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已经是母语水平了 那同声传译更加的难度了 是吗?

来源:中国外文局翻译专业资格考评中心

我与CATTI结缘,始于2008年。从那时起,我陆续通过了英语三级笔译、二级口笔译和一级口笔译考试。2014年11月,我顺利通过了CATTI同声传译考试,幸运地成为首批CATTI“通关者”之一。过去的几年中,我一直把CATTI当目标,以考促学,不断地激励自己前进。

CATTI对我来说不仅仅是几张证书,更是我生命中一段重要历程的印记。本文既是对考证路上的学习方法的总结,也是对我本科毕业以来的学习经历的回忆和反思,希望能与奋斗在CATTI考证之路上的学友们共勉。

2003年,虽然我毕业于南京一所外语类院校的英语本科专业,至今一直从事科技英语笔译工作。也许是因为本科期间学校管理过于严格,开始工作的我就像刑满释放一样,满心都是享受自由生活带来的快乐,完全没把学习当作一回事。

每天只要做完单位的工作就会去打游戏,周末的时间也从不看书,本科期间培养的学习习惯几个月之内就被我彻底抛弃了。偶尔有想学习的时候,也只是把喜欢的历史书拿来读一读而已。仗着自己本科时底子还算可以,想着先把游戏瘾过足了再说。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五年之久,直到2008年,在一次和同事的聊天中我才知道CATTI的存在。

虽然CATTI在2003年就推出了,但埋头打游戏的我此前竟一无所知。在网上了解了CATTI之后,我对这本由当时的人事部颁发、通行全国且难度极高的证书的感觉,简单地说就是遥不可及,心想大概只有全国范围内的顶尖外语人才才能通过考试吧。

出于好奇,我在网上翻阅了从2003年开始的通过人员名单。结果令我震撼得无以复加:在2005年的两次二级口译考试的通过人员名单中,我的两名本科同学的名字赫然在目。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着那时震撼的感觉,对当年水平相近的同学已经精进至斯的佩服、对自己虚度时光的悔恨、失落和挫败感、还有连嫉妒的资格都没有的无力感混杂在一起,让我猛然觉醒:如果继续沉迷于游戏,我将永远无法实现本科时做同传的梦想。从那时起,我开始了漫长的恢复过程。

荒废五年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2008年年底的我,除了在工作中被动地积累了一点专业知识和笔译经验外,几乎一无所能。听力和口语更是比本科时差了一大截。而最严重的,是我已经完全没有了本科时那种专注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要恢复英语水平、提高翻译能力,真是不知从何入手。

仔细考虑之后我认为,既然我最大的震撼来自于我的本科同学通过了CATTI二级口译,那不妨也从CATTI入手,就把自己当成初学者,从CATTI三级笔译考起。选择CATTI作为衡量标准,除了它的权威性和普适性外,还因为它口笔译都各有两级,这就像游戏中通过打怪升级实现成就一样,可以循序渐进。每过一级都可以确定下一个目标,很适合从零开始自学。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CATTI“打怪升级”之路。

确定目标以后,我买来CATTI三级笔译的参考书,简单翻阅之后,确定了我的学习方法:先自己翻译一篇参考书上的原文,之后再花一到两天对照参考译文吃透这篇文章。由于之前多年沉湎于游戏,我的自制力和专注力都很弱,所以开始自学的头一两个月很不顺利,需要不停地鞭策自己才能忍住玩游戏的冲动。好在挺过最初的两个月后,情况逐渐改善了。我慢慢能沉浸在翻译的乐趣当中,在每篇文章的翻译和对照参考译文的过程中体会到自己一点点的进步。

更重要的,是整个人的学习状态和自信心的回归。虽然由于工作原因这样的状态有过中断,但我在2009到2010年5月期间基本保持了做练习--对照译文—体会提高的节奏。2010年5月,我参加了三级笔译考试。7月份查到了成绩,通过了。在感到高兴的同时我也想起,同考场的考生很多都是二十岁不到的本科生甚至高中生,这也让我确认了我和同龄人相比已经远远落后了的事实——我还需要更努力才行。

通过三级笔译考试的喜悦只持续了几天,我就确定了下一个目标:二级笔译、三级口译。2010年8月,我买来了二级笔译和三级口译的参考教材,并在论坛上查到了很多模拟题。在分析了二级笔译参考书和真题后,我认为虽然相比于三级笔译,二级的题量和难度都增大了不少,但我之前的练习方法仍然是可行的。因此我基本沿用了备考三级笔译的方法来准备二级笔译。不过这时由于主要精力放在了口译上,再加上我的本职工作就是科技笔译,所以参考书笔译练习的频率就减为每周一篇,《政府工作报告》等中国特色的内容准备也通过口译来切入。

