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言坐标：新加坡职业：全职妈妈/兼职写作者安蓝坐标：南京职业：自由职业童言：看到安蓝转发了一篇关于校园霸凌的文章，说自己在小学六年被长期欺凌，但只能忍耐。我才知道她和我一样，遭受过相似的经历。于是便以此为主题，共写五月份的每日书。回忆这段往事的确不愉快，但积累多年的情绪，还是应该表达出来。同时，表达并非控诉。正如安蓝所说的，“希望通过书写做到的，是原谅自己那时的软弱卑微。做到了，就够了。”无论是曾经受过霸凌，还是正在经历，我想让你知道，你绝非孤身一人。2019年第108篇中国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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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言、安蓝编辑
二维酱有人伸出脚，狠狠踩那张铺在地上的脸
童言
亲爱的安蓝,人们总说，时间能治愈一切。我曾相信，这是真的。因为过去二十多年里，那些经历很少探出头来。唯有的几次，我都硬生生地吞了下去，就像不喝水咽干面包一样，那些恐惧，那些无助，涩涩地又跌回记忆的深渊。过去就过去嘛，还追究个什么。可直到前阵子，抑郁再次集中爆发之时，我才明白，这段记忆过不去，就算我用漂白粉漂，用刷子刷，都过不去。他们一直在那儿。我记得他们歪歪扭扭的脸，记得他们离童真很远的笑，长久徘徊在虚掩的门后。我就要推开这扇门了。说来可笑，这一切的一切，源于我1998年用的洗发水。洗发水牌子，叫露华浓，妈妈从她做进口生意的朋友那儿买来的。我记得那股香味，浓郁得像一整瓶香奈儿五号洒在头发上。可我从没对这股味道反感，甚至，我觉得这股味道让我向成熟靠近。这种想法，十分符合15-16岁情窦初开年纪时的欲望。每周日我回寄宿学校前，我都一定会用露华浓洗头发，然后带着余香坐上校车。可就是因为这股味道，我迅速被班里的男生包围起来。”你的头发真臭！” 一个男生说。“对，臭得就像那个叫什么动物来着？” 另一个男生说。“臭鼬鼠！”一下子，这些男生全都哄笑起来。他们的声线正处于男孩与男人之间，听起来危险而诡异。他们也许还不懂如何支配自己的雄性力量，但通过这一集体行为，他们突然明白了两件事情：1、他们掌握着摧毁的能力，2、我是被他们摧毁的对象。当时霸凌的强度，应该只限于“臭鼬鼠”这一动物外号。我从未见过这个动物，以其命名的外号，对我杀伤力也不强。而且起外号这娱乐项目，我们多多少少都干过。但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催化剂般把霸凌推上了新高度——我长青春痘了。我的青春痘来得超乎寻常地凶猛。如火，大片大片地燃烧着我的额头，脸颊，下巴。我开始很怕照镜子，逼不得已时，总会把眼镜摘下来，用高度近视的眼睛来面对镜中模糊的自己。我的逃避也许对自己有用处，但由于封闭的寄宿环境和狂躁的青春期荷尔蒙，我的脸，我的青春痘，我的通红，立即成为不安分男生的攻击目标。加上初三那年，我像吃错了药，几乎每次考试都是全班第一。我还是学校文艺演出的佼佼者，和老师关系不错。几种化学成分混在一起，标准的霸凌公式诞生！于是，不知道从哪一天起，我只要一出现在教室楼道上，几个男生就会带头尖叫起来，声音如深夜里的狼嚎。然后，他们装出如闻到大便的表情，仿佛我是黑死病，纷纷刻意和我保持距离。这个游戏成了无聊寄宿生活中的调剂。渐渐地，其他男生，就算我从来没有说过话，也会学着样儿来玩。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放在一到十的尺子上，我的敏感程度应该徘徊在八与九之间。男生们的尖叫，让我迅速成为涌向饭堂人群中的焦点。在这人群里，有我暗恋的帅气学长，有崇拜我的学妹。