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文章信息已删除或未审核。[转载]西路军不愿意东返，急于西去是失败的另一个原因
&西路军西去大靖、古浪、平番、凉州期间，&&12月6日，毛泽东经过与共产国际的沟通，正式通知西路军领导人，苏联武器至少需要二个半月，也就是要到2月中旬左右到安西。这只是说的最快的可能，那时还没有发生西安事变。事实是，即使3个月后苏联武器也不一定有着落。西安事变后，苏联改变了态度，本要去新疆的陈云等人一直被滞留于苏联境内。什么时候恢复供给武器，谁都没有把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议西路军东返，与河东红军配合作战。但西路军领导人却以种种理由加以拒绝。按理，西路军领导人至少应该等到苏联武器已经到了新疆后再西进，快速通过马家军的地域。在苏联武器还没有着落的时候，西路军就提前出动，急于西去,可见他们对西去迫切的心情。他们认为“目前大靖、土门、古浪、凉州甚空虚易袭，不缺粮，人多，均汉人“，也就是那地方粮多，钱多，人傻，要赶快去发财。12月9日，徐陈报告他们的计划“我们拟在山丹、永昌、凉州线上，争取三十到四十天休息，建议五军届时直出安西，连休息时间约二月十五以内到达安西。
现在有些人把西路军不能快速通过马家军防地的原因归咎于共产国际不让西路军退入新疆的指示，甚至把责任归咎于转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毛泽东，完全是驴头不对马嘴。西路军从来没有提出过要去新疆，徐陈11月21日提出12月5日五军全军到安西，是误认为5军去了就能取得苏联援助，当他们获知苏联武器至少要2个半月后才可能送到安西后，就不在提什么12月5日到安西了，而是决定“在山丹、永昌、凉州线上，争取三十到四十天休息"。他们决定休息三十到四十天的不是因为不能退到新疆，而是即使在12月5日到达安西也拿不到武器，早去除了喝西北风，没有其它意义。毛泽东在11月20日就提出派小部队去占领安西，敦煌。可见，毛泽东从来不反对西路军到安西，反而是徐向前、陈昌浩连派小部队去占领安西、敦煌的指示也没有执行。
徐向前、陈昌浩当初不愿意执行中央要求他们在原地（甘南的一条山地区）发展，执意西去的主要原因就是嫌甘南地区“人户稀，粮缺水苦、大部队难久作战”，部队得不到补充。安西地区比甘东更穷，人口更少，用徐向前、陈昌浩当时的说法高台“以上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抚，如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如果那地方没有苏联武器，他们是不可能会去的。徐向前、陈昌浩当时想去的地方就是山丹、永昌、凉州等地区，因为该地区“人粮较丰，以后筹资、扩红都有大的办法
”。他们低估了马家军的战斗力，以为在这些地方开辟根据地，部队可以得到补充和发展。因此，当他们获知早去安西并不能拿到苏联武器后，做出“在山丹、永昌、凉州线上，争取三十到四十天休息"的决定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徐向前等人对中央决定都是阳奉阴违，如果他们真想早去安西喝西北风，即使老毛有意见，他们也完全可以继续前进。刚过河时，老毛要他们在原地发展，他们不是西去了吗？&老毛要他们东返，他们不是提出种种条件不东返了吗？
&&&&&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后，中央再次要求西路军东返配合西安事变。徐向前等人再拒绝东返似乎有些不好开口了，因此这次他们表面答应东返，但提出了很多中央和友军难以做到的条件。比如，居然要求远方把武器送到永昌，也就是送到他们手里，谁都能看出，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条件（实际上西安事变使远方很生气，以撤销提供武器来惩罚中共，怎么可能反而把武器送到你手里呢？）。从这可以看出，西路军领导人此时对中央东返的要求仍然是阳奉阴违的假答应真拒绝。因此，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央要求西路军东返的理由已经不存在，中央、远方和友军又不能满足西路军东返的苛刻条件的情况下，中央只能同意西路军按照他们自己原来的计划继续西进，这是无可厚非的，任何一个领导人都只能这么做。毛泽东在12月27日的电报告诉徐向前、陈昌浩说：“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需要指出的是，东返的讨论发生在西路军休整期间，西路军并没有东返，这种讨论并没有影响西路军西进的步伐和计划。实际上，徐陈提前了西进的步伐，30天的休整还没有到，他们就在1月1日派红5军打开了高台！&打算在高台这边休整，但却立即受到马家军更猛烈的围攻，最后全军覆灭在高台以南。
徐向前自己在回忆录中，前面还声称“一月上旬，他们5军占领高台后，总指挥部和30军等驻倪家营子，我们准备休息一段时间后，继续西进。”
可一转眼，又胡说是“就在此时，军委又来电命令西路军停止前进，在甘州、肃州建立根据地。我们不了解上级意图，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现地吧，四面受敌”。事实是怎样的呢？
