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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让我们看不起病吃不起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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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热电影《我不是药神》让许多国人看得泪眼朦胧，这部中国特色的大片传递一个民粹的信息：格列卫公司完全是恶魔的化身，看看外国药商的代表简直就是旧社会上海滩的流氓瘪三，不仅可以影响正义的警察，还能挑战大国的司法，这部电影不过是新时代民粹主义的翻版，坏的只是外国资本家！ 让我们看不起病吃不起药仅仅只是外国恶魔吗？这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不要被泪眼蒙住了我们的视线。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叫做穷病。而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贫穷的人却看得起病吃得起药，并没有因为疾病而导致绝望甚至一贫如洗。 电影的原型陆勇30多岁被诊断为“慢粒白血病”，在没有找到合适的骨髓移植之前，病人只能服用一种昂贵的进口药“格列卫”。这盒小小的“格列卫”售价23500元，一盒只能支撑一个月，相当于每天800元药费，这还不算上其他治疗费用。不到两年，陆勇就花费了70多万积蓄，一下子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小老板陷入到赤贫之列。这种抗癌神药在2003年就有外国药厂向我们援助了74亿元的药品，用于帮助那些吃不起这种药的贫困患者，谁也不知道这些免费神药最终帮助了谁。 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在西方国家是不是普遍现象不知道，至少在海峡那边的台湾是绝不可能，台湾的全民健保惠及了每一个台湾人，也几乎涵盖所有医院。穷人、大病重伤患者、老人、孕妇、军人、军眷属都是全民健保的受恵对象。台湾对于丙肝患者的照顾在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国外治疗丙肝有几种特效新药，治愈率高达98%，台湾为了减少患者的经济压力，投入800亿新台币购买新药，让病人免费服用。 台湾自2000年陈水扁开始推动养老新政，经过17年的不懈努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专业人才，实施“长期照顾服务法1.0版”，“长期照顾服务法2.0版”，使得台湾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或病人完全享受政府提供的特殊专业护理，不仅让这些老人活得更安全更舒适更有尊严，也大大减轻了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或病人家属的各种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 台湾底层民众曾经也是看不起病吃不起药。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经济腾飞社会福利制度却远远落后。虽然有劳工保险、军人保险、公务人员保险等多种社保，但是覆盖面仍然有限，不能惠及社会各个阶层。台湾的医改没有局限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邀请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时任美国卫生福利部医疗保险精算局局长的萧庆伦（出生于北京）赴台，为台湾设计了影响深远的全民健保方案。 从1995年开始，根据国民经济能力划分六类保险对象，对应不同的健保保险费负担比例。有钱人自己多负担健保保险费，没钱人少负担甚至不负担保险费。比如第一类公务员，保险费用30%由本人支付，其他70%由单位支付。而第五类“低收入户”健保费用百分之百由政府支付。不论那一类别，看病时待遇完全一样。正因为实惠公平，台湾人医保覆盖率高达99.89%，是真正的全民健保。 大热电影《我不是药神》让我想起几年前自锯病腿的郑艳良，一把钢锯、一把小水果刀、一个裹着毛巾的痒痒挠，保定硬汉郑艳良用这三样简单的工具，在家中床上将自己患怪病的右腿锯下，为忍住疼痛他咬掉了四颗槽牙。 