相比于笔译,我在口译方面则是零基础。我简单浏览了三级口译的参考书,听了听音频,感觉自己基础太差,还是有人带着入门更好一些。因此我决定报个口译培训班。我选择的是北京的一家比较权威的口译培训机构,电话咨询时对方的建议是二级口译比较适合我的情况。就这样,我花了两个月的工资报名参加了一个针对二级口译的培训班。从零开始学习口译的我就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从最基础的口译笔记符号学起,通过练习不同领域的材料,慢慢地提高我的口译能力。在培训班上课的半年时间中,我的周末是最忙碌的,周六日每天都是七个小时的高强度训练,让年近30的我非常疲惫。工作日不忙的时候,我会把周末上课时老师给的材料拿出来反复练习。

除此之外,在单位条件允许时,我会每天跟读一小时的CNN或BBC,再花一小时用China Daily做视译(Economist和Financial Times对我来说还太难)。虽然因为单位工作忙,练习时有中断,但基本坚持了半年高强度的训练。就这样到了2011年5月,怀着兴奋又紧张的心情,我第一次参加了二级口译考试。虽然之前做过大量练习和参考书上的模拟题,但实际考试的难度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考题的英式发音、现场其他考生的声音、担心无法在给定的时间内说完的紧张都影响了我的发挥,考试结束时我就预感到可能会通不过。果然,我的口译实务只得了38分。这对之前半年坚持刻苦练习的我是一次打击。不过经过冷静分析我得出了几个结论:

一、我之前荒废的时间太久,想通过半年的练习就通过二级口译考试,本身就是奢望,没考过实属正常;二、口译虽然需要天赋,但练习量才是决定性的。考试本身的难度不会变,而我的水平可以通过训练而不断提高,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会考过;三、初次考试时的紧张影响了我的发挥,我的实际水平应该没有38分这么低;四、之前的口译练习方法需要调整。就这样,在初次考试中惨败的我反而更加坚定了信心,继续朝着二级口译的目标努力下去。

从2011年7月开始,我减少了口译练习量,但增加了听说读写的练习。在短期内强化对《政府工作报告》类中国特色内容的熟悉程度,针对二级口笔译的汉英部分进行准备;每天固定看一篇Economist或Financial Times的文章,揣摩政经类英文的用词和行文风格;专门找自己之前不习惯的英式发音音频来听,提高对英音的反应能力;单位开会的时候,用口译笔记符号记录领导的讲话……这样的学习又持续了三个月。2011年11月,我同时报考了二级口译和二级笔译。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次我同时通过了二级口笔译考试,虽然口译实务得分是整60,压线通过。

通过了二级口笔译之后,本想喘口气轻松几个月,没想到CATTI又推出了一级口笔译考试和资深翻译级别。与之前远远落后于同龄人的焦虑心态相比,这时我更自信了一些,不再因为难以企及的目标而不安了。这一方面是由于已经拿到了二级口、笔译证书,另一方面是,从2009到2011三年几乎不间断的训练已经让我疲惫不堪,无以为继。因此我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双语水平的积累上,口笔译练习的频率则降得更低。口译方面,我主要的学习方法是听网络公开课、看美剧和电影,偶尔跟读政经类新闻,每周抽一两个小时做一次口译练习。笔译方面主要是阅读原版小说、历史书和与单位工作相关的专著。兴趣为主,兼顾时政。

2012年5月,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参加了一级笔译考试。7月份成绩公布,我通过了。通过这次考试与其说是翻译水平的体现,不如说是平时积累的成果和幸运因素。英译汉考的是基辛格的《论中国》,涉及一些《孙子兵法》的思想。我单位的一位翻译水平很高的老同志此前一直在尝试用现代军事英语的风格翻译《孙子兵法》,我也经常向他请教,了解了一些《孙子兵法》的原文和英译,算是无意中为一级笔译英译汉做了准备。汉译英则更巧,考的是敦煌鸣沙山月牙泉的典故。而我在半年前刚去过那里旅游,在每个景点都把宣传材料上的英文读了个遍。因此考题中那些景点名的英文我几乎是背出来的。这算是我在历次CATTI考试中最幸运的一次了。

决心考研、初试同传考试

通过了一级笔译之后,我还剩三个近期目标:一级口译、同声传译和考研。2012年时我已经31,离很多学校口译专业的35岁录取年龄上限不远了,因此我把考研作为首要目标,兼顾一级口译和同传考试。本科时的二外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理论研究也不是我的强项,因此我决定报考MTI口译专业。入学时要考的英语专业基础、翻译实务都可以纳入翻译学习的计划,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更能强化口译员的母语水平和背景知识,因此CATTI口译考试和MTI入学考试冲突并不大。

