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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是怎样诞生的
国贸大厦主体工程建设速度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奇迹。
日，国贸大厦封顶。
国贸大厦总设计师、原深圳市规划国土局副局长朱振辉
　　李传芳，女，1944年出生，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并入重庆大学)1967届毕业生，1983年任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副局长兼任深圳国贸大厦工程现场总指挥。1984年6月任深圳市副市长，已退休。
　　提起“深圳速度”，大家知道这是改革开放初期，深圳千千万万“拓荒牛”在披荆斩棘“杀开一条血路”时创造出来的非凡业绩。
　　作为象征，“深圳速度”又是和当时建设国贸大厦这一特定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
　　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一条消息：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第一高楼――深圳国际贸易大厦主体工程建设速度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新纪录，这是中国高层建筑历史上的奇迹，标志着中国建筑行业的实力步入了国际先进行列。
　　“三天一层楼”就此成为“深圳速度”的标志享誉至今。
　　特区要建一座标志性大厦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于1980年，由吴南生同志挂帅的首届领导班子规划了深圳最初的建设蓝图。建设者们在罗湖桥边摆开阵势，日夜奋战，一举搬掉了罗湖山，为深圳最早开发的人民南一带打下了基础。1981年，梁湘、周鼎等同志来深圳接过吴南生等同志的班。第二届市领导班子起步后，最早酝酿立项的就是国贸大厦。
　　当时深圳的大型办公楼，在建的只有一座20层的国际商业大厦。
　　梁湘等领导提议在人民北路、国商大厦东北面路口再建一座标志性大厦――国贸大厦。梁湘同志把当时在深圳的38家内地部门的同志召集来商议，建议把这座大厦作为各省市设在深圳对外发展的“窗口”，由大家出资，一家一层，每平方米造价约800元。初定建38层，比当时中国的最高建筑――南京的金陵饭店高一层。事情基本定了下来。但在提交市委常委会讨论时，大家感到38层的高度还不够，与香港也没法比。大家解放思想，结果议定建一座地上50层、地下3层共53层的大厦。顶层要能停直升飞机。53层搁现在当然不算什么，但当时属于中国内地之最，显示了深圳人敢想敢干、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按照中南设计院的设计方案，53层的国贸大厦标高160米，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将成为深圳特区享誉全国的标志性大厦。
　　市政府规定，像所有的工程一样，国贸大厦也要通过招标来确定承建单位。共有7家省级以上建筑企业获准参与投标。最后由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简称中建三局)中标。设在武汉的中建三局，是最早一批进入深圳参与特区建设的国有大型企业。局长是张恩沛，我是副局长。
　　中建三局之所以能够中标，一则当时已经承建过市人民医院和罗湖口岸联检大楼，信誉较好；二则我们的施工方案提出要使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滑模工艺，以大幅缩短建筑工期。为了拿下这个工程，我们还放弃了已经中标的位于文锦路的金城大厦两座塔楼项目。
　　建设国贸对我们局来说是一个挑战。这么大的项目谁也没干过，谁都想来干。三局在武汉和荆州地区挑选了1000多名精兵强将，意气风发地开赴深圳，充实到三局一公司。工地上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工人们是夫妻也得分开住集体宿舍。我受三局委托任现场总指挥，我爱人俞飞熊是总工程师兼滑模施工副指挥，也都不住在一起。工棚是用油毛毡和竹竿、竹席、竹叶搭起来的，闷热又潮湿。但工人们一点也不觉得苦，他们认为能参加特区建设是一生中最大的荣耀。
　　上世纪80年代响遍深圳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我们从内地来看到这口号感到特别振奋，经常以此来激励公司的干部和员工。
