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当然不仅仅是一场“学生运动”，但是在表象上，无论当时的经历者还是今天的一些研究者眼中，“学生运动”与学生身份的“红卫兵”都是文革的典型景观。而在曾经构成这一景观的人群中，孙怒涛先生他们这些文革前的大学生是最年长的老大哥，我们这些文革爆发时刚进中学的“六六级(六九届)初中生”则是最年少的小弟。
与“六六届”中学毕业生(后来所谓狭义“老三届”中最高一届，就入学而言一般是初中六○级)当时几无例外地都滞留学校经历文革不同，该届的大学、小学毕业生与文革的联系差异很大。六六届大学毕业生在1966年大部分都没有按时分配工作而留校参加了文革，但也有少数离校参加工作进入社会，不再卷入“学生运动”。至于小学，在1966年暑期这个通常年份“小升中”的时段，全国的学校都已停课，教学业务完全瘫痪，但是“升学”的手续则各地进展不一。有些省份1966年小学毕业生当时就没有进中学，直到1968年“复课闹革命”后才进入初中;但另一些省份如我所在的广西，则还是按常规把我们分配进了中学。
就上学而言，进了已经停课的中学和没进无甚区别，就“革命”而言就不同了。文革时小学虽然也有取代少先队的“红小兵”，但基本是小孩奉命做戏。中学则不同，它是“红卫兵”的发源地，是“文化革命”的“风口浪尖”。加之无课可上，“革命”就成了我们这些人当时在中学唯一的“正经事”。此后，在1967年全国中学基本都没招生，等到1968年“复课闹革命”后恢复招生时，自主的“红卫兵运动”实际已经结束，原来的红卫兵中得意者离校工作甚至当官成了新的“当权派”，大部分失意者则被发配边疆农村，甚至被整被杀。虽然直到1970年共青团组织恢复前，一些中学仍然有“红卫兵”存在，但那已经是像此前共青团似的官方“助手”，而不再是“革命群众组织”，更不会是“造反派”了。所以在我们之后进中学的学弟学妹们基本没有参加红卫兵运动。而我们这届学生(尽管是“一进校就停课，毕业时刚停火”、没上过几天课的所谓学生)成为参加过红卫兵的最低一届。虽然我们这些直到“毕业”前不久还被称为“新生”(因为当时不仅我们几乎没有进过课堂，而且红卫兵时代也没有比我们更“新”的一届学生了)的少年基本只是跟着高年级学长们当拉拉队，在红卫兵中并不是叱咤风云的角色，但比纯粹的看客还是不同。所以对孙怒涛先生他们写的文章，我是深有“在场感”的。
几十年后我在清华大学当了历史学教授，虽然主修的并非当代史，但是也写过一些有关文革的东西。而这时我忽然发现我当年在广西的经历还与清华文革有“交集”。
这起缘于导致清华造反派灰飞烟灭同时也是全国文革史上重要转折点的那个“七·二七”事件：1968年7月27日几万名工人、解放军(后来得知叫“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中南海御林军8341部队军官带领下，以人海之势闯入清华，当时正在“武斗”的清华“井冈山”(即“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与“四一四”两大派都不知怎么回事，在校内处于优势的“井冈山”派头头蒯大富多方与北京及中央文革当局联系了解缘由，但所有电话都不通。在再三联系无果后，蒯认为自己已被封锁，这是“黑手”搞的“反革命镇压”，甚至怀疑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政变”，遂下令武力抵抗，造成了工人的伤亡。校园被占领后，蒯大富等人狼狈逃出，毛泽东遂于次日“召见”包括蒯在内的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蒯大富见到自己誓死效忠的毛主席后放声哭诉“黑手”的行为，不料毛声称“黑手”就是自己，并严厉训斥了蒯大富等人。包括蒯在内的“五大领袖”从这天起全部从失势走向垮台，清华、北大等北京主要高校的造反派也从此土崩瓦解。毛泽东派出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后简称“工宣队”)完全控制了各校，建立了后来史家所称的“后文革秩序”。
7·24接见与7·27行动：从广西看清华
