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22日晚上8点，福建安溪县交警大队湖头中队民警肖清礼和同事正在巡逻。身边的车辆飞驰而过，他们注意到前方三辆可疑的面包车，车牌号是被蒙住的。

经验丰富的民警立即准备下车盘查，没想到这三辆车分头逃跑。肖清礼关掉了警灯，盯住其中一辆车，示意司机停车检查。面包车司机并不减速靠边，而是加速行驶。民警立刻意识到这辆面包车可能藏匿着罪犯或者运输非法物品，加速超车拦住面包车的去路。

面包车被逼停之后，中间的车门马上打开，下来三四个人分头逃跑，其中一个女人手中还抱着小婴儿。

面包车上只剩下了坐在前排的司机，车内并没有什么赃物、赃款，而是一些奶瓶、奶嘴和奶粉。

民警反复盘问司机，他交代自己是安溪人李地基，面包车是自己的，平时用来开车拉客、载货。至于为什么要遮住车牌号，李地基就是不愿意说。其他几人为何逃跑，他也是支支吾吾、一问三不知。

民警于是从李地基的三部手机下手，获取了几条可疑的信息，“没什么毛病”，“货很漂亮”。

图｜特大拐卖儿童犯罪团伙结构图

李地基的联系人之中全国各地的都有，四川凉山、广西百色、云南文山、西双版纳的几个号码联系频繁。民警马上想起了当时抱着婴儿逃跑的妇女，心中冒出了不祥的预感。

调查人员马上联系了李地基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查明李地基和老婆生有一个儿子，之后就一直没有生育。他们加大了对李地基的盘查力度，李地基最终交代了其从2007年以来，从四川、广西等地购买男婴贩卖的经过。

一、每个孩子“售价”3到4万

56岁的李地基，是这个贩婴团伙的“核心人物”，也是中间联络人。

据李地基自己所说，他原本是一名普通的面包车司机，经常往返于安溪县城的几个车站，载客或者拉货，做着本分的小生意。直到有一天，李地基和一名乘客聊天，听说拐卖儿童来钱快，就萌生了这种想法，一步步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在这个拐卖团伙之中，所有的成员分工明确、利益链条分明。有的负责和外省人贩子接头，有的负责寻找买家、说成“交易”，还有人专门为团伙成员提供食宿和交通。每个孩子卖出后，不同分工的人从中获利也不同。

收买婴儿的买家来自不同的地方，他们基本上都是通过熟人或者亲戚介绍，还有的家里并不缺孩子，只不过看到同村人买了婴儿，家里没有儿子，就萌生了买儿防老的想法，这些买家基本上住在安溪和永春农村一带。而在其中奔走牵线的人，能够从中获得几百到上千元的介绍费。

李地基几乎全程都会参与，他联系上“货主”或者“货源”之后，会亲自去领孩子，并且驾车将孩子拐带到福建。得到赃款后，都是由李地基统一分配的。每个孩子的价格都在3万元到4万人民币之间，李地基抽取5000元以上。

2009年4月，公安部门将这起特大拐卖儿童案列为督办案件，根据李地基的供述，警方在安溪县解救出31名男婴，为了方便这些孩子可以顺利回到亲生父母的身边，专案组为每一名被解救的男婴抽取了血样，录入进了全国“打拐DNA数据库”之中。

二、打造冷血人贩“陈莲香”

说到李地基，也许很多人还不认识。但说到陈莲香，听说过的人都恨得牙痒痒。

李地基拐卖的孩子不少是父母生下不要主动卖出去的，也有的是人贩子通过各种残忍手段拐卖出来的。

和李地基对接的人贩子之中，陈莲香最为心狠手辣。

陈莲香出生于1950年，因为家境贫寒，没有上过学，十几岁就外出打工。她长相一般，也没有一技之长，挣的钱也很少。李地基怂恿她一同参与拐卖儿童，并且承诺给她高额的报酬。

陈莲香从2009年开始作案，那时候的她已经59岁了，她看起来面目慈祥，很多孩子都不会对她有防心。她的目标都是3岁以下的健康男孩，她觉得这些孩子比较好哄骗，对父母和家人也没有什么记忆，就算离家哭闹一阵子，到了偏僻的农村后生活一段时间，就会把之前的事情给忘记了。

