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车结为伴侣之后,情侣任务是不是不能做了?_百度知道
飞车结为伴侣之后,情侣任务是不是不能做了?
我有更好的答案
会有伴侣任务的 而且完成伴侣任务奖励的是点卷也能完成活跃点
嗯，不能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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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婚恋情侣】高尚心灵的联盟——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故事
　　高尚心灵的联盟1959年3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太阳灿烂地升起来，和煦的阳光照暖大地。春风像醉了，吹破了珠江，江面上起了微波，一层一层的细浪，受了阳光的照射，一时变得光辉起来。美丽如锦之穗也聚然变得如诗似画。在这个南边春早的日子里，赴穗甚久的邓颖超沐浴着朝阳，呼吸着新鲜气息，感到胸脯里分外凉爽、舒畅。但更使她畅快的还不是满城春色，而是北京来人给她捎来了一封信。不见当时的情景，你是不容易懂得“鸿雁寄情”这句诗的妙处的。短笺摊开在邓颖超面前，在雪白光洁的信纸上，在刚劲有力的字里行间，都倾注了温馨的柔情。信上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邓颖超都细看了两遍，并情不自禁地吟哦起来：等了几天没接到你来电话，今午听说你又病了，甚为惦念。明日当与你通话，希望你能提早回京。我大约可迟到二十三日才走。这几天为报告忙起来了，而国内外又有些文电和事情要办，睡眠便又少了起来。现已夜深，听说明午琮英去穗，写此短笺，聊表怀念。“三八”之日虽未通话，却签了一个贺片，而且还是三十年前的笔名，你看了也许引起一些回忆。老了，总不免有些回忆。但是这个时代总是要求我们多向前看，多为后代着想，多向青年学习。偶一不注意，便有落后的危险，还得再鼓干劲，前进再前讲啊！翔宇一九五九年月三月十八日夜读到这里，邓颖超心如潮涌，浮想联翩，不由得站起，来回踱着步子。使邓颖超激动不已的，并不只是信中那平和的言语充满温馨，还有一种油然而起的对过去峥嵘岁月的回顾。在这之前，她长年累月忙于工作，简直没有什么时间去忆念过去，但是现在，仿佛一种神奇的东西似的，一下子把她和恩来的回忆拉回到30年前的豆蔻年华去，于是她的心就跳跃起来。邓颖超和周恩来这对老夫老妻之间，是很有情趣的。结婚几十年了，“三八”妇女节未通话，还要送卡祝贺，而且签的是30年前的笔名。这贺卡，这笔名，虽然是平常事，但却像一杯带着淡淡香味的清茶，越品尝越唤起她的情感，使她不能不沉浸于对以往的回忆之中。她不禁想起青年时代与恩来相识，相知，鸿雁传书，以至终于结合的情景。那是1919年6月间，邓颖超和天津女子师范的同学去参加一次群众大会。主席台旁，仁立着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穿着蓝色长衫，白色胶鞋，头戴一顶鸭舌帽，看上去文质彬彬。他高高的个儿，红扑扑的面容，站在那儿，像秋天山岗上的一棵红枫那样英姿勃勃。特别惹人注意的是浓眉下的一双明亮的、炯炯有神的眼睛，显得非常锐利。台下有人指点说：“那个年轻人叫周恩来！”此话一落音，立即引起女同学们的一阵悄声议论。从这个时候起，邓颖超才知道周恩来是谁。巧得很，没过几天，周恩来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举行的讲演群众大会了解情况。他到来时，邓文淑正在台上演讲。（笔者注：邓颖超原名邓文淑）他不认识这位把慷慨激昂、浩然正气贯穿于整个演讲中的女青年。于是，便悄声问身边一位相识的女士：“她是谁？”“她叫邓文淑，幼年就失去了父亲，靠母亲杨振德行医和当家庭教师的收入来维持清贫的生活。”“大约有十六七岁吧？”“不，只有15岁，是我们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所以大家都叫她小妹。”“那么，小妹经常演讲吗？”“常讲的。她是爱国同志会的演讲队长，擅长宣传鼓动，听她讲演的人常被感动得热泪涔涔，所以经常最先站出来讲话。”说话间，邓文淑演讲结束，兴高采烈地跳下台来。不等她小歇一会，与周恩来交谈的那位女士忙热情地喊道：“小妹，你过来一下。”邓文淑凝神细看，喊她的是女子师范的同学，于是便赶紧走上前去。女友一边握着邓文淑的手，一边看一眼身边的周恩来，微微一笑说：“小妹，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他叫周恩来。”邓文淑不等女友说完，便机灵地插进来说：“我见过他，就在不久前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两人很快交谈起来。假如真像诗人赞誉的，两颗充满革命激情的火热的心，为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目标所连接，那么，周恩来与邓颖超就是这样。正是“五四”爱国运动使他们相识，并逐渐在相互交往中相互有所了解。后来，他们在一起开会，办刊物，组织“觉悟社”，在一起讨论座谈，一起研究世界新思潮，研究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形势、任务和策略，两人的接触就自然而然地多了起来。邓颖超在五四运动激流中的热情、坚忍和刚强，在日常生活中的坦诚、淳朴和谦逊，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周恩来的过人智慧、冷静头脑、坚定意志和对革命事业锲而不舍的追求，也深深打动了邓颖超的心。这样两颗充满革命激情的火热的心，自有一种神秘的、微妙的交流，彼此都从对方最优秀的部分汲取养料，以促进自己的成长。也许，他们之间最隐秘的情意正是从这里产生的。照常情，青年男女，特别是目标一致、志趣相投的青年男女，在相互交往中逐渐萌生爱慕之情是很自然的，无可非议的。但那时，周恩来与邓颖超虽然都感到对方是自己心中的一块绿荫，甚至是自己心中的太阳，却丝毫没有心思去顾及个人感情。他们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去，难得有时间去考虑个人关系方面的事。为了救国，忙着斗争，他们都严格地克制着自己感情的闸门，不允许情感的潮水放纵奔流。后来，邓颖超回忆起那时与周恩来交往的情景，曾记忆犹新他说：那时候，“我们都是觉悟社的成员，开始接触多了，他在学生联合会编联合会报，我做学生工作。当时，我看到他跟别人讲话很多，话很长，而我那时还是少女，他对我讲话就比较少了，而且话很短。那时人们还有不少封建观念，男女授受不亲嘛！当时我们不少学生相约：不恋爱，不结婚，把全身心投入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受拖累或给后人添麻烦”。到了1921年，邓颖超对男女相爱问题有了新的想法，而且已经思考得比较明确了，认为青年男女应该相识、相爱、结合，但要有勇气冲破封建桎梏，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要找一个志同道合，条件相适的对象。在她心目中，周恩来在许多方面就符合她选择的条件，但是这种感觉在她心中还是很朦胧的，从来也没有丝毫表露过。如果说朦朦胧胧的爱慕在诗人笔下是情人之间的纱幕，更是珍藏在意中人心中的一种爱的萌动，那么，邓颖超的确有过这样的体验。反过来说，周恩来也是一样，不过他比邓颖超的体验更深些，更具体些。新中国成立若干年后，有一次说起往事，越谈越兴奋的周恩来竟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他对邓颖超的第一印象：1919年初夏，“有次在天津集会，最先站出来讲话的，是一个两只眼睛很引人注意的女孩子”。这双豁亮、坚毅的眼睛，在他心底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伴随着这坚毅目光而吐出的洪亮声音、浩然正气以及真诚的爱国之情，也同时在他心底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把初次相识以及尔后在相互交往中的美好印象一直珍藏在自己心中，纵使日久天长，也难以忘却。