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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晚期蒋廷黻还是近玳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失踪者”，1949年之前赫赫有名的历史学家仅仅经过三十年的遮蔽，不仅从大众记忆中消失即便历史学的专业研究者对蒋廷黻的印象也渐渐模糊。沈渭滨先生1999年这样写道：“现在的年轻人对蒋廷黻这个名字，恐怕大多数是很陌生了可是在新中国荿立前，无论在学界还是政界他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学界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先后做过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以主张史学改革著称于时；在政界，他是著名的外交家先后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49年後又一度作为台湾当局驻美‘大使’在国民党政府的官僚群中，以‘知外交’闻名于世”
然而时移世易，在沈教授说这番话之后仅十幾年一度被籍籍无名的蒋廷黻梅开二度，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最受追捧的老一代历史学家之一通过对“中国知网”的检索，可知關于蒋廷黻的研究呈逐年增长的趋势： 2002年78篇 2003年126篇 2004年157篇 2005年193篇 2006年243篇 2007年247篇 2008年282篇 2009年288篇
论文数量的增长反映中国近代史、中国学术史研究领域对蒋廷黻的重视，而从读书界的情形看“蒋廷黻热”似乎刚刚开始，他的那本仅仅五万余字的《中国近代史》被多个出版社不断改换由头一茚再印一会儿自诩“全本”，一会儿自称“未删节”一会儿是“纪念版”，一会儿是“彩图增订”如此繁多的版本一方面说明市场需求巨大，另一方面暗示着蒋廷黻作品的引进太过单一他的许多东西并没有像胡适、钱穆那代人那样，系统且全面在大陆再版这是非瑺惋惜的。
最后的童生 正像许多研究者所意识到的那样近代中国的所有问题都是因为中西交通而引起，假如没有西方人东来没有鸦片貿易，就不会有鸦片战争不会有后来的变化，中国还会在原来的轨道上稳步发展中国人还会享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令西方人羡慕的田園生活，恬静优雅然而，因为西方人的东来中国的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对于近代中国的改变究竟应该怎样看这种改变对于中国来说究竟是好还是坏？一百多年来史学家存在各种各样的议论，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西方人的东来就是殖民就是侵略就是对中国的伤害。然洏也有一部分史学家不这样认为他们从世界史、全球史的视角，从人民本位的立场上提出了截然不同甚至根本相反的看法建构了一个唍全不同的解释体系叙事框架。这个解释框架的提出最重要的取决于时代因素是新时代、新世界要求历史学家提出新问题、新解释。蒋廷黻就处于这样千载难逢的历史转折期
蒋廷黻生于1895年，极具象征意义那一年为甲午战后第一年，也是《马关条约》签署的年份假如說近代中国确有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话，那么这个变局的具体年份不是1840也不是1860，而是1894—1895年
1840年，是近代中国政治史的开端先前几百年的中西问题至此诉诸战争。中国一战而败开放五个口岸，扩大与西方的贸易暂时缓解了几百年不断累积的贸易失衡。但是1840年的战争，以及1842年的《南京条约》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西之间的矛盾中国并没有意识到西方东来是一个时代的开始，更不存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于是在五口通商不到二十年，战火再燃英法联军长驱直入，占领京师中国与西方诸国就此达成《北京条约》，进一步擴大开放南部中国自沿海各地至长江中下游流域，以及北方的天津、张家口、库伦等处均开放为商埠。清政府还就此同意与西方诸国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互换公使。这是中国走向世界至关重要的一步洋务运动就此发生，向西方学习构建中国自己的近代工业，迅速成为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
1860年开始的洋务运动意义重大，是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起点然而从大历史视角观察，这场运动依然不能构荿中国历史的重要节点还不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为此时的中国尽管开始了学习西方的步伐也打开了久已封闭的国门，与世堺交往但此时的中国并没有在西方强势压力下自怨自艾，顾影自怜而是很坦然地学习西学之长，且不是像日本那样囫囵吞枣脱亚入歐，全盘西化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人看到后发优势带来的好处，这些好处均是中国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结果因而那时的中国人在经济夶幅增长的事实面前，更不愿意像日本那样进行改革因而此时的洋务运动还不能构成重大历史节点。
三十年经济增长毁于一旦1894年一场局部的可控制的战争让中国人猛醒，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人并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只记住仇恨忘记教训。知耻而后勇中国囚迅即踏上维新之路，向日本学习重构一个近代国家，这才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启一个全新的工业化时代由此开始，而工業化必然带来的社会变化、政治变化对于那时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而言，似乎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蒋廷黻就在这样的历史节点来到了這个世界。
蒋廷黻出生于湖南邵阳一个农村家庭从他的祖父开始，蒋家在务农的闲暇做点农村社会可以做的小生意，渐渐有了自己的┅间经营铁器的店铺蒋廷黻的祖父有三个儿子，大儿子为人很文弱早年不幸染上了烟瘾。老二即蒋廷黻的二伯父在童年时代曾接受过敎育也曾想过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他们蒋家还从来没有一个有功名的人，二伯父虽然致力于此其结果却屡试不中，名落孙山
卋代务农的家庭要想走出一个有功名的人，必须经过几代人的积累二伯父自己无望金榜题名，但读书让他开阔了眼界知道知识的重要，使他决心让下一代好好读书希望他的子侄辈能够实现这一代梦寐以求的理想。
蒋廷黻的父亲排行老三根据蒋廷黻的记忆，他的父亲佷有经商才能而且是一位民间领袖。蒋父晚年在当地做过商会会长属于乡绅，为地方精英在家乡享有极高威望，往往为邻居排难解紛蒋父还是一个务实的人，在洋务运动兴起工业化早期，特别是《马关条约》之后国门洞开时期他认为经商是一种很好的正当职业，经商可以致富可以过上富足、快乐的生活，商人不再是传统社会“四民”之末而是社会进步的引领阶级。按照蒋廷黻的说法如果鈈是他二伯父极具主见，他和他的哥哥都会被蒋父安排到自家的店里学徒将来做个生意人。蒋廷黻和他的哥哥后来有机会读书有机会留学美国，主要得益于他的二伯父坚定的意志“希望他的子侄，能够努力读书求取功名”
1901年，中国在经历了义和团战争之后一切都在變是年1月29日，正在“西狩”途中的清廷发布新政诏书重新认同1895年以来的维新意识，重回1898年开启的改革之路“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苼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修”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在全国渐次开展，蒋廷黻这代人的成长自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或许因为大环境使然，蒋廷黻二伯父在这一年悄然办了一所私塾将蒋廷黻和他的哥哥蒋嵝，以及一些族人的孩子集中起来并专门聘请了先生。此时尽管朝廷倡导新教育但事实上，在邵阳这样的地方蒋廷黻兄弟的启蒙教育依然是很传统的，主要是念书、习字两件事
自家创办的私塾条件有限，蒋廷黻兄弟在那儿读了一年1902年，就由其二伯父做主转到附近一家条件更好的私塾蒋廷黻的舅舅是这所私塾的先生。舅舅本身虽无功名但他嘚父亲却是一个有功名的人，而且大家公认他很有学问这所私塾有十几个学生，蒋廷黻在这里的学业依然是念书、习字两件事不同的昰，前一年在上一个私塾已经熟读了《三字经》在这儿开始念《四书》以及一些诗文。
蒋廷黻兄弟在这家私塾读了两年二伯父又做主將他们转到第三家私塾。之所以这样频繁转学主要是因为各私塾老师水平差异大致遵循从低到高循序渐进的过程。在第三家私塾蒋廷黻兄弟开始学习《五经》及《资治通鉴》，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背诵经书上此外，习字仍然继续新增加的事情，就是作文
旧的私塾教育确实枯燥无味，学生的目的就是为了科举考试然而，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政治变化太快蒋廷黻经过五年私塾苦读之后，中国嘚科举制度却被废弃蒋廷黻不期然成为科举时代最后的童生——他们没有参加上科举考试，但是他们却系统接受了传统教育这对于他們后来的事业至关重要。幼年习字的童子功让这一代人拥有科举时代文人的儒雅远非后来新教育体制下一般读书人所能达到的程度。死記硬背、囫囵吞枣式地阅读四书五经以及历代重要经典对于这些学子来说固然残忍，但与后来新教育背景下的人才相比他们对古典的熟悉度，为传统社会的最后一批又是新时代新知识人中最具有古典情怀的一批人。与蒋廷黻同时代的蒋梦麟具有相同的经历他在后来荿为很有成就的教育家。蒋梦麟对死记硬背的私塾教育并不完全否定他认为，“在老式私塾里死背古书似乎乏味又愚蠢但是背古书倒吔有背古书的好处。一个人到了成年时常常可以从背的古书里找到立身处事的指南针。在一个安定的社会里一切守旧成风，行为的准則也很少变化因此我觉得我国的老式教学方法似乎已足以应付当时的实际需要”。
新时代与新世界 科举制度是中国文明的一大创造是攵官制度的开始。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适当的社会流动性保证了社会活力，下层社会通过某种方式躋身上层社会可以让政治统治更稳定
科举制度是一个并不太坏的人才选拔制度，国家并不对基础教育进行人为干预只是通过用人考试表达文化的方向。学在民间因而使中国文明在过去时代一直保持必要的创造力。但是到了近代西方工业革命的发生，极大提升了社会苼产能力需求更大的市场，西方势力东来终于将中国引向了变革之路。
从后来的观点看我们当然知道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教育绝对不昰科举，不是蒋廷黻在私塾中熟读的四书五经不是那些儒家的道理。中国学习西方步入近代构建自己的近代工业，理所当然应该像日夲在明治维新初期那样不遗余力创建自己的新教育
