经济室的张德元看来,押金制的背后,是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探索,生产商应该对产品整个生命周期所产生的污染负起责任。实际上,盈创回收大规模铺设饮料瓶回收机,就是为押金制作准备。到现在,垃圾分类回收早已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关键是怎么推动。「说到底,这事儿跟每一方、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刘学颂说。▲最日常的分类垃圾桶,依然很重要但能回收处理,是不是就把垃圾问题给解决了?彭博社记者亚当&名特(Adam Minter)从2002年开始研究中国废品回收行业,他推荐人们看一看刊载在《消费者心理杂志》2013年1月号上的试验结果,「无论是谁,只要他认为循环再用可保护自然资源和促进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这些试验结果应该就会引起他们的担心。」在一所大学的男厕里,研究人员花了十五天,观测每天会有多少擦手纸被扔进水槽旁边的垃圾桶。然后,他们加了一个回收桶,设了个指示牌告诉大家,这所大学加入了擦手纸的循环计划,把用过的擦手纸扔进回收桶,就能让它们得到循环再生。十五天后,对照没有回收桶时的情况,研究人员发现被用掉的手纸数量多了将近50%。而中国的垃圾量正在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光是要做塑料瓶的循环利用,不只是调动几家企业、政府的强制性法令就能做好,而更大的问题可能还在于:怎么减少浪费。这真的跟每一个人都有关。作者| 麒麟编辑| 大崔封面图片| David Denisy也谢谢涵涵的协助。我收集5个小故事或老东西,建一座循环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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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市场火爆带来大量外卖垃圾
应提高环保意识,少用一次性餐具
日10:16&&来源:
原标题:外卖市场火爆带来大量外卖垃圾
“每天午饭过后,我们公司两个大垃圾箱里的垃圾就满出来了。大部分是一些塑料或者发泡外卖盒子,真的很不环保。”市民杨先生致电党报热线,他呼吁市民尽量少点外卖,也希望店家能用绿色环保、容易降解的的外卖盒。
近年来,网上订餐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习惯通过手机APP或者电话叫外卖,来解决吃饭问题。网络外卖行业的飞速增长,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而塑料餐盒直通垃圾场,却给环境带来污染。
据了解,外卖垃圾主要包括塑料或发泡餐盒、塑料袋、一次性筷子等。而这些打包外卖所使用的包装盒、包装袋多为一次性塑料制品,基本不能进行重复使用。
职员小刘向记者表示,带饭的时间成本太高,上班族没有那么多精力准备。现在外卖商家有很多优惠,一般都比去餐馆吃便宜,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是知道叫外卖会造成一些“白色污染”,但也难以抵抗外卖便宜、方便、快捷的诱惑。
外卖为上班族提供了方便,但大量的外卖垃圾让保洁员们叫苦不迭。年近50岁的保洁员吴阿姨对此深有体会,她告诉记者,每天午餐过后,单位的垃圾桶里差不多都堆满了餐盒、塑料袋、一次性筷子等外卖垃圾,有的餐盒里还有剩饭剩汤,要处理好这些垃圾,也着实令人头疼。“现在人们生活节奏很快,订外卖就是为了图方便。”一名外卖骑手介绍,“我每天要送100多份盒饭,店里的打包盒都是塑料材质的,加送一次性筷子和纸巾。”
打开某外卖平台,记者发现,各家外卖平台的订单量都在增长,这也意味着外卖垃圾也在不断增加。而这些外卖垃圾最后都到哪儿去了?
