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货币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意义?

中国经济货币化的演变及反思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而不断深化。在这个过程中,表现为货币投放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而不引起物价上涨。从1948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例,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市场货币供应量基本处于一种超量供应状态,但市场物价上涨幅度一直低于货币发行指数,论者认为是由于新的信用货币量占领市场,货币容量不断扩展引起的。这种新的信用货币本身在实质上正反映了经济货币化过程中对货币的需求,同时也表明,货币不仅作为流通媒介参与经济循环,而且作为实际财富的替代,被赋予了资产形式。中国经济货币化始于这种为适应恢复时期的相对市场化的经济过程中。由于市场化,货币在经济活动中成为和实物资产一样可以获得等同收益的资产形式。从理论上说,这种地位本身也就标志经济活动日益货币化。用货币价值本身可以衡量经济的各个方面,货币经济成为实物经济的最终替代。1949年至1952年恢复时期,在广大农村地区人民币取代了物物交换,从货币化初级形式交换媒介作用充当了农村地区物物交换的替代。虽然这是一个浅层次过程,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经济货币化向纵深发展。统计数据表明,这三年虽然工农业生产总值只增长了77.5%,而市场现金流量增加了6.05倍,货币供应总量M2增加了23.1倍。值得注意的是后一个数据包含了信贷量。这说明在恢复时期,虽然经济货币化已表现在流通媒介上,但更集中体现为货币作为资产形式的信贷上。这点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现代经济中经济货币化的第二形态较之第一形态,在经济货币化过程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推动力。当然,经济货币化过程并不等同于货币的盲目发行,恰当地表现为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容的货币需求和替代。如1950年2月市场现实流通量为1949年12月的117.2%,M2为135.5%,物价指数为209.4%,物价指数远远高于货币增长率,表明货币已超过经济货币化的容量,为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称的货币发行。中国经济在三年恢复时期,除了信贷支持国营工商业外,并且加强了对私营业务的支持,因而在三年的恢复期保存了市场化的经济模式对货币化的需求,使货币供应和经济货币化同步进行。经济货币化本来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内在规律,但是,中国从1956年始,逐渐深化的计划经济使经济货币化受到严重阻碍。与此同时,也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受到限制。从一般经济学角度看,社会商品化程度越高,金融资产的品种和数量便越大,金融资产与社会产值的比率越高,货币化程度越深。分析中国的状况,1953年我国银行资金运用于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率为15.1%,1956年为19.3%,1978年为33.3%,1989年为47.7%。从这些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1953年至1956年银行资金运用与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率年增长1.4%,而1956年至1978年仅为0.63%。这些数据比较情况说明,1956年至1978年后的计划经济由于采用计划调拨,使中国经济货币化速度大为减慢。再比较1978年至1989年的年均1.4%增长率,进一步可以看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严重非货币化,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1956年后出现的财政划拨款制使企业发展所需的实际货币需求量受到控制,一方面使经济货币化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使经济发展受到限制,表现为1956年至1978年经济发展极为缓慢。这种情况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表现为自1958年起国营企业(包括公私合营企业)需要的定额流动资金70%由财政拨给,1959年后国营农场需要的流动资金,统一由财政拨款,1962年后,商业部门改由国家核拨部分自有资金。自有资金是根据当年经济发展状况后计算出来,事实上每年增加甚微,因而使企业发展所需资金来源缺乏,加之扩大的处延式投资中资金沉淀现象普遍存在,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货币需求受到限制,最终使中国经济货币化道路布满荆棘。与这种状况相适应的是,中国财政存款量占银行存款相当比例,如1970年为46.9%,1978年为40.3%。由于财政存贷是几乎不计息的,因此,货币中很大一部分不参与社会收益的分配,进一步为中国经济货币化设置了人为障碍。