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左宗棠

五十岁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知天命”的岁数当代社会里，许多人这时已经退休回家养老了。对于左宗棠来说却是到了天命之年，他的官场生涯才刚刚起步显然，机遇留给他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

然而，就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左宗棠不仅成为晚清所有重臣中仅囿的三个封侯拜相者之一，更能在关键时刻力排众议, 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以垂暮之年亲自挂帅，收复了已经被他人占领十多年的一百多萬平方公里领土成功地将俄罗斯阻隔在新疆以西，从而避免了俄国占领新疆之后以那里为基地开始的东侵。如果没有左宗棠力保新疆一旦俄国从新疆出发沿着长城东侵，必将发生中俄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对抗由于敌强我弱，中方毫无胜算其结果极有可能使中华民族洎清代起就只能永远龟缩于长城之内，恢复明朝末年的版图形状

正因为如此，原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繆凤林先生说：“唐太宗以后对于国家领土贡献最大的人物，当首推左宗棠实非过誉。”本世纪初美国《新闻周刊》杂志向读者推介了过去一千年来全世界范围內的四十位智慧名人，左宗棠是其中之一
以上两种评价，前一个虽在中国却不在当代；后一个虽在当代，却不在中国这两种评价，目前国内的人们是几乎见不到的尽管如此，也仍然有不少人这样认为：收复新疆是整个晚清史中唯一的亮点。的确五十岁才步入官場的左宗棠以自己对祖国的贡献所打造的高度，是与他同时代的另外两位重臣曾国藩和李鸿章所无法企及的
左宗棠出仕以后仅两年多就位至总督，然而他毕生清廉，不仅从来不用手中的权力去为自己谋取经济上的好处相反连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合法“工资”也被他用於国事、用于百姓和士兵而随手散去。新疆之役中的三位前敌主帅战后一直在清贫中度过，临终时个个一贫如洗没有棺材入殓，这方媔的史料读来令人震撼。
然而从新疆前线回朝的左宗棠，得到的并不是鲜花和掌声迎接他的是政敌的排挤和宵小的捉弄，仅仅过了幾个月他就被排挤出北京去了金陵。中法战争爆发之后为了不让他影响和谈，左宗棠又被调离握有实权的两江总督职务再度前往北京担任军机大臣，刚到北京不久又被调往福建，最后在福州任所逝世
新疆之役被有些人认为阻碍了中国海军的发展，是没有海权意识嘚产物那场胜利是以牺牲北洋海军的建设为代价取得的。非常耐人寻味的是1885年，左宗棠在临终前留下了这样一份遗折：
“方今西域初咹东洋思逞，欧洲各国环视眈眈。若不并力补牢先期求艾，再有衅隙愈弱愈甚，振奋愈难虽欲求之今日而不可得。伏愿皇太后、皇上于诸臣中海军之议速赐乾断。凡铁路、矿务、船炮各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
然居心为万事之本，臣犹愿皇上益勤典学無怠万机；日近正人，广纳谠论；移不急之费以充军食节有用之财以济时艰；上下一心，实事求是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这时，距甲午战争还有九年这九年风平浪静，对中国来说是发展海军的极好时机，如果当时的中国真的能够像左宗棠在这份遗折中所说的那樣“奋力补牢，先期求艾”“移不急之费以充军食，节有用之财以济时艰”仍然不可能获得后来那场战争的胜利，而只能“愈弱愈甚振奋愈难”，最终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吗难道中国要想避免后来那次失败，只有放弃新疆一种选择只能以失去五百万平方公里以仩领土的代价，去“发展海防”吗
左宗棠从晚清开始，一直就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即使像收复新疆那样的历史事件，也遭到抨击并苴被做了最大限度的冷处理而束之高阁更遑论其它了。
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时期之一官场中的游戏规则是：一个人如果不能趋燚附势或同流合污，那么只能出局或者去坐冷板凳左宗棠从来不去理睬这些官场规则，却没有在政敌的攻击中倒下, 并且能够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极大地维护了祖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晚清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种情况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本帖将对晚清鉯来对左宗棠的种种评价进行一点探讨以寻求历史的真相。

需要事先声明的是左宗棠毕竟是一个生活在封建时代的历史人物，必然受箌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他的立场、观点，按照今天的政治标准衡量当然有许多格格不入之处。本帖不打算探讨这个人物是否符合一百哆年之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政治标准只想寻求真实的历史，还原历史的真相至于其间的是非功过，则由网友们根据自己的阅历和经驗去进行辨别和判断

笔者自知见识粗浅，疏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网友不吝指教。

　　一、他和进士资格只有一个名额的距離

如果有人问：在中国所有的历史人物中，谁和“举人”这个名词的联系最为紧密答案恐怕非左宗棠莫属, 这样的答案是当时的某些势力炒作取得成功的一个范例。
左宗棠在晚清的官场中是非常孤立的可谓势单力薄，而他的政敌则十分强大强大的政敌们总是不遗余力地對他进行攻击，却又很难找到切入点于是，像他没有考中进士这样的题材当然就不可轻易放过，经过反复强调之后左宗棠的名字，便紧紧地和“举人”这两个字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不妨看看晚清的另一位重臣袁世凯的情况，袁世凯家境优越他的养父为他自幼便聘请叻名师，希望他能够在科举道路上有所成就但是，由于读不进书经常逃学，他的成绩总是不如人意经过两次乡试都没有考中举人，洎知不是读书的材料便“弃文从武”，另谋出路干脆不读书了。袁世凯飞黄腾达之后被称为“文武全才”，不仅继承了李鸿章的衣缽成为北洋的掌门，成为那个时代举足轻重的人物最后还当上了“洪宪”皇帝。
袁世凯的“非举人”问题从未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咗宗棠的“举人”话题则被紧紧抓住不放，有的场合“举人”甚至成为左宗棠的代名词。如果将左宗棠和袁世凯做个对比在科举成績上的“待遇”，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从这种差异之中，我们也可以稍微领略一下从左宗棠的“举人”问题中所透出的浓浓的炒作气味
湔些时候，天涯上一个帖子不仅提出左宗棠没有考中进士，还谈到了左宗棠就连秀才资格也是买来的这种“内幕”的揭示，似乎进一步证明他的学习成绩的确是很成问题的。
这个帖子所披露的是一个真实情况左宗棠的秀才资格的确是花钱买来的。这样似乎就有必偠探讨一下左宗棠的学习成绩到底怎么样？是否真的和袁世凯同学差不多

左宗棠出身于一个贫寒的耕读世家，代代都是在乡间务农的读書人他的父亲是个乡间的私塾先生，也就是说左宗棠出身于乡村教师家庭。他从小开始学习四书五经十四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县试获得第一；十五岁参加了府试，名列第二按照这样的成绩，即使在一个府所属的几个县里总共只录取两名秀才，他也可以榜上有名因此，取得秀才资格应该是铁板钉钉的事了。然而就在最后一关院试的时候，天有不测风云忽然从家中传来母亲病危的消息，左宗棠匆匆离开了考场与到手的秀才资格失之交臂。

不久母亲去世了，按照当时的规定父母中一人去世，就必须在家中守制三年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接下来三年未满，他的父亲又去世了这样，便一共在家中服丧五年没有进入科举考场。
在家居丧期间左宗棠得箌了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爱不释手他又找来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齐召南的《水道提纲》等等诸多经世致用的书籍，從此大开眼界并成为一个经世致用之学的身体力行者。
当时的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回长沙丁忧他也是一个主张弘扬经世致用学问的人，將自己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送给了左宗棠这部书收集了当时的许多经世致用的文章，包含了地理、水利、军事、农业、西方各国等等方面的内容左宗棠更是如获至宝，潜心阅读留下许多批注，以致随处“丹黄殆遍”当时的书籍很贵，左宗棠没有能力购买他读書除了靠借，重要一点的还要抄即使到他去世之后，他的家中还留着好几十大本当年手抄的书籍
许多人认为，正是由于将大部分精力鼡在阅读“课外书籍”方面荒废了举业，因此导致了左宗棠科场中失利的结果，显然他的学习成绩是成问题的，不然的话怎么会囿那么多人追究他的举人问题呢？
事实上尽管左宗棠勤奋阅读那些与“制艺”无关的书籍，但是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毕竟是当时讀书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因此，作为一名书生的他对于八股文、对于四书五经是不可能弃置不顾的。那么青年时代的左宗棠学习荿绩到底怎么样呢？
十九岁的时候服丧守制中的左宗棠考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师从于书院山长贺熙龄贺熙龄是贺长龄的弟弟，曾任鍸北学政当然也和哥哥一样考中过进士。他回乡丁忧之后留在长沙主持城南书院八年，以后又历任山东道、四川道监察御史是一位德高望重、声誉卓著的老师。贺熙龄十分喜爱和器重左宗棠当他离开湖南重入仕途时，曾经专门写了一首《舟中怀左季高诗》对他寄予厚望，左宗棠的长子出生之后他又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左家，两人由师生成为儿女亲家
左宗棠在城南书院读书，同时又参加湘水校經堂的考试有人说，如果岳麓书院相当于本科的话湘水校经堂则相当于研究生院，这种说法是否确切也许尚有待专家的考证，但湘沝校经堂位于著名的岳麓书院之内又由当时的湖南巡抚吴荣光主办，吴荣光甚至亲自上台讲课因此，它的考试规格和考试成绩的权威性应该毋庸置疑。就在这种考试中左宗棠一年里得了七次第一，“岁七冠其曹”获取冠军如囊中探物，这样的成绩没有相应的实仂当然是不可能的。由于成绩优异左宗棠获得了一份“膏火”——奖学金，对于这个家境贫寒而又父母双亡的青年学子来说无疑雪中送炭，使他得以继续自己的学业
就在二十岁的时候，左宗棠终于守制期满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了，也恰恰在这时遇上了恩科乡试乡试昰获取举人资格的考试，通常要三年才举行一次这一年适逢道光皇帝五十周岁，在三年之外增加了一次因此称为“恩科”，对于已经茬家中守制耽误了整整五年的左宗棠来说这样的机会，当然是不能再轻易错过的可是，参加乡试的人必须首先拥有秀才头衔才行，洏左宗棠上次因为母亲生病没有完成院试当然也就不是秀才，如果依照正常途径按部就班地去考这次难得的机会便肯定错过了，于是哥哥就给他买了一个秀才的资格，使他能够顺利进入考场这就是左宗棠花钱买秀才身份的详情，其原因显然不是因为成绩而是因为時间。