记者采访了解到,外卖垃圾普遍存在回收难的问题,一次性筷子、塑料袋、发泡餐盒基本处于无人回收的状态。“这些外卖垃圾,基本没有人回收,只能当生活垃圾处理掉。”保洁员吴阿姨表示。“一次性餐盒在工地很常见,工人们每天都需要用到。”一名废品收购员表示,这种餐盒很便宜,几分钱一个,不会回收,因为清洗很麻烦,回收价值不大。
在外卖逐渐成为一种生活习惯的背景下,外卖垃圾难以避免,那么应该如何减少外卖垃圾?据悉,湖州市一些学校、企业,为了减少垃圾、出于保障安全等因素考虑,禁止外卖进入,这也减少了外卖垃圾的生成。
记者呼吁,消费者应努力提高环保意识,减少使用一次性餐具,也可以自备餐具。而外卖平台可以提供一些选择项,比如是否自备筷子、选用能够回收利用的透明环保餐盒等。当然,相关部门也应该加强外卖垃圾的回收体系,减少环境污染。
(责编:金童(实习生)、吴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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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门对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缺乏快速反应。
网易研究局NO.092作者|杨泽宇近日,沉寂良久的“任大炮”再次“开炮”,但矛头居然不是居然房地产,而是业。在一个主题论坛上怒批饿了么和美团网络订餐平台,称外卖产生的正在成倍增长,危害环境。“任大炮”打得准不准?先来看一组数据。“各大网络订餐平台一年订餐量需要146亿个餐盒,快递行业一年需要120亿个塑料袋、247亿米的封箱胶带。”很不幸,这组数据是真实的。根据美团外卖、饿了么、百度外卖等公布的数据,这三家外卖平台的日订单量大概在700万单左右,按每单外卖用1个塑料袋,每个塑料袋0.06平方米计算,每天所用的塑料袋可覆盖42万平方米,不到两天就可以覆盖故宫。2020年快递业的塑料袋将达200亿件先来科普一下任志强所说的塑料垃圾是什么。塑料实际上是石油的衍生品,因其耐用、轻便和抗腐蚀等诸多益处,风靡全球。但风靡背后,隐忧浮现。当产品寿命结束,大量的塑料垃圾随之产生。最典型的就是曾经被誉为上世纪最伟大发明之一的塑料袋,跌下圣坛成了被诟病的对象。塑料垃圾最大的麻烦是很难被降解,在土地中掩埋多年之后也无法被分解,会污染大量的土地,侵占人类的生存空间。根据国家邮政局发布的《中国快递领域绿色包装发展现状及趋势报告》显示,到2020年,全国快递总量将达到500亿件,包含200亿件塑料袋和70亿件气泡袋。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快速发展,以一次性和包装材料为代表的塑料垃圾有抬头之势。这与二者的行业发展现状不无关系。物流业与网络订餐都是近几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而快速兴起的行业,行业内正处于激烈竞争的时期,消费需求巨大,蓝海潜力尚未被完全挖掘。由于是新生事物,监管的缺位和市场盲目性显现,大量的塑料垃圾涌现,但行业内部并没有有效的机制来消化,再加上中国的垃圾处理工作一向乏力,才会产生许多问题。以快递行业为例,不少因素助长了塑料垃圾“粉墨登场”。第一,过度包装严重。快递运输过程中的装卸环节较多,容易对快递包装产生多次磨损,有学者统计,中国每件快递从寄件人到收件人手中,平均要经历5次左右的装卸搬运。因此,相较于国外,国内快递的包装往往是“里三层,外三层”,耗费了过多的包装材料。第二,国家缺乏对包装材料的监管。一方面,国家并没有从法律或是制度层面建立包装材料回收的规范。另一方面,在快递包装标准方面,也滞后于快递业的生产现实。中国现行的包装标准中的12种纸箱,主要针对包装的生产环节,基本都是“大件”。而在电商的快递运输中,普通消费者一般对“小件”的需求更大,而这方面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各类包装规格和质量参差不齐。第三,快递企业对包装技术不够重视。这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国内快递公司大多把精力放在了交通运输上,争取快递配送的高速度,普遍缺乏对包装的保护和使用标准的重视,一些小型的快递公司更是有暴力分拣的做法,由于快递数量多,分拣方式粗放,容易造成包装破损;一是快递公司缺乏对包装回收再利用的意识,没有建立专门的快递包装回收渠道。