日，周恩来同来自天津的同学郭隆真、李福景、张若名等一道，乘坐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到巴黎公社的故乡法国勤工俭学，进一步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国共产党旅法小组（后发展为旅欧支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留在国内的邓颖超则开始走向社会，先是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小教书。两年后，她应聘到天津达仁女校任教。除了教学以外，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充当女权运动的先锋。他们一别就是四个春秋。虽然相隔万水千山，但四年前在相互交往中所萌发的爱慕之情，好像是一座坚不可摧的桥梁，它可以跨过云山万重，即便关山阻塞，迢迢万里，也能把两颗火热的心连在一起。事实上，他们从未间断彼此的联系。1921年，周恩来先在巴黎郊区的阿利昂法语学校补习法文。不久，转到法国中部的布卢瓦城继续学习法语。尽管学习紧张，还进行社会调查，晚上常常通宵达旦地给天津《益世报》撰写旅欧通讯，但他还是挤出时间多次给邓颖超写信，托进步教育家马千里转交邓颖超。后来，周恩来与邓颖超便直接通信往来。凭着鸿雁传书，他们交换着情况，交流着思想，彼此情更长，谊更深，宛如积雪融解的春河一样，不断地涨起来，心灵的河床愈来愈满了！两个志趣相投的年轻人情爱的苗在各自的心里生了根。邓颖超把她和觉悟社的其他社友共同组织“女权运动同盟”，成立“女星社”，并出版一种定名《女星》的刊物，寓意妇女解放的象征，以讨论妇女问题为宗旨等信息，不断写信告诉远在法国的周恩来，征求他的意见，与他进行磋商。周恩来把他和蔡和森、赵世炎等在法国的见闻写信告诉邓颖超，把他们主办出版的旅欧中的少年共产党的油印机关刊物《少年》、《赤光》寄给邓颖超和觉悟社成员。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的通信，讨论的虽然都是革命与斗争，但在字里行间，也不乏含蓄地流露出个人感情。邓颖超清皙地记得，在1923年的一次来信中，周恩来十分巧妙、十分精彩地向她表露了自己的心迹。从这封信的词语来看，丝毫看不出像春燕式的呢哺，更丝毫看不出卿卿我我的抒发情意之词，但是，随信附有一张不寻常的画片，画面上是一位年轻美丽的女郎。晴天一碧，万里无云，太阳从海面上升起来。金色的光里，一个肩披洁白轻纱的少女，自然伸展着双臂，好像一只俊俏的白天鹅，迎着“吹面不寒杨柳风”奔跑，椭圆的、白皙的、晶莹得宛如透明的玉石似的脸上呈现出甜甜蜜蜜的笑容。旁边的法文题词妙不可言：跑啊，跑啊，跑向幸福！这是很美很美的意境，周恩来自然愿这意境进入邓颖超的心灵深处，借以给她热烈的爱的启迪。不错，她看看画片，仿佛悟到了什么，不由心口突突突地跳，脸上感到火辣辣的。她紧盯着这幅震撼心灵的纯情画，怎么也看不够。因为，她觉得这张活跃着爱的灵性的小画，似乎比那貌似辉煌的空洞承诺更生动，更形象，更能温暖自己的心田。她已经是18岁的姑娘，她懂得爱的真谛：爱，是不需要声明的；静悄悄的爱，往往具有撼动魂魄、高扬良知的力量！而事实上，她确实有着美好的憧憬，周恩来轩昂大度的举止，卓荦不凡的言谈，以及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早就在她心里生了根，但从不敢有什么奢望。她觉得，论才貌和实干精神，自己都在他之下，何况她知道周恩来在法国有一个女朋友，长得很秀美。所以接到这封信和画片后，她虽然激动一时，也曾有过这方面的闪念，但确实没往这方面多想，她性自己是单相思。其实，邓颖超担心自己单相思，那是完完全全地错了。后来，周恩来接二连三地给她来信，明确提出了永远和她相爱的问题，并且要她作出明确回答。怎么办才好呢？虽说欲迎故拒是女性初恋心理的历史积淀物，它来源于悠久文化的影响，致使多数女性也刻意追求之，不敢也不愿意逾越这种心理障碍，去适时采撷爱的果实。但是，对邓颖超来说，周恩来的灼灼情意已呼之欲出，她是不能不作出抉择啦！邓颖超，祖籍河南信阳，日出生于广西南宁。她是独生女，幼年就失去了父爱，靠母亲杨振德行医和当家庭教师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因此，这桩大事要和妈妈商量。妈妈说：“儿女之事，唯有婚姻为大，这种事情着急不得，等他回国后看看再说。你们俩人现在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国内，着什么急呀！”囿于妈妈的意见，邓颖超只有搁下这桩心事，不给周恩来以应有的回答。两三个月过去了。这期间，周恩来频频来信，紧迫不舍，恳切催问。邓颖超深深感动了，终于报以肯定的答复。就这样，在频繁的书信往来的感情交流中，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在五四运动以来结成的患难与共的战友情谊，终于升华了。爱，被友情催熟了。这段鲜为人知的恋情，古稀之年的邓颖超曾向长期在她身边工作的秘书赵炜叙述过，她讲出了连侄儿侄女也不曾披露的爱的隐秘。她对自己与周恩来恋爱历程的回顾，也可以从周恩来的角度得到印证。1956年，周恩来在教育他的侄女正确对待恋爱和婚姻问题时，讲到过这段经历：在旅欧期间，他曾有过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那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周恩来说：“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作为一个革命者的终身伴侣，必须也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应该选择一个能够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人作为伴侣，共同战斗。我是这样选择了你们的七妈（即邓颖超）的。接着，就和她通起信来了。我和你们七妈在共同的斗争中和长期的通信中是相互了解的，基础是坚实的，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紧紧地连结在一起。”“怪不得那会儿突然连连接到你的来信呢！”在一旁凝神谛听的邓颖超被周恩来的坦诚逗笑了，不由打起趣来。其实，邓颖超说的不是玩笑话，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33年前，她和周恩来正是在书信往来中定情的。确定了爱情关系不久，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奉调回国。1924年9月，他到达广州，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和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同时还担任着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这些重要职务集于一身，对26岁的周恩来来说，责任是够重的，也是够忙的。所以，他归国后将近半年，却不曾有机会同在天津工作的邓颖超见上一面。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为我们党早期杰出活动家的高君宇，代表中共北京区委出席。周恩来则代表留法组出席这次大会。他在这次会议上见到北京区委委员（曾任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高君宇，并托他返回北京途中在天津下车，到邓颖超任教的学校里去看望她，还特地给她带了信。于是高君宇做了邓颖超和周恩来之间热诚的“红娘”。半年之后，即1925年8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把秘书陈赓请到自己的房间，开门见山他说：“陈赓，小超奉命到广州工作，明天下午就到，我正忙于反对英国当局的省港大罢工，无论如何分不开身去接她，想请你帮个忙，替我去码头接一下，你看可以吗？”“当然可以。”陈赓生性活泼风趣，听周恩来这么一说，不由问道“只是我从没见过小超大姐，怎么辨识呢？”“你急什么？”周恩来快意地微笑着，从一个笔记本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他，充满着自信的样子说：“你拿去看看吧，小超的模样全在上面，凭着照片认人，不会认不出的。”陈赓是黄埔一期的高材生，毕业后留校工作，与贺衷寒、蒋先云号称“黄埔三杰”。他集勇敢和机智于一身，但这次任务却使他作了难。他没有料到，轮船靠岸了，乘客鱼贯而出，与等在岸边的人搅在一起，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多得只看见黑压压一片人头。