李地基被抓后，陈莲香并没有立刻收手，巨大的利益已经让她迷失了心智。2010年10月，当陈莲香再度潜入广西企图再次诱拐儿童之时，被当地警方当场抓捕归案。

当警方询问陈莲香是怎么拐卖孩子的时候，她解释说：其实拐卖孩子很容易，只要乘着带孩子的大人不注意，用一个糖果或者玩具就能将孩子拐走，也就只有几分钟的事情。

陈莲香愚昧无知，且因为没有受过教育，童年没有受到过父母的善待，缺乏共情心理。

警方问：“你知不知道这是犯罪。”

陈莲香回答：“不就是一个小孩吗？他们可以再生呗！”

根据陈莲香的交代，她只负责拐卖的“一环”，至于孩子到底卖到了哪里，她是根本不知道的，也不会刻意去询问。因为像李地基这种“中间贩子”不允许陈莲香知道太多信息，怕警察查到他们。

“哄得听的就骗，太机灵的就抢，不听话的就打晕带走。”

“城市农村指不定的，我也不知道，哪里有要的就卖哪里去。不过一些职业乞丐收得比较多，给的钱也比较多。”

“那娃哭声太大，差点把人招来，和我一伙的怕事，就把娃丢河里了。”

陈莲香的供词让警方触目惊心。

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命根子，短短一年时间，陈莲香让这么多父母日日如游魂，夜夜难合眼，一边寻找着一边压抑着绝望自尽的冲动，而陈莲香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做非法之事，也感受不到父母丢失孩子的伤痛。

三、团伙之中绝大多数是文盲

如果不是遇到李地基，陈莲香也许会老实巴交过一辈子。李地基身后串联的人贩子，绝大多数是文盲，没有法律观念，懒散、贪财，家庭矛盾严重。当他们真正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绝对不会将他们和人贩子联想到一起。

根据李地基的供述，为他牵线搭桥的中间人是“彩霞”、“吴氏女”和“谢旦”。

警方找到谢旦的时候也很震惊，谢旦是一名老年人，勤恳种田一辈子。他的儿子好吃懒做，认识李地基之后，就拉着老父亲一同联系买家。一开始谢旦是拒绝的，但在巨大的金钱诱惑之下，他一次次参与了婴儿买卖，收取中间介绍费，也渐渐变得麻木。

他参与拐卖的5名男婴之中，有2名因抚养不慎死亡。

从谢旦提供的一份经他转手的婴儿名单之中，警方又发现了另一名嫌疑人陈莲花，在抓获陈莲花后，警方又解救了3名男婴。

公安部A级通缉犯吴秋月是李地基的下线，他的姐姐吴随清也是犯罪团伙之一。

吴秋月嫁到剑斗镇潮碧村之后，和丈夫的感情并不好，经常打架吵架，刚刚结婚没多久就拿着菜刀、锄头对干。吴秋月好吃懒做，经常去镇上玩，好几天都不回来，家就像是宾馆一样，住一晚上就走，农活基本上就是丈夫在做。吴秋月的二儿子患有小儿麻痹症，还接连生了好几个孩子。

而吴随清丈夫去世之后，一个人照顾一儿三女，基本上在外面跑，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家。

吴随清、吴秋月被抓后，村里人才知道他们干了什么事，都觉得非常震惊。

而吴秋月的丈夫郑万年自称对妻子的“生意”一知半解，在李地基被抓后，吴秋月很害怕，就躲到了附近的山上。

泉州、安溪两级公安机关出动了100多名警力，经过7个昼夜的追捕，在剑斗镇潮碧村石碧山顶一山洞内抓获吴秋月。郑万年给妻子送米和盐等生活用品，涉嫌窝藏罪，一起被警方带走。