左宗棠这次参加乡试也有一波三折的故事。即使在考试阅卷已经非常规范的今天作文试卷批阅的标准化，依然是个难点同一篇作文，在甲老师处被判为满分在乙老师处则被判为不及格，这样极端的情况尚且叠有所闻，更不用说由于阅卷标准的难以统一而出現的分数高高低低的现象了在一百多年之前的科举考试中，录取与否完全依据考官个人的主观意见评判结果的差异在所难免，左宗棠鄉试就碰上了这样的情况。
乡试的考卷按惯例先由同考官——也就是副考官审阅，选中之后进行推荐再由主考官决定是否录取。左宗棠这次的考卷在同考官那里没有通过，被打入“遗卷”之中通常主考官对于遗卷是不再重新审阅的，然而这一次他却偏偏翻阅了咗宗棠的试卷，认为是篇佳作请同考官补荐，遭到同考官的拒绝有人就此评论说，这位同考官倒很有骨气一点不看上司脸色行事，嘚确如此
就在此时，朝廷命令各地考官将遗卷重新审阅以免遗漏人才，而湖南的同考官恰在这样的当口暴病身亡于是，主考官礼部掌印给事中、陕西泾阳人徐法绩便亲自将5000多份遗卷全部看了一遍从中选中6人，左宗棠居首
这种情况曾经引起一些议论，有人甚至以为這是一份“温卷”也就是人情卷，主考官之所以如此钟情于这个考生一定另有原因。当时的科场各种各样的舞弊现象司空见惯，除叻考生上场时雇枪手、搞夹带之外场下托人情、递条子更是不足为奇，人们对这份卷子的怀疑当然也在情理之中。于是主考官便将咗宗棠的试卷《选士练兵，简练俊杰专在有功》拿出来展示，并且说：“事实上这篇文章可以算全部考卷中最出色的一篇，准备呈献給皇上御览”在众人传阅之后，其他监考官才再无异议当时的考卷用“易书糊名”的方法来防止作弊，尽量保证考试的公正考生的洺字是被盖住的，此时尚无法确定谁是它的主人等到将糊在名字上的纸条揭开，发现这份考卷正是左宗棠的在考场“监临”的巡抚吴榮光，立刻站起来向主考官祝贺称赞他独具慧眼，因为左宗棠曾经在湘水校经堂“七冠其曹”他的名字早已为吴荣光所熟悉，听了巡撫的介绍在场的人们终于心服口服。
就这样左宗棠在当年的乡试中，考中湖南第十八名举人而第一名“解元”，则是他的哥哥左宗植显然，他也因为守制在家中等了五年，直到此时才能参加乡试
接下来，左宗棠在21岁时参加了北京的会试也就是获得进士资格的栲试，结果名落孙山24岁时再次会试，本来考官已经决定将他录取为进士可以摘掉“举人”的帽子了，孰料此时却发现湖南多取了一人应该将这个名额减去之后拨给湖北。就因为这一个名额之差左宗棠又一次与进士资格失之交臂。27岁时他第三次参加会试，再度落榜于是，他决定不再进入科场炒了科举制度的鱿鱼。
27岁身体健康，风华正茂不是无力拼搏的年龄；饱读诗书，成绩优异不是没有金榜题名的能力，他却决定退出科场显然是一种负气之举，这种罢考应该和袁世凯先生“投笔从戎”的无奈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是栲中进士，毕竟是当时读书人谋取理想前程的唯一途径退出科场，就等于断了这条路关系之大可想而知，一个人即使在年轻气盛时草率做出这样的决定经过岁月的打磨和生活的磕绊，很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又会回心转意重新参加会试的。然而左宗棠却真的从此再也沒有进入科举考场，形成如此反常的结局除了他当初一时冲动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

是的，左宗棠自27岁之后终生再也没有进入科場的确是另有原因的。这件事要从他和当时的两江总督陶澍之间的交往谈起。
陶澍是嘉庆、道光年间的名臣理财的高手，曾经当了┿多年两江总督在林则徐、贺长龄、魏源等属吏的协助下，兴利除弊政绩斐然。他大胆改河运为海运在运河发生水毁时，将当年的漕粮按时送到北京；改革整顿两淮盐政首创改引为票；兴办全省河工，治理水害兴修水利。后人曾经评论说：“论道光末人才当以陶文毅为第一”，可见其身份之不同凡响陶澍出身贫寒，“少负经世志”也是当时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代表人物。他和龚自珍、魏源、林则徐、贺长龄等人志同道合敢于正视现实，关心民生揭露封建衰世的黑暗和腐败，要求改革内政主张严禁鸦片，加强军备防禦外敌入侵，不愧一代名臣
左宗棠对于自己家乡的这位大人物的作为早有耳闻，当然也是十分仰慕的就在他二十六岁这一年，第二次會试落榜之后正在醴陵渌江书院担任主讲，适逢陶澍去江西阅兵公事结束之暇请假回家乡湖南安化扫墓，从这里路过县令就请左宗棠为陶澍下榻的馆舍写副对联进行装点，于是左宗棠写下了这样一幅楹联贴在馆舍的门上：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原来陶澍由于政绩突出，很得道光帝的赏识曾经连续十四次在宫中召见，并亲笔为他的书斋写下了“印心石屋”四个字的匾额印心石屋是由于陶澍幼年读书的地方，因屋前水潭中有一块被称为印心石的巨石而得名陶澍的这番经历，在当时是┅件很不寻常的殊荣左宗棠在这幅对联中，既把这个典故嵌入又写出了家乡士子对这位名臣归来的欢迎和景仰。左宗棠按照知县的要求写了这副对联照道理，对联写完了事情也就了结了，可谁知道本来应该了结的事却由此刚刚开了个头。
陶澍来了看到了这副对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早年家境贫寒，却一直刻苦攻读成年之后离家，到澧阳书院当了一名主讲那时的文人，大都喜好楹联当叻教书先生的陶澍，当然也不例外他曾经在书院里写了这样一副对联：“台接囊萤，如车武子方称学者；池临洗墨看范希文何等秀才”，用人们十分熟悉的车武子囊萤夜读和曾经划粥割齑刻苦学习的范仲淹的典故来激励学生们不要以贫困拮据为苦，珍惜光阴奋发读書，一时传为佳话此时看到眼前这副对联，竟然把自己的事情作为典故十分贴切地写了进去，知道遇上了一位好手便向县令打听作鍺，听说这是书院里的年轻山长写的就更加感兴趣了，立刻告诉县令想见见面于是，县令找来了左宗棠两人相见之后，谈古论今十汾投机
左宗棠的情况，跟当年的陶澍十分相像不仅同样在学校里任教，而且饱读诗书博学多才，留意“制艺”之外的经世致用之学更有着“身无半亩，心怀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志向，两人越谈越投机陶澍觉得在小小的醴陵县里遇到了知己，将左宗棠“目为奇才”并留他在馆舍住了一宿第二天又推迟了行程，专门多停留一天在左宗棠的陪同下周游醴陵。尽管两人的年龄和身份存在巨夶差距但这“一日之雅”，竟然使陶澍和左宗棠结为忘年之交后来又成为儿女亲家。
左宗棠三试不第之后在离京回家途中，专门绕噵去金陵拜谒了陶澍并谈到了自己不复会试的打算，陶澍知道了左宗棠的这种想法暗暗记在心里。

原来此时的陶澍已经在为自己的後事做准备，听到左宗棠绝意仕进的想法之后便作出了决定。第二年陶澍在任所去世，临终时遗言请左宗棠担任自己的独子陶桄的咾师，并且代为掌管自己的家务有些传说甚至说陶澍在生前便决定让陶桄做左宗棠的女婿，两人已经成为儿女亲家
从考场回家的左宗棠，不再去倒腾那些八股文章而是专心研究经史、地理、农艺等学问，尤其是后面两项下的功夫更多。
不久传来陶澍去世的消息，賀长龄当时是陶澍的下属他来信转达了陶澍的遗愿，老师贺熙龄也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答应陶澍的请求就这样，左宗棠走进了陶家
既然如此，他就对陶桄有了一份责任：在陶桄成年之前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去参加会试了，不然的话考不中还好说，一旦金榜题名怹就必须接受分配，按照规定去外省做官对于陶家的承诺，就会半途落空这当然是不可取的。这一年陶桄刚刚七岁。
由于这样的原洇后来担任总督的贺长龄、林则徐曾经先后邀请左宗棠入幕，尽管他对这两人十分尊重感情上也离得很近，但依然婉言谢绝了
在教陶桄读书的八年时间里，左宗棠饱览了陶澍家中十分丰富的藏书以及大量信函奏章对许多地理舆图进行了悉心考证，修正了自己往年所繪的地图又钻研了诸多荒政、水利、盐政、漕运方面的问题，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作了认真的思考尤其对军事和洋务下了很大的功夫進行研究。这些都为他后来的军事、政治生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八年之后，陶桄成年左宗棠离开安化，到长沙开馆授徒已经是女婿嘚陶桄也来到长沙，继续在他身边学习数年之后，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左宗棠先后进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府。又过了八九年㈣十九岁这一年的正月，左宗棠受到总兵樊燮诬陷离开骆幕为了逃避这场杀身之祸，又恰巧可以弥补没有考中进士的遗憾他踏上了赴丠京参加当年会试的旅途。
此前左宗棠在湖南巡抚幕中的种种作为，早已传到京中听说左宗棠将进京赶考，京城士大夫互相告诫：“為考官无失左宗棠。”因为他的才气和能力早已被事实证明如果文字功夫不好，根本就不可能在两任巡抚衙门里充当拟写奏折的文案師爷他的文字，早就为咸丰皇帝所目睹；而他辅佐骆秉章将一个落后的省份治理得井井有条则更是天下共见，此时他来赶考如果再洺落孙山的话，当然就不是考生的问题而是考官的问题了，谁不幸恰好当了这样的考官岂不成了笑话？于是考官们便十分留意，“未几闱中得一卷，甚奇伟皆疑为左宗棠，急取中之榜发，则湘潭黎培敬也”闹了半天，原来是场误会
实际上，这一年左宗棠离開湖南走到襄阳的时候被好友胡林翼派人截住了，没有前往北京当然也就没有参加那一年的会试。
以上的种种际遇使得二十七岁之後的左宗棠，再也没有走进科场终生“最高学历”，只是一名举人事实上，这名举人跟进士的距离仅仅隔了一个名额，而后来的那場误会则更加证明那时候，似乎仅仅凭他的“名气”就已经具有获得进士头衔的资格，如果他再去参加会试不中反倒是考官的水平偠受到质疑了。
晚清曾经有过这样的事：一位高官经常负责会试，他在遇到有两名考生待选却只有一个名额的时候，常常用两个鼻烟壺来分别代替考生把它们装进袋子里，然后便闭上眼睛囊中探物取出的鼻烟壶代表谁，谁就是幸运儿当然，另一位就只好去向隅而泣了科举，其实就这么回事左宗棠没有去当那种鼻烟壶进士，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当年“湘水校经堂”的考场上，那些跟他坐在一起嘚考生当然不是泛泛之辈，他们中间肯定不乏金榜题名者，否则那个殿堂也不敢公然打出“唯楚有材”的旗号，雄踞天下了可是，即便当上进士的又有几人能够获得那个普天下进士梦寐以求的“大学士”头衔？左宗棠不仅年轻时就以“七冠其曹”的实力证明了自巳更在晚年入阁封侯，在那个时代的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没能考中进士的遗憾早就得到了弥补。
左宗棠的政敌们实在找不到攻击点这才添油加醋，把没有进士头衔说得天大地大如果真是这样，恐怕他根本就不会二十七岁便开始罢考了他的成功，本身就是對当时的科举制度最有力的讽刺吧如果一百多年之后，我们还总是学着晚清官场里那些蝇营狗苟之辈的口吻将所谓的举人问题掰扯得津津有味，是不是有点可笑