即便有公司建立这种渠道,用户的配合回收意愿也很低。有学者统计,对快递包装回收业务响应的消费者不足20%,造成了包装材料的浪费。于是,监管的不足和行业本身存在的问题共同加剧了对塑料包装材料的浪费。 而且更严重的是,这些塑料包装材料大部分是不可降解的,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不容乐观。解决这一问题不外乎有两个常见思路: 一是寻找替代品;一是限制塑料产品的使用。仔细想想,这两种方法,我们都用了。可降解:只是看上去很美不少吃瓜群众会质疑,现在的餐盒、塑料袋不是可以降解吗?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垃圾。很遗憾,“可降解”这个风靡N年的名词,只是看上去很美。简单地讲,“可降解”就是利用能被微生物分解的进行塑料包装的制作。普通塑料袋历经数年都不能被分解,但可降解塑料袋的分解过程只要半年左右。 这种方法从本质上讲,就是寻找替代品,替代传统的化工塑料袋。虽然听起来很好,但在推广过程中,可降解塑料袋不止一次遇到了瓶颈。最大的问题是,它的成本要高于普通塑料袋。据统计,2011年,普通塑料袋的价格约为1元/100只-3元/100只,而可降解的塑料袋价格要3.5元/100只-4.5元/100只,水产业用的可降解塑料袋价格更是高达5元/50只。即便到现在,可降解塑料袋的成本依然要高于普通塑料袋。普通塑料袋的成本大概是每吨1万多元,而可降解塑料袋每吨要两万多元。铁路上使用的降解餐盒比普通的餐盒价格要高出1-2倍,生物降解塑料比普通塑料的成本更是高出15倍。生产成本被抬高主要是由于加工的难度大造成的。部分可降解塑料的加工难度很大,比如完全生物降解塑料甚至很难被加工成功。即便能够加工成功,产品的性状也对使用有较大影响。一般来说,可降解塑料袋没有普通塑料袋耐用。还有一些降解塑料有怕水、不耐高温的性状,很难满足各种各样的商品,比如水产品、高温食品等的盛放需求。而面对这些困境,监管层提供的政策环境不够稳定。首先,虽然国家对塑料产品制定了统一的回收标志,但是并没有对可降解塑料产品做统一的识别标志,甚至连统一的定义都没有。以塑料袋为例,可降解与不可降解的塑料袋本身并没有极为显著的差别,降解过程也需要数月的时间才能显现,再加上没有统一的识别标志,致使消费者很难区分二者的差别。表1 塑料回收标志详览 (来源:《中国包装》和网易研究局整理 制表:网易研究局(微信公号:hccyjj163))其次,政策利好环境也不够稳定。2013年,发改委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有关条目进行调整,在淘汰类产品目录中删除了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一次性发泡餐具在被禁十多年后回归市场。而此时,正是环保市场预期大举投资可降解产品生产企业的时候,使可降解产品压力倍增。以当时浙江生产可降解塑料袋的茂达生化环境有限公司为例,该企业生产可降解塑料袋10年,每月最大生产能力八九十吨,但市场对其需求每月只有40吨左右。由于与普通塑料袋相比没有价格优势,该企业只能靠增加产品销量赚钱。本身市场需求小,又没有价格优势,再加上“白色泡沫”这个竞争对手的加入,显然不是一件有利的事。可降解塑料产品在中国的发展,成了一件任重道远的事。限塑令:成果有限 差强人意2008年时,中国出台“限塑令”。一场浩浩荡荡的限制使用塑料袋的改革开始了。限塑令的核心内容有二:一是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一是在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这个政策的思路,就是限制塑料袋的使用。“限塑令”实行近十年的时间里,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个来之不易的成果,只主要集中体现在超市和商场里。截至2016年,超市、商场的塑料购物袋使用量普遍减少了2/3以上。但是在农贸市场等其他市场,“限塑令”的实施差强人意。有报道称,“限塑令”刚实施时,浙江省人大代表陈飞为了让人们远离塑料袋,曾自掏腰包,向市民免费赠送上万只菜篮子,但推广效果并不好。