孰能制小人，孰能制君子　　??司马温公论圣人、君子、愚人、小人。纯任道德，持之以揆人情。薄逻辑而重推理，孟子以下，几为文患。温公谓“德才兼备为圣；兼亡谓愚；德胜才谓君子；才胜德谓小人。”是君子之才不若小人，小人又不制于德，而君子足以欺之以方。故君子不能制小人，小人能制君子也。能制君子小人者，非能横绝者何能为也。　　
鬻口舌以希利赖者，小人也，塾师也，祸福唯其妄测，文义唯其割裂，得利焉面情尽矣。此求治者所必远，为学者所必拒也。人君正己以涖下，节嗜欲、远宦寺、勤学问、公好恶，则小人之利病、国事之得失，触之而自知。非不待言也，抑非恃人言而遂足以治也。赏之而政刑乱、朋党兴、廉耻丧、风俗靡，自非奸雄之媚众以窍国，几何事此而不亡？此治乱之枢机，不可不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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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跋宏（弘）授位于子，而自称太上皇帝，子幼而恐为人所篡夺也。宏（弘）好黄老，而得老氏之木。其欲逊位于予推也，老氏欲取固与之术也。其托于清谧，而匿其建立嗣子之旨也，老氏守兑之术也。所欲立者非不正，而诡道行之，巧笼宗室大臣之心，亦狡矣哉！而抑岂君人之道哉？虽然，其以传位笼子推而制之，犹贤于宋明帝之贼杀兄弟，以安其养子远矣！黄老之术，所由贤于申韩也。然而疑虑以钳制天下，则一也。故曰，黄老之流为申韩，机诈兴而未流极于残忍，故君子重恶之也。 　　　　──摘自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五《宋明帝》 　　　　若夫坏人心，乱风俗，酿盗贼篡拭危亡之祸者，莫烈于俗儒。俗儒者，以于禄之鄙夫为师者也，教以利，学以利，利乃沁入于人心，而不知何者之为君父，因异端之所不屑者也。俗儒奉章程以希利达，师鄙夫而学鄙夫，非放豚也，乃押虎也，驱之而已矣，又何受焉？ 　　　　佛老之于申韩，犹鼙鼓之相应也。应之以申韩，而与治道弥相近矣。汉之所谓酷吏，后世之所谓贤臣也。至是而民之弱者死，强者寇，民乃以珍而国乃以亡。呜呼！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韩，故朱异以亡梁，王安石、张商英以乱宋。何也？虚寂之甚，百为必无以应用，一委于一切之法，督责天下以自逸，而后心以不操而自遂。 　　　　——摘自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七《粱武帝》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申帏未必皆贼杀，如曹操、刘备、诸葛。 　　　　——毛泽东读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五《宋明帝》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43页） 　　　　儒俗者万千，而贤者不一，不如过去法家之犹讲一些真话。儒非徒柔也，尤为伪者骗也。 　　　　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 　　　　——毛泽东读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七《粱武帝》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43、344页）［解析］ 　　　　明清之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其晚年写的一部著名的史学著作。全书凡三十卷，附叙论四篇，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史事，评论了上自秦始皇，下至五代的许多历史人物，阐释历代法制沿革，评论各代政治上的得失，主张因时制宜，反对厚古薄今；主张宽简之政，反对刑名之术。对古代各家政治思想多有评述。对后来思想界影响颇大。毛泽东的批语写在上海中华书局据船山遗书本出版的校刊本上。 　　　　上面所引《读通鉴论》的几段话，比较明显地反映出王夫之对黄老（道家）、申韩（法家）、孔孟（儒家）诸家治术的看法。孔子、盂子的政治思想以“仁治”为主要内容。黄老之学，是战国、汉初的道家学派，以传说中的皇帝和老子相并，同尊为道家的创始人，推崇“清静无为”的治术。申韩指战国后期的申不害和韩非，他们是当时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推崇法治，申不害特别喜好谈君王驭臣之术，所谓“术”，就是循名贵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韩非则综合了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慎到的“势”治，提出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王统治术，对后世影响很大，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老子和韩非写入同一列传，称申不害、韩非皆“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认为申韩的刑名法术之学同道家的无为而治的学说有一定的联系。 　　　　《资治通鉴·宋明帝泰始七年》记述，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好黄、老，浮屠之学，每引朝士及沙门共谈玄理，雅薄富贵，常有遗世之心”。当时皇太子拓跋宏刚5岁，因为年纪太小，于是就想把皇位禅让给自己的叔叔拓跋子推，拓跋子推沉雅仁厚，当时有很高的声誉。可群臣和宗室都不同意，有人甚至说，如果陛下舍弃太子，另立亲王，就要当庭自杀；有的说今后要以死奉戴太子，不知有他。最后，拓跋弘表示：“然则立太子，群公辅之，有何不可？”自然就把皇位传给了拓跋宏，是为北魏孝文帝，拓跋弘自己则去当太上皇了。《资治通鉴·宋明帝泰始七年》还说，明帝自己没有儿子，就把各亲王怀有身孕的姬妥秘密接到宫中控制起来，若生了男孩，就把生母杀掉，由他自己的宠妃认作儿子。立为太子的刘昱也不是他的亲生儿子，是他的妃子同嬖人李道儿生的，然后他收为养子，当时还年幼。明帝害怕自己的弟弟们篡权，就把他们一一诛杀了。《资治通鉴·宋明帝泰豫元年》又记载，宋明帝在自己病重时，“虑晏驾之后，皇后临朝，江安越侯王景文以元舅之势，必为宰相，门族强盛，或有异图”，便派人把他毒死了。有一次他梦见有人告诉他说：“豫章太守刘愔谋反。”醒来后他就派人把刘愔杀了。 　　　　王夫之把北魏献文帝和宋明帝传位于子的方式放在一起评论，这就是前面“原文”引述的第一段。他认为，拓跋弘并不是真想把皇位禅让给叔叔拓跋子推，而是担心自己身后，儿子受制于拓跋子推，江山不稳，故用黄老的诡道诈术，欲取之而先子之，同时也试出群臣是真心拥戴年幼的太子的。在王夫之看来，北魏文献帝虽然做得狡诈，但还是“贤于宋明帝之贼杀兄弟”，就是说，黄老之术“贤于申韩也”。接着，王夫之提出，“黄老”之术的末流为“申韩”之术，前者“机诈”，后者“残忍”，其残忍的例子之一，就是宋明帝“贼杀兄弟”。毛泽东大概是不同意这个论点，认为“申韩未必皆贼杀”，他学的例子，是三国时的曹操、刘备、诸葛亮，一般来说，曹操、诸葛亮是推崇申、韩法术的，可划入法家之列。 　　　　《资治通鉴·梁武帝天监元年》所记萧衍篡齐，又别有一番景象。当时。萧衍已有受祥之意，著名文学家沈约和范云都猜到他的意思，先后劝进。沈约说得很白；“今与古异，不可以淳民期物。士大夫攀龙附凤，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儿牧竖皆知齐祚已终。明公当承其运，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然后，萧衍让范云带沈约第二天再来。临别，沈约嘱范云第二天一定等他，结果第二天沈约自己先到萧衍处去了，萧让他起草自己受命登基的诏书，沈约从怀中取出早已写好的诏书和人事安排的名单，萧衍一个字都没有改动。不一会儿，范云从外面进来，还在那里等沈约呢，看见沈约从里面出来，才知他赶在自己前面进去了，便忙问：对我是怎么安排的？沈约举手往左一指．意思是当尚书左仆射，范云于是笑了，说：这才和我希望的一样。王夫之对这样的“干禄”“教利学利”的“俗儒”颇为痛恨，称“俗儒奉章程以希利达”，“若夫坏人心，乱风俗，酿盗贼篡弑危亡之祸者，莫烈于俗儒。”毛泽东是同意这个观点的，所以在批语中进而发挥说，万午个“俗儒”中没有一个“贤者”，“俗儒”不是真儒，乃是“伪者”；相反，他认为：倒是“过去法家之犹讲些真话”，这是俗儒、伪儒所不能比的。 　　　　梁武帝萧衍还以骂信佛教而出名。他创三教同源说，认为儒、道来源于佛教，附属于佛教。他早晚到寺庙拜谒，讲演佛经，吃素，还三次出家当和尚，群臣花钱四亿才把他赎回。政治上怂恿宗亲权臣乱来，散骑常侍朱异广纳货赂，欺罔视听，远近忿疾，由于善于阿謀，得到萧衍的信任，重用达三十五年之久。反复无常的候景叛乱，一个借口就是要清除朱异，其实，两个都是残暴之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谈及梁武帝的有关史事时，提出佛老之学同申韩之术的联系，“犹鼙鼓之相应”，因为，佛老“虚寂之甚”，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只能一切靠“法”来“督责天下”，这样才能保证自己超脱“自逸”。结论是：“其 　　　　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韩。”毛泽东读至此，认为，不光信佛老要靠中韩之“法”术来维持，“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看来，申韩的法家治术，在他的心目中，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是倡黄老还是尊孔孟，维持政治运作，都离不开申韩的法家体制