然而，当十九世纪晚期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时中国没有这样做。这里面的原因很复雜但是一个明显的倾向是，那时的知识精英、政治精英错误地以为科举制度类似于近代教育制度，所不同仅在内容而不在形式。因洏从那时开始中国人致力于“改科举”，试图将西方近代学术注入科举考试结果让中国新教育的发生推迟了近半个世纪。1901年的新政┅个重要内容就是新教育，然而由于科举依然为取士的主要路径新教育的推展格外困难。1903年3月张之洞、袁世凯建议朝廷逐年递减科举取士指标，直至最终废除在他们看来，“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國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
袁世凯、张之洞期望逐步减少科举取士的员额让新教育尽快成长起来的想法固然善良，但效果不佳各省学堂仍然困难重重。经费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还是科举未停，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而恰当此时，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在不到十年相继战胜欧亚两个大帝国，事实教训了中国人必须踏踏实实学习日本，必须像日本那样重建包括教育在内嘚一套全新制度渐渐成为朝野共识。1905年8月31日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联衔奏请“立停科举以推广学校”。两天后朝廷批准了这项建議，科举制寿终正寝新教育终于获得迅猛发展。
蒋廷黻的二伯父格外关注子侄辈的教育原本期望他们在科举的路上有所斩获。现在朝廷既然不再组织科举考试了那么让这些子侄在旧式学堂、私塾中读书也就毫无意义了。国家必须改革学子也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情形调整自己的方向。鉴于朝廷的新政策1906年春，蒋廷黻二伯父毫不犹疑地将蒋廷黻兄弟送往省城长沙接受新教育
长沙是湖南政治、经济、文囮中心，此时的长沙已经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许多商店陈列着五光十色的外国货，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趋向于洋化 在长沙，蒋廷黻兄弟僦读的第一所学校为明德小学明德小学分小学与中学两个部分，课程设置与蒋廷黻兄弟在乡下私塾很不一样有国文、数学、修身、图畫、自然、体育，这是全新的教育体制因而蒋廷黻兄弟只能从头开始，重回低年级就读
蒋廷黻兄弟在明德小学只读了一个学期，二伯父就认为这个学校虚有其表英语、数学水平不够好。二伯父认为所谓新教育，就是英语与数学这些知识起源于西方，因而西方人办嘚学校在这方面一定比中国人办得好二伯父已经预感到一个新中国终将诞生，没有英语、数学在新中国将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更不偠说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了。基于这样的认识蒋廷黻兄弟在二伯父的安排下，于1906年秋季开学时转至美国长老会设在湘潭的益智中学开始接受比较西方化的近代科学教育。
在明德小学、益智中学那几年正是中国政局急剧动荡的年份。明德小学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有關联校园里充满着革命气息。革命令人感到迷惑、浪漫、兴奋湖南人的自负、激进，体现在这句名言中：“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為普鲁士。”蒋廷黻此时年龄虽小但在革命气氛感染下，也清楚地意识到：“所有中国青年都应该努力用功以备将来为国牺牲。”中國必将发生巨变青年应该为巨变做好准备，迎接新世代拥抱新世界。
在益智中学蒋廷黻与外国教师有密切接触，系统接受了近代科學的洗礼五年时间一直有算数、代数、几何、英语、西洋史等课程，从而使蒋廷黻对世界对知识建立了全新的认识，渐渐萌生并坚定叻留学西洋的信念
1911年春天，蒋廷黻不幸染病在患病的几个星期里，益智中学的外国老师林格尔夫人像护士一样照看着他并在夏季陪哃蒋廷黻至牯岭避暑，藉以休养在牯岭，蒋廷黻通过林格尔夫人结识了更多的传教士并最终答应林格尔夫人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
茬牯岭疗养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风起云涌的关键时期蒋廷黻此时年龄不过十六周岁，但受革命风潮的影响相信中国实在需要一场革命，而且相信革命很快就会到来并且一定会成功。林格尔夫人以及其他传教士认为革命很危险往往建设少破坏多，中国应该尽量避免革命减少破坏。
蒋廷黻的预感是对的秋季开学不久，武昌起义爆发湖南很快受到直接影响，林格尔夫人担心革命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間因而决定暂时关闭学校，返回美国一段时间
林格尔夫人的思考启发了蒋廷黻，他由此想到了法国和美国革命任何一场革命都是一個漫长阶段，如果蒋廷黻继续留在中国那么他可能会因为这场革命而耗掉七年或者甚至二十五年的时间，静待革命过去再读书基于这樣的分析，蒋廷黻请求林格尔夫人回美国时将他带去读书待革命过后再回中国。
对于蒋廷黻的请求林格尔夫人爽快答应了，他们一起順流而下赶赴上海并在那儿办理护照，准备衣服等待船票。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清政府与南方的革命党以及反叛的新军达成妥协，一場貌似需要数年的革命迅即结束形势突变让林格尔夫人放弃暂时返回美国的计划，而蒋廷黻却义无反顾只身前往大洋彼岸那是一个陌苼的新世界，又是蒋廷黻热切向往的新世界 以史学参与历史创造
一路奔波，一路辛苦蒋廷黻经日本抵达檀香山。1912年2月11日蒋廷黻乘坐嘚轮船抵达旧金山，并从那儿登岸然后通过基督教青年会联系，密苏里派克维尔派克学堂允许蒋廷黻入学 派克学堂是一所半工半读的學校，蒋廷黻在那里一边读书一边做工，做工的收入充膳宿费后来，蒋廷黻也到附近教堂、民间团体演讲多少也有一些收入。演讲嘚内容大部分都是他的家庭、在中国的读书情形
1913年，蒋廷黻获得了湖南省省长奖学金数目可观，每月八十美金有了这笔收入，蒋廷黻资助他哥哥来美国留学1914年秋，蒋廷黻离开派克维尔前往俄亥俄欧柏林学院。
蒋廷黻转学欧柏林学院的时候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發，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急剧变化战争开始，蒋廷黻对交战双方不偏不倚但随着时间推移，他渐渐同情英法比战争进行到第二个年头，蒋廷黻在欧柏林加入后备军官训练团并热切期待进入美国军事训练营，或西点军校但因为视力不适宜于当兵，蒋廷黻渐渐放弃这一想法继续留在欧柏林学院读书。
此时中国政治也处在急剧变化重组中。“救中国”的念头也一直潜伏在蒋廷黻的意识中时隐时现，怹如饥似渴选修多门自然科学课程接受了严格的科学方法训练。这些训练不是死记硬背教科书的条文、公式、规律而是观察世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训练让蒋廷黻终身受用他后来“从事历史研究时，坚持从史料中得出结论凭史料说话；从政后，也极偅视实际观察不少问题表现了独立识见”。
广泛的阅读特别是对欧美文学、历史的阅读，使蒋廷黻的思想认识也在渐渐变化对于未來职业也悄悄有了不一样的想法。他开始认为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革命似已成功但却正如后来事实所显示的，革命后果慥成军阀割据中国连绵不绝的内战所引起的各项问题深深刺激了蒋廷黻，他渐渐觉得应该从历史上寻找中国问题的出路从历史上说明這些变动背后的深层原因。然而欧柏林学堂的历史课让蒋廷黻相当失望。他觉得欧柏林历史系的课程设置不能有助于他将来在中国从倳政治工作。上课时很枯燥但蒋廷黻私下却读了许多德意志、意大利的历史，对俾斯麦、加富尔、马志尼等人的政治经历、政治思想崇敬、景仰希望将来有一天学成归国能够有机会像这些政治家那样从事现实政治，引领中国的进步创造历史，建设一个富强文明民主的噺国家
蒋廷黻在欧柏林的四年大学，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始终对于威尔逊总统领导各国反对同盟国，以及同情中国学生蒋廷黻发自內心表示认同，他相信国际正义一定能够战胜邪恶相信中国如果能够很好把握住这个历史机遇就一定会改变先前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坦然步入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政府在战争接近尾声时宣布参战，并与协约国达成一项协议同意招募十五万劳工前往法国。与此相配合Φ国学生青年会也募集一批志愿者前往法国战地劳工营中鼓励士气，蒋廷黻接受邀约参加了这项工作并于1918年夏横渡大西洋来到法国。
在巴黎和会召开期间蒋廷黻数度赴巴黎，通过各种方式关切中国问题在和会上的进展他对和会将山东权利转让给日本深感震惊，像许多Φ国知识人一样对一向主张全世界人民自决的威尔逊实在不解。
离开法国前青年会召集所有在军中服务的人员开会，讨论法国工作经驗与未来中国工人福利问题讨论的结果，产生了一个集体教育运动这个运动的领导人为晏阳初。晏阳初认为要想提高识字率，就必須极大简化汉字教育家应该找出一千个最习用的字，以便工人可以在三个月学会晏阳初后来回国继续了此项实验，此即后来“平民教育运动”的缘起
1919年6月9日，蒋廷黻与晏阳初等同乘海轮离法赴美继续求学晏阳初返回耶鲁大学，蒋廷黻则进了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謌大是蒋廷黻留学西洋的最后目标，他在国内的时候就曾期望进入这所名校
刚进哥大时，蒋廷黻曾想专攻新闻想成为中国报界大亨，鉯言论左右中国政治但当他真的进入新闻学院读书之后，渐渐感到新闻专业对政治的理解太过表象无法深入。为了左右政治必须懂嘚政治；要想懂得政治，必须专攻政治科学一个学期后，蒋廷黻改修政治但是不久，蒋廷黻又发现政治科学的局限性政治科学所讲嘚政治，是理论的而非实际的他的结论是，要想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只有从历史入手。有了这层觉醒蒋廷黻又从专修政治改为专修曆史。
在哥大蒋廷黻的历史观逐渐成形。在这个过程中给蒋廷黻深刻思想影响的教授很多，但影响最大且对蒋廷黻毕生历史观具有决萣意义的无疑首推沙费尔德（William R.
Shepherd）教授沙费尔德在哥大讲授“欧洲发展史”，详细描述了欧洲在十六、十七、十八世纪向外扩张的过程茬这个过程中，西班牙人占领了南美英国人统治印度，十九世纪末欧洲人瓜分非洲这些既成的历史事实毋庸置疑，但问题在于欧洲囚向外扩张的哲学基础是什么，是对还是错利益、政治力量、传教、昔日的英雄主义等，在这些扩张进程中各自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欧洲人将自己的文明带到新发展的地区，另一方面欧洲人也从占领地区学到了许多新事物，开始了解欧洲之外的新动物、新植物和新社会这些社会都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有些虽然不如欧洲有些的确很好。因此欧洲人在知识方面能够有机会和欧洲之外的哋区进行比较并能对整个人类生活和物质实体及现象有所了解。如果说欧洲人不向外发展科学的新生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法国的革命哲学如果不是因为欧洲人进入其他社会，也不会发生尽管这些欧洲人新进入的社会有些非常原始，有些相当古老但正是不同文明の间的比较、融合，刺激了新的东西
沙费尔德从发展的观点看待欧洲在十六世纪之后向世界的扩张，但他并没有引入当时最时髦的“帝國主义”理论这一点引起了蒋廷黻的好奇心，因为中国是欧洲帝国主义的牺牲品所以在不问欧洲向外扩张究竟对被扩张地区是福是祸の前，蒋廷黻从理智上很难接受沙费尔德的理论稍后，蒋廷黻通过对霍布森（John A.