我恨不得冲上去，用手掐住他们的脖子，好让他们闭嘴。可惜，我从来是很乖的女孩。我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愤怒，也不敢。而人群里也没有一个画着深黑色眼线的酷酷女孩，愿意为我跳出来，上去把这些男生揍一顿。我唯有假装听不见，脸上还带着妈妈教育我的体面笑容。只有我的手知道，指甲不假思索地掐进掌心。这种尖叫，慢慢地，我竟然习惯了。我甚至妄想，这些无聊的戏码，有一天会自己消失。我想错了。或许，我低估了他们对游戏的进化能力。一天体育课结束，我独自上楼梯准备回教室。楼梯里人很多，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去不同教室的路上。当爬到五楼，我看到平日作怪的那群男生，正围着地上一副粉笔画邪笑。我预感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想绕路走。但进入教室的路就那么一条，我不得不和人潮一起，经过地上的图案。那是一副潦草的人头像，很大，地毯一样铺在地上。我看得出是个女孩，因为头发很长，乱七八糟的，画画的人一定没有用心创作。但“画家”却很细致地点了许多小点点，分布在女孩的额头，脸颊，下巴。那是我。我尽量忍着不哭，依然保持平日淡然的姿态，走过，路过，把自己当成一个不相关的路人甲。可那么巧，围在群里的一个男生看到我了。他尖叫起来，就像同类动物间召集时用的号角，站在画周围的男生都沸腾起来了。他们笑，笑得嘴巴都斜了，亮晶晶的唾液从嘴角坠下来。我不能用恶心来形容他们，因为男孩们个个其实还长得不错。但那种笑脸，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可怕的表情。他们仿佛喝醉酒，仿佛中了邪。总之，一股无所不能的放肆，俘虏了他们的意志。人群都停下来了，想弄明白眼前几个男生狂欢的意义。我也不得不停下来，很希望自己把这一片段当做笑话来储存。可紧接下来发生的一幕，我日后每每想起来，眼睛都不禁温热。有人伸出了一只脚，一只穿着和乔丹同款耐克鞋的脚，脚底狠狠地踩那张铺在地上的脸。一下，两下，三下.........儿童欺负起人来，是大人想象不到的花样百出
安蓝
童小姐：见字如面。你说，那些记忆永远不会过去。是的，当那些埋藏在脑海深处的记忆被触碰时，我们才会发现，它们从未被忘记。 很多年前我看过一本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其实内文到底是什么我几乎已经记不清了，唯独对这个书名印象深刻，那说的不就是小学时的我吗？其实，童小姐约我一起书写这段历史时，我是犹豫的。真的要写那些糟糕到不愿意提起的记忆吗？我的记忆真的准确吗？然而，身体很诚实，我完全没想好，嘴上却一口应了下来。脑子里像是有一根时间轴，随着这个月书写计划的启动，自动拨回了1986年——那年我五周岁，因为上课时讲话被老师拉出示众时，额头撞到了桌角，流了满脸鲜血。我记忆中仍然留存着那时的片段：天很热，老师抱着我往卫生院奔去，我能感觉到她的体温很高，老师身后尾随着好多小孩，仿佛一群鸭子嘎嘎嘎。我不记得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只记得那个老师短发、戴眼镜，每天都穿着一件背带裙，胸前绣着一只狗。很多年以后，听说隔壁班的孩子回去告诉家长，“今天老师抱着一个小孩一脸血，还说如果我们不听话就都会变成那样。”那个隔壁班的孩子是我母亲同事的女儿，这个话自然也传到了母亲耳朵里。或许是出于知识分子的自尊，又或许是觉得自家女儿上课说话也有错，母亲并没有因此而做些什么，只是在我拒绝再去幼儿园的时候去找了朋友，托人走后门将年龄不足的我，送进了小学。那时一心想解决孩子去处问题的她，以及满心拒绝再去面对幼儿园老师的我都不知道，比同学矮几乎一头的我踏进小学校门时，才是噩梦真正开始的时刻。整整六年。