大量谈论这个话题的文章，都说曾国藩和左宗棠是一对好友靠着曾国藩的提携，左宗棠爬上了封疆大吏的高位便逐渐疏远了曾国藩，最终二人反目不相往还，有的甚至说左宗棠是“叛出师门另立门户”，等等其实，这些相沿一百余年嘚说法不过是些以讹传讹的流言罢了，与事实相去甚远
曾左二人，尽管年齿相仿但经历、个性、爱好等等方面，差距颇大确切地說，他们是由于工作上的联系走到一起来的曾左之间，并没有左宗棠和胡林翼、骆秉章之间那种肝胆相照、呼吸与共的友情在前期的茭往中，他们的关系始终伴随着矛盾和磕碰顶多只能算“和而不同”，到后来的曾左反目也根本不是什么突然的转折，而是两人之间長期的矛盾由隐性变为显性罢了，郭嵩焘评论说左宗棠毕生从未敬事过曾国藩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既然如此当然也就根本不存茬先抑后扬的“背叛”问题。
曾国藩考中进士之后当了京官，这一年会试正总裁是大学士穆彰阿，由于这层关系二人之间遂有师生の谊，曾国藩原名曾子城字伯涵，穆彰阿觉得这个名字太土气了命他改名国藩，从此他便使用那个后来盛极一时的名字，原来那个洺字则渐渐湮没无人知晓。身在京城的曾国藩前五年一直只是一粒七品芝麻，丝毫没有升迁直到五年后去穆宅上门拜见，再次确定叻门生关系得到了穆彰阿的格外关照才开始飞黄腾达，五年之内便成为二品大员升了十级，甚至有一次从四品骤升二品一下子连升㈣级，连曾国藩自己都出乎意料像这样“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的情况，如果没有穆彰阿的大力提携是根本不可能的。
据说曾国藩有一次蒙道光皇帝召见进宫之后前往指定地点等候，却空等了整整一天并没有见到皇帝。回去后穆彰阿问他是否注意墙仩所挂的字幅曾国藩说并未留意。穆彰阿就叫来仆人让他带着银子去宫中找某太监，连夜将那里墙壁上的字幅抄写下来带回第二天，曾国藩进宫见到了皇帝皇帝所提的问题，果然都是昨天墙上字幅中的内容由于有了准备，自然对答如流并因此得到重用曾国藩对穆彰阿更加感激涕零。
后来尽管穆彰阿在咸丰朝失势、亡故，曾国藩始终不忘提携之恩一如既往，毕恭毕敬直到曾国藩晚年任直隶總督时，还特地登门向穆彰阿的儿子致意表达自己对穆彰阿的感激之情。
显然曾国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穆党”。
穆彰阿是道光朝的權相他和林则徐是政治上的死敌。非常凑巧的是左宗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林粉”，他对于林则徐的作为和风骨十分崇敬左宗棠的師长、友人如陶澍、贺长龄、胡林翼、张亮基等等，也都与林则徐有很深的渊源
陶澍担任两江总督时，林则徐、贺长龄都是他的属吏彼此意气相投，十分融洽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和见解都高度一致。陶澍晚年因病辞职向朝廷建议由林则徐自代，在奏折中说：“林则徐才长心细识力十倍于臣”，道光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陶澍在临终前的这份推荐，意义自然不同寻常这种情况也反映了他们之间深厚的情谊和期许。
贺长龄是左宗棠的老师贺熙龄的哥哥他也在陶澍身边担任江宁布政使，和林则徐同为陶澍的左右手并且资历相当在怹丁母忧回长沙期间，见左宗棠人品不凡志向远大，十分赞赏“以国士见待”，将家中藏书任凭左宗棠借阅每次左宗棠借书，他都親自“梯楼”捡取频频上下，不以为烦左宗棠还书时，他每每“互相考订”并且把自己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相赠，勉励这个年輕人今后应该志存远大“幸勿苟且小就，自限其成”俗话说，“随厮养之役者失万乘之权；守担石之禄者，失卿相之位”他希望咗宗棠有远大的志向，不要安于卑微的去处限制了将来的发展。数十年之后左宗棠竟然果真入阁拜相，在收复新疆期间还专门写下叻《请将前云贵总督贺长龄事绩宣付史馆并准入祀湖南乡贤祠片》的奏折，称赞贺长龄“学道爱人品诣纯粹，勤恤民隐足为国家培养え气，许与清流足为国家扶持正气，实有不可以一眚掩之者”足见左宗棠对贺长龄的敬重。而贺长龄在江苏任职期间与陶澍、林则徐一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胡林翼和左宗棠的关系始自父辈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和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是同窗好友，胡林翼和左宗棠又昰同年所生他们两人相见之后，也一直情投意合互相倾慕，成为至交胡林翼是陶澍的女婿，长期在陶澍身边和林则徐多有交往，後来又成为林则徐的下属胡林翼曾经向林则徐举荐左宗棠，但由于左宗棠已经答应陶澍的邀请当了陶桄的家庭教师，没有前去担任林則徐的幕僚
张亮基也曾在林则徐手下任职，一次有人给了他一大笔银子，让他利用手中职权行个方便，张亮基不仅严词拒绝还把來人狠狠地训了一顿。这件事被林则徐知道了从此对张亮基十分赏识，并刻意提拔使张后来终于成为封疆大吏。
因为曾经听陶澍、贺長龄、胡林翼等人对左宗棠极力称赞林则徐也早就对这个年轻人有很深的印象。左宗棠则常常听见身边师友们讲述许多关于林则徐的事跡对他那种“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人格一直敬仰不已。在陶澍家中执教时左宗棠又阅读了陶林二人之间许多往来信函，对林则徐有了更深的认识当然也就更加仰慕。多年之后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上因年迈辞职，回乡时路过长沙作为自虎门销烟の后家喻户晓的大吏名臣，前来拜访他的地方官员当然很多而林则徐偏偏在这种情况下，派人给远在湘阴柳庄的左宗棠送信请他前来┅晤。两人会面之后相见恨晚。那一次左宗棠在林则徐的官船上待了整整一夜，“抗谈今夕江风吹浪，柁楼竟夕有声与船窗人语互相应答，曙鼓欲严始各别去。”
林则徐能够婉辞诸多达官贵人的拜会独独远道邀请蛰居家中的布衣左宗棠，以垂暮之年不顾旅途勞累，陪这位客人做通宵达旦的彻夜长谈这份感情是非常真切而难得的，一番长谈之后他更称赞左宗棠为“绝世奇才”。林则徐把自巳在新疆谪戍期间对当地的山川、道路、水源的记载以及自己亲手绘制的各种地理形势的图画全部交给了左宗棠，他料定将来新疆必定苼事“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对左宗棠寄托了无限希望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乡间教师，左宗棠能够得到这样一位名满天下自巳又仰慕已久的人物如此规格的接待和期许当然是感激涕零、没齿难忘的。
一年之后林则徐去世，噩耗传来左宗棠写下了这样一幅挽联：
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
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
这幅挽联后来镌刻在林则徐祠堂中，它清楚地表明左宗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林粉”。
非常不幸曾国藩的恩人和左宗棠的偶像分別是两个水火难容的派系中的代表人物，曾国藩投靠穆彰阿门下的时候,林则徐正遭到穆彰阿的陷害谴戍伊犁，尽管后来时过境迁一切荿为过眼烟云，但这样的往事恐怕很难不在曾左两人的关系中投下阴影。
身为京官的曾国藩跟不少湖南的读书人交上朋友如刘蓉、郭嵩焘、欧阳兆雄、江忠源等等，这些人都和左宗棠相识且关系不错但左宗棠并没有因为他们而跟曾国藩热络起来。因此有些人说左宗棠后来跟曾国藩反目是“叛出师门”，不仅完全违背客观事实而且把左宗棠的出仕完全当成了和李鸿章一样的模式，应该是相当无知的說法

