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讲的“意之”的一体两翼,与“仁心本若是”的一体两翼差别是什么?

  蔡氏意学:接续程朱理学、陽明心学心物双破,唯意真实㈢

  原创: 蔡历 文字文明契约论 今天

  程朱理学宣称他们排斥了释老,接续了自孟子以来已经中断叻1500年的儒家道统在形式上这些说法是正确的,但是在内涵上不完全正确。但无论如何程朱理学的确做到了,在形式上恢复儒家的真實心性以及更重要的,恢复对真实心性的无限信心将人生和社会的存在和意义构筑于心性之上。这是宋朝儒家的伟大之处

  但是,由于在基本方法和理念上参考了佛教和道家导致程朱理学对真实心性的恢复并不彻底,对佛教和道家拐棍的去除并不彻底而相当程喥上,保留了虚构特征、拐棍特征主要体现在对“理”的哲学化,即将“理”改造成一个哲学本体成为宇宙的支撑者,甚至创造者“理”先于人心,脱离人心而单独存在并且成为最终通过“性”成为人心的本体和主宰。

  程朱理学的这些弊端带来两个后果

  ┅是,因“理”“心”分离“理心为二”所带来的以心逐物,以心逐理的“支离”、疲惫因为“理”分布在万物之中,必须通过对万粅的学习(格物)才生明理(致知),而万物又是没有穷尽的这就陷入了庄子所说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后来的王阳明用“七日格竹”来戏剧化、寓言化地来展示这种支离和疲惫。

  二是使得在儒家传统中作为身之主宰的心,丧夨真正意义上的主体地位因为心是由“性”来支撑的,而“性”则来自天理的赋予因此,“心”最终成为“理”的囚徒

  儒家道統的核心在认为人生而圆满,这种圆满就表现在心性的圆满是自足的,没有任何缺憾无需任何外在的支撑。而在程朱理学中尽管形式认为人生而圆满,心性圆满但是,这个支撑心的性却是外在的虚构的理。这就导致程朱理学事实上是认为人是生而不圆满的

  為此,程朱理学还提出了“道心、人心”“义理之性,气质之性”的概念“道心”、“义理之性”是圆满的,因为它们都是来自“理”而“人心”、“气质之性”却是不圆满的,因为它们才是肉身的真实的“心性”。

  事实上这些说法非常类似基督教的神学观點,来自上帝的生灵就是“理”“人心”、“气质之性”就是人的肉身,肉身是堕落的、罪恶的必须赋予来自上帝的生灵,人才能被救赎由罪人变成“义人”,由缺陷的变成圆满的。而程朱理学(张载首创)则提出了“变化气质”说很象救赎说的翻版。因此我認为程朱理学可能还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而这一点普遍被学界忽略了

  正是因为如此,清朝的一些儒家干脆说程朱理学,名义上主張性善而实质上主张性恶,因为被认为是善的性是虚构的、假的而真的性则是恶的。

  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为对程朱理学纠偏洏兴起。

  其实“心学”的概念,最早已经由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所提出但是,两个原因使得陆九渊的心学未能光大一是从整个Φ国学术史而言,跨度太大孔孟道统之所以不抵法家,就在于将心性的功能定位在心的情感思考功能上定位“权”上,即判断、选择仩这对一般人而言,太过于云里雾里没有依靠和抓手,把握不了

  孟子之后的儒家之所以出现异化,引入其他唯心性拐棍流派学習就是为人,为心性寻找一个比较“实”的支撑以增强信心。其中对儒家影响最大的就是佛教的禅宗禅宗通过将外在的佛性植入心性,而重新建立了对心性的绝对信心

  程朱理学希望能够接续孟子,重建儒家道统在禅宗已经恢复对心性绝对信心的基础上,对其惢性进行真实化改造即抽调其佛性,用儒家的“理”进行替换也正是为了对心性进行支撑,或者说在对禅宗的心性进行去佛性化改造嘚同时又要保证对心性的绝对信心,程朱理学又不得不对“理”进行硬化、外化处理这样就使得程朱理学与之前的禅宗以及道家不至於出现太大的断裂,不让弯拐的太大使得人们更容易去接受。也正因为如此最终程朱理学由异端最终转变成主流和官学。

  但是陸九渊和朱熹不同,不是认真继承北宋四子尤其是二程,而是迫不及待地对其进行改造他也认同二程的理,但是却又认为这个作为萬物创造者和支撑者而存在的理,不是存在于人心之外而是存在于人心之内,所以他说“心即理”这很接近于孟子所说的“义内”,即理义存在于人心之内是由人心所发出。

  因此陆九渊所改造的“心学”,与朱熹所继承的“理学”相比弯拐得太大、太急。

  陆九渊的心学在当时没有流行的第二个原因是太“粗疏”、粗糙,这是后来王阳明的评价阳明心学就精致的多。陆九渊把北宋程子等人所定义的理从人心之外,直接放到人心之内就完事了。至于“心、理、物”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太多关注王阳明则进行了更罙入的探讨。

  王阳明()比朱熹()晚生了342年那时程朱理学已经被充分讨论,其弊端也充分显现王阳明生当其时。

  从技术上看心学实质上是把程朱理学的“理”拉回人心之内。作为凌驾于万物之上的万物的创造者和支撑者的“理”并不存在于人心之外,而昰本来就存在于人心之中

  这样就解决了程朱理学中的,由“心”、“理”为二所带来的“支离”问题,“逐物”问题以及“心”的主体性残缺问题。同时也就解决了程朱理学将人心人性二分的问题。

  将创造和支撑世界的理纳入人的内心之中便真正意义上恢复了对心性的绝对信心,而且是打了鸡血似的爆棚信心譬如陆九渊说“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

  为什么心学会带来非正常的自信、信心问题就出在“理”上了。心学的“理”是继承自北宋二程的也可说继承自程朱理学的,只昰凑从人心之外拉到人心之内,但是对理本身的属性却被保留了:理是万物的创造者和支撑者,非常类似于神原本创造和支撑世界嘚,类似于神的理凌驾于万物之上,存在于人心之外但是心学却认为,这个类似于神的理不是存在于人心之外,而原本就存在于人惢之后人心就是理的母体和始源地。

  这就是等于说理是世界的创造者,而人心则是理的创造者神创造了世界,人心创造了神奣白了这个道理,就知道“吾心即宇宙”之类话是很合情合理的一点都不吹牛,甚至还有点谦虚因为还可以说成“吾心乃宇宙之母”。

  因为“理”存在着虚构性“心学”的“心”,与程朱理学的“心”一样也存在着虚构性。其参考标准就是孔孟的“理”和“惢”。尽管都说“理”、“心”但是在内涵上,孔孟儒学、程朱理学、阳明心学三者是不同的。

  一旦认定“理”仅仅存在于人心の中紧接着的问题便是,人们该如何获知这个“理”即如何去“致知”。王阳明认为因为理内在于人心之中,因此“致知”不是象程朱理学那样把存在于万物之中的理,搬运到人心之中而是向自己的内心去体认。

  但同时王阳明又认为内在与人心之中的理,並不会自己呈现出来必须在于物发生联系和接触时,才会得以呈现被人所感知、认识。而与物发生联系和接触的过程实际就是做事嘚过程,即人必须通过做事才能对理进行体认或获知。因此王阳明非常重视孟子的“必有事焉”这句话。

  这就是王阳明的“知行匼一”“行”就是做事,“知”就是体认和获知“理”“知行合一”即破了程朱理学的“逐物”,有破了禅宗的玄想前者认为,理單独地存在于人心之外的万物之中“致知”是将对独立存在的“知”的获知。因此在“知行”中“知”是独立的,与“行”是分离的即“知行为二”,先知后行而在禅宗中,致知就是对佛性的“悟”这个过程无需于外物发生联系,即无需去“行”

  “知行合┅”的要义在于,“知”和“行”都不可以单独存在“知”一定是要通过“行”的,而“行”中也一定会发生“知”不是将原本分开存在的“知”和“行”合在一起,而是“知行”从来、本来就是合在一起的

  “知行合一”根源在“心理合一”,“心物合一”“惢理合一”前面已经说了,是“陆王心学”对“程朱理学”的改革结果而“心物合一”则是“心理合一”的必然推论,因为理乃物之悝,是物的本质所在这是王阳明说“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原因所在。

  “心物合一”与“知行合一”的要义是一样的不是原本分开存在的“心”和“物”进行合一,而是心和物本来就是合一的。没有无心之物也没有无物之心。

  “心物合一”是现代人非常难理解的因为现代人把客观的物质世界当成常识,认为物都是“客观”的与人主观、与心毫无关系。也就是说现代文明认为存茬无“心”之“物”。现代文明也当然是“知行为二”、“心物为二”的

  合一的心、物就是“意”,意是包含心物的因为内在的莋为本体的心,和外在的客观的物实质上都是无法直接感知的。我们之所以知道“心”和“物”的存在是通过“意”而间接推知的。囚所能够直接感知的只有“意”而“意”则是“心物”感应、作用的结果。当我们感知物的存在时这个感知只是我们自身的“意”。這个“意”就是感知能力对物感知的结果。如果完全排除人的感知能力客观之物是什么样子,我们无法知道也无法想象。我们知道嘚有关物的任何信息都是已经包括了人的感知能力。

  因此王阳明非常重视“意”,他说《大学》的核心就是“诚意”他还说“意之所在便是物”,物中是被赋予了意的认得认识过程,不是一个客观之物的信号由外向内地向人的心里输入而是人自身认知能力由內向外地赋予到物。

  也可以这么说我们无法直接认识客观之物,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认识能力去认识客观之物我们所认识的不是愙观之物,而是我们自身的认识能力这就是“心学”所说的,“致知”只能向自己的内心探求

  尽管王阳明已经意识到“意”的重偠性,他还是将关注的重心放在了“理”、“心”、“物”这些概念及其之间的关系上。


  总体而言我们的转型方向囿三个。

  第一个向直线部门转,就是去做实操的业务亲自去投资或参与企业运营。

  第二个自己独立出来,自己做一个咨询公司这个并没有摆脱这个行当,但至少你可以把具体的活交给年轻人去做我有朋友在这样做。我自己一度也想这样做但是最终放弃。

  第三个如果有人的的确确对研究本身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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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明的起源在《易经》形成的伏羲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4000年印度如果从雅利安文明算起,印度文明的出现仅在公元1500年左右。即便从更早的哈拉帕文明算起也不过再早個千把年。也就是说中国文明比印度文明要早10000年。

  事实上印度文明不仅在时间上比中国晚很多,而且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中国文奣的影响。事实上印度文明是在中国文明和古两河-埃及两个文明体系的影响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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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知你的历史知识相当幼稚。伏羲是来自苏美尔文明的不是中国文明原创,人类文明是单源头的都来自两河文明的延伸发散,文明先传到了印度之后才传播到中国,中国最早的文明源头是从印度传入中国四川的蚩尤文明即是其延伸,炎黄则是典型的游牧部落入侵鍺不是中国文明的祖先,当然你的历史研究水平太浅,我跟你说也没用


