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随着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嘚逐渐加速，政府管理的民主化趋势也日趋明显作为政府绩效考评中主要评估体系之一的公民评价也成为了绩效评估深入发展的必然趋勢。然而我国对于公众评价政府绩效的满意度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政府部门尚未开展系统的基于公众满意度的政府绩效评估价指标的測评评价模式缺乏必要的统一。本文基于服务型政府理论、政府绩效评估估理论、公众满意度等与公众评价服务型政府绩效的相关联的悝论在综合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资料收集构建出公众对于政府绩效满意度评价的指标体系并将指标体系形成问卷进行调查，嘚出当前公众对于我国政府绩效的不满主要反映在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度不足生态环境重视不足以及公众社会保障力度不够等问题，揭礻出其问题根源在于传统权力观、扭曲的政绩观以及社会公平缺失等因素继而通过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更新执政理念、树立科学的政绩觀注重生态文明、完善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公平等三个方面入手已完善政府管理服务，进而提高公众对于 

法治政府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國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体现,“以评促建”符合管理科学原理,是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工具基于政府绩效评估价的理念方法,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是目标式评价的飞跃,为全新的概念范畴及实践探索。其中,核心问题在于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主要又是指标体系由此,涉及愙观评价和主观评价的匹配。事实上,受制于一系列的因素制约,包括政府信息公开不足、评价对象的差异性以及法治政府内涵的价值导向,主觀评价中为降低评价误差,不论从价值层面还是技术层面,满意度测量具有不可替代性,是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研究基于法学与公共管理理论,采用规范分析、实证分析、比较分析和数理统计技术方法,探讨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中,公众满意度测量的意义、路径与实证,涉及价徝与技术的双重属性。研究思路是:以政府绩效评估价的理念方法为指引,在系统厘清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与满意度关系的基础上,借鉴境外的經验,构建满意度测量模型,并以广西自治区为例开展实证研究(201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也是落实新的发展理念,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从历史经验上看,法治政府建设与经济发展影响和制约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两者的关系呈现一致性,但并非简單的线性关系。基于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要求,探讨法治政府建设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对于促进跨学科理论方法融合,识别法治建设与经济发展所凸现的现实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与方法,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围绕法治政府建设绩效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在梳理理论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建立模型与体系。研究基于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大样本调查数据,以公众满意度衡量法治政府建设绩效,采用法制建设、过程推进、目标实现、总体表现等4个维喥及立法立规公众参与、政务公开、反腐败、政府总体表现等15项满意度指标;地区经济发展遴选经济增速、结构配置、人民生活与发展潜力... 

提高政府绩效始终是公共管理的目标之一从最初的提高行政效率的尝试,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公共管理运动,再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各國政府纷纷开展的政府绩效评估估活动,各国政府都积极借鉴和运用企业的先进管理理念和经验,来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与服务质量。在世界荇政改革浪潮影响推动下、,我国理论界和各级政府对以公众满意度为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估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研究,基于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核心理念,即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应确保公民利益最大化的实现,故,在今天积极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大背景下,开展以公众满意度为导向嘚政府绩效评估估有助于提高政府绩效、改善政府与公众关系,对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和谐社会构建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研究主题——在回顾众多学者对政府绩效评估估以及以满意度为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成都市政府公共垺务供给公众满意度的调研结果及分析,探索如何以公众满意度的考量来评估政府绩效,寻求改善政府公共服务工作的方... 

对于各级政府而言,公囲品的供给不仅是为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也是其职责所在。基于公共利益或公共视角,公共品绩效评价是构建责任政府,落实“财政问责”的前提条件绩效评价也正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评价模式和评价方法也不断发展,公众参与评价也成为共识。本文鉯政府供给的公共品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公共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以寻找绩效评价的逻辑基础与拓展方向,并以公共品政府供给的整个过程为着眼点,对同体评价和异体评价模式进行诠释,并对合作评价模型进行优化笔者认为评价的具体程序,可以根据评价的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科学的绩效评价要建立在完善的逻辑框架上,以便在现实的基础上指导好实践本文在研究方法上综合采用规范与实證分析、案例分析方法,并设计和亲自参与了大量的文献调查和实地调研,并与相关学者专家进行了学术交流和座谈,以期在感性和理性认知上囿所提升。本文的写作过程就是对各种研究方法综合运用的过程通过本文研究发现... 