1月2日，徐、陈致电中央：“如敌无大力压迫，即以大部留高、抚休整”。1月4日徐、陈致电中央：“高台以下人粮极富，以上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抚，如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灭敌不易，驱敌不易，此方六千骑兵，决非番骑或陕骑兵可比。”&“西路抱最大决心□？空前困难，不怕牺牲，从战役政治打敌上，求得最大进步，当自照前电完成任务，但如何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或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望采纳下见，情报消息多，有供给，任务多指示，问题多有答复，只是（说）占领甘、肃二州并取安西是不够的，电台日夜与我通报兔失时机，如何，盼复。”&&
按照4日徐向前、陈昌浩电报的意思，西路军是进不许可，打也不行，西路军就在高台不走了。要中央用外交叫马家军不要打，叫苏联把武器送到西路军手上。那么中央在1月5日的回电中除了叫你在原地“暂时勿再西进”还能要西路军干什么呢？明明是西路军自己决定准备休息一段时间，怎么成了中央的命令？中央的所谓命令是根据徐向前、陈昌浩前日的电报做出的。
接到中央的电报后，徐向前、陈昌浩1月6日给中央的电报声称“据历次来电变更很大，致西路军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并影响到今后行动。”。真是莫名其妙，中央根据你们的要求同意你们暂时不西进，怎么又是变更你们的任务了？&于是中央1月7日回徐、陈6日电：“军委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要你们久停不进，仅要你们暂勿西进，暂在原地休整，这是根据你们四日来电所述的情况而指定的”。再次明确，中央没有变更西路军的任务，中央完全是根据你们的要求同意你们的要求，当然中央也告诉他们，西路军对马家军和苏联的要求不现实，中央无能为力。
西路军领导人在高台、临泽地区的作战中存在四个方面的失误：一是西路军领导人将西路军兵力部署于高台、临泽和倪家营子前后相距一百多里（不听老毛要他们集中在<span STYLE="font-size:10.5font-family: Acolor:#里的范围内的指示）的三个点上，三点之间互不相救，形成了一字长蛇阵。给了马家军将西路军分割包围，避实击虚、各个击破的机会。马家军首先集中两万兵力首先对准了西路军的薄弱环节，一字长蛇阵的蛇头—高台，而以剩余的一万兵力围困和阻止西路军余部的增援。二是没有根据西路军的兵力分布而准确预测到马家军的重点进攻方向；&三是没有能够及时组织主力对高台、临泽守军进行有效援助；四是在不能及时进行有效援助的情况下，没有命令他们从保存实力出发，果断放弃据点，东返与主力会合。
在敌人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我军就必须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作战目标，以运动战、歼灭战为主要作战方法，注意保存实力，力戒打阵地战和消耗战。为了消灭敌人，就必须打歼灭战。而为了打歼灭战，就必须集中兵力。马家军集结兵力的速度比较慢，西路军如果兵力集中，就可以像西洞堡战斗那样乘敌人大规模兵力集结前，把先到的敌人消灭掉。要集中兵力，就必须在敌人的进攻下，果断放弃已经占领的据点。一切以消灭敌人为原则，而不是以保守据点为原则，这应该成为处于弱势条件下的我军作战的基本原则。西路军领导人显然在这方面出现了重大失误。如果以消灭敌人为主要作战目标，显然是不应该让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在高台血战到底的。就应该在主力不能增援的情况下，在进行必要的抵抗后及时撤离高台，收缩兵力，保存实力，以利于下一步寻机歼敌。而不是一味地死守高台，最后被马家军各个击破。我们看到，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的作战又重演了永昌、山丹地区作战的失误。而这种失误则把西路军一步步导向失败。
&&&徐向前还在回忆录中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中央不同意他们去大通。但事实是，他们的建议是“决心在甘州、抚高地区乘机击敌，俟即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而西路军是在天气稍暖前就被马家军消灭了，这与中央是否同意西路军在天气稍暖即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有啥关系呢？况且，中央也没有不同意西路军的“俟天气稍暖即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只是要他们解释这样做的意图。&2月17日，“中央书记处、军委主席团”致电“徐、陈及军政（会）各同志”：“同意你们春暖以前在抚邻地区寻机破（敌）的意见，争取在春暖以后向肃州、安西行动”。“你们春暖后向大通行动的提议战略目的何在呢？是把向大通当作调动敌人回守青海，以便自己尔后仍然回到甘州、肃州区域，并向安西呢？还是想占领青海呢？”“上面提出的问题，请你们明确答复我们。”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为了把责任推给中央，胡说陈昌浩之所以要重返倪家营子是因为中央没有东返的命令，陈昌浩有顾虑。事实正相反，中央早在1月.16日就致电徐、陈：在现地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向东打敌，而后以一部西进，向东扩张根据地“，1月24日，在红5军在高台被歼灭，西路军领导人对东返犹豫称“东进被敌人拦头”&“我方基本上坚决执行东进计划，但因情况变化可能折转西进或取民勤抢占定远营，或绕道大通再到西宁或平番。”&&中央24日回电：“一、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二、如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当派三十二军、二十八军适时到靖远河边策应你们过河。”&可见，中央当时是赞成东返的，并且答应派部队去接应。东返完全符合中央的意图。相反，西路军领导人对东返不积极，总想西去拿武器，甚至幻想苏联把武器送上门。