从2012年6月到2013年1月,我的主要精力都用来准备考研,因此并未针对CATTI同传考试做任何准备。虽然如此,我还是决定报名2012年11月的同传考试,目的就是要了解它究竟有多难。果不其然,除了视译之外没有经过任何同传训练的我在考场上毫无招架之力。几乎是张口结舌地忍受完了整场考试,最终只得了32分。经过这次失败,我对同传考试的难度有了切身的认识,也更坚定了要考上研的决心。

2013年1月考研结束后,我在等待成绩和准备复试的同时,决定再报一个同传口译班。如同当初开始学习交传一样,我的想法是,在同传方面零基础的情况下还是有人带着入门比较好。在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各培训机构的同传课程之后,我选择了北京另一家比较大的培训机构。这次的学费是我半年的工资(信用卡都刷爆了)。学制依然是周末班,周六日每天七个小时左右,从2013年3月开始持续了约三个月。不过这次班很小,一个老师带五个学生。初学同传的过程和当初学交传一样痛苦。而且由于同传的性质,这次的痛苦要集中、剧烈得多。在绞尽脑汁地试图听懂原文并翻译的过程中,我真实地感受到了由大脑中心向外扩散的剧痛。工作日单位不忙的时候,我就继续坚持翻译训练。这时我基本暂停了笔译练习,专心练同传,兼顾交传。

不过很快我就发现,由于同传训练的强度太大,在单位的工作环境中很难专心练习。于是我调整了方法,除了吃透周末上课时练习用的材料之外,不再做新的同传练习,而用其他的办法来提高同传能力。在跟读CNN或BBC时,我有意加大了跟读间隔,并尝试在脑中进行中文总结;练交传时,慢慢延长原文的时间,把自己的记忆力逼到极限;做试译时,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不断提高视译速度,增强自己做同传的反应能力……这些原本是意在同传的练习却取得了无心插柳的效果:我通过了2013年5月的一级口译考试。现在回想起来,能够通过一级口译一方面是由于练习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那次考试用的是美式发音,这对于听了十几年美语的我无疑是个巨大的利好。从2011年11月到2013年5月的一年半中,我虽然降低了练习的强度,却基本没有中断过。然而我的一级口译实务也只有62分,跟二级口译的60分相差无几,这也证实了一级确实要比二级口译难得多。

2013年6月,我顺利通过了洛阳一所外语类院校的复试,并于8月底正式入学。除了重回学校的新鲜感和熟悉又陌生的校园带来的怀旧心情,令我感受最深的,是MTI口译的课业之繁重。相比于我之前参加过的交传和同传周末培训班,学校的口译教学系统性更强、分类更细、难度更大、练习量更多。同传课除了每周要交两份教材上的作业之外,还要用TED的材料自己练习;交传课要求紧跟外交部网站,将时事热点和外交部发言人的立场烂熟于胸;视译课为了增加难度,经常使用联大发言的材料来做练习……

在阔别校园十年之后,已过三旬的我经常做作业做到十二点,第二天又是一上午的高强度训练。这样的生活贯穿了整个研一。研二主要是口译实习,我和口译专业的同学从2014年10月开始在北京的一家单位实习,从易到难逐渐地适应实际工作中的口译。实习期间我抱着再试一次的心态参加了2014年11月的同传考试,主要目的是想检验一下同传周末班和研一一年的学习、训练成果,再会一会这个两年前让我张口结舌的魔鬼考试。

第二次考同传,我对考试的难度有了心理准备,但对于通过考试则完全不抱希望,因此也没有心理负担。考试时仍是手忙脚乱,调用了所有的精力才勉强能跟上原文的节奏。两个月后成绩公布,我意外又狂喜地看到,65分,通过了。就这样,我陆续通过了除三级口译之外的所有CATTI英语考试,如果不以“持证”作为通过一级口笔译的标准,我可以算作首批CATTI“通关者”中的一员了。

从2008年底我把自己从游戏中拉回现实,到2014年底CATTI“通关”,我用了六年的时间。在这六年中,CATTI始终在指引着我努力的方向,并且通过提供口笔译不同级别的考试让我的努力有了明确的目标,对此我一直心怀感激。拿证的喜悦总是短暂的,随着水平的提高和眼界的扩大,越来越看到自己的不足和渺小。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已经望尘莫及,而在信息时代成长起来的90后甚至00后,也在英语方面有着天生的优势,这更让我有了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译海无涯,CATTI证书只是一张入场券。努力永远都不晚,努力也永远不能停。

这篇推文是我昨晚在别的公众号上面看到的,没有作者署名,也没有打原创标签,我留言问了作者姓名,也没有得到回复。这篇推文虽然很长,但我认真看下来觉得蛮有收获的,如果你不了解交传与同传,但想要涉足这一个领域,推荐你看一看这篇文章。

我认为,做交替翻译的挑战之一就是做好笔记,也有不少人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我很佩服外交部的那些年轻人,他们的笔记做得非常好,翻译得很完整。我想,这是与他们平时苦练基本功是分不开的。

