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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影节论坛：艺术电影的推广和发展

2018年4月15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晚会在怀柔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今年北京展映单元的上座率已经接近80%，相比4年前上涨了近10倍，这无疑彰显出观众对文化消费愈发热情，也反映出艺术电影市场的迅速发展。4月17日，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启动仪式举行，标志着北京将新增一个艺术电影的专属放映平台。艺术电影在中国，未来应当如何发展？日前，在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艺术电影推广论坛上，嘉宾们进行了探讨。

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副主席孙向辉如此回忆10年前还在为艺术电影奔波的自己：“十年前，小西天艺术影院还是北京唯一一家专门放映艺术电影的场所，我们为了影厅升级进行停业改造时，北京艺术电影的观众们便成了‘孤魂野鬼’。”而目前，国内已经至少建立了三个稳定的阵地来推广放映艺术电影，一是电影节展，一是单体艺术影院，最后一个就是遍布全国各地的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由中国电影资料馆发起的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的发展状况，目前已在200个城市拥有1260个加盟影院、1590块加盟银幕，在各地放映了61部中外佳作。前不久，以《三块广告牌》为代表的联盟专线发行实践，创造了近6500万元的票房，其中88%都产生于联盟的加盟影院，多样化电影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趋势。艺术电影的深刻、精致、创新，会促进商业电影艺术水平的提高。艺术电影的繁荣和中国电影的多样化发展，也意味着一整套结合了艺术评判和市场考量的标准体系正在中国形成。孙向辉希望观众要给国产艺术电影成长空间和时间的忍耐性，对影院来说，艺术电影可以实现整个影院的差异化经营。如果在千篇一律的商业片排片中，有一个影厅放映艺术电影，就提供了多元化内容和差异化竞争。其次，在艺术影院工作，实际上也是对管理者水平的促进和提高，影院管理者需要保持足够的艺术敏感度去策展或者做宣推，而艺术观众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提供有效的反馈和专业的或美学的评论，在观点交互之中，排映电影本身就是一项艺术的工作。

同样在电影宣发的层面上，有着艺术电影宣发丰富经验的淘票票总裁李捷认为，艺术电影完全不适合以商业电影的模式宣传发行，而最适合用互联网渠道，因为艺术电影体量相对较小，成本较低，受众分布又非常集中，重要的是以口碑在受众群体中精确传递，因此需要借助精确的用户大数据和用户个性画像来提升艺术电影的影响力。

随着近几年引进越来越多的高品质艺术电影，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相较于艺术电影的市场拓展，中国的艺术电影创作反而相对滞后。在这个时代应该创作什么样的电影，成为了电影从业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电影《路边野餐》的制片人王子剑认为，电影创作者不能以艺术电影为名闭门造车，而应在更广阔和丰富的生活里寻找创作题材和形式。在具体语境中，有时候无法用一个简单的概念去定义所谓的“艺术电影”，用“作者电影”的概念可能更加合适。电影是一种具有独特语言、可以自由表达思想和情感的媒介，正如作家用笔写作一样，电影导演可以用摄影机来进行银幕“写作”。好的艺术电影可以有类型片元素，也可能是喜剧或者恐怖片、犯罪片，但核心表达应该要原创，要有明显的个人风格而非陈陈相因或千篇一律的影像结构，在美学和视觉上都要对电影艺术有推进作用。

在艺术电影创作导演郑大圣看来，理想的艺术电影领域应该有一个敞开的、自然生长的生态系统，能够容纳各种品类的作品，形成一个良性的自循环。对所谓中低成本的艺术电影，应该在艺术电影的语境下良性地控制它的投入，而非以商业电影工业体系的数字来计算盈利率，因为艺术电影的根基在于创意和美学。现在的艺术电影的观众一直在稳定地增加，相关从业者面临的迫切人物是优质电影和观众群有效而准确地连接起来。