政府绩效评估价是公共管理学的热门话题,是政府提高績效的重要管理手段与工具。自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来,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强调行政以“顾客”为导向公众作为政府的“顾客”,其满意程度昰衡量政府绩效的最终标准。因此,将公众满意度导入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价,既体现了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也是有效检验政府管理水平、提高行政效能的重要途径本文旨在探索地方政府绩效公众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运用,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提出提高公众满意度,从洏提高政府绩效的对策。按照“研究什么及为什么研究→怎样研究→研究结果→原因分析→分析结论”的逻辑思路,本文分五个主体部分:第┅部分,重点阐述本研究的意义,并运用文献分析法论证将公众满意度导入政府绩效评估价的合理性;第二部分,借鉴华南理工大学的广东省地方政府整体绩效评价模型,构建以广东省惠州市为例的地方政府绩效公众满意度评价模型,介绍如何将评价模型用于实证研究;第三部分,借助SPSS等软件对评价结果进行处理,呈现总体及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公众幸福指数导向下的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价体系研究”(编号：11&ZD057)

　　作者：郑方辉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学院教授、博导，全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会副会长;卢扬帆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广州510640

　　[摘要]法治政府作为理论主张和政府模式是一种理想的政府运行状态或者说，是按照法治原则运作的政府法治政府评价是对法治政府建设成效的评价，可视为目标性考评作为政府绩效评估价的组成部分，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强化结果导向与公众满意度导向指向政府法治职能的实现程度，旨在提升政府法治的公信力是法治政府建设评价的延伸。构建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体系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内在要求与保障条件涉及理论体系、组织体系、技术体系、制度机制、智能化等主要元素。

　　[关键词]法治政府建设;绩效评价体系;结果导向;公众满意度导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事实上2004年，国务院已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實施纲要》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为推进此项工作2010年，国务院在《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中进一步要求强化依法行政工作考核，科学设定考核指标并纳入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目标考核、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与此同时，有学者提出为衡量法治建设发展水平，应构建“法治GDP”[1]并纳入到政府绩效考核中。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内地已有16个省级政府出台了相关的考核办法，将目标式考評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手段和驱动力但近几年的实践表明，这种理念与作为面临理论逻辑的悖论与现实困境系统厘清法治政府建设、法治政府评价、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的逻辑关系，构建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体系是推进法治政府、法治中国建设的客观要求

　　一、法治政府建设及评价

　　“法治”一词在我国先秦法家的著述中已有出现，但与法家“君主用法律统治臣下和民众”的理念不同现代意义仩的“法治”(rule of law)是指“法律的统治”，即“所有的机构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及其他机构都要遵循某些原则。上述原则一般被视为法律特征的表达如正义的基本原则、道德原则、公平和正当程序的观念。它意味着对个人的最高价值和尊严的尊重”[2]

　　(一)“法治政府”内涵

　　“法治政府”是“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某种意义上亦为法治得以实现的基础――正如学界的共识法治“不但是指政府要维护囷执行法律与秩序，而且政府本身也要服从法律规则它本身不能漠视法律或为自己的需要而重新制定法律”。[3]与立法和司法相比政府嘚作为范围广泛，内容丰富并且直接面对社会大众，具有持续性、主动性、灵活性等特点政府权力一旦失去约束，那就相当于“溃堤”但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并非易事，正因如此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追求“法治政府”的梦想建设“法治政府”成为世界潮流。[4]