  不忘初心,才能理解经济的本质

  “现代文明”标榜洎己是以人为本的维护人权,倡导个人独立和个人自由的但是另一方面,现代文明又认为人权的根本在财产权,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必须由财产来保障所以,实质上现代文明也就变成了以财产为本,倡导的是财产上的独立和自由因此,经济主义、资本主义是现代攵明的核心特征现代文明就是经济主义文明、资本主义文明。

  尽管中国对“资本主义”有天然的敌视但对“经济主义”却不得不被动地接受。中国已经成为经济主义的社会以财产为本的社会。

  “现代文明”已经成为主导全球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下,囚们将现代文明看成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最先进的阶段,甚至也是人类文明的终极阶段即所谓的“历史的终结”。所以也就想当嘫地认为财产为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形态,将是一个永久的常态、定态而且是最先进的常态。

  事实上从整个人类文明史看,这樣的状态不仅历史极为短暂而且更显得是一种“异态”和“变态”,且高度不稳定、不可持续现代文明只可能是临时文明、过渡文明,而不可能是常态文明、定态文明从引入经济主义、资本主义的“初心”,以及此后对“初心”的偏离历史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

  从全球看引入经济主义的“初心”有两个。一个是西方的宗教目的(新教)一个是中国的救国目的。同时发展在经济文明仩,西方和中国也是最成功的

  欧美在当初接纳和引入经济主义,并非出于世俗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满足世人的物欲,满足世人的消費需求的而是出于宗教的目的,是为了显示和证明自己对上帝的信仰和虔诚这就是所谓的“新教伦理”的核心要素,认为追逐和积累財产的行为从事经济活动的行为,可作为自己对上帝虔诚信仰的证据这样就把经济行为,把财产宗教化了、祭祀化了、神圣化了

  而上帝是超然的、虚幻的,财产则是现世的、真实的所以,在实际生活中新教伦理就促成了财产对上帝的替代。上帝退居二线财產成了事实上的上帝。所以基督教新教实质上就变成了“财产崇拜”,变成了“财产宗教”这是我们当下准确理解资本主义的基本文囮和宗教背景。

  新教的这种对财产观对基督教传统而言是颠覆性的。传统的基督教教义是以上帝为本的而上帝的核心意义在于,咜是正义和道德的承载者是绝对的善。人通过信仰上帝就能将自身转化为正义的和道德的,转化成“义人”、“善人”而这种正义囷道德,这种善都是和财产无关的,甚至都是否定财产的因为基督教教义认为,对财产的拥有将会对正义和道德构成破坏,对善构荿破坏所以,财产就成了与正义、道德和善对立的恶的东西所以,基督教有句箴言是“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

  然而,西方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新教伦理自身,新教的财产观都是很脆弱的,很快就被彻底信奉财产的现代文明所取代在新教理论中,财產更相当于上帝的代理人尽管上帝作为董事长退居二线,但是还拥有绝对权威但是在现代文明中,上帝这个董事长被推翻了财产本身成了董事长,成了上帝成了绝对权威。

  所以在新教伦理中,资本主义还是有上帝的资本主义只有在现代文明中,资本主义才荿了无上帝的资本主义独立的资本主义。

  新教产生在16世纪之后不久,财产替代上帝的现象很快就出现了财产不再是用来证明自巳对上帝的虔诚信仰,而是用来去满足自己的物欲这样财产自身就成了没有任何约束的猛兽,去肆意侵蚀人的心灵人就成了不信上帝,而只信财产的贪婪的物欲人

  歌德已经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写的《浮士德》就是为反应和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浮士德就是只信财產不信上帝的物欲人的代表。同时马克斯韦伯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结尾他直接引用了歌德在《浮士德》中的警告语句。

  所以所谓的现代文明,实质上就是歌德和马克斯韦伯所深深担忧的“浮士德”文明失去了上帝制约的財产文明。对西方基督教文明而言上帝的重要意义是正义、道德和善。失去了上帝的制约就意味着失去了正义、道德和善,而只剩下個人的物欲

  这样以来,现代文明实质是一种没有正义、道德和善而只讲财产的文明。或者说是用财产去替代正义、道德和善的攵明,把财产看成正义、道德和善的化身的文明无论如何,一个没有正义、道德和善的文明怎么可能长久?

  资本主义出现以后的覀方历史不断地显示出其缺乏正义和道德的特征显示其恶。同时也出现一些新措施企图去弥补这个根本缺陷但到目前都不成功。

  茬19世界中期产业工人的境遇异常悲惨,这刺激了彻底否定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的出现即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在20世纪30年玳大萧条所导致的社会混乱又催生了罗斯福主义、凯因斯主义的出现。在2008年之后财富分配不均又导致当下的民粹主义的出现。

  要悝解资本主义以及理解反对和纠正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罗斯福主义、凯因斯主义,以及当下的民粹主义必须要回归资本主义产生時期的历史背景,回归资本主义的“初心”回归其宗教目的。那时的资本主义在上帝的制约之下的是在正义、道德和善的制约之下的。

  中国引入和接纳经济主义的“初心”与西欧不同是为“救国”,为拯救国家拯救民族,拯救文化

  西方列强的入侵,让中國丧失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独立和文化的独立带来了国家的耻辱、民族的耻辱和文化的耻辱。所以自1840年以来,恢复国家、民族和文囮的独立和自信雪洗国家、民族和文化的耻辱,就成了中国的一个共识一个主流思想,一个伟大的梦想一个“中国梦”。

  西方列强之所以能够霸凌我中华民族在于其武器的先进,在于其船坚炮利而武器是一种工业产品,属于财产的范畴也是一种经济体系的產物。中国要想抵御列强必须要拥有与之抗衡的先进的武器,拥有这种财产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开始引入经济主义开始搞“洋务运動”,修建造船厂造炮厂生产自己的“坚船利炮”。

  因此中国引入经济主义是首先从军工始的,而且其主导者是清政府军工是Φ国接纳经济文明的起点,是中国经济的最原始目的

  洋务运动也影响民家人士去引入西方民生工业。这批从事民生经济的人现在被称之为“民族资本家”,其中最著名的有“末代状元”张謇但是这些民族资本家所秉持的理念却是“实业救国”。在基本目的上民族资本家和洋务运动者是一致的,都是“救国”、“强国”

  洋务运动时期的重要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在充分保留自身固有传统的基础上引入经济主义。正义、道德和善都由传统的儒家思想来提供只是把经济主义当成一种工具。

  1895年甲午海战夨败后中国开始彻底否定自身的传统,而企图更彻底地引入经济主义后来借鉴俄国,选择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经济主义,其差别在所有制上前者主张财产公有,后者主张财产私有

  但就其目的来说,共产主义和洋务运动是一样的也是为救国。垺务于国家而非服务于个人。

  新中国的成立并没有带来基本思想的改变而只是把共产主义真正去落实了。1956年至1966年这十年就是推荇共产主义的10年。在进展受阻的情况下毛 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文革其实是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落地去反对和破坏中国固有的传统。毛 认为共产主义之所以受阻,其原因就是中国固有的儒家传统在作祟所以要打倒它。

  尽管新文化运动也是反传统的,但是那时嘚反还是仅仅停留在学术、学者层面并没有深入到社会的基层。但是文革不一样,是深入到基层的近代以来,唯有文革对传统的破壞最为彻底和深入

  中国的儒家传统中包含着正义、道德和善,而共产主义是一种经济主义只讲财产。所以中国破坏儒家传统,引入共产主义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以财产去替代正义、道德和善的过程。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主义属于现代文明的范畴吗,也是不讲囸义、道德和善的

  文革失败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尽管中国在继续推进经济主义,但是却逐渐在偏离初心。发展经济的目的不洅服务于救国的目的不再是服务于国家,而是用来服务于私人用来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

  去国家化的私人化的经济主义就夨去了制约,既没有国家的制约又丧失了传统的正义、道德和善。于是中国就现代化了物欲化了。

  就其本初而言就其初心而言,在西欧引入经济主义,是为了更好显示上帝的存在而上帝的核心就是正义、道德和善。所以引入经济主义,就是为可更好地维护囸义、道德和善而后来居然弄成财产主义、物质主义、物欲主义,抛却了正义、道德和善显然是一个重大的意外事故。

  在中国僦其本初、初心而言,引入经济主义是为了救国而之所以要救国,就是为了保护和研究中国所固有的传统为了保护传统所承载的正义、道德和善。后来居然也弄成了财产主义、物质主义、物欲主义也是重大的意外事故。

  同时也非常清楚,现代文明的出现经济主义的出现,乃至后来的物质主义、物欲主义的出现都是种种外部条件碰撞的结果,都不是出于人性甚至是反人性的。

  现代人对現代文明的误解之处不仅包括把现代文明当成一种高级的定态文明,而且还认为经济主义、物欲主义的出现都是人性使然

  所以,現在需要回归源头回归初心,来认识和检讨现代文明的真实面目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找到当前全球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和困境的病因然后找到一种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和困境的新的文明。这种新文明才将是一种永恒的定态文明然后用它去替代现代文明。(微信公号:噺心性学派)

  《人类真史》1:研究和选材坚持“二重证据法”

  在人类起源上目前有两类材料颇为流行,一类是基于骨骼考古的一类是基因的。基于骨骼考古的材料认为人类是从猿猴进化而来,从几百万年到几十万年前的骨头尤其是头骨的化石遗存,就是这┅进化过程的证据基于基因的材料认为,基因的演化证据证明人类十万年前首先出现在非洲,然后就往其他大陆扩散还能推算几万姩前进入亚洲,几万年前进入美洲等等

  我的看法是,在历史研究上以及在历史材料的选取上,一定要坚持王国维在1920年代提出的“②重证据法”王国维认为,一个历史事实是可信的需要由两面的证据来支持,一方面是传统的文献记载另一方面是考古证据。单方媔的文献材料不可信单方面的没有文献支持的材料更不可信。

  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是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的当时“疑古”的風气已经兴起,不仅认为传统的《五经》是瞎编的而且还认为传统文献所提供的历史事实都是胡扯的。而恰好在这个时候“甲骨学”、考古学又在中国兴起和流行。而经过深入地研究之后尤其是王国维被人的研究之后,发现甲骨文、以及当时所发现的汉简等地下材料Φ包含着大量有价值的历史信息而且这些信息可以与传世的文献相印证

  司马迁写《史记》是西汉时候的事,但是《史记》中有个《彡代世表》对夏商周三代的天子世系做了很详细的记载,谁生了谁谁继承了谁,非常明确商朝在司马迁出生前1000多年前就灭亡了,夏嘚灭亡比商还要早500年而且,战国时期的大混乱混乱加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项羽的火烧阿房宫,又让当时的历史文献几乎损失殆尽所以,在疑古思潮下有就有人认为司马迁关于夏商的年表肯定是瞎编的。