自锯病腿的郑艳良，是悲情而无奈的农村硬汉。郑艳良为看病，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无奈之下，只能回到家中。“被疼痛折磨的意识模糊，喊叫的周围邻居都不能入睡。不管黑夜白天都只能倚坐着，无法平躺下”，郑艳良便有了截肢的想法，但家中吃饭都成了问题，根本没钱去医院做手术。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被病痛折磨得难以忍受，郑艳良绝不会选择这样“自虐”。 类似郑艳良的遭遇，屡见报端，其共同的特点是，患有大病重病，无钱救治，要么苦熬要么自行了断，如果幸运，媒体报道一下，无论社会各界还是当地政府都会有所关注。问题是，如果媒体没有报道呢？ 早在2011年，52岁的重庆妇女吴远碧因无钱治病，眼看着自已的肚子越来越大，腹腔的积水越来越多，这个妇女也是在自已家中挥刀剖腹，放出了腹腔的积水。许多人还记得吴远碧令人心碎的那句话。“这一刀下去，好了，就不再拖累家人了；要是要了命，也就不用再拖累家人了。” 吴远碧本来生活在一个“最具幸福感”的城市，生病却用这样的方法来医治，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对于当时习惯于唱红歌医病驱鬼的普罗大众而言，不啻是一个警醒！在一个喊着人人享有基本卫生医疗的幸福社会，类似的中国式惨剧频频发生。吴远碧很快就死了，郑艳良还顽强地活着，无论是死是活，他们的行为都是对这个畸形医疗卫生体制的控诉。 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中国能够享受免费医疗的只有极少数。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曾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健康产业论坛上，公开了每年上千亿医疗卫生支出的去向，中国财政每年投入的庞大医疗经费，80%都花在了极少数人身上。2006年，中央投入公共卫生经费1190亿元，其中的952亿元用在了极少数人身上！另外的绝大多数人只摊到区区238亿。 经济学家周其仁指出，公费医疗的浪费比公款吃喝还大。此前，媒体曾报道过江苏、北京、河南、武汉、山东等地，早已存在诸多的奢华病房。设立VIP（贵宾）病房，已经成为公立医院的一种潮流，其消费水准普通人不敢想像。《中国青年报》曾报道，武汉同济医院开设的VIP病房，豪华病房套间100平方米，配备价值4万元的进口电子病床，每晚费用上千元。 《南方人物周刊》曾报道耗资4.8亿元兴建的白求恩第一医院新干部病房大楼，内部配置全是国际顶级进口设备，只有副厅（局）级以上干部才能入住，“奢华程度超出想像”。进入大厅，豪华的中央吊顶大灯与镶花地板交相辉映，与正门相对应的是一座假山，周围设有板凳供人休息。而每个楼层设置的医护工作站宽敞整洁，看上去像是五星级酒店的前台。 这些奢华病房分不同等级，6至8楼为厅局级干部病房，9和10楼为副省及省级干部病房，一个病房只设一个床位，专门给领导准备，不对外开放。10楼的省部级官员病房最大的有200平米，由厨房、次卧室、主病房、卫生间、客厅、餐厅组合而成。里面还摆有衣柜、餐桌、真皮沙发、茶几等生活用品。医学专家钟南山曾感慨：“当前中国VIP病房提供的条件太好了！”他披露某医院“最高级病房全套服务堪比星级宾馆，日房价高达3600多元”。 另一方面，中国有许多人在遭遇疾病时得不到救助，处于看不起病、吃不起药、住不上院的的悲惨境地。很多家庭往往因为一个亲人身患恶疾就倾家荡产，更多的农民有病只能抗着忍着，不敢去医院，或者自已挥刀自斩。 三届奥运冠军功臣徐云丽受伤后无钱养伤康复的消息近日见诸报端。徐云丽，1987年出生于福建，身高1米96，司职副攻。从2006年被当时的主帅陈忠和召入中国女排开始，一直到2016年伦敦奥运会，徐云丽为中国女排立下了汗马功劳，三届奥运，徐云丽见证了中国女排的新老交替，也见证了2016中国女排重夺奥运冠军的辉煌，可当她疾病缠身时，却发现自已根本无钱医治。 我国当下的医疗保障体系，是人类迄今为止覆盖人数最多的医疗保障体系，但就像其他事一样，任何东西，经过十三亿这个分母一除，就变得单薄了。这种单薄，不仅表现在人均医疗保障的供应不足，还表现在医疗资源的分配严重不均，覆盖区域和人群的不全面等症结，表现在外来人口参保障碍和兑现的困难，表现在医保结算方式和体系的不完善造成的壁垒，表现在弱势人群大病应急机制的缺失，还表现在因医疗供应紧张而产生的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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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授权转自华商韬略（ID：hstl8888）