徐向前和程世才都回忆，陈昌浩要西路军回倪家营子是因为红30军在西洞堡打了胜仗，又来了信心想要建立甘北根据地。徐向前回忆到“他见部队打了胜仗，得到补充，便提出要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我一听大吃一惊”。&程世才回忆，他走进会场，听见陈昌浩说“这一仗打的好，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目前敌我力量已经发生了变化，敌人的锐气被挫伤。西进对我们有利，我们要重返倪家营子去，占领甘北,”。不过，西路军领导人当时不老实，没有向中央说明自己重返倪家营子的真实原因，当时给中央发电报而是说“马上东进时〈不〉易，，万一东北地区受阻，可否即在现地区争取时间，，，东进外务〈援〉必不可靠，可否再从远方从新疆方面应援。”&实际上就是不想东返，认为从东面的援助不可靠，要求苏联把武器送到他们手里（其实他们不知道，苏联已经变脸停止武器供应，不让陈云去新疆把他扣在苏联境内）。
返回倪家营子后（2月1日）徐、陈致电中央：“为调动敌人寻机灭敌，全路&#9633;&#9633;于二十八日晚移沙河堡东二十里之倪家营，贸易好，粮可吃半月，群众条件宜好。”“我们决集力击敌，并争取时间休整，敌力求与我速战，弱点多，现正在以全军从战术、政治、群众灭敌，用后方游击战来战胜敌人”&&。&这封电报也印证了徐向前、程世才的回忆，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是因为他们当时还对灭敌、战胜敌人存在幻想，根本不是中央不同意他们东返。
徐向前还在回忆录中故意误导读者，声称他在与陈昌浩争论时”“中央来电：‘甲：坚守50天。乙，我们正在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陈昌浩又一次占了上风，证明他是马克思主义，我是“右倾机会主义。&”。
看徐向前的回忆录，似乎陈昌浩最终决定重返倪家营子是因为中央来了坚守50天的电报。在此，徐向前为了把责任推给中央和陈昌浩，在回忆录玩了移花接木的把戏。中央的“甲、固守五十天”的电报&是在&2月26日，距离西路军决定重返倪家营子的1月28日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月，西路军1月28日重返倪家营子怎么可能是因为二十多天后的2月26日中央要他们“固守50天”的电报？
事实是，中央‘甲：坚守50天。乙，我们正在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是回应陈昌浩、徐向前2月24日的电报。西路军倪家营子打了二十多天后，完全陷入了绝望在2月24日电告中央军委，声称“西进不可能时，东进亦不可能。”“军委派8个团以上的兵力，西进向凉州地区进攻，以救援西路军。”&“我们只有抱全部牺牲决心，在此战至最后一滴血而已。”
既然西路军领导人声称““西进不可能，东进亦不可能。”只有抱全部牺牲决心坐等军委派8个团的援军，那军委除了一面要他们坚守，一面组织援西军还能干什么呢？
徐向前在回忆录在玩移花接木的把戏不止一处。西路军领导人不老实，不仅表现在当年，也表现在几十年后的回忆录中。
西进的大方向是西路军自己要求的，细节是西路军自己决定的，中央只是同意他们的意见。西进的位置，都是西路军自己决定的，中央从来没有规定，更谈不上又变来变去。比如，开始时徐向前、张国焘等人不听老毛的在原地发展的要求，坚持西进，要在“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后来又不听老毛东返的要求，在西安事变后更是又西进一步到高台、甘州一线。中央除了同意，没有干涉过、反对过他们的行动。
西路军不是因为听了老毛的意见东返时覆灭的，也不是到了安西不能退入新疆走投无路才覆灭的，而是按照他们自己的主张西进时覆灭的，主要责任当然在西路军领导人自己！&因此，提倡西路军东返的毛泽东和反对西路军进入新疆的共产国际根本不是导致西路军覆灭的原因。相反，要求西路军西进的张国焘、徐向前等人才必须对西路军西去覆灭负主要责任。
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人早在1936年9月26日，就曾经发过《关于先机占领甘北等问题》的电报，提出由红四方面军西去占领甘北,
这个意见被中央否定，红四方面军被迫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11月6日，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5军、红30军，红9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渡过黄河后，提出西去单独行动，当时发给中央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中提到“进取大靖、平潘、古浪、凉州一带地区，发展创造甘北抗日后方”。这实际是张国焘路线的继续。
徐向前回忆，1937年1月28日，当西路军西去的道路被马家军堵死，被迫东返时，就因为红30军打了一个胜仗，陈昌浩就要去部队重返倪家营子，“他见部队打了胜仗，得到补充，便提出要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导致西路军在倪家营子陷入重围，最后全军覆灭。因此，说西路军最后是死于张国焘路线一点不错。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曾经有过西路军东进的动议。