拿了一张相片的陈赓，尽管瞪大了自己的眼睛，留心分辨下船的每个人，可在好像火柴盒里挤满了火柴头的码头上，到哪里去寻觅相片上的姑娘呢？码头上的人群将要散尽，这时五彩缤纷的夕阳渐渐隐去，灰色的暮霜悄悄地走拢来，眼前滔滔向东流去的江水，泛起了似青似白的反光。江面掠过来的晚风，叫陈赓禁不住打了一个寒噤。“难道出什么事了？”陈赓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急急忙忙往回赶。他推开周恩来的门，正想进去报告情况，没想到周恩来浓重的淮安乡音出了口，很兴奋很激动：“陈赓呀，你不必惊慌，更不必道歉，小超已经到了！”原来，邓颖超根本不知道周恩来的这个临时安排。当她踏上码头，在人群中左顾右盼了一会，没有看到朝夕苦思的周恩来，只得照着信中所告知的通讯地址，独自找到了住处。就这样，找上门去的邓颖超成了周恩来的新娘。日，他们在广州中共广东区委所在地的一间极简朴的小房子里，结成了“愿为双飞鸟，比翼共翱翔”的革命伴侣。是年，周恩来27岁，邓颖超21岁。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没有进行正式登记，也没有举行结婚仪式。不过，邓演达、恽代英、熊雄、高语罕、张治中等许多朋友还是聚在广州市太平餐馆，热烈恭贺周恩来和邓颖超新婚之喜，宾主尽欢，还放了鞭炮。后来，恽代英曾回忆说，那天中午，当前来贺喜的朋友们到齐时，太平餐馆足足有六七十人。当邓颖超挽着周恩来的臂膀进来时，许多朋友从桌边的椅于上站起来，热烈鼓掌恭喜这对珠联壁合的新婚夫妻。邓颖超不十分漂亮，但带着我们东方古典风韵，圆圆脸，大眼睛，齐耳的短发，素装淡抹，看上去全身都充沛着一种朝气蓬勃的生命的活力，正像春天山谷中的一朵百合花那样淳朴可爱。在聚餐之前，她和新郎摆好了姿势拍了照。在这张结婚照里，新娘穿一件朴素的短外衣和蓝色的短裙，显得非常得体。新郎则穿一身标准的学生装，脚穿皮鞋，留着修剪得很得体的、浓密的短发，一副朴实大方、快乐兴奋的样子。张治中也曾回忆道：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的时候，虽没有举行结婚仪式，却当着许多朋友的面宣布，把“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识”作为相伴终身的准则。这实际上是他们的恋爱观、家庭观和生活观的真实写照。他们正是怀着这种至真至美的爱情投身到共同的斗争中去；在共同的斗争中，爱情融进更高层次的氛围，不断升华，更加绚丽了！婚后，他们搬到文德东路文德二楼一间约10平方米的房间里居住，房间陈设十分简朴，生活也过得十分简朴。即使这种简朴的蜜月，也过得极为短暂。结婚没过三周，周恩来就重返前线，去参加从1925年10月开始的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邓颖超也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之中。为了进一步推动广东的妇女运动的发展，作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的邓颖超，与妇委会领导人蔡畅携手并肩，同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何香凝等团结合作，共同领导和组织广大妇女投身国民革命，各方面的工作都开展得很顺利。但不久，邓颖超觉得自己全身乏力，不思茶饭，有时还伴有呕吐。没过几周，人明显瘦了，眼睛凹陷下去了。到医院看医生，一查方知有孕。她拖着沉重的身子，坚持领导广东的妇女运动，殚精竭虑为广大妇女解放而斗争。这样支撑了一阵，却难以持久下去。年轻的邓颖超考虑到工作十分繁忙，有了孩子不仅会分自己的精力，也会分丈夫的神，便瞒着周恩来毅然堕胎。万没想到，汤药服下之后，引起了全身发热，热气从心里渗到各个部位，汗便从皮肤里透到胸前、背上。用毛巾揩汗，倒像是挤汗一般，越揩流得越多，渐渐将近虚脱了，紧接着又发生大出血，生命危在旦夕。妻子危急的消息，惊动了周恩来。他闻讯急忙赶回来，找医生千方百计抢救，邓颖超才脱了险。医生坦率地对周恩来说：“你妻子的急病，完全是堕胎所致。”送走医生，周恩来望着脸色苍白的妻子，他的心被震撼着。当妻子无力的目光和他那双激怒的目光碰在一起时，他真想跳过去训斥她一顿。但是，他很快平静下来，用慨然长叹代替了一切。因为他考虑到妻子刚刚转危为安，需要安静休息，还需要补充营养以恢复体力，怎么好徒然发火呢？他咽下自己的怒气。翌日，当邓颖超的元气恢复过来时，从来都十分体贴妻子的周恩来，忽然霍地站了起来，把那杯牛奶直递到妻子手上，说：“你先喝下去吧！”喝罢，趁她不注意，周恩来狠狠瞪了她一眼，责备道：“小超，你怎么做这样不负责任的事？为什么这样轻率自作主张打胎？人命关天的事，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商量一下再定？”一连串的责问脱口而出，声音严厉，咄咄逼人。面对丈夫连珠炮般的质问，邓颖超很是窘困——她只好心平气和地解释：“我考虑到广州工作时间不长，你和我任务都很重，工作都很忙，哪有时间照料孩子，这才拿定注意堕了胎。”“革命与孩子并没有根本的矛盾，而且还可以辩证地统一起来！况且，要不要孩子，也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嘛，自作主张堕胎无论如何是没有道理的。”周恩来依然气恼他说，“革命者并不排斥生孩子的权利，留着孩子对革命也有利嘛！”听着周恩来的这番话，邓颖超无言以对，只是默默地点着头。“孩子失去了，不能再挽回。眼下，我真担心你的身体。”周恩来的情绪逐渐平静了下来，他向妻子投去温馨的目光，动情他说：“你要多吃点补品，好好滋补一下身子。”“我会的。”邓颖超笑了。“我盼着有个孩子呢！”周恩来揽着妻子说，“我想，我已经是二十七八岁的人了，难道不该有个孩子？我喜欢孩子……”邓颖超靠在丈夫怀里满口答应。这天夜里，邓颖超睡得很香甜。她梦见自己生了个胖娃娃，浓眉大眼，英俊的脸庞，和父亲一模一样！不久，邓颖超好梦成真，果然又有了身孕。她感到了以前不曾料想到的种种乐趣——那种种乐趣在她心里也越来越强烈了。她陶醉了，陶醉在一个年轻母亲的憧憬里。渐渐地，邓颖超预产期已到。她由母亲陪同住进广州长寿西路一所私人医院里。她的思绪和向往，现在都凝聚在即将出世的孩子身上。她像久旱盼甘霖的农夫一样，盼望孩子快点落地；她盼望她和恩来共同结晶的新的小生命脱颖而出，哭哭笑笑到家里来。她知道他喜欢孩子。不幸的是，入院后邓颖超难产。她躺在产床上已经三天三夜了，浑身冒汗，痛如刀绞，可胎儿太大，怎么也生不出来。如果再拖下去，母子两人都难以幸免。人命关天的事，岂能再延迟？她的母亲是一位中医，很精通脉理，替女儿把脉，不禁暗吃一惊。她知道，女儿弱小的生命，已到生与死的临界线，如不及时采取断然措施，免不了会因失血过多而死去。于是，她请求医生当机立断。当时，尚未有剖腹产的医术，只好用产钳强行拉出婴儿。邓颖超得救了，钳出的婴儿却因脑部严重损伤而夭折。很可惜，一个又白又胖的男孩，一个脸庞和父亲一样英俊的儿子，未能在人世间“哇哇”地哭一声便去了！10月怀胎，含辛茹苦，婴儿竟未能成为家里的一个成员。面对如此重大的打击，邓颖超以无比坚强的毅力，硬是挺了过来。难产的消耗，失子的悲痛，使邓颖超的身体极度虚弱。她需要精心调养，更需要丈夫的慰藉，可周恩来远在上海领导著名的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正当这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上海各界人士欢欣鼓舞地准备迎接北伐军时，反动派的阴谋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4月12日，蒋介石发出了大屠杀的命令。三天后，广州发生了“四·一五”清党事件。顿时，广东区委军委机关被搜查，许多共产党员被逮捕，被枪杀。邓颖超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日上海大屠杀后三天，广州国民党当局也搜捕共产党人。当时我因难产尚未出院，党的机关和我的住处被抄了，有的同志被捕第二天就被杀害了，我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我想只要我还活着，就要坚持斗争下去。”那时候，摆在邓颖超面前的形势是十分危急的。后来，王月宗等描述她的处境时写道：“邓颖超住的医院也没有幸免国民党右派的搜查和追捕。幸好这家医院主治医生王德馨女士是一位基督教的修女，出于人道，把邓颖超母女转移隐藏在后院一间偏僻的小屋内，向外宣布产妇已经出院，不知去向，这才侥幸应付过了搜查和追捕。主治医生每天派护士给邓颖超母女送水送饭。后来时局越来越紧张，邓颖超忘记了失子之痛，她惦念恩来和同志们，她急需找到党。正当邓颖超欲战不能，欲走无路的时候，党派陈铁军来了。