　　有诡谲鸷悍之才，在下位而速觊非望者，其灭亡必速。　　　　曹操曰：“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在山而用山之智力，在泽而用泽之智力，己无固恃，人亦且无恃心，而无不可恃，此争天下者之善术，而操犹未能也。西至于赤壁，东至于懦须，临长江之浩漾而气夺矣。则犹山陆之材，而非无不可者也。何也？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术也，非道也。术者，有所可，有所不可；可者契合，而不可者弗能纳，则天下之智力，其不为所用者多矣。其终强而夺汉者，居四战之地，恃智恃力，而无河山之可恃以生其骄怠也。 　　
夫人之情，不耽逸豫，天下无不可进之善；不喜谀悦，天下无不可纳之忠。然而中人之于此，恒讳之也。乐逸豫矣，而曰图难者之迂远而无益也；喜谀悦矣，而曰责善者之失理而非法也；反诸其心而果然乎哉？偷安喜谀，一妇人孺子之愚，而远大之猷去之。讳其偷安喜谀之情，则利害迫于身而不知避。其迹刚愎者，其情荏苒；急取其柔情而砭之于隐，然后振起其生人之气。而图治有本，非泛言得失者，令人迷其受病之源，而听之若忘也。奋耻自强，而矫其情之所流，虽圣王之修身立政，又何以加焉！ 　　
　　卷二 　　　　一.汉高帝（续）　　　　12.只争朝夕　　　　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刘邦称帝，朝见过程去除了秦朝礼仪中繁文缛节的那套形式，尽量追求俭朴。结果在皇帝和群臣宴会的时候，诸将喝酒争功，甚至有醉汉大喊大叫，并且拔剑砍大殿的柱子，柱子上的刀痕让刘邦感觉很不舒服。这时一位叫叔孙通的人向皇帝建议：儒生虽然没法帮着取天下，但可以帮着坐天下。我想请求皇帝让我征集鲁（孔子的故乡）这个地方的儒生，和我一起商量朝见的礼仪。刘邦说，会不会很麻烦？叔孙通说，三皇五帝时的礼仪各不相同，我们现在搞的这一套，一定会参考当今的风俗人情来。刘邦说，那试一下吧，尽量简单点，保证我可以学会。　　　　于是叔孙通到鲁这儿招聘了三十多名儒生。但有俩人决绝前往，他们一是看不起叔孙通，因为儒家强调忠心，但叔孙通曾服侍过十多个主人，都是靠阿谀吹捧来得到重用。另外这俩人认为现在还不是振兴儒学的时机，天下刚刚平定，死者未葬，伤者还没恢复，而礼乐是需要积德百年而后兴。叔孙通被人鄙视，很没趣，只好骂这俩呆子，不通时变。带着那三十个人回长安，研究上朝礼仪，过了一个月，守着刘邦彩排了一遍，刘邦说好，这套礼仪我没问题，于是让群臣都跟着学。　　　　到了下一年，长乐宫修成，正式举行了一遍仪式，群臣之中凡是记不住该干嘛的，都被御史叫到一边挨训去。喝酒过程中，没有一个人敢喧哗失礼，刘邦很高兴：我到今天才知道了皇帝的贵重。叔孙通，朕封你太常（九卿之一，主祭祀，属于中两千石，今天的部长级待遇，根据百官公卿表，也许这儿应该为奉常）。另外还有奖金：黄金五百斤（这是一笔很大的财产，汉文帝时，有人建议在宫中修建一座台子，预算百金，汉文帝一听报价，说算了，这相当于10个中产家庭的资产）。　　　　鲁国这俩儒生迂腐，难道他们也认同“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套管仲的歪理邪说吗？礼仪是信义的具体形式，晏子都说“只有礼乐才是止乱的最有效手段”，休养生息只是枝叶末节，礼乐才是根本，你能等树叶茂盛了再去栽培树根吗？这样做能保证树叶有一天茂盛吗？所以周武王灭掉商朝之后，刚下马车，马上出台了一系列礼仪方面的规范，武王没整完就去世了，周公又继续完善，而不是先等一百年之后再说。　　　　秦朝法制苛刻，汉朝崇尚简单，这样大的变化下天下风俗一定会产生剧烈震荡，所以必须要通过提纲挈领来挽救世风。否则老百姓的道德就会逐渐滑坡，但你跟叔孙通这种经常跳槽的人没法说清楚，他鼓捣的那一套，只是一些皮毛，鲁国这俩儒生，既然鄙薄叔孙通的为人，那么为什么不一起去长安，将真正的礼乐精神传达给高帝刘邦呢？如果他不听你再告辞也不晚啊。你不这样做，真要等一百年之后，那时民俗恐怕早已不可救药，谁还听得进去呢？　　　　卫辄自立为君这件事，伦理已经乱到了极致。孔子说，如果没有礼乐作为标准，刑罚不会准确，那老百姓们就会手足无措，圣人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刘邦当然不是卫辄那种人，连卫辄都支持兴起礼乐，那干嘛还要怀疑刘邦呢？难道这俩儒生不是圣人弟子吗？为什么和孔子的做法相反呢？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俩人，其实只是理解了儒家表面的一些东西，而不是内在。这俩呆子，不是不知道分析和权衡，而是根本不知道礼仪的本质是啥。　　　　　　13.皇宫　　　　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因为上一年被皇帝刘邦安排到太原附近的韩王信造反，刘邦自己率领军队去平叛，没想到中了匈奴的埋伏，好容易解脱。回到长安后，刘邦看到萧何监工的未央宫非常华丽，骂萧何说，现在仗打了好几年，国家很贫困，这会儿为什么把皇宫建的这么好？萧何说，皇帝以四海为家，不把皇宫修的这么壮丽，就没法显示自己的威风，而且现在修的这么好，就省了后代再增增补补了。这叫一次投资，永远受益。　　　　　　萧何说，皇帝四海为家，不把皇宫修的这么好就没法显示自己的威风。这种话很低级，但也未尝不是人情。你看像道家和佛教的寺庙，装饰的金碧辉煌，并且专人烧香奏乐，信仰者都趴在地上祈祷好运气，这帮信徒你觉得他们真正能理解其中的教义吗？只不过是因为环境的富丽堂皇触动了他们罢了。释家和老子的这一套，和上古帝王用来争取民心，避免百姓造反的心思是一样的。　　　　上古的帝王，有专门的礼仪和建筑设施来配合，聪明人得到了精髓，而蠢笨的人只能得到外观皮毛。皇帝不去指责萧何没有修礼乐来崇高帝王的德威，而是责备他不俭朴。只有俭朴有什么用？像萧道成那样吝啬的帝王，能和大禹相提并论吗？（萧道成提倡俭朴，说给我十年时间，我要让黄金和土同价，但大话不能帮助政权持久，萧齐只存在了短短23年）　　　　　　14.抑制消费　　　　高帝八年（公元前199年），三月，刘邦来到洛阳，下令商人不能穿丝绸等好衣服，也不准带刀，也不能骑马或乘马车。　　　　富人你不可能限制他的富，但你可以让他有钱没处花。刘邦的这条法令，可以算是很知道政治的根本了。商人，就是暴君和贪官污吏们的最爱，暴君如果没有商人，就没有东西来供他声色犬马的玩乐；贪官污吏们没有商人，就没玩意儿用来行贿。如果国家不限制他们，让他们随便排场，他们还有什么顾虑？商人之所以富，是剥削了穷人们的剩余价值得来的。赚钱容易，他们花钱也大方，没什么志向所以自己不懂约束，没头脑就不知道如何才能安稳，通过欺压穷苦的人来搞排场，国家能不穷吗？老百姓能不苦吗？刘邦在民间生长，知道这里面的利害关系，所以才对商人进行限制，以缓解老百姓的压力，培养好的风气。　　　　15.损招　　　　高帝八年（公元前199年）,这一年刘邦很苦恼，因为匈奴老是骚扰北方边境，问刘敬该怎么办。刘敬说，刚平定了天下，士兵们都很疲劳，不能靠武力（要靠我们知识分子），冒顿杀了自己的老爹，娶了老爹的所有老婆（其实这是人家匈奴的风俗，到了西晋刘聪，距离冒顿五百年，距离匈奴内迁也有两三百年历史，都在中国汉化了这么久了，还改不了这毛病），用武力来耍威风，这种人你没法跟他讲仁义道德（知识分子的常规武器办不了），要想放眼未来，让匈奴子子孙孙都称臣，我这儿倒有条妙计，就怕你不听我的。刘邦说，怎么办？刘敬说，如果您能把自己的亲闺女嫁给单于，并且准备一大笔嫁妆，他们必定会对公主高看一眼，封她为阏氏，这样生下儿子，就是太子。您再经常把我们吃剩玩够的东西而匈奴又没有的，时常捡两样给匈奴，并让口才好的人教给他们礼节。冒顿活着固然是你女婿，死了，那就是你外孙做单于，没听说过外孙敢和姥爷作对的。就这样可以逐渐让匈奴称臣。刘邦说好。下一年，选了一个皇室少女，就说这是刘邦的亲闺女，派刘敬去和亲。　　　　那刘敬本来是姓娄的，为啥又姓刘了呢？这是因为，在三年前，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正在为定都的事情拿不定主意，因为手下多为关东人，很多人建议定都在洛阳，东周不就在洛阳嘛，娄敬跑去跟刘邦建议，定都长安。刘邦又咨询了一下张良，张良也说长安好，秦这块地方地形好，又富（司马迁的货殖列传认为，秦国的富裕，可以占到全国总资产的60%），于是刘邦就定都长安，为了感谢娄敬的建议，赐他姓刘。　　　　管完了定都和和亲的事情，娄敬也没闲着，马上又想起第三条建议：我们在西边定都，如果东方有人闹事怎么办？不如把关东的豪杰富户都迁到长安来，这样有了人手，既可以防备匈奴；如果万一东方造反，我们也可以率这帮人杀回去。刘邦说好，于是迁徙了东方著名大姓，豪杰十万多人来长安附近居住。　　　　娄敬的小聪明足以打动皇帝，也足够把天下祸害的够呛！把豪杰名家迁到关中来，认为这是强本弱枝的计策，听上去好像是。把公主嫁给匈奴，生了儿子就是太子，教育一下就不敢和汉朝作对，用这个办法来逐渐臣服匈奴，听上去也不错。那种只顾眼前利益的人，都会被这两条建议所吸引。先不说是不是违背人性，就事论事，娄敬这些办法哪里能得逞？　　　　富豪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姓田的人如果不靠着渤海的鱼盐之利；楚国那帮富豪如果不是靠着云梦大泽里的土产，那是不可能变富的。世家贵族如果不是依靠了婚姻亲戚和众多朋友，不足以富强。让他们丢掉自己的产业和部属，剥夺他们习惯的职业，寄居在关中土著之间，用不了十年他们就衰败下来了。魏文帝曹丕说过：客居者常常畏惧地方上的人。真是理解他们啊。畏惧别人的人，你能够指望他们通过自强来强国吗？所以穷人你可以迁来迁去，舍弃他们贫瘠的土地和不良风俗，来到一个新地方，这倒有可能促进他们富强。而对豪杰大族而言，这是一种摧残。你聚集了一帮心怀不满的人到皇城根这儿，孱弱的会倒下而凶悍的会对政府产生怨恨，不会有更好的结果。当时这种移民纯粹是一项虐政。　　　　匈奴猛悍有余，但智能不足，你把公主嫁给单于，臣民们都不以为耻，蛮夷们会借此来往内地，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内地女子嫁给他们。生下来的孩子通过母亲的教习，既能习惯于汉族的语言；又能像他父亲一样暴虐凶猛，相当于补强了他们的弱点。