　　深圳高温酷热、又经常下雨。工地上实行12个小时轮班倒，人停机不停。工人们士气旺盛，不讲条件，拼命苦干。每天在烈日蒸烤下作业，大汗淋漓，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很多女钢筋工也像男工们一样，35厘米粗的螺纹钢扛起来就走。
　　记得日夜间，12级台风正面袭击深圳，工棚全部被毁，有人被刮到铁丝网上，一时竟动弹不得。工人们全身湿透，在大风大雨中露天里熬了一夜。当时我住的工棚也被吹跑了，只好把洗澡木盆顶在头上挡雨。第二天一早，工人们顾不上收拾住处，先都跑到工地上整修设备，下午就正常开工了。
　　1984年春节前的一天，国贸工地对面南国影院工地工棚突发大火，浓烟蔽日，火光冲天，火星不断地蹦落到我们的工棚上，情形紧张至极。工人们纷纷从塔吊上爬下来，站到工棚顶上，不停地浇水，硬是保住了自己的阵地不受波及。
　　除了开创事业的激情，改革创新也是我们提高效率的法宝。公司在深圳搞工程与内地截然不同的是，彻底打破了大锅饭制度，实行计件工资，多劳多得，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这一方面极大地激发和解放生产力，另一方面员工们的待遇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干得最多的月收入高达600多元。这在上世纪80年代初，算是天文数字了！干部们当时拿的还是死工资，当时我这个副局长、工程现场总指挥的月薪才100元，外加75元特区补助。但我们一点也不嫉妒拿高薪的工人。
　　干群一致、上下同心，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特别能战斗的中建三局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走到了创造奇迹的门口。
　　搞滑模，我们一定要成功
　　国贸大厦能够高标准如期建成，关键是成功运用了滑模工艺。用今天话说，是拿下了建筑行业的“高科技”。
　　我们在1982年5月开工后，用半年时间打完地基，随后又完成了地下和裙楼的施工。在进入大楼主体建筑施工后，即开始试验滑模工艺。
　　传统施工用的是翻模工艺，是在大楼的外部密密麻麻搭建一圈脚手架，一直搭到最顶层。然后一层层地制模板、轧钢筋、浇水泥；搞好一层，把模板拆下，重新翻制，再轧钢筋、浇水泥……一个1530平方米的层面，工期最少得15天。50层主楼，封顶要750天。
　　滑模的优点在于，不需要搭建脚手架，用模板做成板墙，然后将混凝土从墙心中间灌入，模板“滑”升，混凝土墙就立在那儿了。整个一个平台，可以一边轧钢筋、一边浇铸混凝土，一边外筒内筒及宽梁同时滑升，几道工序衔接紧凑，同时进行。因此效率成倍提高。
　　但是滑模工艺的难度很大。滑升快了，混凝土尚未成型，墙体会软瘫、坍倒；滑升慢了，混凝土已经凝固，墙身会被拉裂。而且混凝土的凝固时间又受到水泥质量、操作水平和气温等因素的制约。关键是要找到模板滑升的最佳时机。这就要通过反复的试验，积累数据和经验。
　　正是因为滑模施工难度太高，建筑行业并未广泛使用。别说内地没有人用过此法，即便香港那么多高楼大厦，也只有胡应湘先生建的和合大厦用过滑模。上世纪40年代曾经因为滑模失败，在丹麦死伤了30多人；在美洲损失过几千万元。中建三局要在深圳吃这“第一只螃蟹”，无疑要冒巨大的风险。
　　但是三局的领导们有一种强烈的创业冲动和使命感。局长张恩沛说：“我们别无选择。只有通过滑模工艺才能创造效益，提升我们在建筑市场中的竞争实力和形象。滑模工艺寄托着中建三局3000多员工的希望。”
　　当时张恩沛局长在湖北主持全局工作，但时常到深圳工地上来。不能来，则通过电话遥控指挥。特区初创，配套设施奇缺。我们这么大的工地，不可思议地居然没有一部长途电话。我每天晚上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赶到深大电话公司去挂长途，向他汇报。
　　从1983年6月到10月，我们整整攻了4个月的关。
　　第一次试验失败了。因为滑模起提速度太慢，正在凝固成型的墙体被严重拉裂，里面的钢筋暴露出来，操作工47小时下不了火线。
　　我们未免有点沮丧。
　　主管基建的深圳市副市长罗昌仁亲临工地为我们打气：失败乃成功之母。千万别气馁，把拉裂的墙体打掉重来！
　　市基建办总工程师、全国人大代表黎克强来到工地。他把滑模试验视为己任，虽然63岁高龄，但三顿饭都吃在工地，与我们共同攻关，经常忙到半夜才回家。
　　干部和工人们憋着一股劲，调整了滑模的提升时间：即在水泥初凝之前开始提升。但是，又连试两次还是不成功。
　　滑模究竟能否成功――有一股乌云压顶的感觉。
　　有人说风凉话：滑模滑模，要是从顶层往下滑，滑不成只影响一层；现在从下往上滑，滑不成，得影响几十层。还是别再搞了。
　　有人说，不是不允许失败，但是拿中国第一高楼做试验风险太大！国贸大厦耗资一点二亿，弄糟了你们公司赔得起吗？！
　　也有人好心地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按老办法搞吧，虽然慢，但保险。
　　各种各样的指责和劝阻如同一条条绳索要把我们拉回来。