“原来，4月15日夜里，国民党右派的特务、军警包围了中山大学学生宿舍，他们点名要捕捉陈铁军。这事被学校一位女工知道了，她立刻通知陈铁军说：‘你赶快逃跑吧！外面有警察来捉你呢！’陈铁军跳过围墙，逃出学校，她从虎口中逃出来，便冒着危险设法联络其他同志，要他们及早应付反革命的突然袭击。陈铁军去医院通知邓颖超时，为了防止引起敌人的注意，她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贵妇人，沈卓清同志化装成她的女佣，去妇产医院，见到了邓颖超，告诉邓颖超国民党右派叛变，到处搜捕中共党员和进步分子的情况。陈铁军还告诉她，组织上要她立刻离开广州。这时，邓颖超出乎意料地接到了周恩来的通知，要她赶快到上海，并用化名登报找他。那时邓颖超产后刚刚能下地走动，在医生王德馨、好心的护士韩日修的掩护和陈铁军的帮助下，终于和母亲平安地经香港辗转到了上海。”那天，正好是5月1日。邓颖超的母亲遵照周恩来的嘱托，以她自己的名字在报上登启事，找伍豪（当时周恩来化名伍豪，尚不为知），说你长期不回家，现在我带女儿到上海找你，见报后希速到旅馆来接我。周恩来见到启事后非常高兴，立即派人把邓颖超母女接到一家日本人开设的福民医院，躲了半个月。以后找了房子，周恩来和邓颖超才在一起住了几天。战争年代，革命者的相聚是短暂的，生离死别是常事。鉴于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周恩来于5月下旬到武汉。6月间，邓颖超也奉命调武汉工作，他们又得以短暂相聚。但一个月后，周恩来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去领导南昌起义。这次行动是极端机密的。临行前，他对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妻子）都守口如瓶。邓颖超回忆说：“7月19日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妻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呀！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周恩来走后不久，邓颖超随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秘密迁回上海。在这里，她和许多革命者一道，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生活5年之久。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刚刚迈进第7个年头的一个晚上，周恩来凝视着到瑞金已经有些日子的邓颖超，一语双关地说：“从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严密统治下的上海到苏区，这个变化很大，从此我们开始从非法环境转到公开活动的环境，这是与白区截然不同的一种新的生活和新的战斗的环境。我们的斗争还很艰巨，但我们的生活将会安定些，因此我希望不久要个孩子。我知道瑞金有优秀的妇产科医生。”生个孩子也是邓颖超的愿望，所以，听了周恩来的话，邓颖超满口答应下来。可过了一段时间，邓颖超没有身孕。又过了一段时间，仍然没有身孕。想到恩来喜欢孩子，生个孩子对邓颖超来说，就越发显得迫切。终于，邓颖超来到一家医院接受检查。医生经过认真、仔细地检查之后，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邓颖超一切正常，之所以过去几年不孕，很可能是难产的损伤和产后的长途颠簸，加上营养不良所致。这个结论是不幸的。它意味着邓颖超失去做母亲的权力。在中国，子女对夫妇间的感情是很重要的。就是在西方，子女也是维护夫妇感情的一条纽带。有人说，孩子是爱情的结晶，是爱情生活所追求的幸福和快乐之一。特别是夫妇到了中年，孩子就更是增添家庭乐趣、夫妻感情不可缺少的了。反过来说，倘若人到中年还没有一个孩子，那将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不戴上偏见的眼镜而举目周围，就不难发现有许多的夫妇虽从初恋、定情和结合中获得了满足，感受了幸福，但后来由于对方不能生育而重重地创伤了两人的心，以致最终不得不分道扬镳。爱神在他们那里，好像已经垂老，不，其实是已经死亡了。那么，对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的周恩来和邓颖超来说，会不会也走这条许多人难以摆脱的道路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据说有一次邓颖超以极镇定的语词慎重他说：“恩来，事情不能再拖下去，我看，我们现在就分手吧！”那时，尽管进城“改组风”极盛，但是，周恩来不以为然。他双臂抱在胸前含笑望着邓颖超，继而严肃又认真地问道：“什么理由？”“我一直不能生育。”邓颖超直言不讳地说：“你已经是50出头的人了，如果再延迟，我岂不是成为让你绝后的罪人吗？”面对这种无可奈何的状况，周恩来坦坦然然地说：“我看问题没那么严重啊！再说，你讲的不能算理由嘛，没孩子就没孩子吧！”邓颖超心头一阵感叹：多好的总理，多么深情的丈夫哟！接下去，周恩来略微沉思了一会，旋即用商量的口气说道：“小超，我想我们可以把烈士的后代当成自己的子女，抚养他们，爱护他们，教育他们成长，算是为烈士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你说好不好？”“这个主意好，我当然要举双手赞成喽！”邓颖超毫不迟疑地边说边点头。“好！”周恩来爽朗地笑了，“小超，我们就这样说定了。”夫妻的这个共识是在50年代初。后来，周恩来和邓疑超果然收养了几个烈士的后代。他们把这些革命烈士的遗孤，当成自己的亲生子女，担当起父母的责任。我们从日周恩来给邓颖超的来信中，也可以看到一些这方面的情况。这封信中写道：“昨日颐和园之游，维世因旧病复发，被医生阻止在家，只是小兰被沙可夫、岳镇夫妇带去，她还问奶奶好。”这维世，就是周恩来、邓颖超收养的革命烈士孙炳文的遗孤孙维世。他们以父母慈爱之心，向她倾注了只有慈爱的父母才能给予的那种爱。从信中看，他们全然是一家人，他们同样享受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天伦之乐。这种把革命遗孤当成自己的亲生子女组成的家庭，给这对革命夫妻，同样增添着家庭乐趣、夫妻感情。当他们看到自己抚养的这些孩子，像一株株幼苗一样，逐渐长成为参天大树时，这种乐趣就更大了。所以，当分别了几十年的表姐龚志如来看他们夫妇，谈及家庭情况时，她无不遗憾地说“唉，美中不足的是你们没有一个孩子”的时候，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谁说没有？我们有10个！他们的父母是为革命牺牲的，我们就担当起父母的责任。他们都成长得很不错嘛！”在旁边的邓颖超赞同他说，“是的，是1O个。他们有的正在成长，有的已经成才呢！”自豪的心情溢于言表。在爱情中，没有生育是一种考验；在战争环境，时而并肩站在对敌斗争前沿，时而又面对生离即意味着死别的情势，则也是一种考验。周恩来与邓颖超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共同生活了25个年头，那时他们经常忍受着分离甚至死别的痛苦，但他们的心却无论何时都紧紧相连，息息相通。他们相互思念，相互关切的情怀，显得格外动人。“八一”南昌起义后，根据党中央的决定，起义部队于8月3日从南昌启程，冒着似火的骄阳，马不停蹄地在烈日下南进，准备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争取外援，再举行第二次北伐。起义部队南下途中，经临川、宜黄、广昌等地，先后攻占会昌、瑞金、潮汕，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是由于起义没有能够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着手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而是一心想打回广东，以广东为根据地重整旗鼓，再来一次北伐，结果起义部队在潮，汕失利，挫折和损失万分严重。周恩来这时染了重病。他和前委机关撤离汕头后，在第二天到达普宁县内的流沙。在这里，他和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张国焘、谭平山、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等起义部队领导成员召开了一次决策性的会议。