所以像刘渊、石勒、高欢、宇文泰等人，他们的狡猾更在曹操和司马懿之上。礼节只是他们掩饰狡猾的工具而已，这帮人征服中国绰绰有余，你还能指望他们臣服？　　　　这两条都说明了娄敬的奸佞，用上面的观点来反驳他，哪还有他还嘴的份？迁徙的不仁，和亲的无耻，这两项更是不用争辩就很清晰的事情了。　　　　16.特赦　　　　高帝十年（公元前197年），代国的国相陈豨谋反，自立为代王，攻击赵国和代国。把常山郡这个地方原有的25座城，打下了20座。常山郡现在属于赵国的地盘，因此赵国的国相周昌上奏刘邦，要杀掉相关太守和都尉（一郡之内，太守掌管行政，都尉掌管军事），刘邦问：这些人也参与谋反了吗？周昌说这倒没有，刘邦说，他们是无力反抗，他们无罪。　　　　太守和都尉眼看着自己负责的城被叛军攻下但却没有死在这场上，周昌说该杀，有道理。但是，还是要有个说法的。如果叛军是从赵国内部发动的，是被管理者逼迫造反的，而造反之后管理者又没有觉察，或者说觉察了但没有上报，没做准备，也不立即请求援军，那么判他们死罪是毫无异议的。但如果叛军是从别处发动的，并非他们自己逼出来的，等他们发现，叛军已经兵临城下，准备不足，援军来的又不及时，那就应该宽恕他们。有时法律不宜拘泥一定的成规，需要斟酌情理，既无损于国家，也不让个人遗憾（陈豨造反，根本不是常山郡一郡可以制止得了的）。陈豨造反，不是区区一个常山郡就可以预先发觉，并制止得了的，所以周昌依照法律办事，不如刘邦按情理具体分析。　　　　虽说不用杀头，但这些人已经不能再用了。所谓“几乎死过一回的人，内心不可能再像从前一样了”　　　　17.忠臣　　　　　　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病的很厉害。要说刘邦现在才六十出头，年龄也不算大，再说有全国最好的医生伺候着，为啥就病成这样呢？因为上一年，刘邦其实已经病了，但是这时候不巧淮南王英布造反了。本来刘邦想让太子替自己去，但是太子手下的谋士认为太子办不了这事，刘邦没办法只好带病出征，结果去征英布的时候又不知道被谁射了一箭，这下连累带伤，眼看就不行了。这时候刘邦打算换太子，张良劝也不听，这时候叔孙通上来了（因为他这时候的官是太傅，保护太子是他的分内事，成功也可以捞取很多政治资本），说了一套不能换太子的理论，最后表示，如果皇帝您换太子，我就一头撞死在地上。刘邦只好说你别当真，我说着玩。　　　　叔孙通在劝谏刘邦换太子这件事上，说，我宁愿一头撞死在这儿。多壮烈啊！但这也是有原因的：刘邦的英明，可以跟他讲道理；吕后的权利可以凭借；留侯和商山四皓（太子的谋士）可以依靠。看不清形势的人可能会因为担心刘邦生气而不敢直言。而叔孙通知道自己肯定死不了，就算死也有功，干嘛不去争？唉，连跳槽十多次的叔孙通都敢这么犯颜直谏。我们就知道，如果上有明君，下有贤臣，就算是最会拍马屁的人也可以让他们忠诚，软蛋也可以变强，还担心天下出不了人才吗？除非是最聪明和最笨的人，没有不因鼓励而成功的。　　　　二.惠帝（刘盈）　　　　1.萧规曹随　　　　高帝下二年（公元前193年，其实这时候刘邦已经死了一年多了，但资治通鉴还是用高帝纪元，可能是觉得惠帝说了也不算，而惠帝又没死，也不能用吕太后纪元，先拿高帝来顶缸，反正惠帝也活不了几年了）这年春天，萧何病了。于是惠帝跑到萧何那儿问，谁来接你这个活儿比较合适？萧何说，您一定知道我的心思。惠帝说，曹参？萧何一边磕头一边说，您答对了，我可以放心死了。果然秋天萧何就死了。本来曹参在齐国给刘邦的大儿子刘肥当相国，听说萧何死了，让手下人准备行李，不久果然京城来人召曹参去接任汉朝丞相。　　　　曹参当了相国之后，只是遵守萧何立下的制度，照章办事。白天晚上都喝酒，上到各部门部长下到小办事员没见过这种，如果有人想说事，曹参都让他们喝酒，如果想趁中间休息的空还想说，曹参还只是让喝酒，直到喝醉了才算完，总之是不给机会让你说话。惠帝也没见过这种当相国的，于是和曹参的儿子嘀咕了一阵，曹参的儿子回家问老爹想干嘛？曹参拿鞭子抽了儿子二百下，说你该干么干么去，政治大事你懂个啥。曹参的儿子一道烟走了，回去报告惠帝，上朝的时候惠帝趁着曹参明白，说，是我让问的。曹参道歉说，您觉得和您父亲比谁强？惠帝说，我哪比得过我老爹？曹参又问，那您觉得我和萧何呢？惠帝说，萧何好像强些。曹参说，您说的对，高帝和萧何我们这些人比不上，所以人家确定下来的制度，我们遵守就行了。惠帝说，也是。　　　　在曹参担任相国的三年，老百姓都歌唱，萧规曹随，老百姓得到了安宁。　　　　曹参遵循萧何的制度，并非因为那些制度最好。而是因为当时那个阶段，不因袭已有制度不行。高帝刚死，母后掌权，惠帝自己又很弱不能振作，你不因袭旧法还想干什么？（就跟戊戌变法的情况差不多，皇帝本身如果没有实权，就成功不了）。虽说周公那会儿就制作礼仪制度，也是在主少国疑之时，但周公是没办法，以致当时就有很多流言蜚语了，那时东方诸侯还都不服，你不发明出一套完善的制度来是不行的。曹参又不具备周公的德行（周公孔子，是儒家中两大圣人，后世没法超越），如果想改良萧何的制度，自己弄一套法规出来，恐怕马上就会导致人心惶惶，甚至会发生政治动乱。　　　　汉高帝那会儿，礼乐制度必须振兴，鲁国那俩儒生说法不对，你不保证根本，后世想学都没地儿学去，要想不通过儒家礼仪就去规整风俗，百年之后民俗就会越来越颓败，到时候你想推行礼仪都推行不了，到了汉武帝时，只有董仲舒这个二把刀，还缺这漏那；再剩下的就是公孙弘这种歪曲儒学来迎合当世的人了。已经不能再有所作为了，这是刘邦和鲁国那俩小子的过错。　　　　而汉惠帝和曹参这会儿，你不能不因袭旧法。虽然有周礼和六国遗老来帮助修改萧何的法规和叔孙通的礼仪，但此时吕后凶悍，诸吕也都气焰嚣张，不知道啥时候就爆发内乱，还没等你修改完，可能灾难就爆发了。这样大家就把你办的这件正事当做穷折腾，以后会引以为戒再也不敢了。因循旧法的害处是：人心渐渐趋向不良，这也是必然的。　　　　唉，本朝方孝孺一死，天下就再也没有读书人了。而汉代却还有贾谊，董仲舒等人能够保存住学问，这难道不是曹参的功劳吗？所以只有曹参可以因循守旧，这就是当时的形势。之前的高帝刘邦，应当定下大纲，比曹参晚的文景二帝，应该规范其细节，这都是时机。可惜鲁国那俩儒生不出，而文景又比较谦逊（《中庸》上说，虽有其位，无其德，也不准规范礼乐，英明的皇帝都不敢公开称自己有德，所以把最重要的正事儿给耽误了），这都违反了形势和道理　　　　2.南北军　　　　　　　　（如图所示，长乐未央两宫，位于长安城的南部，驻扎在这儿的这支部队称为南军，负责保护皇上及皇宫内外一切产业；而分管其他区域，主要是城北地带的部队则相应地称之为北军）　　　　　　南北军是西汉初年的军制，资治通鉴没有提及何时由何人创建。查阅其他方面的资料可知，南北军是西汉初设置在长安城内的禁卫军。南军分别驻扎在未央、长乐两宫之内的城垣下，属卫尉统领。北军归中尉管理。　　　　京城驻扎这么两支几万人的军队，除了麻烦附近的郡县提供粮草外，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就像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时，有人献上一根手杖，可以发射暗器防身，赵匡胤说我不用这玩意儿，等我用到这玩意儿早完蛋了，这也同是一个道理。　　　　论语上说：圣明的君主措置得当，防御力量放在国家周边。这才是保家卫国之道。百姓居住的地方，不能驻扎军队。汉朝把精锐部队集中在南北军，放在皇帝身边用于防备叛乱。但是皇帝不可能自己带兵，只能把兵权交给别人，但别人又很难获得信任，那就交给外戚或宦官。于是吕禄掌管北军，而吕产掌管南军。吕后临死让他俩掌握好兵权，保卫皇宫以便趁机得逞其不可告人的行为，刘家的天下差点姓了吕。后来窦宪，梁冀，何进和太监们先后掌握这两支军队，经常拿这两支部队来诛杀异己，胁迫天子，造成多起流血事件。皇帝的废立和国家大事安排，都听命于大将军，丞相就像他的跟班。如果不是有这支武装，那么三公九卿就会在朝廷上畅所欲言，谁敢任性胡来？本来士兵是用于保护国家免受侵略的，现在你把他们放到身边只能为其所制。因为这支兵，周勃幸运地成功，窦武倒霉地失败，皇帝多余地立在上面，却操纵不了，多危险啊。　　　　唐朝在天宝之前，皇城根下没有人掌握兵权，所以逮捕张易之兄弟和武则天的亲戚们就像捆绑小鸡一样容易。就算是有缺点，但安史之乱虽然威胁到京师但很快就平定了（安史之乱前后不过历时7年）。而真元年间之后，鱼超恩、吐突承璀、王守澄、刘季述等太监先后挟持京城卫戍部队作乱，废立皇帝易如反掌，所凭借的不正是皇帝想自己统领的这支部队吗？到了五代时期，郭威篡位于前，赵匡胤夺位于后，人不出京城而天下已改姓。而真正防备盗贼和夷狄入侵的，又没有靠京城禁军。所以皇帝自己不能有兵，有了兵只是给别人作乱用的。　　　　把士兵聚集到京城只会耗费地方上的精力来向京城输送粮食，并且招来叛乱，却不能用于救亡。这难道不该被有天下者引以为戒吗？　　　　三.文帝（刘恒）　　　　1.小人　　　　高皇后元年（公元前179年），这一年，袁盎向汉文帝打周勃的小报告。原来，在汉惠帝刘盈死后，吕后执政了几年，也死了，汉朝大臣周勃、陈平等拥立了刘邦的儿子代王刘恒为帝，这就是汉文帝。因功大，周勃被封为丞相。想周勃当初只是一个办丧事时吹唢呐的角色，能混到今天这个地位，不免心中得意；而汉文帝对周勃礼数很周到，甚至常常目送周勃离去。袁盎是这么说的：丞相有得意的神色，而您，作为皇帝却对他恭敬，这样是君主和大臣都做得不对。汉文帝从此不再轻易给周勃好脸，周勃虽然纳闷，但心里也挺害怕。过了一阵，就有人就弹劾周勃要造反，周勃被投进监狱，用光了所有的路子，总算脱困，这下周勃真正老实了。　　　　用真诚来保全皇帝称之为忠；用正直来规正朋友称之为信，忠信这两种美德会促进一致。君子看法一致那么上下就会和睦，这世界就清静了。周勃平定了诸吕之乱，迎立汉文帝，因此脸上有骄傲的表情，但他并没有欺君罔上，以权谋私。只是不学无术而忘记了掩饰自己的骄傲情绪。袁盎和周勃一起侍奉君主，尊卑虽不同，但有同事的情分，规劝他改正，周勃岂能坚持不改呢？就算他坚持不改，你可以在朝廷之上反对他的行为，周勃的过错不会被掩盖而汉文帝的心理变化也会随之释放了。但他并不规劝周勃，而是告诉汉文帝：丞相骄傲了，陛下却谦让，你们都失德了。这句话一说则君臣之间起了矛盾，这就隐埋下了周勃后来的入狱之祸，真阴险啊。　　　　皇帝谦逊不是失德，尊重有功的大臣，为什么就不可以是商朝第二个皇帝太甲，或周朝第二个皇帝周成王那样的心思呢？（他俩分别尊重伊尹和周公）而引导皇帝猜疑苛刻，这就叫不忠。他的心思很简单，就是背后使绊子，这就叫不信。