四、十几本卷宗，104页的判决书

一审庭审被安排在安溪县法院开庭。

开庭时间还没有到，法院外面站满了许多被告家属，他们面色凝重，眼中包着泪水。但因旁听席有限，法院仅仅分发了限量的旁听证，一些家属只能守候在法庭之外。

10点左右，3辆警车渐渐驶来，4名法官手上提着大包小包的卷宗材料，最先走进了法院。

随后13名穿着蓝色囚服、头戴着黑色头罩的嫌疑犯被法警押下警车。

等候的人群立刻沸腾了，有嫌疑人的家属跑到了法院围墙外的小坡上，隔着墙呼喊着嫌疑人的名字。被告人试图想要揭开头罩看一看的时候，被法警严肃制止。

旁听者在外面排了四五米长的队伍，十多名法警把守在安检门口，对旁听者一一核验身份，一直到确认身份无误后，才允许旁听者进入。

因为涉案人员众多，其案件重大，卷宗就有10多本，检察官宣读的起诉书多达11页。

被告人最大的61岁，最小的57岁，文化程度最高的只有初中学历，大多是文盲，目不识丁。除了一名女子是四川籍，其他人都是来自安溪剑斗等地的普通农民。李地基、吴秋月、吴随清和谢旦四人作为主犯站在最重要的位置。

因为被告人大多看不懂起诉书，连普通话都不能完全听懂，所以法庭采用了闽南话审理。

在法庭之上，57岁的李地基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头发泛白，面色苍白。

在面对检察官和法官的询问之时，李地基当场翻供，不断提起名为“彩霞”的犯罪嫌疑人。“彩霞”当时并没有被抓捕到案，李地基说自己是被她雇佣的，中间人和买主也是“彩霞”联系的，自己就是帮他们送人而已，只赚了小几百元的运费，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关于被拐孩子的由来，李地基不承认一部分孩子是诱拐而来，而是坚称孩子都是他们父母养不起自己卖掉的。在检察官和法官问到关键问题时，他就闭口不谈，一直到检察官宣读了部分买主和介绍人的口供，李地基才算默认。

但他还是坚持说自己只有在“彩霞”不在的时候，才会亲自出面和介绍人接头，但也只得到三五百元的好处费。

吴随清和吴秋月不断为自己推脱罪责，吴随清说自己是在吴秋月的介绍之下才会帮人介绍买孩子的，也就出面三次。后来附近的人知道通过吴随清能买到孩子，就主动上门来找吴随清，吴随清就将李地基的电话直接给买主。

而吴秋月更是耍无赖，对所有的指控，都说时间久了，自己已经记不清了。

当检察官询问在她藏身山洞8个月期间，丈夫是如何帮助她之时，她又沉默了。

也许是考虑到家中还有孩子要照顾，吴秋月竭力揽下了所有的罪责：“我们俩口子合不来，一碰见就吵架，他也就来见我两次。最后一次还是来劝我下山自首的。我很矛盾，一直在犹豫，没有敢下山。”

至于为什么这8个月山洞中的水源和食物是充足的，她又难以自圆其说。

这和警方刚刚逮捕吴秋月时她所说的供词完全不同，他曾经交代山上的食物都是丈夫运送过去的，有时候晚上还陪着她住在山洞里面。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13名嫌疑人之中，有一名没有戴手铐的被告王朝阳。

55岁的王朝阳是警方根据谢旦提供的线索查到的“买家”，他收买被拐的男婴之后，又阻碍警方解救，最终以“收买被拐卖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考虑到其认罪态度良好，缓期两年执行。

最终，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安溪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李地基、吴随清2人被判处死刑；吴秋月、谢旦2人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郑万年以“窝藏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其他参与拐卖儿童的被告人，被判刑2到15年不等

五、坐在人贩身后的子女们

在半小时的宣判过程之中，其他的被告人都是低着头的，只有李地基一直高昂着头。

他自始至终没有显露出悔恨或者伤心的表情，只是在提到他的名字之时，会小声叹气。不过，在场的记者注意到，李地基一直回过头看，仿佛在寻找着谁。

记者询问他是否有家属来旁听之时，李地基很平静地指了指，对记者说：“那个穿蓝色衣服的是我儿子。”

李地基的儿子已经两三年没有和父亲好好说一句话了，因为家庭琐事，他和李地基在大吵一架后离家出走，前往厦门打工。后来听说李地基犯案了才回来，和父亲匆匆见了一面。

李地基这两年做的事情，儿子并不知情，也幸好他身在外地，不然不知道会不会也被李地基带进犯罪团伙之中。

“第一次就被判了死刑，我心里觉得无法接受。”李地基的儿子眼眶发红，显得很难受。他对记者说，家里有房子，李地基开面包车，有稳定的收入，家里并不穷。他想不通李地基为什么要做这个，只是觉得父亲太过固执，从前就很难沟通。

