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中国著名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学家颜福庆创办医学院时，就非常重视公共卫生的教学，于1928年7月，在医学院内组建了公共卫生科，并亲任科主任兼公共卫生学教授。同年，建立了“吴淞（现宝山区）卫生公所”作为公共卫生教学实验区。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公共卫生科随学校内迁至云南昆明白龙潭。后又迁至重庆歌乐山。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公共卫生科随学校迁回上海。1949年上海解放后，学校在嘉定县和嵩山区(现卢湾区)建立公共卫生教学区。

1952年1月，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公共卫生科更名为公共卫生学院。由上海市卫生局局长李穆生兼任院长。同年招收公共卫生专修科学生30名。1953年招收卫生专业本科生，4年制，1954年起改为5年制及6年制。1955年4月，全国高等院校第二次院系调整，公共卫生学院更名为卫生系。1955年11月，苏联流行病学家斯捷潘诺夫来华，被聘任为卫生系顾问，举办了第一期流行病学高级师资班。至1966年时，全系共有教职工125名，其中教授、副教授9名，讲师23名。从年，为国家培养了公共卫生高级师资、本科及专科毕业生、工农卫生干部、各类专业进修班以及业余夜大毕业生等各种专门人才共计1766名，硕士研究生29名（未授予学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卫生系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1972年9月起，开始招收卫生专业3年制工农兵大学生。这一时期，卫生系完成国家下达的重大科研项目有血吸虫病的防治研究、农药中毒的防治研究、环境卫生的研究等。

结束后，流行病学家、国家一级教授苏德隆出任系主任。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卫生专业由3年制改为5年制及6年制。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1979年成立预防医学研究所。1982年经卫生部批准建立卫生管理干部培训中心。1984年成立WHO职业卫生（上海）合作中心。卫生系先后与上海市上海县（现闵行区）、嘉定县（现嘉定区）、卢湾区、徐汇区、长宁区、静安区、南市区（现黄浦区）7个区县以及安徽淮南煤矿签订了教学合作协议，建立了教学基地。

1985年12月，卫生系更名为公共卫生学院。1978年增设卫生毒理学专业，当年招生20名，次年起停止招生。1984年增设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同年招收专科生31名，3年制，次年开始本科招生。1985年卫生专业更名为预防医学专业。1991年增设妇幼卫生专业，当年开始本科招生，连续招生6届，至1996年，共有学生120名。1986年开始恢复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预防医学生产实习。

至2000年4月27日，学院有一级学科2个，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公共管理；国家重点学科2个，流行病学、劳动卫生学；上海市重点学科1个，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有博士点3个，分别是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硕士点6个，分别是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卫生毒理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博士后流动站2个，分别是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公共管理；本科专业2个，预防医学、卫生事业管理。教职工133人。

1928年7月，医学院院长颜福庆组建了公共卫生科，并兼任科主任，全科共有教员颜福庆、胡宣明、梅贻琳、张维、赖斗岩、黄子方共6人。同年，创建吴淞卫生公所作为公共卫生教学实验区。1929年9月，与上海市卫生局合作，改称“吴淞卫生公所”为“吴淞卫生模范区”，同时建立了“高桥（现浦东新区）卫生事务所”。

1937年，公共卫生科随学校内迁至云南昆明白龙潭。同年10月公共卫生科与云南省卫生处合作，将云南曲靖确定为卫生实验区，作为公共卫生教学实验区。1941年又随学校辗迁至四川重庆歌乐山，迁址后的教学工作由戴天右负责。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公共卫生科随学校迁回上海。次年，由戴天佑担任科主任。1948年1月，与江苏省嘉定县（现上海市嘉定县）合作，建立农村卫生实验区，同年由金宝善任科主任，次年由苏德隆任科主任。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学校在嘉定县和嵩山区(现卢湾区)建立公共卫生教学区，由顾学箕兼任嘉定县卫生院院长，徐苏恩到嵩山区指导工作。师生前往嘉定县开展农村卫生和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以后又深入上海青浦县、浙江农村地区开展工作。

1952年1月，全国第一次院系调整时，公共卫生科更名为公共卫生学院，由上海市卫生局局长李穆生兼任院长。陈海峰任第一副院长，苏德隆任第二副院长，李德任副院长。因李穆生未到任，实际领导工作由陈海峰、苏德隆主持。李新任党支部书记。全院设置1个行政办公室和流行病学、环境卫生学、营养卫生学、工矿卫生学、生命统计、学校卫生、卫生行政、妇幼卫生8个学科，以及华东卫生劳动研究所。全院有教职工约80人。

1955年3月，全国第二次院系调整时，公共卫生学院更名为卫生系，苏德隆任系主任。设置有1个系办公室和流行病学、劳动卫生学、环境卫生学、营养卫生学、儿少卫生学、保健组织学、卫生学总论7个教研室，全系有教职工约50人。

年，先后从圣约翰医学院、同济医学院、山东医学院、江苏医学院、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北京医学院、浙江医学院，以及留校学生中不断补充师资，至1966年，全系有1个办公室和流行病学、劳动卫生学、环境卫生学、营养卫生学、儿少卫生学、卫生统计学、卫生学总论、寄生虫学、卫生化学9个教研室，有教职工125名，其中教授、副教授9名，讲师23名。

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全系仍维持1965年时的规模。孙云媛、苏德隆先后任系主任和“革委会”主任。“文革”结束后，苏德隆任系主任。 1981年，苏德隆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后，顾学箕代系主任。 年，随着本科生、研究生招生数量和科研项目的不断增加，全系机构有了调整和发展，1977年成立党总支办公室，纪俊才任主任；1978年成立卫生微生物学教研室；1979年卫生统计学教研室更名为社会医学与卫生统计学教研室；1979年成立预防医学研究所；1981年成立计算机中心；1981年成立中心实验室；1982年经卫生部批准建立卫生管理培训中心；1983年成立学生工作办公室；1984年建立WHO职业卫生（上海）合作中心，顾学箕兼任主任。至1984年，全系有3个行政办公室：系办公室、总支办公室、学生工作办公室；9个教研室：流行病学教研室、劳动卫生学教研室、环境卫生学教研室、营养卫生学教研室、儿少卫生学教研室、卫生统计与社会医学教研室、预防医学教研室、卫生化学教研室、卫生微生物学教研室；一个研究所，预防医学研究所；4个中心：卫生管理培训中心、WHO职业卫生（上海）合作中心、计算机中心及中心实验室。全系有教职工250人，其中教授及副教授26人、讲师49人、助教80人、教辅及行政管理人员95人。