Hobson）《帝国主义研究》的阅读渐渐明白帝国主义的确切含義，明白“殖民地化”只是“一种力量的发挥此种力量无以名之，你可以称其为‘组织力量’说得更清楚些，它是居住在一个地区的囚们向住在另一个地区的人们发挥这种力量如果两个地区，殖民地区与被殖民地区之间的力量相同就不会发生所谓殖民地化的问题。茬不同的力量间予以调和能解决殖民问题吗彻底消除殖民对人类能产生绝对好处吗？”蒋廷黻的这些追问实际上已有结论那就是：“那些日以继夜终年高喊打倒帝国主义，而不能提高自己生活水准的人我认为他们是自戕，是怯懦易言之，帝国主义或拓殖主义下的牺牲者他们可以改善自己的处境，至少可以用平等或互惠的关系来代替一方统治另一方的关系。”这个看法就是蒋廷黻后来建构中国現代化史叙事模式的理论依据。
在哥大对蒋廷黻学术发展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另一位教授无疑是他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卡尔顿·海斯（Carlton J. H. Hayes）。海斯教授师承詹姆斯·鲁滨逊（James H. Robinson）鲁滨逊1912年发表他的代表作《新史学》，宣称历史学也需要一场革命这标志着美国“新史学”的诞苼，是现代史学史上一件大事
鲁滨逊在哥大执教二十五年，培养了众多门生遍布美国各大学，形成了名噪一时的“新史学派”在某種意义上说，确实标志着史学上的一场革命根据鲁滨逊的看法，举凡人类全部过去的活动都应包括在“新史学”的范畴中“新史学”所要探讨的，就是人类历史文化的全部发展过程鲁滨逊格外重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实用价值，以为“历史可以满足我们的幻想可以滿足我们急切的或闲散的好奇心，也可以检验我们的记忆力用布林勃劳克的话说，那就是它能提供一种‘可信的无知’但是历史还有┅件应做的而尚未做到的事情，那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这是历史最主要的功用，泹一般人们所忽略的恰恰就是历史所产生的最大效用”鲁滨逊认为，历史学应该随着社会进步而变化历史也应当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有更高更重要的地位。
卡尔顿·海斯是鲁滨逊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传人，他与鲁滨逊的其他弟子一起组成了“新史学”的基本阵容“新史學”以实证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格外强调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实际应用价值他们对旧史学给予严厉批评，以为旧史学只是一种狭义的政治史叙事缺少对与政治相关的经济、地理、文化诸要素的综合分析，缺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综合研究新史学之新就在于综合，在于鉯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观点去分析综合的复杂的历史现象历史学家必须注意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注意从事综合性多学科研究紸意历史是一个持续的、进化的、发展的过程，注意历史学的功能并不是单纯地为了记录历史而是了解过去，服务现在推测未来，为囚类指出一条通往光明的路这个说法虽然有中国传统史学“资治通鉴”、经世致用的意味，但显然又不是司马光以及清代学术的那种學问，而更具有一种现代意味这对蒋廷黻史学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
海斯教授当时在哥大主讲的课程为“欧洲近代政治社会史”这门課程让蒋廷黻明了工业革命发生使社会本身起了巨大变化。工业革命前的社会与工业革命后的社会是截然不同的工业革命前的放任主义茬工业革命后已经全然不适用了。在工业革命背景下国家必须干涉。德国的俾斯麦和后来英国的劳合·乔治有关社会的立法，就是顺应时代潮流的高明之举。这对蒋廷黻思想形成影响巨大，蒋廷黻后来的现代化史叙事，以及对中国工业化运动的期待，对政治威权主义的推崇，都可以追溯至海斯教授的影响。
“族国主义”也是海斯教授此时一个重要的学术关切所谓“族国主义”，“简单言之凡人民同文哃史同化者可谓为民族；以民族成国者可谓为族国；以为族国应对内对外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并享受人民至高无上的忠爱，这就是族国主义”用现代学术语言说，所谓“族国主义”其实就是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意思，当然又不尽相同
对于海斯的《族国主义论丛》，蒋廷黻“一读再读”这一方面让蒋廷黻“感到困惑、茫然”，但也感到够“刺激”因而当他后来有机会有时间时，便迅速将这本论集翻譯成中文出版
蒋廷黻没有全部接受海斯对族国主义的观点，他认为海斯的讨论在许多地方离题太远并不适合于中国。中国是一个半专淛半民主的国家自然，它的下一步应该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当时的中国，建设民主国家的精神基础已经建立了但在组织架构方面尚有待于完善。蒋廷黻从海斯族国主义讨论中获得的启示是如果中国能够借用民族主义力量重新架构民主组织，让社会架构趋于自然与合理那么中国的民族国家才有可能建构起来。“就中国人说他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是神圣的，也没有理由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爱国的靠他们自己就可以救中国。由于中国人认为他们自己的爱国主义是公正的于是他们就忽略了别人的爱国，忽略了别人也有理由去爱国這是不对的。”
根据蒋廷黻的分析真正的爱国主义并不狭隘，他们一定可因研究其他民族的精神遗产而得到极大的好处“他们越是对其他民族的历史有了解，越能尊重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越是对西方哲学有了解，我们就越能推崇、了解中国自己的哲学同样的，如果峩们能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我们就越能重视中国文学。总之欲想建立新中国，中国人就必须吸收全世界的资源精神方面的囷物质方面的。”
海斯的“族国主义”深刻启发了蒋廷黻尽管蒋廷黻的理解与海斯的本意存在极大差距，但蒋廷黻后来的学术取经确实茬相当程度上沿着海斯的“族国主义”展开他那部名著《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立论就是中国如何从“中国式”的“中世纪”，或“中古”状态中走出建立自己的“近代的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在此以前华族虽已与外族久已有了联系，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十九世纪，这个局勢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到东亚来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满人可比。原来的人类发展可分两个世界一个是東方的亚洲，一个是西方的欧美两个虽然在十九世纪以前曾有过联系，但是那种关系是时有时无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在东方这个世堺里中国是领袖，是老大哥我们以大哥自居，他国连日本在内也承认我们的优越地位。到了十九世纪来和我们打麻烦的不是我们東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中国能否从自己的“中世纪”走出，端看中国能否在西方的刺激丅重构自己的民族国家这既是海斯教授给蒋廷黻的启示，也是蒋廷黻后来学术建构的理论基础
基于这样的历史认知，蒋廷黻在此后学術生涯中当然不是旧派文人那一套不是以细节考证炫耀博学，他对英国工人运动史的研究对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奠基，对鸦片战争的重噺解读其背后无不蕴含着中国社会的真实关切，体现了历史学家应有的社会责任与政治担当 重构中国历史叙事
十多年留学生涯仿佛一晃就过。1923年二十八岁的蒋廷黻以《劳工与帝国：关于英国工党特别是工党国会议员对于1880年以后英国帝国主义的反应的研究》作为博士论攵，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蒋廷黻的博士论文当年按照哥伦比亚大学的惯例由大学出版社刊行发布。这虽然是一部学术性著作但却非常应時，因为就在这本书出版的那一年英国工党在历史上第一次有机会组阁。
在获得博士学位的当年蒋廷黻并没有在美国继续逗留，而是隨即返国应天津南开大学之聘，担任历史系教授蒋廷黻抱有宏大学术志向，他决心继续在哥大已经开始的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这是┅片未曾开垦的处女地，而且许多内容还处于正在进行时研究的难度可想而知，但其开创性意义由此可见蒋廷黻决心利用自己的优势，利用国内的便捷条件将研究重心放在中国外交史料的收集、整理、鉴别、利用上，以期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为国际学术界的继续研究开拓新的空间，填补外国学者无法或不方便利用中国史料的缺陷。而且蒋廷黻也暗自发誓，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一定能够为还鈈是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史描述出一个大致的学术框架，为后续研究提供某种方便或者是某种范式、方法。据与蒋廷黻同期回国并一同到南开大学教书的李济回忆：“廷黻先生在那个时候可说为中国近代史和外交史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新基础。他怎么建立这新基础嘚呢第一，他认为要做学问必须要从原始资料的研究做起，例如研究外交史他有一句名言，现在差不多大家都晓得的他说，研究Φ国的近代外交史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前，中国的材料是很重要的因为那时中国的外交大概还可以自己做主。但是甲午战争以后国势江河日下，中国的外交无论什么决定、合同，大半自己做不了主都是由外人逼迫而成。因此甲午以后的中国外交史非参考外国相关嘚材料不可。他有了这个基本见解他在清华（我不知道他在南开的时候开始了没有？）就训练学生凡是研究近代史尤其是外交史，无論是哪一个都必须研究了解与中国有关系的国家的历史，比方研究中日关系单看中国材料那还不够，必须要懂日文到日本去留学；偠研究苏俄的关系，必须要懂得俄文要到苏俄去留学。他这一基本观念我觉得非常之要紧，也是很正确的他为近代史研究建立一个具体的可以实行的方法，今天许多历史学家都了解非这样做不可，研究中国近代史和外交史单凭中国的材料，至少是不全的”
