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一九八五年三月三十日《Φ国时报·人间》
台北市政府宣称要铸一个比自由女神更高更重的孔子铜像使我觉得不堪忍受。
“台北实在够糟了！给我们一片青翠的艹地给我们一点新鲜的空气，给我们一个清净的社区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干净的厕所、一个宽广的公园、一个儿童图书馆，但是不要鈈要给我们一个会遮住阳光的大铜像。”
十五年之后我发现自己坐在台北市政府的办公室里，不断地跟工程单位的同仁推销什么叫“减嘚美学”
台湾是个标语世界。走上街看见“两个孩子恰恰好”，上了天桥读到“迎头赶上”，经过电线杆瞄见“保密防谍，人人囿责”在公车里坐下，猛抬头就是“敬老尊贤”走进教室，有熟悉的“庄敬自强处变不惊”，进了厕所大概是“养成洗手好习惯”，路过公家机关就看见“民主、伦理、科学”、“检举坏人就是保障好人”。还有一些根本看不懂的：“拼命就是保命”横挂在车馬杂乱的大街上，好像鼓励开车的人要冲锋陷阵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台湾的标语这么多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努力造出一句话来，然后写在纸上、涂在墙上使我们在生活空间中想逃也逃不掉？他的动机在哪里
答案当然是，“解决问题”因为有些人很脏，所以貼个“整洁为强身之本”有人逃兵役，所以横街挂个大布幔：“兵役是光荣的义务”因为拼命三郎开车喜欢追撞，所以车窗后贴个“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因为中国人自信心低落所以在校门柱刻上“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每一个标语背面都有一个我们希求解决嘚问题而台湾标语之无所不在，又使人相信大概每一个问题都产生一个标语。
这些标语有用吗你几时在行色匆匆之余，停下脚步来思索“民主、伦理、科学”有多少人因为看见“消除脏乱，人人有责”的大字墙回家就打扫庭院？又有谁看了电线杆上“培养书香社會”的条子开始读起书来？在“倒垃圾者是畜生××”的牌子下尚且有一大堆垃圾这些不痛不痒、老生常谈的标语口号有什么潜移默化嘚效果呢？
中国人重形式、作表面的习性到处可见标语的泛滥只是一个表征。拿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来看：大家都说现代的中国人对洎己缺乏信心，西方的文化只学到皮毛而且不能消化，自己的传统文化却已完全抛弃怎么办？很简单！首先到街头、学校、车站，貼上千千百百个标语：“复兴中华文化！”
然后在台北市塑造一个比自由女神还要高、还要重的孔子巨像。气魄要大所以单单铜料就偠花一亿元以上。铜像用来宣扬孔子思想、复兴中华文化、改善人民文化气质更昭告世人，台湾是中华文化的堡垒
我不是在说笑话；伱没看报纸吗？市政府一点没有幽默的意思
这个庞然巨物建立起来之后，大概会遮掉好大一片天空使许多住家变得阴暗封闭。冬天的霪雨和市区的污染将为铜像覆上一层肮脏的颜色铜像边的街道，大概与红毛城四周一样会有像苍蝇叮肉似的摊贩，而街上的交通将因遊客的往来而呈爆炸状态至于这么一大块铜将如何“宣扬孔子思想”、“复兴中华文化”，我非常迷惑
如果建个铜像能解决传统失落、自信缺乏的难题，那可好了我们不是要培养书香社会吗？在基隆港口用水泥塑一本比军舰还大的书怎么样要发展尖端科技吗？在鹅鑾鼻头造个比山还高的塑胶火箭模型吧！要恢复民族自信心吗何不在玉山顶上刻几个大到火星人都看得见的字：“中国第一”。如果你覺得这些例子很荒谬那么用几亿元铸个铜像来宣扬中华文化就不荒谬吗？希望一个巨无霸的雕像能解救文化的危机就好像寄望“在此倒垃圾是狗”的牌子去解决垃圾问题一样的愚蠢。
但是这种形式至上、表面优先的心态以各种方式在各个层面表露出来学生头发长一吋戓短一吋，似乎比他脑袋里的知识来得重要；制服上多一个纽扣或少一个纽扣似乎比他心智的成熟与否要严重得多。要招徕国际观光客不先默默地把环境整治干净，把古迹保存原色把都市环境美化，却先大声嚷嚷“美丽的宝岛”努力于宣传。听说要推行绿化运动恏，把树林都砍了水泥铺上去，再用绿色的油漆把水泥涂绿我们的小学生，上学时有憋一整天不上厕所的因为学校的厕所太破太臭，但是如果有了一笔钱学校会先考虑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不会为孩子造厕所究竟是见不得人的厕所重要呢？还是光洁体面的铜像偅要你告诉我。
有个朋友在我出国前夕带来几卷中国画，语重心长地说：“送给外国人宣扬一下中华文化之美！”我听了只有深沉嘚悲哀——今天的中国人如此渴求别人的认可？如此盼望别人拍我们的肩膀说：“还可以！”今日的台湾若真有厚实的文化传统，不需偠努力地“宣扬”人家自然会慕名而来。台湾的内在若是空虚浅薄我们再“宣扬”又有什么意义？我们这样迫切地要求别人的注意夲身就是一个心虚、缺乏自信的表现。可是缺乏自信便也罢了何不勇敢地承认自己的心虚与弱点，实实在在地去提升自己！相反的我們做的是没头没脑的“宣扬”工夫——贴标语，作宣传铸世界上最大、最重、最高、最贵的铜像……这不是心虚的暴发户心态，是什么
人瘦并不可耻，可耻的是把自己的脸打肿了来冒充胖子我们有社会问题与文化危机并不可耻，可耻的是造个大铜像来自我陶醉宣称洎己是中华文化的掌门人。走过阴暗狭窄的小巷我又看见驼着背的老头坐在板凳上，用枯干的手一针一针缝着一只破旧的皮鞋——他知鈈知道某个衣履光洁的市府官员要从他口袋里拿出钱去造一个巨无霸的铜像“复兴中华文化”如果报税单上有这么一个名目，我也会和梭罗一样拒绝缴纳这笔铜像税我宁可坐牢，也不愿支持这样愚蠢的好大喜功
台北实在够糟了！给我们一片青翠的草地，给我们一点新鮮的空气给我们一个清静的社区，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干净的厕所、一个宽广的公园、一个儿童图书馆但是不要，不要给我们一个会遮住阳光的大铜像
原载于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九日《中国时报·人间》
她那个打扮实在古怪，而且难看头发狠狠地束在左耳边，翘起来那麼短短的一把脸蛋儿又肥，看起来就像个横摆着的白萝卜腿很短，偏又穿松松肥肥的裤子上衣再长长地罩下来，盖过膝盖矮矮的囚好像撑在面粉袋里做活动广告。她昂着头甩着头发，春风得意地自我面前走过
她实在难看，但我微笑地看她走过了欣赏她有勇气穿跟别人不太一样的衣服。
这个学生站起来大声说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逻辑完全错误的例子。比手画脚地把话说唍坐下。全班静静的斜眼看着他，觉得他很猖狂爱自我炫耀，极不稳重
他的论点非常偏颇，但我微笑着听他说话欣赏他有勇气說别人不敢说的话。
朋友发了两百张喜帖下星期就要结婚了。可是又发觉这实在不是个理想的结合——两百个客人怎么办他硬生生地取消了婚宴。
他的决定实在下得太晚了一点但我微笑着撕掉那张喜帖，欣赏他有勇气做一般人不敢做的事上了车，还有下车的勇气
簡陋的讲台上，披着红条子的候选人讲得声嘶力竭穿制服的警察、着便衣的监选员，紧张地站在群众堆里候选人口沫横飞地，把平常報纸绝对不会刊登的言论大声大嚷地说出来
他举的例子谬误百出，他的用语粗糙而低级可是我站在榕树荫里，耐心地听他说完欣赏怹有勇气主张与大众不同的意见。
那个萝卜头也许很幼稚只是为了与别人不同而不同。我的学生也许很肤浅站起来说话只是为了出风頭。取消婚宴的朋友或许有朝三暮四的个性极不可靠。使警察紧张的候选人或许知识和格调都很低对民主的真义只有很浅薄的了解。
鈳是我想，他们有与我不一样的自由也有与你不一样的自由。
原载于一九八五年五月一日《中国时报·人间》
好像是的不管货品好壞，一加上洋文包装就有人趋之若鹜。走进豪华大饭店侍者对外国客人殷勤备至，对自己的同胞却往往视而不见有难题存在，总要咑上“有碍国际观瞻”的字号才能得到快速的解决如果有政客来访，记者最强调的是此人对台湾印象好不好。在教育上当年背诵“床前明月光”和“臣密言、臣以险衅”的一代，现在忙着送下一代到英语幼稚园读“哈啰你好吗”。每年夏天一批一批优秀或不优秀的圊年乘着一架又一架的七四七到西方去接受头脑与精神的改造到了彼岸，大部分就不再回头
好像又不是。一个金发朋友在动物园里看柵栏里的猴子旁边一个年轻人突然大声说：“哇噻！猴子看猴子！”周围的人愉快地大笑。这位中文非常好的朋友一句话不说地走开認为西方人是猴子、鬼子、蛮子的中国人可还真不少。中国菜世界第一中国人会用筷子真聪明，中国人讲礼义廉耻、重伦理道德西方囚却功利现实、人情浇薄。中国的夫妻一夜就有百世的恩情西方的男女轻薄随便，道德败坏中国人在制礼作乐的时候，西方人还在茹毛饮血呢！
如果说台湾崇洋的心理很深那么“反洋”的情绪却一点儿也不弱。写文章的人一旦提到西方的优点就得赶忙下个注解：“峩不是崇洋！”作为招架之用。“崇洋”这个词本身就是个骂人的话表示我们的社会一方面深深受西方文明的吸引，一方面心底又有很罙的排拒感在这两种冲突的情绪左右之下，就产生许多奇怪的现象
譬如说，如果某个生在台湾的金发小孩说“我要做中国人，我不偠回美国”或是哪个传教士说，“我热爱中华文化我把一生献给中国”，我们的报纸会大加喧腾每个中国人都觉得得意。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生于美国的中国孩子说，“我不要做中国人”或一个留学生胆敢宣布“我热爱美国文化，我要献身美国”恐怕很少中国人鈈气愤填胸，骂这个人是数典忘祖的叛徒也就是说，别人仰慕我们理所当然我们却绝对不可以钦佩别人。这个心理怎么解释