1985年5月14日，卫生系改名为公共卫生学院，俞顺章任院长。 年4月27日，学院在原有的基础上招生数量和科研项目继续增多。1988年成立健康教育学教研室；1989年成立卫生事业管理学教研室；卫生经济学教研室、医院管理学教研室、恢复妇幼卫生学教研室。1990年医学教育研究室从教务处转入学院。至2000年4月27日为止，学院共有行政办公室3个分别是：院长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学生工作办公室；教研室15个：流行病学教研室、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教研室、环境卫生学教研室、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研室、儿少卫生学教研室、卫生统计与社会医学教研室、预防医学教研室、卫生化学教研室、卫生微生物学教研室、卫生管理学教研室、卫生经济学教研室、医院管理学教研室、妇幼卫生学教研室、健康教育学教研室、医学教育学教研室：研究所1个：预防医学研究所；中心2个：卫生管理培训中心、WHO职业卫生（上海）合作中心。有教职工133人，其中教授18人、副教授20人、讲师21人、助教12人，副研究员5人、助理研究员1人、实习研究员3人，主任技师1人、副主任技师11人、主管技师16人、技师19人，科员3人、工勤人员4人。

1953年设卫生专业，1985年，更名为预防医学专业。授医学学士学位。

1952年1月，公共卫生科更名为公共卫生学院。次年，开始招收卫生专业本科生。学制1953年为4年制；年为5年制；年为6年制；“文革”前期的年招生停止；年，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学制为3年；1977年，改革招生制度，至1980年为5年制；年为6年制；年4月27日为5年制。

预防医学的任务着眼于社会的群体，是研究生物、化学、物理、生理、环境、心理和社会因素在疾病发生中的作用，阐明疾病发生的原因、过程和流行规律，为制订预防对策提供科学依据。

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学习的课程有：

• 公共基础课程，包括数学、物理、化学、语文、英文等。
• 基础医学课程，包括解剖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生理学、药理学、病理学、医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等。
• 临床医学课程包括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神经精神病学、皮肤科学、眼耳鼻喉科学、肿瘤学、中医学等。
• 医院实习，包括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眼科等。
• 专业基础理论课程，包括卫生统计学、卫生微生物学、卫生化学、毒理学、健康教育学、卫生管理学等。
• 专业课程，包括流行病学、环境卫生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劳动卫生学、儿少卫生学、社会医学、卫生监督学等。
• 专业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包括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以及卫生监督所的现场实习、各教研室的科学研究实习。

多年来，预防卫生专业的学生通过学习和训练，成为能防能治，以防为主的公共卫生医师，毕业后主要进入医学院、检疫、防疫、科研、医院、卫生保健及大型厂矿企业等机构从事教学、科研、疾病预防、卫生监督等工作。

1985年，经国家教委批准设立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同年开始招本科生，授医学学士学位或理学学士学位。

卫生事业管理专业主要培养掌握医学基本知识、科学管理知识和管理技能的高级卫生管理专门人才。学制：年为4年制；年4月27日为5年制。

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学生学习的课程有：

• 公共基础课程，包括数学、物理、化学、语文、英文等。
• 基础医学课程，包括解剖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生理学、药理学、病理学、医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等。
• 临床医学课程，包括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神经精神病学、皮肤科学、眼耳鼻喉科学、肿瘤学、中医学等。
• 专业基础理论课程，包括卫生统计学、流行病学、环境医学、管理学基础、电子计算机、管理数学、组织行为学、卫生法学等。
• 专业课程，包括卫生事业管理学、社会医学、卫生经济学、医院管理学、运筹学、健康教育学、宏观经济学等。
• 专业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包括医院和卫生局的现场实习、各教研室的科学研究实习。

卫生管理专业的学生通过学习和训练，成为既懂医学又懂管理的专门人才。毕业后主要进入医学院、卫生行政部门及医疗等机构从事教学与管理等工作。

1978年经国家教委批准设立卫生毒理学专业，同年招本科生，学生20名，次年停止招生。卫生毒理学专业，学制5年，授医学学士学位。

1990年，被批准设立妇幼卫生专业。1991年，开始招本科生，学制5年，授医学学士学位。1997年教育部对全国高等院校本科专业目录进行了调整，取消妇幼卫生专业，同年停止招生。

妇幼卫生专业主要培养以保健为中心，保健与临床相结合，群体与个体相结合，具有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能开展妇女保健、儿童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管理工作的妇幼卫生医师。

妇幼卫生专业学生学习的课程有：

• 公共基础课程，包括数学、物理、化学、语文、英文等。
• 基础医学课程，包括解剖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生理学、药理学、病理学、医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等。
• 临床医学课程，包括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神经精神病学、皮肤科学、眼耳鼻喉科学、肿瘤学、中医学等。
• 医院实习，包括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等。
• 专业基础理论课程，包括卫生统计学、卫生微生物学、卫生化学、毒理学、健康教育学、卫生管理学等。
• 专业课程，包括流行病学、环境医学、社会医学、儿少卫生学、妇女保健、计划生育、健康教育等。
• 专业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包括妇幼保健所、妇婴保健院的现场实习，各教研室的科学研究实习。

多年来，学生通过学习和训练，成为从事妇幼保健、计划生育等专业的妇幼卫生医师，主要进入医学院、医院、妇幼保健所（院）、计划生育研究所等机构从事教学、疾病预防、妇幼保健、计划生育等工作。