文丨华商韬略 · 华商名人堂 毕亚军
刘晓光先生去世后，多位知名企业家撰文表达哀思，回忆与他一起走过的日子，感念他的才智、勤力、成绩、贡献、苦难、温暖与光辉。
华商韬略2010年出版《地产范例》时，曾报道首创集团从混乱无章中发展成全国领先城市投资、建设、运营综合服务商的关键历程，现据此报道并综合有关内容分享如下：
做强地产业
生于1955年的刘晓光当过兵，毕业于北京商学院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
首创之前，年纪轻轻的他就已有丰富的政商经历，先后担任过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商贸处副处长、北京市百货公司副总经理、北京齿轮总厂副厂长，北京市计划委员会总经济师、副主任，北京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副秘书长、30多岁就已是副局级，还曾一度成为北京市副市长候选人。
40岁那年，刘晓光领命重组北京市大型国企首创集团，其人生也因此再拐弯。看上去，他接的是不错的盘：当时的首创集团理论上有净资产33亿元。
但33亿的净资产很快被市财政要回去了18亿，剩下的67亿总资产、15亿净资产分散在构成集团的173家企业。除了学校和医院，当时的“首创”几乎什么都有，踏足家电、医药、电子、餐饮、贸易、酒店等40多个行业，但没有一家是拿得出手的。
外面人的恭维说，首创是北京国企的旗舰，刘晓光自己心里清楚，旗舰的招牌背后，是一条条杂乱无章还年久失修被硬绑在一起的小舢板。
“资源分散，主业不清。”是“首创”当时最大的特征，也是最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之外，所有成员企业还有一个共同的问题：资质很差，173家企业，账面资产几十亿元，现金流才1亿多，外面有20多亿应收款收不回来，里面有10多亿贷款马上到期，难得的几个有效益、有前景的项目在“等米下锅”。
最紧张的时候，“首创”的账面流动资金已不足300万元，发工资都困难，刘晓光回忆，那是一段八个锅，两个盖儿，盖来盖去就盖不过来的经历，后来他还有个口头禅：当时，惨成了那样……
好在首创是国企，不是他刘晓光自己的。赢钱、亏钱又不是自家的，搞好了不会上富豪榜，搞不好，破产也不破自己。再说，情况这糟糕，也不是我干的。管他呢，得过且过吧，实在不行，搞两年，想办法，脱离这个苦海，另谋高就是。
但其实并不好，刘晓光不是这种论调的奉行者，而是这种论调的鄙视者。他绞尽脑汁，对做好“首创”比很多民营企业家干自己的企业还要上心。
作为总经理的刘晓光第一把火是先解燃眉之急——清产核资，盘活资产。他领导集团总部成立了一个盘活领导小组，亲自挂帅，带领所有主要领导都出去追债，以收债作创收。下属所有公司也都成立盘活小组，先从法律上界定产权，清楚之后能卖就卖，能合作就合作，能收回的欠款就及时回收。
通过打官司、落实产权、变现、变卖资产等手段，“首创”在两年内解决了积弊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收回了11亿元资产和现金，刘晓光的手里也因此多了几个“锅盖”。这些“资本”拿回来的同时，他在全集团发起的关于“首创”优势与出路的大讨论也有了定论。之后，刘晓光开始了他的首创时代。
“首创集团”迫切需要一个根据地业务并做大做强，作为引领集团发展的引擎。研究来研究去，刘晓光和他的班子最终选择了房地产。
这一决策很快见效：2000万资金创业的北京阳光房地产公司（首创置业前身），投资2.3亿元搞开发，当年就实现销售收入1个多亿。此后，集团旗下的京发投（首创科技前身）、首创航宇等公司，纷纷征战房地产市场并捷报频传。
两轮轮动快步跑
刘晓光上任的第二年，发力房地产的“首创”实现销售收入3.96亿，比1995年增长45%，实现净利润9200万，同比增长3.6倍。
但项目资金不足，依然严重制约业务开展。
此时，与刘晓光同时空降到“首创”的那批管理人员，成为解决问题的优势。他们大多来自计委、财政局，最擅长的是投融资。
刘晓光本人，在计委工作时的主要工作也是负责投融资。深谙“资本之道”他们于是发挥长项，在“银行贷款”之外走出一条资本新路，也在绝大多数开发商还没有认识到融资重要性时，率先开始考虑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了。