郭沫若后来在回忆中说：“从汕头市夤夜撤退以后，到了流沙，在这儿已经停留了一天一夜了。在第三天中午，终于等到了两位军事负责人贺龙和叶挺的到来。首脑部聚集在天后庙里一间细长的侧厅里开会，作最后的决策。决策大体上已经是商量好了的，只是在征求贺龙与叶挺的同意。”“主要是恩来作报告，他是在发着疟疾的，脸色显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了一下。”“把这些失败因素检讨了之后，接着又说到大体上已经决定了的善后办法——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今后要作长期的革命斗争。这工作已经做得略有头绪了。非武装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已经物色了好些当地的农会会友作向导，分别向海上撤退，再分头赴香港或上海。”敌人突然袭来，会议匆忙地结束了。“部队由流沙向西，经钟潭向海陆丰道上的云落前进。周恩来这时高烧到40℃，由担架抬着，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别人看他病成这个样子，劝他离开部队。周恩来坚决地口答说：‘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你们快走吧！’”在流沙附近与敌人交火后，伤亡很大，军心受到严重影响；又遭受突然袭击，部队陷入一片混乱，很快被冲散了，在这种情况下，叶挺、聂荣臻等始终跟着周恩来。最后只剩下他们几个人，路不熟，又不懂当地话，几个人只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能力也没有。以后，他们设法找到地方党的负责人杨石魂。多亏他找来一副担架，把周恩来抬上，转到陆丰的甲子港。在这里，他又找来一只小船，送他们出海。聂荣臻回忆这段经历说：“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三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子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到了香港后，杨石魂同志同省委取得了联系，把恩来同志安置下来治病，以后他就走了。”这时，周恩来仍在发烧，体温升得很高，神志昏迷，时而狂怒地吼叫，时而梦呓般呢喃。突然有一天，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一边喘卢，一边向在身边作护理的一位女同志问道：“不知道邓颖超有没有消息？”这位同志答道：“到上海了。”他又问：“你怎么知道的？”这位同志微微一笑，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消息来源可靠，请您放下心来，好好治病吧！”他听后，顿时好像忘却了病痛，竟高兴得放出一阵爽快的笑声来。这时，这位女同志望他一眼，他依然在爽快地笑着。她忽然发现，那笑里有一种他不自觉的情感流露，那么自然，那么美好的情感流露。她想起来，有次他神志不清，还喊：“小超！小超！”这笑，这喊，原来是对邓颖超的深切思念，也体现着他对邓颖超的真挚的情与爱。周恩来对邓颖超的爱心由此可见一斑。反过来说，邓颖超对周恩来的爱心也是如此。在长征中，周恩来的工作是特别忙碌的。当时担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的杨尚昆回忆说：“长征中的周恩来同志，也和在中央苏区一样，军委的主要责任都落在他身上。他每到驻地，就叫人架起电线，接收各军团的电报；同时，挂起地图，以便观察和抉择行军、作战的路线。然后他才坐到椅子上稍事休息。等情况来齐后，经过分析研究和请示毛主席，就起草作战命令，下达行军路线，直到向各军团的电报都发出后，他才睡觉。这时天已快黎明，新的一天战斗生活又要开始了。本来刘伯承同志是总参谋长，但眼睛不好，晚上工作不方便，所以周恩来同志不要他起草作战命令，而由自己承担起来。”就这样，在长征的那些日子里，周恩来常常白天黑夜连轴转，甚至整夜不眠，实在支撑不住了，就伏在桌子打个盹，不一会抬起头来接着又工作。到毛儿盖前他已有病，到毛儿盖后，他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了，一次重病险些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那是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以南40公里的沙窝召开会议不久，周恩来突然病倒了。这次病，来势异常凶猛。连续几天，周恩来一直发高烧，不能进食。到第三天，连坐起来的力气也没有了，不得不整夜躺在床上，而且感到头异常沉重，晕乎乎的，总像是呆在一叶扁舟里颠簸在大海上似的。他简直不再说话，不再笑。不是不想说，不想笑，而是没有那点劲儿了。“医生最初当作长征路上的多发病——疟疾来治。但几天后烧仍不退，而且发现肝部肿大，皮肤发黄。王斌、李治两位医生检验后，确诊是肝炎，已变成阿米巴肝脓肿，急需排脓。但在这种环境下无法消毒，根本不能开刀或穿刺。医生只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并让卫士到60里以外的高山上取冰块冷敷在他的肝区上方。”一两天后，周恩来的病情仍不见好转，而且愈来愈严重，组织上才派人把邓颖超接来。（长征开始后，邓因患肺病，吐血，编入休养连行动，一直没有同周恩来在一起。）她来时，周恩来一直昏迷不醒，睡在一张木板床上，她就在地下铺了点稻草睡。说是睡，其实是守护在周恩来床边，已经一个昼夜了。为了减轻周恩来的病痛，邓颖超不时地给他更换冰块，还把他脱下的灰色羊毛背心拿过来看看，结果找到170多个虱子，挤虱子的血把两个指甲都染红了，她也不去管它。她只顾紧紧地、分秒不停地盯着周恩来的脸，生怕漏掉一点微小的变化。邓颖超不知道自己已经在周恩来身边守护了多久，她不觉得疲惫，不感到辛劳。她的心仍旧被揪心的焦虑和惶急煎熬着。靠着用冰块局部持续冷敷的办法，也靠着邓颖超的精心照料和护理，第三天下午五六点钟，昏迷三天之久的周恩来终于苏醒过来，不时呻吟着，并说肚痛。邓颖超这时才舒了一口气，她和医生把他扶起来，很快排出了半盆绿色的浓浆。旋即，他的体温逐渐降下来了，他觉得浑身也好受多了，待他定神一看，他才发现邓颖超在他身边，感到有点意外。下面是他与邓颖超的一段对话，他们许多年后仍记忆犹新——周恩来：“小超，你是什么时候来的？”邓颖超：“前天上午，大概有四十多个钟头吧。”周恩来：“你来这么久了，睡过一会没有呀？”邓颖超：“没有。你病成这乍样子，可把我急坏了，惶急的简直连心都发颤了，哪里还睡得着。我得看着你，观察你的病情变化，帮助你减轻点痛苦。夫妻一场哟，就讲那么五个字一‘多一点爱心’，你说是不是？”周恩来听了这一席话，堂堂五尺男儿，顷刻问便热泪盈眶。多么珍贵的五个字：“多一点爱心！”这几个字看似平常，其实可不平常哟！它所涵纳的情与爱，完全可以用江河之流长，海洋之水深来比喻。由于邓颖超无微不至伪关心和照料，周恩来终于转危为安，并逐渐恢复了健康。对周恩来的病，邓颖超后来说：“根据医学书籍记载，这种病死亡率极高，只有极个别患者在肝化脓部位与肠接触的地方穿孔，脓液经过肠子排出体外，而得以活命。恩来同志就是这种极少见的病例之一。”幸哉！幸哉！一幕悲剧终于避免了！这样，周恩来才得以继续同毛泽东一道，率领北上红军越过草地，甩开围追堵截的敌军，击败张国焘的阴谋，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对生活在漫长的战争岁月中的周恩来和邓颖超来说，“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是家常事，短暂的相聚，又意味着“山水眼波横，难关携手度”，甚至有随时被逮捕，被囚禁，被砍头的危险。邓颖超在《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一文中，回忆了她和周恩来赴苏参加党的“六大”时的一段经历：“周恩来当选为代表，组织上决定我列席大会。我们是五月初乘日本轮船离开上海的。由于山东济南‘五·三’惨案发生，（1928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屠杀中国外交官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制造了‘济南惨案’。因惨案发生于5月3日，故又称“五·三”惨案）。我们特别重视事态的发展，因此在上船那天，将上海的各种报纸买了一份，准备在船上翻阅。组织上安排我们坐头等舱，这同我们当时的衣着和条件是不适合的。在船上的两天很少更换衣服，也很少同其他乘客交谈。