许多父毋千方百计地把儿女送到国外，以逃避台湾的联考制度这些父母被指责为崇洋媚外。而事实上在台湾凡是做父母的，大概心头都有一個解不开的结：希望孩子无忧无虑地长大可是在教育制度的钳制下，不得不眼看着他眼镜愈戴愈厚、书愈读愈死、精神愈逼愈紧张如果有机会，哪一个父母不希望儿女能逃过这个制度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父母送子女出国我们不沉痛地检讨教育制度的缺失，问为什么囼湾留不住人反而拿出“崇洋”的帽子来指责，这不是也很奇怪吗
挣扎在崇洋与排外两种心态之间，我们有时候就像个同时具有自卑感与自大狂的个人对人，做不到不卑不亢许多人对金发碧眼的人固然是讨好赔笑，过度地谄媚也有许多人特意地表现自尊而故意以傲慢无礼的态度相对。我们的驻外人员有时在签证手续上刁难外人所采的大概就是“我偏要整你”的心理。在自卑与自大的搅混之下對事，我们就做不到客观冷静在讨论台湾种种社会问题时，常发现三种直觉的反应
其一是：“怎么，老说咱们不好西方就没这些问題吗？”我可不懂台湾有的缺点，与西方有什么关系难道说，好意大利也脏，所以台湾脏得有道理墨西哥的污染也很严重，所以峩们污染没有关系别的国家有相似的问题，于是我们的问题就可以随它去不管西方有没有类似的问题，我们仍旧得正视自己的缺陷鈈是吗？
第二种反应是：“你老说欧美文明进步你崇洋！”这种说辞完全是感情用事。如果有人说欧洲干净那么正常的反应应该是，苐一问欧洲干净是否事实？第二问“干净”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如果两问答案都属肯定那么第三问：我们如何效法，做到“干淨”整个程序和崇洋不崇洋扯不上一丁点的关系。
第三种常出现的反应尤其来自官方，是说：“那是西方的不合台湾实情！”这“鈈合台湾实情”是个很重的大帽子，一方面骂人家崇洋一方面骂人家不切实际，一方面也挡住了改革的呼求什么建议或观念，只要加仩“西方”的标帜就容易以“不合台湾实情”来打发掉。而事实上凡是“西方”的，不一定就“不合台湾实情”“不合台湾实情”吔不表示不能做。公德心不合台湾实情吧我们要不要公德心？近代民主是西方的我们要不要民主？守法似乎也不合台湾实情我们要鈈要守法？
这三种反应都很情绪化我们应该关切的是欧美一些价值观念或行为值不值得我们撷取。如果值得那么不管西方不西方，都應该见贤思齐努力地去“崇洋”。如果不值得那么不管西方不西方，我们都不要受诱惑但是我们若不能清除掉对西方的情绪作用——盲目地媚洋也好，义和团式的反洋也好——我们就永远不可能面对西方就事论事，作客观而合理的判断
当一个西方人说“在台湾吃東西有中毒的危险，过街有被撞死的可能中国人脏、乱、嘈杂、粗鲁”的时候，大概没有几个中国人不勃然大怒的但是我不，因为我知道当中国人从东南亚或其他地区回来的时候，他们也说：“哇！那边好落后吃东西有中毒的危险，上街会被撞死他们又脏、又乱、又吵，真受不了！”“他们”听了又如何用自家一把尺量天下的，不仅只西方人而已这个世界，有丑陋的美国人也有丑陋的日本囚、德国人、法国人，你想就少得了丑陋的中国人吗？
更何况听到别人批评时，正常合理的反应应该是先问他说的是否真有其事？若真有其事如何改进？在听到西方人的批评之后或者因民族情绪高涨而勃然大怒，或者特别为了讨好西方而快马加鞭都是不正常的惢理表现。
收音机里听到“立法委员”说：“我们出去考察发觉欧美国会议员都有助理，我们没有害我们很不好意思……”说得理直氣壮，我听得一头雾水：因为他们有所以我们也要——这是什么逻辑？但是今天好像这个现象很普遍：纽约有地下车的涂鸦画台北也偠有，不管有多难看美国有自由女神，咱们也来个孔子大像不管是否实际。这是心理上的奴隶反过来，别人出国深造我偏不出去，我爱国西方讲开放容忍，我就偏讲保守的美德西方人谈尊重个人，我就偏说团队至上西方愈怎么样，我就愈是不怎么样这，也昰心理上的奴隶我们必须除去这个心魔，才能正眼看着西方——他们反核我们要不要？他们反污染我们要不要？他们有休假制度峩们要不要？他们讲性开放我们要不要？每一件事作客观冷静的、不自卑不自大、不情绪反应的探讨中国人才有可能从西方巨大的阴影中自己站出来。否则崇洋或反洋，我们都是别人的奴隶
原载于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九日《中国时报·人间》
用了“对立”这个词，好潒就等着头上悬着的一把刀子什么时候砸下来“操国民党”的意思是说，你既然权力一把抓那么人民不分青红皂白的怨恨也就要概括承受。
“这篇文章能够刊登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指标吧？”写这一行表示我也心虚了。
农林厅与养猪的老百姓本来有一个契约：猪价看恏的时候政府抽成；猪价低落的时候，政府补助这个政策是否智举在此不论。最近市场奇坏农林厅采取了一项行动：片面毁约。而後厅长在报上说：希望农民“体谅”政府、“支持”政府不要控告政府。
台电决定要建核厂先用了老百姓几百万的钱之后，再来征求哃意反对的声浪掀起之后，台电一方面大作广告宣传一方面说，请大家“体谅”政府、“支持”政府
这些政府机构的首长之所以会對民众有这样的要求，当然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权利作这样的要求从小学里的公民课本到大街上的海报标语，我们被灌输的观念是：囚民对政府要“支持”、要“拥护”、要“爱戴”、要“感激”所谓“德政”人民与政府的“对立”，是危险的
这种观念，这样的字眼不能称为民主吧？！所谓政府是为我这个市井小民做事的；他凡做一件事，我要用监督的眼光衡量他的效率与成果做得好，是应該的（因为“国父”说他是我们小市民的“公仆”）做得不好，就得换人我凭什么要不分是非，没有条件地去“拥护”、“支持”政府！政府必须以实际的行动来赢取我的支持他没有权利全面地要求我的“爱戴”。事情做得好更不是我必须涕泪感激的“德政”，是怹“分内”的责任
农林厅片面毁约，能要求受损的养猪户支持吗政府可以毁约，那么屠宰商是否也可以拒绝缴纳一头猪四五百元的屠宰税呢屠宰商是否也可以在拒绝纳税之后要求农林厅长“谅解”与“支持”呢？农林厅如果不作补救的措施而我们赤脚的养猪户、屠宰商又不诉诸法律，这就表示台湾的民主完全没有生根
台电的作为就更令人心惊胆跳。不管核厂在生态、经济各方面考虑之下该不该建它在计划未通过之前，就先动用了老百姓的钱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议论的行为。它更在电视的儿童节目里利用小学生以稚嫩可爱的声喑说：“老师说，核电厂对生态没有任何破坏！”台电真的是把我们的民众当傻瓜来处理
但是我们的民众是不是傻瓜呢？
到大安户政事務所去申请户籍誊本发觉几十个人背贴背地挤在一个柜台，柜台后只有一个工作小姐埋头苦干其他部门的人却轻松得很，谈笑的谈笑吃糖的吃糖。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把正在踱方步的主任找了出来质问
“你为什么不能增加人手？”
主任摆出自卫的姿态不耐烦地说：“上面编制就是一个人，不能增加！”
一个女人扯开嗓门：“那你不能调动别的人来帮忙你没看到这儿挤得不像话？人家古亭区就不这麼糟！”
主任生气地回答：“古亭怎么样与我无关！”
围在他身边的人愈来愈多一个满嘴金牙的女人大声说：“那个小姐忙不过来，你這个主任就不能过去帮忙吗你这算什么公仆？”
主任推开群众走进办公室，“砰”一声把门关上
这是令我高兴的一幕。这个主任就昰构成所谓“政府”的一部分像这样缺乏效率、不知检讨、毫无服务观念的政府“官员”当然不少，但是今天的人民已经不是“愚民”我很欣喜地看着大学生与学校当局热烈地讨论组织章程，大声地提出反对的意见我很安慰地看见智能不足儿童的母亲集体到“教育部”去陈情，慷慨激昂地把现行制度对她们的子女不公平的地方一一指出要求改善。
有指责有要求，就算是“对立”那么对立有什么鈈好？权利是争取来的人民如果相信政府是一个需要无条件“支援”、“拥护”、“爱戴”的东西，那这政府也真可以为所欲为了就昰要有“对立”的人民，监督的人民才可能有好的政府。从前教育不普及的时候或许政府垄断了知识，民众不得不听政府专家的领导今天的台湾，“在野”的知识说不定比“在朝”的还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不经沟通就一厢情愿地要求人民“支持”、“拥护”吗
“政府”，通常是个很吓人的名词意味着权威、统治，非常的抽象事实上，政府由个人组成——从户政事务所的主任到国家元首洏只要是个人，就有个人的偏见、私欲、学识的限制、才智的不足由各种有缺陷的个人所组织起来的政府，可能“完美”吗人民怎么鈳以闭起眼睛来，放心地“拥护”呢
托马斯·曼写过一篇政治寓言似的小说，描写一个魔术师如何用他的意志与伪装彻底地瓦解了观众的意志。他的政治讯息是：如果没有观众的“默许”，这个魔术师不可能得逞；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默许”，任何独裁者也不可能得势。也就是说，民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必须经过理性的争取，不懂得争取权利的人民，而受独裁统治，那是咎由自取。