中国经济货币化现状及展望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化明显加速,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流通领域的不断拓展、固定资产投入的增长,货币投放量远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以1985年至1993年为例,年均增长率M0为25.41%,M1为19.95%,M2为24.56%,国民生产总值Y为9.54%,而物价P仅为9%。从这些数据分析来看,1985年以来,中国货币投放增长率几乎以三倍于国民经济实际增长速度增长,这表明投放的货币不仅满足增长的国民总产值的需求,而且在经济结构性调整中,投放的大部分货币充当了经济货币化过程中的替代作用。这种情况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中货币作用加强,经济货币化正朝向纵深发展。根据国内一些学者的评估,1985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大约是国民生产总值每增加1%,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同时,合理的货币供给增加略高于2%。从这一情况来看,目前中国货币化已明显高于前几年,表明中国已逐步走向货币经济纵深阶段。中国经济在货币化过程中,由于货币的非市场化因素普遍存在,致使货币并没有完全等同实物资产享有等同的收益率。有关专家估计,中国专业性或政策性银行拥有占资金市场80%以上的资金,而其中按市场原则贷款经营的货币仅在40%左右,低于成熟货币经济的要求。另据1993年《中国经济年鉴》有关数据表明,中国一年期存款利率为9.18%,而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为9.36%,基建贷款几乎等同于存款利率,而粮棉油、外贸出口收购贷款利率又低于存款利率,仅为8.46%,特区、开发区贷款利率更低,仅为2.88%,远远低于存款利率。而一些经济货币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美国1991年存贷款利率分别为5.84%和8.46%,德国为7.62%和12.46%,贷款利率都高于存款利率,表明货币作为社会资产的形态,参与了社会收益平均分配,显示出成熟货币经济特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存贷利率差,可以说已经比较顺畅,货币经济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但是,由于相对普遍地存在着呆坏账现象,使相当一部分货币资产并没有获取社会收益。如在经济活动中,固定资产投资任意扩大化等,造成的结果是社会对货币资产形态的忽视,由此引发了争贷款而不计利率的现象。从根本上讲,这种现象的出现仍归因于中国经济中虽然货币投放量增长高于经济增长,但在一定程度上货币并没有体现出真实价值,没有参与社会收益的分配,因此,货币投放量的多少,在中国经济中和物价联系并不太紧密。这也说明,中国经济还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货币化不太高阶段,离成熟的货币经济尚有一段路要走。当然,中国目前经济货币化状况,比较改革开放前已大为改观。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日益深化,经济货币化必将随之加深,使中国经济步入成熟货币经济时代。从目前中国经济中普遍存在的资金紧张情况也可以看,经济货币化中的经济主体已提出了货币经济深化的要求,表明尽管存在诸多困难,中国经济货币化正在向纵深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阻挠的趋势。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货币市场化必将不断深化。
(图片来源:全景网)【金融其实很简单】非货币化的社会为了建立资源配置秩序,必然把人分成各种类别、层级,树立某种等级秩序,不允许个人有太多选择自由,否则,容易造成乱序。那么,货币化的社会就必然更加扁平、更加稳定吗?为什么货币化更有利于解放个人呢?货币化是咋回事孙挺第一次到美国是2003年,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都明码标价,谁出价高谁就多得。飞机分头等舱、公务舱和经济舱,完全以价格确定,谁愿意多付钱,谁就得到头等舱;医院门诊和住院床位,有很多选择,但都根据价位区分,而不是根据行政级别或辈份年龄分配。吃饭时,不按领导级别、官位大小或者辈份高低排位,也不根据官位或辈份决定谁先动筷子,没什么“领导先吃”。喝酒就更是自愿,想喝多少就喝多少,快慢自己定,不会有人劝酒。出门进门,谁先到就自然先过,不会按级别高低、辈份大小让来让去搞得谁也走不了。孙挺一直想:这个社会为什么这么扁平、等级观念不普遍呢?答案在于货币化,在于货币取代行政级别和辈份年龄的程度。货币化程度越高的社会,行政级别和辈份年龄就越不值钱。以货币规范的秩序有几项基本特征。其一,这种秩序是基于交易各方的自由选择,是基于权利平等的交换,不像基于暴力、基于行政权力或道德教条的配置关系中那样有一方或几方是被动强制的。自愿交易的含意是不管结果如何,双方都不会有怨恨;相反地,基于强制力的非自愿配置必然以压制一方的权利为基础,会引发不满,有不满就容易有怨恨。压制越强,怨恨越深,以暴力反制的倾向就越强。因此,货币化的社会更加平和,脸上表现出的怨恨也少。一旦基于权利平等的交换成为社会的普遍现实,人们会方方面面平等相处,社会变得更加扁平。其二,货币化市场交换是等价交换,谁多得还是少得,由他付出的或创造的价值而定,而不是由他的暴力能力、行政级别或者辈份年龄决定。