1996年到1998年，“首创”初次试水资本市场——成功收购广西虎威、宁波中百（工大首创）、前锋股份等上市公司。
1997年，“首创”正式提出“以投资银行为先导、以实业为基础，两个轮子一起转”的“两轮驱动”发展战略，并选择房地产为切入点，果断进入资本市场。
此后，“首创”的金融和地产业务一路高歌猛进。
1998年，“首创”成功收购广东佛山证券公司（后被改制为第一创业证券公司）。随后，又组建了首创证券公司。
2000年4月，“首创”作为主发起人，将拥有的北京京通快速路的全部经营性资产和新大都饭店主楼的全部经营性资产折成71.79%的国有法人股，发起设立首创股份（600008，SH），并于2001年挂牌上市，募集资金26.7亿元。
这一年的7月13日，北京成功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刘晓光又迅速判断：分拆地产业务（后来的首创置业）到H股市场，进一步做大做强首创地产和整个集团的大机会来了！
此后，集团重金聘请专业机构，内部加班加点行动，迅速将上市工作推进。但国企的身份却给他们想要更快抓住机遇带来制约。首创置业上市需要上报国家计委、外经贸部、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国家工商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多个部门，只有这些部门全部通过后才可以执行。
让刘晓光比较无奈的是，“首创”团队花了半年时间准备好的重组申请提交之后却没有被通过，所有方案都要推倒重来。而等到“首创置业”终于层层过关，拿到海外上市的全部通行证后，迎接他们的却是资本市场的寒冬——
两家蓝筹地产股因为业绩问题被香港恒生指数成分股除名，“大陆房地产泡沫”言论四起，伊拉克战争导致国际股市一路下跌……然后，还遇到SARS……
繁琐的审批耽误了大好战机，但刘晓光不放弃，不灰心。错过上一轮，他就抢在下一轮第一个做出来，当市场还笼罩在SARS的阴霾里，“首创”的高管们即戴着三层口罩飞赴香港。
不久，香港及欧美股市强劲反弹。“首创”抓紧机会出击——日，刘晓光一行6人会同汇丰银行投资银行部亚太区主管等开始了海外路演推介活动，绕了大半个地球……
这也是发生SARS疫情以来，首家中国公司的全球公开招股。良好的业绩，以及北京2008奥运，最终让刘晓光收获了成功：日，“首创置业”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募集资金11.4亿。
推动“首创置业”香港上市的过程中，“首创”还在金融业干了一件大事：于2002年与全球最大金融集团ING国际集团组建合营保险公司。
在这一系列资本大运作之下，”到2010年年底，“首创”可支配的金融资产已超过120亿元，其地产业务也在资本的支持下，扩张到中国三大核心经济圈的10座中心城市。而“首创置业”的总资产也已超过270亿，房屋销售面积达337万平米，签约额125亿元，在全国房地产企业居于领先地位。
“两轮驱动战略”，使“首创”的产业和资本相得益彰。资本的轮子不断将资本和先进管理经验输送给产业，产业的轮子则支持资本的轮子转得更好。
城市投资、建设、运营综合服务商
即便“两轮驱动”一起跑，还跑得快，刘晓光也没有停止对战略、策略的再思考，再优化，与再定位。
他考虑，中国经济周期性太强，宏观环境变化也很快，突然打压地产，地产就不行，突然打压金融，金融又不行。世界市场的投资周期也是不断变化，这些都给企业提出大挑战：不能一本经念到底。
综合分析下来，他认为，一个好的投资集团，一定要是相关多元化的。
市场的残酷也让他很有危机感。到2002年，“首创”的利润已在北京国有企业排名第一，但他的危机感却更大了。“每一天，要赚到6000多万才能维持生存，只要一睁眼，就开始琢磨怎样还两千万的利息，养活两万五千员工，还要保证分布在一百个多个城市的机构的正常运转”。他回忆。
于是，他提出“首创”要“二次创业”，要更加“主业突出、品牌响亮，板块运作得力、主辅协调有序”，要谋求到更具确定性和增长潜力的业务布局，在更稳健中更成长。具体解决之道是，要着力打造“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房地产”“以投资银行业务为先导的金融服务”三大平台和三大品牌。
2003年，“首创”制订了“五三二战略”：把投资增量的50%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投向水务、地铁、高速公路、城市轻轨、加油站、燃气等领域，保证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和稳定的现金流；30%用于房地产业，扩大市场，做出品牌；20%投向金融服务业，实施并购重组和金融运作。