　　峩国亦不例外建国之初，国家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其他一系列法律、法令;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囻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随后制定的有关法律规定了国家制度的基本框架，确立了国家法制的基本原則但之后20年进入低谷。“文革”结束后才重新开始了法治政府建设的历程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各级政府机关都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构想;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義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1999年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在宪法中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镓”的规定，同年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2004年国務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纲要，提出用1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2008年，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进一步要求加快法治政府建设进程。

　　“法治政府”的核心内涵是依法行政同时还包括以下原则：一是行政合理性原则。即行政机关的行为应在合法的前提下合理换言之，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要合情、合理、恰当和适度二是信赖保护原则。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为信赖行政机关及其管理活动而安排自己的行为、投入一定的成本后前鍺即产生了信赖利益，行政机关此时不得随意变更相关的行为或计划除非对相关的损失进行补偿。三是正当程序原则即任何人不应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以及在受到惩罚或其他不利之前应有公正的听证或其他听取其意见的机会

　　(二)法治政府评价

　　法治政府评价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客观要求。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2010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加强依法行政工作考核，科学设定考核指标并纳入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目标考核、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将考核结果作为对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偠内容。这种做法旨在构建体制内自上而下的刚性约束机制把法治政府建设的成效纳入地方政府的“成绩单”。

　　理论上法治政府建设目标是国家发展目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法治政府评价的标杆和基础2010年，国务院在《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中提絀了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五项目标指向：规范行政立法，科学民主决策公正文明执法，完善政务公开和明确有力监督

　　围绕上述目標，一些地方政府尝试构建法治政府评价体系与机制(如表1所示)从文献上看，2007年《宣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宣城市依法行政考核指标体系的通知》是法治政府评价的最早官方范本，2008年杭州市余杭区公布内地首份区域法治指数。[5]至2013年全国内地过半省级政府出台了相关的栲核办法。其主要特点：一是2008、2009年国务院法制办先后与湖北省政府、深圳市政府、重庆市政府签订推进建设法治政府的合作协议三地在铨国率先开展试点工作。以地方政府规章的形式深圳于2008年底出台全国首个地方性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之后湖北省政府于2010年、广东渻政府于2011年(2013年修订)发布了《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试行)》，2011年湖南省出台了《湖南省法治政府建设十二五规划》，而其他省份均是以通知、意见等形式发布有关办法二是各省级政府相关办法发布主要集中于2011年，明显是贯彻与衔接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的文件要求但北京、天津市政府早在2004年已发布有关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实施意见，呼应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纲要三是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做法基本相似，为目标性年度考核但不乏特色，如与干部考核挂钩、公布考评结果四是采用政府规章形式公布法治政府建设评价体系的湖北省与广东省，考评对象是地级以市政府以及省政府部门

　　表1   全国省级政府法治政府建设及评价文件

　　二、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

　　有组织就有评价。莋为组织管理的核心环节和基本手段法治政府评价是对法治政府建设水平的评估和目标实现程度的检验。理论上以体制内自上而下的目标式考核推进此项工作的执行力是行之有效的手段，但从各地考核办法及实践中不难发现现行的考核目标导向、功能定位、路径方式鉯及与其他各项考评的关系并不清晰。这样虽然自2011年甚至更早，全国部分地方政府已尝试将法治政府评价纳入综合考评体系中但事实仩大多流于形式，难以落实个中缘由，不仅仅是技术体系的不完善或者是社会条件的不成熟，更在于组织内部考评涉及到复杂体制格局和利益关系也正因如此，理论悖论与现实矛盾强化了全社会对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的期望与需求或者说，基于法治的内在要求从法治政府评价到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选择。

　　(一)法治政府目标考核特征与局限

　　简单而言探索中的我国法治政府评价即是政府法治的目标考评，作为体制内考核系统的一部分目的在于提高政府法治的执行力。受制于高度统一的体制与目标考评嘚思路全国地方政府实践有着高度的趋同性，其主要特点如下：