1928年7月公共卫生科组建后，逐步对医学生开展疾病预防、环境卫生和妇幼保健的课堂教学和现场实习工作，由胡宣明负责与上海市卫生局合作建立了“吴淞卫生公所”作为公共卫生教学实验区。次年9月，改称“吴淞卫生模范区”，供医学专业学生进行为期1个月的公共卫生现场实习。

1939年10月，公共卫生科与云南省卫生处合作，确定云南曲靖为卫生实验区，作为公共卫生现场教学实验区。1941年又辗迁至四川重庆歌乐山，在战时局势动荡的环境下，公共卫生教学实习从未中断过。

1948年1月，与上海市合作，建立嘉定县农村卫生实验区。

1949年上海解放后，学校在嘉定县和嵩山区(现卢湾区)建立公共卫生教学区，开展城乡卫生和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以后又进入上海青浦县和浙江农村进行现场教学实习。

1950年，招收公共卫生专修科学生30名，学制3年。1952年1月，公共卫生科更名为公共卫生学院。1953年起招收卫生专业本科学生，学制5~6年。

年，招生停止。年招收卫生专业工农兵大学生5届，学制3年，共有学生613名。

1977年起，招收卫生专业学生，学制5年，后改为6年。1978年，招收一届卫生毒理学专业学生，5年制，共20名。1984年招收卫生事业管理专科学生31名，学制3年。1985年起招收本科学生，学制4年，后改为5年。年招收妇幼卫生专业本科学生共6届120名，学制5年。

学院规定预防医学、卫生事业管理、妇幼卫生3个专业的学生必须完成6个星期卫生防疫站实习和5个月的学院科室毕业实习，并撰写毕业论文。从1957年起，学院与上海徐汇区、静安区、南市区、卢湾区、杨浦区、虹口区、黄浦区、长宁区、普陀区、闸北区、上海县、嘉定县12个区县的卫生防疫站建立教学合作关系，每年均有预防医学专业的学生进入上述区县进行现场实习。1985年，学院将上海市徐汇区、静安区、南市区、卢湾区、长宁区和上海县的卫生防疫站作为现场教学基地并正式签订教学合作协议和挂牌。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的学生主要进入市或区卫生局、三级医院、医疗保险局进行现场实习。妇幼卫生专业的学生主要进入市、区妇幼保健院（所）进行现场实习。

至2000年4月，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现场实习的内容有流行病、生命统计、食品卫生、环境卫生、劳动卫生、儿少卫生。流行病实习的内容有各种疾病包括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的流行趋势、分布规律、控制手段、预防措施、现场消毒、疫苗效果评价等。食品卫生实习的内容有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受污染的环节、程度、控制手段、预防措施，食物中毒的调查和预防，食品安全的卫生学评价等。环境卫生实习的内容有大气、水体、土壤、化妆品受各种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的途径、程度、控制和预防的措施等。劳动卫生实习的内容有工作环境中各种因素对职业人群健康和相关疾病的关系、职业损害和职业病的预防、农药的安全性评价等。儿少卫生实习的内容有青少年儿童生长发育的健康评价、心理和青春期教育等。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学生现场实习的内容有卫生管理的制度、程序、机制，政策制订的依据和过程等。妇幼卫生专业学生现场实习的内容有妇女儿童的卫生保健、健康教育、社区卫生服务等。预防医学专业、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和妇幼卫生专业学生进入教研室进行毕业实习的内容有通过参与一项科研工作，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包括课题标书撰写、课题申请、查阅资料、课题设计、经费预算、开题报告、资料收集、现场调查、实验研究、资料汇总、资料分析、论文撰写和答辩等。

1984年，试点进行医学系学生1个月预防医学现场实习后，1986年开始坚持至2000年4月。卫生部肯定了这项经验，认为是增强医学生预防医学观念、群众观念和对人民负责的责任感都大有好处。1999年，教育部亦认为非预防医学专业加强预防医学是教学改革的特色项目上，反映了医学模式的转变，提高了医学生社区服务能力，值得推广。

学院于1956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学制3年，至1966年，总共培养 了29名研究生，分别为流行病学12名、寄生虫病学8名、环境卫生学6名、劳动卫生学2名、卫生统计学1名。

年，研究生招生停止。年，从当年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中选择一部分学生进行研究生的试点培养，总共2届，学制2年，未授予学位。

1978年，恢复3年制研究生的招生，授予医学硕士学位。1985年起，学院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硕士起点，学制3年，本科起点，学制5年，授予医学博士学位。1996年，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学院开始招收应用型硕士研究生，学制3年，招生对象为本科毕业参加工作2年以上的在职人员。至2000年4月，有硕士点6个，分别是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卫生毒理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设博士点3个，分别是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从1992年起，由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资助，招收研究生课程班学生，每年约20名，学制1年，至2000年为止共招生9届。个别学生达到硕士生水平，参加了答辩，最后授予硕士学位。

年举办公共卫生学高级师资进修班，共2届，共有学员11名。1953年举办工矿卫生医师训练班，学制1年，学员49名。1954年举办卫生行政干部专修班，学制1年，学员32名；卫生干部训练班，学制1年，学员38名。1955年，举办流行病学高级师资进修班，学制1.5年，学员60名，由苏联专家斯捷潘诺夫主讲，为全国流行病学培养了大批高级师资和骨干人才。1957年举办保健组织干部专修班，学制2年，学员255名。1958年，举办工矿卫生医师训练班，学制1年，学员53名。1959年举办了矽肺防治班，学员30名。1960年举办少儿卫生高级师资进修班，学制1年，学员3名。1975年和1976年举办了两期肿瘤流行病高级师资班，学员70名。这些班对全国各地师资培训、干部进修都起了到积极作用。

年成立工农干部卫生系，分别于1957、1959、1960年招生3届，学制3年，共有学生413名。

1958年举办工矿卫生医师训练班，学制1年，学员32名。1960年举办儿少卫生高级师资进修班，学制1年，学员3名。

年，共举办夜大学，函授教育和业余在职进修班4期，共招收学员178名。第一期，1958年业余夜大学，学制4年，学员47名；第二期，1960年业余夜大学，学制4年，学员29名； 第三期，1963年业余专修班，学制4年，学员38名；第四期，1965年业余专修班，学制3年，学员64名。第三期和第四期专修班，因1966年“文化大革命”而中途停止，学员未能毕业。