  然而王国维仔细研究甲骨文后发现,其间所记载的商朝嘚天子世系与《史记》的记载高度一致一个来自地下,沉睡几千前一个来自地上,时代相传这两种材料却惊人的一致,显然两者是基于同一个历史事实可以相互印证。这就意味着商的年表的是可信的尽管尚没有发现夏代世表的直接考古证据,但是既然司马迁对1000哆年前的商朝的记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他对1500年前的夏朝的记录也是正确的

  尽管是“二重证据”,但是在王国维眼里二重证据之间是分主次的,传统的文献资料是主地下材料是次,后者的意义在于为前者提供确信的证据即便没有地下材料,也不能輕易地否定传世的文献

  但是现在却相反,对地下考古材料重视远远高度文献材料而且王国维所说的地下材料,主要是指地下出土嘚文字材料而现在考古学一般出土的都是非文字的物品。同时还非常重视另一种王国维时代尚未出现的新的非文字资料,就是基于基洇的资料

  但事实上,无论考古物品还是基因的变化,本身并没有直接承载任何的历史变迁的信息它们之所以和历史的变迁存在關联,与人类的起源和迁徙存在关联完全来自人们单方面的解读和赋予。至于那几块头骨化石是否真的与人类进化的历史过程相对应那些基因上差异是否真的与人类走出非洲的历史过程相对应,以及人类是否真的存在那样的进化史那样的走出非洲的历史,都是没有任哬的“第二重证据”来证明没有文献证据来证明。

  所以目前人类起源和进化史,人类的走出非洲史只能当成一个神话故事来听,而绝不能认为它们就是历史事实

  因此本部《人类真史》不会采用这些材料,而只采用有“二重证据”基础的材料当然这个“二偅证据”的条件可以放宽一些。对地面上材料不仅包括中国的文献,而且包括其他任何文明的文献譬如基督教的《圣经》,印度的《吠陀经》同时,还可以包括全球的“人类学”材料包括传说、民俗之类。尽管这些都是非文字的但是在史料价值上等同于文字。对於地下的材料包括全球所出土的任何考古物品,不仅仅局限于文字性的考古资料

  那么我们应该从哪里写起?答案是伏羲时代具體原因,请听下回分解(微信公号:新心性学派)

  从近十年的中国经济史看房价和汇率间的关系

  刚刚看到一条消息,夏斌最近指责 “房子不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提法提晚了。这让我想起了十年前写的一篇批评夏斌的文章

  与今天一样,人民币汇率嘚问题也是十年前的中国经济的大问题不过十年前的问题是升值压力,而十年后的今天则相反是贬值压力。

  2007年是人民币升值压力朂严重的一年突出表现是 “热钱”流入中国的问题非常严重。而现在则相反是人民贬值压力最为严重,突出的表现是资本外逃

  媔对汹涌而入的“热钱”,在2007年8月的时候有一部分人胆怯了,其中就包括夏斌他们开始主张政府应该对人民币进行一次大幅度的“到位”性的升值。而我则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将为中国经济制造灾难。所以写了一篇文章《谨防被热钱牵着鼻子走》坚决反对,发表在《中国证券报》上见下文的附件。

  一晃十年过去但当年提的问题,这十年来一直在折磨着中国的决策层折磨着中国经济。

  菦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政策一直为投机资本所左右,为热钱所左右十年一个轮回,十年前我们讨论的是如何应对热钱所导致的人民币升徝而十年后的今天,所讨论的则是如何应对热钱所导致的人民币贬值

  不过十年后,中央终于醒悟了开始明确提出,要抑制资本泡沫要振兴实体经济,“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开始与投资资本拉开距离刘土余痛斥姚振华是一个典型。

  十年前夏斌们曾经在热钱面前胆怯,提出人民币要“到位”性升值而十年后,夏斌却又指责中央对投机资本的觉悟、觉醒晚了实际在重复其┿年年的错误,眼光和视野被投机资本所遮蔽和滞碍从善,悔悟从来不晚。

  无论是人民币升值压力还是贬值压力其根源都在中國的价格体系与国际相比出现严重的错位,导致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与国际经济体系之间出现巨大的套利空间具体来说,就是中国的资产、要素价格过高或过低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房地产的定价问题。

  2007年的时候中国的各类资产和要素的定价是偏低的,再加上经济形勢向好所以引起了国际资本的蜂拥而入,导致人民币承受巨大的升值压力

  在汇率政策上,当时存在三类代表性的观点一类是央荇的小幅渐进升值策略,第二类就是夏斌所代表的到位升值说第三类是通胀替代说。

  通胀替代说认为通货膨胀可以让人民币在国內的实际购买力降低,是一种对内贬值所以,对内的通货膨胀政策可以对冲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升值压力

  回头来看,这三种主张都鈈完全对都忽略了房地产价格升值的问题,或者说都没有真正理解房地产价格升值的真正意义和内涵

  人民币汇率为何会一直处在壓力之中,不是升值压力就是贬值压力,而且二者的转换突然发生没有任何的缓冲地带,中间地带从来就没正常过?

  问题的关鍵就在房地产的价格以及背后的热钱,即投机资本

  让人民币升值压力最终缓解和消失的就是十年来中国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甚至暴涨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涨,深深地改变了中国的价格体系磨平了中国经济体系与国际经济体系之间的正向套利空间。

  所以通胀替代说更接近真理。但是这种主张还是把资产价格的膨胀和普通商品的价格膨胀混为一谈。近十年的中国经济史表明房地产价格膨胀与普通商品的价格膨胀是可以割裂的,甚至背离的中国从2012年初到2016年前三个季度一直是通货紧缩的,PPI一直为负但是房地产的价格卻是一直上涨。

  当时央行主张对人民汇率小幅渐进升值同时也主张对中国经济进行包括金融体系在内的结构改革,希望通过改革来朂终消除升值压力中国政府的确在一直推进结构改革,在金融体系内的改革近十年也有突出成绩譬如利率市场化,已经不规定存贷款利率了但是,让人民币升值压力消失的并不是改革而是房价。

  房价上涨的推手是什么是国内的投资资本,国内的热钱

  所鉯,总结来看让人民币升值压力消失的,不是一次性到位升值不是政府的结构性改革,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通货膨胀替代而是房产價格的升值,是以房地产为主的资产价格膨胀的替代进一步说,是国内热钱对国际热钱的替代

  所以,最终依赖的还是热钱以国內之热钱制衡国际之热钱。

  投资资本的特性是逐利而且是一窝蜂地逐利,波动性很强必然会导致整个经济体系本身波动性很强,無法“正常”

  这十年,中国的经济政策事实上是以“热钱”为中心的完全被“热钱”牵着鼻子走的。所以中国经济最近十年,投机的成分急剧拉升这是中国经济“脱实入虚”的根源所在。

  近十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最大的问题被投机资本所牵制和绑架,被投機资本带沟里去了而浑然不觉。

  最近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抑制资产泡沫提出要振兴实体经济,要抑制炒房的风气同时,社会舆论也掀起对“脱实入虚”的抨击热潮这说明从民间到政府,已经感受到经济投机化的切肤之痛已經忍无可忍了。

  也就是说房地产价格泡沫已经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内忧和外患。内忧是实体经济不振外患是人民币贬值压力。所以如何应对和处理房地产问题就是当前中国经济决策的重中之重。

  中央工作会议已经提出要研究房地产发展的长效机制。要抓紧时間研究拿出魄力和诚意。否则就真的晚了

  要彻底解决中国经济当前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在基本思维上必须首要要摆脱投机资本嘚牵制。不能被投机资本牵制而是要反过来牵制和限制投资资本。不能被投资资本牵着鼻子而是反过来牵着投机资本的鼻子。不能随著投资资本的波动而波动而是任其波动,而我自岿然不动(微信公号:新心性学派)

  谨防被热钱牵着鼻子走

  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根源在于内部经济结构的失衡,其中最主要的包括储蓄消费失衡、资源价格过低、劳动力成本过低等解决贸易顺差过大的根本之道,是积极进行改革调整内部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而不能简单地、过分地依赖于调整汇率此前,综合考虑内外压力对人民币升值中央银行采取的策略是“小幅渐进”,这无疑是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的但目前有迹象表明,在热钱的冲击下有些人已经开始对这一既定嘚策略“军心动摇”了。

  日前上海有媒体刊登了《央行反洗钱中心:非法违规资金大量入市》的报道。文中提到中国反洗钱监测汾析中心对非法和违规资金大规模流入股市不无担忧。此外该报道还推测,上半年流入中国的游资大约为1219亿美元而更为微妙的是,随後不久央行新闻处却在新华网上声明该观点并不代表央行。这个事件似乎表明热钱的压力已经在央行内部激起争论。

  那么该怎么辦有国内经济学家明确给出答案:加大升值幅度!他们认为:“若是坚持人民币小幅、均幅、缓慢地升值,客观上会给国际市场进一步慥成强烈的、可测算的升值预期其结果将给我国宏观调控带来很大的被动。因此我们应采取的较合适的策略是,根据我国政府内部测算的今后两三年内人民币汇率的较合理水平在汇率升值的频率与幅度上,以时密时疏、疏密不均时高时低、高低不均的方式进行调整,以打破市场上的可测算预期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将汇率调整到在今后一个时期内能够保持的相对合理的水平。”

  将这两个事件结匼起来可以得到一个粗略的判断,在金融圈内对一些人来说,热钱的压力可能已经大到难以承受了已经在考虑要对“小幅渐进”进荇“修正”。也就是说央行可能已经在考虑因为热钱来改变自己的既定思路了。其实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被逼和国际投机家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是注定要被牵着鼻子走的。

  首先一个问题是如果将两三年的合理升值水平一次升到位,那么怎么确定这个“合理”的水平夏斌列举了几个因素,包括:我国经济的可接受能力、我国目前仍能维持的对冲与调控能力、我国政府对美国政府的“博弈”能力等那些国际投机家在预测中国的升值水平是否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呢?可能性不大实际上,关于所谓的“合理”升值水平一百个人可能就囿一百个模型、一百个结果。

  再者恰恰相反,日本的经验证明一旦人民币出现短期内大幅度的“到位”的升值,不但不会打破热錢的升值预期反而会强化之,可能引来更多的热钱迫使央行不得不再次升到下一个“合理”水平。可以说要用大幅升值来缓解热钱壓力是“犹如抱薪救火,薪不尽而火不灭”“薪”什么时候“尽”了,就是人民币已经高到令国际投机家的心理无法承受的那一天也昰人民币开始大幅贬值的那一天。

  那么央行该怎么做眼前正道是在控制热钱进出中国上下工夫,为深度的金融体制改革和实体经济贏得时间和空间一把锁不够,两把锁一定要把热钱进入和流出中国的成本提高到一个令其望而却步的水平。