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听懂各种口音,这也是与多练习分不开的,你不去听,或没有机会去听,到时候怎么会听得懂呢?同传时这个问题就更为严重。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去听各种口音的人讲话。一般人总是认为,讲到听懂各种人的口音时,主要是指外国人,本国人有什么听不懂的?但我不以为然。大家平时在听一个所谓“外地”人讲话时,能听懂其大意就行了,不必每句话,每个字词都听出来,可能也很难全听出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电视上除主持人的讲话不打字幕,其他人的讲话都要打字幕的原因吧;而做口译时却不同,译员要将每个词都听得很准确,听不清楚怎么能做好翻译呢?我就有过这么一次经历,几年前在一次会议开幕式酒会上做口译,台上几个人,台下上千人。几个老外都对付过去了,没出什么大错,轮到为上海本地一位领导发言时,我的脑子一下子好象全空了似的,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哪里是在讲普通话啊,完全是在讲“普通上海话”。我紧张得一下子就慌了神,再加上多支大瓦数灯光的照射,汗水一下子顺着额头流了下来。

当然,听外语国人讲话时,特别是非英语母语人讲英语时,这个问题就更加明显。刚开始做口译时,觉得最难的就是听不懂非母语国家人讲的英语,特别是印度人和一些非洲兄弟们讲的英文。记得最初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口译时,有一个执行局委员,来自非洲的加纳,他在会场上十分活跃,每次给他翻译时总是不知所云,急出一身大汗。类似的经历还有很多,听多了,做多了,情况就好一点了,但还是不免会出一些错误。做交传时,你如果在头一句没有听明白讲话人的某一个词的发音,在下一句中有可能会听清,但同传就不同了。有一次我给一位国家领导人做翻译,他讲话有浓重的江南口音,讲话声音又低,有个词就给听错了,但到他第二次用这个词时,我恍然大悟,根据上下文听对了这个词,及时做了更正。事后对此事做总结时想到,领导讲话有口音,不是你翻译一个人的问题,在场的其他人也有听不懂的,所以,千万不要紧张。紧张也是做口译的另外一个重大挑战。

同样还是上面这个例子,在事后做总结时,我的一个同事开玩笑说道,他声音低,只有你离得最近,只有你听得最清楚,翻译错了别人不也不知道吗?你有什么可紧张的?当然,紧张不是胆子大就可以克服的,关键还是心理素质要好。你的听众里时常会有懂外语的人,有些领导还会给你的译文做修改或补充,或中间给你提词等,译员一定要积极地对待这些问题,不要紧张,更不要有抵触。

当然,还有不少其它方面的问题,如最基本的意思的理解问题、词汇的运用问题等,口译做多了,会有一些临时性的解决办法,但要彻底解决,则要靠平时大量的积累。

总之,交传做好了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多数非专业人士眼里,交传要比同传容易,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口译是我从事多年的职业,而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来看,做了十几年的口译,总还是觉得交传做不好,从这里也可见一斑,当然,我没有经过交传专业的训练,这一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所谓同传就是讲话的人一边讲,译员一边翻译,不用打断他。讲话人讲完了,译员也基本翻译完了,结束时间差不了几秒钟。同声传译对讲话人是有一定要求的,根据国际同声翻译协会的建议,讲话人的讲话速度应保持在每分钟100到150字之间。以央视新闻的播音速度讲话,可以说没有人能翻译出来。另外,就译员来说,并不是哪位译员跟得原话较紧,哪位译员就译得好,一句话从哪里开口译几乎是说不清楚的,全要靠译员临场的感觉,译员开口早了,容易被套进去,开口晚了,又容易丢东西。我的一位同事对此打了一个比喻,我认为十分贴切,他觉得做同传就像是在迷雾天开车,尤其在即兴演讲和自由提问阶段。有人在前面走,你要紧跟着,和他的前进路线保持一致,但他不会告诉你他要去哪里。不能跟得太远,太远的话他一拐弯,你就看不着他了。太近的话,一拐弯又撞上了。我想,我也可以借用这一比喻进一步发挥一下,你跟前面的车走时,他要拐弯时,一般情况下会事先打转弯灯的,作同传翻译时,译员也应对讲话人的语言信号十分注意,只有这样,才能不会get lost,即“跟丢前面的车”。

如果说没有花一年的时间专门学习同传是一种遗憾的话,有幸的是,我接受了一年的正规同传训练。同传训练一开始很艰苦,也的确很难学习,因为,我们都只习惯于一边思考、一边讲话,没有人习惯于一边听别人讲话、一边思考,一边还要将别人的原话用另外一种语言复述出来。因此,一开始关键之处就是要学会一心二用,或叫“分神”,英文叫“split of attention”。这种习惯只有经过大量的训练才能养成,我开始学习同传时,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口里经常不由自主地用另一种语言重复别人的话,有时人看见了,觉得我好象有神经病。