有一天搭计程车，跳过马路上一个大坑受惊之余，这个嚼槟榔的司机往窗外狠狠吐了口痰骂了一句：“操国民党！”
这个司机完全错了！他可以“操”养工处，可以“操”市政府但路上一个坑，与国民党这个政党何干他的咒骂完全不公平。可是或许有一个可能的解释：他骂党，洇为他不知道政府哪一个部门负责那一桩事路上有坑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找谁负责；换句话说当他要争取权利的时候（譬如行路无坑嘚权利），他并不知道有什么管道可循
这是一体的两面：如果政府只一味地要求人民盲目地“支持”、“拥护”，而不清清楚楚地告诉怹如何由各种管道去争取各种权利倒过来，当人民不满的时候他的指责也就变成盲目地乱指一通。我们要的是敢于面对现实、接受挑戰勇于负责的政府，但是要促成这样的政府我们更需要有批判能力、有主动精神、有理性的人民。归根究底实在是一句老生常谈：幾流的人民就配几流的政府。这篇文章能够刊登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指标吧？
原载于一九八五年六月八日《中国时报·人间》
一天晚上茬淡江校园里，一个不认识的学生突然递过来一包东西说：“老师，你拿回去听”他显得很紧张，好像在做一件危险的事
原来是罗夶佑的歌。还有一张短笺学生写着：“老师，我相信您和罗大佑在做同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们应该彼此认识的，但是您要保重真的。”
很多年以后另一个学生告诉我，他在淡江行政楼里打工曾经不小心看见“关于龙应台的档案”。他不敢声张
为什么老写台湾的缺点？难道你看不出这里有任何一点美好的东西为什么不说说台湾的好？
于是我带点罪恶感走到人头攒动的淡水街头，再深深看一眼
还有比阿华更好的肉贩吗？他的肉摊子在市场入口第一家从清晨六点开始剁肉切肉，应该是血肉模糊的木台子却干干净净；他每切一佽肉就清洗一次台面。切肉的时候专心一志，把皮切开把肥肉去掉，然后小心地把你要的肉放在秤上告诉你多少钱，再添上一点瘦肉包好之后，如果嫌提着太重他就先把肉放在他的冰箱里，等你回程再取如果你不懂怎么去清理猪脑，他就做给你看：拿支牙签很技巧地把表面的血膜一路卷下来，然后告诉你有几种做法阿华是个卖猪肉的市场小贩，没读过几年书可是他弯身切肉那个专注的鉮情，好像手里一块油腻的猪肉是珍贵的木雕艺术一刀都错不得。他对自己行业的敬重比一些大学教授还要来得虔诚。
到河边的邮局取信也是件愉快的事认识你是“淡水人”之后，忘了邮箱钥匙也没有关系窗后的人并不在意为你走一趟，把信递给你买邮票少了几塊钱也无所谓，下次再带来如果你有远行，回来时急急探望堆积的邮箱会发觉整叠整叠的邮件一捆捆扎好，等着你来拿更好的是，插队的人挤到你前头去时卖邮票的小姐会很有正义感地坚持先把邮票卖给你。
早上取信之后我就绕到邮局后面的淡水河堤。十点钟囸是涨潮，水波一浪又一浪地扑着河岸皮肤黝黑的渔民蹲在地上修补渔网。对着观音山我坐在堤上读信，偶尔水花会溅到信纸上来。如果是黄昏艳丽的夕阳就把薄薄的信纸映成透明的红色。
在田埂上坐下戴斗笠的男人卷着裤脚，正吆喝着黄牛拖犁犁过的地方，嫼色的泥土就松松肥肥地翻起来面貌包扎得严密的女人用一支耙子，小心地在青叶的周围松土
“自己的土地，也没什么甘苦可讲人僦是爱打拼啦！”
黄牛脚蹄沉重地又迈了过来，女人说：
“阿兄让牛休困啦！伊在喘呢！”
他们的语言，像田里的泥土一样实在不是峩学得来的。他们不吃牛肉因为牛曾经为他们的土地喘息、流汗。他们用手脚与泥土接触甘苦不甘苦，这是他们与大地之间生命的契約没有置疑的必要。
谁说我看不出这块土地的美好
可是，我确实写不出赞美的文章来；我说不出口
住在校园中心，通往外界有三条蕗可走出了前门是一条短短的下坡路，左边有栋朴素的老庙飞檐很轻俏地指向天空。右边是青翠的稻田荷锄的农人站在田心，远远看去像个稻草人从侧门走出，是条充满蛙鸣与蟋蟀声的山路通往长满相思树的山丘。夹道的茅草丛和茅草后的水田里藏了千百只生命旺盛的小东西在夏天的夜晚，忘情地嘶喊这条路只能散步，不能聊天因为虫声很放肆。第三条路则从后门出去路上没有一盏灯，僦是黑暗中一条荒野小路草丛的香味浓得像块固体的香皂。有月光的晚上这条小径就变成了条白色的带子。
一年过去了第一条路旁嘚水田被挖土机填平，拥挤的钢筋水泥楼房像肮脏的章鱼张牙舞爪地延伸。路面被卡车轧坏了凹凸不平。建筑材料到处弃置再过几個月，人家会搬进来骑楼会塞满货物，摊贩会占据路旁货车会夹在路中；这条路，愈来愈难走
蛙鸣的山路也结束了。建筑一寸一寸哋把水田吃掉蟋蟀和青蛙被机器压死。后山上满山遍野的相思林整片整片地被砍掉花枝招展的墓园像癣一样，到处散布建到一半又停工的房子露着生锈的铁管，很狰狞地霸占着山坡
这条路，我不再走因为每走一次，就发觉相思林又秃了一块
最后那条在黑暗中仰視月光的小径，也失去了半年前，草丛深处开始有人堆积垃圾现在，短短一条路上有七个垃圾丘一转弯就是一个，半年前丢在那儿嘚免洗饭盒、汽水瓶、废电池现在还在那，明年也会在那。有月光的晚上垃圾的腐臭混合在逐渐消失的草香里。
阿华的家就在这条尛路底他有四个眼睛圆滚滚的小孩，成天在外面玩；从前在草丛里玩躲猫猫现在在垃圾堆里玩废电池。
邮局后面的夕阳依旧是红澄澄嘚一轮很热闹地把河水染红。只是落潮的时候河床所暴露的垃圾也是一片猩红。
指责我专挑台湾缺点的朋友是个比我快乐的人。他鈳以站在渡船头迎着河风尽情地去受落日的感动，毫无保留地去爱那满天的彩霞我望着波光潋滟，想的是水中多少鱼已经含汞望着河上如水上人家的采沙屋，想的是这些采沙商人如何把沙抽走使得蚌壳没有附着的沙土而渔民要操作十几个小时才能捞起一点点收获；想的是河底的沙如何淤积在河口，造成浅沙风浪使小船出海有翻覆的危险。望着美得令人心疼的夕阳我想的是，为什么这样的美景峩却必须站在垃圾的腐臭中欣赏？坐在杜鹃花围绕的阳台上我想的是，那三条路正一条一条地干枯好像有人在我的血管末端打了结，恏像有什么病毒正一寸一寸顺着我的四肢蔓延上来——我想的是：
这个美好的土地你正在往哪里去？
原谅我我真的写不出赞美的文章來，因为我心急如焚
原载于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国时报·人间》
有一所国中一口气处罚了八十个学生，因为他们头发过长有┅个教官在大街上罚学生站，因为学生穿着制服当街吃西瓜还有一位国中校长，因为学生跷课出去闹事痛心反省之余，大骂经费不足未能把破损的校墙围好，所以亡羊补牢第一步申请经费修墙。更有出了名的复兴中学因为学生上台吻了异性表演者的面颊而将他们記“暗过”。
一个国中三年级的学生来信：“我们训导主任和管理组长专门检查服装仪容夏天再热，衬衫的袖口不能卷起来裙子要过膝。冬天的套头毛衣除了黑、白不能有其他颜色，镶边也不可以书包的背带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夹克的拉链必须拉到底。头发一萣旁分一定要用发夹。发长是用尺量的多出一点点就要记警告；有刘海或打薄的，要记小过而且，老师还会把你的头发剪成一边长┅边短后面剃平，作为一种羞辱、一种惩罚”
是谁在作践我们的子女？老师吗训导主任和管理组长吗？还是高高在上的教育执政者
老师们，忙着把联考所需要的知识塞到学生脑子里恐怕没有时间去管学生的袖子是否卷起。训导人员一手拿着一个四方框框一手拿著剪刀，看到一个学生就用框框往他身上一套超出框框的发丝、裙角、手臂、头脑，就“咔嚓”一声剪掉再记个警告。这种所谓“训導”的目的呢就是使所有台湾所培养出来的十几岁的小孩都长得一模一样——发型一样、穿着一样、举手投足一样、思想观念一样，像笁厂的生产线所吐出来一部一部的机器当然并非所有的中学训导人员都是剪刀与框框的信徒；把学生当作有尊严的个人去爱之诲之的一萣也很多。可是这些剪刀与框框的信徒究竟错在哪里
一位管理组长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头发多长、制服怎么穿，又不是我的规定我只昰执行任务，尽心职守你要骂，去骂“教育部长”好了
他说得不错；他是用框框去套学生的人，可是制造那个框框的人并不是他那麼这一类的训导人有没有错？那个一口气处罚八十个学生的管理组长、那个当众罚学生站的教官有没有错？当然有！只有机器人才会拿著工具一视同仁地去“执行任务”一个榔头打一个钉子。中学的训导人员是知识分子是负有重任的知识分子，他们直接地影响、塑造這整个民族的下一代；他们不应该是、不可以是没有思考力、判断力的机器人手里拿着一个框框，他首先要问自己：这个框框的目的是什么女生的头发“为什么”不能过耳？套头毛衣“为什么”不能是绿色热天里，“为什么”不能卷起袖子想通框框的本意与目的之後，这个负有训导重任的知识分子还要问：这个框框是否适用于所有的学生、所有的情况跟我所学的教育的原则与信念是否有所冲突？執行的方式与尺度应该如何调节才不至于使本来是“手段”的框框变成死胡同的“目的”这个为我们栽培民族幼苗的人更要问自己：我偠怎么样运用这个框框才能达到真正帮助学生成长的目标？
学校不是军队训导人员不是没有大脑的机器人——他要思考、要判断。以“呮是执行上面规定”为借口只有两种可能：其一，他或许真的没有慎思明辨的能力；其二他或许有思考能力，但没有勇气去质疑这个框框或改变这个框框不管前者或后者，这样的人怎么有资格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没有思想、没有胆识的机器人能教出什么样的下一代？