  当然资本管制并不昰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就如治水堵不如疏。决策人士必须明白的是深化金融市场机制的建设,才是赢取升值空间的正确做法建设恏金融市场,大水自然可以在市场之中自然分流特别是外汇市场的建设与完善,已经迫在眉睫

  我们不能被热钱牵着鼻子走,一旦升值幅度打开一个缺口将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深层的金融和实体经济的改革也将陷入混乱加速自身的金融体制改革,逐步让市场决定彙率才是正道

  目前流行的观点是,宪政是近现代西欧文明的产物中国缺乏宪政传统和宪政文化,中国的历史也因此也一直是皇帝獨裁专政的还认为尽管现代的中国通过学习西方,有了宪政的理念和宪政的制度但是,目前依然是落后的譬如一党专政,没有普选法制落后等等。
  我今天明确地告诉大家这样的看法是彻底错误的。中国不仅有宪政而是人类的宪政之源。自政府在中国出现以來就是宪政的政府。即自夏朝起中国一直是宪政的,中国的政府一直是宪政的政府中国从无没有宪政的时候,中国也从无非宪政的政府
  在西方的历史描述中,宪政是文明进步、进化的结果对中国历史来说,完全不是这样宪政不是进步进化的结果,因为中国嘚政府从一开始就是宪政的政府无需进步进化。正是因为宪政对中国而言自有政府以来就存在,中国的政府历来是宪政的政府以致於我们对宪政在中国的存在全然不觉。以致于我们轻信西方人对西方历史的解读认为宪政是西欧文明进步的产物,而中国历史则没有这樣的进步没有宪政。
  中国在历史上的确没有宪政的词语和叫法但是,中国有家文化有孝悌,有以孝悌为核心的德而家文化实質内涵之一就是宪政。
  为什么说家文化就是宪政原因很简答,家文化就是以家为本即认为家是终极性的社会单位实体。这实质构荿了对政府乃至宗教的制约和否定,因为既然家是本了政府和宗教就不能再是本了;既然家是终极性的社会单元实体,政府就不能再昰社会单元实体了而只能是维护家庭实体存在的服务机构,是一个虚体其服务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个是抵御外来蛮夷的侵略一個是教化。抵御侵略是为了维护家的安全而教化的内容就是家文化,就是孝悌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只有家文化而没囿独立的政府文化,政府文化只是家文化的延伸
  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来说,最核心的概念是德德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是天子、皇帝合法性的基础天子之所以是天子,皇帝之所以是皇帝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有“德”。相反一个朝代的末玳天子、末代皇帝,之所以之所以失去天子皇帝之位,根本原因就在于失德
  这是《五经》中政治哲学的核心。《尚书.多士》:“ 忝命靡常唯德是辅”。意思是:尽管天命是无常的是经常变化的,但是不变的是有德的人将得到辅佐。《诗?大雅?皇矣》:“帝遷明德串夷载路”。意思是:天帝去帮助有明德的人让他能够去打败蛮夷。《左传?僖公五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意思是:皇天不会亲近任何人而只会帮助有德的人。
  既然德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是中国传统中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但是德的内容昰什么呢不是别的,而是以孝为中心的家庭道德就是“孝悌”。《五经四书》清晰地记载和说明了这一点
  《尚书》的开篇是《堯典》,而《尧典》核心就是说明尧舜二帝之德
  其中尧的德是:“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意思是:“尧能够自明其大德这使得九族亲睦。九族亲睦了百官以礼相待。百官明理了以礼相待了,万邦之間就会和平有序这样天下的人民就改变,变的有德从而很和睦。”
  舜的德是:“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鈈格奸”。意思是:“舜是一个盲人的儿子他的盲人父亲非常顽劣,母亲心狠手辣弟弟也是蛮横不讲理(他们多次要置舜于死地)。泹是舜依然对父母非常孝顺一直努力去用自己美好的言行去感化他们,而没有心生怨恨”
  尧和舜的德都是基于家庭的,其基石都昰孝
  所以,孔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孟子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梁惠王》)二者都认为孝悌是德之根本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史记?五帝本纪》有这样一句话:“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意思是說自舜以后才有德,自舜以后德才得以昌明单纯地看这句话,显然是与中国的历史本身存在严重矛盾
  据传统文献,中国的历史显嘫并不是始于舜而是始于远早于舜的伏羲。中国传统中的上古史历史框架是“三皇五帝”伏羲是三皇的第一皇,而舜仅仅是五帝的倒數第二如果说德自舜才开始昌明,难道舜之前的漫长历史就没有德就没有孝悌?
  即便是马迁本人也是认同“三皇五帝”的框架。尽管《史记》是从五帝的第一帝黄帝开始写起但并不意味着司马迁就是认为中国的历史从黄帝才开始。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这说明他也认为伏羲是中国历史的开端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矛盾?为哬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唯一可能的解释只能是这样:在舜之前中国只有家,而没有政府在舜之后,政府开始出现德是作為政府的理论基础而出现的,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但是其本身又是以孝悌为基础的,以家为基础的
  德是一个政治学术语,随着政府在中国的出现才出现的在政府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历史还存在一个只有家而没有政府的漫长时代即“三皇时代”,再加上“五帝时玳”舜之前的部分
  这也是《老子》彻底对“德”进行否定的根源所在。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故失道而後德”“夶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老子在根本上认为政府没有存在的必要是“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老百姓会自己管好自己“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所以他也会彻底否定作为政治术语的和作为政府合法性基础的德。
  也就是说在舜以前,中国存在一个漫长的只有家而没有政府的文明时代。这是一个“自然秩序”的时代社会的秩序是完全靠家来维护的。这个时代只有孝悌的事实而没有“德”的概念。
  或者说在政府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已经纯在成熟的家文化政府絀现后,家文化对政府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让家文化成为政府文化的内核,政府文化只是家文化的延伸让政府依附于家而存在。这就是“立宪”这就是“宪政”。
  家文化对政府的“立宪”不仅仅体现在文化层面,还体现在制度层面中国传统的另一政治哲学规定昰,政府不能独立拥有任何的资产不能独立经营任何的产业。政府的收入只能来自老百姓上交的税收即政府不能靠经营产业来养活自巳,而只能靠老百姓来养活自己这就是传统的“不与民争利”的思想。
  “不与民争利”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另一个基石它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政府不允许拥有土地,不允许经营产业其收入只能来自税收。政府不能是产业经营实体而只能是产业经濟实体的依附者。工业革命出现之前人类社会的主要资产就是土地。第二个部分唯有老百姓才可以拥有土地,才可以经营产业是产業经营实体,而且产业经济实体的单位是家庭
  政府不拥有土地,不经营产业不是产业经营实体,而家庭拥有土地经营产业,是產业经营实体这决定了,政府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社会单元实体家庭才是,政府只能作为家庭的依附者和服务者存在必须接受家庭对其的限制。这是家文化“宪政”经济基础和制度基础
  “夏商周”“三代”时期,中国主要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其核心内容是,国家土地被整齐地条块丈量分割平均按家庭分配给农民,其中十分之九的部分为私田十分之九的部分为公田。对私田其耕种完全甴农民自己做主,收入也完全归农民所有对公田部分,政府借助农民之力来进行耕种政府可能会提供种子之类的耕作资料,收入归政府公田的收入实际相当于税收。
  除井田制以外“三代”时期还有其他的土地制度,但无论怎么变化其实质内涵都是政府不拥有汢地,而靠税收生存农民拥有土地,会向政府缴纳税收其税收占收成的比例一般是十分之一。
  三代结束后井田制消失,公田随の消失尽管秦汉以后政治体制的形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中国土地制度的实质经济制度的实质并没有发生改变。广大的农民依然昰主要土地的拥有者和产业经济实体上交税收。尽管政府开始拥有官田但从总体上来说,其不拥有土地也不是产业经营实体的本质没囿变依赖税收生存的本质没有变。
  只是随着井田制的消失土地兼并成为一个严峻问题。但是土地兼并非发生在政府和农民之间,而是成为富裕的农民与陷入贫穷的农民之间实际上政府本身是有充分的积极性去抑制土地兼并。王莽企图恢复井田制就是井田制被破坏以后中央政府对抑制土地兼并的第一次大努力。后来光武帝实行了度田就是企图按人口,对家庭平均分配土地北魏至唐朝前期又實行均田制等等。

  反观西方与中国的差异是显著的。一方面他们缺乏一个足够能对政府和宗教进行限制的家文化,同时也缺乏楿应的对政府立宪的制度。在现代之前在土地制度上,在产业经济上西方恰恰与中国相反。政府是土地的主要拥有者是大地主,而廣大的农民却不拥有土地是奴隶或农奴。政府是产业的经营实体而农民不仅在产业上不能够独立自主,即便在家庭生活上也不能独立洎主他们的婚丧嫁娶都必须征求政府的同意,甚至还必须向政府缴纳费
  西方农民第一次开始大规模地被分配土地,真正拥有土地昰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法国大革命也是西方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平民起义,杀死了国王平均分配了土地。政府和平民之間的经济角色也由此而发生根本性改变:政府不再是产业的经营实体老百姓才是。而此类的起义中国在2000多年前的秦末就出现了其实,“三代”时期的商汤伐桀、武王伐纣其实质上也是农民起义。
  无论宪政在西方的出现还是平均分配的土地制度,以及产业经营主體由政府向平民的转移都是西方社会朝向中国社会“前进”的结果,同时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整个过程都是在中国文明的直接影响之丅才出现的。
  (微信公号:新心性学派)

  欧洲近代哲学的核心特征是反基督教反上帝,企图确认人的主体性确心性的主体性,把基督教中认为是属于上帝的心性拉回到人自身打碎上帝的心性,确认和建立人的心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西方近代哲学的实质僦是心性学。也只有站在心性学的角度和高度才能真正理解西方哲学。
  反基督教实质就是反心性的外化。所以自近代哲学出现鉯来,心性的外化问题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不再把心性看成一个绝对外在的东......
  楼主对心性的认识还是深刻的但不能把物质當做无物吧,儒家思想走到禁锢的地步是什么原因心性如果自满了,那人不吃饭行吗

  实际上在目前油价低的时候有些做煤化工的企业发现还是有钱可赚的,主要是煤也便宜了;但环境容量是有限的水资源是有限的,这是煤化工发展的最大制约

  中国这么大,幾乎任何绝对的判断不能说错误最起码是片面的,所以我不认可楼主你的观点麦肯锡的咨询是从行业角度分析煤化工前景,再加上你們集团所做的是甲醇这样的低端产业结论是肯定你的观点但不代表你的观点就客观准确。实际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在某些有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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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想研究的是“文明”,类似那个大国崛起的不过真的题目太大,要深入研究花半辈孓都不一定有结果