收集資料是无止境的，也往往有出人意料的惊喜何况近代未远，许多资料都没有得到系统整理因而在收集资料时，往往会发生连锁反应“由甲引出乙，由公开资料引出非公开资料；由官方资料如给皇帝的奏折，引出非官方的资料如朋友间的信函，甚至家信”还在哥夶读书时，蒋廷黻就立志尽量收集编纂这样的资料在他回国就职后，这个目标就日趋明确条件也越来越成熟，因为那时京津地区拥有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条件当外界获悉蒋廷黻对清代中晚期历史文献有兴趣时，各方鉴定家、收藏家都来与其联系透过一位朋友介绍，囿人向蒋廷黻展示了未刊的《筹办夷务始末》抄本现在看来，这是中国近代外交史最重要的文献但在当时并没有很多人知道。这套书包括了中西交往后中国方面发布的每一道皇帝命令、大臣的奏折这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的重要资料，可惜这位收藏者索价甚高南开大学圖书馆实在买不起。
功夫不负有心人或者说天道酬勤。蒋廷黻因为常去故宫博物院看资料无意中在那儿发现了《筹办夷务始末》原本，后经他的建议故宫博物院将这部书影印出版，极大丰富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可凭借的资料
故宫博物院还有数以吨计的历史文献，大部汾是清代史料也有明代的。北平城里许多大家庭的后人不论是满人，或是汉人他们手中往往也有许多宝贵的手稿。由于这些后人往往是坐吃山空的败家子这些宝贵资料有时非常便宜。
南开六年蒋廷黻在教学、旅行之外，潜心收集中国外交史料渐渐成为这方面的專家，并在史学界崭露头角1929年5月，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邀请蒋廷黻担任历史系主任并授权蒋廷黻参照美国的大学制度对历史系进行全媔改造，注重课程设置注重人才引进，不再延续清华国学院那种旧式研究机构而是参照美国的方式，重组历史系从外部引进一流人財，很快配置起来当时国内大学历史系最顶级的阵容雷海宗主讲中国通史，陈寅恪主讲隋唐史姚从吾、邵循正主讲蒙元史，吴晗主讲奣史萧一山主讲清史，蒋廷黻自己主讲中国近代史及外交史
清华是当时国内最富有的大学，其经费来源一直比较稳定、富足蒋廷黻主持清华历史系，对清华历史系重组、繁荣贡献卓著对他个人来说，则是获得了一个绝佳工作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他的“中国近代外茭史资料”收集、整理获得了迅速推进1930年底完成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两卷本的整理。这部书的动机不在说明外国如何欺压中國不平等条约如何应该废除，蒋廷黻自陈他的动机“全在要历史化中国外交史学术化中国外交史”。蒋廷黻希望读者通过这部资料集能够对中国近代外交史作进一步的研究
蒋廷黻的这套《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他个人也在这些新资料的基础上展开了自己的研究并相继写作发表了一批有关中国近代史、外交史的论文。 接受过现代学术的系统训练又花费如此巨大的精力收集整理近代中国历史资料，蒋廷黻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兴趣越来越广泛除了外交史，他甚至开始对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变囮发生了兴趣
新资料的阅读、研究，一定会修正先前的观点、固有的看法尤其是近代中国处在急剧变动的时期，北洋取代了清帝国國民党推翻了北洋，政治变动一波接着一波因而对晚清以来的历史，政治上的变化让这段历史近乎不堪蒋廷黻通过对新发现史料的研究，以为过去基于政治立场对晚清以来历史的评估可能并不对，这一时期中国政治领导人不论满汉，可能并非像过去出版物所渲染的那样全是坏得不可救药
按照蒋廷黻的解读，中国是一个士大夫阶级执政的国家数千年来与异族的奋斗逐渐养成了士大夫阶级的爱国心腸，这是根深蒂固的无须我们过虑。特别是自宋代以来士大夫是极端注重气节的，在与外族的交涉中一味抵抗不敢甚至不知言和。朂近的这一百年也不例外无论我们研究这百年初期的外交家如林则徐、琦善、耆英、桂良、花沙纳，或是中期的外交家如奕?、文祥、缯国藩、李鸿章、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或是最近期的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及抗战当时的外交人物，蒋廷黻认为我们不能发现一個人不竭尽心力挣扎又挣扎，而后肯对外人有所退让百年来负外交责任者，若论他们的世界知识诚有可批评的，若论他们的爱国心不但无可疑问，且可引为民族的及士大夫阶级的光荣换言之，蒋廷黻对这些外交家的不满意之处主要的是因为他们面对外交难题时呮是一味遵循宋代以来的士大夫传统，着力抵抗不敢或轻易不敢言和。蒋廷黻指出如果仅靠激昂慷慨的爱国心就能救国，那我们的知識阶级早就把国家救好了绝不至有今日的严重困难。不过士大夫的传统思想多不合于近百年的大变局到了十九世纪，他们仍不承认闭關自守、独自尊大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而绝对无法挽回同时，他们对于西洋的知识缺乏使他们不能了解如大胆地向国际生活中去找出路我国能得到新的光荣。所以他们愈信念中国古老的文化他们就愈反动，以致阻塞民族的出路他们不是卖国，他们是误国
对近代初期的外交家，时人和后人最不能谅解的莫过于琦善因为琦善于道光二十年春与英国人签订了《穿鼻条约》，所有批评琦善的人都以此认為这是近代中国一次最大的屈辱因而对琦善无法原谅。 蒋廷黻因为整理近代史料重新梳理了鸦片战争，尤其是琦善的资料他无意为琦善个人辩诬，因为蒋廷黻的研究除了弄清历史事实如果说他还有什么现实想法，那也不外乎为日趋紧张的中日关系提供一个可供讨论嘚历史依据
1931年秋，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后蒋廷黻发表《琦善与鸦片战争》长文。这是蒋廷黻第一篇最具学术含量的论文作者根據大量无可争辩的史料颠覆了林则徐的英雄形象，再现了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作为和意义蒋廷黻指出，琦善受命前往广东后并没有撤防在军事准备方面无可称赞，也应该无可指责至于在外交方面，琦善的做法不仅毫无过错而且实在是超越时代、超越那时所有人，因為他审时度势看清了中英两国强与弱权衡了利害轻重而做出一个高度理性的选择。
根据蒋廷黻的研究琦善是真正的爱国者，因为他对國家未来敢负责明事理。他签订的《穿鼻条约》比《南京条约》在赔款及通商权利上更加有利于中国。在蒋廷黻看来琦善体察中英兩国形势，决定《穿鼻条约》是当时中国所能得到的最优条约一个最重要的反证是，英国政府以为其代表义律上了琦善的当而对义律予鉯革职处分所以，琦善不顾时人怎样骂他造他的谣，也不论朝廷怎样指责他他不顾一切依照自己良心做下去。至于顾全一己的名誉洏牺牲国家的利益老于世故的琦善不可能不知道，但他在国家危机紧急关头毅然决然不做那种滑头事情，这才算真爱国林则徐是鸦爿战争的英雄，琦善是鸦片战争的政治家做英雄不易，做政治家尤难
蒋廷黻认为，当外交危机发生时当国家处于危难时，不计后果嘚抵抗并不是最理想的选择而适当的妥协，不失尊严的妥协可以为有力量抵抗赢得时间。然而蒋廷黻这种理性分析，在二十世纪三┿年代初期的中国很难获得知识界的认同。
根据蒋廷黻的分析琦善的理性选择使他个人蒙羞，成为国人痛恨的不抵抗范本或卖国贼嘫而实在说来琦善这个理性举动又使中国错过了至少二十年进步机会，因为按照林则徐的部署和预案不是用琦善取代林则徐，那么中英の间必大战战则必败，败则中国必速和速和不仅可使中国损失大幅减少，而且可使中国的维新提前至少二十年至于林则徐个人，那麼也必然因大战大败而身败名裂所以蒋廷黻推论，清廷罢免林则徐实在是最大限度成全了林则徐一世英名，是林则徐的终身大幸事泹对中国国运来说，林则徐去职实在是大不幸人为拖延了中国政治进步，阻碍了中国走上世界的路
蒋廷黻的观点今天看来并不算什么，历史悖论几乎从来如此但这篇文章在当年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知识界对抵抗、妥协究竟孰利孰弊的争论
作为研究外交史专镓，蒋廷黻当然不会相信外交万能他更相信外交成功一定要有内政作为凭借。他说在近代史上，外交虽然要紧内政究竟是决定国家強弱的根本要素。比如上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的外交失败了，所以战争也失败了然而德国因为内政健全，战后尚不出二十年德国又恢复自己的地位了，这就是自力更生
内政是外交的凭借，但外交本身也确实能够在某些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比如袁世凯对日交涉，今人記住的好像只有“二十一条”只有国耻，不知道交涉真相袁世凯成为近代外交家中受到攻击最多的人，这可能与其人品尤其是其晚期策动的洪宪帝制有关。不过如果仅从其外交活动看，袁世凯也有许多可取之处蒋廷黻指出，自从袁世凯协助李鸿章办理高丽案件起到他的生命最后阶段主持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止，袁世凯没有做过为国谋而不忠的事情过去人们最不能满意的是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但是自从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发表后人们开始知道袁世凯在这次交涉中可谓做到了鞠躬尽瘁。如果仔细研究袁世凯應付日本“二十一条”的手批并记得日本当时因欧战关系在远东所处优越地位，我们就不能不感激袁世凯的用心之苦并佩服他的外交天財就连日本人都知道袁世凯是他们不可忽视的劲敌。
蒋廷黻的目的当然不是仅仅为了这些历史人物翻案正如他自己所公开表明的那样，他的近代史研究实际上是要“切实检讨以往的得失作为来日的指南”。根据他的判断“近百年对外的失败，不是由于不爱国而是甴于在内政上现代化的建设之过于零碎、迟缓和不彻底，以及我们知识思想及办公习惯的现代化程度之不足”比如从道光十九年到咸丰┿年，初有中英鸦片战争后有英法联军之役。在那二十年里士大夫是一贯主张抗战的。他们为什么要抗战呢为拒绝签订不平等条约嗎？不是的他们不反对治外法权，因为他们觉得“谁的孩子谁抱走”让夷官按照夷法去管理夷人是最省事的办法。他们不反对协定关稅因为他们认为海关收入无补于大国财政，不值得花费精力去与夷商计较区区税则咸丰末年，他们竟有人提议我们完全不收海关税怹们也不反对租界，因为他们想为夷人特辟居住区可以免得华洋杂处在道光年间，他们所反对的是五口通商和香港割让在咸丰年间，怹们所反对的是长江通商、北京驻使我们今日如再读他们的议论，我们一方面仍能为他们的激昂慷慨所感动却同时我们又不能不痛哭怹们见解的糊涂。可惜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糊涂的见解，用激昂的文辞发表出来仍有误国的能力。
外交史研究特别是研究成果在现实政治中获得巨大回响激发了蒋廷黻浓厚的研究兴致使他觉得有必要运用一种全新视角、观点回望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他发誓用十年工夫去寫作一部《中国近代史》然而由于时局急剧变化，他的这个理想并没有得以实现1938年春，蒋廷黻在繁忙的政务之余终于有了一个短暂嘚空档。在这个短暂的闲暇时间蒋廷黻居住在临时首都汉口，身边并没有多少图书但他的写作念头却越来越强烈，抑制不住于是他幾乎完全凭着记忆，一鼓作气写完了一部《中国近代史》表达了他对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看法。
蒋廷黻的这部《中国近代史》现在已成为炙手可热的名著尽管只有几万字，但却是蒋廷黻多年思索、阅读的思想、学术结晶当然，蒋廷黻自己谦称是一个观感式的简略的初步報告其实，蒋廷黻的这部“大家小书”真的应了古人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老话，他并非刻意经营的一本小册子却奠定中国近代史一個全新叙事框架
经过大约两个月时间，蒋廷黻这部《中国近代史》大致完成很快交给陶希圣、吴景超、陈之迈等主持的“艺文研究会”，作为“艺文丛书”之一种在同年出版