2004年，在国际私募的过程中，刘晓光分析“首创”现有产业的结构和特点时发现，建水厂需要土地，建地铁会延伸出土地，建了房子还需要水、燃气、热力等配套。土地、水、交通，这些都是城市稀缺资源，也是资金密集型产业，进入门槛较高，需要综合实力强大、信誉度高、公信力强的投资运营商，也需要完善、强大、创新的金融服务，而首创集团业已形成的产业恰恰具有这样的特点。
这进一步坚定他们的“五三二战略”，也对首创集团给出了新的战略定位——要做“城市投资、建设、运营综合服务商”，要在这一战略下，让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房地产、金融服务三大产业协同增效，共同发展。
随后不久，刘晓光在一公开场合表示，自己将逐渐淡出地产圈，把更多精力放在首创置业的整体战略建设和基建、水务、燃气等项目上。
此后，一系列的大动作不断展开：
2004年，“首创”投资建设了京津高速路天津段，并承担这一路段建成通车后的收费运营管理。该工程于日正式通车，“首创”占有60%的股权，工程总投资规模超过百亿，可为公司带来持续稳定的现金流。
此外，“集团”还先后斥资60多亿元投资建设了京石、京通快速路、地铁四号线、地铁五号线、轻轨十三号线、绿化隔离带以及首发公司等基础设施项目。其中的北京地铁四号线，由“首创”联合“香港地铁”投资建设，是我国第一条以PPP模式开发运营的地铁项目。
日，首创燃气投资有限公司与天津市燃气集团合资成立的首创津燃燃气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标志着首创集团已经正式进入城市燃气领域。
后来居上的还有水务，城市水务市场化“试水”得到中央首肯和推进后，刘晓光利用“首创股份”率先乏力，快速实现了全国性投资布局和区域性、流域化管理，并努力向管理经营型公司转变。到2010年底，“首创”水处理规模和市场占有率均位居国内首位，成为全国性龙头企业和行业领跑者。
地产方面，首创则以最具潜力的长三角、环渤海、中西南三个经济圈为核心扩张区域，全力打造国际化高档社区、多元化复合社区、低密度人文社区三大产品系列，在全国规模化、标准化复制发展。
只有产业一流，金融才有意义、才有生命力；只有通过金融把产业做成一流，金融才有用，这是刘晓光对双轮战略的要求，它也被“首创”成功实践。
与巨人同行
推动“首创”变革发展的过程中，刘晓光特别注重通过国际合作提升集团实力、管理和业务能力，尤其注重与世界顶尖集团的联合——与巨人同行。
首先是通过国际合作，将“首创”的经营管理不断推向更高水准。比如，邀请普华永道、毕博为“首创”设计方案，大胆实施管理变革和企业流程再造；聘请德勤负责企业文化建设和胜任力模型项目；聘请顶尖人力公司NEW LEADERS负责企业高级副总裁竞聘上岗和管理人员的人才测评等等。
与此同时，“首创”也不断通过国际合作，壮大自己的资本实力和业务规模，并从中直接学习和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运营模式。
在他的主持下，ING、里昂证券、摩根大通、德意志银行、UBS、香港地铁、威立雅、美国博威、GRANIT环境、日本三井、阿克金斯、西班牙SPA、新加坡GIC、长江实业、法国布衣格、加拿大南方林、洲际、雅高、日本伊滕洋华堂等等，都先后出现在首创的合作伙伴名单里，使“首创”在经营国际化，尤其是以国际眼光和能力在国内市场运营业务方面上了大台阶。
刘晓光认为，国际游戏规划是一种强制性约束，国际化让企业治理更加科学、规范、透明；国际投资者具有优于本土企业的风险控制手段，在产业链条上引入国际伙伴，可以更好地控制风险。
而他眼中的“国际化合作”并不是“合资”就算国际化合作了，更重要的，是要有国际化的资本、国际化的人才、国际化的机制、国际化的市场和国际化的营销渠道，做出国际化的水平。
通过与国际巨头合作，2010年，“首创”还推出一个新的重磅业务——奥特莱斯。
当时，奥特莱斯在中国已有多年的发展，但赚钱的却少。2010年初，这一领域的世界级玩家美国西蒙地产集团，还黯然退出中国。
但在刘晓光看来，导致这些项目不如预期的主要原因是，国内的奥特莱斯没有真正的品牌地产开发商来做，不成规模。他认为，一个好的中方合作伙伴，既要懂地产开发，也要懂商业经营。
因而，众人看空，他却重拳出击，其重拳的底气，一是首创的实力，另外就是他有一个强有力的合作伙伴——法国名牌折扣店管理公司SCC。
晓光没有钱
2015年5月，刘晓光卸任首创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职务，8月，他又辞去首创置业董事长、战略委员会主席及委员职务，由此完全从首创退休。