4月21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走进新时代——中国电影发展北京论坛”上，来自学界、业界的顶级专家探讨了中国电影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清华大学尹鸿教授在演讲中给出了新主流电影打造的药方：首先需要推动整合，形成从生产到宣发、播映、版权、教育培训、投融资产业链完善的领导型企业；其次，设置权威的、专业的电影投融资平台和完片体系；同时细化“电影促进法”，从法规上保护公平竞争、禁止不正当竞争和市场垄断行为；通过激励机制、评奖机制、艺术评论、社会舆论构建求同存异的电影价值体系；达到生产规律与创作规律、产品思维与作品思维之间的平衡；而建立新主流电影主导下的分龄、分区、分层、分需的多元电影体系，也是新主流电影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通路。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国家电影智库主任侯光明对构建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的路径和方法进行了思考和阐释，在他看来，构建中国电影自己的理论体系是，形成中国电影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是中国电影亟待突破的问题。由此形成能指导中国电影长远发展、解决中国电影发展实际问题的、独立的中国电影理论体系。构建“中国电影学派”符合电影产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进一步形成与中国电影业可持续发展相匹配的中国电影教育格局的重要理论依据。

2018年北京大学培文教育论坛召开

上周，由北大培文教育政策与基础教育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共同主办的培文教育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这次论坛参与者回应了一系列教育领域的基础问题——大学精神的本质是什么？对基础教育的发展有何现实意义？造成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脱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当下基础教育最缺少的是什么？博雅教育的现实意义在哪里？如何继承北大的博雅教育传统？北大原校长周其凤、蔡元培孙女、北大教育学院博士蔡磊砢、原清华大学副校长、教授胡东成在内的众多专家学者围绕“大学精神引领与基础教育发展”的主题发表了各自观点。王殿军、秦春华、杨虎、蔡磊砢等十一位专家学者受聘成为北大培文教育政策与基础教育发展研究院顾问。

中科院院士周其凤强调了基础教育与大学教育紧密不可分割的联系，大学精神与中小学精神完全共通的地方就是进步，这一点是教育的共同精神，基础教育跟大学的教育有天然的、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思想自由、兼容包容的重点基于尊重，尊重是教育的必要条件，尊重孩子，尊重老师，尊重各个学校的传统、特色、优势，尽量避免同质化的教育模式。”

北京大学教授、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谢冕认为大学仍然是基础教育并且还需培养人格，光是基础知识还不够，大学学习必须保障学生在人格上的完善，引导学生确定一个崇高的人生目标，在此基础上再培养科学家、学者、教授，培养有利于社会各领域的人才。清华大学教授胡东成认为，大学精神引领基础的发展意味着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不再割裂，而是互相协调，意味着我们的基础教育摆脱唯高考论，接受大学通识教育的引领。在追求升学率的层面之上，是追求教育的真谛和终极目标——追求人的完善，追求对世界的认知，追求社会的进步。

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杨虎的看法是：新高考改革下，学生早早就准备生涯规划，提前选择专业，其实这是舍本逐末的错误表象，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大学教育，根本任务都是立德树人，培养一代又一全面发展的人才，说到底就是培养有素质的人。多年以来的教育目标，是着眼于学生素质的提升，素质的核心即“文明是精神”，让学生既有安身立命的渊博学问和技能，也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前者是形而下，其中语言表达、文章写作以及与人沟通的能力最重要，后者是形而上的道，最重要是正确价值观，正确价值观让学生辨别真善美，勇于坚持真善美的意识与能力。

蔡元培先生的后代，蔡磊砢女士指出，本科是需要普遍性的知识的基础教育阶段，研究生则是一个钻研学问的历程，但所有的基础都从中学教育开始。当年蔡元培先生讲要引起趣味，要引起对美学的情感，无论是我们读了一首诗，看一幅画，听一段乐曲，我们身心都会有一种愉悦，而在唯高考论、唯成功论的观念之下，这些“无用”的趣味往往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另外一方面，蔡先生曾经强调培养学生平等的人格，蔡先生以他的身体力行来告诉北大的师生们要平等待人。对待学生时首要的是人人平等，尊重他自己的选择，尊重他自己的学习成果，也尊重他作为个体的独特性。

美商务部对中兴出口禁止令：正视国产芯片技术缺陷

在2016年中兴曾因违规向伊朗出售美公司产品而被起诉，经和解赔偿近9亿美元后，暂缓七年禁运令的实施。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由于中兴通讯未及时整改问题，禁止美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出口禁令为期七年。中兴通讯在声明中指出，中兴通讯高度重视出口管制合规工作，把合规视为公司战略的基石和经营的前提及底线，在相关调查尚未结束之前进行制裁极不公平；拒绝令不仅会严重危及中兴通讯的生存，也会伤害包括大量美国企业在内的中兴通讯所有合作伙伴的利益。美国政府下令对中兴通讯全面禁售，也使与中兴合作的美国企业受到严重的连带损失，高通、英特尔等不少美国企业的股价已经下跌。