这个动议是东北军方面的要求，由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其背景及过程大致如下：
&#12832;“西安事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河东主力一部速占宁夏与甘北打通
“西安事变”爆发后，西路军军政委员曾提出建议：“争取将马鸿逵、马鸿滨调开，由河东红军以一部主力速占宁夏，与甘北打通，并与新疆取得联络”。
这个要求显然脱离实际，“西安事变”爆发后，张、杨面临巨大的军事危机，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而于情于理于利害关系，河东红军主力也不能坐视不顾，原拟再战胡宗南后续图宁夏的计划也不得不搁置。而“争取将马鸿逵、马鸿滨调开”更不是共产党能作主的事情。
当时，中共中央也曾考虑请驻兰州的东北军于学忠部以一部出兵西进，疏通二马并接应西路军，同时给西路军以物资帮助。
12月15日，军委主席团电告西路军徐、陈首长，指示：“西路军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
然而已赶赴西安与张学良会商协调处理“西安事变”的周恩来、博古却于当晚20时传回了一个坏消息：“于学忠与回民关系比我方更坏，对二马不能派人疏通”，“因于军与二马部队之间隔着补充旅，于军以一部西进，不起威胁作用”，“目前时局于军须集力守兰州，不便分兵西顾”。
18日，军委主席团致电徐陈：“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除开远方，暂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直接援助你们”。
&#12833;东北军希望西路军一部东进牵制胡宗南，周恩来向中央提出西路军“东进”动议
因南京政府大军压迫西安，东北军方面希望“河西四方面军能以一部击靖远，威胁胡敌，并协同河东各军侧击胡敌”，20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提出：“我意徐、陈目前应立即出一部绕过凉州，逼近兰州与于军打通。张答应令于军援助子弹，同时以一部骑兵向靖远游击”。
从现有的档案文献看，中央对此似乎没有马上表态。而当时西路军正根据两天前的军委指示精神在准备西进，2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军委，：“五军全部约明二月中旬直到安西。远方货是否按时能到，请示。如不能按时到，则拟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几月，度过严寒之三月”。
同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表示了与徐、陈在远方物资“不能按时到”的前提下作出的选择一致：“可否暂留西路军在原地，待春暖后西进”，而中央在此前的12月6日得到的信息是“远方可于二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是不是真能如愿在人而不在已，所以这个选择基本上就是“唯一”。
但在同一电里，周恩来在通报了“于学忠对四马关系较我方犹坏，其兵力只能退保兰州，不能西出策应我们”的情况后，再次委婉提出“东进是否能达到凉州以东，待到古浪、永登后尚可设法要于策应”。
毛泽东于23日12时复电周恩来，基本同意其所请：“准备调四方面军向兰州、平凉，由兰州补充其被服弹药。如何盼复”——驻兰州的是东北军于学忠部。
&#12834;徐向前、陈昌浩主张西进，对东进之议也提出了相应前提条件
与此同时，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建议“西路军仍首先坚决按期执行打通远方任务，不过为牵制二马，可以设法在兰、丹线上多活动一时。永昌城重要，惟现存粮极少，只要粮食有法，可尽力控制。如果必须我们东开，则必可东移”，同时也对“必须东开”提出了相应的条件：“兰州友军至少以六个团及其骑兵进到古浪，与我方先夹击消灭两马于凉州一带”，“促新疆以抗日名义至少出六个团，并带货物一直进到甘州，以维持后方及远方交通”。
这个表态可以简要解读为：西进没有问题，东进则需要……等等前提条件。
24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发出了一个“万万火急”电，估计可能是东北军方面催得很急，周的口气也很急迫：“无论谈判如何，军事部署即照你二十三号十二时电执行，四方面军主力即向兰州进，但请留一部于永昌，以便打通安西”。
而毛泽东还是在考虑对西路军实实在在的帮助，遂于当晚24时复电周恩来，将西路军首长的要求转告了周恩来并要他与张学良协商：“徐、陈因永昌至古浪只一条路，气候白天零下三度，夜间零下三十度，马敌集中主力在凉州、永昌线，东下有许多困难，子弹又极少，提议仍执行打通新疆计划，否则要求于学忠在古浪与之夹击马敌，并问兰州究竟（有）弹药、被服补否”，“向张商量派四个团突然袭占永登、古浪，策应徐、陈，并为准备棉大衣一万五千件，鞋袜各一万八千双，子弹带一万五千条，补充子弹十五万发，是否可行，盼复”，同时也电告徐向前、陈昌浩：“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内到达静宁、德隆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之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箝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你们在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决定的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于25日10时致电军委主席团，表示“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同时再陈此前提及的东进条件：“此间二十三号十二时致军委电中所述各节请予考虑”，“由友军方面派兵力运送一批弹药到永昌城，同时由兰州友军最少出二、三团兵力配合一部炮骑向古浪出动，配合我们东进，使我们减员更少”。