袁盎的阴险，陷害杀掉晁错来夺取权力，在周勃的身上已经体现了，小人就是如此的可怕。　　　　还有一种人，奸诈不如袁盎，但肤浅而浮躁，不懂大局为重，眼中看到不经过分析，嘴里就说出来，给君主和臣民带来祸患，自己又追悔不及，虽然这种人和袁盎不同，但造成的危害却和袁盎一样。所以君主应该远离这种浮躁的人，就像远离奸诈的人一样。这样才可以保证团结亲友，尊重贤良。　　　　2.谦让　　　　高皇后元年（公元前179年），文帝刘恒登基第二年，相关部门建议刘恒早早定下太子人选，刘恒说，我德行还不够，早早定下继承人，是加重我德行的不足。该部门说，预做准备是必须的手续。刘恒说，楚王是我的叔父，吴王是我的兄长，淮南王是我弟弟，怎么能说这叫没有准备呢？（意思说这些人谁来继承都合法），该部门又说，古往今来，必须以自己的儿子作为继承人才行。（您真麻烦，还是我来吧...），您的长子刘启很适合，请立为太子。刘恒这才同意。　　　　周易上说，如果你获得了谦这一卦，对于君子来说，就会有所成就。谦虚可以帮助君子有所成就，但如果你不是君子，那么就不会成功。所以撝也好，鸣也好，劳也好，一直到侵伐（这些都是谦卦里面的几种情况），虽然都很吉利，但这些都不是以君子之道来获得成就了。君子的谦虚是真诚的。帝王不能通过和小民比谦虚来保存国家社稷，圣人不能和杂役比谦虚来让自己更完美。看到可以谦虚了，而不是一味追求谦虚，这样才可以成功。所以谦让或者自任都属于谦虚。尧把帝位让给舜而不是自己的儿子丹朱，这和禹传位给启，汤传位给太甲，武王传授给成王，都是真诚的表现。这和泰伯为逃位去吴国，伯夷叔齐离开孤竹国，一样，都是真诚的表现。如果把谦虚作为把柄，那种行为只是在说，我第二，谁敢称第一？这样就埋藏下了祸患。像黄帝老子之类的方法，就是舍弃诚恳而去伪装（比如以柔克刚，姑欲取之必先予之等），所以如果不是君子，不会将谦虚保持到底。　　　　相关部门建议宣布太子，文帝说：楚王是我的叔叔，吴王是我的长兄，淮南王是我的弟弟。意思是说，即使我不宣布太子，我有什么意外，汉朝也会有诸侯来接替我。但是对于自己的亲戚，不该施加这种虚伪。看看后来，吴王刘濞，楚王刘戊，淮南王刘长，没有一个能得保善终的。最终汉文帝被天下的童谣所讥讽，虽然很内疚但却没法挽回。由此可以看出，文帝说的话，是欲擒故纵的办法。表面自身谦虚，实际内心残忍，这种方式真是阴险啊。吴楚和淮南王听到文帝这么说，内心都不禁跃跃欲试，你想不让他们对帝位产生觊觎都不可能，最终闹成这样，文帝又得到了什么好处呢？　　　　3.劝事　　　　高皇后元年（公元前179年），文帝刘恒听说河南郡太守吴公的政绩天下第一，就将其提拔为廷尉（由市长提拔为最高检察长），吴公向文帝推荐洛阳人贾谊，文帝让他做博士，这时候贾谊才20多岁，刘恒很喜欢他华丽的文章，很快将其提升为太中大夫。贾谊请改正朔（历法），改变朝服的颜色，修改官名，振兴礼乐，建立汉朝的制度，取代秦朝的法律，刘恒谦让不敢（公认只有功勋卓著的皇帝才去干这些事情）　　　　贾谊不是在劝学，而是在劝事。像贾谊的那些建议，汉武帝，唐玄宗，拓跋宏，宇文泰和蔡京都想这么干，以上五个人明显不符合振兴礼乐的要求，汉文帝之所以谦让，大概也是担心只流于形式吧。　　　　4.将相兼任　　　　文帝中前三年（公元前177年），皇帝刘恒对于一些重要职务和人事进行了调整，罢免丞相周勃，让他回到自己的封地（绛：县名，位于今山西省运城市内）。然后又让太尉灌婴做丞相，而免去他的太尉官职，并把太尉这个原来和丞相平起平坐的职位，改为归丞相下属管理。　　　　文帝刘恒取消卫将军的军权，是不想让军队过多地集中在京师地面上。而把太尉归为丞相下属，是不想让军权轻易地就归属了个人。把将相合二为一，所以匈奴入侵上郡时派灌婴以丞相身份出征。再仔细讨论下，取消卫将军军权，取消太尉，未尝不可。皇帝不能靠手中握着军权来显示自己的威风。夏商周的旧有制度，不能沿用后世的有两项，一个是将相兼任；另一个是兵农合一。　　　　春秋战国时，楚国的令尹和晋国的中军，这两个官职实际上兼任了将相职责，但那会儿宰相没有那么多职能，所以还可以勉强应付；作为将领，春秋时的作战又极富骑士精神，让文官来挂帅也足以应付，而到了后世，将领要面临生死挑战，更不可能让善于政事的人来兼职了。　　　　所以宰相可以管理将帅，但自己不能担当；将帅可以和宰相并列，但不可像宰相下的九卿那样被使唤。宋朝让枢密使来掌管兵马，听命于宰相，这种机制可以算是接近完美了。让枢密使负责天下的军事，部队有专人负责；用宰相来监督枢密使的得失，但又不让宰相具体负责军事细节。这种安排可以说是得到了三代的精髓，而且结合了时代的损益和需求，是最佳方案。到了明朝，让内阁大臣去担任“督师”（比如史可法，以东阁大学士申请督师，对军事了解有限，空有一腔爱国心却用不上劲）来统领兵马，导致天下迅速崩溃。唉，死挺了。　　　　5.廷尉失职　　　　文帝中三年（公元前177年），淮南王刘长犯法。刘长的母亲是赵王张敖送给刘邦的美人，但赵王张敖曾因涉嫌谋杀刘邦而吃了官司，连带刘长的母亲也被关起来，刘长的母亲就派人向辟阳侯審食其求救，说自己已经怀了刘邦的孩子。辟阳侯告诉了吕后，吕后嫉妒的不行，不管；辟阳侯也不争这件事，结果刘长的母亲在生了他之后，就自杀了。后来刘邦知道了这事，就让吕后抚养刘长长大。刘长对辟阳侯在搭救他母亲这件事上的不作为一直怀恨在心。长大之后，刘长变得力大无比，亲自用铁锤锤死了辟阳侯，皇帝刘恒同情刘长的遭遇，也没非难刘长。皇帝不说，可大臣们也都缄口不言，包括当时的廷尉，以犯言直谏而著名的张释之。西汉著名的廷尉有俩人，一个是文帝时的张释之，另一个是宣帝时的于定国，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无独有偶，于定国的口碑也是杠杠地：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为不冤。洪迈曾在容斋随笔《张于二廷尉》中分析，这俩人经常搞些小破事来维护自己的名誉，真到了该站出来争取的事上，就都一个个不吭声了。　　　　皇帝不去非难刘长，但是对于这种明知故犯的杀人案，朝廷中竟没有一个大臣站出来说话，可谓汉庭无人。作为最高检察长的廷尉，应该提请公诉。当时的廷尉是张释之，此人办案很有声誉，以铁面无私著称。有一次梁王和太子驾车进宫，规则是进宫需要在司马门下车，梁王和太子玩的高兴，想直接开过去，张释之不干了，援引条文制止，并且跑去告诉了俩孩子的奶奶薄太后，这事闹的！文帝连忙让俩孩子给张叔叔赔罪，从此文帝认为张释之不一般。但在淮南王这件事上，他却一句话都没说。从这上面可以看出，张释之也不过是找个机会就故意来显示自己正直的官员罢了。　　　　6.季布忮人　　　　文帝中四年（公元前176年），皇帝刘恒想把河东太守季布（此人原来是项羽手下的勇将）招到中央来担任御史大夫（三公之一，主监察，地位相当于副丞相，这次调动如果成功相当于从市长升官为副总理），有人就打小报告说，季布这个人勇猛，喜欢喝酒，难以接近。刘恒把季布叫到长安，观察了一个月，然后决定不做变动，还是让季布回去做他的河东太守。季布肯定心里窝火，对皇帝说，我这人没啥功劳却蒙您赏识（这是官场下级对上级的套话），在河东这儿等待您的怪罪，您没啥原因就把我找了来，这肯定是有人（说我的好话）蒙骗了您。现在我来了，什么事也没有，又原样返回了，这肯定是又有人说我的坏话。您看您因为一个人说好话就招了我来，又因为一个人说坏话赶走我，我担心天下有见识的人听说后，能通过这件事来衡量您的见识深浅。刘恒半天没说话，有点惭愧，过了好一阵才说：河东郡我很看重，所以才找你来了解了解情况。　　　　听了一个人的赞扬召来季布，接着又听了一个人的批评让他回去，这样会被天下的人看出皇帝的深浅。就算是吧，又怎么样呢？皇帝的权威，又不是不让天下测其深浅。季布对于自己没能升职很恼火，所以才抢白皇帝让自己心里舒服点，就这点来看，就能看出他不称御史大夫这个职位。喜欢喝酒难以接近的真相，就不打自招了。汉文帝的过失，在于冒失地就把季布招了来，但并不在不用他。对于大臣的任命上应该谨慎，所以不怕自己看错了人，听到一类传言，所以才观察一个月，确信传言不假，沉默良久才说，河东郡对我很重要，所以招你来问询。这其实是文帝替臣子保存颜面，并不是惭愧。即使是惭愧，那也是对招季布来这件事感觉冒失，惭愧自己对季布的了解不多。（而不是罢免季布）　　　　　　7.贾谊　　　　文帝中四年（公元前176年），皇帝刘恒总算是把狗脾气的季布打发走了，然后他想起贾谊来，贾谊的文章写的超棒，《过秦论》气势雄浑，《论积贮疏》和《陈政事疏》也都见解不凡，刘恒很喜欢他。准备提拔他做公卿（副总理或部长级的官员），但正应了一句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大臣们纷纷说贾谊的坏话，他不过是洛阳的一个小青年，不过刚看了几年书，就想抢班夺权，搅乱政局。这种话听得多了，刘恒后来就渐渐疏远了贾谊，也不再听他的建议了。让贾谊去做长沙王太傅。长沙王是现在仅存的一个异姓王，位置大约最南方，经济不发达，更没啥文化，就相当于给“刺配远恶州军”了。这下几乎等于结束了贾谊的政治生命，他年轻气盛，哪受得了这个，每天都很伤心，把自己比作屈原，写了一篇《鵩鸟赋》感叹世事。后来总算把他从长沙国调回来了，让他担任梁怀王太傅，但梁怀王却不小心自己骑马跌死了，贾谊感觉自己辜负了汉文帝的信任，终于在33岁那年，悲伤过度去世了。　　　　　　　　　　　　（从图中看，贾谊被贬到的长沙国，位于汉朝领土的最南端（南越只是藩属，并不算汉朝领土）在汉初属于经济文化极不发达地区）　　　　贾谊、陆贽（唐德宗时期的大臣，为人刚直，极富才干，屡屡被奸臣卢杞等谗言陷害）、苏轼（北宋人，政治上既不认同王安石的变法，也不偏向司马光的保守派，结果被双方所攻击陷害，被贬到海南岛去吃荔枝，比贾谊整的还远）这三个人，表面上看上去差不多（都被政敌陷害过来，陷害过去）。陆贽和苏轼，都自以为自己是贾谊那样的人，旁人说起来，也认为差不离。陆贽应该是希望自己成为贾谊，但他却不是贾谊，不过他有超出贾谊的地方。苏轼也期望自己成为陆贽，但他办不到，更别说他想成为贾谊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贾谊说，提早规正太子的品德，鼓励清廉，以正风俗；这些陆贽都做不到。不光这些，贾谊担任梁怀王的太傅，怀王骑马跌死了，贾谊感觉自己没保护好怀王，于是绝食而死，陆贽也办不到。为什么说他办不到，是从他在处理和窦参的私人恩怨这件事上，要胜过忧国的程度。看贾谊的学问，和陆贽倒是差不多。但是在遏制匈奴，削弱诸侯等事情上出的那几个主意来看，就太幼稚了。