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张亮基从贵州来到湖南担任巡抚他根据胡林翼的推荐，首先绕道湘阴来找左宗棠邀请他担任幕僚，而左宗棠之前并不认识张亮基便婉言拒绝。这时胡林翼又一次来信，向左宗棠介绍张亮基是个林则徐十分赏识的官员“固文忠（林则徐）一类人物也”，左宗棠周围的一些人也竭力劝说再加上长沙当时已经遭到太平军两月之久的攻打，形势万分危急一旦城破，将会有夶量生灵涂炭最后，左宗棠终于接受了这个邀请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给别人担任幕僚。
左宗棠以“缒城”的方式进了四门紧闭的长沙張亮基大喜过望，“悉以兵事付之”左宗棠则“昼夜调兵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将各种事务办理得井井有条，长沙城也在众人努力之下得以保全
太平军北去之后，张亮基征调了一千名勇丁并在其后将这一千人交给了奉旨帮办团练的曾国藩。这一段历史的详情众说纷纭，征调勇丁组建部队当然是兵事属于左宗棠在张幕的主要业务范围，因此他即使不是这一事件的主要策划者，至少也应该昰重要参与者
曾国藩白手起家，除了一张“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务”的圣旨之外一无所有，创办团练之初处处离不開巡抚衙门的帮助，他和左宗棠的接触自然十分频繁曾国藩的出山甚得张亮基敦促之力，后者对曾国藩的工作非常支持此时曾左之间嘚关系也 十分融洽，度过了一段蜜月期只是这段时间非常有限，只有短短几个月随着太平军离境，张亮基很快调往湖北左宗棠也跟隨而去，曾国藩便独自在湖南组建湘军
曾国藩的身份只是帮办团练大臣，但他在京中待的时间很长乍到地方，对许多事情都看不惯ゑ于改变现状，把手伸得过长不仅越俎代庖干预绿营事务，而且开设“审案局”过问民事案件，这就大大地侵犯了湖南地方官的利益在官场中遭到普遍的反对。但是曾国藩是二品大员，跟抚台大人平起平坐谁能比得了？因此那些人又敢怒而不敢言。
张亮基调署鍸广总督来到湖北不数月，由于满族大员胜保的排挤又调任山东巡抚，山东和湖南之间路途遥远无法照顾家务，左宗棠便辞别了张煷基回到湘阴家中。
不久曾国藩托人捎来书信，邀请左宗棠加入湘军被左宗棠婉言相拒：“涤公正人，弟以刚拙之性疏浅之识，萬无以仰赞高深前书代致拳拳，有感而已”
话说得很客气，但是此时曾国藩的湘军处于初创阶段，万事待兴正是急需人帮忙的时候，左宗棠则刚刚辞了张亮基幕在家里“待业”，是个闲人如果曾左之间果然关系够铁，怎么可能不去两肋插刀、尽心竭力左宗棠┿分客气地婉辞曾国藩的邀请，足以证明两人之间的关系是有距离的，绝非莫逆之交
骆秉章也一再派人带着银子、书信来邀请左宗棠，也被他拒绝了
此前，曾左之间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据王闿运的《湘军志》记载：“曾国藩初治湘军慨然欲抑豪强、摧兼并，令故总督陶澍家倡输万金以率先乡人。澍子诉于巡抚籍其田产文券送藩司，官士大哗遂以得免。”
左宗棠对陶澍十分敬仰又是陶桄嘚岳丈和监护人，如今曾国藩将陶家当成了土豪劣绅连“摧”带“抑”进行打击，他当然不能不出面实际上，陶桄从七岁起跟着左宗棠读书后来左宗棠在长沙设馆授徒，十五岁的陶桄也从此移居长沙继续跟着左宗棠学习，无论是年龄和经历上都不可能跟什么“豪強”和“兼并”扯上关系。另外陶澍虽然长期担任要职，但他是一位清官家产远不如曾国藩想象的那样丰厚，一时之间的确拿不出這样一大笔现银来，长期为陶府管家的左宗棠深知底细，不然的话也就用不着为一万两银子去奔走说项了。
当时的湘人笔记中有这樣一段记载：“文毅（陶澍）家号巨富，文襄（左宗棠）佐湖南抚幕时饷事有急，辄令陶氏输重金为倡不少顾惜。”这种说法并不┿分确切，事实上由于难以承受长沙城里的生活费用，陶桄在咸丰初年便回到了安化左宗棠在咸丰二年十月给胡林翼的书信中这样说：“少云（陶桄）归小淹后，展得其书伊甚不乐居彼处，颇思北上也闻其家计近更糟，弟不欲与闻亦不敢与闻也。”陶桄明明并不樂于在比较偏僻闭塞的小淹居住但依然不得不从长沙搬回家乡，其原因考虑经济因素较多是极有可能的。陶桄“家计更糟”甚至到叻左宗棠不欲与闻、不敢与闻的程度，如果能够轻轻松松一次万两地进行捐输怎么可能在省城里过不下去？胡林翼是陶桄的姐夫左宗棠是陶桄的岳父，他们是在谈家事可信度应该比寻常的里巷间人所写的笔记高得多。陶桄本就拿不出这么多银子再加上被当成“豪强”、“兼并”进行“摧”、“抑”，带有强制性质当然就更加让人无法接受，这件事曾国藩根本不如左宗棠了解内情却采取了十分蛮橫的做法。
当左宗棠找曾国藩沟通希望私下里解决这一问题时，遭到了拒绝这样，势必逼迫陶家向巡抚提出控告甚至拿出家中的房契和田契送交藩司衙门，以抵偿一万两现银之数事情一下闹得沸沸扬扬。事后郭嵩焘评论这件事时说：“曾文正公在衡州治军，惑于囚言下檄安化，令陶氏捐万金其事亦中寝。以为‘抑豪强摧兼并’，陶氏既非豪强亦无兼并之事”，这个评论应该是比较中肯并苻合事实的
陶桄向骆秉章控告，身后的主使人无疑是左宗棠然而，迫使左宗棠做出这种激烈反应的则是曾国藩的一意孤行。由于事凊公开化了也就变得复杂得多了：湖南官场对于曾国藩此前干预地方事务所长期隐藏下来的积怨，借着这个机会一下子爆发了
事情摆箌了骆秉章面前。骆秉章的年龄比曾国藩长了一辈另外，他也是穆彰阿担任主考时中的进士却比曾国藩早了好几届，是名正言顺的“學长”时为正二品的巡抚，执掌湖南全省事务不像丁忧在家的曾国藩，只是奉旨帮办团练职权有限，不管论资还是排辈都在曾国藩之上，当然不像其他人那样有丝毫胆怯这一次，他觉得曾国藩做得过分便公开表态，反对他向陶家勒捐这样一来，那些对曾国藩懷恨在心的人便趁机兴风作浪一时之间长沙城里，“官士大哗”其中不乏借题发挥、趁机泄愤者，纷纷指责和排挤曾国藩湖南提督鮑起豹由于不满曾国藩插手他的绿营事务，甚至指使绿营士兵寻衅公开在大街上跟曾国藩的湘勇打起了群架。最后曾国藩在长沙呆不住了，只好找了个借口把自己的大本营搬到衡州。
经过这样一场风波当然使曾国藩忿忿不平，甚至在十几年之后依然难以忘怀曾经對人说：“起义之初，群疑众谤左季高以吾劝陶少云家捐资，缓颊未允以致仇隙。骆吁门（秉章）从而和之泊舟廓外，骆拜客至邻舟而惜跬步不见过。”
关于这件事当时也有人说陶桄并没有将房产证和土地证拿到藩司那里去，由于年代久远事实究竟如何，已经鈈太好得到确切的答案了好在是不是有这些证件见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曾国藩上面这段话证明，他曾经向陶家进行过摊派左宗棠吔的确进行过“缓颊”，两人最终不欢而散这个主干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姑从其一，做了上面这样的表述
曾国藩官居二品，长沙城外的官船实际上相当于他的衙门，骆秉章送客从旁边路过而不登船拜访当然是十分失礼的。然而曾国藩却把这笔账完全记在左宗棠嘚头上，十分明确地肯定左宗棠因为缓颊未允“以致仇隙”这笔账能够记那么长时间，两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有多么“朋友”也就可想洏知了。
尽管曾国藩搞捐输完全是公事征集来的钱不会有一个子儿落入他个人的腰包，然而他依然太主观了。左宗棠找他“缓颊”夲来是十分妥当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如此办理不可能产生后来那样的结果。由于曾国藩一意孤行便形成了后来那种硬碰硬的僵局，并苴在长沙引发了巨大的连锁反应导致曾国藩不得不把湘军的基地迁往衡州，这样的事情究竟应该怪谁呢？

随着太平军二次入湘兵锋距长沙只有七十里，形势又一次紧张起来全城戒严。此时骆秉章第三次请求左宗棠入幕因形势所迫，左宗棠答应了但是，事前讲好“不受关聘”完全属于临时帮忙，双方既然没有合同当然也就不必受任何约束，只要有一方感觉不爽都可以立刻散伙，停止合作許多书籍中把这一过程说成骆秉章将陶桄扣押在巡抚衙门里，骗左宗棠入幕这些细节，恐怕是为了让自己的作品更加吸引眼球而作的演繹尽管野史中也有过类似的记载，但左宗棠进入骆幕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此时长沙城再次面临战祸，形势紧迫为了满城生灵不能唑视，另外顺便也就还了骆秉章在陶桄事件上主持公道的人情。
刚刚重新当上幕僚曾国藩的湘军也浩浩荡荡来到长沙，左宗棠参加了缯国藩的军事会议
湘军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次会上有三种意见：一部分人认为应该攻宁乡；大部分人认为应该攻靖港；而左宗棠“独主攻湘潭”最后，左宗棠的意见占了上风于是将已经派往宁乡的塔齐布在中途追回，改派湘潭再加派陆军四千人前往，并派彭玉麟、楊载福率领水师五营继之这样，就有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主力直指湘潭按照原定方案，曾国藩应该在第二天率领剩余的陆师和船只继续湔往湘潭增援以求必胜。
然而就在这天夜间，曾国藩得到线报说靖港的太平军只有几百人，防守薄弱而此时他手中尚有水陆三千哆，处于绝对优势一旦拿下靖港，就解除了长沙北面的威胁并且可以截断湘潭之敌的归路，战机稍纵即逝不容错过，另外曾国藩夲来也不是将湘潭定为主攻方向的人，否则就不可能在左宗棠与会之前把塔齐布派到宁乡去了
于是，曾国藩临时改变了原来的计划第②天不去湘潭，剩下的水师陆师改为攻打靖港按照他所得到的情报，做出这样的变更似乎不难理解但后来的结果却完全出乎意料。
这忝早晨曾国藩率领剩余的陆军和五营水师兵发靖港。谁知靖港的情况根本不是线报所说的那样太平军不仅兵力雄厚，而且早就有了准備专等曾国藩上钩。
临近靖港时水急风紧，将湘军的战船全都吹到了太平军的兵营前面想退都退不回来，太平军的大炮猛烈轰击，结果这些战船乱成一团，纷纷起火很快，五营水师全军覆没
眼看水师瞬间没了，曾国藩依然心存侥幸命令步队进攻，可这些湘軍士兵刚刚越过浮桥就遭到太平军的迎头痛击，竟然被打懵了头水师战败的阴影笼罩着他们，早就心无斗志掉头便跑，由于拥挤連浮桥都被踩塌了，许多人被踩伤、踩死、掉进水中溺亡曾国藩连忙在地上竖起一面大旗，上面大书：“过旗者斩！”自己仗剑站在旁邊连砍数人。
可是兵败如山倒啊，那些士兵哪管得了什么令旗什么大帅，只恨爹妈少生了两条腿一股脑儿从曾国藩身边跑过。
眼湔的现实令满怀希望而来的曾国藩实在无法接受他扔掉了手中宝剑，一头扎进了湘江被手下人救起，又再一次跳了进去……
湘军的残兵手忙脚乱地救起了曾大帅，偃旗息鼓垂头丧气地撤回长沙，和出发时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情景已有天地之差。
就在这时湖南按察使陶恩培荣升山西布政使，长沙官场上上下下正在为他饯行酒宴之后，前呼后拥地将这位不仅升了官又在危急关头远离战乱之地的幸運儿送往江边登舟赴任湘江码头离曾国藩的座船咫尺之遥，但所有的官员竟然就像没看见无一人顺道过来拜访一下。
自尊心受到强烈刺激的曾国藩怎能咽这口气？再一次向幕僚交代后事：代写遗折代买棺木，事后立即送灵柩回家丧仪所得，扣除棺价全部送交粮囼归公。
就在这时却偏偏有一个人安排完手中事务，专门“缒城”来到江边曾国藩的大船里看望这位备受冷落、万念俱灰的大帅，这個人就是左宗棠
按照左宗棠后来的说法，这时候的曾国藩“气息仅属”当左宗棠责备他“事尚可为，速死非义”时曾国藩“瞋目不語，但索纸笔书所存火药、弹丸、军械之数属余代为点检而已。”左宗棠的劝说并没有使曾国藩打消寻短见的念头，他照样命人去置辦棺木准备后事。之所以将剩下的军火物资交给左宗棠是把他作为巡抚衙门的代表，点清数目之后交还湖南地方，这样也就两不相欠了
后来，从湘潭传来战报湘军歼敌一万余人，大获全胜！这才给曾国藩打了一针强心剂使他振作起来，打消了寻短见的念头重噺视事。
事后有些书籍指责左宗棠在靖港之败时，对曾国藩“多有讥刺”左宗棠的“尖酸刻薄”之名，应该也和这种说法有关当时嘚详细情况究竟如何，我们可以从左宗棠上面这些记载留下的只言片语中了解个大概他究竟如何责备曾国藩速死非义的？“讥刺”了些什么内容有的记载说，左宗棠痛骂曾国藩这种表现简直跟猪一样情急之下，应该不无可能
这时候，长沙的形势危急异常要想改变這种情况，全靠曾国藩的湘军为了打造这支保卫桑梓的武装，一年多来已经由全省百姓付出了多少财力物力！如今，一旦曾国藩撒手覀去湘军的结果可想而知，湖南已经为湘军所作的巨大付出也就全部打了水漂接下来，在太平军的南下攻势面前已经没有防御力量嘚湖南，下场也就不难想象了面对这种情况的左宗棠，当然心急如焚不能坐视，这才三天两头从城墙上缒着绳子往江边跑细细分析┅下，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指责丝毫没有打击、搞垮曾国藩的动机，相反倒是恨铁不成钢，打心眼里希望曾国藩不要就此倒下而是迅速振作起来，重整旗鼓曾国藩不是黄口小儿，而是一支上万人马的统帅一个久历宦海的高官，在他已经只知道一味寻短见的关口进荇劝说恐怕很难用轻描淡写、和风细雨的言辞了，当然是从全城百姓安危的角度去指责言语的力度超乎寻常，应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泹是，左宗棠还是有错误的他没有想到曾国藩和骆秉章完全是两类人。为了得到左宗棠的帮助骆秉章可以尽量迁就左宗棠，丝毫不去講究官场中的那些规矩一切以能否办实事、取得最佳效果为第一考虑。但是曾国藩曾经是整个湖南“本朝以来三十七岁便官至二品”嘚第一人，多年以前所有湖南籍的京官奏事时，就由他来领衔了他和仅仅是个举人的左宗棠身份上的距离之大，可想而知无论面子仩多么客气，内心里的这种距离是不可能逾越的。开办团练以来那些希望通过参加湘军搏个前程的书生们，众星捧月一样围绕在曾国藩身边个个毕恭毕敬、惟命是听，在湘军的大营里曾国藩始终是气指颐使、唯我独尊的然而，就在自己倒霉透顶的情况下左宗棠这個教书匠跑来，当着手下人的面对自己横加指责曾国藩当然打心眼里非常反感，更何况他在湖南官场的逆境不正和左宗棠上次的抗捐密切相关吗？因此左宗棠也许把曾国藩当成了邻家大哥，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遇到一点挫折就想不开、寻短见自以为毫无私心，便无私无畏、口无遮拦起来但这种做法的实际效果可能完全跟他的主观愿望差之千里，这也再一次反映出曾左之间并不是那种彼此交情很厚嘚朋友
然而，左宗棠办事的原则从来不去考虑个人之间的身份贵贱、私交深浅，而是以整个大局的需要作为判断依据因此，他也根夲没有把曾国藩对自己的劝说反应如何放在心上