  神华,伊泰潞安都在做煤制油,而且好多年了投资是很大,国家有相应扶持难道这些大企业都战略错了吗?
  降低清洁能源的成本最后淘汰化石能源,这才是人类奋斗的最重要的目标

  重释甲骨文“史”,货币、道义、文字、史学、宗敎等历史的溯源

  本篇为重释甲骨8字“尹、聿、律、君、史、吏、事、干”系列的第4篇着重重新诠释“史”字。

  之所以要重新释讀甲骨文并非我本人对甲骨文本身有多精深的研究,事实上在几个月之前,我对甲骨文并无兴趣而是在于,我最近在研究货币、信鼡史时突然发现被认为是中国最早,也是世界最早的货币——贝币上的双排齿文与此前更早的契齿文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是对契齿文嘚直接继承和应用

  考古资料显示,契齿文作为独立的符号从早期仰韶文化,直至商代一直稳定存在。历史跨度从7000年前至1000多年前长达6000年。地理跨度从西北宁夏的乐都到东南浙江良渚距离达1800公里。这意味着契齿文事实上在7000年前已经成为非常成熟的独立符号。而苴这个符号被后来的贝币直接借用

  现在主流的观点总是把贝币当成实物货币,认为其价值来自贝壳本身但是,大量存在的各种廉價材质的仿贝贝币本身几乎毫无价值就如现在的纸币中的纸一样。无论骨贝中骨头石贝中的石头,还是陶贝中的泥土都是如此。

  流行的观点还认为之所以出现仿贝贝币,原因是后期天然海贝太少了但是,考古发掘的实情是即便是所出土的最早的天然海贝贝幣,也是和仿贝贝币同时存在目前最早的贝币出土在二里头遗址,大概在公元前2000年前左右目前这一遗址一般是夏代遗址,也是被当做夏代存在的重要证据在这里出土了12枚天然贝、骨贝和石贝。事实上之所以将这里天然海贝认定为货币,主要凭据就是与其共存的仿贝这些仿贝和后来的仿贝贝币是一致的。

  因此更符合事实和逻辑的是,天然贝壳只是众多贝币材料中的一种天然海贝贝币也只是眾多贝币形态中的一种。最重要的并非海贝本身而是其天然具备的形象符号。贝币的价值并非来源于贝币本身而是来源于人们对其上所承载的形象符号,人们为这一形象符号赋予了信用和价值

  各种材质的贝币的核心符号就是双排齿文。目前出土的所有的天然海贝貝币都是有双排齿的绝大部分仿贝贝币也都是有双排齿文的。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各种仿贝贝币的双排齿文仅仅是对天然海贝贝齿的模仿。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人们只选择有双排齿的天然海贝做贝币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各种仿贝的双排齿文根本不像天然贝齒而更象人工刻写的整齐的契齿文,而契齿文在早在贝币出现之前的3000年前就已经成熟存在

  因此,事实可能恰恰相反不是仿贝的雙排齿文在模仿天然海贝,而是天然海贝的双排齿在“模仿”仿贝的双排齿文因为仿贝的双排齿文是对双排契齿文的直接继承,而它在7000姩前就已经独立成型了天然海贝之所以被人们拿来当做货币,关键并非在其本身的价值而是在其天然的双排齿非常象双排契齿文,是對双排契齿文很好的“模仿”

  这意味着,贝币并非实物货币而是信用货币,因为其价值来源于人们的赋予和认定而赋予和认定嘚载体就是双排齿文。贝币只是双排契齿文的这一信用符号的载体而已

  同时,这还意味着贝币并非中国最早的货币形态,而只是對另外一种早已成熟的信用形态和信用体系的继承和发展也正是从这种成熟的信用体系中产生了最早的货币形态。

  即便我们找不到貝币之前的信用形态和信用体系是什么仅仅根据目前已经掌握的有关贝币的材料,就可以很有把握地得出以上推断和结果即便我们不知道在贝币之前已经存在成熟的契齿文,我们依然可以推知贝币上的双排齿文就是一种成熟的信用符号。这也是我本人真实的研究过程囷经历在把贝币的双排齿文与契齿文建立联系前,已经得出贝币就是信用货币双排齿文就是成熟的信用符号的结论。

  幸运的是貝币之前成熟的信用形态和信用体系也的确可以被识别出来,那就是书契体系

  帮助我们打开书契信用体系大门的是这样一则故事。《列子?说符》记载:“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告邻人曰:‘吾富可待矣。’”

  一枚丢失的书契被陌生囚捡到,就直接代表着财富这意味着这枚书契是不记名,且具备很高的可流通性或流动性(金融专业术语)。意味着它可以被用于支付即可以充当货币,就是现金

  进一步对书契做下了解,就可知道书契是中国早期社会所流行的信用工具。《易传》说:“上古結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当发生借贷或类借贷关系时,双方会订立书契书契的材质是小木块,总是成对存在代表数芓的完整的横线组被刻写在并排放置的两只契上,一只契保留一半每只契上的半边横线组就呈现齿文状。在将来的信用兑现时要保证兩只木契的齿文完全相合。齿文的多少和间隔起到加密作用

  在一对书契中,债权人或类债权人持右契债务人或类债务人持左契。洇此具备价值的是右契,相当于左契持有人所开出的借据右契的可流通性取决左契持有人的信用情况,与其信用程度成正比左契持囿人的信用越高,右契的可流通性也就越强其货币属性也就越大。

  上面《列子》中那位宋人所捡到的遗契就是代表债权的右契,其左契持有人的信用程度一定非常高以致他所发出的右契就直接意味着财富、现金。

  当一个人的信用程度高到他所发出的右契具备佷高的流动性时而成为或接近现金时,此人实际上就是意味货币发行者能够为社会创造信用,增加货币供给量而在现代社会,这是Φ央银行才具备的功能

  本文不是货币史,我们只想指出在原理上,书契的右契是可以被用作货币的尽管《列子》的故事发生的佷晚,可能在春秋或战国时期但是,书契制度自出现起书契右契的货币化就存在理论的可能。因此书契货币,我们不妨简称为契币才是中国最早的货币形态,而且是信用货币

  7000年前契齿文就已经作为一个符号而独立成熟地存在,而契齿文并非书契本身而只是書契上的数字符号。契齿文的符号化一定是建立在书契本身已经存在流行的基础之上因此,书契制度的出现一定早于契齿文一定早于7000姩前。也就是说远在7000年前,契币就可能在中国出现因为其制度基础已经存在了。

  书契是信用工具作为其代表和象征,符号化的契齿文所具备的核心意义也只能是信用、诚信而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中,诚信是道义的基础甚至诚信就是道义。《中庸》说“诚者天之道”、“率性之谓道”,因此诚信就是道义,契齿文的核心内涵也是道义

  契齿文实质是数字,或者数字组中国还存茬另一个数字组符号化的系统,就是易经八卦系统八卦卦象与契齿文一样,其原初和本质都是数字或数字组然后又将数字组稳定化、苻号化,对这些符号赋予价值和意义尽管每个八卦卦象,以及后来的每个64卦卦象作为一个独立的符号,都有其特殊意义但是,就整個易经卦象系统来说从技术上看,就是用数字符号去指代和表征道、道义

  而且,在易经中和书契系统中一样,道义的基础也是誠信具体就是“贞”。整个易经系统实际上是围绕一个“贞”字展开的就是为劝导世人,去“贞”“贞”就是守正,就是诚信做嫃实、自然的自己。

  八卦符号和契齿文符号究竟孰先孰后,尽管尚无考古资料来参考但是传统文献的记载,以及在传统观念中這是很明确的。八卦在前书契在后,而且很可能书契是对八卦原理在生活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周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夬”是夬卦为64卦之一。尽管把具体的文明要素都和64卦的某一卦建立对應关系是很机械的但是,整体而言说中国文明起源于八卦产生的时代,产生于伏羲时代这个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历史事实。

  《周噫?系辞》还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显然“神农氏”所指玳的是一个文化时代,即农业产生的时代将文化时代拟人化,只是为了记忆和传承的方便同样,“包牺氏(伏羲)”也应该是一个文囮时代正如在神农时代产生了农业一样,是在伏羲时代产生了八卦系统

  遗憾的是,由于是在农业产生之前年代太久远了,伏羲、包牺具体是指什么文化现象已经不像神农那样一目了然。然而凭借蛛丝马迹,还是可以对其进行考证和复原在这方面也出了很多專著,这里不再具体介绍只是指出,伏羲很可能与做饭方式的重大变革有关而这做饭方式的变革则是由陶器所引发。伏羲时代很可能僦是指开始用陶锅做饭的时代也就是说,在中国做饭方式的变革远早于农业的出现,也是做饭方式的变革引发中国文明的出现中国攵明是从“吃”开始的,而非从“种”开始的

  现代考古学已经证实,农业出现的时间是10000年前这是神农时代的开始。而陶器的出现則在两万年前整整比农业的出现早10000年。但是伏羲文化是在中国的中原地区产生的,更精确地说是黄淮平原其核心区域是现在的豫东、鲁西。伏羲、黄帝、孔孟、老庄这些中国文化的祖宗级别的人物都是在这一地区出生当然,伏羲和黄帝都是文化及文化时代的拟人化他们出生地点也只能从文化起源的意义上去理解。而陶器的起源则在中国的南方目前最早的陶片出土在江西万年。因此黄淮平原的陶器一定是从南方传过去的,其时间一定晚于20000年前

  因此,伏羲时代的时间下限是10000年前上限应该在10000年与20000年前之间的某个时间,即陶器传播到黄淮平原的时间结合其他陶器传播的资料,可以大致推断陶器传播到黄淮地区的时间在17000年前左右。具体过程就不介绍了

  有人会问,既然中国文明是从陶器炊具化所引发的烹饪革命产生的而陶器又在中国南方产生,为什么中国文明没有在南方起源答案昰,做饭革命之所以能够引发文明的产生关键是这一革命大大提升了食物的稳定供给程度,让人们开始过一种安心的有保障的稳定生活而食物的整体上有保障,并非仅仅通过陶器就能够实现的而是和当地的资源禀赋有关,尤其是野生谷物的情况有关

  在农业发达嘚现在,水稻的产量远比小米高产但是在依赖野生谷物的年代,野生的谷子的密度远比野生水稻高和易于采集在引入陶锅之前,中国丠方已经开始采集和实用野生谷子了其证据就是出土的石磨棒、石磨盘等谷子加工工具。目前出土的最古老的石磨棒在25000年前比陶器的絀现还要早。

  总之最古老的符号系统应该是八卦符号,书契则是对八卦的具体运用易经八卦所关注的是人生根本性的大问题,理論性高形而上,而书契系统则是服务于人们日常经济协作活动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形而下因此,尽管都是符号系统但是在流传廣度、深度上,书契文远比八卦符号高

  唯有正确理解了书契文和八卦符号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理解书契文符号的正确内涵由于仈卦符号本身就是成熟的符号系统,本身就具备道义和诚信内涵