到2015年底，“首创”已构建起环保产业、基础设施、房地产和金融服务四大核心主业，成为总资产超过2200亿元，年销售收入超过300亿，利润总额近48亿元的大型国企，其城市投资、建设、运营综合服务商的地位也更加巩固。
一众好友认为操劳了大半辈子的他，将因此轻松下来，过上安逸闲适的好日子。但没曾想，这方才60来岁的大半辈子竟几乎就是他的一整辈子。
日晚，此前就已被病痛折磨不轻的刘晓光因病去世，没能过得了马上就要到来的春节，也没能过了下个月就到的62岁生日。
执掌首创20年，刘晓光带领集团走出混乱无章，绩效低劣的经营困局，将一个既无流动资金，也无拳头产品，更无核心产业的杂牌军联合队，做成了一个全世界都看得见的大型集团，也带出一个国企改革发展的成功样本。
他得益于体制，受制于体制，努力在可能的范围内优化和重构体制，他的努力所得到的反馈是在外人看来是极其成功的，但却不令他自己完全满意。
他坚持市场化的原则，一心要让集团更市场，更效率，他取得优异的成绩，做出了拥有5家上市公司和1家新三板挂牌企业；他在内部pk，旗下的企业哪家效率高就优先发展哪家，不断培养鲢鱼刺激整个集团发展，并因此做出了四大核心产业的核心企业；他与国际巨头为舞，既用他们的资金，也用他们的人来影响，甚至刺激“首创”的革新。
但他的成绩，只限于体制可能的范围，而不是他可能的范围。就像一个能征善战的将军，他一路上打了很多胜仗，但却未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战略战术去打仗，进而打得不够过瘾，不够爽，赢得也不如他的雄心，这让他多少有些遗憾。
首创这个平台，虽然起点不够美好，但它成就了刘晓光，让他有了发挥的舞台。然而，成就的同时，这个平台的属性，也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他。以至于有人用“半是失意半是成”来形容他，说他做成的事情太多，未竞的事情也太多。
2004年，刘晓光曾尝试对首创进行所有制改革，与美国KK2和黑石等国际大鳄合作谈判，试图完成公司产权多元化、治理结构合理化。
他的宏图是，做出一个中国企业迅速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举措甚至样本。“如果当年做成了，一定是在中国改革史上最大的事件。”但最终，构想被叫停，他落了个功亏一篑。
也是那一年，坚定看好中国房地产前景的刘晓光，曾经凭借首创置业在香港上市的底气，提出一个拿出150亿，派150个人，到150个城市，搞150块地的跨越式发展方案，但最终决策时，这被认为有“大跃进”的风险，继而被搁浅。后来他回忆，如果当时将他这个方案付诸实施，光是地价就要升值30倍。
还是那一年，曾“跪在沙地上，望天长叹”，“人类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毁灭自身”的刘晓光，以“不参加以后别见我，大家别谈别的事儿了”为“要挟”，拉来王石、任志强、马蔚华、朝阳、冯仑、潘石屹等几十位企业家，成立了SEE协会并出任首任会长，然后将其办成了冯仑“唯一不讲黄色笑话的地方。”
目前，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为人们追思他时，不断讲述的一大核心内容。
2006年，刘晓光还因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一案，被中纪委带走协助调查，疑似卷入鸟巢旁边的“摩根中心（现在盘古大观）”一案。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才重新回到公众视线。
刘晓光曾说，“完全创新的东西、市场的东西，跟体制会有碰撞。”不断碰壁的遭遇，应该是挫伤了他的锐气和雄心，因而后来很少再看见他的豪言壮语。甚至，很少再在公开场合看到他的身影，直到昨天，突然以告别世界再成焦点。
而据潘石屹追忆，这位一手带出千亿大国企的掌门人，消失于大众视线之外的时光，过得并不容易。“从此，晓光就病了，病得一天比一天严重。这不是在里面落下得病根儿，我不知道。平时不吃药时，晓光的手、脚和头都有些失控的抖动。他就用了一些日本的新药来治病。按规定，这些药费不能报销。晓光又没有钱，我们几个朋友每人出了同样的钱，为晓光凑足了药费。”
据说，刘晓光生前非常喜欢一句诗：“人生苦旅踱步，终似一缕春风。”冬天快要结束之际，他走了。冬天快要结束，春天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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