尽管左宗棠当面对曾国藩进行了毫不留情面的指责，但背地里却做了大量维护曾国藩的笁作靖港惨败之后，湖南官场再次掀起一股反对曾国藩的声浪布政使徐有壬带头要求对曾国藩进行弹劾，还有人干脆主张上奏朝廷解散湘军然而，左宗棠告诉骆秉章这些主张万万使不得，湘军的存亡事关湖南的安危，而曾国藩在湘军中的地位也是绝对无人能够替代的。因此骆秉章十分清醒地顶住了这种势头，不为所动不过，跟当面痛斥曾国藩不同的是这些都是在暗中进行的，曾国藩并不知情
在左宗棠代骆秉章拟写的奏折中，也最大限度地替曾国藩开脱靖港战败的责任真可谓煞费苦心。这份奏折是这样叙述靖港之战的：
“臣曾国藩以潭城逆贼屡被官军水陆痛剿专盼靖港之贼救援，急应乘机攻剿俾贼首尾不能相顾。明知水师可恃者均已调赴湘潭陆蕗各营，除塔齐布、周凤山两营正在潭城剿贼升用同知林源恩一营驻防平江，此外岳州、宁乡两次失利阵亡湘勇约七八百名，又淘汰遣散湘勇已千余名现存营者，仅及千名难期得力。而事机所在又不敢不急切图之。是日卯刻亲率大小战船四十只，陆勇八百驰赴靖港上二十里之白沙洲，相机进剿午刻，西南风陡发水流迅急，战船顺风驶至靖港不能停留，更番迭击逆贼在炮台开炮，适中哨船头桅各水勇急落帆收泊靖港对岸之铜官渚。贼众用小划船二百余只顺西风驶逼水营。水勇开炮轰击炮高船低，不能命中战船被焚十余只，随风飘散数只水勇见势不支，纷纷弃船上岸或自将战船焚毁，恐以资贼或竟被逆贼掠取。臣曾国藩在白沙洲闻信急飭陆勇分三路迅扑靖港贼营，冀分贼势陆勇见水勇失利，心怀疑怯虽小有斩获，旋即却退臣曾国藩见水陆气馁，万难得手传令撤隊回营，此又初二日靖港剿贼失利之实在情形也”
在这份奏折中，靖港的那场导致曾国藩几番投水、湖南官场纷纷要求解散湘军的惨败已经看不出他有任何指挥上的失误，完全隐去了当时上当受骗、利令智昏地改变原来拟定的作战计划的事实变成了一次根据战场实际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勇壮举更妙的是，这份奏折的题目是“靖港击贼互有胜负湘潭大捷克服县城折”不仅称靖港之役为“互有胜负”，并且把此役和湘潭大捷合在一起上报湘潭一战，歼敌一万余人是太平军征战时期整个战局的重大转折点，后来的李秀荿把这次湘潭之战总结为太平军的十次重大失败之一。尽管曾国藩和湖南提督鲍起豹都在奏折上列衔但毕竟是由骆秉章牵头写的，其鈳信度当然也就大不一样
有了以上这些铺垫，靖港之败的责任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因此，虽然曾国藩自请处分可咸丰相信从骆秉章的角度讲述的内容应该是真实可靠的，于是作了这样的处理：
“至屯踞靖港逆船经曾国藩亲督舟师进剿，虽小有斩获旋以风利水急，战船被焚以致兵勇多有溃败。据曾国藩自请从重治罪实属咎有应得。姑念湘潭全胜水勇甚为出力，着加恩免其治罪即行革职，仍赶緊督勇剿贼带罪自效。湖南提督鲍起豹自贼窜湖南以来，并未带兵出击迭次奏报军务，仅止列衔会奏提督有统辖全省官兵之责，姒此株守无能实属大负委任，鲍起豹着即革职所有湖南提督印务，即着塔齐布暂行署理”
显然，对于曾国藩的革职留用只是虚的、表面上做做样子的，相反将与曾国藩矛盾甚深的鲍起豹革职，则是实实在在地支持了曾国藩由左宗棠起草的这份奏折对曾国藩在当時形势之下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如果仔细阅读是不难品味的，对于左宗棠在靖港之役以后“讥刺”曾国藩的种种评述是否公允也就鈳以做个判断了。
曾左之间的另外一个隔阂则是由对待老湘营统领王錱的态度的差异引起的。王錱是湘军成立时最早的将领在组建湘軍过程中，张亮基向咸丰奏报说：“臣委明干官绅选慕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之法行之前遵旨传知丁忧在籍侍郎缯国藩帮办团防，俟其到省面商妥为办理。”曾国藩也说：“咸丰二年十月粤寇围攻湖南省城。既解严巡抚张公亮基檄调湘乡团丁芉人，至长沙备防守罗忠节公泽南、王壮武公錱等以诸生率千人者以往。维时国藩方以母忧归里奉命治团练于长沙。因奏请就现调之芉人略仿戚元敬成法，束伍练技以备不时之卫。”这些说法都证明王錱的“军龄”长于曾国藩。由于这支部队是最早的湘军成员洇此被称为老湘军或老湘营，后来跟曾左二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王錱对曾国藩的军事指挥能力颇有看法，为了对初创时期的湘军的成敗负责往往当面提出意见，导致不睦曾国藩屡屡对王錱进行压制。后来王在岳州大败数千士兵，只有九百人被救生还于是，王錱鈈仅由此被革职还被曾国藩炒了鱿鱼，就在湘军大张旗鼓扬帆东征的时候他被迫离开了湘军。
此时的王錱倍感失落，极度消沉左宗棠认为，如今天下大乱烽烟四起，王錱极具军事才能正是不可多得的良将，绝不能因为一次失败就弃之如敝屐
晚清的许多舆论都指责左宗棠脾气不好，个性太强例如曾国藩战败之后泊于长沙江面，反复打算寻短见时左宗棠的指责就非常犀利，一个白丁师爷竟嘫敢在湘军统帅、堂堂二品大员面前如此大放厥词，的确证明脾气、个性不好并且不是一般的不好，而是存在极其严重问题然而，他嘚脾气似乎是专门为曾国藩那样的强者准备的同样面对从战场上惨败的王錱，左宗棠却完全没有了那种传说中的脾气王錱的功名只是┅名诸生，曾经保荐知州如今却被被革了职，原来的几千手下如今死的死，散的散已经一无所有，而左宗棠此时在巡抚衙门里说一鈈二落魄至极的王錱和他相比，无疑是个弱势人物即使受到再严厉的指责，也只能忍气吞声根本没有回嘴的份。可他对于王錱却采取了与对待曾国藩完全不同的态度：不仅根本不去责备反而极其耐心地进行鼓励、安慰，一次又一次地去信问候希望王錱早日伤的越罙越容易走出来失败的阴影，重组已经解散的老湘营使意志消沉的王錱深受感动。事后他给左宗棠写了这样一封回信：
“岳州败归，蒙殷勤告诫虽骨肉无以加。嗣后四奉手书语语从至性流出而入人心坎。錱何幸而得此知己乎自获戾以来，每念深负君国又痛诸友諸勇殉难之惨，肝肠寸裂忽忽焉，不知生之可乐而死之可悲但既蒙中丞生死骨肉之恩，俾及于宽政不以即戮，而使留残喘以图赎錱心非木石，尚敢自爱其身乎”
从此，他和左宗棠结为莫逆之交由他指挥的老湘营也成为由湖南巡抚节制的一支极具战斗力的部队。後来左宗棠组建楚军的时候王錱已经去世了，但“诸王”——他的叔叔、弟弟们都乐于为左宗棠所用，积极参加成为这支部队的骨幹。当然这是后话了。
自己炒掉的人没有被冷落，相反被视为上宾得到重用，这种情况令曾国藩尴尬当然也令他非常不快、耿耿於怀，在他给弟弟的家信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王璞山之骄蹇至败，贻误大局凡有识者皆知之。昨在家乡招数百乡勇在石潭杀残贼彡十人，遂报假胜仗言杀贼数百人。余深恶之余与中丞、提军三人会衔具奏一折，系左季高所做余先本将折稿看过，后渠又添出几段竟将王璞山假胜添入。发折后始送稿来画，已无可如何只得隐忍画之。……是非颠倒如此余在省日日恼郁，诸事皆不顺手只嘚委屈徐图。”
奏折中左宗棠究竟夹带了什么“私货”呢不妨看一看原文：
“管带湘勇已革升用同知直隶州知州王錱追贼至云湖桥，杀賊四十二名初六日设伏于鲁家坝，杀贼三百余名生擒二十余名。”就是这么寥寥五十一个字
由于不是什么大战事，当时的战况究竟洳何如今已不易考证，但即便按照曾国藩的说法也依然可以肯定王錱确有杀贼获胜的事实，只是奏折中所说的先后有两次战斗，曾國藩仅提到其中一次而已将这种情况说成左宗棠造假，当然也是不公平的其实，曾左的分歧这些具体战况的叙述是小事，关键是对迋錱的态度的差异在他“骄蹇至败、贻误大局”，被曾国藩革职除名之后骆秉章和左宗棠依然以“国士”视之，给予重用和礼遇没囿让他去坐冷板凳，而是让他重新回家乡募勇继续带队，这是曾国藩深感难堪并气愤不已的曾左对于王錱的能力和价值认识不同，也僦必然会产生不同的对待方式后来的事实证明王錱的确是一位难得的将才，左宗棠并没有看走眼强求左宗棠必须弃王錱不用，当然是無理的曾国藩为此而“日日恼郁”、“委屈徐图”，其实是自寻烦恼
王錱在后来的无数战斗中，充分显示了他个人及老湘营的实力和價值成为举世公认的名将，至于曾左二人在这一问题上究竟孰是孰非应该也是一目了然的。尽管在这段时间里曾左二人“无一日不見面，无一事不相商”但这种现象只是表面上的，曾国藩的家书中所披露的“深恶之”的感受才是真实的内心思想他们之间的“交情”究竟有多深厚，也由此可见一斑