　　压力再大，我们硬着头皮顶着。心里知道，经过三次失败，离成功其实已经不远。三局的领导也没有批评我们，干部工人们更无半点怨言。有个工地管理员表态，我宁可去坐牢，也要搞下去。
　　多次到工地上视察过的梁湘、周鼎等市领导，表态坚决支持我们继续试验。罗昌仁说：“我们要把成功的机会给三局！”
　　当时在现场负责的除了我和爱人外，还有39岁的党支部书记、施工副指挥厉复兴，36岁的工地主任、施工总指挥王毓纲，26岁的滑模主管、设计组组长罗君东等。年轻人有冲劲也有韧劲，我们聚在一起测算数据，模拟试验，越试心里越有底，觉得我们一定要成功，我们一定能成功。
　　怀着必胜的信念，我们全面分析了失败原因：出模强度的难题已经解决，剩下的主要问题就是浇灌速度问题。
　　1530平方米一层的平台，需要2400多立方的混凝土从多个方位同时浇灌。因为设备不足，导致混凝土供给量跟不上。只要大幅度地提高混凝土供给，保证均匀浇灌，就可能闯过这一关。
　　在总局和市政府以及银行的支持下，我们贷款又增置了4台搅拌机、一个搅拌站、一个输送泵，一个爬塔(用来垂直运输混凝土)。
　　根据新的研制方案，第四次试滑于日晚9点开始。
　　张恩沛局长亲自从武汉赶来，坐镇指挥。
　　罗昌仁副市长当晚7点就赶到了工地，为我们压阵。
　　在开工之前，张局长做了动员。他说：“同志们，4个月的努力和煎熬，今晚就要见分晓！深圳市委市政府和中建三局领导都在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可以肯定的是，所有技术上的难点和障碍都已被我们克服了，现在就看我们的临场发挥，看人的因素了。所有的岗位、所有的工序、所有的作业都不能有任何的疏忽与差错。今晚，我们一定要把滑模拿下来。”
　　一声令下，搅拌机和输送泵开始轰鸣。
　　水泥每浇灌30公分滑模将提升一次。
　　晚11点，是预定的第一次滑模提升时间。工地上一片肃静。分布在1530平方米操作面各个关节点位置的576个油压千斤顶同时启动，“哒、哒、哒、哒”，576个马达声清晰而惊心。
　　我和罗昌仁副市长、张恩沛局长、黎克强总工和工程指挥部的成员们蹲在滑模平台的下方，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拉模的过程和效果。
　　自重280吨、结构庞大的滑模，慢慢地同步被顶升起来。一公分又一公分。混凝土墙脱离了模板，像一排长城，稳稳地矗立在眼前！青灰色的墙体柔和、光滑、坚实，没有一丝裂缝，在工地夜灯的照射下，像婴儿的皮肤一样令人心醉。脱离模板怀抱的墙体，迅速地凝固、成型，强度达到了设计要求。
　　继续浇灌，继续提升，滑模整个提空后，宣布一层大楼完成。经过激光检测，楼层的水平度和垂直度完全符合标准(最后大厦竣工时，大厦的倾斜度只有3毫米，远远超过了国际水准)。
　　第四次滑模成功了！巨大的喜悦代替了巨大的压力。
　　罗昌仁副市长擦着眼角的泪花，与我们一个个握手：“太不容易了！祝贺你们！祝贺中建三局！”
　　我按捺住猛烈的心跳，拿起麦克风对着工地周围沉默地等待已久的1600名员工说：“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滑模成功了，我们胜利了！”
　　工人们听罢，先是瞬间的寂静，接着就欢呼起来。工人们把安全帽从头上摘下，使劲地挥舞着，喊叫着，拥抱着，泪水和汗水交织在一起。
　　此情此景，使我想起自己的父辈们欢庆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的时刻，想起我们中建三局这些年所走过的艰辛历程，甜酸苦辣一起涌上心头，百感交集、无以言表。
　　滑模工艺的试验成功，立刻就使我们的效率提高了一倍：从十五天一层，变成七天一层。
　　1984年3月，大厦建到20层以后，由于工艺水平的提高，这个记录又不断地被刷新：六天一层，五天一层，四天一层。
　　建到30层，终于实现了三天一层――“深圳速度”由此诞生！
　　“三天一层楼”也是“深圳效益”的象征
　　日，国贸大厦主体工程顺利完成。封顶仪式上，工人们买了一挂总长160米的鞭炮，从楼顶直挂下来，用钢丝绳拉着，足足燃放了二十多分钟。
　　在国贸大厦完工以后，中建三局的品牌从此打响，实力大大增强。随后又承建了发展大厦和68层的地王大厦。
　　日上午9时，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途中特地参观了国贸大厦，受到深圳市民自发的热烈欢迎。他健步登上国贸大厦顶层旋宫，俯瞰深圳特区经过10余年建设所呈现的壮丽景色，欣喜地指着窗外的一片高楼大厦说：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深圳的经验就是敢闯。
　　24年过去了。每当有当年中建三局的员工们来看我，我们总要回想起建设国贸大厦的日日夜夜，经常要解读“三天一层楼”的历史意义。“三天一层楼”只是当时深圳数千个建设工地大干快上、热火朝天地创造各式各样奇迹的一个代表。当它作为“深圳速度”的象征时，人们强调的是它的速度。我认为，“三天一层楼”也可以说是“深圳效益”的象征。因为从“十五天一层”到“三天一层”，是速度的飞跃，更是效益的提升。滑模技术带来工艺的简化、材料的节省和工期的缩短，必然产生巨大的效益。这是不言而喻的。