在校时,每天做十来个小时的同传练习,听的全是联合国各种会议的发言录音,内容五花八门,讲话人口音各异,有些人的讲话真让我们一点也翻译不出来,只好请来教师给我们做demo,就是让他们为我们翻译一下那段我们无论如何也翻译不出来的讲话。对于学员来说,主要还是要做大量的练习,自己去深刻地领悟。一年下来,练习的时间要超过1000多个小时。这就好比培训飞行员一样,飞行小时到了,技能就上去了。

有人讲,同传是口译的最高境界,这话有点不确切,我始终认为,交传有交传的难处,同传有同传的难处,两门技艺有很大的差别。同传要求译员反应更加敏捷并具有不同寻常的思维方式。要学会边听、边想、边译。学会一心二用十分不容易,开始时的练习是对讲话人的内容用同一种语言做重复,如听着每天晚上七点钟的新闻联播节目,一边听,一边重复其原话,一开始会发现重复不了几句就有听不清楚的句子,会扔掉一些东西,不能连续重复五句以上,时间长了,就好一点了。这就是一心二用的开始,并无什么神秘之处。这一练习十分枯燥,但却是十分必要的。等中文重复得好了之后,再练习重复英文,正常的电视节目语速较快,很难重复下来,可以先从美国之音的特别英语节目(Special English)着手做起。我认为,这一点是同传与交传最大的一个区别。当然,还有多技巧性的东西就不在此多谈了。

毕业了,文凭拿到了,就一定能做好口译了吗?当然不是。培训的结束只意味着日后艰苦长征的开始。对于大多数去联合国工作的译员来说,他(她)们日常翻译所接触的内容重复性较大,因此,做多了就会熟能生巧,日子久了甚至会感到疲倦,再也没有任何挑战性了。每天三人一组进箱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翻译同样的程序性内容,以“谢谢主席先生”开始,又以期待着翻出“The meeting’s adjourned” (会议到此结束)的心情工作,谁能不烦呢?因此,有些人就主动离开了联合国,重新学习后进入了全新的领域,有了当了律师,有的成了投资银行家,做得都十分出色。对于留下的继续干的人来说,他(她)们的水平的确提高得很快。

我们这些代培生除外交部派出的有机会为联合国工作外,其他人都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单位工作,并有机会前往各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做口译,因此,所遇到的情况其实与在联合国工作的同学差不多。有些人感到,日子长了,翻译的内容熟悉了,就再也没有挑战意味了。

可对于我来讲,我是如此热爱这一职业,每次翻译时,总是不遗余力地做好每一句话的翻译。可翻译这一行业,特别是同声传译,是不同于其它行业的,我和我有同事常称之为“一门遗憾的艺术”,因为每次二十分钟下来有太多的遗憾之处。但我想,这话不见得人人都同意,如我最崇拜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P5英、法、西语译员,Jesus Gatanbourne先生看来就不会同意,因为我每次听他做翻译时,总是觉得他出的英文是那么的漂亮、那么的完整、那么达意、声音那么动听、语气那么到位,似乎没有一点遗憾之处。我总是感到他的水平,对于我来说,永远是高不可攀的。当然,他从小就掌握西班牙文和英文,很快又学会了法文,先天条件肯定要比我们强得多的;但他的勤奋和智慧也是他人所不及的,听说他在20多岁时,已经攻读了两个博士学位,在美国拿下了国际关系博士学位,又在法国拿下了比较文学的博士学位。有一次我对他的成就表示感叹时说,I think you are a genius. 他回答说“I AM a genius”. (我想你是个天才,他说,我就是天才)。我听了这话,心想,我这辈子是达不到人家的水平了,人家是天才,而我只是凡夫俗子,再次感到frustrated (十分沮丧),前途无望。

到90年代初期,我开始为外单位及社会上举行的一些会议做同声传译,由于外面的会议内容较新,自己的知识匮乏,翻译时压力巨大,常常感到翻得差强人意。但我还是下决心要将这一职业做好,并于1994年率先作为一名国内的译员加入了国际同声翻译协会。改做自由职业译员后,接触的面一下子就广了,政治、经济、银行、保险、证券、投资、会计、法律、计算机、电信、电力、环保、化工,以及国际关系、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医学、等等,所涉及内容包罗万象,无所不有。从内容上讲,做翻译的跳跃性很强,经常是头天做完电信,第二天又要译保险,要求对各行各业的词汇都有一定的掌握,内容都要了解一些。翻译要是杂家,要是Jack things,即各行各业都知道一点,而对每一行业又不可能全面了解。另外,每个行业又分为各个方面,即使你做过这个行业的内容,下次做时,可能侧重点会有所不同,还是会感到很生疏,翻译起来不顺利。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事前做大量的案头工作,尽可能多地了解会议内容,争取事先拿到会议材料。说到会议材料,我想起了一个翻译索要材料的小故事,有一组译员准备为某个会议做同传,其中有一位译员李四在会议之前,多次向会议组织方要材料,而另一位译员张三却一次也没有要过。以至于组织会议的一位小姐说,你看人家张三水平多高,从来不催促我们给材料,而李四整天追着我们要材料,肯定水平不行。其实,这位李四才是真正职业译员,而张三则缺乏一点职业精神。