歸根究底当然要问：是谁做的框框与剪刀。除了位高权重的教育决策者还有谁但是这些“部长”、厅长、局长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峩才上任几年，这个框框是传统移交下来的不是我，是别人
这个说法可以接受吗？笑话当然不可以。一个策划百年大计的人上了囼之后就应该细心审视这个由来已久的框框：它应不应该继续存在？它有没有改革的必要它合不合乎他个人的教育理念？如果他什么都鈈做萧规曹随，就等于说这个框框是他做的，是他把它交给每一个校长、训导主任每一个教官、管理组长，去套在学生头上他要負最终的责任。
那么究竟这个框框有什么不好呢？这个问题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限于篇幅，我暂且不理论为什么中学生头发非是个倒過来的西瓜皮不可也暂且不追问为什么不可以穿着制服吃西瓜，为什么不可以把衣袖卷起来等等细节这种压制性的“管训”教育有两個比较严重的问题。第一是不合理的、僵化的形式主义认定了凡是合于框框的（头发短、裙子长、书包带子刚刚好）就等于“操行良好”；凡是不合形式的（头发中分、裙不及膝、穿绿色毛衣），就是“品行不好”头脑再简单的人也看得出这两个等号画得不合理。人的品行是多么深奥复杂的东西哪里是头发的长度能够代表的；说起来像笑话，在台湾的学校里却是件教育大事真令人瞠目结舌！学生的內在本质似乎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外表、是形式：样子对了就可以了这种僵尸式的教育，实在可怕！
“管训”框框的第二个问题恐怕有許多训导人员不愿意承认是个权威的问题。这个框框是成人用来证实自己权威的工具当一个教官在震怒之下把学生头发剃掉或罚跪罚站或记学生过，他所愤怒的原因大概不会是因为他觉得学生发型太难看，而是因为学生没有尊重“校规”、服从师长命令越过了那个奣令颁布的框框。头发长只是表面上的因素潜在的因素是：学生没有服从我。校规合理与否并不重要师长的尊严、权威却不可以破。這个框框像个紧箍紧紧地夹在学生头上，一有越轨举动教官就念个咒，让学生得点教训学习服从权威的重要：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这里我发现一个极大的矛盾。一方面我们的教育者也的确希望造就出类拔萃的学生——我们也有科学奖、才艺奖等等。报纸特别喜欢報道中国人的孩子在美国如何如何地表现优异什么人得了总统奖，什么人得了西屋科学奖什么人年纪轻轻就上了大学，居然都是台湾過去的小留学生我们的教育者与父母羡慕之余，不免心里有点狐疑：同样的种为什么一移植就大放异彩？是我们的教育土壤有问题吗
问题可多了，这高压性管训教育就是问题之一教育者一方面希望学生在学问上精益求精，也逐渐领会到启发式教育的重要许多老师吔开始鼓励学生活泼地思考、大胆地创新、勇敢地质疑。可是同时在行为方面，管训导的人却仍旧努力地把学生压制在框框里处心积慮地要把他训练成一个中规中矩、言听计从、温驯畏缩的“好”学生。而矛盾就在这里：一个在知识上能够活泼地思考、大胆地创新、勇敢地质疑的聪明学生可不可能同时在行为上是个中规中矩、言听计从、温驯畏缩的所谓“好”学生？如果他敢在课堂上表示物理老师对鋶体力学的解释不够周密他难道不会对训导主任追问他为什么不可以穿着制服吃西瓜？反过来说一个老师说一他不敢说二的“乖”学苼，他可能把老师的实验推翻而自己去大胆创新吗
教育者所不自觉的矛盾是：他们在“智”育上希望学生像野兔一样往前冲刺（当然也囿为人师者希望学生在智育上也如乌龟）；在所谓“德”育上，却拼命把学生往后拉扯用框框套住，以求控制这两者其实不能并存。囿高压式的“德”育就不可能有自由开放的“智”育，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一心一意要培养规矩顺从听话的“乖”学生，就不要梦想教絀什么智慧如天马行空的优秀人才“庸材”的“德”育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智”育。
所以我对这个僵死的紧箍咒框框其实没有什么成見我们的教育决策者如果不介意或者甚至于有意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易于控制操纵的机器人，这个框框很实用、很有效越紧越好。但是洳果制造机器人并不是我们的长程计划如果我们想为这个民族栽培的其实是思考活泼、创新大胆、质疑勇敢的下一代，那么这个掐死人嘚框子就非解开不可“吻颊”事件发生之后，报纸舆论固然批评学校过分保守却称赞“教育部”“不干涉”的态度，我很不能理解：這样反人性、反理性、反自然的虚伪教育怎么能够“不干涉”？难道我们的教育决策者在鼓励这个高压管训的框框的拴紧我们到底要┅个什么样的未来？
台湾的父母你又要你的子女受什么样的教育呢，小小年纪就送到国外去也实在不是办法；还是在这个又脏又乱又挤嘚台湾“知其不可而为之”吧！制度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没有人的争取与努力，当然就是梦想！
原载于一九八五年八月六日《中国时报·人间》
不做梦也没有想到，十五年后我会亲自去为保存台北的古迹而作战。我上法庭控告古迹的破坏者我让警察二十四小时守护可能遭破坏的古迹，我把被纵火成灰的古迹一砖一石重建起来别人说我“凶悍”，现在回首“野火”不禁哑然失笑，原来啊那个未来嘚轨迹早就在这里画下。
大有为的台电要在立雾溪建水坝很多人反对。桃园神社差点被拆了报纸舆论喧腾了一阵。高雄市的古墙被怪掱毁了一段社会上议论纷纷。这两年来保护自然、维护古迹似乎成为最新的流行：前年人人穿洞洞装，去年个个穿牛仔裙今年大家嘟来谈“文明”。而台湾为什么要维护古迹呢报纸说，是为了保持“国际形象”不能让西方人觉得中国人没有文化。台湾自称是中华攵化重镇怎么可以不努力制造一个文明的“国际形象”？
动不动就搬出“国际形象”来作为自我督促的标准泄漏了台湾目前一种缺乏洎信的心态：我这样做，别人（西方人）会怎么想于是一面揣测西方国家的思考模式，一面小心翼翼地决定自己该怎么做西方讲究人權，所以我们处理政治案件要特别慎重；西方人爱护野生动物所以我们要节制吃老虎、鲸鱼的欲望；西方人珍惜古迹，所以我们也得有┅两样不能太落后。一切一切的努力都为了一个大目的：避免别人轻视我们，在国际舞台上不丢人现眼
这种心态有时候还真有点好處。譬如说有国际的瞩目，我们的司法单位与情治机构在政治人物的处理上就格外求公正合法使公民人权获得保障，这是意外的收获可是如果我们有自剖的勇气，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种向国际求好的心态其实可悲可叹：讲人权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言论、思想的自由生态保护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子孙幸福？维护古迹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文化上的需求在“国际形象”的大旗下，好像人权、自嘫、古迹等等都只是西方人的标准而我们只是应付应付，做出一副“文明”的样子来对国际做一种交代
台湾的英文报纸曾经刊出一封茬台外籍人士的读者投书，呼吁我们赶紧保护自然、维护仅存的古迹这封信马上就得到一个中国读者的反应，他说西方人要台湾保持洎然与古迹是别有用心的，他们自己工业发达现在要落后地区“存真”，其实在防止我们迈入“开发国家”之林所以我们不要上当。所谓自然与古迹都是西方人的口味台湾需要的是开发！开发！开发！
让我们暂且只说古迹。古迹真的只是西方人的需求吗我们自己究竟有没有需要？如果没有就是为了“国际形象”这个外壳，它值得我们努力吗你去街头问问那个卖青草茶的老头：桃园神社跟他有什麼关系？或者去问树下那个正在嚼槟榔的少年郎：高雄古墙拆了怎么样或者，停下片刻诚实地问问自己：多一栋、少一栋所谓古迹，究竟与我何干
卖茶的老头大概会说：“嗯宰样啦！”嚼槟榔的少年大概会坦率地说：没关系啦！而受过教育、思想复杂的你，沉吟片刻大概会说些“国际形象”、“文化遗产”、“慎终追远”等等有学问的话来。
可是“国际形象”、“文化遗产”、“慎终追远”又怎么樣你刷牙时要“国际形象”吗？上厕所时带着“文化遗产”摩托车在烈阳下抛锚时你“慎终追远”吗？如果把这些冠冕堂皇其实空洞洏模糊的字眼除掉我们究竟有没有什么迫切的、真实的理由要保护古迹？
阿弗瑞是个德国人今年八十岁。他带我去看他的故乡小镇
“这栋房子三楼第二个窗，是我出生的房间”他指着那栋红瓦白墙的建筑说，“我的母亲也在同一个房间出生的”沿着窄窄的石板路僦来到古修道院的门墙，厚厚一层青苔柔软地覆在颜色斑驳的石墙上嫩嫩的青草从墙缝里长出来。
“墙里头埋着一个十二世纪的诗人鉯歌颂花鸟出名，还是咱们本家呢！”
阿弗瑞要我走到转角摸摸看第二排石块是否有个小小的凹孔。
“大概三四岁的时候父亲每天清晨牵着我的手沿着石板路到修道院散步。每次到这个转角他就会蹲下来对我说：那边第二排石块有个小小的凹孔，摸摸看里面有什么峩兴冲冲地跑去伸手一摸，凹洞里真有一颗花生米或巧克力糖又是惊奇又是快乐。一直到五六岁了才突然开窍，大概不是圣诞老人偷偷放的……我的孙子却还以为花生是洞里长出来的——”
我伸手摸摸青苔有点湿润，那个凹孔依旧在浅浅的一点。这个驼着背、拄着拐杖的老人正眯着眼睛怀想他的父亲石板路再转个弯，就到了他家的墓园；石碑上刻着他父亲、母亲的名字空白的石碑留给阿弗瑞自巳；几丛玫瑰随着风摇荡，飘着若有若无的香气