几十年过去，蒯大富先生对这段戏剧性变故仍感到大惑不解。他在回忆文字和口述中多次说，自己是中央文革一手扶植的嫡系，与当时的很多中央领导保持有可靠联系渠道，而且作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他与时任北京市革委负责人的谢富治等首都主管也有频繁的工作联系，如果有人通知一声“工宣队”是毛主席派来的，他定会全力配合，怎么会进行抵抗，以致造成伤亡铸成大错?就连当时属于与蒯大富敌对的“四一四”派孙怒涛等人，对此也有同感，他们与蒯再对立，也不会相信蒯有胆量对毛公然抗命。由于毛泽东在“7·28召见”时一方面严厉训斥，一方面在蒯大富哭诉时毛也激动流泪，还明确声称在清华两派中他反对“四一四”而偏爱“团派”，并当面交代在场各领导人不要整蒯，所以蒯大富至今相信毛直到最后还是尽力保护自己的。只是不知怎么阴差阳错沟通有误，导致“历史因此改写”。
但我听到这里，就想起了对我当时曾经参加的“广西四二二”造反派来说很难忘怀的一幕。那就是“七·二七”几天前的7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中央首长最后一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当时，以毛泽东亲自批示“照办”的“七三布告”为起点，对“广西四二二”的大规模剿灭已经在南宁等地进行了半个多月，这次接见其实是正式宣布对“广西四二二”组织的死刑判决。“接见”后不久，四二二的代表们便被全数扣押入狱。而我们这些没资格到北京去的普通四二二成员后来读到广西当局广为散发的接见纪要时，无不感到五雷轰顶。记得一个同学当即念出一句安徒生作品中的话：“啊，我亲爱的康斯坦丁，一切都完了，完了!”
就在这次历时数小时的“接见”中，包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在内的阵容庞大的中央首长们异口同声，一面倒地严厉斥责广西四二二。除了谈广西的事外，斥责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向在场的四二二人员追查所谓的“清华－北航黑会”的情况，尤其是点名追查蒯大富。这些处理国家大事的首长们一个个仿佛成了“专案组”的审讯人员，不仅声色俱厉、不依不饶，而且追问之具体、口气之武断令人惊讶。周恩来首先指责四二二人员“参加了清华、北航的黑串联会”。康生点名要四二二代表朱仁把会议情况“原原本本、老老实实地写出来”，“你在会上怎么讲的，蒯大富是怎样讲的，什么人怎样讲的，会上、会下又怎样讲的，给我写出来。你不要认为我们不知道，不是缺你的材料，是看你能不能挽救!”陈伯达断言四二二参加“黑会”是去朝见“黑司令部”，大喝要与会者“把你们的黑司令部端出来!”周、康和陈三人都轮番追问“开了几次会?在哪里开的?谁主持的?到了多少人?清华谁去了?”吴法宪说：“你们‘汇报团’(按：当时各派来京人员正式名义都叫某某组织赴京汇报团)不向中央汇报，到清华、北航汇报，汇报什么?你们到底干了些什么?”陈伯达并说：蒯大富、韩爱晶“狂妄自大”，成了危险人物，“蒯大富最好去劳动，韩爱晶最好去劳动”。周恩来最后要求四二二人员回去写交代，“一定要把你们这六百多人(按：四二二代表远没有这么多，‘六百多人’似指各省来京及北京高校造反派人员被认定参与‘黑会’者的总数)的活动、串联黑会都写出来”。[1]
这份接见记录表明几点：1.“中央首长”们认定广西的问题并不孤立，各省及北京的造反派正在形成一个统一的“黑司令部”，而“清华－北航黑会”就是一个重大标志。2.清华(当然是指“清华井冈山”)与蒯大富被置于这个“黑会”的重要位置。而且从反复点名追查清华和蒯大富(有趣的是除了陈伯达提出韩爱晶和蒯都要“去劳动”外，当场再没有人提到韩，除并列指责“清华、北航”以外也没人单独提到北航，却几次单点了清华)的语气看，中央首长们已经完全把其看做整肃对象，不但整材料整到了广西人那里，陈伯达还明确说要把蒯清洗出政治舞台。3.与会的“中央首长”很多，而且来自我们现在知道其间矛盾很大的各个派系，如中央文革文人集团和林彪军人集团，以及超越诸集团之上的(也有人认为是自有一集团的)周恩来等，但他们这时在处理造反派的问题上态度高度一致，显然，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能够整合出这样的一致。
读了这份记录，谁还会认为两天后的数万“工宣队”进占清华之举有可能事先通知蒯大富?谁还会觉得蒯大富那天到处打电话都碰壁只是阴差阳错的沟通问题?