年期间，学院共举办各种短期进修学习班23期，学员总数为1 370名。

1982年，学院成立夜大学，设预防医学专业，专科学历，学制3年，同年开始招生。1985年设卫生事业管理专业，专科起点，本科学历，学制4年，授予理学士学位，同年开始招生。

年，受卫生部委托，举办了4期卫生厅局长班，学员80名，学制3个月到半年。1998年，举办了3期高级卫生讲习班，有卫生部司、局长和各级卫生干部60名。他们在班里学习了先进的卫生管理知识，交流了工作经验，撰写毕业论文和工作总结。

1989年经卫生部批准，学院先后举办了全国性的血吸虫病防治、妇幼卫生、 健康教育、院内感染、卫生微生物、营养与食品卫生、职业病防治、环境卫生、卫生管理、等专业证书班。

1974年，为适应卫生专业3年制学生专业教学的需要，学院组织相关教研。

室编写了一套教材，包括《流行病学》、《劳动卫生学》、《环境卫生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儿少卫生学》。

1978年，卫生部组织编写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卫生专业使用的全国统编教材，共9种，学院主编4种，分别是《环境卫生学》、《劳动卫生学》、《卫生微生物学》、《卫生化学》。1983年，卫生部组织编写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卫生专业使用的全国统编教材，学院主编4种，分别是《环境卫生学》、《劳动卫生学》、《卫生微生物学》、《卫生化学》。1990年，卫生部组织编写全国高等医学院校预防医学专业使用的全国统编教材，共10种，学院主编3种，分别是《环境卫生学》、《劳动卫生学》、《卫生微生物学》。1997年，卫生部组织编写全国高等医学院校预防医学专业使用的全国统编教材，共9种，学院主编2种，分别是《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社会医学》。1988年，临床医学学生用的<预防医学>，前后共有4版，2次获教材奖。

卫生部在学院召开“全国高等医学院校预防医学教学研讨会”，并组织拍摄供全国预防医学专业使用的教学电视片18部，确定学院为终审单位。在18部教学电视片中，学院担任了《煤烟型大气污染》、《吸烟与健康》、《农药中毒防治》的主编、摄制工作。

五、教学成果奖及优秀教材奖

改革开放以来，学院的教学有了长足的进展，教学成果显著。1988年，王簃兰等编著的《劳动卫生学》获国家优秀教材奖；同年，郁庆福等编著的《卫生微生物学》获卫生部优秀教材奖；1990年，顾学箕、俞顺章、蔡文玮总结卫生系教学服务研究现场教育经验，预防医学专业教学理论联系实际，加强现场教学”课题，获国家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同年，“临床医学专业学生预防医学现场实践教学”课题，获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金锡鹏等编著的《预防医学教学与实践》，获1990年国家教委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2年，姚志麒等人编著的《环境卫生学》获国家教委全国优秀教材奖；同年，顾学琪、陆培廉等编著的《预防医学》获卫生部优秀教材奖；1994年，姚志麒等编著的《环境卫生学（第二版）》，获卫生部优秀教材奖。1997年，郁庆福等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创建我国卫生微生物学新体系”课题，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20世纪50年代，在进行血吸虫病科研的同时，对人口统计、结核病、流行性出血热、工矿企业高温作业、矽肺等课题进行研究。当时，杨铭( )、顾学琪等多次带领师生下厂、下矿。深入安徽淮南煤矿、马鞍山铁矿、铜官山铜矿、盘古山钨矿和钢铁厂及渡轮等地进行卫生学调查，提出了改进意见。如对盘古山钨矿矽肺提出了矽肺X光诊断标准，高温工人中用喷雾防暑降温等措施。

1951年起，教授许世瑾等开展对上海市人口资料进行死亡率、出生率、期望寿命和年龄分布的统计分析工作。至60年代，对上海市人口进行了预测，为市政府计划生育政策提供了技术资料。

1954年，学校确定了工业卫生、血吸虫病和结核病防治为公共卫生学院重点研究项目。

学院科研工作在解决疾病防治的重大卫生问题时，实行了通过科研手段解决关键技术，找到防治规律，形成科学理论，指导防治实践的路线。

1956年起，在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副主任兼预防组主任，4次受到毛泽东接见的流行病学一级教授苏德隆的带领下，通过实验室研究和现场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发现了钉螺的分布规律，提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区域性防治血吸虫病的科学理论。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20多位教师和技术人员在血吸虫病重灾区上海青浦县建立了“血吸虫病试验田”和“教学基地”，进行了以血吸虫病的防治为主的除害来病工作，动员全院师生，以“上海医生”的名义，在当地领导和群众参与下在青浦一举消灭了血吸虫病，并将这些经验推广到全上海郊县。1958年，这支队伍获团中央授予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先进集体称号。1985年，青浦县和郊县消灭血吸虫病后，又在安徽、江西、湖南血吸虫病防治和控制流行的实践中也取得了显著成效。1985年上海市宣布消灭血吸虫病。流行病学教研室筛选和推广多种灭螺药物、研制成“防蚴笔”等，在国内和非洲索马里的血吸虫病流行区域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疫区居民的血吸虫病感染率和湖边钉螺的感染率迅速下降，对控制血吸虫病的流行作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80年代，袁鸿昌对江湖沼滩地区血吸虫病流行因素、规律和对策的研究，先后作为国家“七五”、“八五”攻关课题。郁庆福、王曾遂对霍乱弧菌越冬机制与霍乱病发生发展关系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

在防治和控制苯中毒、铅中毒、农药中毒，改善生产环境，包括高温条件下工人的作业环境等方面均取得了不少成效。20世纪60年代，农药中毒事故不断，顾学琪、薛寿征等提出了皮肤防护措施，制备了胆碱酯酶的现场快速测定箱并与药学系合作生产了“解磷定”解毒药。王簃兰等负责的“工业铅中毒研究”，在山东淄博蓄电池厂工业铅中毒的研究中，通过现场调查、诊断、防治、建立实验动物模型等方法揭晓了铅中毒的机制，为我国防治工业铅中毒作出了贡献，获1986年卫生部科技进步甲等奖。