其实我真的一点也不想回顾那六年里的自己，不论是可以称之为悲惨的遭遇，还是特别想拥有朋友的屈意奉承，或者是觉得自己如尘埃般渺小可怜的卑微……也许，更不想面对的，正是那时这样一个又懦弱又不堪的自己——被侮辱却依旧卑微地试图去讨好他人。毕竟，如今的我与当年相比，可以说，是真正的判若两人。儿童欺负起人来，那真是大人也想象不到的花样百出。比如，课间玩跳绳时，我永远是那个挥绳子的人，然而我年纪小力气也小，挥绳子时要是力气不够大影响了他们跳，骂是轻的，多数时候是被他们推搡着摔到地上，看到我摔倒，他们哈哈大笑。我呢，一开始还会哭，后来不敢哭了，因为如果我哭，他们会再多推倒我几次，笑得更大声。低年级时最严重的一次，是二年级，一群孩子推倒我以后像叠罗汉一样压在我身上。胳膊一直疼得厉害，到夜里开始肿得发亮，妈妈发现我在睡梦中依然哭个不停，第二天带我去了医院。“小孩胳膊骨折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当妈妈的？”妈妈被医生训斥了一通，回头问我究竟，也去了学校询问。那些同学们看闹出了事，谁都不肯承认。也不知道那时候的我是害怕还是懦弱，当我看着他们有些惊慌的脸，想，“如果替他们瞒下来，他们就不会再欺负我了吧。”妈妈以为我真的是自己摔的，没再追究。后来我才知道，自己还是太天真了。我自以为从此可以大家是一国，实际上不过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那些欺凌你的人，认为你是不敢告诉大人，从此更加肆无忌惮。书包莫名其妙地就不见了，找来找去找不到，才发现被挂在树上；脱下来的外套天天被扔到操场上；按照老师要求从家里带到学校的植物总是被扔在瓢泼大雨中的泥地里；天天戴在脖子上的红领巾被他们当成牵引绳，他们总爱在放学路上拽着我，仿佛拽一条狗，有一次我反抗，被红领巾勒得差点上不来气……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脖颈被勒住时的咽喉剧痛、大脑眩晕，你没有在哭但眼泪会自动扑簌簌地落下来，耳边仿佛一直有蚊子在嗡嗡地飞；男生们想玩射门游戏的时候，我就是那个被迫当守门员的人，所有人的射门目标不是门，是我。那么近，又那么疼，每次到后来，我都只能背对着他们护住头部蜷缩成一团蹲在球门前，祈求自己不要受伤。对比男生们简单粗暴的欺辱游戏，女生们的欺负方式显得曲折很多……“XXX老师是母老虎，对不对？你说这句话，我们就带你一起玩。”我太渴望朋友了，于是真的分毫不差地重复了一遍。结果是可想而知的——“XXX老师，XX说你是母老虎，我们都听见了。”她们拉来了老师，一脸义愤填膺。而我呢，理所当然地被呵斥，以及在教室外罚站。那些年里，我的课本常常会莫名消失不见，衣服也总是被搞得脏兮兮的，因此，回家被妈妈斥责是常态。而这些被欺凌的日常，始终没有对妈妈提起过。只是沉默着持续这样的小学生活——白天在校园里被欺凌，晚上回家被妈妈呵斥。隔了很多年后开始流行木心的“从前慢”，在人人感叹着从前那种慢可真好的时候，我心里想，从前是真慢，如同我的小学时代漫长得仿佛永无止境——再来一遍？会熬不住想去死的吧。旁观者有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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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蓝，心理咨询师说，我们的大脑其实没想象的那般聪明。它需要看到伤口结痂，愈合，才具备真正和疼痛说再见的能力。因此，来自心里的伤口，要是没有好好说出来，没有把该流的眼泪流干，大脑是不会记录为过去的。因此，我坐在心理咨询师的房间，对着一位总和我微笑的中年女士，哗哗哗地流眼泪。她眼泪看多了，差点忘记把纸巾盒推到我面前。其实来看心理咨询，只因为我抑郁。