吴秋月的大儿子和4个女儿赶了过来，听到父母都被判刑，大女儿和三女儿捂着脸跑到法庭外面抱头痛哭。吴秋月的大儿子则一边抽着烟，一边流泪。

就在吴秋月夫妇被抓之前，他们的二儿子正准备结婚，郑万年已经在筹备酒宴了。二儿子因为小儿麻痹症，说话做事都很慢，谋生艰难，郑万年家的三栋小楼，是三个女儿凑钱建起来。郑万年在村民之中的口碑很好，郑家人都觉得是好吃懒做的吴秋月害了一大家子。

被告陈莲花从头到尾都低着头，听到法官宣判自己被判15年之时，当场晕倒在地，她的母亲洪某有严重的肾病，从医院跑过来，走出宣判庭后，洪某和陈莲花的丈夫黄某抱头痛哭。不懂法律的洪某恳求采访的记者：“15年，太长了，我女儿只是做媒婆，求求你们记者好好跟法官说说。”

陈莲花的两个女儿也在现场，因为太过伤心无法接受记者采访，含泪匆匆离开了。

而这个案子中唯一一个买了儿子被判刑的买家王朝阳，他就是安溪剑斗一个非常平凡的茶农，看起来也是老实巴交。

判决后，王朝阳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对当时阻碍警方执法一事非常后悔，他时常用手扶着头，一边摇头一边叹气。

王朝阳并非是农村人口中的“绝户”，他的儿子已经23岁了，家里还有一个未出嫁的女儿。不过是因为听说村里有人买到了儿子，就想到再买一个儿子回来养。他还保留着最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思想，觉得儿子越多越好。

王朝阳购买这个“儿子”先后花了三万多元，当公安机关来解救时，他一直不配合。在记者面前，他懊悔道：“怪我没文化啊，当时以为这样一闹，政府会以为我爱子心切，放过我一马，没想到，这原来是犯了法。”

李地基让人憎恨，陈莲香让人心寒，吴秋月姐妹无知到可怕……而这个买家的话着实让人感觉到心惊胆战。

他有孩子，还要买别人家的孩子，为的是自己老了能够多一份保障，多一个人服侍。他因“收买被拐卖儿童罪”被判刑，但在他的心中最懊悔的是和警方对着干，而不是“买孩子”。也许是因为其他的买家暂时都没有被追求法律责任，也许是因为法院的格外宽容，没有让他戴上手铐，判决书上说他“认罪态度良好”，他真的知道自己“罪”在何处吗？

王朝阳如此，更何况是其他买了婴儿并未受到审判的买家。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公众对于拐卖儿童的关注，只停留在找回的环节之中，等到孩子被找回，人贩子得到了惩治，仿佛一切都圆满落下了帷幕。

自从国内电影制作人以及媒体开始关注到被拐家庭的生存情况后，人们对父母寻找孩子过程中痛苦和辛酸更加同情，也寄予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而无论是对亲生父母还是对被救儿童本身，“重回正轨”的生活处处充满艰辛。“幸运”的父母们即便等到了孩子的回归，依旧需要长时间和孩子相互适应。孩子们将买家视为父母，亲生父母反而成为凭空出现搅乱自己幸福生活的“坏人”。

所以，人贩子以及收买方对一个幸福家庭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从法律上来看，他们犯罪有主次之分，但从道德上看，他们每一个人都在挑战着天理和人情，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群众对人贩子的舆论声讨一浪高于一浪，“人贩子一律死刑”这种朴素带着浓烈情绪的言论充斥着朋友圈。

电影《失孤》之中又这样一句让人无奈的台词：“他来了，缘聚，他走了，缘散；你找他，缘起，你不找了，缘灭。”关爱一个孩子，保护一个孩子，寻找一个孩子……这不是缘分说了算的，而是法律说了算。警方正在努力，人民群众无条件支持，而那些自以为天不知、地不知，躲藏在人群里的人贩子和买家，在听到儿女喊你“爸爸”、“妈妈”时，你是否惧怕过也许将来某一天，他们会坐在旁听席上亲自聆听法官对你的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