&#12835;因张学良陪蒋介石返回南京，东北军方面的配合难以落实，“东进”之议被放弃
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返回南京。可能是东北军方面对西路军首长所提出的配合条件难以落实，当时24时，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四方面军主力既不便东下，仍以留原地并打通安西为妥”，因张学良已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所以“于军西去和棉衣、鞋袜、弹药，候张回商后定告”。
没想到张学良却一去不复返了。
27日，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取消西路军“东进”之动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
周恩来的“东进”之动议，遂告放弃。
这是西路军第二次东返的机会，也是最好的一次机会。
结论：因西路军首长原本就有“拟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几月，度过严寒之三月”的打算，这与周恩来及军委主席团取消“东进”之议的命令并不矛盾，而且中央还给予了“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的自主权，所以从周恩来提起到放弃前后只有几天的“东进”之议，对西路军的行动实际上并无重要影响。而数十年后把“任务和行动方向飘浮不定”作为西路军失败的成因之一，既没有依据也没有道理。东进计划从提出到胎死腹中，对西路军领导层力主的西进日程，并无太大影响。
这个时间其实很短暂：从12月20日周恩来首次提出东进建议，到25日放弃这个计划，不过5天时间。要再把账做得细一点，从西路军领导层22日就周恩来建议提出东进所要求的配合条件开始算起，也不过3天时间；要从西路军领导层明确表示准备遵令东进开始算起，就连一天都不到。而西路军领导层22日预计的西进日程是：“五军全部约明二月中旬直到安西。远方货是否按时能到，请示。如不能按时到，则拟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几月，度过严寒之三月”。
据甘肃人民出版社《悲壮的征程》中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大事记》载：“（12月）26日，西路军总指挥部根据军委主席团24日电示，决定调集部队东返，派出人员侦察、勘探道路，命令水昌、山丹各军集结待命，准备东返。同日傍晚，又撤销上述命令，部队撤回原地”。
西路军领导人的东进命令从决定到撤销，都在一天之内。
徐、陈当时作出的自主选择是：即刻西进。
其实“从事后臭皮匠”的角度看来，这是西路军第二次东返的机会也是最好的一次机会：西路军东进，兰州东北军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予以配合，河东胡、毛、关、王各路敌军因“西安事变”且蒋介石返回南京是战是和一时难定之情势，正处于旁惶之中，西路军各个击破安全东返的机会也是有的。虽然风险也不小，但全军覆没的可能性不大，至少骨干队伍能够保留。
需要说明的是，数十年后有些人为《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日）》提供的52份历史文电中，将“徐陈”日～4日三天内从乐观到悲观大翻转的两份电报，选择性地“遗忘”了！
“遗忘”的结果是：此间的军委主席团，莫名其妙地喝止了西路军西进！
《西路军问题再考辩&#12835;》（简版缩写）
四、西路军为什么在高台、临泽附近停止西进？
这个问题也是一些历史当事人纠结于心的问题，作出解读需要以原始文献为依据。
&#12832;西路军继续西进占领高台后，徐向前、陈昌浩在三天之内报告了迥然相异的情况
日，西路军前锋相继占领抚彝（今临泽县蓼泉镇）、高台。
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军委，报告中呈现的是一派乐观：“连日西路军全部已行军通过沙漠滩地，且战且行，虽极艰苦，各军圆满达其任务，均无伤亡”，“如敌无大力压迫，即以大部留高、抚休整；如被敌迫时，即准备部署肃州，以一部诱敌进展”。
然而两天后的1月4日，他们的口气却为之一变：“高台以下人粮极富，以上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抚，如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灭敌不易，驱敌不易，此方六千骑兵，决非番骑或陕骑兵可比”，“西路抱最大决心&#9633;？空前困难，不怕牺牲，从战役政治打敌上，求得最大进步，当自照前电完成任务，但如何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或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望采纳下见，情报消息多，有供给，任务多指示，问题多有答复，只是（说）占领甘、肃二州并取安西是不够的”。