我想一定是因为疲倦，带娃，做全职妈妈，没有正式工作，没有高端收入。但实际上，过去那些从没真正说再见的伤口，全堆砌成我今天抑郁的金字塔。看到那个男生踩了三脚后，我回到教室，翻出课本。我不能用“难过”来形容当时的心情，这个词太柔弱。那副“粉笔画”会随着许多脚步而褪色。第二天校工拖把一拖，水泥地板光洁如初。但那种羞耻感，那种与被剃了头，被脱光衣服同等的凌辱，如打翻的墨水一般，渗透进血，肉，细胞。我没有告诉任何人那天发生的事情。可以告诉谁呢？妈妈？我和她连好好一起聊天都做不到，更不用想象诉苦这样的遭遇。而且她住在市中心，我在郊区寄宿学校。我们隔几天才在公用电话通话几分钟，每周见面不到24小时。老师？他们也许会教训教训这些男生。但我已经可以预计，要是这些男生被教训了，他们愤怒的去向，一定还是在我身上。再说，这些小事情，怎么能和高考这些正经事情比较呢?至于同学之间，拜那些男生所赐，我早已是个带着臭味的“神话”人物，生人请勿近。其实，年级里还有另外一个女孩，也受到了霸凌。女孩叫Judy，从一进学校就故意把自己和别的女孩区分开来。她剪很短的头发，皮肤黝黑，到哪儿都戴着随身听，听最流行的英文歌。她总一个人，不屑于像其他女孩一样，需要手挽手地走。我后来才明白，孤身一人在这种环境，就是森林里那只落单了的小鹿，注定被吃掉的。男生仿佛被这个女孩的独立威胁到了，时不时就会无缘故地上前对Judy动手。我亲眼看到鲜血，从她的鼻孔里流出来。可是，我没有过去帮忙。没有任何一个人过去帮忙。我们都看着她因为愤怒而变得血红的脸蛋，看着她像疯了一样嚷着脏话，收拾地上被打碎了的walkman。十几年后，我在瑞典读犹太人大屠杀历史。我才明白，世界上有施暴者(perpetrator)，有受害者(victim)，还有——旁观者(bystander）。“旁观者有错吗？”六十多岁的美国教授意味深长地提问。班上所有同学，德国人，法国人，瑞典人，日本人，美国人，加拿大人，全都静悄悄，不知如何回答教授的问题。而我，听着教授的问题，出了神。我很少回忆高中时光，原因不言而喻。但就在那一刻，我想起了Judy。如果事情发生在今天，我一定会奋不顾身地去帮她。但那时的我，懦弱，无助，只能暂时躲在旁观者这片安全岛屿上。可笑的是，下一秒，我又回到了受害者的身份。我时常想，那些看着我孤零零地被男生围攻的旁观者们，或许他们也会如今天的我一样时不时忏悔。只是，要是当初他们其中一人，哪怕就一人能站到我这边来，那力量的天平是否会逆转？我是否就能晚上睡个好觉？高中三年，每天凌晨4点，我都会在宿舍的床上醒来，眼睁睁等待天亮。神经就像受了惊吓的动物，时刻等待着霸凌，不知道会在第二天的几时几分袭来。在那些年里，我一直试图去讨好他们
安蓝
亲爱的童言，当我看到你可以在心理医生面前洒泪，真心为你高兴。某种程度上，那意味着痊愈的开始。而我，我去看过心理医生，然而只是僵持和对抗，因为自己早就阅读了大量心理学书籍，并且去大学里上了心理学的课程，放不下心防。我知道那条毒蛇在我心底盘踞太久，已经没有了被连根拔去的可能。我只能学着认识它、了解它、接受它，以及，在余下的人生和它和平共处。如果说，我坚定地认为“人之初，性本恶”是因为那些日日将欺负我作为取乐的同学。而那时候的小学老师，在我心目中，大约是人性之恶的代表。她们做了什么？她们大部分时候冷眼旁观，还有些时候会推波助澜。“你这个地方的拼音又漏掉没写，这么丢三落四的，怎么没把自己弄丢呢？去，站到教室外面去长长记性。”“工具又没带齐？你今天的美术课别上了，站到外面去。”我会因为类似这样的理由被花式罚站，站在座位上，站到黑板旁边，站到教室后面，站到门背后，站到教室外面走廊里，又或者是站到教师办公室门口。往往一站就是一整堂课。我想上课的，我不想站到外面去，还曾经因此反抗过一次。那是在我三年级的时候，脾气暴躁的美术老师一进门就毫无缘由地喊我站到外面去，我不肯，她就拖我出去。临要被推出门的时候，我死死地扒住门框不撒手，还说，“你不能剥夺我受教育的权利。”她勃然大怒，用力硬拽我出门，结果不小心把自己留了很久的长长的小指指甲折断了。