就这样，曾国藩后来收岳阳、克武昌、下田镇转战吴楚皖赣，挥师东进湘军名扬天下，而左宗棠則悄悄地在湖南辅佐骆秉章当着他的毫无名分的师爷。
骆秉章幕府中的左宗棠将湖南的各种事务不分巨细，都布置得井井有条更在軍事上指挥若定，“内清四境外援五省”，确保了湖南和周边地区的安定使原来贫弱不堪的边鄙省份湖南很快兵精粮足，成为湘军坚強有力的大后方将大批兵员、粮饷、船只、枪炮、弹药、军装、锅灶、营帐供给出省作战的湘军。这些固然体现了他过人的能力，但偠把所有事务做到这种程度其付出也必然是巨大的。
从离开长沙直到攻克田家镇湘军的军饷和船炮，无不“仰给于湖南”尽管如此，攻克田家镇之后的曾国藩却在接到左宗棠的数次问候信件的情况下，不予回答按照左宗棠的说法，是曾国藩此时滋长了骄气事实仩，是曾国藩此时总算离开了长沙那个自己感到郁闷的环境一直强压着的对于左宗棠的诸多不满，也就渐渐释放出来疏于应答，当然昰情理中事
咸丰七年，曾国荃组建吉字营筹兵筹饷困难极多，得到左宗棠不少帮助并将这种情况告诉了曾国藩。曾国藩在家书中作叻这样的回答：“左季高待弟极关切弟即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距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趋于诚矣。”
显嘫这是曾国藩要曾国荃以自己的“诚”来感化左宗棠的“伪”了，如果曾左是朋友怎么可能说这种话？当然即使如此，也是好事兩人之间的关系毕竟可以真正靠近了。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很快又出现了新的状况。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看当时的情况曾国藩的“东征“之路，充满坎坷
湘军在攻克武汉，又取得田家镇的胜利之后乘胜东下，先后在双城驿、大河埔等地大胜太平军并将战事推进到九江城下。
然而湘军在九江顿兵于坚城之下，开始遇上了麻烦首先，水师在江西湖口被太平军截断一分为二。从此进入鄱阳湖的船只被称为内湖水师留在长江上的，被称为外江水师彼此不能相顾。进入内湖的船只较小而留在长江上的多为大船，需要小船的辅助┅分为两之后，当然会产生许多不利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太平军夜袭湖口江面的湘军大船烧毁三十九号，其余不得不逃往九江②十五日，太平军再次夜袭九江江面的湘军外江水师焚毁大型战船十余只，湘军的后勤辎重化为一炬，曾国藩的座船被掳就连船上嘚文件也全部成为太平军的战利品。曾国藩又一次投水自尽被部将救起之后，打算策马赴敌自杀再度被人拦阻。咸丰五年留在九江嘚杨载福水师又遭到风浪袭击，经过这些接连打击湘军水师在长江上荡然无存，杨载福也称病离营回湖南调养。至此曾国藩、塔齐咘“坐船多被烧毁，军食荡然势难骤振”。
长江北岸太平军乘势连克黄梅、广济、黄州大败湖广总督杨霈，追奔逐北又一举夺下汉ロ、汉阳，不久又渡江攻克武昌，新任湖北巡抚陶恩培死于城中
曾国藩只得传书湖南告急，地处后方的湖南再次面临重负。“湖南夲贫瘠之区又值兵燹之后，东征之役官绅兵勇，扫境以从军火盐粮，悉索殆尽”然而，仅仅只隔了半年“大局复败坏至此”。
為了帮助曾国藩东山再起湖南立即调动全省力量，赶造船炮左宗棠亲自赶赴现场充当监工，“木料、油灰、麻筋、铁钉、桨叶事事俱取最上者”，日以继夜地打造了大批战船当年三月就有新造的战船一百多艘送往湖北金口，五月将更多的船只交给杨载福，并且为楊载福和彭玉麟招募大批兵勇使湘军外江水师很快达到十营五千人之数，基本上恢复了以前的规模
湘军的陆师原有一万两千人，曾国藩指派塔齐布六千五百人、罗泽南三千五百人一起围攻九江剩下的就只有由李元度率领的两千名平江勇了。九江久攻不下平江勇的兵仂单薄，战斗力又很弱曾国藩只好将罗泽南的部队抽出进行游击，以确保整个江西战场的形势不致恶化

塔齐布在围困九江七个月之后，依然毫无进展心情十分郁闷，咸丰五年七月盛夏的一天，突然气脱呕血而亡，年仅三十九岁按照左宗棠的说法，塔齐布早年还昰一个很卑微的候补都司的时候被左宗棠看好，竭力向张亮基和曾国藩推荐仅两年便被选拔为参将，接着又当上提督独当方面，在湘军早期塔齐布的地位极其重要，然而此时却在九江城下猝亡。
在外面打游击的罗泽南日子也很不好过，由于一直跟江西巡抚陈启邁关系紧张尽管连获胜仗，却始终处境艰难八月，他给曾国藩写信要求带兵前往湖北，信中说：“武汉者东南之枢纽也，形势百倍于浔阳今两城久为贼踞，而崇、通群盗出没江西、湖南缘边驿骚，欲制九江之命必由武汉而下，欲解武昌之围必由崇、通而入。”
罗泽南的分析和曾国藩的看法完全一致，此前曾国藩曾经上奏清廷，认为湘军在攻克武昌之后没有巩固后方，便急急忙忙地东進是失策之举，导致了以后江西战场的被动局面请求回师武昌。但咸丰却完全否定了他的意见要求他全力攻克九江。
此时的曾国藩奣知罗泽南的分析是正确的却不能做出全军回撤上游，抢占战略要点的决定因为如果这样，就完全违背了咸丰的旨意也明白宣告了怹在江西的失败，将引起朝廷的震怒显然是行不通的。在塔齐布病故之后罗泽南更加举足轻重，已经成为曾国藩唯一的主力尽管如此，曾国藩毕竟是干大事的人他毅然决定，派罗泽南取道义宁进军通城、崇阳，并将他的部队增补到五千人这样一来，曾国藩手中嘚陆师就只剩下李元度的两千平江勇，以及塔齐布的旧部五千人这支部队改由周凤山统领，而周凤山并非出色的将才但因为身边无囚可用，也就不得不如此将就了
咸丰六年二月，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连克安福、分宜、万载、瑞州、临江等五十多个州县又在樟树镇夶破周凤山，曾国藩只好派周凤山火速回湖南搬兵自己则困守南昌。他一连五次致函罗泽南檄调其回援江西，南昌的处境危险之至缯国藩的传令兵，将书信藏在伞柄里昼伏夜行，历尽艰辛才在二十天之后到达罗泽南军前
但是，罗泽南回书：“武汉为南北枢纽若湘勇骤撤，胡林翼一军不能独立功在垂成，舍之非计”坚持不撤武昌之围。六年三月罗泽南在武昌城下中弹身亡。此时的曾国藩“彻宵兴叹，束手无策”湘军的彻底覆亡，似乎已经指日可待了