坐头等舱的人，每餐都到餐厅去吃饭，当时有两个人在就餐时总是注视着我们。听他们的口音是天津人，身份是大商人，事后，我们回想可能是当年在天津五四运动时认识我们的。“船过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乘客上岸活动。我和恩来上午进入市区吃了午饭，然后又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样一来，可能引起日方侦探的注意，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我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我们进行盘问。首先问恩来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我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我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他们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他们当即让恩来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让恩来跟他们去时并没有涉及到我，可我总觉得他一人去不好，当时我表示一同去，恩来大怒说：‘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这时他告诉警厅负责人，让他们帮我找旅馆，并把我送到旅馆先住下。于是我与恩来分开了。我住进旅馆，等候恩来回来。他是凶是吉很难预测。当时，我的心情是着急，忧虑不安，如坐针毡，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分秒如年了，不知如何是好。但我表面上还是沉着、镇定，装着泰然无事的样子。大约两小时后，恩来来到我的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我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要我立即烧毁。我马上找出来到卫生间撕碎投入马桶里。后来，我们还是有说有笑的去楼下餐厅用餐。“恩来被盘问完了，他让警察厅为我们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但上车后发现同我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我们攀谈，我们也同他聊天。当时，已识破他是跟踪我们的。我们在长春站下车时他拿出名片给恩来，日本人有交换名片的风俗（我后来才知道的）。恩来应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装小口袋里，实际我们没有名片，恩来装着找的样子。“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做要去取的手势）对方说不必，不必了。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后，似乎没有什么人跟踪我们。住进旅馆，恩来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到伯父家去，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三弟一看就认出是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我们回家了。为什么未直接去哈尔滨而绕道吉林呢？我们怕日本警察厅去查问伯父有王某的外甥没有，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会惊扰了伯父。我们仍然没有脱离侵华日本军人和奉系军阀控制的地区，随时可能被捕。另一方面，当时的形势，蒋介石占领南京以后，继续经山东夺取东北，咄咄逼进，使在华北、东北一带奉系军阀和日军认为共产党失败了，主要对付国民党，对我们有所放松，这对我们来讲是有利的，但也不能麻痹。所以，我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我和恩来商定，他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他三弟陪我赶到哈尔滨会合。这是我第一次当了周家的媳妇啊。“我们从上海出发到达哈尔滨，一路上的险境，由于恩来的机智、镇定、沉着，泰然无事的对付敌人的盘问，终于脱险了。可是，我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毁掉，无法与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我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因此，我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一连数日都没有接到，真是有点着急，但还是继续去车站，终于等到了。经过同他的联系，再同哈尔滨的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我们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次大会。”战争年代，周恩来和邓颖超就是这样相互关怀、相互思念，风雨同舟，共渡难关。建国以后，他们依然是相敬相爱，齐心合力，你扶着我，我搀着你，在建设祖国的大道上奋勇向前。新中国建立，周恩来成为政府首脑。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需要他处理的事真是大多了。因此，他的工作日程总是徘得满满的，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实在忙不过来，就不分白天黑夜连续作战，几天几夜只睡几个小时并不是希罕事。邓颖超基本上是正常作息，当她晚间10点钟上床休息时，周恩来还正在办公室批阅文件；邓颖超清晨起床，周恩来的卧室则刚刚拉上窗帘。这样，两人常常一天见不上一面，平时在一起交谈的机会就更少了，但是，看着周恩来总是超负荷地工作，邓颖超就为他的健康担心。为此，她千方百计地想方设法使恩来的心里得到快乐和轻松：当他工作得过度疲劳的时候，她便出面请他从办公室走出来，并肩在庭院里散步。有时是彻夜不眠后的清晨，有时是月亮将要沉下去的深夜……她从来不跳舞，却时常催促恩来去参加紫光阁、北京饭店和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舞会，使他在悠扬的音乐旋律中松弛一下绷得太紧的神经。这种事情虽然很小，可正因为事小，才更让人体会到那关心之周到，情意之深厚。这里，不妨说句实打实的话，换任何其他一个家庭，做妻子的在自己不参加的情况下，恐怕不会动员丈夫去跳舞，可邓颖超却这样做了，而且不止十次、百次地这样做了。那是为什么呢？有一年端午节，周恩来在邓颖超的催促卞，兴致很高地会参加紫光阁武成殿内举办的舞会。他走后不足一小时，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就登门拜访来了。在西花厅前院的会客厅里，邓颖超热情地接待了她。谈话伊始，康克清打趣他说道：“总理不在，大姐该感到寂寞了吧。”“寂寞嘛，总有一点。”邓颖超爽朗地笑答：“但是，让他在乐声阵阵里踏着快三步、慢四步的节奏，痛痛快快地舒展一下手脚，活动一下身子，那也值得嘛！”简单的几句话，不是活脱脱地道出了邓颖超精神境界之高尚吗？不是更活脱脱地道出了她与恩来感情之深厚吗？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周恩来不仅带头节衣缩食，自动停止了小灶，还取消了工作夜餐制度，而且还加大了自己的工作量。当时，为着保证全国所有城市的每户居民都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粮食供应，周恩来不知熬过了多少个通宵。一位在他身边工作的老同志回忆起这段往事，禁不住热泪温眶他说：“现在回想起来都不寒而栗。只有总理这样详细、周密地掌握情况的当家人，才有办法对付当时的困境。”周恩来工作主要在晚上，为了他的身体健康，也为了使他有充沛的精力为国为民操劳，邓颖超总是省下点工资派人买些点心、水果，每晚给恩来以及其他工作到午夜还不休息的伺志送去，给他和在他身边工作的人添些营养。仅此还不够。邓颖超还设法减少恩来的工作负担，增加点睡眠时间。