她去医务室做了包扎，并且没回去上课，还理直气壮地说，“这堂课我不上了，你们要怪就怪XX吧。哼，小小年纪跟我说‘受教育的权利’。XX，你明天让你父母两个人都来学校，不然，你就不用来上学了。”所以，这是一道选择题吗？第二天早晨，我在同样的时间背着书包出了门，却没有去学校，在外面晃荡了一个小时后又回了家，躲在家里看了一天闲书。那是1988年，我逃学了，是我整个中小学期间唯一的一次“逃学”。在那个没有电话的年代，我逃学这件事一定是老师写了纸条让和我同小区的同学晚上送去我家交给父母的。我已经不记得那事是怎么收场的了，想来，一顿打加父母去学校，都是免不了的。在那些年里，我一直试图去讨好他们，不论是欺负我的同学们，还是冷眼旁观、时不时“加上一脚”的老师，从未思考过“为什么”。童言啊，其实直到如今，我有时候都会想，是不是小时候实在太过顽劣，没法当一个像你那样的真正意义上的好学生，才会有这样的遭遇。所以，为什么就是不能放过我呢？给自己注入强大
童言
安蓝，不知道这些经历，对你以后的人生选择，是否有影响？我铁了心要离开广州，就是从高中开始的。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十分不受欢迎的人，在自己的班级，在我的同龄人里。班里互相传阅的大学目录，我的眼睛只看到北方的学校，北京，天津，黑龙江，青岛。我向往北方凛冽的冬天，我想在一个陌生环境重新开始。“这说明你不再相信你的同龄人。” 心理咨询师说。我点点头。泪水干了。高三毕业，我如愿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因为我是为数不多的提前录取保送，学校把保送生的名字光荣地贴在教学楼最显眼的位置，同学们上楼下楼，都可以看到。那几个男生依然会假装尖叫，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点也不介意了。我想我强大了。对，安蓝，强大。那天，我和你在电话里说起我女儿的一件小事。我带她去上拳击体验课。上课前，一个男孩不小心把女儿的拳套当成自己的拿走了。女儿有点无辜地向我看来。我深知她能处理这样的情绪。她家里有哥哥，从小不停经历新环境，这小事情不会让她哭鼻子的。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我无缘无故愤怒起来，完全忽视“家长不得入内”的警告，大步流星冲进去，对着教练喊起来：“那个男孩拿了我们的手套，是我们的！”待我亲眼看到男孩把手套还给女儿时，我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一直在回想着这一幕，一直在分析自己为什么非要和一个小男孩较劲，气愤得如一只刚孵出小鸡的母鸡？安蓝，你说这是因为我把女儿当成了曾经的自己。我迫切地去想帮助那个曾经弱小的自己。我一直在回味你这句话。最近，我的泰拳达到中级水平了，经过了两年的训练。前几天，我还看了一场泰拳对抗赛。在离擂台两米的距离，我清楚地看到选手的一举一动。两人就像用身体在下棋，脑袋快速推算对方的策略，继而反击。直拳，勾拳，侧踢，直蹬，很快，两人抱作一团。场下观众燃烧起来了，齐声高喊：knee！knee！场上两人听到欢呼，轮番用膝盖进攻。膝盖骨一碰到对方腰部，场下随即发出“oi”的呐喊。直到裁判过来把两人分开，我才看见其中一位选手流血了。鲜红色从太阳穴位置流下来，模糊了他的眼睛。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会喜欢观看这样的血腥场面。甚至对那位受伤的选手，我只是轻轻在心底怜悯了一下。当裁判举起赢者的手举起来时，我激动地站起来鼓掌。那就是强大！在我练习泰拳的每一分钟里，我都在给自己身体注入这样的强大。因为，拥有了力量，我就可以粉碎那些曾经伤害我的男生们。粉碎从前那个弱小的，无助的——我。通过书写，抱一抱当年的自己