50年代中期开始，徐达道等通过对河南、安徽等省的调查，发现了赤霉病麦的病原菌、感染途径、分布区域、预防措施、处理方法等。这一时期，杨铭鼎、姚志麟等开展了上海市环境质量评估，包括大气、水质和土壤的卫生研究，对上海市空气污染、饮水中致突变物质的研究，调查了环境污染的源头、途径等，提出了大气污染的解决方案，朱惠刚等对上海市区居民饮用水临江取水口的合理位置；洪传洁、马小杰等对大气质量评估的方法等，为市政府实现城市煤气化以及黄浦江上游引水取水口选择的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60年代，对肝炎和特发性肝肿大、计划生育和人口预测、赤霉病麦与黄曲霉毒素中毒机理等进行了研究；70年代，对上海暴发桑毛虫急性皮炎、工矿卫生与职业病、江苏启东肝癌高发的危险因素进行研究。苏德隆、俞顺章、顾杏元、等深入高发区域，用流行病学理论方法，对肝癌高发困素进行研究，提出了饮水污染、黄曲霉素污染、病毒性肝炎是肝癌高发的主要因素的理论，并提出“管水，改粮，防肝炎”的7字预防方针，被全国同行认可和接受。

80年代初期，严文钰等与上海市工业卫生研究所合作开展了辐照食品的研究，先后对各种食品辐照后进行了动物试验和120余人的随机双盲人群试验，为国家和平利用原子能进行食品保藏提供了技术数据和科技标准，并与上海市工业卫生研究所一起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1981年，根据中美两国卫生部医药卫生科技合作议定书“中美卫生服务研究合作项目”中的条款，学院与美国霍布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行科技合作，对中国上海县和美国华盛顿县的卫生服务做了对比研究。1981年7月在上海召开工作研讨会，美国助理卫生部长帮办布来恩特（J.Bryant）博士等6位专家到会，根据对第一手资料的科学分析，美方对我国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三级医疗保健网、合作医疗制度和上海县的卫生服务，给予了较高的评价。1982年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联合委员会会议上，美方对这项合作深表满意，认为中国的经验值得学习借鉴。根据该研究撰写的20多篇论文在1982年及1983年先后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学报》（增刊）及美国公共卫生杂志上专辑发表。学院与上海县联合拍摄的《上海县初级卫生保健》系列电视教学片，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赞扬，并向其他国家推荐。调查方法被卫生部采用于以后几次全国卫生调查。

通过合作研究，我方人员业务上得到了培训和提高，促进了卫生事业的发展，上海县由此提前达到WHO提出的“2000年人人享有健康保健”的初保卫生目标。

1988年，上海市甲型肝炎（甲肝）暴发流行，患病30万人。徐志一等深入防治第一线，在以往病毒性肝炎研究的基础上，对这次甲肝暴发的流行规律、临床特征、病毒检测技术及甲肝流行对上海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专题研究。调查了近3万例毛蚶食用者，获得了毛蚶引起这次甲肝暴发的血清流行病学证据；应用核酸分子杂交、细胞培养、绒猴感染实验等研究，获得毛蚶引起这次甲肝暴发的病原学证据。李子华等运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分析了一株从毛蚶分离到的甲肝病毒核酸序列，为我国首次提出的甲肝病毒基因分析图谱。这些研究成果，为上海市政府禁止毛蚶上市和食用提供了科学依据，及时控制了甲肝的流行，并获1991年国家科技进步甲等奖。

90年代，对乙肝疫苗效果考核评价、营养与肿瘤、农药毒理、黄浦江水质评价、青少年心理卫生、贫困农村地区医疗保健制度、社区卫生服务、卫生政策制订、医疗保险制度等的研究过程中，都充分发挥了科研成果在解决公共卫生问题和疾病防治中的重要作用。

医学百科全书“预防医学综合本”在分卷编辑的基础上，由顾学箕、陆培廉等综合预防医学各科成就和国内外发展而写成，这150万字的工具书已成为预防医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社会医学和卫生事业管理学是8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李婉先、顾杏元、龚幼龙、胡善联、郝模、陈洁等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开展软课题研究，包括“卫生政策” 、“卫生资源使用及效益” 、“控制医疗费用增长”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卫生事业改革途径与效果” 、“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政策评价” 和“年上海市卫生人力发展战略”、“医学技术评估”等研究。

80年代起至90年代，学院与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以及瑞典乌米尔大学等国际知名学校建立了校际学术交流联系。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学院在完成各时期的科研项目同时，出了一大批科研成果，这批科研成果不仅只局限于几个传统项目，而是涉及到更广泛的研究领域。

年公共卫生学院科研成果一览表

原标题：一个理想主义者长达30年的全科医学实践

编者按：本文来自 八点健闻（ID：HealthInsight），作者 健闻谭卓曌，创业邦经授权转载，封面图来自摄图网。

这是一场四五十岁中年人的聚会，在2017年某一天的浙江。

这是他们分别之后二十年的第一次聚会。30个人，23个来自东北，7个来自浙江。像一般的大学毕业聚会一样，大家喝酒、回忆、兴奋、激动，卸下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和人设。

但如果让他们再选择一次，他们很可能不会做出1992年那个改变他们命运的选择。那一年，首都医科大学举办了第一届全科医学专门化本科生班，他们是第一届也是唯一一届的毕业生。

他们中的所有人，在20多岁本科毕业走入社会的那一年，即遭遇了人生中第一个残酷局面：除了首都医科大学设立了这个专业，全国其他医学院校和教学医院、各级医疗机构都没有这个专业或科室设置，是一个全新和“陌生”的领域，只能将他们安排至已有的专业设置里做专科医生。