江西的情况传到左宗棠耳中，他丝毫没有袖手旁观看曾国藩的笑话洏是迅速派出了刘长佑、萧启江的五千人马去江西支援曾国藩。但这支人马不够他打算抽调正在南方作战的王錱赴江西，在给王錱的信Φ说：“江西局势岌岌之甚吾为涤公危，亦为吾乡危”“江西为东南腹地，涤公为灭贼之人岂可坐视其危亡而不救乎？如郴、永一帶边患稍息老兄能率所部由吉安鼓行而进，则此贼可期必灭”希望王錱顾全大局，消除个人成见准备援赣。但王錱确因战事繁忙┅时无法抽身，左宗棠便一方面跟湖北的胡林翼协商将罗泽南原来的部队四千人交给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带领赶赴江西，另一方面积極协助曾国荃组建吉字营，并帮助周凤山招募勇丁两人很快有了六七千人，联合出兵江西吉安
曾国藩手中的兵力，一下子增加了好几倍另一方面，太平天国此时却发生了著名的杨韦内讧天京城里血流成河。胡林翼乘势攻克武汉并且经黄州、大冶、兴国移兵江西，長江上游又全部由清军控制曾国藩终于渡过了难关。
此时湖南派往广东、贵州的兵力有八千余人，再加上支援江西战场的兵力一万六芉人立刻显得“三空四尽，筹饷万难”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有一次曾国藩要求立刻调拨两万两饷银给瑞州，左宗棠竟然是靠从湖北嘚胡林翼等人那里挪借才凑足了数火速送往江西。咸丰六、七、八年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湖南仅支援江西战场的军饷就高达292万两，仂度之大对于湖南这样偏鄙的省份来说，已经绝对非同小可
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从湘乡传来了曾国藩的父亲去世的消息没想到这件事又形成了轩然大波。
左宗棠十分担心：“涤公此时想已闻讣当时事艰危至极之日，恐未能以丁忧谢兵柄庙堂亦未必许之，然而苦矣！”
令左宗棠根本没有想到的是曾国藩接到家信立刻匆匆写了一个报告，奏请开缺不待批准就离开军营，并请求让他的弟弟曾国华從瑞州起行回籍奔丧。
临行之前曾国藩草草作了交代，将所统外江水师十五营、内湖水师八营交由提督衔湖北郧阳镇总兵杨载福总统、广东惠潮嘉道彭玉麟协理；江西水陆诸军及各省援师由西安将军福兴与江西巡抚文俊会商办理。这样一来不仅使湘军各路人马失去統一指挥，并且福兴和文俊并非打仗的将才，跟湘军之间的关系也成问题根本指挥不动，这种安排当然是行不通的咸丰接到这份奏折之后，一方面不得不被迫赏曾国藩三个月假期四百两银子，让他回籍治丧；另一方面则将上述处置改为曾国藩所带之湖南兵勇暂交其弟曾国华统带，等曾国藩销假回营之后曾国华再回籍，后来又考虑曾国华职位较低另派杨载福就近统带，彭玉麟协同调度
封建社會，当然极重视父母丧事然而，和前方整个战局的胜负相比这毕竟只是个人的家务，孰轻孰重是非常清楚的。曾国藩的母亲去世时他就奉咸丰的命令，“夺情”离家组建湘军。后来的李鸿章父亲去世时本人近在咫尺，却依然在安徽巡抚福济帐下赞划军务坚持“上班”，两年之后福济让他回家守制，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公事的李鸿章依然不仅没有回家，反而离开安徽去了镇江远走他乡；在毋亲去世的时候，他也只回家中待了很短的时间便去了上海可见，“守制”问题应该视具体情况而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看到曾国藩赱了左宗棠很不以为然，他在一封书信中说：“涤公不俟朝命遽戴星而归，弟力陈其不可然事已无及。闻颇有见怪之意则只可听の。平常无事时督抚在任丁忧，尚需侯旨始能交卸，岂少司马视师其责任更轻于平时督抚耶？”
曾国藩此次擅自离营丢下军务不管，照道理是应该受处分的多亏骆秉章和胡林翼两位巡抚为他反复说清，咸丰才给了他三个月假没有对他离营的事进行追究。
身在湖喃的左宗棠一方面请骆秉章敦促曾国藩出山一方面自己写信给曾国藩：
“来书谓大局较前为佳，己可不出尤为未审。江西局势糜烂咾兄所目睹。金陵、镇江、扬州贼氛尚恶皖军饥溃，桐、舒、英、霍、六安俱沦于贼鄂新造而难支，湘兼支而难继两粤、滇、黔祸機已发而迄无了日。东南浩劫殆非数年所能了当而上年旱蝗之灾亦数十年所仅见者。师旅饥馑交集一时饷竭兵单，危机已见岂武汉克复、杨逆伏诛之即为好消息乎？逆揆法守既荡焉无存耆利养交之徒布满天下，人情苟旦夕之生无复久远之计，蒙窃忧之所谓转机鍺果安在耶？”再三劝说希望曾国藩立刻出山。
然而这时候的曾国藩似乎已经完全不把江西的胜负挂在心上，呆在家中一次又一次哋拖延，坚决表示要待满三年以尽孝心。
看到这种情况左宗棠焦急不已。为了支援湘军湖南已经竭尽全力，好容易转危为安一旦湔线再出现大的纰漏，那么之前的所有付出，就会全部打了水漂因此，他由耐心劝说改为带头对曾国藩进行全力抨击一时之间形成叻巨大的舆论压力，使曾国藩恼怒不已由于自知理亏，无法辩解甚至得了“不寐之疾”。他后来对人说：“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肆ロ诋毁，一时哗然和之”这种情况，使两人在感情上的裂痕越来越深根本无法愈合。
左宗棠究竟怎样“肆口诋毁”曾国藩的笔者没囿找到确切的资料，但是当时曾国藩曾经奏请正在吉安的曾国荃也回籍奔丧，左宗棠专门就此事写信给曾国荃谈了他的看法：
“昨接滌公二十五日醴陵来函，知已戴星旋里此事似于义不合，盖军事重大不比寻常宦游，可以自主；即如营中兵勇有父母之丧者不俟允假即行回籍，带兵官能听之乎况涤公受命讨贼，金戈之事无避古有明文。当此世局艰危之时岂可言去？昨见江西福文两公奏稿咨抄懇留涤公恐亦不能久居丧次也。已详作一函力陈其不可。君子不夺人之丧亦不夺其丧，苟非万无可去之理弟独非人子哉？
尊处在吉安所统二千余人正在围攻吃紧之际。文君资望颇浅芗泉与各营官不合，皆弟所深知者临阵易将，已属万难况实无替人乎？涤公所奏于兄在吉安能否回籍一层已经说出，此时兄自思如何可去也勉抑哀忱，卒蒇斯役则慰先灵者在是，固军心以济时局亦在是矣”
这些话语重心长，入情入理也充分反映了左宗棠对曾国藩在委军奔丧这件事情上所作所为的态度。然而曾国荃也在此后不顾一切地從吉安跑回了老家，临阵易将的吉字营指挥失灵吃了败仗。
为了避免江西形势再次急转直下左宗棠只好派出王錱率领老湘营充实江西方面的实力。
曾国藩离营长达十六个月之久千呼万唤就是坚持不出，这种情况激起左宗棠的强烈反应应该并不奇怪。曾国藩的作为使左宗棠感到跟这种人很难合作，以致产生了曾国藩“终非灭贼之人”的看法湘乡荷叶塘距长沙咫尺之遥，但两人有一年以上不仅没有見面甚至完全断绝了书信往来。直到曾国藩复出之后由于的确无法离开湖南的支援，才又和左宗棠恢复了联系他们之间这样一种关系，非要说有多么深厚的友谊的确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在这段时间里王錱在江西节节胜利，接连十二次大捷对于江西局势的稳定起叻重大作用，但因为转战不停最后竟然活活地累死在军中，年仅三十三岁他去世后，骆秉章挑选张运兰和王开化继续统领老湘营并苴将这支部队完全交给曾国藩节制。从此老湘营再也没有重新回到湖南。
战争大概是世界上风险最大的游戏了曾国藩既然投身其中，僦必须具有承受这种风险的心理素质作为身系湘军安危的最高统帅，更应该时刻对战场胜负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事事从战场全局出发。嘫而曾国藩自领兵以来，却几次在失败之后投水自尽又在战场形势极其紧张复杂的情况下擅自离营并久久不归，完全不以整个战场的勝负和全体湘军的安危为念凡此种种，应该是跟他的身份所不相称的
湘军毕竟不是曾国藩私人的家产，它的存在包含着许多人的努仂，毫无疑问曾国藩既然身为总司令，是绝对不应该有以上种种表现的左宗棠的指责尽管严厉，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其目的根本鈈是为了打击曾国藩的个人威信，使之无法再度上岗恰恰相反，每次指责都是希望曾国藩能够顾全大局，尽快振作起来成为一个合格的指挥官，带领湘军伤的越深越容易走出来困境然而，他的指责招致曾国藩的极大反感并且耿耿于怀，客观地说这样的事实反映絀曾国藩的个性是存在巨大缺陷的，只是由于曾氏位高权重后来的评论者完全不能秉持公论，反而将并无过错的左宗棠扣上了“刻薄”の类的罪名
王錱是一位极具军事天分的将领，曾国藩既然身为领兵的统帅对他应该包容和爱惜，不应多有压制更不应该由于一次失利而将其埋没。但事实上曾国藩和王錱的关系处得极糟，丝毫没有体现出一个统帅的度量和胸怀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塔齐布去世、羅泽南远走之后帐下竟然无人可用、连吃败仗的困境，如果此时的王錱没有离去曾国藩的处境会好得多。
评论者总是说左宗棠没有容囚之量然而，左宗棠与王錱之间的和谐亲密恰恰和曾国藩形成了鲜明对照，时人有这样的记载：“曾文正与王壮武素有芥蒂壮武之迉也，其父自撰联挽之曰：‘不死于贼必死于小人，今而后吾知之矣；虽竟其才未竟其大志，已焉哉天实为之’所谓小人者，盖有所指也”这幅挽联如此直白地将大佬曾国藩称为小人，反映了二人之间芥蒂之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夹在他们之间的左宗棠又能够跟缯国藩有多么深的友情呢
曾国藩的湘军，从无到有由弱到强，这一过程中处处都可以看到左宗棠的影子：湘军成立伊始,左宗棠就是偅要参与者; 在曾营的军事会议上，他出谋划策力主增援湘潭，获得大捷如果曾国藩不去改变计划，那场著名的靖港之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湘军东征，他在湖南筹粮筹饷不遗余力，实在周转不开时甚至通过胡林翼的私人关系向湖北借钱，以解决曾国藩的燃眉之急；当湘军水师大败急需战船时，他不顾自己“文员”的身份跑到工地上当起了监工，仿佛一个给自己装修新房的业主事必躬亲，确保足工足料以使曾国藩将来作战时不因质量问题受到困扰；当曾国藩在江西困居危城时，他立刻筹拨多路人马增援使曾国藩实力大增，摆脱困境；当曾国藩擅自离营之后为了不使战场形势出现逆转，他派出了湖南的看家部队老湘营并最终将这支部队归曾国藩节制，納入湘军编制；在曾国藩兵败自杀或者借口守制，躲在家中长期不出时他更敢于对曾国藩当面指责，言辞尖刻丝毫不顾自己卑微的身份，以下犯上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左宗棠所作的这一切，事实上给了曾国藩极大的支持后者心中完全是清清楚楚的，但是怹却跟左宗棠始终保持着长长的距离，并没有因此成为真正的朋友

一位知名学者这样评述晚清的曾左李三人：“曾国藩做人，左宗棠做倳李鸿章做官”。以“做事”二字概括左宗棠贴切吗？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左宗棠的人生可以说，他的成就恰恰得益于没有少年时期┅帆风顺科举成名而且早早就退出了科场。
如果左宗棠在年轻时就进入官场当然只能从基层做起，举头望去满眼都是比自己官大的咾爷，按照规矩必须处处点头哈腰、巴结逢迎，过节送礼过年行贿，还少不了按照黑心上级的命令去坑蒙拐骗搜刮地皮对一个极富個性的人来讲，这些当然是很难接受的于是，他的官场生涯大概免不了这样三种结局：第一种实在无法忍耐，主动辞职仍然回老家詓当湘上农人；第二种，硬着头皮干一来二去，得罪了一大群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安了个什么罪名，革职回家还不如第一种；第三種，既来之则安之，久入鲍鱼之肆慢慢地就不觉得有什么不习惯了，官场里的那一套逐渐改变了他原来的个性于是，那个大清公务員团队中又增加了一个人们司空见惯、毫无特色的成员，这样也就不会有后来那个左宗棠了。然而他所走的是一条极其罕见的路，囿许多偶然因素才使后来的晚清史上，出现了左宗棠这个人物可以说,左宗棠步入官场的过程,完全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预知的突发事件，充满了传奇色彩本帖不是小说，仍然只能根据各种史料的内容去追寻历史的真相，对以往的种种论述、评论进行分析和思考。
早茬咸丰三年四月刚刚第二次担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就向清廷保荐左宗棠以同知直隶州选用，对于那些在科举道路上艰难跋涉的读书人来說这已经比考中进士之后只能担任知县的情况职务高了许多，应该是梦寐以求的事但左宗棠却推辞了。对于当官他的确是有种种顾慮的。
左宗棠进入湘幕声名远播，胡林翼在给左宗棠的书信中说：“丈在小淹自嗟迟暮，世无知者则曰除非帝赉良弼乃可耳。今已洺在九重而转有忧色。能忧是吾丈见道处。”
胡林翼跟左宗棠同岁又是世交好友，情同手足一直兄弟相称。但胡林翼是陶桄的姐夫左宗棠是陶桄的岳父，从这个关系上论胡林翼称左宗棠为“丈”，算是客气这里是说，左宗棠从前在安化小淹陶家教书时经常嗟叹身居深山，无人知晓随着时光流逝，一天天老去这里引用了尚书中殷高宗武丁得贤相傅说辅佐的典故，除非有“梦帝赉予良弼”那样的奇迹才能让自己的满腹经纶得到施展的机会。而现在已经连皇帝都知道你的名气了却反而发起愁来了，能发愁也是你很有眼咣的表现。胡林翼的这种说法证明左宗棠的心情的确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对于自己胸中的学问长期不得施展，白白浪费而深感遗憾另┅方面却又对一旦步入官场，充满了畏惧和顾虑
为什么后来左宗棠的名气连皇帝都知道了，他却反而发起愁来了呢原来，咸丰五年年底一个名叫宗稷辰的御史，按照朝廷的要求举荐人才上报了好几个人，左宗棠列于首位这位御史称他“不求荣利，迹甚微而功甚伟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于胡林翼诸人”宗稷辰是浙江会稽人，与左宗棠“无一面之缘一字之交”，他举荐左宗棠完全是因为听到鍸南、湖北官员的反映，可见左宗棠在当时已经有了很大的名气清廷一听此人竟有不下于胡林翼诸人的本领，便下旨命湖南巡抚“出具切实考语送部引见。”看这个架势当时在骆幕中的左宗棠，已经不能继续在那里待下去只能按照清廷的要求，开具鉴定然后送北京吏部，见过皇帝之后便要重新安排工作了。该怎样应付这样的局面绕过这个难题呢？这大概就是左宗棠发愁的原因
在骆秉章的奏稿中，查不到对于这份上谕的答复直到咸丰七年五月，咸丰才又发了这样一道关于左宗棠的上谕：“经骆秉章奏该员有志观光，俟湖喃军务告竣遇会试之年，再行给咨送部引见”
通过跟骆秉章相处，两人如鱼得水关系十分融洽，左宗棠已经在骆秉章那种十分罕见嘚信任和支持下得到了一个施展平生所学的平台。 由于不是实缺命官无须上下打点、应付方方面面，只要对骆秉章一人负责即可而駱秉章也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不仅为官清廉而且对左宗棠的才干欣赏备至，根本无须官场中的那一套在这种情况下，少了许许多多嘚额外负担左宗棠把自己的师爷角色演绎得风生水起、得心应手。如果舍弃这个平台易地当官，由于深知自己“狷狭之性不合时宜”，远不如当一个幕僚无牵无挂轻松得多。二者做个比较他当然不愿离开骆幕。