比如他说要用削减的吴楚的领土去增加齐国，是显示文帝的自私却不考虑日后会带来更大灾祸（齐国是文帝的儿子，吴楚是文帝的叔伯兄弟；文帝死后，齐国又成了景帝的兄弟，还是麻烦），这是粗人们的小聪明，而陆贽肯定不会有那些粗浅想法。所以辅佐少主，固守孤城，坚持原则，宁死不屈这方面，陆贽不如贾谊，但要说面临复杂情况，进行妥善安排，斟酌损益，摆脱困境为将来奠定基础，这些方面贾谊又不如陆贽。为什么呢？因为贾谊年轻，只靠了一股正气，但却未经历过苦难，坚贞不屈的人往往不够精明，“梅须逊雪三分白，雪须输梅一段香”，这俩人来比较是各有优缺点　　　　　　　　再说苏轼，他哪能配和这俩人比呢？除了酒肉就是游玩，任性而为太长时间了。高官厚禄，祸福成败，为了利益可以不要性命的想法影响他太深了。被雕虫小技（指写诗词文章书画一类）所奴役，用来向天下显示自己的小聪明。学问无非是自己那些瞎琢磨，用于忽悠天下来印证自己的才能。熟练地掌握了老爹苏洵那些不顾信义只图眼前利益的纵横术邪说（张仪苏秦商鞅李斯的邪说），就想把天下大事都抓在自己手里，在清平世界中无事生非。文章用经学来点缀，就说自己是贾谊；瞎琢磨出一些利害关系，就说我是陆贽。因为糊里糊涂所以才接受和自己一丘之貉的那帮人的拥戴，甚至说我是孟子。时不时也从儒学的异端里面搜取一段，就说我是老子，我是佛祖。像这类的事，都是贾谊所不屑的，也是陆贽所不屑的。绛侯和灌侯等人说贾谊，想夺权后瞎胡乱，说到贾谊身上是诬告，但作为对苏轼的评价却是准确的。如果真把小皇帝和危难时的国家大权交给这种人，你都不知道他最终能干出什么事来。他却自赞自夸，想把自己和贾谊，陆贽相提并论，这就是宋玉所说的“相马的人只看肥瘦（而不看马的内在特质）”　　　　再说王安石，和贾谊比较的话，也很像，但是贾谊正直。贾谊和方孝孺比较，很像，但方孝孺更醇正。方孝孺要比贾谊高明，但仍不能制止祸乱（方孝孺辅佐建文帝削藩，结果建文帝最终被燕王朱棣消灭），还差点成了罪魁祸首。那么如果社会不需要自己，而自己又不打算做改变，只是靠想象就想经营四海，没有能成功的。以贾谊的志向，处在方孝孺那个时代，如果抒发出他的内涵，并且去施行，那么就可以和齐泰和黄子澄并驾齐驱了（这俩人是帮助建文帝策划削藩的重臣，失败后都被朱棣处死）陆贽做不到，更别说像苏轼那种淫邪的人了。所以上来就说天下该怎么着的人，皇帝就是不用也不可惜。只有陆贽，能够根据情势发挥自己的能力，这种人是明君所真正需要的。　　　　　　　　8.自铸之弊　　　　文帝中五年（公元前175年），这一年的四月，汉文帝刘恒开始发行四铢钱，最早的国家统一货币是秦朝颁布的半两钱（古制：一两为二十四铢），高祖刘邦嫌这种钱太重，不好用，于是就铸造了一些很轻快的钱，因为掂在手中像榆荚一样，所以民间也叫“荚钱”。这种钱造成了通货膨胀，一度一石米要一万钱。刘恒感觉这样也不是办法，于是发行四铢钱，并且解除了禁止民间铸钱的禁令，让老百姓自己铸造铜钱。贾谊和贾山都上书阻止这一政策，汉文帝不听。　　　　汉文帝解除禁止铸钱的禁令，让老百姓自己铸钱，以为是这样老百姓就得了实惠了。其实具备铸钱相关设备和工艺的那些人，并不是贫苦老百姓，穷光蛋没法自己铸钱，这是肯定的了。所以刘恒这条政策一经宣布，肯定是富的越富，穷的越穷。让富人凭空多了很多钱去聚敛布帛，粮食，鱼盐，瓜果等生活用品，囤积居奇，等待穷人有什么缓急的时候再卖出去，穷人们又怎么不会越来越穷呢？穷人辛辛苦苦生产出上述产品，但自己却享用不了多少。富人只需要多雇几个人，就从中获取了一多半的利益，但这还是不如富人能自己铸钱来得快。即使他们用穷人来帮着铸，雇人也花不了几个钱，所以这条政策就是驱赶穷人为富人服务的。　　　　所以先王设专门机构来管辖山野特产，进行节制，不敢让人无穷无尽地取用，并非是吝啬，而是制约人们利用聪明谋取私利。天地间的利益应该由国家来管理而并非富人，这才叫“公正”，否则，盐和茶叶都让老百姓自己造，皇帝不管。真要这样干的话绝对是一种弊政。　　　　盐和茶的解禁，已经是属于政府不作为了；而如果像铸钱这样高利润的手段，也放开的话，只能增长富豪和狡猾之人的气焰，而让穷人们为其奔走效劳，这种政策纯粹是国家的蛀虫。　　　　金、银、铅、锡这些矿产，进行开采的话利润又比铸钱还要高，也是老百姓争夺斗殴的原因。如果有人说，让老百姓自己采，这是利民政策。其实这相当于给百姓刀子让其互相伤害，那老百姓还要你皇帝有什么用？　　　　9.铸钱之利　　　　铜钱铸的重一点还是轻一点，哪种做法利润更大？其实，这儿的好处，不能用利润衡量，真正的利益在铸钱这件事之外。如果要说利润，当然是榆荚钱那种轻小的钱币，或者混杂了铅锡的铜钱最好了。但这种低成本低质量的钱出来之后用不了多久就会损坏，没法长期使用。所以这种铸钱时节省的利润，没法说就是赚了。　　　　生活必需品可以用于投机，这是因为人们的生活依赖于它们；金银珠宝对天地来说并不重要，但先王拿来作为一般等价物来衡量天地间物质的价值。而铜则是天地间保有量很高的金属，人们从不把它当回事；自从拿它来铸钱起，它们的价格就和金银珠宝差不多了。但是如果你发行的钱币不精致也很轻，那就容易迅速损坏，招致天下的轻贱，所以钱币需要一定的质量保证，这样的钱币会长久的保值。　　　　所以说当权者应该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而不应该为一时之利所诱惑。铜钱的成本最好是接近盗铸成本，这样让偷偷铸钱的人无利可图。发行钱币是国君用于控制全国金融秩序的重要手段，用于调剂老百姓的生活，这才是钱币的作用。　　　　　10.奸人　　　　文帝中六年（公元前174年），这年冬天，桃树和李树反常开花了，属于灾异事件。皇帝刘恒唯一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淮南王刘长犯事了。这个刘长很小就死了母亲，一向骄横不法，今年特别过分，竟然想勾结闽越王和匈奴谋反（也许是栽赃），结果被汉政府察觉，相关部门判决该处死刑，但刘恒宽大处理，只是将刘长废为老百姓，用辎车装着，迁徙到蜀这个地方。袁盎进谏说，您一向娇惯这个弟弟，才造成这种后果，淮南王一向刚强，现在又这么侮辱他，我担心他路上受不了死掉，您就有杀害弟弟的恶名。刘恒说，我不过是磨练他一下，马上就叫他回来。　　　　淮南王对给予自己的这种处分很愤怒，绝食而死。刘恒哭的很伤心，对袁盎说，我不听你的话，果然失去了刘长，现在怎么办？袁盎说，只有杀死丞相和御史来向天下人谢罪。皇帝虽然没照办，但却让丞相和御史把沿途护送淮南王的那帮地方官吏都杀了。　　　　淮南王刘长反迹已露，丞相和御史上报朝廷，申请判决他死刑，这是臣子的职责所在。《公羊传》中所谓“臣子不能造反，造反者必须被处死”说的就是这种事。汉文帝特赦并只是将其废为老百姓，和周公把造反的蔡叔囚禁在郭邻，是一样的处置（暗含，圣人的处置肯定是没有问题，你刘长还想怎么样？）这样大臣们也尽到了自己的职责，而皇帝特赦降恩也显得自己并非冷酷之人。但刘长非要愤怒到绝食去死，这就是怙恶不悛的表现了，不去追究他就不错了。　　　　袁盎却提出要杀掉丞相和御史，阴险小人的心思让人没法想象，就像袁盎的建议一样。也许他是想胳膊肘向外拐，向诸侯卖乖，就像后来的庄助和淮南王刘安那样，有一些不可告人的打算，我们没法知道；也许是憎恨大臣曾倾轧过自己，想借某件事来打击政敌，在朝廷中立威扬名，然后夺取别人的职位，我们也没法知道。汉文帝为了避免落下一个杀弟的恶名，参考了袁盎的建议。这样袁盎得逞了他的阴谋，这对后来他敢当面蒙蔽汉景帝，迫害晁错起了很大的鼓励作用。并且袁盎在七国之乱时一直脚踩两只船，说话言不由衷已经很明显了。袁盎原来就是一大侠，大侠的心思是没法让人分析的。有天下的人去听大侠的建议，很少没有不导致混乱的。　　　　11.君当无逸　　　　文帝中六年（公元前174年），贾谊上书陈述当今得失，其中有句话说“如果说国家政策需要皇帝您殚精竭虑，身体疲劳，连音乐都没空听，那就放弃它，听我的吧。我设想的政策，可以让您和现在一样快乐，然后将诸侯纳入正常轨道，不用打仗匈奴就服气，老百姓都很质朴，让您活着是明君，死了成神仙等等一切你能想得到的好处我这儿都有了。　　　　唉，自从汉朝以来，国家政策不遵照三代的圣典是有原因的。太甲（商汤的儿子），高宗（商朝时的王，叫武丁，是个明君），周成王（周武王的儿子），以他们的资质，不见得比汉文帝更强，但是伊尹，傅说和周公（这三个人分别是头三个人最重要的大臣）的劝诫，分别是“要想安稳就只有谨慎”，“不去享乐，享乐只能祸害民众”，“不要安逸”，这些话里面都没有用贬低“道”的方法来诱使君主来接纳自己的意见。哪能像贾谊说的那么天花乱坠？听他的那些话，跟李斯所说的话也没什么太大区别了。用法术来治理天下，自己却有空去玩耍，虽然这儿所说的法术和秦朝的苛法有区别，但不去栽培根本，去在细枝末节上耍威风，劳动天下，自己去玩，这样能有一天安稳日子吗？如果天下只用法术就可以治理好，规定好细节就可以让风俗醇正，写好文章就能使人知道羞耻，削夺诸侯就能让政令统一，那么为什么夏商的制度还存在，而桀纣却亡国了呢？　　　　虽说汉文帝不是个爱玩的主，但也常借打猎和听奏鼓乐来自娱自乐，没见他有什么改变的想法。如果他能够得到真正的儒家思想浸润内心，辅助以道义，建成儒家系统中的理想社会制度，诸侯怎么会不服他，风俗怎么会不纯正，天下怎么会不知廉耻？但贾谊非要用玩乐做诱惑，希望文帝能听他那一套。幸好文帝不是胡亥，如果文帝是胡亥的话，贾谊就算想不成为李斯都不可能。后世看到贾谊的文章，居然会说：贾谊善于引导皇帝治理天下。就这件事来讲，当时已经君不君，臣不臣了。　　　　　　12.论教太子　　　　文帝中六年（公元前174年），贾谊上书陈述当今得失，其中说到教导太子的重要性，分析为什么秦朝灭的那么快，而商周却传承了那么多代。贾谊认为关键提早选拔优秀人才对太子进行教育，为将来统治天下打好基础。　　　　贾谊教导太子的说法，很基础。但是，还有更基础的。普通老百姓的儿子，喜欢喝小酒赌博，如果你想禁止他这些不良爱好，他还会说“老爹你也是不良行为的副产品”，何况皇帝的儿子，面前有那么多诱惑。而且皇帝老爹自己有时也去听音乐打打猎，就算你给太子设严师去规范他的行为，估计也白搭。就算他听从，也不过是一个木偶罢了。汉成帝外表威严，内在却很淫乱。何况那些见到玩乐就迷失志向的孩子，只会让他憎恨老师夺走自己的快乐，老想着怎么好好玩一把。　　　　周成王很小的时候父亲周武王就死了，无从学习父王的风采，那么周公就写了《豳风》来描述皇帝这份职业的不容易；写《无逸》来记载先王的勤奋；为周成王树立了文王和武王两个榜样。当然文武二王并非是周公编造出来让成王模仿的。如果把安逸当做好事，用法术来管理，把说笑当成正事，把老师叮咛嘱咐当做教导，这都是笨蛋俗儒拿来折腾人的。如果父子之间互相虚伪，还不如汉文帝用的黄帝老子那一套，至少能得到儿子的信任。所以贾谊的说法并非基础性理论　　　　