为了这个，她主动向秘书们提出，能不能定一个每天晚上轮流值班的制度？她语重心长他说：“总理有个脾气你们不知道，他从来不怕工作多，他一看你们秘书呵就兴奋，就控制不住自己，一看秘书们都在，就知道事情不少，正等着他办呢，他就静不下来。你们能不能少几个秘书，只留值班的秘书，有文件的留下来，或交待一下。总理一看人少了，他就可以松弛一点。”秘书们都觉得这些话有道理，七嘴八舌一商量，就定了一个每天晚上实行轮流值班的制度。每晚有那么两个人值班，不值班的把任务交待一下就可以了，如你的文件很急重要，也可以留下来一同值班。这一招还真灵验，总理一看人少了，事可能少一点，工作起来就放松一点了。后来，邓颖超让秘书请电工在她的房间里安装了个电铃，按钮直通周理办公室，为什么要安上这个电铃？据在周恩来身边分管农业的秘书杨纯回忆说：“那时，总理常常批文件到早上三四点钟。这时大姐就按电铃了，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大姐催总理该睡觉了，总理也知道是大姐催他了。就对我们笑笑，点点头，我们知道总理该休息了，有时文件还没有完，如果能拖到明天再批，就说没有了，没有了，如果是急件，不能拖的，就只好说，还有一点儿了，还有一点儿了，总理就笑了。”再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这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日子里，日理万机的周恩来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呕心沥血，极力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处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各方面的大事。本来就很少的睡眠时间更少了，一般每天只有两三个小时，有时甚至几昼夜不得休息，吃饭也只能利用乘车的时间吃几口。在艰巨的革命斗争和繁重的工作中，周恩来一天天消瘦了，健康不如以前了。这时，已经发现他有心脏病了。邓颖超急得不得了，多次劝他注意休息，但效果并不理想。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去找工作人员商量对策。这些在总理身边工作的秘书、医生、护士、服务员、警卫员、炊事员和司机联合起来，给总理写了一张“大字报”，用图钉钉在总理办公室的门上，希望能起到经常提醒总理注意休息的作用。两天后，邓颖超又提出五条“补充建议”的小字报，贴在这张大字报上：（1）力争缩短夜间工作时间，改为白天工作；（2）开会、谈话及其他活动之间，应稍有间隙，不要接连工作；（3）每日节目规定应留有余地，以备临时急事应用；（4）从外面开会、工作回来后，除非紧急事项，恩来同志和有关同志之间希望不要立即接触，得以喘息；（5）学会开会要开短些，大家说话要简练些，以上几点，希望恩来同志坚持努力实践，凡有关同志坚持大力帮助。从五条“补充建议”的字里行间，可以明显地看出，她与老战友、老伴侣之间有着比海洋还深的深厚感情，对这种深情厚谊，怎么估计也不算过高。如果说邓颖超对周恩来的关照很多、很细，那么周恩来对邓颖超的关切同样是很多、很细的，而且做得极好。尽管他没日没夜地忙碌，心里总还是惦记者自己的妻子。长期在邓颖超身边工作的赵伟秘书回忆起这方面的事情，曾记忆犹新他说：“总理从外边回来时，总要问问同志们：‘大姐在干什么呢？’如果听说大姐睡了，他就注意轻轻走路，别惊动大姐。 五六十年代中，他还尽量在星期六或星期天抽时间陪着大姐去看电影。可惜这样的机会以后越来越少，‘文率’开始后就完全没有了。”“每逢大姐休息时，总理到卧室去总是动作极轻极缓，真可以说是蹑手蹑脚、生怕弄出响动惊醒了大姐。”平常如此，遇到邓颖超生病时，周恩来更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1962年，邓颖超患子宫囊肿，住进协和医院做手术。这期间，周恩来的外事活动虽极其频繁，但还是尽量挤点时间去医院探视。一天，周恩来到首都机场接完外宾顺路来到医院。时值上午，一缕太阳的红焰，从窗里扑到病室里来，照在床上，使床变成橙黄。周恩来进来、一眼看清了躺在床上的妻子，顿时双眉飞展，忙走过去，紧紧拉住她的手，亲切地说：“小超，我有几天没来了，怎么样啊？”邓颖超懂得这话里包含了几多的怀念、几多的爱心。她在病中也很希望得到丈夫的慰藉，但见他日程排得那么紧，还挤时间来看望她一于心不忍，反而劝他要节劳，要有张有弛，不要以她为念。周恩来轻声“噢”了一下，点头表示明白。临别时，他对妻子说：“再过些天，刀口就会长好的，我还会抽空来看望你，你要安心养病，不要惦记我。”周恩来要妻子不要惦记他，可他心里却常常惦记着妻子。不久，邓颖超要出院了。那天早晨，周恩来在门口踱来踱去，好像在观察什么。秘书们记得，他曾多次在这里踱步，但他们感到他这次和平常不一样。此次散步，仿佛大有深意，让人捉摸不透，莫非有什么心事？果然不错，在门口踱了一会，周恩来便来到秘书值班室，说担心门口那个高高的台阶，以大姐手术后孱弱之躯，迈上迈下恐怕对刀口不利，问他们可否帮助抬一下大姐。听他这么一说，几个秘书心里豁然开朗，于是连忙异口同声地说：“可以，可以。”很快，他们准备了一把藤椅，当大姐在门前下车后，就用藤椅把她抬过了台阶。这件看似很小的事，在秘书们心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许多年后，当他们谈起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互敬互爱、相濡以沫的美好情操时仍然感动不已。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的日子里，始终充满着醇美、浓郁的情意。即便夫妻短暂分离，他们仍在百忙中写信寄托思念之情。在《周恩来的感情世界》里，收入过周恩来致邓颖超的四封信，真实记录了他们深挚的爱情生活和热烈的战友情意。超：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做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杯，只是懒罪该打。你们行后，我并不觉得忙。只天津一日行，忙得不亦乐乎，熟人碰见不少。恰巧张伯苓先生一日逝去，我曾去吊唁。他留了遗嘱。我在他的家属亲朋中，说了他的功罪。吊后偕黄敬等往南大、南中一游。下午，出席了两个干部会讲话，并往述厂、愚如家与几个老同学一叙。晚间在黄敬家小聚，夜车回京。除此事可告外，其他在京之周生活照旧无变化，惟本周连看了三次电影，其中以《两家春》为最好，你过沪时可一看。南方来人及开文电均说你病中调养得很好，颇慰。期满归来，海棠桃李，均将盛装笑迎主人了。连日风大，不能郊游，我镇日在家。今日苏联大夫来检查，一切如恒，顺问朱、董、张、康等同志好，祝你日健！恩来一九五一·三·一七二超：昨天得到你二十三日的来信，说我写的是不像情书的情书。确实，两星期前，陆璀答应我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曾戏言：俏红娘捎来老情书。结果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寄来西湖印本，均属旧制，无可观者。望托人拍几个美而有意义的镜头携归，但千万勿柏着西装的西子。西湖五多，我独选其茶多，如能将植茶、采茶、制茶的全套生产过程探得，你才称得起“茶王”之名，否则，不过是“茶壶”而已。乒乓之战，确好，待你归来布置。现时已绿满江南，此间方始发青，你如在四月中北归，桃李海棠均将盛开。我意四月中旬是时候了。忙人想病人，总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数多，但想念谁深切，则留待后证了。周恩来三·三十一望代问候各同志。三超：今午得读张元同志给何谦同志来信，知你体力仍弱，不能执笔，甚为想念。羊城之行不可能了，但望你安心静养，归京则能看到你有进步，那就是高兴不过了。明日将与你试通电话。如你尚不能起床，即与张元一谈。我这三天已夭天下水，规律是下水之日，夜间就睡得很好。水中温度二十五，池外温度三十七八，好像是初夏天气。前两天虽有台风掠过，但气候无变化。今晚李德全、廖承志两位自港入境，与他们谈了一晚，得知不少日本情况。我在此一切甚好，望你放心。二十五日后当北返，不知京中气候仍能如现在这样和暖么？南天月夜，写此寄意。祝你安好！周恩来一月十三日夜四超：你离开北京一个多月了。打了几次电话，却没给你写信，总觉得欠债似的。今晚执笔还债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本想谈一谈郑州会议的决议，现在又改到武汉会议去人做决以，索性待见面时再说吧。