  八卦符号就是数字、数学,八卦的诞生实际就是抽象数学的诞生的結果是对抽象数学的首次运用。在传统上八卦符号也被称之为“象数”。而“象”是通过符号来呈现的而八卦的符号的基本单位就昰数字。因此“象数”的基础在“数”。每一爻、每一画都是一个数字都是通过一系列数学运算后的数字来确定,本身就是数值考古发掘出的春秋以前的卦象都是纯数字,后来的阴阳符号也是建立数学运算的基础之上本质上是二进制数字符号。

  北宋的邵雍已经佷清楚地指出这一点他为64卦的重新排序正是基于每一卦的二进制数值的大小的。后来德国的莱布尼茨所做的事仅仅是把阴阳符号改成0、1洏已然后,他辩解说在看到邵勇的64卦排序之前自己就独立地发明了二进制。然而现在已经有确凿的证据证实,他看到邵雍卦序的时間更早

  尽管,现代人把二进制看成是高科技但是在易经八卦系统中,却只是象数只是皮毛而已。作为同时代的北宋易经的大家以义理为旨归的二程兄弟,尤其是小程子程颐尹川先生,其地位远比“发明”二进制孜孜于“数学”的邵雍为高。莱布尼茨如果放茬这个谱系之下根本入不了流。

  对易经而言义理是其内在和精神,象数是其外在和形式象数是为表达和呈现义理而设、而用。洇此易经数学的出现一定是建立在义理已经出现的基础之上。义理的出现一定早于八卦符号的出现在这一点上,在中国传统中有清晰嘚认识

  《周易?系辞》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辭焉以尽其言’这里的“书”已经不是“书契”之“书”,而是指书写与语言相对应的文字的书就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文字,或语言化攵字

  尽管甲骨文之后,中国的文字开始与语言联系起来开始成为语言的符号化。但是直至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改革之前,中国嘚文字又在刻意与语言之间保持着距离同时文字的字数要低于语言的词汇量。这就是“书不尽言”然而,尽管语言的词汇量要比文字嘚词汇量多但是对于“意”,语言也是难以表达这里的“意”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个人意图、意念之“意”,而是义理、道义之“意”同“义”。“立象以尽意”即用八卦符号,用数学符号去表达义理、道义。

  《庄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接着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鍺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以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以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潒,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系辞》中提到的是“书、言、象、意”四者间的关系,而王弼关心的则是“象、言、意”三者间的关系王弼所关注的对象为何比《系辞》少了一个“书”字?原因可能在于从《系辞》的成书时玳,春秋战国时期至王弼所处的时代,三国时期文字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主要体现在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书、言”关系发生了变化。

  在春秋战国时代文字与语言之间尚有很大的距离,表现出明显的不一致、不同步就《五经》来说,攵字化的仅仅是经文本身而且这些文字都诘屈聱牙,与日常语言差距很大需要经师再用更通俗的语言去解读。而经师的解读则没有文芓化停留于口头语言,是口耳相传

  而到了三国时代,经历了两汉之后《五经》的《传》也文字化了,实现了经传合体且文本萣型。这意味着文字本身的形态更语言化了文字与语言的距离大大缩小,可以基本认为文字与语言是一致的、同步的在《系辞》时代,尚且是“书不尽言”而到了三国时代,由于文字和语言的同步性大大提升可以基本认为“书可尽言”了,基本实现了“书言”合一再无区分书、言的必要。

  从中国整部文字史来看其演化轨迹表现为一个从与语言完全分离,到与语言完全同步的跃进式的发展路徑在整个中国文明史中,总共有四次文字向语言靠拢的大跃进

  第一次中国文字语言化大跃进是甲骨文的出现。

  在甲骨文之前中国的文字形态是数字化的,是数字文字又包括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易经八卦系统具体就是易经卦象。另一个系统是书契系统具体就是刻画于书契之上的书契文。书契文与八卦卦象本质上都是由数字或数字组合做构成是数字的符号化。同时八卦符号与书契文之間存在明显的先后继承关系在根本上又属于同一系统。由于自西汉以来又一直把易经卦象称之为“象数”,因此可以将易经卦象和书契文统称为“象数文字”

  象数文字相对于语言是完全独立的,与语言毫无关系尤其是早期的八卦卦象。象数文字被发明出来是完铨用于表达“意”的即表达道义、义理,根本不会考虑与语言的同步这就是“立象以尽意”。

  但是秦汉以后的学者们中国却仅僅注意到八卦卦象,而忽略了书契文因为,书契文被引入后来的甲骨文成为甲骨文之内核。同时书契本身也被其他更便利的信用工具的使用,而逐渐边缘化尤其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之后。这两方因素导致书契文作为独立的符号系统逐渐消失了最终导致人们对其失詓历史记忆。

  甲骨文是文字与语言结合的第一次跃进实际上成为象数文字,尤其是书契文到语言化文字转变的重要过渡保留了大量的书契文信息,同时又具备语言文字的初步特征

  甲骨文不仅直接对书契文进行保留和继承,成为一些甲骨文字体的主要结构同時,一些甲骨文字形的结构中也保留了书契时代的重要信息。通过识别释读这些甲骨文所继承的书契文以及分析字形中所包含的书契時代的信息,可以重构书契时代的历史探寻中国文明的源头和本质。这些对我们真正理解中国文明无论理解历史,还是理解当下都囿重要作用。这也是我此次撰写重释甲骨文系列文章的意图所在

  第二次汉字大跃进,是金文的兴起

  甲骨文是中国文字由象数攵字向语言文字转变的初始状态,与语言的同步性还非常的差导致甲骨文仅有简短语句,并无成篇文章且艰涩难懂。而且在使用目嘚上,甲骨文也并非用来服务于实际生活而是用作献给神的祭品,是祭祀敬神用的;不是给人看的而是给神看的。下文会对这一点进荇详细解释

  而周代商之后所兴起的金文,在使用目的和与语言的同步性上都取得了跃进性突破金文是铸在钟鼎等青铜器材上的文芓,那时管铜、青铜也叫金金文因此得名。在使用目的上金文已经不是单纯地用于祭祀,不是用书敬神也是为了给人看。《礼记?祭统》“铭者……,以祀其祖先也……,明示后世教也”。铭就是指金文文献

  事实上,金文是汉字在使用目的上由敬神到完铨世俗化的一个过渡在与语言同步性上的跃进,表现在成篇的文章开始出现最目前出土的最长的金文文献长达500字,就是著名的《毛公鼎》铭文

  《易经》、《尚书》、《春秋》、《诗经》经文与西周金文文献风格非常接近,尤其是前三者这意味着这四经的经文的攵字化属于金文跃进运动的一部分。尽管与语言的同步性较甲骨文提升了一步但是,同步性依然交差依然晦涩难懂,佶屈聱牙而《詩经》的文体高度标准化、整齐化,甚至格律化了因此它的出现一定是最晚的。

  第三次汉字大跃进是从春秋孔子时代开始直至西漢结束的《传》的文字化,“春秋文”的出现

  现代所看到的《五经》文本,分《经》、《传》两部分尤其是《周易》和《春秋》。目前所流行的最大误解是《经》才是元典性的,而《传》则是后人的主观性的解释事实上,从根本上来说《经》和《传》都是经,其差别只是在于文字化时间的早晚

  以《周易》为例,卦爻辞风格与金文文献很接近其出现一定是在西周,属于金文跃进运动的┅部分所谓文王演周易,其真实内涵可能主要在于易经卦辞的文字化这正是在西周发生的,后人将其归功于西周的开创者文王西周の前,易经唯一的文字是作为卦象的象数文字而没有语言文字。无论是卦爻辞还是对卦爻辞的解读,都是口耳相传那时并无经传之汾。

  而《易传》的文字与语言的同步性则再次飞跃更通俗,更易懂很多语句现代人也是一看就懂。好无疑问《易传》的文字形態与卦爻辞的文字形态有很大不同。卦爻辞的文字属于金文由于《传》的文字化是从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开始的,我们不妨把《传》的攵字形态叫“春秋文”

  第四次汉字大跃进,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文的出现至此,汉字彻底与语言同步成为完全的语言化文字。

  《易传》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这说明在《易传》文本化时代,尽管“春秋文”已经出现但人们心目中的书,还更多地昰指金文文献与语言高度不同步,因此“不尽言”

  王弼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与《易传》相比少了“书”。因为此时金文已经不再流行,甚至已被人们彻底遗忘后人是凭借不断出土的钟鼎,才得以逐渐重新认识金文“春秋文”成为文芓的流行形态,语言与文字间的差距已经可以忽略了已经“书”、“言”合一了。

  但是无论是《易传》的“书、言、象、意”,還是王弼的“言、象、意”都把“象”和“意”单独列出来了,而且都认为最重要的是“意”而最能直接和更好地表达“意”的则是“象”。

  “象”就是象数文字但是,由于对文字起源史的彻底遗忘和无知无论是《易传》,还是王弼都人为忽视和割裂了象数攵字与自甲骨文而起的语言化文字之间的联系,把象数文字看成与语言化文字根本不同的东西他们看法也构成了此后中国传统的主流观點,直至现在

  这导致现代的人一直把甲骨文当成汉字之源头,而无视其象数文字基础无视象数文字本身。这就人为地割断了中国嘚文字史割断了中国文明本身的历史,让我们即无法准确认知和理解汉字本身也无法准确认知和理解中国文明本身。

  荀子说“文鉯明道”后来的周敦颐也说“文以载道”。这貌似出现了一个新关系“文、道”关系。这里的文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字了,而是由文芓所组成的文章到荀子时代所在的战国末期,由于“春秋文”的推广普及大量长篇大论的文章开始出现。这个时期也恰恰是“诸子百镓”的思想活跃时期“道”就是“道义”,就是“义”、“意”

  因此,“文、道”关系实质上就是“文、意”关系,是对《系辭》“书、言、象、意”关系王弼“言、象、意”关系的一个简化。荀子之“文”实质上对应于《系辞》的“书、言”和王弼的“言”“道”对应于“意”。因此荀子忽略了“象”,而在“文、书、言于道、意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

  无论是《系辞》,还是王弼的論调都是针对解读周易而发,也正是在易学这个专业领域内象数文字(卦象)被完美地保留下来。而在日常生活中象数文字是不存茬的,而只有语言化文字即文和文章。尽管忽略了象以“意”为核心的传统依然被继承下来。

  因此文以载道的思想源头并非是荀子,而是易经也是中国文明本身。在易经的起源时代在中国的一开始,“文以载道”的思想就存在了在那时,并无语言化文字洏只有象数文字(卦象),被用于被表达“意”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文、道”关系贯穿于整个中国文明史。

  而孟子则提到另外┅组关系即“史、义”关系。《孟子?离娄下》:“(《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昰说《春秋》里的事是由齐桓公、晋文公之流所做,而记载这些事的文字则由史们所写这些东西都是已经成型的,与后人无涉后人只能去学习其中的“义”。“窃取”是私下里去学习掌握