当他们的老师，年近70岁的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教授顾湲走入会场时，聚会的氛围达到顶点。大家纷纷回忆起当年上课时顾湲倡导的、即便现在看起来也极具人文性的理念：如何把病人当作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当作一个患病的器官去看待和处理，在治疗病人的时候，应该考虑背后的社会和心理因素。

这是被称为中国大陆全科医学重要开拓者之一的顾湲，在70年代末接触了西方现代医学模式，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后，她在80年代后期在大陆开始了全科/家庭医学服务模式的探索和实践。

在这群二十年后重聚的人心中，顾湲仍然是他们心中的一盏灯塔。

1949年出生，做过赤脚医生、妇产科医生，经历80年代医院创收改革，推动90年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试验点，近几年参与民营社区卫生服务或基层医疗机构服务模式转型的她，是这场聚会中坚持在全科/家庭医生服务模式创新和实践道路上努力前行的人。

顾湲出生于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顾颉刚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顾颉刚先生的史学批评敢于打破传统信仰,不畏惧孤独，这也深深影响了顾湲。

她所坚持的全科医学之路，在中西方所处的境遇完全不同。

在欧美，全科/家庭医学与内科、外科等专业学科一样，是医学的一个独立专科。全科/家庭医生是人们健康的“守门人”，医疗花费的“守门人”，与其他专科医生的区别只是分工的不同。但在中国，由于历史、翻译和传统思想的原因，多年来“全科”在人们心里就类似于“没有专业特长”的代名词，“基层”就类似于底层，就是水平低下、能力不足的代名词。不仅医学生不愿意选择，也较难取得社区居民的信任，基层首诊、双向转诊的分级诊疗措施推进难度很大。

那场聚会，在觥筹交错的宴席中，一个同学，举起杯，眼泛泪光：“很怀念那个班的氛围，现在社区（基层医疗）搞起来了，我们也回不去（基层）了。

顾湲比30年前的自己更了解中国医疗的现实。即便现在，在社区医疗、民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承担居民健康越来越重要角色时，她也无比谨慎地认为，“要形成全科大发展的土壤，还要五、六年。”

赤脚医生，中国最早的全科医生

1978年，世界卫生大会选择在前苏联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的首都阿拉木图举行。组织者解释，之所以选择这个小城市，是因为它“离中国近”，许多与会人士想在会议结束后，去中国考察。

他们感兴趣的是中国独有的“赤脚医生”制度。赤脚医生是为解决当时广大农村医疗资源严重匮乏的情况下的产物。那些没有受过系统的学习的赤脚医生，虽然只能解决一些头痛发热、跌打损伤的小病，但却满足了农村对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的需求。

远在世界其他国家认识到以人为本的初级卫生保健的重要性之前，上世纪中国的赤脚医生就已经在向广大中国农民群众提供这种保健服务。

这个制度让中国没花什么钱就解决了中国几亿老百姓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问题。1974年，世界卫生组织把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作为一个解决边远地区医疗卫生问题的典范。

顾湲教授说：赤脚医生是中国大陆医疗史上最接近全科医生的角色。

有趣的是，顾湲的医学生涯，也是从做赤脚医生开始的。

70年代中期，在顾湲20多岁下乡插队时，一次极其偶然的契机，让她从小学教师转变为乡村赤脚医生，由此开启了她此后五十多年的医学生涯。

顾湲在内蒙呼盟莫力达瓦旗插队当小学老师。东北的小孩子有一种原始朴实的生活信条。他们听顾湲传授课本上的故事时，问她：“老师，帮助别人是好事，但在我们这里，这样帮助别人，会饿死的。”这些提问让顾湲难以应对又觉得痛苦，想要为当地百姓做些“实在的事儿”。

当地是“克山病”的流行区，乡下人治不了病，就跑来找她，她急忙解释说自己不会看病。乡亲们说:“你们认识字，能给自己看病，就能给我们看病，死马当活马医，如果没治好，我们也不怨你们。” 顾湲咬咬牙，拿出随身携带的、知青们用来自己看病的《赤脚医生手册》，从一根银针、一把草药开始，慢慢涉足中医、草药、针灸、推拿，那时候医学类书籍很少，只能借别人的书来抄写，学习笔记就抄了好几大本。

阴差阳错成为“赤脚医生”的顾湲，不满足自己的医疗水平，她找到自己一个在四川省医疗系统的亲戚，去四川省人民医院去进修了一年多。这一年来，她接受了正规系统的医学训练，各个科都去学习过，老师们从开始对这个“此前没有接受过正规医学训练”学生能学出个啥的不信任，到最后因为看到她日常的付出与努力送书、送器械给她让顾湲觉得这一年多的收获，比以后正式上大学的所得都多。

回乡后的她，给老百姓治病更有信心，她整天拎着出诊箱，走村串户给人看病。基本的小病她几乎都能治，也把给当地孩子打预防针的工作承担起来，甚至给当地孕妇接生，几十年后，她重回插队的村子时，有中年人热情的握住她的手跟她说：“我就是您接生的。”

那些未受过正规医学训练的赤脚医生，却和百姓的关系极好。

她回忆，在当时的环境中，赤脚医生的地位非常高，在村子里是唯一的医者，大伙都供着捧着，“挣的工分跟当地的一把手、大队书记是一个档次的。”在这种环境下，赤脚医生可以全心全意的干活，没有后顾之忧，什么也不用考虑。

“当时的赤脚医生最关注的是病人需要什么，百姓需要什么，不考虑收入，也不用考虑是否服从上级”。

现在人们看病总往大医院挤的现象，在当年根本不存在。老百姓们看病，在乡村里面，首先要找赤脚医生，赤脚医生看不了的，再去县里。

在城市里的情况也是如此，有公费医疗或职工医保的人看病，拿一个三联单，看病一定要先去街道医院、校医院等基层医院，基层医院处理不了的问题，填一个转诊单，病人拿着单子直接去系统里的上级医院。