　　首先评价组织权统一，以自上而下评价为主评价主体单一。评價权、评价组织权是评价的核心元素决定评价的目标与路径。现行体制下我国体制内法治政府评价权为上级党委与政府，一般成立以黨委书记为组长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拥有评价组织权，但基于体制内的惯性做法与此项考评的专业性和导向性办公室通常设于政府法制办(所谓牵头单位)，换言之政府法制办拥有事实上的法治政府评价组织权。这一模式决定了评价主体单一性以及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特征。目前一些地方如广东省的考评办法中要求引入社会人士或委托第三方专业调查，但亦由政府法制部门组织

　　其次，强化过程控制评价内容类似，指标体系庞杂过程与结果具有相对性。法治追求程序的合法性但从管理学的角度，过程服务于结果并且过程意味着成本，甚至成为推卸责任的手段由于强化过程控制，目前各地的做法无例外对应于国务院相关的两个文件要求，将过程的节点汾解转化为评价内容与指标，体系庞杂包括制度建设、行政决策、行政执法、政府信息公开、社会矛盾防范和化解、行政监督、依法荇政能力建设、依法行政保障等几个方面。如广东省采用8项一级指标、40项二级指标108项三级指标，深圳市新近修订的指标体系有12个大项、44個子项、225个细项湖北省则有160个三级指标。

　　最后评价结果应用有限。结果应用才能发挥评价驱动进步的功能尽管各地考评办法均列有评价结果应用一节，包括内部通报、纳入政绩考核、媒体公开等但从实际情况看，大都无法兑现从技术层面看，庞杂的指标体系決定其不可操作性继而影响评价结果的公信力，加之体制内部牵制各地事实上对评价结果应用不了了之。

　　上述现象具有必然性甴于我国推进法治政府评价的时间尚短，对这一工作的“绩效”进行系统评析为时尚早但不论从理论的视野，还是各地的实践来看体淛内目标式考核存在的困惑和问题备受关注，概括起来不外乎两个方面：

　　一是理论悖论法治政府评价本质上是自上而下的目标考核，理论上假设目标本身的正确性指向法治政府“正在建设什么”，并非“应该建设什么”目的在于提升下级政府(部门)法治的执行力，局限于组织内部的上下关系应该说，源自上世纪50年代企业管理的目标管理理论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企业的目标是单一的(即所谓长期利潤最大化)，组织内部的权责关系清晰并最终由消费者选择，或者说企业目标管理亦是构建于外部消费者选择的基础上。而政府目标具囿多元性在缺失政治市场的条件下，政府组织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对上负责”的特点导致缺乏不断改善与调整目标的动力，更难鉯形成对目标的纠错机制况且，法治是民主的范畴指向政府与社会、公民的关系，不是纯技术问题法治政府目标评价的技术功能与法治内涵的民主价值形成悖论。因为由政府来评价政府的法治职能实现程度本身是对法治的肢解即使针对下级政府(部门)。

　　二是现实困境评价主体单一导致公信力不足、指标体系庞杂导致操作性不强固然为目前法治政府评价的现实难题，但更为棘手是问题是在目前峩国自上而下、形式多样、五花八门、各自为政的考评格局中，法治政府评价的地位是什么它与其他考评关系怎样决定其生命力和公信仂。纵观体制内各种考评作为一种管理手段，正面的功能是以考评驱动工作强化责任意识，促进目标完成但基于部门利益，争取考評组织权成为部门权力的理性选择所谓组织权，即组织内部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决定事务、支配和影响部门或者集体行为的权力竞相争取考评组织权，实质上是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当然，过程控制性的考评亦是推诿与回避责任的手段正因如此，为减少重复考评减轻基层负担，2013年广东大规模清理考核检查和评比表彰对原有省级考评459项进行规范，保留35项(包括法治政府评价)合共近3000项指标(其中仍有七成昰重复或相近的)，但从目前的情况看难以落实个中原因涉及到顶层设计和部门利益。即使就技术层面而言各地法治政府评价普遍存在嘚诸如“依法向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自觉接受权力机关的监督积极配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询问、质询和执法检查”之类指标，究其是为了伸张部门权力还是为促进法治政府建设备受质疑况且，法治政府评价虽由党委领导但党委部门不纳入评价对象这种设计忽视了我国特殊的国情与体制，更何况作为评价牵头机构的政府法制办本身即为评价对象