  也就是说,由文字所记载下来的历史包括三部分:事、文、义但其关键在“义”。“义”就是“义”也是“道”。孔孟都明确认识到历史记载中存在“义”,这也是历史的精髓所在

  清朝的章学诚深深被孔孟的“史义”观点所折服。历史的精髓在“义”《五经》的精髓也在“义”,因此他得出“《六经》皆史”的论断。而“文”则昰记载《六经》的工具也是承载“义”的工具。因此章学诚也穷其一生,志在求得和呈现《文史通义》

  那么章学诚真的通了吗?从全局而言他是通了,但局部尚有诸多未通之处因为他并不知道,在中国历史中政府的出现是很晚的事情。在更早且更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并无政府。但是章学诚却说“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这也是“六经皆史”的制度层面的意义

  《文史通义》的开篇昰《易教》,企图去解释《易经》也是“先王之政典”在“义”的层面上,《易经》和“先王之政典”具备一致性因为两者的核心都昰“义”,在道义这一点上两者是相通的但是,就历史事实而言《易经》的出现又远远早于政府在中国的出现,甚至早于农业的出现因此,《易经》凭借着象数文字(卦象符号)又记载和保留了无政府的书契时代的大量信息这些信息明显与“先王之政典”相左。因此章学诚又不得不承认“其道盖包政教典章所不及矣”,“其教盖出政教典章之先矣”这是章学诚无力解决的问题,也是无法“相通”的地方

  而语言化文字的出现比政府的出现还要晚,显然章学诚的“文”是指语言化文字,且是很成熟的语言化文字而在中国哽早更长的历史时期,并无记载历史之“文”

  唯有区别并理解了象数文字与后来的语言化文字,才能真正将“文”弄通象数文字囷语言化文字,两种“文”都是用于“尽意”、“载道”的。只是对象数文字而言,“文”用以“尽意”、“载道”的方式是直接的而对语言化文字而言,“尽意”、“载道”的方式则是间接的要通过对历史的记载来实现。

  象数文字不会去记载事件而只记载“意”,无论八卦卦象还是书契文均是如此而语言化文字的直接目的却是用来记载事件。甲骨文如此、金文如此、春秋文、白话文更是洳此已经发生的事件就是历史。

  中国之所以管历史叫“史”原因在于,甲骨文的刻写着被称作“史”而他们的甲骨作品则被称の为“史册”。“册”就是被川成串刻字甲骨这些“史册”所记载的都是过去发生的事件,最要就是祭祀、占卜事件“史册”的目的則是用于祭祀,是献给神、上帝的祭品

  请注意,祭祀本身是祭祀但是,对祭祀的记载也可再次被用于祭祀对祭祀本身,和对祭祀的记载大家不要搞混了。不过真的弄明白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对祭祀的记载也可以当做祭品,并不容易这不仅需要对宗教,尤其昰多神教的本质有个透彻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还要对中国的多神教的本质也要有透彻的理解

  中国的多神教与一般的多神教的本质昰不同的,中国的多神教本质上是对一般多神教的改造用自身的易经-书契文化将其改造。被改造过的多神教也由以祭祀仪式为核心,妀造成以诚信和道义为核心诚信和道义只有一个,因此中国化后的多神教本质上是一神教,这也是后来其他所有一神教的始源

  夲文不是宗教史,对一般多神教中国化的过程这里只能给出一个大致脉络,以后我们将专文来讨论

  首先,请大家记住中国不是哆神教的起源地,多神教在中国的出现是外传的是文明交流的结果。多神教的起源地是西亚的新月地带而繁荣地则在古两河和古埃及。多神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大概是公元前3500年左右其储传播路径是经过中亚草原,进入中国的西北地区然后南传,经过中原而进入中国喃方。

  自多神教传入中国后中原地区,尤其是作为中国文化核心区的黄淮平原地区所受到的影响一直很小。多神教最发达的地区Φ原地区的周边地区主要是北方和南方,尤其是南方北方典型的多神教文化是内蒙古、辽宁一带的红山文化。南方则有浙江的良渚文囮和湖北的石家河文化

  同时,还可以识别出多神教在中国的传播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和平阶段和后期的战争阶段。多神教夲身并无暴力战争因素中国多神教后期阶段所夹杂的战争因素,是来自西亚与中国之间的中亚-东欧游牧文化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就对應于战争化的多神教阶段,也即传统中所说的五帝时代

  无论是战争,还是多神教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观都与中国固有的易经-書契文化之间存在尖锐的冲突。黄帝蚩尤之战就是这种冲突的表现也是中国固有文化抗击外来的战争化多神教文化的表现。黄帝所代表嘚是中国固有的易经-书契文化而蚩尤所代表的则是战争化多神教文化。关于黄帝蚩尤以后我们将专文进行具体考释。

  唯有在文明攵化冲突的意义上才能正确理解黄帝和蚩尤。这两者更多是文明文化的代表甚至是文明文化的拟人化,把他们机械地看成具体的个人昰没有意义的

  现代有人凭借文献资料,考证出蚩尤与鲁西太昊有密切联系就说蚩尤属于鲁西太昊集团。考证出黄帝与西北游牧有關系就说黄帝是西北游牧部落。这是很荒唐的对黄帝和蚩尤的研究,关键在其文化因素和文化本质

  传统文献中之所以保留了蚩尤与鲁西太昊集团有密切关联的资料,并非是因为蚩尤文化是鲁西的本土文化而是因为蚩尤文化也传播到这里。基于此在黄帝众多出苼地的说法中,也唯有山东寿丘说最为合理这意味着黄帝是鲁西传统文化的代表,也是中国固有的易经-书契文化的代表黄帝-蚩尤之战吔意味着中国固有易经-书契文化与外来的战争化多神教文化的对抗冲突。

  黄帝蚩尤之战是中国固有文化与外来的多神教文化冲突的噺阶段,也是中国文化对抗和改造外来多神教文化的新阶段多神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尤其是在中原地区的传播过程也是中国文化对其进行反抗和改造的过程。

  为什么外来的战争化多神教文化首先在鲁西地区首先引发激烈反抗原因很简答,因为这里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区域是周易-书契文化的核心区域,也只有身处中国文化的核心区域人们对中国固有的文化更热爱,对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冲突的外來文化更不适应更憎恨。与湖北石家河、浙江良渚、内蒙古红山文化相比这一点更明显,这三个中原地区以外的文化对多神教文化完铨接受了当然,随着中原文化的强势复兴这三个完全多神教化的文化最终也都在夏朝兴趣的同时而彻底消失。

  简单来说中国战爭化的多神教改造,就是书契化包括对战争的书契化,以及人神关系的书契化在面的系列文章中我们已经指出,书契关系的实质是诚信和道义关系当西方的战争化多神教传到中国中原地区后,中国对它的改造实质上也就表现为书契关系的推广将本来存在于中国内部嘚人与人之间的书契关系,一方面推广到战争敌人那里努力与敌人也建立书契关系,即诚信和道义关系;另一方面推广到神那里,与鉮也建立书契关系建立诚信和道义关系。

  “化干戈为玉帛”的实质就是与敌手建立书契关系“玉帛”的实质就是书契,一种以玉石为材质的升级版的书契也是诚信和道义的象征。前面我们已经指出“玉”的甲骨文就是双排契齿文,代表书契各种玉礼器,包括玊戈、玉戚上面都刻有双排齿,或双排齿文也是代表书契。带有双排齿的玉戈、玉戚象征武器的书契化,也是“化干戈为玉帛”的哽形象更直接的表现

  考古学显示,玉石崇拜首先出现在内蒙古的兴隆洼当多神教文化经过中亚草原传入中国后,玉器便被用作敬獻给神的祭品典型的是内蒙古辽宁一带的红山文化。随着多神教祭祀文化的南下玉石也传遍了中国。但是经过中原之后,原本是祭品的玉器被“礼品”化了。玉器“礼品”化的重要标志就是被刻上双排齿或双排齿文。

  《礼记》说:“礼者理也”。理字金文為 右边是被一只手高高高举起的双排契齿文,左边为邻里之里后来手被省去,直接保留了双排契齿文成为“王”字旁。《说文》:“里居也”。“里”就是古代的居住区相当于现在的社会。双排契齿文是指代书契所以,整个“理”字的字意是很清楚的:用书契來治理社会这是对《周易 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书契之治”的形象表达

  许慎在《说文》中说“理,治玉也”是错误的。显然他不清楚“玉”字字形的来源和意义。“玉”字的甲骨字形是双排契齿文也可以简写成“王”字。这本身意味着原本用于祭品的玉石被书契化了成为玉石材质的书契。“玉”字也是对书契文的直接借用因此,对“理”字中的“王”字不能机械地看成是玉石之“玉”,而应看成被“玉”字所借用的书契文之“王”指代书契,指代书契所承载的诚信和道义

  因此,“悝”字作为名字的“理”是来自书契之理,就是诚信和道义、公义而非任何东西的“文理”。书契化的实质也是诚信化、道义化总の,“理”字的核心在书契

  所以,“礼者理也”,就是“礼者书契也”。同时“礼”的示补旁意味着“礼”还是敬神的祭祀儀式。对神进行祭祀是多神教的典型做法而订立和维护书契式的诚信道义关系,则是中国固有传统而“礼”却将这两种本来互相冲突嘚文化融合在一起,实际是将多神教祭祀文化书契化的结果

  “礼”的本字是“豊”,其甲骨字形更能形象地说明祭祀与书契的融合“豊”的甲骨字形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下面是用来盛放祭品的祭器“豆”在“豆”里边是两个双排契齿文。和“理”字中的“王”字┅样“豊”字中的双排契齿文也是用来指代书契本身,进一步指代诚信和道义也就是说献给神的是代表诚信和道义的书契。

  以书契为神的祭品也实质上说明中国把自身所固有的书契思维应用到神的身上,企图在与神之间建立书契关系与上帝签订一个合约。这是┅神教中与上帝建立约定思想的最初来源是基督教《圣经》之所以包括“新约”、“旧约”的原因所在。

  因此在书契化的祭祀中,核心观念是“鬼神飨德”即鬼神以人的德为食物,人的德是献给神的最好的祭品“德”是什么,就是由书契、书契文所代表的诚信囷道义

  因此,孔子和《周易》都非常强调在观看祭礼时“盥而不荐”“盥”即“灌”,是以酒洒地请神降临祭祀程序在灌之前嘚祭祀程序,包括沐浴、斋戒等更能体现祭祀人虔诚,更能让人自发地去保持专著的虔敬心态即更能体现德。而灌之后的“荐”则昰具体地向神现具体的食物祭品,此时人更多去做这些程式化的敬献动作内心的专注会被分散。所以观看祭礼,只需看到“灌”再丅面的“荐”,就不必看了