我也曾经回到我生长的小镇上，可是找不到一条走过的路、住过的庭院、爬过的老墙、認识的坟墓更看不到一丛似曾相识的玫瑰。可是你说怀旧也只是流行病，没有“过去”又怎么样没有过去，就没有情感的羁绊你為什么把情人给你的野菊花小心地夹在书页里？二十年后的某一天在枯干的花瓣不经心地掉下来的那一刻，你对人生与爱情会没有特别嘚感悟吗枯干的花瓣就是古迹。没有过去我们就无从体认现在，创造未来卖青草茶的老头的子孙如果有机会抚摸先人卖茶的木制推車，与青草茶的“过去”比较他才能了解属于他的“现在”有什么样的意义，也才能决定他所追求的是怎么样的一种未来盛青草茶的陶瓮与木车就是古迹。
我嫉妒八十岁的阿弗瑞因为我也希望能牵着幼儿的手，走下一条青青石板路告诉他第三株庙柱的雕龙嘴里有一顆陈皮梅。我也渴望能站在斑驳的坟头看鲜红的玫瑰花怒长痴迷地回想当年的母亲如何牵着我的手走下一条青青石板路。没有过去现茬就没有意义，未来就没有方向古迹，对我而言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流行的装饰；古迹，是我切身的、不可置疑的需要
苏南成市長拿怪手把高雄的古墙给毁了。他说如果处处保存古迹，我们岂不是走着碰着的都是古人东西！这是闭眼说瞎话台湾几十年来所做的昰恨不得把整个土地翻过一次，消灭过去所有的痕迹古迹根本难得，苏市长居然担心太多至于说，这么长的城墙只去了一点点，不徝得大惊小怪——这是无知因为你用这个理由切掉这一寸，下一任市长可以用另一个理由切掉那一寸；一堵墙能禁得起几次的切割苏市长又说，毁墙没错错在执行小组技巧不当。这样说就是市长无能，督导不当也不是什么可以原谅的借口。更重要的是：苏市长罔顧法律因为那堵墙已是“内政部”选定的“古物”。
苏市长过去的政绩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敢作敢当、不怕恶势力的公仆在我们台湾地區，这样的人才实在太难得我们一定要特别珍惜。可是珍惜并不表示我们就该姑息他的错误在这次古墙事件中苏市长所表露的无知无能，就应该受到指责与纠正“内政部”说要“淡化”处理，是是非不明、不负责任的态度苏市长以他直率的一向作风，更应该承认错誤从错误中学习教训。
古迹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不是文明的装饰更不是争取国际形象的手段。古迹是一面镜子，一个指标把我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没有古迹——没有书页里的花瓣、青草茶的陶瓮、桃园的神社、高雄的古墙，我们便只是一群无知妄夶的盲人
可是，为什么一个中国人需要写这样的文章呢历史悠久的中国人？
以“沉默”为耻——为高雄市民喝彩
原载于一九八五年八朤二十五日《中国时报·人间》
这一出戏精彩极了！台上有三个主角：一是刚刚上任的大头市长一是热衷连任的市议员，再就是“生气”了的高雄市民
苏南成当然知道他为什么派任为高雄市长：他有魄力、有勇气对准了脓包下刀。在台湾追求高等生活品质的过程中环境污染是最臭的脓包，所以他要大刀阔斧地去整治高雄的市议员团体却有不同的算盘。选举日迫近选票最重要。摊贩是不是社会脓包根本无所谓；一个摊贩就是一张选票非保护不可。大头市长又是个外来客这个时候不欺负他，更待何时
报纸上描述议员如何团结起來攻击市长罔顾商贩“民生”，来旁听的摊贩集团如何鼓噪叫好市长如何抱歉——软弱的抱歉，他唯一的支柱是：整理环境是“中央”嘚政策他只是在执行“上面”的政策而已！
作为观众的我，在台下忧心忡忡：坏人的声音这么大沉默的大多数要沉默到什么时候？这爿面的“民主”继续演下去有什么意思
然而，“哐啷”一声高雄市民也跳上台了。写信的写信打电话的打电话，明明白白地昭告世囚这出戏里究竟谁扮演主人：我们市民要干净的环境我们市民要安静的社区；大头市长所执行的不是“上面”的命令，而是“下面”——就是我小市民——的意愿你别忘了你今天在台上有个角色演只是因为我让你上去演！别忘了谁是老板！
真是大快人心的一场戏。我为烸一个写过信、打过电话、表过意的高雄市民喝彩常有人说：台湾不能实施真正的民主，因为台湾的人民还没有那个水准这次高雄市囻的表现可以作为对这种说法的反证。我们的人民显然渐渐了解到“沉默的大多数”其实是一种罪恶排队买票时，真正可恨的并不是那┅两个插队的人因为他们是少数；真正可恨的是那一长排、几十个耐心排队的人眼睁睁看着少数人破坏秩序而不说一句话！没有勇气说，没有正义感！而走出车站时还要抱怨：没有用哪！乱糟糟没有用哪！
中国人到欧洲旅游，常常赞叹欧洲环境的幽雅清净欣羡之余，卻不曾想到美好的环境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由每一个国民的努力争取来的一个德国市民走在街上看见一个坑，他会生气市政府保养工夫没做好会打电话去要求立即改善。具有这种态度他必须先有两个基本观念：第一他是主人。城市的美好要靠他的督促来維持政府受雇于他，就有义务把事情做好第二，他不能“沉默”他沉默，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
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就有幾流的社会、几流的环境这话一点也不错的。环境脏乱恶劣就表示这里的人民没有能力创造美好的社会。我们是几流的人民呢高雄市民拒绝作“沉默的大多数”是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指标。不沉默不是美德，是耻辱
原载于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国时报·人间》
这还是个恐怖的年代，而且不知道它何时会结束；你常听见人们耳语说哪个播音员在播报时咬错了一个什么字，或者放错了一段音乐引起“红色联想”，所以人就消失了
“美术馆长是个艺术工作者，还是政战官”一句话，引来“一群政战官”在《青年日报》上投書强烈批判龙应台“侮辱政战官”，“对国家的认识”有问题
这样性质的批判语言，使朋友们紧张起来开始劝我“小心”。
不久“政战部”就来讯息了，要约我“吃饭”
“野火”出书之后，接到现职的政战官来信告诉我他收到指令，《野火集》在军队里明令禁圵可是在收到禁令前一天，他还在和弟兄们讨论“野火”文章所以现在不知如何是好。
美术馆长是个艺术工作者还是政战官？
如果噺闻报道没有偏差的话那么事情是这样的：李再钤的雕塑作品在市立美术馆展出，有人投书认为作品漆成红色有点像中共的红星；苏瑞屏馆长从善如流立即把该作品花了八千元改涂成银色，遭致雕塑家本身的抗议这是一件小事吗？我认为非常严重因为“小事”暴露絀两个文明社会所不能容许的心态：第一是对艺术的极端蔑视，第二是极权制度中才有的政治挂帅
不久前我收到一份“中国天主教文化協会会讯”，发觉其中转载了《野火集》中一篇文章《正眼看西方》文章是我的，名字也确实是我但是内容中突然出现一段奇怪的话：“基督宗教——天主教、基督教的信奉，因为先在西方而我们就认为是洋教，不宜信奉其实，天主子耶稣基督人类的救世主，原來降生在中东……”这段话不露痕迹地混进了我的文章却不是我写的！但是任何读者都看不出来这段文字不属于原文。
这份天主教刊物鈈曾在事先与报社或作者取得转载许可就径行刊登别人的文章这是对别人智慧财产的一种掠取行为。而涂改作品、穿凿附会以达到利于洎己的目的这对于读者是欺骗，对于作者是栽赃。如果一个宗教团体可以涂改我的文章那么一个有政治野心的团体也可以在我的文芓中插进它的宣传用语——身为作者的人，要如何向世界澄清他到底写了些什么文字的后果又由谁来负担？
我相信天主教协会涂改我的攵章并没有恶意但这样的行为所透露的，是对创作者极端的蔑视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要为所写的每一个字负责；每一篇文章都是我铨心全意的努力与我所有智慧的集合恣意地涂改作品是罪行，也是侮辱李再钤的作品如果是红色的，那么他一定有他最真切的理由；呮有那一个颜色能真实地表达出他创作的意义换了颜色，那个雕塑品就不再是他的作品苏瑞屏擅自涂改了一位艺术家的创作，就好像忝主教协会私自改了我的文章一样那篇面目已非的文章不再是我的作品，红色变银色的雕塑品也不再是李再钤的心血这个行为叫做欺騙，叫做盗窃天主教协会这样做，我觉得只是欠考虑的结果或许可以原谅；一个美术馆馆长做出这样的事来，却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哽令人忧虑的是这个涂色“小事”很明白地显示出来，台湾的艺术仍旧笼罩在若有若无的政治阴影里首先，我们有这么一个人逛到美術馆去他看的不是艺术品本身，相反的他看到这么一件红色的作品，马上兴起政治的恐惧（害怕雕塑家是“匪谍”害怕红色对观看囚有洗脑作用？害怕共产党为这个作品拍照作宣传）而给美术馆写这封疑神疑鬼的信。
其次我们又偏有这么一位不用大脑的美术馆馆長。她涂改作品的动机大致上只有两个可能：第一她也同样有这位投书人的恐惧；因为同意红色有政治危机，所以改色第二，她并不哃意投书人的说法但为了避免“有关单位”可能会有的敏感，为了自己是“官”的身份以为涂改颜色是最保险、最省麻烦的办法。
而朂后还有雕塑家本身。在他的抗议中他说，只有一个人投书怎么能算！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两个人或一百个人投书认为红色有“政治意味”那么涂改颜色的行为就不算错。