　　三.汉文帝（续）　　　　13.养耻　　　　文帝中六年（公元前174年），贾谊上书陈述当今得失，论及大臣的廉耻问题上，贾谊认为朝廷应当培养大臣的廉耻，而不该对其过分迫害。所谓“刑不上大夫”，如果你派低级官吏侮辱大臣，对等级制度是一种破坏。而且大臣丧失了廉耻心，很多事情就不好办了。这是贾谊看到前段时间太尉周勃被诬告，然后关进监狱的遭遇，有感而发。汉文帝对此很重视，从此之后大臣有重罪的，一般都采用自杀的方式谢罪，而不是像普通人一样关进监狱经受侮辱（直到汉元帝的老师萧望之、成帝的大臣翟方进，这条潜规则还一直适用）　　　　郡县制施行前，各国诸侯、大夫和平民之间，具有比较严格的等级制度，这种制度对于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很大作用。郡县制之后，皇帝一个人孤立在上，朝臣之间没有原来的那种等级辖属关系了，所有人都对皇帝一个人负责，慢慢的社会就不稳定了。秦朝这一变，让天下人廉耻丧失了一半，汉代总算还剩下一点，廉耻继续逐渐丧失，唐宋两朝只是暂时减缓了衰减的幅度，而到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时期，想振作都很难了。　　　　这时候的大臣，你想抽就抽想踹就踹，他们都习惯了，你想指望和这种人商讨国家大事，根本不可能。身为高官，忽然被亲近，又忽然被冷落，常被骂个狗血淋头，有事没事的就戴上大枷，脱了裤子被小官们鞭打侮辱，这相当于暗示他们能活着就是幸运了，那么对于政事比较客观的分析，除非是王朝崩溃之前，大家才会站出来用唾弃和诅咒的方式，站在破屋子前面而不是当着皇帝的面表达出来。　　　　当然，这也跟士大夫自己不要脸有关，萧何和周勃都被关起来过，但出了监狱仍然该干么干么。按说你是管不了皇帝下令关你，但你总能管得了自己不去继续做官和封侯吧？（这儿对这俩布衣出身的将相要求有点高），既然自己这么不要脸，皇帝今后和他商量事的时候肯定心里想，这就是被吊起来抽鞭子的那位，这种人值得我好好跟他说话吗？他也配！这真是贾谊所以痛哭的原因啊。　　　　14.君臣之道　　　　父母处置孩子，可以宠爱和辱骂，但不能杀；身子是父母给的，所以无论宠辱都该听从，而不惭愧。但要是杀，那就是父母自己戕害自己的生命，到这地步那父亲就不是父亲，儿子也不能称之为儿子了。君主处置臣属，可以升职，降职，可以杀，可以赦免，但不能侮辱。刑罚和赏赐是上天让君主代劳的，贵贱生死我都可以顺应天命，但天命没让君主侮辱我，君主侮辱我，到这地步那就君不是君，臣也没法称之为臣了。所以君主你就算给他一把剑让他自尽，也不可唾骂他。　　　　不知道贾谊说这些话来感动文帝的时候，当时的大臣，有没有听到感到羞愧的？不仅当时，在明朝接受过诏狱廷杖侮辱，仍然身居高位的那些人，有没有感到羞愧呢？假如遭到这种侮辱后有人自杀，君主会不会接受教训改弦更张呢？高攀龙说：侮辱大臣就是侮辱国家！这句话太伟大了。所以他自己投水自杀，就免除了被逮捕侮辱的灾难。像魏忠贤都可以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凶恶，别说皇帝了。　　　　15.欲速则不达　　　　文帝中六年（公元前174年），贾谊上书陈述当今得失，论及削弱诸侯的问题上，贾谊态度很激进，认为当前汉朝的局面犹如把火放在柴火底下，如果不及早进行削藩，遏制诸侯的势力，就会大祸临头。　　　　　　　　　　汉初把诸侯王的领土分封的这么大，是因为当时距离夏商周三代不远（距离周朝灭亡不过才几十年），老百姓还习惯于诸侯分封制度，并且领导人接受了秦朝皇帝孤立的教训，这种形式逼迫郡县制不能迅速得到推广。秦始皇和李斯因为废除封建制度而被后世多少代人唾骂，而贾谊却因为诸侯王势力之大而为此忧国到痛哭，他的想法和秦朝那俩人又有什么区别呢？但说起此事的人都想把秦朝千刀万剐，但把贾谊的建议当成是治国大略，为什么才几十年的功夫，是非转换就这么显著呢？那些讨论历史的人真是太糊涂了！　　　　贾谊说，多封诸侯但是削弱他们的力量。他把这个当做是夏商周三代遗留下来的制度了吗？其实夏商周三代封建诸侯，是借着诸侯原有的地盘进行划分的，周政府并未对诸侯的地盘进行削弱。贾谊的办法是让诸侯把自己的地盘零散地拆分给自己不懂事的孩子，坐等着这些小孩犯法，让汉朝有理由收回土地，这是表面给予，暗地却夺回的办法，对于同胞骨肉却用对付仇人的方法，贾谊的心思和秦始皇李斯又有什么区别？　　　　因为封建制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种生产关系必然会坍塌，根本就不必烦你哭。我们只需要坐待各国垮台即可，而贾谊这么一惊一乍的闹腾，纯属于损害仁义和酿造祸端的行为。　　　　在说起刘恒封淮南王三子为侯这件事上，贾谊又担心这几个人被封侯后，会因为淮南王的事情报复汉朝，说不定会像白公、子胥、鱄诸、荆轲那样派人来行刺。贾谊也不看看周公，在封蔡叔的儿子蔡仲时说的话：你好好努力，争取弥补你父亲的罪恶，为什么周公不担心蔡仲会派人行刺周成王呢？贾谊在朝廷中这么咋呼，刘安将会派刺客来行刺，刘安能不这么做吗（不这样做会被人认为成胆怯或者无能，这相当于是贾谊逼迫他来行刺文帝了，就像杨国忠一直叫喊安禄山会造反，喊来喊去，终于反了），贾谊不想着好好调节文帝和刘安的关系，反而从中充当搅屎棍，帮助皇帝拿刀杀人，真是太过分了，贾谊这种办事不通过道理而只想凭借手段的人。　　　　　　16.浅谋　　　　　　　　（如图，贾谊认为，可以用增强的淮阳来限制吴楚，用增强的梁国来限制齐赵）　　　　　　文帝中十一年（公元前169年），贾谊最后一次上书陈述当今得失，论及削弱诸侯的问题上，贾谊认为能够真正作为汉朝屏藩的只有代国和淮阳国（因为这俩国王是汉文帝的亲生儿子，其他诸侯都是刘邦时代分封的，和刘恒关系比较疏远，是危险分子），但是代国边上就是匈奴，能自保就不错了，而淮阳国面积太小，和大的诸侯国比起来就像人脸上一颗痣，真要是诸侯反叛，这颗痣最多只够人家塞牙缝。所以有必要增加淮阳国的国土面积，用来捍卫汉朝，文帝照办。贾谊因为自己是梁王刘揖的太傅，但梁怀王却骑马跌死了，所以很悲伤，提完这条建议，很快自己也死了，年仅33岁。　　　　　　贾谊担心诸侯危及汉朝的统治，建议增加梁国和淮阳两国的封地，横亘在长江黄河之间，用来制约东方的诸侯，为什么他会这么自相矛盾呢？你增加了这两个国家的领地，那么今天的梁国和淮阳国，就是日后的吴楚。自己的兄弟后代就相信，亲近；父亲的后代和兄弟就怀疑和打击，你这样违背天理，很快也会迎来报应，你的子孙会不把梁国和淮阳国当做刺头吗？　　　　封建制度已经不可能死灰复燃，这是很显然的道理，大家老实等着他消亡就是。封建制度彻底消亡毕竟是天地之间的一大变局，除非具备相当的仁义和勇气，否则你不足以去掺和这件大事，像贾谊折腾的这一套算个么？！　　　　17.徙边　　　　文帝中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太子家令晁错先后三次上书。（《晁错言兵事书》、《晁错论守边备塞书》、《晁错复论募民徙塞下书》）这次上书是因为匈奴侵犯汉朝陇西郡的狄道县，晁错分析了一下汉族和匈奴的优劣，认为匈奴机动能力比较强，而汉族更擅长据城防守，但在边境据城防守又需要后方向前线输送粮食，在当时那种交通运输能力下，这是一项很大的负担，因此晁错建议，将老百姓迁徙到边境，就地搞生产，可以不烦后方运输。因为有水土不服的原因，（再者农业中国的传统是乐土重迁，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大家都不爱去，秦朝强迫一些人去，但是路途中又没有好好照顾，致使陈胜吴广趁机起兵反叛，所以一定要出台政策来注意迁徙的细节，并且在边城也要繁荣经济，实行保甲制度，慎重委派官员，让大家都安心戍边。　　　　　　　　（狄道的位置）　　　　　　晁错迁徙民众来强化防御的策略真伟大，夏商周三代兵农结合的制度，不实能在内地实行，但可以实施于边塞。因为气候地形等多方面原因，所以云贵和广西的老百姓，单凭自身就可以抵挡蛮夷入侵，而不用担心他们入侵内地。这并不是因为南方蛮夷比北方蛮夷弱，而是当地土著能抓住他们的弱点，如果蛮夷入侵内地会担心边境之民趁机端了他们的老窝。　　　　话是这么说，但也有不能忽视的细节。边境的田地有肥沃也有贫瘠的，如果把人民迁徙到贫瘠之处，大家肯定不是逃就是死；如果官吏用人不当，不能好好抚育百姓，那老百姓会反而去帮助外族。忽略这两个问题，而轻易迁徙百姓，一定会失败，这样就会连累到这么好的一条建议，成为永远的戒条。晁错说，要结合当地地形，熟悉水土，这件事从一开始筹划就必须谨慎，如果土地确实贫瘠不堪耕种，就算有好的地势利于防守，也不要，我们不要的，敌人也没法作为据点。而对于官员任命，这就是在人不在制度了，但如果制度安排的好，那么就会减少任命上的失误。后世委任到边境的官吏，除了没有后门可走而又绩效不好的官，就是那些犯错的的冗官，而且呆在这种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根本没期望得到升迁。这帮家伙都没有积极性，能指望他们忧国忧民吗？所以徙边这件事，必须选择选择精干官员，宽松法制，以便发挥其才能，重在抚民，少收赋税，刺激经济，种树养殖等等，这样边民一定不会被夷狄所用。所以说晁错的建议非常伟大。　　　　但是晁错说的，放弃和亲政策，等冬天他们来侵犯的时候，给他们一次猛烈打击，让他们牢记终身。这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不通过几十年的经营，恐怕难以收效。和亲不过是实边的缓兵之计，自身富强了，也许不需要猛烈打击敌人就不敢来了。如果他们还不服，还想冒险，这时候再实施打击也不晚，而且也不必担心搞不定。　　　　　　　18.贵粟　　　　文帝中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晁错再次上书，这就是那篇著名的《论贵粟疏》。文中论述了粮食作为国家战略性物资的重要性，并且建议对把粮食输送到边塞去的百姓，实行加爵和免罪的奖励，汉文帝同意，并下了诏书。　　　　让老百姓将粮食输送到边塞，就可以加爵位或者免罪，晁错这条建议，不算失策。