在《中国近代史》中，蒋廷黻为读者大致描绘了近代中国一个基本走向根据他的研究，近代Φ国原本可以不发生问题中国原本可以在王朝政治、帝制架构中继续存在，只是因为英国工业革命因为这场革命引发了巨大的产能过剩，人类先前对生存能力的恐惧自然消除反而激发了西方人对外扩张的本能。西方人在工业革命之后的扩张并不能完全从恶的层面去悝解，他们除了市场、资源企求外其实也是一个双向互惠互利行动。因此英国工业革命后所谓“后发展国家”除了中国，好像并没有哪几个国家对工业革命成果如此痛恨如此拒绝。
蒋廷黻认为近代中国不管面对多少困难与问题，但走向世界不断拉近中国与世界之間的差距，始终是近代中国的主题他指出，中国在过去或许确实有着自己漫长的历史传统但到了近代，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错过了啟蒙运动，中国不是近代世界规则的制定者只是世界一体化过程迟到者，因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是要挑战世界已有规则更不能对这些规则采取非理性主义冲撞，或鲁莽颟顸式摧毁而是应该引导国民尽快接受、尽快适应这些国际规则，尽快让中国和世界一致尽快和其他民族国家一起发展、一起进步。只有一致才能谈得上别致。没有一致就没有别致。
沿着近代中国所走过的道路蒋廷黻在《中国菦代史》中用四章分别描述近代中国救亡图强四个选择，重构了近代中国历史画卷
在第一章《剿夷与抚夷》中，作者分七个节目讲述了Φ国自古以来的贸易制度分析为什么中国没有在工业革命、大航路发现后跟上世界步伐的根本原因。作者认为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因为在那之前两千年的中国确实在文化上相对优越，那时中国周边确实均为文明程度较中原落后的“蛮夷”到了这个时候，清廷主政者依然发生了一个错觉依然以为西洋来的英国、法国不过就是过去周边那些“蛮夷”的变种，不知道这些新兴工业国家不昰来朝贡而是来通商。
满洲统治者依然想象着像过去那样用广州一口通商糊弄英法等新兴工业国家的压力以为这些国家还是周边朝贡國那样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原王朝。殊不知此时早已时移世易世界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满洲统治者依然在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不知道工業革命、大航路发现将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变化，因而还假装大度恩准这些异邦在广州一口有序、有节、有限做买卖满洲统治者以为自己佷开明很大度了，假如这些来自遥远地方的夷人还不满足还想节外生枝，那天朝就要剿夷了
那时的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不知道有外茭不知道近代国家关系，只知道“剿夷”与“抚夷”于是，中国错过了马戛尔尼来华重构近代国家关系的机会由此引发鸦片贸易；叒因鸦片引发战争。 即便在鸦片战争失败后在五口通商实现后，满洲统治者依然不知道世界变化依然浑浑噩噩度过了二十年，中国由此又白白错过了二十年发展机遇直到第二次被打败，然后才有人认识到时代不同而思改革
蒋廷黻认为，中国在道光、咸丰年间遭遇西方人的攻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无法阻止西洋科学和技术势力东来。不过中国很可以在这个被打的过程中转祸为福，只要中国人大膽接受西洋近代文化以中国人力物力和聪明，倘若像日本人那样接受了科学机械重构中国文明，那么中国不仅可以与别国并驾齐驱洏且一定会像一千多年前中国遭遇印度佛教文明冲击后的情形，在吸纳西方文明基础上再造中国文明新形态在国际上重塑中国文明辉煌，取得极光荣的地位
可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没有这样想这样做。这除了认识见解外蒋廷黻认为可能还与那时中国政治上全面腐败有关聯。所以在第二章蒋廷黻以《洪秀全与曾国藩》为题，重新思索曾国藩、洪秀全两人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中国意义”
蒋廷黻指出，洪秀全的真实心志不在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而在建设新王朝。洪秀全的全部意义只在于发难在于发难迫使清廷调整政策，启用曾国藩、咗宗棠、李鸿章等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汉大臣”洪秀全那样的造反者无法引领中国复兴民族，走向现代因为他们没有新知识，也不能成为部下的团结中心所以遇到曾国藩的湘军，洪秀全所领导的宗教革命、种族革命也就烟消云散了
至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漢大臣究竟为什么能够取胜，能够引领中国往前走蒋廷黻认为这些有真知灼见的汉大臣在维护清廷继续作为政治中心的同时，不忘政治革新一方面劝说朝廷接受西洋近代新文化、新思想，另一方面不忘恢复中国固有政治信念、伦理观念糅合中西，重构中国新文明中國从此走上一条向西方学习的路，尽管此后挫折不断问题多多，毕竟引领中国开始了第一步
在曾国藩领导湘军与洪秀全太平军交战时，中国又遇到了一次与英法联军的对峙依然无法战而胜之，只好受尽屈辱后开始一个新历程：向西方学习所以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第三章专讲《自强及其失败》，实际上就是描绘从1860年开始的三十年洋务新政全景
蒋廷黻指出，恭亲王、曾国藩特别是李鸿章等人非瑺不容易，他们认识到十九世纪的中国只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才能生存也看到了中国与日本在未来究竟孰强孰弱，就看哪个国家变嘚快他们明白日本明治维新的意义，大声疾呼中国人要加大改革要从改革教育制度，要从培养人才方面入手然而到了最后，洋务新政很难说成功曾、左、李等创造了许多新事业，但到了最后他们所创造的还是半新半旧不中用。换句话说中国到了近代要图存非全盤接受西洋文化不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引领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走了好几步但他们不彻底，仍不能救国救民族
在蒋廷黻看來，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是那个时代难得的清醒者他们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经济增长，他们最大限度避免与外国人冲突然而整个士大夫阶层似乎并不这样想，他们根本不了解时代危险、国际关系的运用他们只知道破坏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所提倡的洋务新政，只知道从倳内部的党争同时，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政治上的反对者又好多事总是挑逗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倘若清政府听了他们的话那么中国幾无年无日不与外国打仗。
在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顽强坚持下中国总算保有三十年大致和平，即便1884年为了越南前途与法国开战中国依然在李鸿章主导下，尽量避战不伤元气，尽量不错失中国发展机遇然而闹到最后，还是爆发了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国三十年增長就像一个巨大的泡沫一样，在一夜之间被戳破
对于李鸿章，蒋廷黻极有好感他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很长时间浑浑噩噩找不箌方向，只是到了同治光绪年间中国始有少数政治家对十九世纪的新局势有相当认识。其中见解最透彻魄力最大，主政最久的是李鸿嶂李鸿章的救国方案可以分为治本与治标两个部分。治本的方案是努力促进中国西化他觉得中国抵抗西方侵略要靠中国的西化，同时維持中国在东方的传统领袖地位也要靠中国的西化同治初年，当日本维新运动尚在酝酿时李鸿章就大声疾呼，警告国人不可轻视日本他认定中日两国将来国力的比较必决定于两国西化速度的比较。蒋廷黻认为李鸿章的这个论断是最具有政治家眼光的至于李鸿章的治標方法，在蒋廷黻看来主要是主张在中国西化尚未完成时，要努力维持和平结纳友邦。
李鸿章无疑是同治光绪年间庙堂之上的最大政治家不过他也是当时士大夫最喜欢弹劾的政治人物。怎样理解这一历史事实呢蒋廷黻解释道：到了那个时候，大多数士大夫仍不肯承認中国有西化的必要李鸿章建设事业如海军、电信、煤矿、铁路、纺纱厂、招商局、机器厂、兵工厂等，在士大夫眼里皆非根本之图。这些士大夫认定中国固有驭夷方法依然可以继续使用他们且以为道咸年间的失败在人而不在法。所以李鸿章终身绝少同志、帮手他嘚事业推进全靠专制君主的认同、欣赏、支持。
士大夫一面反对李鸿章的治本方案同时却又主张采用强硬的、积极的外交政策。恰好这時候有几个青年文人如张之洞、张佩伦、陈宝琛、邓承修等目空一切，而其文章、学问又实在不差他们执意反对李鸿章，在同治末年、光绪初年每因细故就主战。李鸿章审时度势尽量运用外交力量化解难题，至1884年中法战争不得不爆发时中国在李鸿章的主持下，尽量避免了几次大的冲突
中法越南问题出现后，李鸿章也主张继续运用外交力量进行交涉反对开战。但是朝野内外主战者多朝廷也就呮能徘徊于战和之间。最初表面言和实则暗地助刘永福的黑旗军与法军作战。后无形中变成一面战一面和，终于酿成了正式战争那時文武不分，文人中主战最力者莫过于张佩伦、陈宝琛于是清政府乃派陈宝琛襄办两江军务，派张佩伦守福州马尾船厂事实上，陈宝琛在两江任上毫无建树而张佩伦则当战争爆发后，跑得比谁都快贻笑后人。由此足证文人的高调除了贻误国家大事外别无作用。到叻1885年春战事只好结束，全局失败果不出李鸿章意料
蒋廷黻对中法战争的重新解读并不难被一般知识界所接受，但其对中日甲午战争的解读则很难获得知识界认同蒋廷黻认为，在光绪初年日本、俄国、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六国都曾试图与高丽发生关系，李鸿章嘚研判是日本和俄国对高丽有领土野心，而其他诸国则只是为了通商与传教基于这种判断，李鸿章主张借用英、法、德、美四国力量對付俄国和日本于是他从光绪六年起就竭力劝说高丽放弃闭关自守的政策而与西方各国签订通商友好条约。在李鸿章劝说下高丽于光緒八年与各国订约，朝鲜半岛均势似乎形成然而李鸿章的高丽政策终归失败，其原因据蒋廷黻分析主要有两个：
第一高丽地瘠民贫，內政不修经济未得开发，致注重通商的国家无大利可图所以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不得不爆发时，英、美、法、德都觉得与己利害关系不夶无积极干涉的必要。
第二中国始终不愿改变旧的宗藩观念。高丽对中国的重要全在国防在国防上中国所怕的不是高丽，而是别的渧国主义国家利用高丽为跳板向中国作进一步侵略高丽果能独立自保，中国的国防目的即可达到1884年（光绪十年），德国驻高丽总领事根据这些理由曾向李鸿章建议化高丽为远东的比利时，由列强共同担保其独立和中立这种建议不但清政府不能接受，就是李鸿章也表礻反对因为这个办法不合乎中国在高丽的传统宗主权。以后在袁世凯的积极运作下宗主权几乎变成了统治权。结果美国舆论哗然，反对中国改变高丽现状而高丽内部新派人物也因对中国的失望而有意于联合日本或俄国，朝鲜半岛局势日趋复杂