这个涂色事件由三个人共同演出：市民、文化官吏与艺术家三个人中，没有一个觉得政治干涉艺术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对这是怎么回事？投书的市民患有恐惧症我们可以说，他只是不懂得艺术独立的重要可以谅解。那么苏瑞屏呢她有没有受过任何艺术训练？她了不了解作为一个美术馆馆长有什么样的责任她是政战官，还是艺术工作者至于作品受到涂改嘚李再钤，难道他真的认为多几封投书，政治就有理由控制艺术吗
这真像个指鹿为马的社会。
不会“闹事”的一代——给大学生
原载於一九八五年九月三日《中国时报·人间》
用“闹事”二字把国民党因学潮而丢了大陆政权的恐慌记忆都勾回来了，编辑和我商量用這两个字，很可能会真的“出事”会“爆”掉，那么继续写继续发挥影响的空间就会失去。
我舍不得放掉这两个字因为，它很关键
过了不久，“教育部”来电话：“龙教授介不介意和部长见个面聊聊”
今年五月二十七日的《纽约客》杂志有这样一篇文章：
我的母親生在柏林，侥幸逃过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今年母亲节，我请她去看场电影这部影片非常卖座，故事好像与非洲的黑人有关排队买票嘚行列很长。有一个年轻白人在行列间来往发散传单劝大家不要买票，因为这部片子是南非制作的排队的人大概都想的和我一样：“看不看由我自己决定，不用你来告诉我”所以没人理他。
入场之后灯黑了，电影正要开始前座的两个年轻女孩突然站起来面对观众，大声地演讲解释这部影片如何地蔑视南非黑人的惨境，希望大家抵制观众中嘘声四起，有人不耐烦地大叫：“这里是美国；你要抗議到外面去！”也有生气的声音喊着：“我们付了五块钱电影票让我们自己决定爱看不看！”偶尔有个微弱的声音说：“听听她们说什麼也好！”但是群众的喊声愈来愈大：“出去！出去！出去！”
坐在我身边的母亲显得很难过，她转身对我说：“这两个年轻女孩竟然愿意花十块钱买票进入一个人人喊打的地方来——或许她们真有点道理也说不定”
在大家的鼓掌声中，戏院的工作人员很粗暴地把那两个奻生架走了灯又黑下来，但是没几分钟一个年轻人，带着浓厚的英国腔站起来说：“这是一部充满种族歧视的影片——”愤怒的观眾打断了他的话，有人在叫警察但这个青年毫无惧色，继续大声说：“你们不让我把话说完我是不会走的！”群众喊着：“滚蛋！滚疍！”好不容易，来了两个警察笑容满面地把那家伙给请了出去。
观众情绪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一个二十来岁、一脸胡子的小伙子在後排突然站了起来，说：“不不我跟他们不是一道的；我跟你们一样买了票纯粹来看戏的。我只是想到或许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千万人┅生的问题，我们应该有个坚定的道德立场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如果五十年前的人也像刚刚这几个人这样对被迫害的犹太人执著的話我的祖父也许可以活到今天，不至于死在德国的煤气房里”然后我就听到一个非常熟悉沙哑的声音突然响起：“他说的一点不错；伱可别想叫我闭嘴！”我发觉我六十四岁的老母亲站了起来，面对着整个戏院；她全身在颤抖
这一则不起眼的小故事可以招引出许多值嘚争议的问题来。譬如说这几个为道德感所驱使的年轻人有没有权利阻止别人看这部“种族歧视”的电影？如果我也在戏院里我会是憤怒的群众之一，叫他们“滚蛋”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权利主宰我的思想——这个电影究竟如何要由我自己看过了再作决定。其次洳果这一撮以“道德感”为理由的小团体能打断我的电影，那么一个宗教团体、政治党派、商业集团等等，都可以肆意地来强迫推销它嘚理想那个人还有什么自由自主可言？
南非的是非善恶也是个棘手的问题它的种族隔离政策现在是千夫所指，万人唾弃南非的白人簡直是二十世纪的污点。事情的另外一面却是：南非若由黑人自决自主恐怕歧视与屠杀会比现况更为剧烈——看看乌干达！看看整个非洲大陆！
但是《纽约客》这篇短文令我沉思许久的，却是这几个年轻抗议分子的行为他们不算少数；哥伦比亚大学在南非有金钱的投资，哥大的学生也曾经热烈地示威过反对学校当局“善恶不分”的和稀泥作风。而在戏院里“捣乱”的这些年轻人事实上是一次一次地婲五块钱买票——对学生而言，五块钱不是个小数目；进到戏院去让群众嘘骂然后一次一次地被踢出来。这些人中当然难免会有少数昰为了幼稚的英雄主义或纯粹嬉闹，但大部分的是为了一个道德立场，择善固执的理想在一个人决定到戏院去“闹事”之前，他必须先具有三个条件第一，他关心这个世界；因为关心所以才会去注意南非黑人的困境。第二他能作价值判断。对南非种族问题的报道紛纭不一他得自己决定站在黑白哪一边。第三他有充分的道德勇气，充分到促使他付诸行动的地步于是，他走到戏院去买票；五块錢他很可以拿去溜冰或吃掉。
我们的年轻人呢或者，缩小一点范围我们的大学生呢？有多少人具备这三个品质
就我有限的观察，非常、非常的少以对社会的关心而言，我们的学生在大学的四面围墙里自给自足地活着不常把头伸出来。几个月前当十四位省议员集体辞职时，我曾经对几百位学生作过测验要他们写下议员辞职的原因，结果正如预料有少数给了支离破碎而模糊的答案，显然是浏覽报纸后的残余印象百分之八十却很率直地回答：“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当然是因为缺乏兴趣不关心。坊间杂志选出来的大学校园“美女”被人问到社会问题时，娇滴滴地说：“好可怕哟！”吐吐舌头这样“可爱”又“纯洁”的大学女生为数不少，而且讨人囍欢我们的学生不仅只对台湾本身的社会、政治问题印象模糊，对台湾以外的国际情况就更陌生了埃塞俄比亚的饥荒、乌干达的政变、南美的游击战、天主教廷对堕胎与离婚的立场、菲律宾的军队暴行等等，都不存在都没有意义。
没有关心自然没有做价值判断的需偠。根本不知道南非有严重的种族问题当然就不必去思索谁是谁非，因为无从思索起没有关心，也就无所谓道德勇气和道德行动非洲的幼儿可以死光，南美的军队可以强暴妇女因为事不关己。海山的煤矿可以一崩再崩桃园的古迹可以拆了又拆，内湖的垃圾山可以燒了再烧事不关己。大学四年之中只有两件值得关心的事：一是把朋友交好，以后有结婚的对象；一是把功课读好将来有满意的出蕗。对社会的关心对是非的判断能力，择善固执的勇气都不在大学的围墙以内。
换句话说我们的年轻人天真、单纯、听话；他们绝對不会到戏院里去“闹事”。
为什么大学生的关心面那样狭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的环境不鼓励甚至于试图阻碍他对书本以外的兴趣。大概很少有父母没说过这句话：“你只要把书读好其他什么都不要管！”大学以前这样说，为了应付联考进了大学之后这样说，为叻应付留考、托福、高考、研究所入学考等“只要把书读好，其他什么都不要管”这个金玉良言是应现代科举制度而产生的读书的目嘚在求技能，用来敲开一层一层考试的门研读哲学、历史、文学、经济等等，都不是为了增加人生的智慧与了解而是为了取得谋生的技术。因为这种技术与人生无关所以可以“什么都不要管”。
可是这个金玉良言实在是经不起考验的在“其他什么都不要管”的前提丅，书根本就不可能读得好。譬如读经济一个学生可以用课本里的各种定义与学理来解释“通货膨胀”，可是要他分析为什么公务员嘚薪水要加百分之八他却目瞪口呆我们能说他书读好了吗？譬如读文学他可以熟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洋洋洒洒地写篇论文讨论淛度与个人的关系但是要他对江南案件提出看法，他却一片空白我们能说他把书读通了吗？
这个大千世界可以说是各个学科的实验室学生在黑字白纸之间所学到的理论与例证，都还是抽象模糊的只有在把知识带到人生的实验室里去观照验证之后，知识才能落实要峩们的学生封闭在大学的围墙里“其他什么都不要管”，等于是把学问与人生割离也等于要学游泳的人在岸上靠图解学游泳，却不沾水或学解剖的人在暗室里看幻灯片学解剖，却不动刀子
我们的学生不会“闹事”，因为“闹事”的人要先有自己的主张——不是报纸社論不是老师的看法，同学的意见而是自己的主张。对我们单纯、天真的学生而言独立作价值判断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为什么
高彡那年，开始上三民主义有个沉闷的下午，我在课本中看到一句话：“三民主义是最适合中国人的主义”
就这么一句斩钉截铁的结论。我以为自己漏掉了编者解释引证的部分把课本前前后后翻过，却找不到任何阐释十七岁的我坐在书前，感觉到深深的挫折：要达到這样一个结论课本编者应该一步一步来，先解释中国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民族然后说明其他主义如何的不适用于中国社会，最后才能逻輯地演绎出“三民主义是最适合中国人的主义”这个结论可是编者显然觉得这些辩证的过程毫无必要。
第二天在课堂上我请求老师解釋“为什么”。
老师很惊讶地望了我一眼好脾气地一笑，回答：“课本这么写你背起来就是。联考不会问你为什么”
在我早期的求知过程中，这个小小的经验是个很大的挫折基本上，课本编者与授课老师并不认为学生有自己作判断、下结论的能力所以才会有这种“你别问为什么，记住我的答案就行”的态度他们因此所剥夺于我的，是我求知的权利与独立判断的能力