关于“清华－北航黑会”
那么，这四二二人员参与了的“清华－北航黑会”究竟是怎么回事?
7·24接见在7·27之前仅两天，但接见记录公布、让我这样的世人读到则已经是在7·27事后。接见中周恩来说：今天讲的内容“反正朱仁是会传出去的(意指传给蒯大富这类‘黑会’中人)，我也不怕你传出去”。这显然是讲反话，接见后不久即失去自由的朱仁及其他广西人大概不可能给蒯大富们通风报信(且不说他们根本还不认识)。我们现在知道“清华井冈山”是非常重视搞情报(所谓“动态”)的，但这两天他们似乎对此一无所知，或者风闻了也未重视。直到现在，清华文革中人写回忆录虽未汗牛充栋也已经卷帙颇为浩繁了，7·27也是这些回忆录经常提到的，却未见到有谁提及对清华井冈山似乎是相当致命的“清华－北航黑会”事件。后来我曾当面问过蒯大富等一些井冈山要人是否记得有这么个“黑会”会议，居然没人能说出个所以然[2]。尽管其实毛泽东在7·28训斥蒯时就指责他和韩爱晶串联各省造反派，“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四·二二，四川的反到底，辽宁八·三一的一部分，锦州的糟派，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不要搞这套。”(林彪接话：“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但是，事后无论蒯还是清华井冈山其他人谈起7·28召见，谈起他们垮台的缘由，大都还是讲搞了“百日武斗”、武力对抗工宣队等惹怒了领袖，几乎没人提到这个“黑会”。不但如此，后来从毛泽东时代蒯大富被捕坐牢直到邓小平时代正式判刑，列举的罪状中也没有再提这件事。
为什么?我想原因其实也简单：那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蒯大富他们没当回事，一直就没往心里去。而“中央首长”们其实当时对事情的整个经过也已经查得一清二楚。首先，7·28召见时韩爱晶就已解释：
“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可以调查，是广东武传斌召集的。我有病，住院前在体院。学校里打来电话，接待两个省革委会常委。别人讲‘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学代会，好多外省造反派头头我没有热情接待，大家说：老大作风，骄傲自满，又说我们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说接待了。送行时他说要开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开会就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之分，很复杂。我同意找几个可靠的造反派头头、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聊聊，只搞情况，不谈办法。我、蒯都去。后来我住院了。会议一开，大家都感到不妙，地质(学院东方红)参加了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听了一会吓跑了，井冈山也吓跑了。同学纷纷给我反映情况，我说赶紧写报告，谁知批评已经下来了。”
其实不用韩爱晶解释，7·24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时，周恩来对情况已经很清楚，他当时就说：“大革命时我在两广待过，我为你们难过，两个当黑会主席的，一个是广东的武传斌，一个是广西的朱仁。”尽管这个说法也不确切(见下文)，但无论蒯大富还是韩爱晶，清华(井冈山)还是北航(红旗)都不是会议的主角，他是很了解的。
武传斌先生当时是广东“旗派”头头、广东省革委会常委。他近年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说：当时“是我在北京参与串联，组织，主持，在北航召开了一次有十几个省市在京上访的造反派大会”，即中央首长接见广西两派时所说的“北航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