昨日颐和园之游，雏世因旧病复发，被医生阻止在家，只是小兰被沙可夫、岳镇大妇带去，她还问奶奶好。实验剧院同志都托我问你好。他们在农村、市区参加劳动锻炼，编了几个活报演给我们看，内容和演技都好，证明他们下去确有收获。陈毅、张茜两同志带了珊珊同去。我们在日光下玩了三个多钟头，并吃了他们一顿饭。他们主要目的，是请陈总为他们写剧本，我沾了光。晚间又应了唐生明之约，到他家吃了湖南菜，陈赓、肖劲光夫妇、余冰、余心清均在座。连吃了两顿饭，晚间还读了书，夜间又睡了一个好觉，这是两个月来第一次这样休息。连日下午中央在开会讨论郑州会议的文件，现在还没结束，内容关于两个过渡两个阶段，都有所探讨，望你加以注意研究，以便见面时与你一谈。这一个多月中外交、钢铁都很忙，后来又加了志愿军回国，也参加活动了几次。有一夜激于志愿军的感人战绩，又临纪念郑振锋、蔡树藩等遇难烈士大会前夕，思潮起伏，不能成寐，因成歪诗一首，送给陈总校正，仍感不能成诗，遂以告废。其他待面谈吧！问你好，并望转问其他同志好。周恩来一九五八·十一·十七这四封深情的书信，都是50年代周恩来给邓颖超的，有时是他在外地，有时是夫人在外地。这时老夫老妻的通信，虽然大多写的是日常生活琐事，没有什么“卿卿我我”之类的词句，但字里行间却充满温馨，充满情感，更充满“思君如流水，何时穷己时”的思念。第一封信的开头这样写道：“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做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罪该打。”这里，周恩来把他们夫妻间的书信往来，写得何等有情趣啊！“西子湖边飞来红叶”，而红叶也是爱情的叶子，早在遥远的古代，已有人以红叶寄托他们的情愫。当时，到南方养病，客居杭州的邓颖超，时常惦念着远在北方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于是便随信赠送他一片红叶，这是很有情趣、很浪漫的。周恩来在回信中，用一个“飞”字，更显得情趣横生了。第二封信同样写得那么有情有趣，而且情意又那么浓烈丰厚。“昨天得到你二十三日的来信，说我写的是不像情书的情书。确实，两星期前，陆璀答应我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曾戏言：俏红娘捎带老情书，结果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这里借了“情书”一词，说了不少戏言，而这些戏言把他们这对老夫老妻至深至切的爱，体现得多么淋漓尽致啊！信的结尾写道：“现时已绿满江南，此间方始发青，你如在四月北归，桃李海棠均将盛开。”“忙人想病人，总不及病人想忙人的次数多，但想念谁深切，则留待后证了。”这几句话，把思念之情寄予南北季节花草之中。最后一句“忙人想病人”，“病人念忙人”，则把两情长相依的情感表达得维妙维肖了！第三、四两封信的情感也很强。“南天月夜，写此寄意”。他在第三封信末尾写的这句话，就很能概括他写这些信的用心。夫妻不能长聚，时有远离，“目断千山阻”，各在一方，欲望不能，但又十分想念，写这些信就是寄托思念之情的。“一重水隔一重山，水阔山高人不见”，可他们的情感相通。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哪怕“山水相隔难相会”呢！在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妻之间，表达思念的方式不仅用书信，而且还用十分独特，耐人寻味的花朵。1954年春末，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参加的第一次重大国际会议。周恩来为主持正义，坚决支持被压迫国家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呕心沥血地工作着。此刻，中南海西花厅庭院里的红叶海棠开花了！扇形的托叶，在阳光的照耀下，好像辉煌的金刚石一般发出红光。数朵浅红色花朵，聚生于腋生的总花梗上，张开了笑脸，吐露着芳香，随着轻风摇曳着，仿佛向庭院的主人问好。邓颖超忘不了周恩来最喜欢海棠花，他说，海棠的花，虽无梅花素净，却比它丰满；不及桃花娇艳，却比它淡雅。尤其惹人喜爱的是花团锦簇，重葩叠萼，一树千花，令人“贪看不辞持夜烛，倚狂直欲擅春风”。遗憾的是，今年开花，主人却远在异国他乡。一大清晨，邓颖超独自在庭院里赏花。也许是触景生情吧，她骤然间想起了远在异国他乡的周恩来。他喜爱海棠花，可是如何才能让她欣赏这可爱的花儿呢？邓颖超在院子里信步走着，一面望着怒放的花儿，一面想着办法。有一天，在“日内瓦会议”上作了第一次发言，刚刚返回下榻处的周恩来，突然从国内来的同志那里接到了一枝精心压制的海棠花。原来，这是邓颖超特意从庭院里剪卜来，又经过一番精心处理，连同一片原来压好的红叶，一同装在信封里，然后托人带给周恩来的，它蕴含着邓颖超的的的情意和亲切问候。周恩来格外高兴地欣赏着，欣赏着，久久未转移视线。他喜悦之余，即刻用鼻子闻了闻，阵阵醉人的清香，直沁心脾，使人神怡。那是愉快的富有诗意的时，仿佛带来的不是几朵海棠花，而是一种精神享受，顿时驱走了疲劳，感到特别的惬意，好像满室都弥漫着馥郁的芬芳。周恩来是很富于感情的人，他在百忙中没有忘记给邓颖超回赠一个亲切的问候。他托人把精心压制好的日内瓦出名的芍药花和蝴蝶花带回中南海西花厅。北京的海棠花，日内瓦的芍药、蝴蝶花，象征着周恩来和邓颖超精深细腻、浓烈丰厚的情感。如今，这几枝花还装在一个镜框里精心保存着。看到它，人们会联想起这对模范夫妻多少瑰丽奇伟、异彩纷呈的情爱世界！岁月流逝，时光荏苒，一晃几十个春秋过去了。转眼间到了1976年，在周恩来病危和临终前，邓颖超高度克制着内心的痛苦，以50年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战友和夫妻深情，理解和支撑着周恩来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日9时57分，一代伟人周恩来在历尽人生的78年艰苦卓绝的历程之后，心脏停止了跳动。在举国悲恸的日子里，亿万人民为失去敬爱的好总理顿足捶胸，哭声不绝，邓大姐为失去最亲密的伴侣、战友和同志无限哀痛。1月15日，邓大姐来到人民大会党西大厅内的北小厅，向总理遗像和骨灰默哀后，打开骨灰盒。她一边用颤抖的双手捧起骨灰，一边不住地流淌着眼泪，缓缓说道：“恩来同志，你的愿望实现了，你安息吧！”在场的同志听到这些话都悲痛不已，不禁热泪盈眶，都知道这是大姐在同总理最后诀别啊。她和恩来10年前就约好了，死后不保留骨灰，把它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里、土里去。夫妻的约定是在60年代初。日，邓颖超履行了与丈夫的约定。就在那个个寻常的夜晚，邓大姐来到机场，目一架农林业用的小飞机，划破寒冷的长空，快速升到明月高悬、繁星闪烁的天空。她的心随着飞机，飞过高山峻岭、平原大地，飞向长K城内外、大江南北……就这样，敬爱的周总理的骨灰默默地撒在厂祖国的江河大地上，他的遗愿实现了。16年后，即日，邓大姐的骨灰也撒在了祖国母亲的怀抱里。周总理和邓大姐这一对恩恩爱爱50载的模范夫妻，这一双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搏击了一生的伟大灵魂，在他们的母亲和他们的土地上，张开着双臂紧紧地、紧紧地会合了……如果说，他们的爱情像作家和诗人讴歌的那样，是“一种高尚心灵的联盟”，那么，正是这样的联盟使他们彼此理解、沟通，达到融洽和谐的境界。这种亮丽的境界不仅把爱情之花培育得常开为败，大放异彩，而且将爱情推延到了一个令世人称绝不已的地方：圣洁、执著、热烈、绵亘，简直可以和人类欲望中最高尚的真善美媲美。人们不禁会问：他们的爱情为什么能够半个多世纪如一日，那样相依相伴，历久弥坚？俄罗斯著名文学家赫尔岑说得好：“爱情是作为伟大的因素渗入他们的生活的，但是他们并不把其它因素吞噬吮吸掉。他们并不因为爱情而割弃公民精神、艺术、科学的普遍利益；相反，他们还要把爱情的一切鼓舞，爱情的一切火焰带到这些方面去，而反过来，这些世界的广阔与宏伟也渗透到了爱情里。”当然，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也说得好：“爱情是男女青年共同培育的一朵鲜花，倘若把它圃于‘个人私生活’的狭小天地就会枯萎凋零，只有使它植根于‘为人类幸福而努力奋斗’的无限沃壤中才会盛开不衰。”这两段烛照古今的真知灼见不就是最好的注释吗？！　　温馨提示：源文来自互联网，其观点看法不代表馆主！如侵犯到您的权益请告之，馆主即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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