高台以西的情况，其实中央在年前的11月18日就已经向他们通报过了：“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这与年前12月9日西路军上报的“安西风大，沿途有人、房、树林及煤”有微妙出入，西路军首长却仍然是一派乐观，现在却又突然报告了“西进”不利的消息，又提出了“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及“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这样难以实现的要求，还抱怨中央“只是（说）占领甘、肃二州并取安西是不够的”，中央又该怎么回答哩？
&#12833;中央电令根据徐陈报告的情况令西路军“暂勿西进”
1月5日20时，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取得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
徐、陈大为不满，于1月6日电复中央，发出指责并提出要求：“近来各方情况此间甚不明，究竟整个战略企图如何，西路军基本任务怎样，据历次来电变更很大，致西路军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并影响到今后行动”，“究竟前电所称远方货物到达时间是否属实”，“既不能希望任何外力援助，则建议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
军委主席团年前12月27日已经给了他们“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的自主之权，他们也兴冲冲地选择了继续西进，现在却反过头指责中央，这还有理可讲么？西路军的基本任务原来就是他们年前信心满满打包票要来的，其间中央要他们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本来也在他们的信心满满的包票之中，而且也是为西路军在远方物资到达之前求得生存着想，怎么现在反到成了中央的过错？四军、三十一军远在数千里之外，正在准备应付“西安事变”后内战再起的危局，这道远水又怎么能来解他们的近渴？况且，路途阻隔敌军重重，他们怎么就不怕这支援军再陷危局？
&#12834;中央回电说明情况，徐向前、陈昌浩坚持要求河东四、三十一军驰援
1月7日，军委主席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军委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要你们久停不进，仅要你们暂勿西进，暂在原地休整，这是根据你们四日来电所述的情况而指定的。二马根本反对西安事变，希望同二马成立统一战线是不可靠的。远方物资只送至安西，送致肃州是不可能的。四军、三十一军已集中长安附近，也不可能策应你们。因此，目前你们只能依靠自己团结奋斗，不要依赖任何外力”
8日，徐向前、陈昌浩再电中央：“再请求将三十一军、四军向凉州进，以便彻底夹击此敌。不然，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其任务。但此地有其特点，不可忽视”。
与此前不同的是：他们不再坚持西进，而认为“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其任务”。
同日，军委主席团两电徐向前、陈昌浩，要求他们“应从信赖本身力量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以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大概是中央也知道现在是说什么“徐陈”也不可能入耳，除非满足他们提出的那些没法满足的要求，所以只好又请出了“张主席”这尊菩萨——当日，军委主席团副主席张国焘以个人名义再电“徐陈”：“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朱德、张国焘已于年前的11月30日到达陕北保安与中央会合。
可以认为，从此时开始，他已失去对西路军的指挥权。
结论：西路军进至高台停止西进，是在西路军首长自己通报的困难情况后中央作出的指示。而且，西路军首长自己也认为继续西进已不可能，所以并没再象此前那样坚执西进之意，而转而向中央提出了一些无法满足的要求。这个责任，只能由西路军首长自己负责。
但数十年后，《历史的回顾》对此依然耿耿于怀：“多事之秋，变幻难测。军委这时又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现地吧，四面受敌，处境确实艰险。怎么办？我们电请中央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东西合力，夹击马敌，争取灭敌主力一部，为建立甘、肃二州根据地创造条件。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我们，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紧缩编制，人自为战，坚决歼敌，独立完成任务。张国焘也出面打电报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事情到了这般地步，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能坚决服从命令，令部队就地坚持。后来才知道，当时军委令西路军停止西进，是因为河东形势又发生变化。蒋介石出尔反尔，破坏和谈，调集四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局势异常紧张，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