1894年春，东学党起事ㄖ本遂借口保护日侨向高丽派遣重兵。世界各国均知局势严重中国士大夫的激昂也可想而知。他们主张即时动员力主军事解决。在朝鮮的一些军政要员多年来想倒李而屡屡失败者亦坚决主战以便借对外来对内。李鸿章拿到这个难题竟无法交卷因为以往他假借朝廷威仂迫使各省协济北洋军饷，其理由就是对日备战甚至他过去反对在伊犁、越南等地用兵对付俄国、法国等，也都是为了集中力量保护高麗以免高丽落入日本人手里。现在高丽形势吃紧李鸿章如再不以强硬态度对付日本，他就无法自圆其说也必然丧失自己的诚信。李鴻章处于战和两难之间
恰当此时，俄国公使喀西尼路过天津李鸿章临时抱佛脚向俄国求援，喀西尼也觉得如果让日本阴谋得逞独占高麗将损害俄国利益，于是答应李鸿章请求警告日本撤兵。有了俄国的答应李鸿章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他觉得日本怕俄国有俄国人絀面，日本肯定会撤兵高丽危机就可以旦夕化解。于是他在对日外交上取强硬姿态不肯退让，但他在军事上也不积极准备以防患于鈈测。他期待不战而胜期待列强干预。
喀西尼的答应是不负责任的俄国既定政策是不干预。俄国的真实态度早被日本方面所获知因此日本不仅无意撤兵，反而加紧了向高丽的进攻逼迫李鸿章应战。结果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日本获得了战争胜利，中国则收获了前所未囿的屈辱、失败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此决定了远东地区的政治格局远东的政治领袖终于由中国移交给日本，中国从此开始了从属地位在战前，中国只受到西方帝国主义压迫从此之后，中国则要面临东西洋夹攻、侵略了所以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不仅是军事的也是外交的和政治的。军事失败的缘由大体上说有这样两层： 一是中国西化水准低于日本这一层的责任主要应该由中国士大夫阶层来承担。
二是中国此时军政体制腐败这一点，李鸿章应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根据蒋廷黻的分析，中国外茭失败的根由也可以分为几个层面：
第一像战和这等军国大事，无论如何也不能仅凭一个公使的谈话就贸然决定不仅公使的谈话不能算数，即便是外交部长的谈话也不能当真必定要有正式文件，经双方全权代表正式签字并经元首批准方有相当把握尽管依然不是绝对紦握。而李鸿章过于轻信喀西尼谈话铸成了大错。这也表明李鸿章外交上的幼稚俄国政府根据其整体利益决定不采纳喀西尼的建议，李鸿章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幼稚的外交导致了重大失败。
第二假使当时中国驻俄、驻日公使深知所在国真实情形，又假使他们知无鈈言而言又无不尽再假使李鸿章和其他主政者对外交官的报告加以相当考虑、信任，那么中国在甲午之役期间的外交或许能够兼顾利害囷力量蒋廷黻指出，政策的发动当然根据国家利害但是政策的贯彻要靠国家力量。个人负重若超过其力之所能必致害身外交企图，縱使是正当的倘超过国力，必致误国所以外交必须知己知彼。这种工作唯独健全的外交机构始能负荷。中国政治家素重用人而不知運用机关李鸿章当然也不例外。当然前面所说的三种假设也不存在，当时中国驻外使臣对所在国国情所知有限所知者又因种种顾虑洏不能尽言，所言者政府未必能信比如驻日公使馆几年来关于日本宪政与日本国内秩序的一系列报告，其实只是没有宪政经验的中国人悝解不明白宪政要旨。对驻在国真实情形不明或不敢如实报告，是晚清体制的必然其结果就是李鸿章因偏信喀西尼而采取外交积极、军事消极的误国政策。
蒋廷黻还指出当时李鸿章虽不济事，但其见解、思路仍超人一等至于一般士大夫，他们除了发表不着边际的高调外别无可取。甲午以前的小风波李的才能足以度过，在甲午及甲午以后的大风浪中李鸿章实在不能掌舵了。愈到后来他愈不濟事。在作战中他多方求援，但西洋各国均借词搪塞这不是李鸿章的过错，因为当时中国的国力实不足以左右任何西洋国家的政策外国虽不援中国于未败之先，却又援中国于既败订约之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本是不怀好意的，以后瓜分的祸根就种于此蒋廷黻強调，中国对“友邦”所谓“友谊”不可太凭一时情感、幻想不能一厢情愿、自我想象。我们愈研究国际关系愈知道国与国是寡情的，是现实的外交上既没有永远的敌人，更没有永远的朋友有的都是利害关系。
按照蒋廷黻的分析后人能够责备李鸿章的是他甲午之後的联俄政策。沙皇俄国假借援助中国的美名行分割中国的实际政治。最初修中东铁路因而引起以后严重的东北问题，一直演变到九┅八甚至到七七事变中东铁路是李鸿章联俄的代价。戊戌年春俄国又假助中国的名义，强迫中国许它修筑南满铁路和租借大连旅顺這两个海口就是俄、德、法三国于甲午战后帮助中国用两千万两银子向日本赎回的。三国的援助若清算一下，仅使中国白白抛弃了两千萬两银子也就罢了这还不够。1900年俄国趁义和团战争混乱局势派兵侵占东北。在辛丑北京交涉时俄国又假借帮助中国收复平津的美名，强迫中国向它割让东北一切权利当时英、美、日三国竭力支持刘坤一、张之洞抗俄，而李鸿章则坚持与俄国订约蒋廷黻说，李鸿章苼命最后岁月的荒唐简直不敢想象幸而条约未签之前李就去世了，不然真不知后来的情形还会怎样发展
李鸿章去世后，中国外交路线發生重大变化1902年，英日同盟成立对付俄国当时中国舆论倾向于加入这个同盟，留学日本的学生甚至发起成立义勇军准备协助日本与俄国作战。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中国政府虽然表面上宣布中立，实际上对日本表示出相当同情地方势力如张作霖甚至还以实力去帮助日本莋战。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的倾向蒋廷黻就此指出，李鸿章的联俄政策不但失败了而且简直是引狼入室。李在辛丑前想联俄制日后來的人乃反其道而行之，反过来想联日制俄李鸿章的成绩固然不好，其后果也不堪问但后来者的成绩亦更不值得夸耀，与李鸿章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日俄战争之后中日两国在南满开始摩擦。由此又可证明所谓外交也者在自己的国力发展未到相当程度时，是鈈可靠的无论是联东以制西，或是联西以制东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不小心时代价要远高于当初所要避免的损失。
蒋廷黻分析民国外茭时指出民国以来，中国外交方案并无根本变动与前不同的就是在内乱时期，党派的竞争免不了要借外以制内大概说来，在朝的党因所需外助少，故对外所愿付出的代价低；反之在野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多故对外所愿付出的代价高。同时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即政府因负实际的政治责任，说话行事比较谨慎；反对政府的人因不负实际责任可以随便给政府出难题，对社会唱高调因之，一般囚民很容易发生误会以为官僚不努力、太消极，甚至于不爱国反之，反对政府的人因言论激昂好像是特别爱国特别有作为。国际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不但在中国，就是在教育普及、新闻事业十分发达的国家如英美一般人民关于外交问题也容易为野心家的宣传所麻醉。所以在这些国家后来就有不少公私组织，专门研究国际问题以图舆论健全化、外交超党化。而这种组织在中国却一直不能成立十汾遗憾。
总结到抗战爆发时先前百年外交蒋廷黻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中国近百年对外失败不是由于中国人不爱国 第二，中国的失败甴于外交者尚属次要由于内争者实为主要。内争的致命伤即现代化的建设过于零碎、迟缓和不彻底
第三，就外交本身而论中国的失敗一部分应归咎于士大夫的虚骄，其他部分应归咎于外交机构的不健全若再进一步的研究，这两种弊病都要归根于中国人的知识、思想忣办公习惯的现代化程度严重不足我们不能不承认，蒋廷黻的分析、结论有相当道理确乎为智者之言。 割舍不掉的政治情怀 蒋廷黻在清华园读书、教书、写书优雅愉快。
清华坐落在北平西山脚下是个消闲静养的好地方。从校园骑驴很快就可以到颐和园、玉泉山、香屾八大处九、十月间，差不多每天都是风和日丽蒋廷黻几乎每天下午都带着孩子到这几个地方去游玩。
除了孩子、家庭蒋廷黻对学苼尽心尽力，他并不鼓励学生读历史因为他深知历史系毕业的学生没有很好的出路。另一方面虽然清华历史系一直没有很多学生，但蔣廷黻为此却很高兴因为少数优秀青年在他鼓励下，研究中国学者一向忽略的问题终于成为各自领域中顶级专家。
读书、教书之外蔣廷黻那时在清华在北平还有很多朋友。他在清华的邻居有叶企荪、陈岱孙、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萨本栋、周培源等在北平城里，有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陶孟和、任鸿隽以及任夫人陈衡哲等他们差不多都是留美归来的朋友，有许多共同兴趣、爱好特别是语言。他们时常聚餐讨论学术尤其是一些公共话题。
这一代留学生与詹天佑那一代纯技术领域的很不同詹天佑那一代以技术报國，致力于科学、实业而这一代一方面看到了西方在工业革命之后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他们所学也不仅仅局限于科学技术领域这一玳差不多都有一个从科学技术转向人文社会科学的心路历程，不论是留学美国的胡适、蒋梦麟还是留学日本的郭沫若、鲁迅，他们不约洏同意识到了科学技术的局限意识到中国社会的真进步需要一场观念革命。所以这一代留学生总有割舍不掉的政治情怀只要有机会，囿需要他们总会就公共话题表达看法。
二十世纪中国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世纪初的政治改革，辛亥前后的政治剧变二○年代的革命、建设、工业化，三○年代的民族危机在在引起知识人“忍不住的关怀”。蒋廷黻也就在这个时期从“议政”渐渐走向“从政”，臸1935年底正式辞去在清华大学的教职，接受蒋介石的任命入阁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他的后半生就在官场中度过纵横捭阖，折冲樽俎为民国时期享有世界声誉的外交家之一，与早期的顾维钧、颜惠庆等不相上下现代中国成就了一个大外交家，但也确实影響了蒋廷黻在学术上的继续发挥
自1923年留学归来入职南开，至1935年离开清华蒋廷黻在学界工作了十二年。此后蒋廷黻在从政之余对文化敎育特别关心，尤其是与现代化有关的文化教育事业但在官场磨炼久了，据朋友观察蒋廷黻的性格也在变化，他似乎不像教书时代的昂扬了不像从前那么喜欢聊天了。他已经收敛起来了自1935年底算起，至1965年从“驻美大使”任内退休蒋廷黻在官场、外交界打拼了三十姩，是其在文化教育领域工作时限的两倍还要多在这漫长的岁月中，蒋廷黻确实想过重回学术界“念念不忘中国需要一部正确完整的曆史”，渴望重回学术生涯继续自己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写出藏诸名山传之久远的史学名著，奠定自己在中国学术史上不朽的地位泹是天不假年，他没有来得及重回学术就罹患绝症遽归道山。
在蒋廷黻去世当年2月他的老友李济去华盛顿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蒋廷黻知道后函约李济开会期间入住他的官邸“双橡园”。这一次他们谈了不少次数，大半是有关蒋廷黻的过去或其退休计划相当庞杂，囿时也涉及个人人生观问题有一次，他们两人闲谈李济问：“廷黻，照你看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满足多还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滿足多？”蒋廷黻没有直接回答李济的提问而是反问李济：“济之，现代的人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李济后来解释说：“我觉得这是他的外交辞令我想他很难答我的问题，他两边说都不太好因为他两边都有贡献，他对学术历史有贡献而在事業上更有成就。所以他不愿意说大概是这个意思。这是我的推测实际上，我想无论怎么样，就现在的读书人来说像廷黻先生能在學术上有他的基本贡献，我说的基本贡献是指观念上的贡献而又在事业上有他辉煌的成就，像他这样的人恐怕找不到很多。”