安蓝
亲爱的童言：当我再次坐在电脑前敲打键盘时，已过了你泰拳达到中级水平的日子。尚未完全康复的我，能感觉到身体异于平时的虚弱，头脑却非常清醒。或许，是一个可以试着去面对过去的时刻？有一天，妈妈跟我聊到了当年， “听说，你在二年级的时候，曾经抱着《现代汉语词典》去办公室找语文老师，证明你组的词是对的，说她改错了卷子，要求她改回来。因为这件事，她被同事嘲笑了很久。而她以为，这完全是我唆使你做的，因为我是高中语文老师。“我记得那次考试，和我要求改回来的那个词，卷子上要求用“鱼”组词，我写了“木鱼”，老师打了叉，我因此没拿到100分。因为《新华字典》上确实没有这个词，而我又太渴望那个100分，于是偷偷把家里的《现代汉语词典》背去学校找老师。所以，班主任一直不喜欢我，后来还说我字写得丑，常常给我扣大笔的卷面分，是为了报复我妈？“这么小的事，能让人如此记恨？”“这个事说起来小，但对于成年人来说，当着无数同事的面在孩子面前承认自己做错了，是巨大‘羞辱’。再加上你有一个当高中老师的妈妈……我也没想到你在学校被欺负的事，竟然会和我有关系。” 当妈妈这么一说，更多的细节涌了出来。低年级的语文老师喜欢扣我卷面分，用粉笔头砸我的脸。高年级语文老师最爱做的事，是上课时让我蹲在地上用椅子当桌子，一直矮全班人一头；是单元测试不发卷子给我让我干坐在那里，然后给我打零分；是每次全教培中心集体开会表彰优秀教师那天都把我留在教室不让走，回来嘲讽我说，“今天你妈又出风头了，优秀论文呢，什么教育与自我教育，怎么没用一点到自己女儿身上呢？”有意思的是，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成年人的恶意可以有多深——将校园欺凌的屈辱感，传递到家长那里。在那个没有电话的年代，我的小学高年级班主任想出了让我妈妈一起受欺凌的方法——她曾经让两个小学生走路去中学高中部找她，要求她立刻马上放下一切去小学见她，不论我妈妈当时是有课还是得开会。还要求学生说，如果我妈妈不跟着她们一起去小学，她们就不能回学校去上课。妈妈说，她当时觉得特别难堪，给高中学生开班会的时候，教室门口还站着两个小学生。真是莫大的屈辱。这些细节是在二十多年后，我们母女坐在一起闲聊时拼凑完整的。现在看来简直是一部荒诞剧，一个小学老师怎么可以让小学生在上学时间离开学校去干这种事？学生们的人身安全不重要吗？学生们不用上课的吗？而我也终于可以理解，那时候还年轻的妈妈，受了这种气，回头看到女儿时怎么忍得住不动手？当我的儿子上了小学，我唯一会反复叮嘱他的就是，“如果有人欺负你，一定要让我知道。无论如何，我总是站在你身后的。”也许因为我的小学时代的孤立无援，在和儿子相处的这些年里，我有意识地从一开始就和他定下了“朋友关系大于母子关系”这条守则，为的就是让他愿意对我说。亲爱的童言，其实，在这个月开始的时候，我就有点后悔和你一起写这个主题。写作对于我来说，是必须诚实的事。而我既然选择了开始，就意味着必须得在这里脱去层层“看起来很好”的外衣，让那条和我共生了三十年的“毒蛇”暴露身形。这一点，从不在我的计划之内。当我看着你快速地完成自己的部分，各种不想继续的情绪时不时会冒出来。只是，有时候也会试着告诉自己，熬一熬，也许等写完，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回忆，能开始松动些，不再那么伤人伤己。很多年后有遇到过当初的同学，其中有人说，“喂，都那么多年了还记着，至于吗？那时候我们都小，不懂事。“不懂事，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作恶吗？不懂事，就必须得到原谅吗？我从未想过原谅那些人，唯一希望通过书写做到的，是抱一抱当年的自己，原谅自己那时的软弱卑微。我做到了，够了。*文中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