不算失策的原因，并不是说爵位可以轻易与人或者花钱就可以赎罪，而是说这样就用粮食取代了金钱的贵重（商人用金钱囤积一批粮食然后雇人运到边塞上去不也行吗？下面有分析）把粮食换成钱有三大方便：方便征收，方便存放，方便老百姓输送。这三样都是为了所谓的便利，结果让金钱夺走了粮食的重要性，那么宁肯麻烦老百姓运输，官员征收，管仓库的辛苦，也不贪图这种便利。这样会收到长久的效益，这不是普通官员所能了解的。　　　　虽说这条政策本意不错，但法令规定捐献600石粮食，赐爵位为上造，仅凭自己耕田获得600石粮食盈余的能有几个人呢？只有富商通过买卖能办得到，这样的话本来是重农的政策反而收到轻农重商的效果。三代之后，要想不让商人赚钱太难了，限制土地兼并也不可行，那就不如区分自种和佃农耕种两种方式，同样的赐爵，规定佃农耕种需要输入加倍，协调二者的比例，让总的田租达到全国粮食年产量的1/10。遇到水旱灾害，自耕农全免，而佃农除非是特别大的灾害否则不准随便减租。如果不这样规定，运输粮食到边疆就拜爵免罪，希望这样达成提升粮食地位的想法就会变味，天下反而会更注重金钱，而且会搅乱正常的刑罚和赏赐制度，成为祸乱的根源。　　　　　　19.肉刑　　　　文帝下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齐国的太仓令淳于意犯法，被判处肉刑，被诏狱（皇帝亲自掌管的案件）部门逮捕，关在长安。淳于意的小女儿缇萦给皇帝刘恒上书，写道：我的父亲做官，本国人都说他很廉洁公正，现在却被判肉刑，我很伤心死者不能复生，被判肉刑的人不能恢复原样，即使今后想改过自新也不可能了。我愿意申请给政府部门担任婢女来为父亲赎罪，让他能够重新做人。刘恒看到后，对缇萦的孝心很感动，于是下令废除肉刑。　　　　肉刑不可恢复，是很明显的事情。如果说这是前代圣王规定的法律，用来遏制犯罪的，不能废除；那么也需要皇帝必须仁义，官吏必须宽厚，恢复井田和封建制度，兴办学校，礼乐都取法三皇五帝，这些条件都具备了再谈恢复肉刑的事情也不晚。否则只是拿愚昧的老百姓去摧残，来驱使他们服从我的命令，却借口说是先王的大法，自欺欺人，还有比这种想法更残暴的吗？　　　　即使其他全部都和三皇五帝一样，肉刑也不能恢复，为什么呢？因为民间风俗和三代之时也不一样，风俗不同，犯罪的人比较多，那么因犯罪而导致残疾的人也会很多，因此老天不会保佑这种制度。而且古代没有鞭打这种刑罚，肉刑看不出吓人来，现在既然有了鞭打，那么肉刑就让人恐怖了，就算以曹操的残忍（见《三国志。魏书。钟繇传》），也不敢尝试恢复，别说比不上曹操的统治者了。张苍说，判决死缓的人，如果再有被鞭打的判决，二罪并罚，判处当街处死。这够得上严厉了。这种情况就是尚书上所说的：坚持作恶不改，就判处重刑。所以想了解刑法的人，参考汉文帝的诏书和张苍的法令就可以了。　　　　20.自首　　　　文帝下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淳于意的女儿缇萦上书愿意自卖为官婢，以替父赎罪，皇帝刘恒很感动，下令废除肉刑，另让丞相张苍和御史大夫冯敬重新商定律令。新的律令中对二罪并罚有这样的规定：肉刑减轻为笞刑，但如果当事人还犯了其他不致死的罪，比如杀人后自首等，二罪并罚则判决弃市（公开斩首）。从诏令中看出，如果仅仅是杀人自首，则判决的肯定不是死罪。这会引导犯罪的百姓自投法网，而不是在杀人后隐匿罪恶。　　　　汉代杀人自首的话可以减免死刑，这条规定的目的是为了引导百姓不隐匿罪恶吗？那些隐匿罪恶的人，讨厌就讨厌在他们不会被发现从而让他们邪恶的目的得逞。那么既然已经杀了人，被害者的亲戚可以付诸法律，司法部门可以逮捕凶手，他的罪恶必然会被揭露，他上哪儿藏去？还用他自首干什么？小人作恶后在君子面前藏匿，和他在公众面前对自己的罪恶大言不惭，这两种情况哪一种更有羞耻感？考虑到自首可以减刑而去算计着如何在杀人后逃脱法律严惩的人，就依据这条法律获得减刑，那么就相当于为杀人犯明目张胆，他的罪恶就更大了去了。隐藏自己罪恶的人是老鼠；自动投网却不避讳的人是老虎。这条法律就是引导老鼠如何成为老虎，想让天下老百姓不去藏匿罪恶，但却会导致他们对法律毫无忌惮，你怎么挽救他呢？所以自首获得减刑，不是对待凶恶之人的办法。凶恶的人懂得隐藏罪恶，风气还没有完全坍塌，不较瘥乎？（啥意思？）　　　　　　21.田租　　　　田租要上交粮食产量的1/10，这是夏商周三代流传下来的制度。这是因为古代国家特别多，本身比较小，所以上交粮食太少则无法支持政府运营的需要。自从秦朝推广郡县制之后，政府只剩下一个了，所需经费也大大降低了。所以汉文帝十三年取消了田租，到了汉景帝恢复田租，但规定田租只需要上缴1/30，光武帝在平定天下之后，也取消了田租，像汉景帝一样。这也明了封建制的不可行性（田租高，得不到老百姓的拥护）。　　　　22.短丧　　　　汉文帝遗诏中规定自己丧事从简，有损孝道，但这也是有原因逐渐造成的。先王的礼规定：父母去世需要服丧三年，君主的话方丧三年。古礼规定：方和真正的服还不同，属于弱化的一种服丧。秦朝为了显示君主的尊贵，规定了一些不合人情的为君主服丧的制度，汉文帝让天下所有官员和老百姓都从简对待自己的丧事，但礼上不是这么说滴，礼对官员和老百姓是区别对待滴。秦朝制度苛刻，而文帝又过于轻松，这都不符合礼的规范（古礼规定：父母去世的，子女要去除公职在家丁忧三年，这条已经不适合后世社会的发展，但王夫之似乎不认同这一点）　　　　　23.远虑　　　　文帝去世的时候46岁，过了三年吴王刘濞反叛，刘濞说他自己62岁，那么他比汉文帝要老13岁。当文帝去世的时候，刘濞已经59了，基本上也老了。装病不来朝见，说明他已经暴露出要造反的野心，贾谊和晁错每天都献策防备他造反，文帝岂能不知道刘濞不会放弃造反的想法？赐给他茶几和手杖，同意他不来朝见，刘濞就没有造反的理由，再过10年，刘濞就算不死，也已经衰老的不行了。赵国楚国和拆分成四个的齐国的各个国君，都没什么才能和志向，刘濞不先造反，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想法。所以文帝分析的已经很清楚了。假如文帝没有去世，就可以等待七国逐渐瓦解，很轻松就搞定这件事。所以贾谊和晁错的忧虑，文帝早已经忧虑过了；而文帝的想法，就不是贾谊和晁错能够猜到的了。　　　　君子之道是用掌握事情的原理来应付变化；黄帝和老子的学说，是窥伺时机来远离危害；再往下就没有道理可讲了。平庸的人不懂得这种道理，事情还没有变化时，就提前刺激它；等事情变化了，反而认为自己先知先觉。但事情一变化就不会停顿下来，于是全天下跟着倒霉，甚至血流成河。即使国家没有因此灭亡，造成的危害也很惨烈。替人家谋国的人，能不谨慎吗？只要君主不是桀纣，那就一定能感化外人，你如果知道了一点半点的玩意儿，最好保密以等待时机，而不要轻易说出来，这样就可以阻止天下的大祸。　　　　卷三　　　　一.景帝（前157~前141）　　　　　　　　景帝下前三年（公元前154年），汉朝找茬要削减吴国的会稽和豫章两个郡，如上图所示，吴国真要是吃哑巴亏挨这一刀，就剩不下什么了。吴王本来就对汉朝有意见（早些年间，吴王刘濞的太子到长安玩的时候，和当时汉文帝的太子，后来的景帝刘启玩赌博。俩人玩着玩着都当了真，但是强龙不压地头蛇，吴国太子被刘启拿赌具一下子敲死了。刘濞为这事从此再也不去长安觐见，刘恒见自己家的孩子沾了光，也就让着刘濞了，干脆赐给他一副茶几，一把手杖，不见就不见，你回家宅着玩去吧），这下急了眼，于是就联合其他对汉政府不满的6个藩国一起造反，分别是楚，赵，胶东，胶西，淄川，济南。这就是七国之乱。由于削藩是晁错的建议，七国就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晁错想不出什么办法，建议皇帝出兵平叛，他在家里坐地，这让皇帝很恼火。这时候奸臣袁盎建议杀掉晁错来安抚七国，景帝认为晁错惹出了乱子，但却让自己出面顶缸，实在是差劲，正好有人这么建议，于是将晁错灭族，但七国已经乱起来了，并没有因为晁错的被杀而停止。开始叛军距离长安还很远，于是先猛攻保皇的藩国，北方是几个国家群殴齐国；南方是吴楚联手对付梁国。汉朝派出太尉周亚夫率军平叛，因为反叛不得人心，吴王不敢接受部下有价值的建议（大将军田禄伯和少将桓将军先后建议分兵出奇制胜，但吴王刘濞都没有同意），只敢自己带兵按常规模式攻击，七国之乱很快被镇压下去，刘濞逃到东越，被杀死。其他参与叛乱的国王也先后自杀。　　　　　　1.两难　　　　名义真是太重要了，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行。若想有所作为，而没有可以信赖的人，一定无法成功；有可以信赖的人却不敢去信赖，也一定会失败。吴国大将军田禄伯建议吴王分兵出战，太子劝阻说，大王以造反为名，分兵后，别人也会造你的反。（就像陈胜造秦朝的反，自立为陈王；分兵给武臣平定赵国，武臣自立为赵王；赵王分兵给韩广，让其平定燕国，韩广自立为燕王，甚至有一次抓住赵王之后还差点杀死他），吴王因此怀疑田禄伯，不敢派他顺着江淮进入武关（刘邦入关中的路线），只能在下邑这个地方坐以待毙。吴王因为不信任田禄伯，导致了最终的失败，这是吴国太子的责任；假如信任田禄伯，而田禄伯会不会造反也不知道。所以吴王左右为难，姑且保留对田禄伯的怀疑。太子说的“大王您以造反为名，没法把士兵交给别人”，名不正，言不顺，只凭内心怨恨来放任自己的行为，那么这种情绪中蕴含着的刀刃，会伤及自己的内心。像吴王这种缺乏名义却想吞并天下的行为，就算对手是暴虐的君主都不足有为，别说攻击的是正义一方了。所以怀疑自己的人一定会怀疑他人，信任别人的人肯定是自信的人。不自信的人，别人没法支持你，怀疑别人则无法成功，相信别人又会引来灾祸。苻坚不怀疑慕容垂而亡（苻坚消灭了前燕，重用被前燕迫害前来投奔自己的慕容垂，但慕容垂最终背叛前秦。其实苻坚是被另一个自己信任的将军姚苌害死的，这儿疑为王夫之有误），安庆绪不怀疑史思明而亡（安禄山死后，安庆绪继位燕国皇帝，被唐朝九节度使包围在相州，史思明来解了围，安庆绪去史思明大寨感谢，被史思明杀死），吴国太子的一番话，显示了天理中的一个细节，是用来震慑小人并削弱他，他又怎么可能强大起来呢？　　　　2.作法自毙　　　　汉文帝临死前，曾告诫景帝说：如果有紧急事件发生，可以任命周亚夫来带兵。说明文帝一点也没有忘记吴国的事情。之所以赐给吴王茶几和手杖，只是想减少他的雄心，等待他慢慢衰弱，并非玩忽大意。心中有依靠（周亚夫），那么就可以静制动，而不去主动闯祸。不是别的，就因为自己有办法取胜对手。方式方法可以柔和，但不能变成软弱，这是因为你有制胜的依靠。　　　　