当然，那个时代以公费医疗为主，职工看病基本上不用花钱，转诊的人很少，医院也不像现在这么忙，医生私底下跟老百姓关系很密切。

70年代末，顾湲离开插队的内蒙呼盟莫力达瓦旗，回北京上大学。在正规的医学本科训练毕业后，她当了几年妇产科医生。在大医院工作的日子，和她在乡下做赤脚医生的体验完全不一样，总感觉医学中“人性”的一面少了：“医院的医生需要向上级负责，而不是直接面对病人的需求。”

1979年，顾湲转向医学哲学领域。当时经历过文革的亲友们都反对她的转行，批评她“不应该去搞政治”，那时，只有她的父亲顾颉刚支持她，让“大家认识医学中的人性，来推动医学的发展。”

在此后的研究中，顾湲系统地学习了医学模式转变的概念。1977年由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精神病和内科学教授恩格尔（Engel)首先提出的，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取代生物医学模式引起了她的注意——心理和社会因素，必须被考虑到疾病治疗中。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观念是全科医学的一个核心。

80年代中期，她跟各医院的科主任们讨论案例，将伦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问题融入其中，医生们都觉得不错，但却难以在医学专科化的现实中难以推行。她带的研究生们去医院实习后，特别失望地打电话给她，“老师，你白讲了，在医院我们根本不可能去考虑心理、社会因素，生物医学都学不过来，一聊天主任早就骂你了，有那功夫，去看片子去，去看心电图去。”

也在80年代中期，中国的医疗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70年代中国和谐的医患关系下，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隐患。那时大部分人没有医保，医院是由政府“养起来的”。

1984年，当许多大医院需要发展，人员需要出国学习、设备需要更新添置，跟政府申请经费，政府没有那么多时，开始了“不给钱给政策，将医院推向市场”的“老医改”。

“从病人身上创收”的政策一下来，北京好几个三甲医院的院长都急了，他们担心一旦把医院推向市场，医生服务的性质就变了。几个北京大医院的院长，讨论过像德国学习，引入社会医疗保险的概念，即将百姓看病的费用通过第三方筹资解决。他们给相关部门写信提出这一建议，但相关部门回信否决了这提案。

参与过会议的一个人士，回忆医院院长们收到来信的情景，看到来信否决了他们的建议：“国外的医疗保险是建立在稳定的股票市场基础上的，现在我国还没有股票市场，无法实施你们的建议，。”有几个院长的眼泪都流下来了。

1984年之后，脱离了政府拨款、公费医疗庇护的大医院纷纷寻找活路，购买设备、抢占病源，之前转诊的“三联单”不起作用，大医院可以直接接受病人。而原本就孱弱的基层，只有老三件——听诊器、血压表、体温计，在市场竞争之下，难以抗衡大医院——70年代建立的分级诊疗制度，灰飞烟灭。

原本和谐的医患关系，也变得比之前脆弱。医院将创收指标层层压到医生，医生在治病之外，确实不得不考虑“赚钱”的问题。1985年，文革中后期的赤脚医生制度成为历史。虽然村医、乡镇卫生所还在，但他们也开始考虑输液、开药等让自己生存下去的赚钱的项目。而越来越多老百姓选择直接去医院就医，也使得村医的日子越来越难过，许多村医纷纷转行。

远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世界家庭医生组织，感到很遗憾，赤脚医生那么好的典型怎么就没了呢？怎么老百姓又重新回归到缺医少药、看不起病的时代？

1989年，世界家庭医生组织第二次踏上了访华之路。访华的目的很明确，他们认为，中国缺家庭医生。如果医学院校能有这个专业，培养一支家庭医生队伍，就不至于像赤脚医生似的，随便就自生自灭了。

世界家庭医生组织找到了中华医学会，希望能让中国医学院培养“全科医生”。中华医学会找了几家高校，他们都拒绝了，理由是：“我们要走高精尖教学路线，基层的事我们顾不过来。”

1992年，中华医学会找到首都医科大学，当顾湲教授第一次听世界家庭医生组织人员讲家庭医生服务模式的时候，她特别兴奋，这不就是她一直想推行的生物-医学-社会相结合的最好的医疗服务模式吗？在校领导的支持下，首医愿意尝试全科医疗模式的教学与实践，顾湲教授也担负起来培养全科医生的任务——先期建立的是培养的是在基层工作的在职人员的全科医学培训中心，几年以后才开始出现文章开头那群学生所在的92级全科医学专门化本科班。

虽然那些学生在毕业时曾遇到过困难，但他们在学习全科医学中掌握的高超的人际沟通技能是对他们在此后的职业生涯晋级晋升中都获益良多的。

在被大医院包围的地方进行的全科基层试验

如今72岁的顾湲，想起那些学生，30多年前的试验像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空中楼阁，却让她更了解现实：“并不是有了师资，培养出全科医生，全科医学就会在中国生根发芽。没有合适的土壤，种子种下去，只会长出别的东西。”所以，改造土壤成了她一直坚持做的事。

中华医学会建议她下基层，做全科医学的试点。首医大的时任校长，直接宽慰他们：“不用着急在学校搞什么实验室、论文，你们下去做全科医学的试点，做好了，你的论文没处发，我们不会计较。学校的课讲少了，也没关系。”

90年代中期，顾湲参与过北京市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模式实践。她惊奇的发现，即便在大医院林立、相对富裕的人群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只要关注患者的特点，就可以“撬”出人们的需求——当年她做赤脚医生时的体验也是如此。

1993年，北京丰台区卫生局的分管领导，对全科医学有一定了解。希望把已经建成并开始运营的一级医院方庄医院建成一个全科性质的医院，主抓基本医疗和健康促进。邀请顾湲以业务副院长身份指导全科医疗服务模式的试点建设。

90年代的北京方庄社区，是北京最早的“富人区”之一，优质医疗资源也不缺乏。这些比较富裕的人们，去大医院就医方便，而把这类人群争取到基层卫生机构，是最大的挑战。

方庄医院开始建立时， 延用专科模式进行诊疗服务，曾接到过一封信：一个老百姓吃鱼，喉咙扎刺，他跑到方庄社区服务中心。当时一个内科大夫值班，一听说是扎了刺，就让患者去同仁医院，因为这位医生认为，内科大夫处理五官科的事是不合规定的。