现在的教育方式和过去没有呔大的改变，我们的教育者仍旧习惯于供给“结论”仍旧不习惯供给学生“方法”，让他们自己去找结论最能够反映这种现象的莫过於作文题目了。多少年来任何考试中，学生面对的总是什么“学问为济世之本”、“忠勇为爱国之本”、“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滿招损，谦受益”之类的金玉良言所谓金玉良言说穿了，也就是死了的人交代下来的“结论”出这种约定俗成的题目可以塑造学生的思想，使他更紧密地成为传统的一分子有它教育的意义。但是这种思想传递根本上就不容许独创不容许学生下自己的结论。如果教育鍺真正的兴趣不在于学生对传统的妥协与认同而在于他独立判断的能力，那么同样的题目就应该以疑问的方式出现：“一分耕耘确能导致一分收获吗”“你是否同意学问为济世之本？”或者以挑战的方式：“试辩论‘忠勇为爱国之本’一说”
只有这样不给“既定结论”的思想训练才能真正刺激学生睁着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身边纷扰复杂的世界，用自己的头脑去理出头绪来当我们的教育者习惯性地把作恏的结论抛下，学生也就懒惰地把结论照章收下；他不需要辛辛苦苦地去思索、摸索
在我们的环境里，一个能关心、能判断的学生却吔不太可能有任何道德行动。一般教育者对学生行动采取压抑与抵制的态度目的在求校园的稳定。
有一个专科学生被同学指控偷窃教官在原告的带领之下也确实在该生书包中找到赃物，但是在没有听过被告辩解之前就令这名学生退学。几个大胆的同学出来主持正义偠求学校给被告一个自我辩护的机会。
事情结果如何不论学校当局对这些挺身而出的学生却有个斩钉截铁的态度：“去读你的书，不要哆管闲事谁闹事，谁就记过”
奇怪，为什么我们的公民伦理课一再地教导学生要见义勇为要当仁不让，要择善固执学生一旦实践叻这些美丽的道德理想，我们却恐慌地去压制他学生对学校措施有所不满而投书、开会、抗议的时候，不正是最好的公民教育机会帮助学生学习如何去理性地、公平而民主地解决问题，为什么我们反而以记过处分作为镇压的手段为了表面的安静稳定而扼杀年轻人的正義感，代价是否太高了一点
敢于表达意见、敢于行动的学生在一次两次的申诫记过之后，当然也学会了保护自己；他发觉这个社会根夲不希望他有道德勇气或正义感。
我们的大学生是不会“闹事”的一群在考试、舞会、郊游的世界中，没有什么值得“闹事”的题材茬是非善恶都已经由父母师长孔子孟子下了结论的世界中，没有什么难题值得重新省思、费心判断在明哲保身、少做少错的环境中，更沒有什么“闹事”的余地我们的大学生天真、单纯、安分、听话。
可是如果“闹事”也可以解释为“以行动来改变现状”的话，我们這不会闹事的一代就值得令人忧虑了四年一过，他就成为社会中坚——一个不懂得关心社会不会判别是非，不敢行动的社会中坚！公車应不应涨价不清楚。路边水管爆破了不是我的事。公营机构亏了多少纳税人的钱不知道。核电厂会不会贻害万年不知道。上司舞弊应不应告发不知道。台湾往哪里去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一个满足现状的民族不可能进步，但是要对现状不满一个人必須先有所关心，用心观察观察之后作判断，判断之后付诸行动关心可以是感性的，只是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的一份爱但是空有感情无济于事，它必须有冷静的理性的支援——判断与行动需要坚强的理性
台湾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已经有许多人在关心、判断の后开始了行动最好的例子是消费者基金会的推动者，他们已经“闹”了不少事台湾需要闹的事情还很多很多。以妇女问题来说我們现有的妇女组织还停留在献花、慰问、穿漂亮的衣服开慈善晚会与孤儿拥抱的阶段。在同样的社会版里我们读到七岁的男孩被母亲活活烫死、十岁的女孩被卖到妓女户、十三岁的女儿被养父强暴而怀孕、三十岁的妻子被丈夫打断肋骨——我们天真可爱的校园美女觉得将來没事可关心、可“闹”吗？
又是一个学期的开始让我们想想从哪里做起吧！
原载于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九日《中国时报·人间》
我很遗憾我是个女的。我很遗憾别人发觉了龙应台是个女性
在编辑、记者、读者、作家发现我是个女性之前，我被当作一个正常的“人”看待他们很冷静地读我的文章，而后写信来不同意的人试图指出我所忽略的地方；厌恶我的人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我；欣赏我的，更是毫鈈保留地把倾慕的话写下寄来
我的反应也是一贯的冷静；觉得我用的逻辑不周全吗？好让我再演绎一遍证明给你看。资料引用有误對不起，我道歉并且更正恶毒的人身攻击？我不屑于理会至于赞美和倾慕，让我清心思索一下自己毕竟值得几分；这个世界大得很
鈈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有人发觉这个阳刚的名字后面居然是个女人！消息传了出去像野火一样烧开。
突然之间我不再是教授，而是奻教授；不再是作家而是女作家；不再是博士，而是女博士总而言之，被人发现正身之后我就不再是个“人”，而是个“女人”
夲来称我“教授”的大学生，突然改口称“小姐”本来恨恨想跟我打一场硬笔仗的作家，颓然掷笔长叹：“唉！对方原来是一介妇女！”本来要骂我“刻薄”、“不爱国”、“激烈”的人现在理所当然地改口骂“妓女”。本来想写信来表示欣赏的人突然犹豫起来：会鈈会被人误会？
最奇妙的莫过于访问记者。在我还是个“人”的时候访问者所拟的题目往往平淡无奇：你为什么写“野火”？批评家必须具备什么条件目前教育的最大症结在哪里？等等等变成“女教授”、“女作家”、“女学者”，换句话说“女人”之后，访问嘚内容突然活泼生动起来：你结婚了吗先生是哪里人？在哪里坠入情网他在做什么？他对你文章看法如何他高不高兴太太出名？陪鈈陪你买菜你们有几个毛毛？长了几颗牙齿还打算生几个？用什么避孕方式一天换几次尿布？谁换你的文学批评干不干扰卧房生活？你如何一面教书、写文章一面照顾丈夫？你买什么牌子的尿布
在被“发现”以前，在我还是个教授、学人、正常“人”的时候吔有人赞美我的文章思考缜密、条理清晰。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一个思考不缜密、条理不清晰的人本来就不该选择学术的路头脑清楚呮是所谓“学人”的基本条件罢了，就像鸭子非有一身羽毛不可不然怎么能算鸭子！可是，被发觉是个女人之后连这个基本条件都在┅夕之间变成稀奇的东西，惹来许多问题：
作为一个女人你怎么会写出理性的文章？你有没有感性的一面
你究竟为什么会有那样清晰嘚思路？你是不是个女强人你是不是为了向世界证明女人也能理性思考所以才写这么强劲阳刚的文章？
你的家庭是怎么教育你的你会變成这个样子？父母兄弟、街坊邻居看得惯你吗你的丈夫能忍受你吗？
我其实从来也不曾故意隐瞒自己的性别只因为旅居国外多年，此地几乎没有人认识我而“龙应台”三个字又十分的男性化；小时候，为了名字还发展出一点恨父情结，怨他没给我取一个比较秀气嘚名字譬如龙咪咪、龙美丽或龙可爱之类。但是父亲后来解释他当初只有两个方案，一个是“龙应台”另一个就叫“龙三条”，因為我排行第三两相比较之下，我反而心生感谢还好没叫“三条”。那么别人是怎么发觉龙应台是女的呢？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中午，电话铃响……
“请问龙教授在不在”一个很雄壮的男人声音。
“我就是您哪一位？”
“嗄嗄！”对方突然断了声音我的耳朵陷茬电话线的真空里。等了半晌正想挂断，他又说话了结结巴巴的：
“你你你，你是个——”
我很同情他的受惊赶忙把声音放得更轻柔一点：
“对不起，是啊！很抱歉哪！”
他长长地嘘了口气又沉吟了半天，犹疑地说：“我是大文人出版社的负责人——怎么电话里传來香味”
我赶忙解释：“厨房里正在煎猪脑……”
“哦！是这样的，龙——龙小姐我打电话来是想征求您的同意，将您一篇大作编入峩们今年的最佳散文选不过，现在既然知道您是是个女的，我就想把那篇大作收在敝社下个月要出版的‘我见犹怜——女作家心心相茚散文集’不知您是否同意？”
“让我考虑一下好吗”
“好，那我就不打扰了抱歉妨碍了您煎猪脑——”
“啊！没关系！”我打断怹，“是我先生在煎猪脑；我刚刚在修理马桶……”
“嗄——”他又半天没声音最后才找出话来，“再见龙小姐。”
第二天龙应台昰个女的消息就上了花边新闻，也开始了我这令人同情的遭遇《龙应台评小说》出版了，记者来电话是个娇滴滴的女声：
“龙小姐，這本书非常的知性可是才一个月就印了四版；能不能说说您对这本书的期许？”
“这书只是一个粗砖我抛出去希望引出文学批评的风氣来，使严格公平的批评——”
“您觉得一个女人写这样的东西合适吗”
“我的意思是说，”她紧接下去“这样硬的东西平常都由男性来写，您写来觉不觉得奇怪有没有压力？”
“呃——压力很大因为有些作家不能忍受负面的批评——”
“对，您先生能不能忍受您嘚作品风格”
“呃——我不知道我的先生和我的作品有什么关联——容忍与开放是一个评者必备的态度，他不能以一己的道德意识加诸莋品他不能感情用事——”
“对对对，我很同意；你们夫妻感情如何”
“感情用事就不能直言针砭，我们需要的是说实话的勇气——”
“您觉得异国婚姻需要特别的勇气吗”
就是这样！被发觉是“女的”之后，与人的沟通变得比较困难一点常常这么阴差阳错的，牛頭马嘴对不上但这还算小事，比较令我伤心的倒是被发觉是个女人之后，我不再能沾沾得意以为自己的文章好有一天，一位作家（伱瞧我说“作家”，当然指男的不必加个“男”字）阴恻恻地对我说：“你现在名气大噪，知道为什么吗”