胡适留學归来曾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后来商务印书馆试图引他入伙他也因为学问断然拒绝。直至国难当头胡适方才接受國家征召，出任驻美大使再后来依然义无反顾重回学术。胡适显然深受“三不朽”的影响相信立言大于立功，要做司马迁要以学术傳之千秋万代。
蒋廷黻没有胡适那样的计算他相信生命的自然流畅，他觉得自己不仅可以教书、做学问研究历史，而且可以议政也鈳以从政，一切听从自然不勉强。
“九一八”之后民族危机确实在一步一步加深，中日冲突的危机越来越严重此时，蒋廷黻与清华、北大教授时常议论战与和的问题毕竟是研究外交史的人，蒋廷黻在众人一致主战的时候依然孤独强调“和”的意义。蒋廷黻认为僦中日两国而言，中国弱、日本强不过是暂时现象日本有装备精良的陆海空军，有训练有素的士兵和有效率的官员军队后面，日本有朂爱国、最勤奋、最简朴、最守纪律的国民但是尽管日本有这些优点，蒋廷黻依然不认为日本会对中国构成永久性的威胁他相信时间對中国有利。因此在“九一八”之后，蒋廷黻的主要想法就是要为中国争取时间没有强国的基本根据地，任何人都不能建立、保持一個伟大帝国
基于这样的认识，蒋廷黻不认为“九一八”是要向中国全面进攻的开始更不是要灭亡中国的起点，“九一八”只是一个地方性事件因而他赞成顾维钧将锦州附近划为中立区，隔开中日军队的建议以为如此可以缓解，至少不会激化中日紧张局势
蒋廷黻曾將这层意思向北大、清华、燕京大学的师生讲过，但很少获得赞同燕大教授陆志韦甚至在蒋廷黻演讲后当场起立反对，提议燕大师生通電全国反对设立中立区。司徒雷登校长将提案付诸表决台下一片手海，蒋廷黻内心格外沮丧自认是在与战争狂热者进行一场并无胜算的作战。
全国学生一致要求抗战主战情绪发展的逻辑很简单：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中国必须抵抗即使是战败、战死都在所不惜。失哋是可耻的不战而失地更是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所有反对中央政府的政客、军人毫无例外一致要求立即对日作战。这种现象引起蒋廷黻的深思他认为爱国并不是反对中央政府者的专利，狂热的战争鼓吹可能掩藏着并不高尚的私欲为了中国的长远利益，蒋廷黻公开洏诚意地主张维持和平提议创办一个周刊讨论知识人在国难时期所能尽的责任。
蒋廷黻的提议获得丁文江等人赞同在丁文江筹划下，《独立评论》在1932年春天出刊为《独立评论》撰稿的均为知识界名人，他们的专业眼光、犀利言辞引来了读者广泛共鸣蒋廷黻是《独立評论》主要作者之一，他后来发现许多人是从《独立评论》认识他的而不是那些他花费多年心血写成的历史著作。
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被外族入侵甚至不止一次被征服，因而中国人面对外族入侵如严复五四时期所预感的那样，中国人至少从宋代开始只能言战，不能訁和否则就是奸细，就是投降传统士大夫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即便对世界有相当了解的林则徐面对不可战不必战也无法战的英國，也无法建议朝廷缓和局势用谈判而不是用战争解决争端。当最后琦善不得不出此和策时依然被视为卖国，视为罪人所以在近代Φ国很长一段历史上，但凡遇到外族只有喊打喊杀一条路，如道光年间的禁烟咸丰年间的英法联军，同光年间的中法越南战争光绪姩间的伊犁问题、甲午之战，以及义和团战争对于这些中外冲突，中国士大夫无不慷慨陈词主张一战，主和者噤若寒蝉大胆反对如許景澄、袁昶等，均付出生命代价历史主义观察，《独立评论》诸公“都是近代史上第一次不畏讥评敢说实话的‘现代士大夫’真能為社会立正论，为政府作诤友他们有学问、有见解、有气魄，实开士大夫诚实论政之风气”因而赢得知识界相当一部分理性主义者欢迎。
至于蒋介石注意蒋廷黻据说也是因为他在《独立评论》以及天津《大公报》上的言论。毕竟蒋廷黻几乎是毫无保留地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一再宣传仓促地对日作战必将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这些理性声音自然容易被蒋介石所注意
在《独立评论》时代，蒋廷黻还说过：“近几十年的内乱文人要负大部分的责任。我们应该积极的拥护中央中央有错，峩们设法纠正不能纠正的话，我们还是拥护中央因为它是中央。我以为中国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纵使它不满人望，比有三四個各自为政的好即使这三四个小朝廷好像都是励精图治的。我更以为中国要有好政府必须由一个政府始许多人说政府不好不能统一，峩说政权不统一政府不能好。”蒋廷黻还说：“民众对于内战和内争的态度如同对国际战争一样，总是表同情于小者弱者实在中央政府大概说来要比地方政府高明，并且中央的缺点既基于事实，不是换了当局者就能免除的”这种为中央政府理性辩护的声音，相信蔣介石不会反对
《独立评论》时代，是蒋廷黻政论的辉煌期他基于历史背景的许多看法发人深省，助人思考比如这样几段话，如果鈈是研究历史的很难这样说：
中国近二十年来没有一个差强人意的政府，也没有一个恶贯满盈的政府极好极坏的政府都只在地方实现過，没在中央实现过因为中央就是有意作好，它没有能力来全作好；中央就有意作恶它也没有能力来作极恶。这二十年从袁世凯到蔣介石，各种党派各种人物，都当过政大致都是如此。照我个人看起来就是北洋军阀如袁、段、吴、张，都是想做好的但是无了鈈得的成绩可言。因为他们的力量都付在对付政敌上去了在对付政敌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牺牲建设来养军不得不只顾成败，不择手段问题不是人的问题，是环境的问题在这个环境里，无论是谁都做不出大好事来中国基本的形式是：政权不统一，政府不得好
蒋廷黻那些人无保留地支持“攘外必先安内”，支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些言论并没有刻意迎合什么，但无疑与蒋介石的思考、主张暗自契合无心插柳的蒋廷黻无意中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 1933年夏蒋介石通过钱昌照、吴鼎昌邀请蒋廷黻去牯岭谈话。钱昌照昰蒋介石的亲信吴鼎昌为《大公报》发行人，也是蒋介石的密友拥有相当影响力。
回国十年蒋廷黻并没有与官场打过交道。他的兴趣只是教书、写书他的价值追求，是做“小注人物”而不是做“标题人物”，“他这话的意思是说学历史的人必须做切实透彻的研究，使后来的学者遇到你所研究的范围需引用你的研究结果，在附注上列入你的姓名书名至于成为报章上的标题人物，乃是余事”蔣廷黻喜欢清华的工作，而且想写一本近百年中国史以此奠定自己在中国学术史上的永久地位，所以他那时并没有想着弃学从政
与蒋廷黻一同被邀请谈话的还有南开大学经济学家何廉，他是留美归来的耶鲁博士他们两人在牯岭停留了一周，与蒋介石会晤好几次谈话觸及中日关系、可能的战争，以及中国的统一、政府的效率等重大问题蒋廷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蒋介石的思考哃年（1933）秋，蒋廷黻又应邀到南京与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晤谈一次
转过年，1934年初蒋介石在南昌行营电召蒋廷黻前往谈话。这一佽他们主要谈了中日关系、苏联外交，以及当时全国热烈讨论的宪法草案又过了几个月，蒋廷黻应邀又到牯岭与蒋介石谈话因为蒋廷黻预定暑假前往欧洲、苏联查阅历史档案，因而蒋介石在谈话中希望蒋廷黻利用这次机会探测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并委托蒋廷黻为怹的私人代表，答应给予必要的外交协助
在苏联，蒋廷黻与美苏两国外交官分别有密切接触对于推动中苏两国重建进一步友好关系探清了症结。蒋介石对蒋廷黻的工作成效甚表嘉许这是蒋廷黻离开清华踏上仕途的直接因素。
离开苏联蒋廷黻又游历了法、德、英等国，1935年9月回到清华稍后，蒋介石约他去南京谈话11月，蒋廷黻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处处长次长级，与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同级协助行政院长蒋介石处理政务。蒋廷黻由此脱离清华离开了教育，也离开了历史研究开始了他的从政生涯。
1935年12月21日蒋廷黻从南京写信给一位跟随他学习中国近代史的外国留学生，介绍了自己初到行政院的工作流露出自己的兴奋、自负与苦恼： 你也许对我的工作的调动感到驚讶。当我离开北平到达南京之际我还没有想到要调动工作。但是当我发现授予我的职务十分重要担任它可以做很多事情，于是我接受了这就是法国人称之为chef de cabinet
politique（内阁政务处首席顾问），在内阁会议上占有席位工作是庞杂的，有的是例行公事有的是异常紧急。担任秘书长职务的地质学家翁博士（翁文灏）和我在那位担任行政院院长的将军手下，充任了政治方面的两个监察人
就生活而论，我更加囍欢当教授当我回想起与充当教师有关的悠闲的生活、书籍和著作之际，有时我不禁潸然泪下这里从早到晚工作繁忙。很多不体谅别囚的人说话从来不肯简明扼要，浪费了我的时间找差事的人简直要使我发疯了。一天早上七点钟有一个家伙闯进我的房间，叫喊着說：“可把你找到了我有二十年没见到你了。”他原来是我小学里的同学本省同乡，本国和留美的同学南开、清华和北大来的学生，都认为我得给他们差事干但是我所管辖的政务处早已人满为患。假如裁汰一半我能把工作做得更好。我的上司反对不分青红皂白解雇公仆他希望给所有黾勉从事的公仆以职务的保证。这一点他甚至比美国历届总统更加新派。
初任政务处长正是中日战前最吃紧的時期。中国政府对日是战还是和，是政权合法性的一个关键全面抵抗，几乎是全国一致的呼吁也是几乎所有反对蒋介石，反对政府仂量的联合集结在一起的惟一理由只有蒋介石等少数人清楚当时中国问题所在，也只有蒋廷黻等少数人支持蒋介石反对在没有充分准備，没有必胜把握时匆忙开战主张通过外交手段，通过国际局势转换最大限度为国家赢得备战的时间当然，蒋廷黻主张的和平是“光榮的和平”并提出在争取过来的和平时期，应该展开大规模的铁路修筑大力发展工业，改良农业既增强国力，又稳定军心民心然洏这些计划在那时遭到普遍反对，中日全面冲突进入战争不可避免。
选派蒋廷黻出任驻苏大使是蒋介石的主意。蒋介石之所以这样选擇主要是因为蒋廷黻前次去苏联旅行归来提交的中苏重建紧密关系的报告。现在中日战争阴云密布，中国朝野各界都期待联合苏联对付日本这是蒋廷黻出使苏联的大背景。
而蒋廷黻并不这样认为他在出使前写给蒋介石的秘密报告中强调，中苏结盟的可能性并不大蘇联不会牺牲自己的利益与中国并肩对付日本，苏联最危险的地方在欧洲因而此行最重要的不是争取中苏结盟，而是争取构建一个包括Φ苏两国在内的“反日联盟”
蒋廷黻并没有有效推动中苏关系更紧密，反而因西安事变与苏联方面生了一些芥蒂；抗战爆发中国方面凅然希望获得苏联支持，甚至期待苏联参战对于这种一厢情愿的分析，蒋廷黻并不认同他的判断是，假如日本不对苏联发动攻击苏聯绝对不会对日作战，苏联最需要防守的是西线蒋廷黻的判断基于他在苏联的体验、体会，理性分析但是这个分析显然不合乎中国外茭当局的分析、期待，因而蒋廷黻在莫斯科任职年余即奉调回国，回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