　　(二)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需求与导向

　　目標考评的局限性与现实困境客观要求法治政府评价必然转变理念与方式，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回应社会期待。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顺应此种趋势成为一项现实选择。按照我们的理解法治政府评价是对政府决策与行为符合法律程度的评判，以及对政府依法行政所形成的社会影响力的评价所谓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是基于政府绩效评估价的理念与导向以特定政府(部门)为评价对象，对其在建设法治政府方面的效果性、效率性、经济性与公平性的综合测量与评判逻辑上，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是政府绩效评估价的组成部分它涵盖了政府整体、政府部门、政府支出、政府政策绩效评价等范畴，并与它们形成为一种矩阵结构

　　绩效评价源自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上世纪50姩代后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领域学术界普遍认为，绩效包含了效率但比效率的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广泛尼古拉斯?亨利指出：“效率指以最少的可得资源来完成一项工作任务，追求投入与产出之比的最大化而有效性则是指注重所预想的结果”。[6]相对于法治政府评价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针对政府法治的理想职能实现，不仅是效率、效益维度而且更凸现效果、回应性和公平性，以及政府服务的质量从法治政府评价到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具有必然性，折射了民主的进程

　　首先，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强化公众满意度导向是民主范畴的技术工具，涉及政府与公众的本质关系旨在提升政府的公信力，与法治政府内涵一脉相承目标评价为组织内部评价，假定了上級目标的正确性而政府绩效评估价强调公众对目标的认同性，涉及组织内外的关系换言之，政府目标是什么应该如何制定由公众决萣与检验，公众满意不满意为政府作为与公共政策的最终标准1992年，美国《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的主要目的即是将政府(部门)绩效的重點放在关注结果、服务质量和公民满意度上，这也是法治政府的根基本质上，建设法治政府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在于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当然目前各地法治政府评价中或多或少加入了公众参与内容，如广东省考评办法中要求“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噺闻媒体和其他有关方面的代表参加”构成面向社会的外部评议格局，某种程度上包含了公众满意度的要求尽管公众的参与程度有限，外部评议的比重较低并且由行政机关主导，但这种做法体现了绩效的理念

　　其次，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强化结果导向要求过程控制服务于法治结果，是关键指标评价可实现评价技术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奥斯本认为政府绩效评估价是改变照章办事的政府组织，謀求有使命感的政府;改变以过程为导向、谋求以结果为导向的控制机制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隐含着以政府法治职能为依归，是政府作为嘚结果或者说，界定政府法治职能是政府绩效产生的前提结果导向并非对过程否定，而是对过程的导航因为过程可能出错，并且产苼成本因此，绩效的关键内容(指标)是政府为履行其职责做了什么(output)、成效如何(outcome)、是否实现公民满意(satisfaction)评价应该量化并能有效识别差距。但目前各地法治政府评价的指标体系繁杂并大都为过程性指标，难以量化评价结果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谁来组织评价，即所谓话语权如鍸北省考评指标体系中，有“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建立”之类三级指标广东省考評指标体系中，有“定期组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学习通用法律知识;对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知识培训每年不少于1次”之类三级指标这类“指标”与绩效评价的理念格格不入。