我曾做过一个有关骨癌的专题发言的翻译,发言只有20到30钟,而我这个医学门外汉则花了近一整天的时间为之做准备。讲话内容对我来说十分复杂,许多东西甚至连听也没听说过,真后悔接了这么一个活,怪不得我的同事卫生部的翻译自己不想去做呢。但没有办法,既然答应了客户,就得硬着头皮上啊。由于事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翻译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从箱子走出来时,一位一直在旁边听我翻译的先生上前问我,“老师,您是哪个医院的?翻译得这么好。”我听了这话感到精神上受到了极大鼓舞,一天的努力得到了巨大的报偿。

4 自由职业译员大有可为

联合国及欧盟雇用大批长期专职口译,此外,每年还需临时聘用众多的自由职业口译以满足其各类会议的需求。在欧美,除这部分国际机构内的专职译员外,其他译员基本是自由职业,政府机关的译员数量极少,而我国情况下相反,政府机关中有不少专职译员,但他们的工作又很杂,这样不利于译员走专业化道路。其实,作为自由职业有一点好处,如果你觉得会议内容太难,你可以不去做,但同时,你不去做难的会,你也永远没有提高的机会。自由职业译员的工作特点有些类似记者的工作,他们是什么内容都报,我们是什么内容都翻。只有本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才能做到样样内容都能做好。天长日久,你又会有在联合国专门机构做口译的感觉了,在市场里做自由职业翻译也同样会经历一种熟能生巧的过程,做的题目多了,还会有触类旁通的感觉。比如,计算机行业目前是一个热门话题,我做过许多这类的专门会议,开始时较难,但做多了,译起来就舒服多了,等到别的非计算机专业的会议上讲到有关这一话题时,我会感到很轻松。

同声传译在我国作为一个正式职业可以说仅有三十几年的历史,一些先辈在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就开始做同传。多年来,我国译员的水平有了长足进展,特别是联合国译训班为我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翻译人才。但比起国外的译员,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参考消息网1月27日报道 《日本经济新闻》1月11日发表了题为《AI同声传译将达专家级水平》的报道称,日本研发人员正在研究如何让AI对发言者的讲话“随听随翻”。技术的关键在于掌握预处理技术,对语句进行合理分割。若能利用AI同传将日语顺利译为其他世界主要语言,日本将在国际上占据优势。

科学家希望2025年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实现实时同声传译。现阶段语音识别技术已较为完备,未来的目标是提高翻译精度和速度。世界上许多语言与日语具有相同特征,若日语同声传译技术能够实现,其国际前景可能非常广阔。

台上演讲者用英语演讲1分钟,AI可随即将日语译文显示在其背后的屏幕上。这正是2020年11月日本情报通信研究机构(NICT)发布会上的一幕。从发言到形成译文仅需要大约10秒,而且译文几乎没有错误。

一般而言,同声传译需要通过语音识别技术识别讲话内容,再通过应用了AI等技术的翻译软件将其转换成其他语言。现有的机器同传多是等发言者话毕才开始翻译,这样就难以保证同传的顺畅。因为同两位直接用母语交流的人相比,机器同传需要耗费两倍的时间。此种模式难以应用于商业谈判,需要发展新技术来克服其弊端。

NICT在2019年度之前的国家研究项目中,已经将语音识别技术发展至一定高度。2020年度开始,他们将目标定为提高翻译的精度和速度。将来可望将时差控制在两三秒内,达到真人同声传译水平。

研发人员正在研究如何让AI对发言者的讲话“随听随翻”。技术的关键在于掌握预处理技术,对语句进行合理分割。

翻译软件主要包括分割语句的预处理技术和翻译引擎两大核心技术。现有技术为保证准确只能在整句话结束后开始翻译,这样就导致时间间隔过长。如果能在一句话结束之前开始翻译就能大大缩短等待时间。

NICT将意群分割法应用于预处理技术中,实现了较以往的逐句翻译更加精准的译法,与同传译员的实际工作方法相同。这样,在保证翻译精度的同时也缩短了受众等待时间。

AI同声传译的研发过程需要用到大量数据。NICT将向同传译员采集其意群分割习惯以及实际形成的译文,该项工作将一直持续至2021年度结束。预计将于2022年度研发使用意群分割法的AI翻译技术。