“篮子我送的数量很多很多了,城市里(推广)效果不好,没有人去重视。这个布袋子民间也搞不起来,民间没有这种权力的。”陈飞说。一方面,“限塑令”的监管不严,没有被严格执行,也就更难从观念层面上改变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另一方面,“限塑令”对不少传统塑料生产企业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以全国最早推行“禁塑令”的吉林省为例,传统塑料生产企业在向可降解塑料生产企业转型的成本还是很高的。首先是可降解技术研发和生产设备更新带来的技术成本,其次还有生物材料和高分子材料带来的原料成本。除此之外,废品率也比较高。环保部门对社会生活方式变革缺乏快速反应塑料垃圾不只是中国一个国家存在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早在上世纪末,美国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就高达1300万吨,当时的欧共体每年达450万吨。进入21世纪,不少国家也对塑料产品采取了限制措施(如下表2),比较有成效的是以下几种:表2 各国“限塑令”(来源:《国外部分国家限制塑料袋使用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制表:网易研究局(微信公号:hccyjj163))1、严刑峻法型。你一定想不到,在限制塑料袋使用方面成效最显著的国家,竟是南亚小国孟加拉国,而它的秘诀,竟是近乎于严苛的塑料产品法律:禁止使用塑料袋,进口或销售塑料袋的人可被判最高10年刑,即便是发放塑料袋的人也会被处以6个月的监禁。在禁令颁布前,首都达卡的950万人每天要消耗1000万只塑料袋,白色污染严重。而禁令颁布后,塑料袋的用量锐减了90%。但这种做法的弊端是,有可能对行业带来过大的冲击,影响行业发展。严苛的法律基本断了孟加拉国塑料袋生产企业的生路,该法律颁布实施后,全国315家生产塑料袋的工厂全部关门。2、经济调节型。这种方式主要运用经济调控手段。比如爱尔兰,虽然没有明令禁止使用塑料袋,但是会对每个塑料袋征收相当于13美分的税,并把所收资金用于环保项目。这种方法有点类似于烟草税,谁割肉谁自然就会疼,通过税收的调节作用,实现对生产和消费的引导。3、极致入微型。说到垃圾的处理,就不能不提到日本。日本环境省统计,全国每年的生活垃圾约5145万吨。如果任其发展,日本所有的垃圾场在2010年后会无法容纳。但是日本不仅没有被垃圾包围,反而成为了亚洲乃至世界最清洁的国家之一。这要得益于其高效的垃圾分类和回收机制。日本的垃圾细分为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资源垃圾、有害垃圾等各个类别,而每个类别里还具体包含各种垃圾的明细(如下表3所示)。表3 日本垃圾分类回收类目(来源:《看日本怎样处理垃圾》今哲 制表:网易研究局(微信公号:hccyjj163))而近些年,这些分类又进一步细化,横滨市把垃圾类别由原来的五类细分为十类,并给每个市民发了长达27页的手册,其条款有518项之多。细到了什么程度?以口红为例,没用完属于可燃物,用完则属于金属物。就连袜子,都有明确说明,一只属于可燃物,若为两只并且“没被穿破、左右脚搭配”则属于旧衣料。图1 日本垃圾桶 很多中国人到了日本估计都不知道怎么用(来源:网络)更难得的是,如此细致的垃圾分类回收规则,竟被市民有效的执行。日本的垃圾回收以社区为单位,有的社区会有一排垃圾桶,一般都用中韩日英四种语言写着对应的垃圾投放类目。有的社区则是设置固定的垃圾投放地点,然后再按照指定时间派专人把垃圾收好。比如,在东京都港区,每周三、六上午收可燃垃圾,周二上午收资源垃圾。在日本租房,房东在给你钥匙的同时,还会给你一份用各种颜色标注的垃圾回收日历,不同的颜色代表哪天可以扔哪种垃圾。日本的商品包装盒上就印着该商品属于哪种垃圾,并且还有提示回收的方法。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东京的垃圾焚烧厂居然建在市中心。与中国人一般印象中脏臭的垃圾焚烧厂不同,这栋建筑环绕在用垃圾肥料培育成的鲜花绿草中,很难让人想到这是一个垃圾焚烧厂(如下图2)。它的技术和现代化水平很高。