&&这部回忆文字的编撰者们，选择性地遗忘了西路军首长1月4日给军委的电报：中央1月5日要他们“暂勿西进”的命令，正是根据西路军首长在该电报告的情况作出的。他们在该电中报告了西进的困难情形，要求外力援助，要求四军、三十一军千里驰援，要求援助物资“外力送下”，这些要求中央都无法办到无法满足。那么，中央除了令他们“暂勿西进”外，还能怎么指示他们？况且，西路军首长1月4日给中央的电报中，不也提出了“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作为选择之一么？他们又怎么可能“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哩？
至于“后来才知道，当时军委令西路军停止西进，是因为河东形势又发生变化。蒋介石出尔反尔，破坏和谈，调集四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局势异常紧张，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根本就是没有任何证据的无端揣测！在军委此间部署河东部队配合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作战准备中，根本没有任何要求西路军“待机策应”的内容，也根本没有把西路军考虑在内——甚至根本就没有“西路军”的文字出现！
这基本上是一个常识问题：蒋介石要进攻西安，困在高台附近的西路军能策应什么？
就在“徐陈”此电发出的同日，在西安的叶剑英与东北军、十七路军拟定的作战方案是：
在东线渭南的赤水直至长安构筑七道防线。在张学良未回来之前，由杨虎城统一指挥。红军秘密集结后情况或参加渭北决战，或从蓝田突击中央军李默庵部，然后以主力向潼关迂回。陕南陈先瑞部及杨虎城两个旅依托秦岭，以运动与游击动作相配合，迟滞李默庵部队前进。西线红军一小部积极监视钳制胡宗南部后尾。
需要说明的是，数十年后有些人为《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日）》提供的52份历史文电中，将“徐陈”日～4日三天内从乐观到悲观大翻转的两份电报，选择性地“遗忘”了！
“遗忘”的结果是：此间的军委主席团，莫名其妙地喝止了西路军西进！
五、西路军再次东返动议为什么被放弃？
西路军停止西进后，每况愈下。
日起，高台、抚彝相继续被围攻，西路军陷入困境。
于是，西路军“东返”之议，再度被提出。
&#12832;西路军准备东返
这次“东返”是谁动议的，《历史的回顾》的陈述是从1月16日开始的中央一系列指示，这当然与该书“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结论想吻合。然而笔者查询日中央指示电后发现，中央在这个通报形势、指示西路军“提高政治工作和红军纪律”的指示中提到的关于西路军行动部署的内容是：“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条件下，并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
中央“同意”谁的意见？“同意”自己的意见？
由于目前收集公布的电报并不完备，所以这个动议究竟出自何方何人，至少根据现在史料是难以定论的。虽然这次“东进”的确是别无选择的选择，细究谁为始动议者意义并不大。但作为一部重要历史当事人回忆录的编撰者来说，如此轻率落笔，虽然配合和呼应了这部回忆录中“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结论，但却不幸触犯了史家大忌，而且大有“刻意附会”回忆录署名人纠结心态之嫌。
1月20日，敌军攻破高台，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红十三师师长叶崇本、政治委员朱金畅、红三十七团团长吴岱期、红三十九团政治委员何志余、原红三十一军二九五团参谋长张静波等指挥员相继阵亡，红五军主力三千余众也损失殆尽。
1月21日1时，西路军首长致电军委主席团，报告当晚即开始东进的决定：“以乘绥东进击敌，相机配凉、古，接通兰州，增加抗日所联军之目的。决今晚全军集结出动，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到达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
1小时后，毛泽东即电周恩来、博古，要求他们与东北军商洽配合策应的事宜：“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脚，西进有穷十八站，二马步骑又向西堵击，二十日晨攻破高台，董振堂同志牺牲，五军损失两个团，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部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
&&该电中提到了红五军高台失利董振堂牺牲的情况，这在1小时前“徐陈”来电中并没有提及，毛泽东很可能是从二局截获的敌电或其他渠道的获知敌息中得知这个信息的（1月20日《青海日报》有短讯：“一月二十日讯高台战斗，击毙匪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杨克明、二十四师师长、三十一师师长、参谋长、特务团长、匪军共被我击毙三千五百人”。
由此也可见毛泽东等如何密切关注西路军情况的。