晁错哪懂得这个！七国造反让自己陷入被动，却没有应对的方案，居然想让皇帝统领兵马去冒险，而让自己在家里坐着，有周亚夫这种将才却不知道用，自身难保就不奇怪了。所以柔和，玩忽大意或者想争却没有自强之术，这两种都会失败。　　　　3.偏爱　　　　周亚夫建议让梁国先顶住吴国的攻势，汉朝军队趁机可以断绝吴国的粮道，景帝同意了。梁国因此受到了重大损失（可以用苏联顶住纳粹德国为例，美英联军迟至1944年6月才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此时苏德都已经很疲惫，美军坐收卞庄子之利）。梁国被吴楚联军打的很狼狈，向汉朝求救，汉景帝下令让周亚夫救梁国，周亚夫不听。从这儿可以看出周亚夫和汉景帝的心思。让梁国拖住吴国，吴国和梁国都被消耗。梁国是否存在，对于汉朝无所谓，何况今天的梁国也许就是日后的吴楚，那么让吴国来消耗一下梁国，有助于将来汉朝的安全。周亚夫了解景帝的想法，因此并不担心违抗君命。景帝派使者催促周亚夫去救，不过是搪塞一下太后罢了。　　　　景帝也够残忍的了。但要问原因，其实是窦太后的私心造成的。刘启刚做皇帝的时候，已经32岁了，太子刘荣年纪已经不小，而窦太后却打算让景帝传位给梁王。景帝就拿话来试探梁王，不过是想看看窦太后的意思才姑且这么说，窦婴说不行，这是公道话，太后很生气。从那时候起景帝就对梁王很不满了。窦太后越偏向梁王，景帝越生气，梁王差一点没成为共书段（郑庄公的弟弟，也是被太后偏爱，最终谋反，被郑庄公击败后逃走）和公子偃（鲁庄公的大臣，曾率军和齐宋联军作战获胜，未闻有因夺位而膺诛戮之事，疑此处有误），算他幸运。　　　　所以兄弟之间的关系，不是父母能够掺和的。互相喜欢就是喜欢，互相厌烦就会厌烦，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对于一般人，不该去挑拨刺激；而对于贤良的人让他们自己去抒发兄弟间的恩爱就是了，这样才会让子孙和睦，而不会心怀不满互相倾轧。窦太后一个老太婆，不懂这个，作为君子，一定要这件事中接受教训。　　　　4.诚信解围（用诚）　　　　景帝下二年（公元前148年），这一年景帝将被废掉的前太子刘荣赐死。　　　　因为袁盎劝阻景帝立梁王刘武为继承人，梁王怀恨在心，派人将其刺死。景帝怀疑是梁王干的，督促刑侦部门尽快破案，果然追查到梁王身上。梁王将策划这件事的俩谋士藏匿在自己的王宫中。梁国的内史韩安国哭着对梁王说，您最好不要再同朝廷作对了，你现在可能觉得太后偏向你，皇帝不会把你怎么样，如果太后去世呢？你觉得你和皇帝的关系，赶得上他的亲儿子吗？梁王这才慌了手脚，只好让自己的那俩谋士自杀。　　　　景帝派田叔来彻查此事，田叔在回朝复命的时候烧掉了所有的口供。景帝问详情，田叔说梁王确实有罪，但这件事您别查了，您要是追查下去，上有国法，梁王是死罪；但如果梁王伏诛的话，那太后怎么办？景帝很赞同。　　　　那边梁王刘武也派了辩士邹阳去游说景帝的大舅子王信，让他通过景帝的王皇后向景帝吹枕边风。邹阳说，这样可以拉近王皇后和窦太后的婆媳关系，对皇后非常有好处。然后邹阳又负责教会如何和稀泥，就用舜帝的弟弟象的故事来启发景帝：传说舜的弟弟象很坏，老是想杀死舜，但舜一直不和他一般见识，反而在自己得到王位后，封了象一块领地，以显示自己的仁义。　　　　后来景帝虽然没有再追究这件事，但明显疏远了梁王。梁王觉得很窝囊，郁郁而死。为了宽慰太后，景帝将梁国分封给了梁王的五个儿子，这样无形中又等于削弱了诸侯的实力，符合了贾谊提出的“重建诸侯而分其力”的主张，不过也正是出于贾谊的建议，才导致了梁国势力的膨胀，梁国势力的膨胀，才让梁王萌发了入继大统的非分之想，造成了这场危机。　　　　　　国内无（仁）人就没法支撑，因为这样的话人伦道德就坍塌了。韩安国哭着让梁王认罪，终于让羊胜和公孙诡这俩蛊惑梁王的小人伏法；田叔烧掉了全部口供，避免了梁王服罪膺刑。用诚信来化解国家法律和骨肉亲情间的危机，保全了景帝、梁王和窦太后母子三人的人伦道德（否则，如果梁王因此有什么三场两短，汉景帝就会遭到和他父亲汉文帝处理淮南王刘长那样的指责，甚至还糟，因为这是亲生的弟弟，而母亲也还活着），这就是为什么汉代的人才之所以远超过后世的原因。邹阳游说王信，后来得逞，不过是策士的小聪明罢了。借用闺房中人的天性来解决问题，邹阳所谓的智巧也不过和羊胜公孙诡差不多，自认为聪明，却不知道其实是乱来。这件事是韩安国和田叔用诚信来保全了仁孝大德，而并非邹阳这种佞人的功劳。　　　　5.立法　　　　①郅都和宁成　　　　景帝下七年（公元前150年），皇帝刘启任命济南郡的太守郅都为中尉（负责指挥驻扎在京城的“北军”部队，无战事时兼管治安，现在的北京市军分区司令员兼北京市公安局长），郅都这个人，为人勇敢，公正廉明，也从不接受贿赂和请托。他担任中尉之后，提倡严酷执法，不问贵贱，铁面无私。列侯和汉朝宗室都不敢正眼看他，给他起了一个外号“苍鹰”。　　　　这一年郅都和皇帝刘启去上林苑围场打猎，妃子贾姬上厕所，估计是那种简易的卫生间，门都没有；贾姬前脚刚进去，一头野猪后脚也跟进去了。皇帝给郅都使了一个眼色，郅都没动。皇帝心想，也是，人家郅都是碍于礼法吧？我总没事吧，我自己的女人。于是刘启抄起一把刀，捋起袖子，准备进去和野猪玩命。郅都跑到皇帝面前跪下了，说，女人如衣服，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天底下又不缺这一个人女人，我们不能没有您，主要是您不是属于您一个人，要是这么不爱惜自己，你把自己的责任和皇太后摆在哪儿呢？刘启一听，也是。呆了一会儿，野猪上完厕所走了，贾姬也完好无损地出来了。　　　　窦太后听说后，赐给郅都一百金子，很欣赏他。但是后来，前太子刘荣犯法，想通过郅都借竹片和刀子（那会儿还没有纸张，写字得拿刀子在竹子上一下下刻录）给老爹写封信求情，郅都不借，刘荣心理素质不好，受不了这个，就自杀了。窦太后很生气，后来想了个办法把郅都整死了。郅都死后，京城又开始乱起来，皇帝就又从济南找了一个叫宁成的人来担任中尉（看来济南这个地方给刘启的印象就是酷吏多啊），虽然不如郅都廉洁，但执法同样严格，不法分子们又开始小心翼翼起来。　　　　②上诉　　　　景帝下后元年（公元前143年），皇帝刘启下令，判案是很重要的事情，凡是执法部门对判决有怀疑的，而又不容易解决的，就上诉给廷尉（最高检查长），就算上诉不当，也不再追究上诉者的过失。我的目的是为了让判案者宽松执法。　　　　法律严格，执法宽松，这样百姓会把犯法看得很重，这就避免了刑杀过分；法律宽松，而执法严格，这样老百姓不小心就会犯法，就容易造成冤案。（这跟《左传》上说的这句话是一个道理：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景帝让法律部门判决不了的就上诉给廷尉，并且上诉不当也不再追究上诉者的过失，这种立法，可算是很宽松的了。但他却先后任用郅都和宁成这种残忍小人做中尉来执法，却把法律规定的很宽松，让一些愚昧老百姓一不小心就踏入陷阱，还指望着能通过上诉来雪冤，那根本是不可能的。（在济南来的这哥俩手里，世上就没啥疑案。）　　　　景帝还规定，上诉不当也不追究，那么无论是冤枉无辜还是漏失真正的罪犯，官员都不受处罚，这也会导致贪官接受贿赂来妨碍司法，或者刑讯逼供来逞威风，被冤枉的老百姓却无可奈何。这就丢掉了高帝宽大为怀的执法精神，启发武帝进行严酷执法。法律规定的严格且无二义性，那么老百姓就会心中有法；任命宽大之人执法，就不会滥杀无辜。所以古代帝王常提拔忠厚长者来执法，来让法律整齐划一，法律就像雷电一样在空中显示威严，而底下的老百姓却得到了雨露的滋润，这样才合乎天理，让政权保持稳定。　　　　　　6.从政资格　　　　孝景皇帝下二年（己亥，公元前142年），这年五月，皇帝刘启下了一道诏书，规定，参政资格，从家产算十，降到算四（算，是西汉的一种税收单位，一算指：商业每收入两千元，每年需缴纳增值税120钱：税率约为6%；所以算十应该就是个人年收入为两万，算四则是四千）　，也就是说你只要个人所得税超过480钱，就有从政资格。　　　　景帝把从政资格从算10，降到算4，这种改变只是一种微调，这怎么可以改善风俗呢？应劭说，古时候政府担心官吏贪污，根据“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理论指导，规定家产十万之上，才可以做官。应劭说的是什么古人？不过是秦朝的法律。让富人的孩子做官，认为他家里有钱应该不会贪污，且富人担心因贪污被罚。照这么说，担心人喝多，就要请醉汉来赴宴喽？富人可以去做官，做了官之后又可以帮着更富，而且赚钱可以让子孙获得当官的资格。这样下去，丢掉了廉耻，一心想着赚钱，只要有了钱，就可以骑在老百姓头上，那么大家不争先恐后地互相欺诈夺取，还会干啥呢？除了商鞅在秦国这么瞎搞之外，没人会觉得这是好办法。　　　　唉，这也是有原因的。乱世时期，想一个好办法就可以获得高官，打一场胜仗就有封地。所以穷人家的孩子，变得不怕死，在刀锯油锅附近游来游去，以图可以获得高官和封地。一旦当官就像饿坏了的人突然得到食物，胡吃海塞一通，光图痛快了却忘记了会噎着。天下都讨厌这种风气，皇帝也烦，为了改变穷孩子这种贱气。就让富人的孩子做官，以为可以矫正这种缺失。其实，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来养廉吗？如此改变，恰恰是矫枉过正，而这种失误，却没有可以矫正的办法了。作为君子，必须能看清人品，谨慎交友，距离那些揣着机灵见风使舵的贱人远点，让皇帝知道那些该重视，那些该轻视。哪至于让朝廷在从政资格这件事上，不注重才能和品质的高低，却通过家产多少来选择人才呢？　　　　　　　　7.国本　　　　景帝下三年（公元前141年），皇帝刘启在未央宫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享年49岁。说起民风，班固和孔子一样叹气：现在这些人啊，不如夏商周三代时心直口快。这话说的对，周秦末期，严格法制，但却无法消除恶迹，汉朝兴盛以来，文帝时，宽以待人，景帝继承这一风气，这五六十年间，移风易俗，老百姓变得淳朴，说周朝就说成王和康王；说起汉朝，则言文景之治。　　　　汉朝刚建立的时候，天下很穷，汉高祖刘邦为了提倡实体经济，用各种方式抑制商人，惠帝和高后时稍稍放宽了对商业的限制，但仍人不准商人子弟担任公务员。赋税量入为出，从皇帝公主到诸侯都不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