为了防止燃烧过程中有毒气体二噁英的生成,焚烧炉利用850-950摄氏度的高温进行完全燃烧,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数字化的监控手段全方位在大屏幕上监控垃圾燃烧的全过程。粉尘要经过电气集尘器的吸附,气体要经过严格过滤,直到达到可排放标准后,再排放至空气中。图2 建在东京市中心的垃圾处理厂(来源:网络)日本完善细致的垃圾处理机制,一方面得益于其稳定的家庭模式。家庭主妇专职从事家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社区垃圾回收制才得以建立。 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从娃娃抓起”的教育。垃圾分类是日本幼儿园的必修课。在日本,一个人要是不会垃圾分类,是无法生活下去的。但更重要的是,日本有处理垃圾,包括塑料垃圾在内的完善的法律法规。根据日本修订的《容器包装循环利用法》,“一年内容器包装材料使用量超过50吨的超市、便利店等零售店铺,有义务自主制定削减购物袋和包装纸的目标,并向政府报告每个年度的削减成绩;相关部门会定期检查各商家减少容器包装材料使用量的进展情况,如发现措施不力的商家,将公布其名字;如仍不改进,环境大臣有权命令其按上报的削减计划执行,必要时还可处以50万日元(约合4168美元)以下的罚款。”从上述各国的经验中可以看出,不少主权国家都已将塑料垃圾纳入立法程序,出台有针对性的法律对塑料垃圾进行治理。在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中国的塑料垃圾治理行动显然有些滞后。尤其是随着依托于移动互联网兴起的外卖、物流等行业,伴随着大量垃圾的出现,中国的环保部门理应快速作出治理决策并推动立法。但是中国的环境保护,资源利用方面的法律法规较为粗放,只有《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宏观层面的法律,而在应对外卖和物流产生的塑料垃圾上,并没有专门的立法。即便是在国内闹得沸沸扬扬的“限塑令”,也只是一个行政法规,并没有上升到法律的级别。中国的环保部门和立法机构在应对新行业发展带来的塑料垃圾激增问题上,显得有些滞后。(如下表4)表4 中国出台的与塑料垃圾有关的主要政策(来源:网易研究局整理)长期以来,中国治理环境和垃圾持有的一个思路是“谁污染,谁治理”。早在1997年时,北京就发布过通知,要求一次性餐盒生产企业强制回收餐盒。当时就采取的就是“谁污染,谁治理”的办法,回收所需费用由一次性餐盒生产企业各自在京销售市场的份额分摊,不依赖财政。回收的目标由政府制定,但政府不出钱。这并不是孤本。2009年出台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也规定,“国家鼓励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自行或者委托销售者、维修机构、售后服务机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经营者回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这里面的逻辑似乎是,相关生产企业从产品中获得了利润,所以应当承担由此带来的处理责任。但相比于企业自发的回收行为,立法和监管可能更为重要。没有到位的监管和相关的塑料垃圾立法作保障,而寄希望于消费者本身的环保自觉和塑料袋有偿使用的微弱“经济杠杆”,来推行可降解塑料,中国环保部门的塑料垃圾治理和监管,可能还需要下“苦功夫”。(联系邮箱:ease.com)网易研究局 出品网易研究局是网易财经推出的一档热点解读和知识科普类栏目,针对热门财经事件和话题进行理性、客观的分析解读,让专业更简单,让财经更有趣,打造有态度的专业财经评论。【精彩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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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网易研究局
责任编辑:杨泽宇_NF6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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