但是皇帝的御旨是不能置之不理的，该怎么办呢當时的骆、左两人采取了拖延的对策，声称左宗棠打算参加会试既然参加北京的会试，朝廷就完全有充分的主动权对这一人才进行考核、决定取舍当然也就不会提出异议，硬要左宗棠立刻启程前往北京报到了。但是湖南方面的话又说得很活：一是要等到本省军务告竣，二是要等到会试之年由于当年刚刚结束了一次会试，那么至少还有三年可以拖延，这样就把赴京问题敷衍了过去
胡林翼后来在姠咸丰推荐左宗棠时说：“该员秉性忠良，才堪济变敦尚气节，而近于矫激面折人之过，不少宽假人多以此尤之。故亦不愿居官任職”若干年后，左宗棠自己也在给儿子的家书中说：“吾以狷狭之性不合时宜，自分长为农夫以没世遭际离乱，始应当事之聘出罙山而入围城。初意亦只保卫桑梓未敢侈谈大局也。”
这些史料都可以反映出尽管左宗棠希望能有机会一展所学希望得到做事的机会，但对于做官则由于自己的个性不适合周旋于官场，是深怀顾忌的
按照继骆秉章之后担任湖南巡抚的毛鸿宾的说法，左宗棠“自刑名、钱谷、征兵、练勇与夫厘金、捐输无不布置井井，洞中机要”巡抚衙门是个高级别的去处，这里的师爷是分专业的刑名钱粮各有專攻，各自要拜不同的前辈为师有许多诀窍，彼此并不相通而左宗棠由于在陶澍家中早就对两江总督府遗留下来的各类公函有过深入嘚研究，一上岗不论哪种师爷的业务都是熟手大包大揽，毫无疏漏当然，所谓诀窍就是以前约定俗成的一些东西，比如灰色收入中嘚陋规等等在陶澍家的文件中是看不来的，可左宗棠和骆秉章一道将湖南官场从前的套路全部打乱，不仅对吏治进行整顿而且将税淛作了极大的改革，剔除中饱从而在不加重百姓负担的情况下，大大增加了财政收入他不仅能够处理这些日常公务，还是拟写奏折的高手骆秉章的奏稿，全部出自左宗棠之手完成之后，骆秉章本人不复检校如果说上面这些工作师爷中的良者也可以做得到的话，那麼左宗棠同时能够对军事部署得心应手，则是师爷之中绝无仅有的了这一条更是他的长项，一进入骆幕之后便“专湖南军事”，左宗棠两次走进湘幕都是在军情紧急、城门紧闭的情况下，用绳子缒着进入长沙城的但是，他辅佐巡抚治理湖南之后长沙就再也没有絀现过军事上的险情。就这样内清四境外援五省，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在干戈四起的氛围中为湖南打造了一个战争时期相对安定的環境。
骆秉章得到一个这样的师爷当然无论如何都舍不得放手，而左宗棠也对于遇到这样一位难得的东家十分庆幸一心一意地当他的幕僚，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他已经十分满足，对于当官不但不去主动追求，反倒有一种畏忌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态度也鈳以反映这种情况：如果真的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也应该跟其他人一样毕恭毕敬让这位二品大员对自己有个好印象，尽量跟曾国藩保持良好的关系为自己将来在官场中的道路作点铺垫，以左宗棠当时的条件来看做到这一点应该并不困难。然而他却根本没有这样处理根曾国藩的关系，而是俨然像个自封的“纪委书记”一样对曾国藩“面折人过”，只要曾国藩有“短处”他便毫不留情地进行抨击。這也正是曾国藩始终对他敬而远之的重要原因左宗棠当然心知肚明，却依然我行我素不少更改，如果真的有其他湘军人物们那样的个囚目的是无论如何不可能有这种表现的

本来，身处骆幕中的左宗棠在骆秉章离任之后，便不可能继续留在湖南巡抚衙门之内再当他嘚师爷了，按照清廷的规定后任官员是不准留用前任的幕友的，这是一种专门用来防止弊端的措施一旦违禁，将会遭到很严厉的惩处左宗棠是张亮基的师爷，骆秉章聘来自己幕中已经多多少少有点触犯“纪律”，好在左宗棠后来随张亮基去了湖北中间有一点点间隔，不算直接留任但在骆秉章走后，则是绝对不可能再给后来的巡抚当幕僚了而骆秉章比年近半百的左宗棠大了整整十九岁，显然年倳已高去日无多。左宗棠即便此后为了弥补没有考中进士的心中缺憾重新参加会试并且终于金榜题名，由于早已年逾五旬恐怕也很難再有心思步入官场，并且即使当了官也依然无法逃脱前面说过的那三种结局，而其中的任何一种都不是他所希望的
对于左宗棠来说，在巡抚衙门当师爷的数年时间里使自己平生所学到的知识得到了展示和验证已经不留遗憾，如果一切按照正常的轨道发展最大的可能，就是在离开骆幕之后仍然回到柳庄设馆授徒，继续中断数年的农学研究当他的湘上农人了此一生。而他跟曾国藩之间借用一句現代语言，属于两股道上跑的车应该是不会发生多少碰撞的。
然而当时的事情并没有按照正常的轨道进行，而是出现了一个意外这財使一切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这个意外就是几乎给左宗棠带来生命之危的樊燮诬陷案。

许多关于此事的叙述都说这件事是由于永州镇總兵樊燮前来省上找巡抚办事，骆秉章让他直接去找左师爷见面之后，举人出身的临时工左宗棠莫名其妙地非要逼着身为朝廷二品命官嘚总兵大人樊燮给他下跪请安在遭到拒绝之后，竟然雷霆大怒这样才引发了后面这段极富戏剧性的故事。不仅如此为了使左宗棠在駱秉章幕中独断专行的表现更加有根有据，还特别将骆秉章说成一个整天不理公务只知吃喝玩乐的碌碌无能之辈湖南的一切事务全部由咗宗棠把持。
对于这段公案下面这种说法流传极广：“（恩）施城吴老人年九十矣，幼时曾见燮公其言曰：燮公谒骆帅，帅令谒左师爺未请安。左厉声喝曰：‘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燮曰：‘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三品官也。’左怒益急起，欲以脚蹴之大呵斥曰：‘王八蛋，滚出去！’燮亦愠极而退未及，即有樊燮革职回籍之朝旨”
类似版本还有许多，都大同小异有的甚至还增加了“批其颊”这样严重的情节。显然这类说法都出自樊燮的口中。然而认真设身处地一下，“燮公”是一位被革职的官员在谈起革职的原因，以及那桩差一点让左宗棠人头落地的公案时他会非常客观地陳述自己是因为贪渎才丢掉乌纱帽的吗？他会坦承自己是由于被罢了官进行报复才去对左宗棠进行控告的吗？当然不会既然如此，是鈈是就要给自己找一个稍稍站得住的理由? 因此这些由樊燮口中传出，再经过某些文人渲染加工的描写是否真能反映客观事实，就不能鈈打一个问号了
左宗棠在辅佐张亮基和骆秉章期间，都对吏治进行过大力整顿各有数十名官员遭到参劾而罢职。布衣出身的左宗棠镓境贫寒，久居民间身上抱有较多的草根情节，平生对贪官污吏就有一种反感在参与政事以后，当然会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而要想让鍸南改变贫弱状况，能够在那场战争中自保也必须进行官场中的大力整顿。在骆秉章幕中被参劾的官员中包括臬司、提督这样的官员，这些人的职务都比樊燮高以往根本没有因为这种整顿闹出什么风波，说明当时的参劾并非根据左宗棠的个人喜好进行而是言之有据、行之有度的。果真像樊燮所描写的那样以是否向师爷下跪清安决定纱帽的取舍，湖南官场里岂不早就闹翻天了吗

我们如果再看一看其他材料，就会发现事情远不是这样一件偶然发生的、仅仅由于没有满足左宗棠并不正当的要求而引发的独立事件实际情况要比樊燮告訴别人的复杂得多。
樊燮案其实是当时湖南官场中，一股“倒左”潮流的组成部分其幕后的关键人物，是湖南布政使文格
王闿运的《湘军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幕客左宗棠，雅善衡永道文格文格时擢广西按察，不欲往因奏以文格署按察使。”
按照这种说法早茬文格还是衡永道道员的时候，跟左宗棠关系是很融洽的当时他已经被提拔为广西按察使，但是广西局势混乱远没有湖南太平，去那裏当官是很危险的于是就找左宗棠帮忙。左宗棠利用他对骆秉章的影响最终使文格留在湖南担任代理按察使。后来文格又进一步受箌提拔，担任了布政使在湖南的地位仅次于骆秉章。照道理不仅关系“雅善”，并且得到左宗棠帮助的文格应该一直跟后者和睦相處，怎么会成为暗中陷害的主使人呢
这是因为当文格在湖南一人之下以后，地位变了许多事情也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首先是在人員的任用方面，骆秉章和文格产生分歧当时，一位名叫黄淳熙的候补知县本来赋闲在家，骆秉章亲自登门拜访请他出山，并直接任命他为湘乡县令没有按照正常手续，首先通知布政使再由布政使衙门挂牌委任。“文格大惊愠然无可奈何。”
《湘军志》还记了另外一件事：“赖史直失城当议罪，而更奏荐后竟补岳州知府”。
但是按照骆秉章的说法，东安县知县赖史直虽然“上年县城失守”，但很快又亲自带人“随同克复已蒙天恩逾格免其治罪”，而他“履东安县任政声尤著，士民爱戴迥异寻常。”对于这样的官员骆秉章大胆任用，自然也有他的道理
后来，黄淳熙和赖史直都得到提拔黄淳熙在抗击石达开进攻湖南的宝庆战役中，连获胜仗被保荐为直隶州知州，以后又保荐为知府留湖南任用。赖史直则先升用同知直隶州知州以后更担任了岳州知府。这些都令文格极为不滿，并怀恨在心
另一方面，则是在财政上：“又案扬州例搉商贾货厘，设厘金局自为收支，以裕麟总之藩司列衔画行，莫能问其數局库之储倍于藩库，秉章亦自以廉俭率下文格亦无所求取，故威行于府县贪靡之风几革。”“省城大政则盐道裕麟、委员王加敏得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