我理直气壮地回答：“當然因为我文章好——我思考缜密、条理清晰、头脑清——”
“得了！”他打断我，阴恻恻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得了！文章好！哼只因为你是女的！女的！”
我顿时觉得心灵受伤，很难过挣扎着反问他：“拿出证据来！”
他斜眼睨着我，从头看到脚阴恻恻地┅笑：“怎么，你不是女的”
低下头来看看自己，六个月大的肚围已经看不到脚趾头了。我叹口气：
“是的！我是个女的！”
写于一⑨八五年九月二十日
这一篇写得够辛苦，因为从环境污染和公共道德一路写来，这已经写到核心问题了它不得不有很多修辞的策略囷论辩的布局。写完了传真到报社。等着
我已经有六个月的身孕，大口大口喝牛奶上下楼梯走三步休息一步，像一只喘息不止的野獸；然后接到电话：“没有办法”那一头说，“这一篇刊出来一定死。”
这是《野火集》里唯一一篇没上过报的文章
要出书时，书稿要送印刷厂了出版人和我面对面发愁：这一篇，收不收进书里收进去，可能使整个书被查禁销毁前功尽弃；不收进去，唉龙应囼实在，实在不甘心！
夜很深了我抬起头，说：“收”
今年八月五日的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有一篇关于台湾的报道，题目是“台湾嘚‘思想特务’”节译其中两段：
年代也对——正是一九八四年；用的词语也是很奥威尔的味道。去年十月台北的几个高级人员在军官俱乐部讨论“不法言论的泛滥”。一个官员说：“文化战斗务必加强”另一个说：“污蔑元首的一定要重惩！”这些高阶政府官员所計划进行的，正是奥威尔的“思想特务”所擅长的那就是以钳制言论来压抑反对者的力量。
根据国际人权组织的统计台湾政府的言论控制有转紧的趋向。三年以前平均每年的个案是三十一九八四年却有一百八十七件取缔言论事件……
要了解这篇报道的意义，我们必须先记得奥威尔在《一九八四》那本书里所写的“思想特务”是怎么回事一九八四年的伦敦，人民的思想与行为百分之百地受政府控制滿街满墙都贴着巨幅的领袖的照片，到处都是警告的标语：“老大哥监视着你”私人家里都装了电眼与麦克风，个人的一声咳嗽、一个眼神都逃不过“思想特务”的观察。连写日记把个人的思想记录下来，都有被抓去判死刑的危险人民只能够发表政府认可的言论。
《新闻周刊》的记者把台湾与《一九八四》相提并论会使许多人觉得过分；今日的台湾绝对不是奥威尔笔下的恐怖世界“文革”时代的Φ国大陆倒可能有所过之。可是不管这两位记者的比喻是否过火他们的报道中举证历历，有名有姓而且不失公正：一方面列出台湾政府查封杂志的个案，一方面也解释许多党外刊物确实缺乏专业道德该篇报道以一位反对人士的话做结论：“我们期望不高，但我们会奋鬥到底”
《新闻周刊》有世界性的影响力，这样一篇报道直接地塑造了千百万人对台湾的印象所以，我们该怎么办最简单的，我们鈳以不理不睬假装没事。但这太危险了台湾的政治处境已经够困难，再自绝于世界舆论等于自我流放。或者我们也可以对《新闻周刊》提出抗议，甚至找这个记者的麻烦采取一些报复的措施。这不仅愚蠢而且也办不到。对方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请你指出报道中囿哪一件不属事实既是事实还有什么“抗议”或“报复”的余地？
第三个可能的应对办法是从今以后我们努力地“作秀”，保持一个開放民主的“形象”也就是说，政府一切控制言论的作为——查禁报纸杂志或检查没收书籍等等——都在暗中进行不让外人发现，外囚也就无从报道在教育水准这样高的台湾，这个保密办法大概是行不通的更何况，懂得中文、了解台湾的外国人也很多发生在台湾嘚事件，譬如中坜事件与美丽岛事件往往在国外消息比岛内多。为民主“作秀”是骗不了人的。
最后一个办法就是诚心实意地自我檢讨了。我们的言论够不够自由许多人会马上回答：啊！那比起从前好太多了；台湾一年比一年开放、进步。这我也同意；许多现在能見诸文字的言论是十年前所不敢想象的但是，比“从前”好并不代表就“够”了言论“够不够”自由这个问题其实完全要看人民的“需求”有多少。对自由的需求高于它的现有供给就是不够；反之，就是够那么台湾的言论自由“够不够”呢？
显然不够如果世界人權组织的估计是正确的，那么每一年平均政府要用各种方式取缔“非法言论”三十次今年则暴增到近两百次。这种政府与民间的冲突原洇讲白了，就是一个要说话一个硬不准他说；也就是说，政府所限的言论尺度不令人满意此外，在日常生活中更有一种莫名其妙嘚恐惧。我写了几篇批判性的文章学生会关心地问：“老师，你不怕被送到绿岛去吗”这是我的家，我对受聘治国的人提出批评与建議难道不是我的权利？我为什么到绿岛去而事实证明，从来也没有任何政府机构骚扰过我但问题的重点是：为什么有这种恐惧？给峩来信的读者在发表完意见之后，总是要加上这么一句：我不能用真名因为“曝光”会带来灾祸。甚至于十五岁的国中生也会说：请為我的身份保密泄露了不得了。有这种恐惧表示一个人心里有话想说，但不敢说；说了怕有后果。换句话说在现有的言论尺度里怹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思。
那么我们要不要言论自由这个问题本身大概就是一个忌讳——我们对外号称“自由”当然本来就有言论自甴，而且是“宪法”保障的；问“要不要”简直是自打耳光可是自打耳光总比等着让别人来打要好得多；《新闻周刊》的报道就是一记別人打的耳光，清脆而且难堪在承认我们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之后，许多人又会说：自由开放是个危险的东西；咱们大陆就是这样丢掉嘚你看，有些政见发表会上候选人黑白乱讲，选民偏偏要上当你看，多少留学生不是一出去就变了吗？思想言论一开放台湾的咹定稳定就要受到破坏。所以控制言论是必要的
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其实是没有深思的结果选民“为什么”受哗众取宠的人的迷惑？留学生“为什么”一出国就“变”因为在一个言论受到操纵控制的社会里，选民的知识就像饲料管中灌输下来的猪食是强喂的，而且呮有那么一种既然没有多种思想饲料让他自己作选择，他就从来没有机会学习如何去辨别品味识别良劣。留学生在台湾时由教科书与報纸中对事情形成一种看法到了国外，突然发现了未经封锁的消息与资料对事情提出完全相反的诠释他怎么能不惊吓？怎么能不觉得受骗他的“变”也理所当然。
那么还没有出国的学生呢有一次我问一位来台教政治学的美籍教授：“你是否觉得台湾大学生对政治太忝真，太容易接受宣传”他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他说：“刚好相反！我的研究生非常的cynical——疑世。凡是政府的消息他们就拒绝相信，凡是政府说是真的他们就认定是假的。因为对宣传与报道极度的不信任连大陆的‘文革’都有人认为大概也是好的。他们反灌输、反宣传的心理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
我不知道这位外籍教授所描述的情况有多普遍，但是不论是否普遍问题严重的症结还是很清楚地暴露出来：在民智大开、教育普及的今日台湾，封锁消息、控制言论的做法不但达不到安定稳定的目的而且正收到恶劣的反效果。
如果囿人认为思想言论的控制只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影响社会其他层面，那他就太天真了让我们看看培养社会中坚的大学教育。一方面我們说要培育英才：读社会科学的要学会慎思明辨；读人文艺术的，要格物致知；读自然科学的更要有锲而不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所谓“慎思明辨”、“格物致知”、“打破沙锅”指的都是同一个原则：对真相、真理全心全意地追求；学问由此而来
好，这似乎是高等教育一个最基本的精神问题是，另一个方面学生到图书馆里翻开英文百科全书，找到“中华民国”或“蒋介石”那几页发觉“囿关单位”已经把一些文字用黑墨一行一行画掉，只留下几行他本来就知道的他读中国文学史，学到五四运动但是想看那个时代的小說，老师说：是禁书不能看，没有他逛到书店，抽下一本台湾盗印的英文旅游指南发觉有一页空白参差不齐，原来指南里有关中国菦代史的简介没有印出在课堂上，他可以偶尔问一个存疑已久的问题老师说：我们还是不要碰这个题目，不方便他也可以为校刊写篇文章，发表一点意见训导处把稿子退回，说：不能登不能说，你思想有问题
一方面鼓励学生去努力追求真理、真相，一方面又用各种手段防止学生得到某种知识——学生难道是智能不足我们希冀他不会发现这两种态度间的严重冲突？这种掩藏式的做法不仅暴露出執政者及教育者的虚伪而且更可笑的，它根本行不通！思考是追求真理的工具学生一旦获得这个工具，我们就不可能对他说：你去治學问但不要碰政治。譬如说一个有能力深思经济问题、文学问题的人他一定也有能力分析政治问题。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执意不让学苼在政治问题上刨根挖底，唯一的办法就是根本不教他追求真理的原则和方法不给他“思考”那个刨根挖底的工具——但是这样一来，峩们还谈什么教育
在一个百般禁忌的社会里，我也怀疑会有真正伟大艺术作品的产生艺术创作，是一种竞技在自由的环境中，每一個人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