当晚20时，毛泽东甚至已在与周恩来等商洽西路军东返后的驻节地点了：“西路军东进，徐、陈电士气尚旺，十天可达古浪，如该军不再遭挫折，尔后当位于文、武。成、康地区。为此，我主力在陕南、甘南便可破坏南京把联军围困于渭水以北之计划”。
1月21日、22日，驻抚彝（今临泽县蓼泉镇）、倪家营子的西路军主力相继突围而出，开始东进。
&#12833;中共中央授予西路军“行动方向自决”之权
几天后的1月24日，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再度授予西路军行动“自主权”，而这回更大，是“行动方向的自决权”：“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如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当派三十二军、二十八军适时到靖远河边策应你们过河”。
“如你们决定东进”？这至少也间接证实了，此次“东进”之议不一定是出自中央。
而同一天里，因日前东进受阻，西路军首长自己开始犹豫起来，自己改变了“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到达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的原计划，转为就地休整，当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军委主席团：“东进按原定计划，本以急行军先敌抢到永昌为口号，但因抚彝部队撤退，五军部队急须整理，未能脱离敌人，反被敌拦头，西路军全集中西洞堡，进行整理动员军行动”，“敌集团骑兵行速，我则笨重至极，即用急行军、夜行军亦难摆脱敌人，敌住下则守堡寨，不易攻击，这带地道路少粮有限制，调动敌亦难，西路军欲完成东进任务，必须克服情况地形上的诸多困难，延长时间以达黄河后”，“我方基本上坚决执行东进计划，但因情况变化可能折转西进或取民勤抢占定远营，或绕道大通再到西宁或平番”。
这个时候，除了打气鼓劲，毛泽东等已经没法就其行动方向和路线再作“指示”了：再说什么都难以符合“徐陈”自己的判断和决心！如此，才有了如前所述军委主席团致“徐陈”的“西路军自决行动方向”的“指示”。
虽然没有“指示”，但军委主席团在1月25日复徐、陈电中，仍然有委婉提示，如“在骑兵追堵下，欲图急行避战达到东进，危险较大，集结全军、切忌分散，用坚决的战斗，来完成东进”，“杨旅只一团余，在永登，难能给你们大的阻碍，在兰州附近渡河，于学忠亦给你们相当的渡河援助，据调查黄河在靖远中上段和兰州上游部是结冰的，解冰当在一个月以后，但你们仍须自己确实查清”……
&#12834;西路军首长举棋不定，实际上自主选择了“就地坚持”
两天后的日21时，“徐陈”来电却是举棋不定：“敌已备于东，马上东进时[不]易，于[宜]在甘州以西周转一时，求各个击敌，争取与进&#9633;，万一东北地区受阻，可否即在现地区争取时间。东进外务[援]必不可靠，可否再从远方从新疆方面应援”，“实情望今夜速实告，以便可东则东，可西则[西]，接济无望，即不能到安西”。
“西路军行动方向自决”的权力刚授予他们，他们又要选择“就地坚持”了？
《历史的回顾》关于这个选择及其理由却仅有简单的一句陈述：“二十七日，我三十军在西洞堡地区溃敌骑兵旅，歼敌宪兵团，缴枪一千二百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但因东面有敌重兵围堵，决战不利，我军复折回临泽以南，进驻倪家营子”，可这又与该书稍前段落阐示他们准备东进时所称“因为谁都明白，要么西进，要么东进，蹲在现地被动挨打，绝无出路”的理由相悖而难以互洽——想想月初吧，军委刚根据他们报告的情况要他们“暂勿西进”，就惹发了他们一大通牢骚，甚至数十年后都余音不绝！
《悲壮的征程》中《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大事记》中说得稍微详细一点：“28日，马元海李部集中防堵，西路军不能自救东返。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决定：集中兵力重返临泽倪家营子。西路军五军、九军、三十军及总指挥部二进倪家营子，布防于方圆10里之地的43个屯庄。马元海即调集兵力，从四面形成对西路军的包围，伺机发起进攻”。
其实他们停滞不前的真正原因是西路军刚打了一个胜仗：1月26日～27日，程世才、李先念指挥红三十军主力在西洞堡、龙首堡地区反击进攻之敌，击溃马步芳第一００师手枪团韩玉龙部，全歼青海省宪兵团，缴获枪支1200余支以及大批军用物资——这也是西路军西渡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全歼“马家军”团级建制单位的胜仗。
然而这个姗姗来迟的胜利起到的作用却是负面的——这个胜利不合适宜地解除了西路军此前一直就有的对“就地坚持”的游疑不定，他们又不愿意马上东进了！他们又放不下“西进”获取援助物资的期盼了，又开始指望中央已经再三相告不能指望的“从远方从新疆方面应援”了。
这基本上是西路军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东返的机会，虽然不是最好的机会，但却是最后一次机会。
西路军最后一次获得生机的机会，在西路军首长的徘徊犹疑中，丧失了！
陈昌浩后来也承认：“在高台以后，我们的信心确是缺乏，必须指出之”。
这话，应该不是违心之言。
结论：这次“东进”之议，实际上是西路军脱离困境的最后一次机会。手中有了“行动方向自主”之权，他们犹豫不定，就地徘徊，丧失了最后一次东返的机会。如果说，此前他们把一切责任推给中央的说辞还有勉强能说得过去的理由的话，那么这回这个“坐以待毙”的决定，则完完全全是由他们自己作出的。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