也就是说,在儒家社会里,辈份高、年龄大的人多得,不管的贡献大还是小,都如此,这不仅不公平、不公正,而且使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不会把更多资源配置到能人的手里;但货币化的社会就不会这样,而是会根据你创造的价值、做出的贡献高低来定,因为能出高价的人一般是已经创造了高价值,做出了大贡献的人,所以,由他们在资源配置中多得不仅公正,而且让更多资源掌握在有能力的人手中,提升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这当然有利于社会进步。这也是为什么货币化的市场经济发展得最好,而基于暴力、行政权力、辈份年龄或宗教道德的经济体可以数百年固化不变,死水一潭,难以进步。其三,正由于货币化的社会里利益交换、资源配置是基于自由选择,私有财产必须得到充分保护、不能被权力随意强制(否则,交易就是非自愿的了),因此,这样的社会更会推进法治并催生出制约政府权力的制度体系,也更能激励创业创新,恒产才能恒心。其四,货币是中性的,是“身份中性”、“地位中性”、非人格化、跨地区通行的“通货”,一百块钱的人民币上不包含血统符号、年龄符号、代际符号和籍贯符号,也没有学位符号、职称符号。在全面货币化、“只讲钱”的社会里,一个清洁工的一百块钱跟部长、亿万富翁、学者的一百块没有区别,购买力一样,因此,在真正货币化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更加平等,社会结构扁平。而这些“中性”从本质上给了持有货币的人以自由:有了这一百块钱,你去哪里都可以换取等价物。在货币化与非货币化之间好啦,前面讲得有些抽象。实际上,货币化和不货币化的例子在我们生活中会处处碰到。比如,之前谈到2015年底开始的“宝万之争”,在宝能大量收购万科股票后,万科高管表示:“你们不配,万科不欢迎宝能”,并且启动了漫长的股票停牌。随即,宝能的实际控制人姚振华回应说,“起点确实不高,但收购合理、合法”。“起点确实不高”是啥意思呢?宝能出的人民币跟别人的人民币不同吗?这里,“起点不高”主要指姚振华原本是个卖菜的,而且据说宝能的收购使用了高杠杆,通过举债成为万科的第一大股东。当然,如果宝能的钱是非法所得或者所用的杠杆违法违规,那就另当别论,但那是执法部门和监管部门的事情。在当时没有执法部门和监管部门判定宝能违法违规的情况下,姚振华和他公司的货币跟其他投资者的货币应当是完全平等的。可是,万科管理层不这样看,认为姚振华不配,后来保监会也跟着这么看,证监会就更是把不同机构投资者划分成“妖精”、“狐狸精”了。姚振华的人民币跟其他投资者和机构的人民币相比,不再是权利平等、机会平等了。出身或血统低下的老百姓即使有钱了,其钱也是低等的。这只能说明A股资本市场不是真正货币化的市场,身份和血统甚至超过货币的重要性。从这个简单例子中,你看到了货币化程度低的社会为什么对草根更加不公平。而如果资本市场完全货币化,只认钱,那么,草根出身的姚振华当然就跟其他人有同等的机会出人头地了。跟人们生活更贴近的例子肯定是房地产。在2004年开始调控之前,房地产市场是真正货币化的市场,不管你是官二代、富二代,是穷二代或农民还是外国人,只要你有人民币,就可以在北上广以及任何二线城市买卖房子,也不受户籍制度的影响,每个人的人民币都价值一样、权利相同。那时候的房地产市场是真正的权利扁平的市场。可是,在经历了不断的调控和限购令之后,如今的房地产市场又成为高度不货币化的市场,你仅仅有人民币还不够,有户口还是没户口,结婚还是离婚了,已经有房还是没房,等等,你又要很多身份与其它个人信息的证明才能买房,住房按揭贷款也要有很多非货币的要求。这些限制性政策的直接效果是使得货币的真实价值贬损,间接效果是使不同人群的权利与机会又变得不平等。最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个积极的货币化例子,让你理解为什么货币化给人类带来和平。在人类历史上,战争暴力是获得领土、占有资源的一贯手段,甚至是唯一手段。但是,在过去十几年里,重庆等地方的公司通过跨国货币化交易,在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买了大量的土地;买到之后,你能像当地公民一样全权支配、使用这些土地或岛屿,享有充分的土地财产权;只要你满足当地的环保法律,你可以种粮食、蔬菜,也可以办工厂、盖房子,当然也可以让它抛荒。如果当地政府无理刁难你,你还可以起诉他们。你看到,过去是靠暴力战争获得土地,现在是靠完全自愿的货币化交易买到土地,尽管结果一样,都获得了土地,但前一种方式导致以暴还暴的恶性循环,使世界趋于暴力、走回野蛮,而后一种方式是基于一方交钱、一方交土地的自愿交易,即使有一方事后觉得自己吃亏或者出现纠纷,也不一定冤气冲天,因为是自己自愿签约而非强制的交易,顶多会诉求于法院,以文明手段解决纠纷。货币化就是这样催生人类文明,不仅让社会更加机会平等,而且使秩序更多地基于规则、走出枪炮。货币是基于规则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工具。我们看到,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以此配置资源。货币是自由选择秩序的必要支撑,是支持自由选择的具体工具。反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必然包括去货币化,因此也必然削弱人的自由。其次,货币是中性的,是“身份中性”、“地位中性”、非人格化、跨地区通行的“通货”,一百块钱的人民币上不包含血统符号、代际符号,也没有学位符号、职称符号。货币化的社会因此更加权利平等。最后,管制政策往往是歧视性文化观念的一种反映。姚振华之所以被抬出来、被抵制,相当程度上跟他的出身和背景关联。管制政策越多,那么,去货币化的程度就越高,不平等就越严重。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就是具体的例子。(本文为喜马拉雅《陈志武教授的金融课》讲座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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