就中国芯片制造业的发展方面，许多从业者和研究者都为中国无法掌握核心技术而深感痛心。

根据赛迪智库在2016年制裁事件之后的调查，一旦美国实施禁运，中兴将面临毁灭性打击——在无线网络产品、光传输产品、数据通信产品、核心网产品和手机终端产品上，主芯片几乎都依靠国外进口。按照2013、2014年的年报，中兴的芯片备货大概有两个月左右，因此如果三个月内不解除制裁，中兴恐将濒临破产边缘。

根据IT工程师“言武”的介绍，中兴使用的性能模拟器件和数字集成电路，国内根本没有替代品，甚至在美国以外也很难找到。以FPGA（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即现场可编程门阵列芯片）举例， Xilinx和Altera两家美国企业共占全球市场的九成，厚厚的专利壁垒和技术鸿沟让其他人根本无法插足，而中兴的通信设备里都是用FPGA作通信控制，离开美国芯片的支持，中兴很难交付产品。即便我国短期内攻克了芯片技术，找到可以替换的芯片，由于硬件研发的周期，更换主控芯片不亚于重新做系统设计，调通所有器件绝非一两年的事，可中兴半年内无法交货恐怕就要破产清算了。所有人都在抢占市场，中兴一步落后再追赶难上加难。即便有国家的资金支持，中兴几年后解决了供应链，但半导体行业生产成本非常低而研发成本非常高，需要大量出货来摊薄成本，如果芯片成本回收是在出货量千万量级，国外巨头凭借全球市场收回成本后就可以采用价格战，而研发和市场都落于下风的中兴很难翻盘，遑论使用美国芯片售卖的通信设备维护和升级的问题同样难以解决。

2017年全球半导体企业排行榜（图片来自@前瞻经济学人APP）

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通信行业观察家项立刚认为，一个国家的高科技的核心领域长期被别人控制非常危险，而中国的核心科技尤其是半导体领域，与先进国家之间还有很大差距，我们的技术积累和人才积累不足，在资金方面的投入也远远不够。美国制裁中兴一事为国人敲响了警钟，告诉我们必须在高科技领域形成自己的能力，在关键领域有所作为。高科技发展必须要有时间的积累，渐渐形成专利、技术、人才、能力等各方面优势，才能最终形成真正的突破。“我们既要看到与美国等国家的差距，也要看到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在芯片领域也积累了一定的能力，如果尽快启动高端芯片的专项攻关，加之市场意识、资金投入、政策推动等方面的支撑作用，应该会在五至十年时间里见到一定的成果。”项立刚表示。

吴晨在发表于澎湃新闻的《反思中兴通讯事件：怎么补关键技术的短板？》一文中分析了中国与欧美在基础技术研发和应用创新方面的差距。在无形资产投资，尤其是基础科研领域，中国并不具备任何优势。因为基础科研并不遵循市场规律，欧美国家的技术领先是因为他们的政府已经在基础研发领域投资了几十年。基础科学研究有比较大的溢出效应，换言之，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在产业内广泛应用，却不容易被私营企业申请专利，所以，欧美政府对公立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直接拨款构成了基础科学研究的主要资金来源，此外政府为了鼓励私营企业的高科技研发，会直接给予拨款或者税收减免。通过大手笔的政府采购，欧美政府也可以间接推动私营企业对基础科研的投入。政府的投资、拨款和税收减免，以及大手笔的政府采购，是看得见的手在推动；同时私营企业的市场竞争又是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在推动，两者共同推动了欧美发达市场的技术发展。

中国在基础技术研发和应用创新还需要走哪些路？在吴晨看来，第一是产学研深度的一体化。直接打通大学的研究与产业的需求，鼓励学者与商业机构深入对接，一方面让商业机构乐意分享行业大数据，另一方面让学者直接带着商业机构的实际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另一方面，需要对公共投资有更科学的管理和治理。大手笔的公共投资很容易成为寻租的市场，也有太多机会出错。此外，政府投资鼓励研发投入鼓励创新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这个时候政策制定者需要对风险有明确的认知，对自己的投资肩负切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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