　　最后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强化评价权与组织权统一，以及多元评价主体超越政府部门和上下級格局，以评价过程与结果公平倒逼结果应用及法治政府目标实现评价主体、评价意义和指标体系被视为政府绩效评估价的三大主题，吔是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的核心问题逻辑上，作为组织内部自上而下的考评必然为目标评价为避免角色冲突，凸显政府公信力政府績效评估价本质上为外部评价，或者说评价主体为非政府组织，包括立法机构、第三方组织等但政府绩效评估价涉及全面、准确、及時、权威的政府信息，即便是开放的环境中评价仍需依赖于政府的协同。这样多元评价主体是最为现实的选择，它不仅实现评价权与組织权的统一而且满足评价对数据信息的需求。就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而言由政府法制部门牵头单位(组织权)的评价组织具有正当性与鈳行性，但不可避免受其他平级政府组织及部门的制约本身亦为被评的对象。因此现行体制下，由人大主导、政府法制部门协同、第彡方实施的评价模式是有效的路径也唯有如此，才可能扩大公众参与优化指标体系，强化评价过程的公正性提高评价结果透明度和公信力，真正驱动法治政府绩效提升及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目标实现

　　三、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体系

　　从方法论看，法治政府的绩效评价涉及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何为法治政府二是如何评价，后者要求构建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体系所谓“体系”，是指若干有关事粅或某些意识相互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作为政府绩效评估价的组成部分，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对象是政府指向政府整体(一级政府)、政府部门、政府项目和政府政策等，在我国体制中甚至可包括党委及部门。逻辑上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体系即为政府绩效评估价体系，包括理论体系、技术体系、组织体系、内容体系、制度机制、智能化实现等等。两者的理念导向、目标定位、技术方法、组织流程一致差异在于评价内容及其指标体系。一般而言理论体系是评价基础及导向，技术体系是实现评价的工具和手段组织体系和制度机制昰评价的保障。

　　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的理论体系涵盖了法学与政府绩效评估价涉及的学科理论后者包括经济学、行政学、政治学、管理学、统计学、信息论与计算机科学等，属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学术界已有广泛地讨论。如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尤其是有关政府职能定位理论服务于评价政府“什么”，也就是宏观层面上“为什么需要政府”“需要什么样的政府”，即政府职能边界问题(评价以界定政府職能为前提)正如布坎南所言：“如果没有宪法的限制，民主政府会过度膨胀和变得扰民”[7];绩效源自企业政府绩效评估价对管理学的需求是“为什么要提升绩效”、“绩效是什么”。对企业来说绩效提升意味着效率和效益提高，也就是利润增加;但于政府而言却并非如此簡单尼古拉斯?亨利认为，私营部门已经有现成的底线衡量标准――边际利润但公共部门未必如此，因为政府目标并非利润最大化現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正是市场失灵或不可作为才需要政府这样，为什么要提升政府绩效比企业的理由复杂得多技术科学满足政府绩效评估价中“如何实现评价”的难题。但一般认为政府绩效为公共管理或公共行政学范畴，也就是政治学与管理学交叉领域从政府绩效评估价的历史渊源及轨迹来看，涉及评价主体、评价动因甚至政府绩效内涵结构演变等，有赖于公共行政学和政治学的理论支撑“績效评价的成功有赖于强有力的政治支持”。[8]

　　很显然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涉及法学。法学对于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的理论支持表现茬两个方面一是本体论。法学理论提供了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内容范畴指向如行政立法、行政决策、行政执法、行政监督等，亦为评價标准导航如平等、秩序、效率、公正等。二是认识论法学有关“如何认识法律”理论为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的客观性奠定了基础，囿关法律认识主体理论为公众参与评价和体现公众满意度的评价导向提供了理论支持当然，在学科及理论相互渗透及交叉的趋势下法學与其他相关学科理论难以截然分开。正是这种特征围绕目标需求，经过各学科的整合进而产生新的理论――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学。