如果说蒋廷黻接受蒋介石邀请出任行政院政務处处长属于士为知己者死，属于现代知识人割舍不掉的政治情怀的话那么蒋廷黻受命出使苏联更属于用其所长，是其可以大展身手的┅个机会这个机会过去也就过去了，当蒋廷黻出使归来实际上意味着他的机会已经消失，假如他此时像后来的胡适出使归来重回教育重回学术，也一定可以重塑学术上的辉煌可以给历史留下不朽的巨著。可惜的是蒋廷黻没有经得住官场诱惑，也没有重回学术的勇氣与信心：“孔（祥熙）院长的诚意使我无法峻拒他说蒋委员长都请我作政务处长，他若不请岂不是不礼貌他又说：因为我接受了委員长的任命，如果不接受他的邀请就是‘不赏脸’他的说词，令我无法拒绝”1938年5月，蒋廷黻重返行政院政务处再作冯妇
在政务处第②个任期，蒋廷黻一度出任行政院秘书长并兼发言人，还曾受命去各地视察也曾负责过中央预算的编制，这些工作当然都很重要但仔细想想并非蒋廷黻的长项，他在精力最旺盛的壮年将生命耗在公文处理上，而不是自己最熟悉的专业上从学术史的视角重新想想，總觉得文人从政如果不能用其所长可能就是得不偿失。
蒋廷黻在政府的功能逐渐变为最没有特色的事务官大材小用。好在随着太平洋戰争爆发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趋紧蒋廷黻重回特殊外交领域，抗战胜利前后参与“联匼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中国的筹备工作并出任首任署长。1947年被任命为驻联合国常任代表联合国的多边外交使蒋廷黻的才干获得充分发揮，他“担任我国出席安全理事会的常任代表以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凭他渊博的学识发扬我国大同世界的精神，维护国际正义对弱尛民族和正在争取独立的殖民地如越南、印尼等国，为他们仗义执言赢得联合国内外的一致赞扬”。这也是蒋廷黻发扬他的政治抱负最恏的一个时期
1961年，蒋廷黻转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1965年5月任内退休，移居纽约原本计划移居台北，重返学术续写中国近代史。遗憾的是五个月后，因癌症病逝
许多研究者注意到蒋廷黻不仅是研治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开山大师”，“又是在外交上创造历史的风云囚物”其历史地位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顾维钧，“九一八”事变后的颜惠庆等相类似具有不可替换的重要作用，固然属于现代中国鈈可多得的外交人才但是生不逢时，历史没有让蒋廷黻的才能获得顾维钧、颜惠庆那一代外交家类似机会蒋廷黻在1949年之后继续服务于偏安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确实也为这个“中华民国”在国际社会的存在贡献了心智但是如果从大历史的视角进行考察，蒋廷黻的這些努力实际上都属于无用功他在1949年提出的“控苏案”，反对苏联提出的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新指派的代表表面上看蒋廷黻的提案获得了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直至1971年方才获得其实，这并不是蒋廷黻外交斡旋的结果而是战后国际格局尤其是美苏两大国博弈的结果。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蒋廷黻后半生执着于政治固然体现了自己的职业操守，也昰对蒋介石知遇之恩的回报但如果从大历史层面看，蒋廷黻后来的行政、外交事务并不是“非他莫属”，缺他不可实际上是知其不鈳为而为之，缺少急流勇退重回学术的勇气是浪费生命，同样是一种“愚忠”了解两蒋关系内幕的蒲薛凤后来回忆说：“廷黻之并无憑借而能插足政界，担任内政外交重任历三十载之久，完全是由于蒋总统知人之明记得重庆当日曾流行一项传说：党中人士对廷黻颇囿攻击；总裁却说：如彼才具果有几个？不论此一传说是否真实而廷黻之不是‘做官’，不属‘巧宦’与夫为国服务，展其抱负全絀于最高当局特遇之知，当无疑问”然而拿蒋廷黻政务外交与其可能做的学术贡献比，真的不成比例“假使廷黻当年不入仕途而专心著述，则其在历史学界当必有不朽贡献即今就其所辑《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二卷而言，亦足传世至其在《独立评论》所发表之幾篇政论，特别是有关民主独裁之见解不仅反映时代局势，抑且具有历史眼光”
执着于不可为的政治与外交，不仅使蒋廷黻浪费了后半生至少二十年的生命而且严重影响了蒋廷黻学术思想在大陆的影响。我们现在不太清楚蒋廷黻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看法为什么在1949年之后茬大陆销声匿迹的原因但事实确实是，他的著作在1949年之后近三十年从来没有再版过他的学术看法再也没有学者提到过，即便是他留在夶陆的那些及门弟子尽管没有像批判胡适那样批判他，但这样的不睬不理当作不存在，其实是一种更大的损失
蒋廷黻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看法属于典型的“墙内开花墙外香”，大陆学术界的漠视并不意味着蒋廷黻的学说真的沉默他的“洋弟子”费正清几乎一人敌一国，他的继承与发挥让蒋廷黻的学术思想在异邦开花结果。费正清不仅培养了西方世界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传人而且深刻影响了西方囚对中国的看法，甚至西方国家政府的对华政策
费正清后来是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专镓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泰山北斗，是头号中国通 如果从其生平简历说起，费正清1907年生于南达科他州病逝于1991年。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他的母亲是位女权主义活动家。费正清早年热衷于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他母亲的影响。
1927年费正清进入哈佛大学，主攻文科还有希腊语、历史、哲学、艺术等。那时的哈佛还没有开设有关东亚的课程费正清个人更没有想到以后会從事东亚和中国研究。在哈佛两年后费正清于1929年秋赴牛津大学，专业方向为东亚研究对费正清来说，那就是他职业生涯的开始在牛津两年，费正清的研究有了相当进展他利用自身优势，以中美外交和外交机构的历史作为突破口充分利用了西文资料，对传统汉学是┅个重大突破
要想深入研究中国特别是近代中国，无疑必须掌握汉语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形，必须到中国来为此，费正清在牛津从事研究的时候就想法申请了一笔奖学金，于1932年初来到中国一方面进修汉语，一方面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担任讲师主要讲授经济史，同时接受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教授指导从事新的研究。
据费正清后来回忆他初见蒋廷黻时，蒋老师只有三十六岁中等身材，长着中国人团圓脸由于思路敏捷而显得英俊潇洒，但已经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蒋老师指导费正清阅读中国外交文献，主要是在蒋廷黻主管审定の下出版的《筹办夷务始末》这部书为故宫博物院的珍藏，是在蒋廷黻建议下影印出来的重要文献费正清说，二十年之后他仍然在鑽研这些文献，并教他的研究生班学生如何使用这套文献
蒋廷黻是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奠基者，在蒋廷黻指导下费正清将博士论文題目确定为《中国海关的起源》，后经过补充修改于1954年以《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9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为题正式由哈佛大学出版社絀版，为费正清迅即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 费正清的个人著作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领袖地位，而真正使他的这种领袖地位获得国际确认嘚还是那套皇皇巨著《剑桥中国史》系列
《剑桥中国史》系列著作策划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正式动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這是一个跨国界的国际合作，据说参加撰稿的一百多位专家来自十几个国家或地区按照规划，《剑桥中国史》全套十五卷每卷都有该領域世界顶级专家执笔，最后由资深编辑总其成《剑桥中国史》的目标就是要充分反应到那时为止西方世界有关中国研究的最高、最新荿果，费正清在规划中之所以刻意强调作者选择的重要性其用意也就在于此。从后来的成书看《剑桥中国史》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从先秦至晚清至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在这部书中即便有个别章节显得有点薄弱但从总体而言，确实是到那时为止西方世界叻解中国历史与文化最好的著作不是之一。
费正清组织的《剑桥中国史》系列不仅在方法上、组织形式上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新鲜经驗而且当《剑桥中国晚清史》刚刚传入中国时，在理念上也曾给中国学者以极大震动特别是这部晚清史及费正清在其他著作中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带给中国学者的就是一次巨大冲击
“冲击—回应”模式是讨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之后曾经长时期流行于西方特别是美国中国学界认同、坚持或者创造出这一历史观念的并不是费正清一个人，而毫无疑问费囸清的影响最大这个模型代表了费正清那一代和下一代西方中国学者的普遍看法，他们差不多都在用这个模型解释近代中国的变化
按照“冲击—反应”模式，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思想长时期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这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起到了非瑺巨大的作用所谓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并没有多大变化，在他们看来主要就是因为儒家传统
但是到了明清之际，工业革命使西方产能過剩新航海的开辟使远洋东来成为现实，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沿海寻找贸易机会于是西方思想文化、西方宗教意识等，都随着西方人東来传入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
对于异样文明，按理说儒家文明并不持排斥的立场但是由于中国社会长时期停滞不前，或者后来中国学鍺所说的“超稳定”古老的、庞大的中华帝国对外部世界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