患者花了半小时时间打到出租车到同仁医院，经过挂号、等待等种种折腾见到了五官科医生，刺就在软腭，很靠外，医生一下就拔出来了。这个患者回家后越想越气：“这么一点事，医生不给处理，耽误了两个小时。”因此写信投诉。

医院的专科模式，让社区的老年人也感觉不便。老年人一般都患有几种慢病，每去大医院开一次药，要分别挂号去几个科。就算有高干待遇，也需要一科一科地轮，每一科至少开三种药，非常麻烦。

这在顾湲看来，都是缺乏全科思维的案例。和专科模式不同的是，全科模式，非常体贴入微，医生把病人做为一个整体，看病得很周到。一个全科医生，对大部分的常见病和健康问题都要会处理，并花时间耐心周到地进行健康管理、慢病管理和药事服务等，患者就医体验完全不同。

在方庄医院的全科医学实践初见成效之后，方庄医院拿到了中国第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执照，正式更名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几年后，一家距离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步行只有10分钟的公立三甲医院正式开业，令方庄社区卫生中心的一部分工作人员立刻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服务量果然下降了。但两个月以后，病人又都回到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问那些病人为什么回来？病人说，那边不拿我们当一个人来看病。”

2010年前后，在中心主任吴浩的带领下，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了全科医学服务的实践与创新，大力强化信息化体系建设和支撑，带领中心成为全国社区卫生服务的典型。

贫困地区的全科试点推动政策出台

1996年，天津河东区卫生局局长想进行基层医疗卫生改革，找到了顾湲。当时的河东区是天津发展比较落后的区，百姓几乎没钱看病，医生收入极低。一个河东区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收入最低时，每个月只有200元。

他们找两三间稍微大一点的屋子，就可以开一个全科医疗站。参与改革的几个河东区医院院长，仔细研究如何吸引病人，主要是做社区调查，了解当地病人的刚需。

顾湲鼓励他们实行签约制。顾湲告诉医生们，需要进行有偿签约，否则老百姓根本不会重视。签约的费用定为一个人一年30～50元，签约服务费并不包括挂号费、医药费，但医生管的事非常多，包括咨询、检查和健康教育等。医生们担心没人签约，但随着他们在基层和百姓打交道的增多，建立起信任感后，人们反倒愿意把签约费付给他们。而医生们因为签约费增加了收入，也会更有干劲，双方的互动成为一个正向循环。

两三个月后，老百姓逐渐知道身边全科服务的便利之处。比如有慢阻肺的老人，原来一年要住两三次院，当他们花不起钱住院时，病情只能恶化。当社区有了全科医学点，对老人进行体检，提前预防这一疾病，他们一年花两三千块钱就会好转，不用住院。

起初，医院的医生觉得下基层做全科服务，是丢脸的事情。他们跟院长吵架，“你凭什么让我去基层，我什么地方犯错误了？”后来随着全科试点的成功，医生和院长的争执变成了：“凭什么不让我去基层？

当天津河东区的示范点一年的数据，包括每个医生的增收额，卫生经费的减少额度材料，被上报给相关部门领导时，他们发现原来全科实践不只在北京、上海等条件比较好的城市社区可以走通，原来在条件一般甚至比较落后的地区，也可以有好的效果。

1996年12月,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会上，时任卫生部部长陈敏章明确提出支持全科发展。于是，1997年1月份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快发展全科医学，培养全科医生”。

已在基层全科医学领域探索三十多年的顾湲，虽然有一些试点改革成功的经验，但大环境下，在中国进行的全科医学基层实践依旧非常艰难。

近二十年，中国超级医院的出现，对基层病人形成“虹吸”效应。医院愈强，基层卫生医疗机构愈加薄弱——这是2009年新医改要着重解决的关键问题。而中国大多数基层社区发展的方向，也并非全科医学发展方向。

虽然1996年，国家层面出台支持全科医学的政策，但在各个地区却没有相应的配套政策。据调查发现，在某些地区，当地政府对基层医疗机构的百姓签约费用、公共卫生服务要求过多，一些地方出现了全体社区基层卫生服务人员外出建档，老百姓去看病时找不到人的情况。这并不符合全科医学的方向。

2000年之后，顾湲把工作重心转向了社会办基本医疗机构服务模式探索和实践。

2003年，她曾参与过一个民营全科诊所的成立，这家全科诊所设置在北京朝阳区的两个高档社区里。

民营全科诊所在发掘百姓需求方面非常灵活。但开业没多久，她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周边老百姓好像非常需要诊所，总是来咨询一些相关问题，但就是不就医。后来，她终于明白，周围的人都有医保，在诊所咨询完了，就去找医院。

诊所旁边的一个邻居，得了脑卒中，要做康复治疗。全科诊所提供康复治疗的服务，但这位邻居却不愿前来——原来她的医保定点在北京医院，必须到北京医院去做，不然不给报销。

这让她意识到，民营社康的探索之路，也将面临保险、支付等种种问题。

2014年，顾湲成立了家庭医生咨询工作室，她又回归到教书育人的老本行，想把进行过多年实践的家庭医生服务模式推广给基层。

如今，70多岁的顾湲依旧保持去各地考察的习惯，充满热情地指导以患者为中心的家庭医生服务模式的实践。在最近一次面向民营社康中心的讲座上，面对台下的人群，刚从广东回来的她，急切地问广东珠海的某一位民营企业家在不在？那位企业家创办的社区护理中心，多年来为社区提供护理服务，已有几百个百姓签约，将公立医疗机构不做的事情，办得红红火火。

她不断地给台下听课的民营社康从业人员鼓劲：“只要以人为本，发掘人的需求，在大医院的专长和模式之外，依然能找到广阔的市场。”

不知不觉，顾湲已经历过中国新旧两次医改，时间跨度30余年。

回忆过去30年的全科医学实践，她承认：“特别难，有一些小成就安慰自己”。几个小时的访谈后，已近中午1点钟，她没有吃饭，穿上一件冲锋衣，一个人去坐地铁，赶往下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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