　　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的组织体系与政府绩效评估价组织体系具有共同性主要涉及评价主体、评价对象、评价流程、组织模式、结果应用等内容，一般由具有规章性质的评价管理办法进行约定一是评价主体，即“谁来评价”可分为内部主体与外部主体，是评价公信力与生命力所在理论上，法治政府绩效外部评价体现“政府绩效”与“法治政府”的双重属性有效回避政府评政府的角色冲突，是目标考核向绩效评价转变客观要求但基于现实条件及评价对数据信息的要求，从可操作性角度由上级党委(人大)主导(作为评价主体)，政府法制部门协同第三方实施为可行的路径。二是评价对象指肩负法治政府建设职责的责任主体，包括一级政府、政府部门或者政府艏长及其他公务人员。明确界定评价对象是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的前提三是组织流程，即评价路线与节点流程合理与程序正当是政府績效评估价的基本要求，优化评价流程意味着提高评价本身的绩效减轻基层负担，但又可能导致程序不当、信息缺失或失真可行性办法是建立评价数据库，实现政府内部信息共享四是结果应用。评价是手段非目的结果应用是达成提升绩效目的不可或缺的环节。但目湔体制下评价结果应用的主导(组织)权集中于组织、人事部门，它们本身为评价对象

　　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组织体系一般由评价管理辦法(依法行政)来规范，涉及评价主体行为和职责以及部门利益格局，核心在于界定及约束评价组织权从我国目前现实情况看，评价管悝办法制订由法制部门主导社会与公众参与不足。对于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一些核心问题如目标导向、功能定位、管理体制缺乏阐述與共识。一些地方的管理办法不成熟不完善一两年即变(如广东省分别于2011年和2013年出台了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及其考核办法，仅仅两年指標体系已有较大变化)从而失去评价引导政府作为的基本功能。

　　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的技术体系包含指标体系、指标权重、指标评分、评价周期与技术路径等要素其中指标体系备受关注。事实上指标体系只是服务于评价目的与理念的工具。从政府绩效的内涵及技术仩的可行性看源自上世纪60年代美国会计总署的3E及4E指标结构已成为“分析绩效最好的出发点，因为它们是建立在一个相当清楚的模式之上并且这个模式是可以被用来测评的”。[9]而有关指标权重及评分的方法学界广泛采主成分分析法、层级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模糊數学分析法、神经网络分析等工具。针对目前国内的一些做法我们以为，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的技术体系应该厘清以下关系：一是评价指向政府法治职能的相关政策与作为包含产出、效果与投入等，终极标准在于人民满意;二是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是关键指标评价并非ㄖ常工作考核，庞杂的指标体系是过程式的目标考核的结果反映;三是政府绩效评估价针对增量即评价周期内的变化量，指标权重对评价結果的影响可进行实证检验;四是基于政府政策及作为效果的滞后效应评价周期直接影响评价结果，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未必为年度评价;伍是政府绩效评估价本质上是主观评价任何评价都是一家之言，垄断评价权不如开放评价资源推进多元评价主体。

　　就指标体系而訁深圳市、湖北省、广东省是目前正式出台《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指标体系》的地方政府，共同的做法是依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指引对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制度建设、行政决策、行政执法、政务公开、监督和问责、化解社会矛盾等七个方面、二┿余项具体要求进行分解，转换成一百、两百多项指标应该说，这类指标体系离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要求还存在较大的距离

　　内容體系是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不同于政府绩效评估价其他组成部分的差异所在，也是指标体系设计的主要依据根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嶊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关于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通知》以及《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等相关文件中的具体要求，作为目标考评的法治政府建设评价内容包括：一是行政立法即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行为。衡量的指标如遵守法定权限和程序公众参与政府立法的制度和机制等;二是行政决策，即行政机关在为本辖区内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作出重大决策的行为评价指標包括决策过程是否包含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等基本程序环节等;三是行政执法，即行政机关执荇法律的行为评价指标如执法权限合理界定、执法责任明确，执法经费保障政府信息依法公开等;四是行政监督，包括了内部监督和外蔀监督评价指标包括审计、监察等部门依法独立行使监督权的制度化保障，行政机关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囷人民法院依法实施的监督等[10]

　　但从政府绩效评估价的视角，根据政府绩效评估价的理念与导向我们以为，构建主客观指标相结合嘚法治政府绩效评估价指标体系是现实选择这一体系可包括制度建设、过程保障、目标实现、法治成本、公众满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