相比英译日,日译英的同传难度更高。原因在于对日语语句进行预处理分割的难度较大。

日语将动词和否定等重要信息放在句尾,所以需要对整句进行预览后才能翻译。相比之下,英语中此类信息的句中位置更加靠前,所以易于翻译。而且日语经常省略主语,AI在补足主语时容易出现错误。

为防止出现误译,AI还需要具备校准能力。例如,如果事先向AI输入演讲内容相关数据,让其进行自我学习,它就可以做到对内容的整体把握,提高同传准确率。

翻译引擎也将得到改良。这是一项应用广泛、不仅限于日英互译的技术,会大大影响翻译精度。如果翻译引擎达不到要求,即便预处理再快、校准功能再强大也无济于事。

除了市售手机翻译机,NICT翻译引擎还被应用于松下、NTT都科摩和NEC等公司的语音翻译服务中。NICT研究员隅天英一郎极具信心地表示,该公司的翻译引擎精度能够达到托业900分水平。

世界各大IT巨头在同传领域竞争激烈,但是NICT仍有胜算。隅天英一郎指出,美国的微软、谷歌以及中国的百度实力相当,目前都只停留在整句分割的阶段,尚未在意群分割法上取得成果。若能利用AI同传将日语顺利译为其他世界主要语言,日本将在国际上占据优势。

英语、汉语、法语这些使用者众多的语言有一个共同特点:名词后面紧接动词。世界上约有40%的语言都属于此类型。实际上,还有大约一半的语言与日语语法结构相似,动词放在整句后部。同类型语言之间更加便于同传。如果能够研发出跨语言类型的高性能同传技术,那全球90%的语言都可以实现互译。

【延伸阅读】英媒:人工智能将成为抗击新疫情“最大希望”

参考消息网2月24日报道 人工智能常常被描述为一股对人类“有害”的力量。批评人士说,广泛使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最终将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消失,而埃隆·马斯克等技术先驱则警告称,人工智能技术存在失控风险。英媒认为,人工智能也有可能带来非常巨大的好处。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2月22日报道,支持者举例称,这项技术可以提高行车安全度,优化我们的沟通方式,并能使劳动者腾出手来、集中精力从事更重要和回报更高的工作。

近日有消息称,人工智能在开发一种强大新型抗生素以对付世界上最危险的细菌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这彰显了这项技术的另一个好处。

报道称,对于应对正在持续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来说,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取得的这一突破可能出现得太晚了,但这一突破能在今后其他类似的疫情中发挥关键作用吗?

麻省理工学院对人工智能进行了专门训练,以寻找已知能有效抑制大肠杆菌生长的潜在抗生素分子。通过让机器学习算法在几天内充分筛查庞大数据库中逾1亿种化合物,研究人员发现了这种分子。

初步试验证明,这种分子能有效抑制大肠杆菌。

一些复杂细菌对传统药物有耐药性。上述算法可以大大提高发现能对付这些复杂细菌的抗生素的速度。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行为分析实验室主任奥尔多·费萨尔博士说,这一突破基于“很棒的研究”。

费萨尔说,此前帝国理工学院曾开展类似研究,利用人工智能搜索食物化合物库,以对付癌细胞。

这位副教授还说,即使利用人工智能发现了一种能对抗与新冠肺炎类似的疫情的抗生素,也需要开展可能耗费数月时间的严格临床试验。

他说:“这些都是偶然发现,但这是在海滩上淘金的一种极高明方式。”

费萨尔说,或许能以其他方式利用人工智能阻止病毒引发疫情。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利用人工智能实现“虚拟隔离”。一个例子是,建议伦敦某个地区的居民在某一特定时间按特定路线出行,从而更普遍地减少他们与其他人的接触。

总部设在英国牛津的初创企业埃克赛恩希亚公司是利用人工智能帮助发现新药的公司之一。

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安德鲁·霍普金斯说,由于使用了算法,未来十年,新疗法从概念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可能仅需18至24个月。

埃克赛恩希亚公司已经设计出一种治疗强迫症的新化合物,在经过不到一年的最初研究阶段后,这种化合物即将在实验室中接受测试。该公司说,这比平均速度快了约4倍。

总部设在英国剑桥的希尔克斯公司也在使用类似方法,但该公司利用机器学习技术为现有药物寻找新用途。这两家公司均利用期刊、生物医学数据库和临床试验等来源为自己的算法提供信息,以帮助提出疾病的新治疗方法。