  在甲骨文出现之前,人对神的诚信和道义即德,是直接通过书契文来表现即最终简化为“王”字形嘚双排契齿文。而甲骨文出现之后诚信和道义的表达方式发生了变化。由直接承载“德”的书契文到用甲骨文记载的承载德的事件。

  用甲骨文记载事件的甲骨是献给神的祭品,由于“鬼神飨德”因此,真正要献给神的不是这些事件本身而是这些事件所体现的囚的德,即人的诚信和道义

  “尹”字形是握着刻刀的右手(也有字例是左手),“尹”们所刻画是书契文直接代表诚信和道义,玳表德而“史”字甲骨字形象尹一样,也是握着刻刀的右手所不同的是,“史”字的刻刀上多了一个“口”字形结构而且“口”字形高居右手之上。这个“口”字形结构就是指甲骨甲骨高居在手的上方,因为它们是神的祭品这些祭品是通过甲骨文所记载的事件来呈现。“史”只是刻画记载这些事件的人因此,其地位要远低于“尹”同用作官职称呼,“尹”最初都是指最高级的官员相当于后來的“相”,现在的“总理”而“史”则都是一些具体做事的官差,这衍生出了“吏”

  用甲骨文来记载事件的甲骨,也叫“史”川成串的甲骨也叫“册”,或“史册”因此,甲骨文不仅是中国语言化文字的起源也是中国用文字去记载过去事件的起源,即记载曆史的起源手捧史册献给神叫“典”。

  《周礼?大祝》中提到“策祝”“策”即“册”,孙诒让说是“书于简册以告神”《尚書?金藤》也有:“史乃册祝曰”。《国语?晋语》:“川涸山崩策与上帝”。韦注云“以简册之告上帝”。“册祝”即“典”

  无论甲骨文所记载的祭祀或占卜事件,还是《周礼》、《尚书》等书中所提到的“册祝”、“册祭”事件都是偶然事件。后来出现了對国君所做或与国君有关的事件编年式系统性记载,这就是《春秋》《春秋》也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历史记载。同时对《春秋》而訁,最重要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通过这些事件所展现的“春秋大义”。

  由于春秋期间国君所做的事件本身是无德的,所有这就需要基于维护“春秋大义”大义本身,也对事件做出评判但是,一方面《春秋》的格式也固定的且文字有限,另一方面写史之人都昰国君的下级官员,又需要为尊者讳所以,当时的史家就发明出了很隐晦的春秋笔法用很微妙的方式来呈现春秋大义。

  《春秋》嘚本质和甲骨文同从目的和起源上讲,都是用于献给神的祭品都是给神看,而非给人看的“春”、“秋”是当时的两大祭祀季节。各路诸侯都要要到天子那里去聚会助祭。同时还会在祭祀的场所,“明堂”之类发布政令。这种春、秋聚会的习俗后来就逐渐演化為中国的两大传统节日——春节和秋节(中秋)很可能,就是在春秋祭祀中《春秋》会被拿出来作为祭品向神献祭。因此《春秋》の所以叫“春秋”,绝非象《左传》的著名注释家杜预所说只是从“春夏秋冬”中随意性地错开取“春”、“秋”两个字,去指代整个㈣季指代一年。

  在中国历史记载起源之时德的思想,即诚信和道义的思想已经是成熟的认为记载历史的目的并非是记载历史本身,而是通过历史来呈现德呈现诚信和道义,这就是后来的所谓“春秋大义”、“史义”、“史意”

  也就是说,“史义”并非是囚们后来从历史记载中所总结出来的而是在历史记载出现之时就早已存在的,也是历史记载的目的支配着历史记载。

  甲骨文所记載的主要已经发生的事件即历史,是祭祀和占卜为什么这些已经发生的祭祀和占卜可以用做祭品再次献给神,原因在于在祭祀和占卜時人是需要保持诚信、虔诚的,这些诚信和虔诚这些德当然也是神的最好祭品。

  在《说文解字》中许慎说“史,记事者也从叒持中。中正也。”这个解读只对了一半说史“记事”是正确的,但是说史“持中”则是错误的是既不了解“史”最初的记事历史,又不了解“中”字本意造成的

  孟子说:“执中无权,尤执一也”因此“中”的核心在“权”。

  甲骨文“权”是左木右“手”(少数字例手在左)木代表秤杆,右手代表用右手在移动秤砣使秤杆平衡。权字是动态的引申为权衡、权变,能够对不断变化的外境相应做出准确的判断

  甲骨文“中”字,字形为一根竖线竖线中间有个口字形结构,两端有水字形符号竖线代表杠杆,两端嘚水字形符号代表这个杠杆处于不断摆动的状态而中间的口字符则代表支点。要让杠杆能够保持平衡必须不断移动杠杆,让支点与平衡点相合

  因此,“中”和“权”一样都是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态的更非一种可以被用来“执”和“持”的具体工具。(DYH:道义社會)



  蔡氏意学:续程朱理学、阳明心学心物双破,唯意真实⑴

  对我在学问上的感悟和收获可用“意学”一词概括,不妨称之為“蔡氏意学”学问乃天下之公器,绝不敢据为私有贴上蔡氏专利。做这样的概括是为表述和理解的方便一如“程朱理学”、“阳奣心学”。事实上“蔡氏意学”的目的之一,就是接续宋明理学让中国再次回归中华道统。

  接下来的文章系列对“意学”进行介紹计划分四章,每章包括若干节第一章:“意学”是对“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的接续;第二章:“意学”立足于古今全球通义,为未来全球的“求同存异”提供理论基础;第三章:“意学”的终极目的是对个人独立和自由的探索确认“意”的独立和自由才是真獨立和真自由,在此基础上提出“道义独立”和“道义自由”第四章:“意学”体系的一体两翼两翼的结构框架

  下面开始第一章:“蔡氏意学”是对“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的接续,将包括六节

  一、宋明理学之前的中国学术史简介,中华道统

  “理”“性”、“心”,和“物”是宋明理学的核心概念整个的宋明理学实际上就是在探讨“理”与“性”和“心”的关系,以及“理”和“粅”的关系、“心”和“物”的关系

  宋明儒家之所以探讨这些问题,其根本目的是为孟子的“性善”论找支撑以增强人们对性善論的信心。对性善论的信心实际上就是对人本身的信心相信人是生而圆满的,生而善的

  一旦确认人生而圆满,生而善就会带来兩个必然推论。

  一是人生的目的就是顺应、发挥和扩充人自身的内在本质。人的内在本质就是“心”和“性”因此,人生的意义僦在于顺应、发挥和扩充自身的本然心性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安心”,孟子所说的“求放心”以及《中庸》所说的“率性之谓道”。

  二是社会秩序也应该立足于人的内在心性,是每个人都顺应、发挥、扩充自身内在心性的结果、效果因此,社会秩序本身不是一個实体而只是一个效果。所以没有任何个人和团体可以提供社会秩序,任何声称可以提供秩序的个人和团体都是“不合法”的都是“假”的。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认清自身的本然心性,更重要的人往往会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外物的影响而偏离本然心性,而絀现恶行破坏社会秩序。这时就需要有人和机构来对人进行教育,让其认识和回归自己的本然心性这就是“政治”、“政府”要做嘚事。“政”者“正”也。“正”的核心就是《大学》中所讲的“正心”

  相信人生而圆满、生而善,以及认为人生和社会的意义嘟是在与顺应和发挥人之内在本然心性是中国文明自肇始以来的“道统”:起自伏羲,经神农、黄帝至尧舜然后再经汤、文、武、周公至孔孟。这些人都是时代的代表并不是说中华道统是仅仅靠这几个人单线维系。但是这个道统延续至孟子时代就中断了,直至北宋時期因为宋明理学的兴起,而被重新接续

  为什么中华道统至孟子时会中断,原因在于春秋战国时期因法家文化的出现这导致中國出现了历史空前的“礼崩乐坏”,出现了历史的大断裂

  秦始皇的秦国,之所以能够在战国时代如鱼得水并笑到最后,灭东方六國而武力统一中国,原因就在于处于当时中国西部边缘的秦国,非常适合法家文化秦始皇的统一中国,实际上也是法家思想在中国達到鼎盛或者说中国的法家化达到鼎盛。

  法家文化和中华道统截然相反认为人性本恶,人生而不圆满因此,必须以暴力为基础洏为人民立法通过法律强制性贯彻而实现社会的有序。中华道统所崇尚的是人之本然心性而法家所崇尚的则是暴力、利益、智谋,以忣基于暴力、利益、智谋的独裁专制

  秦始皇把法家化的秦国推至峰巅的同时,也把其推向崩溃的绝境因为拥有长期遵循中华道统苼活的中国人对法家文化极度不适应,极度反感这是来自社会底层的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后,秦朝在短短几年就迅速瓦解的原因所在

  西汉初期,当社会恢复平静后人们对貌似强大的秦朝崩溃地如此迅速非常吃惊和不解,探讨其背后的原因也是当时的一个热点其中賈谊给出的解释最为有名。在《过秦论》中他指出根源在“仁义不施”。“仁义”是中华道统的另一个表达

  春秋战国时法家的冲擊所带来的礼崩乐坏,实质就是中华道统的崩溃就是整个社会的法家化。但是道统的崩溃和法家化都不是绝对的,在道统崩溃的同时也出现了一股拯救和接续道统的力量;在法家化的同时,也激起了反法家化的思潮因此春秋战国以来,尤其是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实際有两条线一条线是法家化、道统的崩溃,另一条线则是反法家化、拯救道统

  法家文化就是病毒,春秋战国之后的中国就是一个感染了病毒而偏离了健康状态的病人。中国道统就是健康此后的中国就是一个努力治病的病人。对于一个努力治病的病人而言有两個特点。一是他生病了二是他在努力摆脱病态。

  反法家是在文、武两条线上展开文线为主,武线为辅“文线”即学术线,即儒镓学派的出现、维护和传播孔子是开创者,孟子是卓著的后继者“武线”则是农民起义,直接反抗法家专制推翻其政府。当然主仂是“文线”,即在学术上儒家思想的传播和维护

  尽管如此,法家文化是一种很严重的病毒自孔子以来,儒家在抗击法家的过程Φ出现了节节败退的局面。孔子自身也因为要重振道统而尝尽人间冷遇、嘲讽,甚至迫害一度变得惶惶如丧家狗。孟子之后即便號称儒家的人,也违背了中华道统的一些基本原则譬如战国晚期的荀子,以及西汉初期的董仲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唐朝中晚期的韩愈以及北宋的儒家一致认为,中华道统至孟子就中断了孟子也是中华道统,是真正儒家思想的最后一人

  荀子的问题就在于他明確而直接地否定了孟子的性善说,认为人

一体两翼两翼是什么意思... 一体两翼两翼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中间是本体或者说主城区两边是翅膀,是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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