报道称,虽然麻省理工学院的突破还处于早期,但它确实表明了在下一次震动世界的疫情期间人工智能可能是多么重要。

【延伸阅读】日媒:人工智能助医生快速筛查癌变

参考消息网1月19日报道 据《日本经济新闻》1月18日报道,日本东京大学的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人工智能技术,能根据胶囊内窥镜拍摄的图像,迅速找到结肠癌或息肉等病变,其分辨准确率达到96%。

报道称,观看胶囊内窥镜拍摄的图像需要时间,颇费功夫,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有可能减轻医生的负担,减少失误。帮助读取图像资料的人工智能被率先用于传统的内窥镜。在被用于读取胶囊内窥镜拍摄的图像后,这种人工智能可能进一步得到普及。

报道还称,胶囊内窥镜是可以被人吞咽后检查小肠和结肠情况的医疗设备。在被排出人体之前,它会在几小时至十个小时内通过消化器官,内置的微型摄像机会拍摄多达几万张图像。

报道指出,医生在实施传统内窥镜检查时会一面操作一面观察,而胶囊内窥镜检查有所不同,医生需要在检查后观看大量的图像数据。有时一次检查,医生就要耗费一小时来看图像,这给医生带来了很大负担。而能反映病变部位的图像,只是几万张图像中的几张,因此存在被漏掉的风险。

报道称,东京大学副教授山田笃等人开发出可发现结肠癌的人工智能,其诊断水平与专科医生不相上下。研究团队利用了东京大学医院从2014年至2019年对184人实施内窥镜检查所获得的图像数据。

报道还称,研究团队让人工智能学习了拍有息肉和癌变、来自160名病人的大约1.6万张胶囊内窥镜图像。研究团队针对其中28人的4700多张图像,分析了人工智能的判断准确度,发现其判定有无病变的准确度达到84%左右。据悉,在105个病变中,人工智能发现了101个,分辨准确率高达96%。

山田副教授指出,利用人工智能的目的是自动筛查癌变,减轻人工的负担,减少遗漏。他们将研究如何减少人工智能读取图像的时间和失误,争取将其投入实际运用。

报道指出,利用吞咽式胶囊内窥镜实施的小肠检查正在逐渐普及,但在结肠检查方面进展不大。与传统内窥镜相比,它不会给受检者带来痛苦,但在读取图像和受检者服用泻药等方面仍有一些课题需要克服。不过,占主流的观点认为,在结肠癌筛查中需要精密检查的时候,可以利用它来提高就诊率。

在日本国内,奥林巴斯和富士胶片公司已经推出用于传统内窥镜、在检查中实时判断结肠病变的人工智能。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与日本电气公司共同开发的人工智能软件已于2020年获准作为医疗设备。现在将人工智能用于胶囊内窥镜检查已变得不可或缺。

【延伸阅读】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可通过咳嗽声识别新冠无症状感染者

参考消息网11月3日报道 西媒称,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创建了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该模型可以通过咳嗽声识别无症状感染者。

据西班牙《先锋报》网站11月2日报道,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没有明显的身体症状,所以一般不会主动接受病毒检测。而这就是导致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成为病毒传播媒介的因素。

然而,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可通过检测咳嗽声将无症状感染者与健康人群区分开来。这些都是人耳无法察觉的细微差别,但人工智却可以担此重任。

报道称,研究人员利用志愿者自愿提交的数万份咳嗽和语音样本来训练该人工智能模型。目前该人工智能模型已经能够准确识别98.5%的新冠肺炎患者的咳嗽声,其中包括100%的无症状感染者的咳嗽声。

研究团队正致力于将该人工智能模型纳入一个易于操作的应用程序。如果得到批准并被大规模采用,该人工智能模型或将作为一种免费、实用、非侵入性的筛查工具来识别无症状感染者。如果这种方法可行,该应用程序的用户就可以在每天登录后,对着手机咳嗽,并获得自己是否被感染的信息。但无论如何,所有人最后都应该通过官方的病毒测试方法来确认自己是否感染病毒。

研究人员指出,如果每个人都在去学校、工厂或餐馆之前使用这种群体诊断工具,那么有效地实施这项措施就可以显著减少病毒传播。

实际上,在新冠病毒疫情开始前,研究团队就已经开始利用智能手机录制的咳嗽声训练人工智能模型,以期准确诊断肺炎和哮喘等疾病。同样地,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也开发出一种通过分析咳嗽声检测阿尔茨海默氏症前兆的人工智能模型。这种疾病不仅与记忆力受损有关,还与神经肌肉萎缩有关,而神经肌肉萎缩很可能影响声带。

报道称,从今年4月开始,研究团队开始收集尽可能多的咳嗽声录音,其中也包括新冠病毒患者的咳嗽声录音。

迄今为止,研究人员已经收集了7万多份咳嗽声录音,每份录音都包含数次咳嗽,这相当于约20万次咳嗽的音频样本。约有2500份录音是由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提交的,其中包括无症状感染者。(编译/刘丽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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