　　由国贸大厦联想到整个深圳特区的建设，也是一个速度与效益同步发展的历史。深圳人用了28年时间，自我积累、自我发展，建成这样一个美丽、富足，充满活力、前程无量的新城，目前已经从特区内发展到特区外，GDP从1979年的1.9亿元发展到2006年的5684亿元，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四。昔日的一个边陲小镇，已变成一座世界名城。
　　深圳，一部从无到有的单个城市发展史，成为人类不懈地追求速度与效益进程中的一个范例。
　　(口述：李传芳，原深圳市副市长；整理：胡志民；编审：杜吉轩)
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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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速度”——“310”
“深圳速度”——“310”&&
深圳改革开放初期，国贸大厦三天一层楼的建设速度，曾被世人誉为“深圳速度”而载入史册；而这一建筑速度和高度又被后来的“地王大厦”所刷新和突破：据说不久，福田中心的新金融大楼的建设速度和高度又将为“深圳速度’创造新的历史。
以上是地球承载物垂直向上的速度和高度，如果从物体水平面位移速度的角度来看，“深圳速度”当作另一种新解了，也许会有另一种新发现。
深圳“310”公交大巴之速度，可以当之无愧地引领当代公交车新速度的新潮流。不用说坐过“310”公交车的乘客对它的速度有切肤之痛的体会和永难磨灭的记忆，即使是这座城市的一位匆匆过客，只要稍加注意，对“310’公交车风驰电掣般的速度也会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还是按照物理学的概念，从初速度到加速度到匀速快速运动到急速停止的的叙述角度来表现这一新的“深圳速度“吧：
“310”制动极快，司机一踩油门，大巴车就像西班牙斗牛场上一条被激怒得完全疯了的公牛，抑或是一匹受了惊吓的脱了缰的野马，撒野狂怒般地奔驰起来，呼啸着在城市的钢筋水泥竖起的森林中，在如织的人流车流中肆无忌惮地穿行。加速度，再加速度，超越了一辆又一辆公交车，跨过了一条条非公交线路，闯过了一道道红绿灯变幻闪烁的瞬间。到站停车更是富有特色。它不到站台不减速，到了站台，只听得“嘎——嗤——叮铛哐当”一阵，喘着粗气才停下来。下车的乘客前脚刚着地，后脚还在车上；上车的乘客前脚刚踏进车厢，后脚刚提起；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前后门的关门声、机车制动声、车轮和地面极为尖利刺耳的急促摩擦声就一阵响起。上车的乘客们立足未稳，车子又撒起欢了；下车的乘客惊魂未定，望着绝尘而去的“310”，瞠目结舌老半天还是缓不过神来。笔者曾多次留心过，坐“310”大巴，从市体育馆到大冲，只需30分钟，而坐别的公交车至少也要40——45分钟。
深圳市公交大巴有多少辆、多少线路，笔者和几乎所有的乘客肯定都不清楚；但提起“310”，人们都知道它最快、最狂、最野、最牛。以致人们常常互相提醒：“最好不坐310”、“那辆车是疯子”、“310是野牛”。
“深圳速度”是深圳改革开放的标志，是深圳人的骄傲；不过，像“310”公交车这样的“深圳速度”却怎么也让人骄傲不起来，却常常让人后怕得有些心有余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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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修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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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地王”的下一站？
“更快、更高”，不仅是人们在赛场上的期望，也被深圳人用于对摩天大楼不断提高中。
■本刊记者王刚
对于那些初来乍到的游客，地王大厦是深圳最不容忽略一个标志，它是曾经的亚洲最高，“深圳速度”的最佳代言者。
离地王大厦不远，是深圳另一个最不容忽视的景致——邓小平画像。
从邓小平画像到地王大厦，走路不过五分钟。画像前的那个十字路口，几乎是最具深圳特色的留影地点。每一个到过深圳的人，都试图在这里摆个姿势，第一张是邓公注视下的自己。然后一转身，再来一张以地王大厦为背景的“深圳速度”。
对于这个城市，如此安排意义鲜明，前者是它辉煌的过去，而后者，指向它的现在和未来。过了邓小平画像，地铁的报站，都颇显得悠扬而意味深长——“下一站，地王。”
速度之于深圳，从来都是一个极具诱惑的词语。从特区成立之初，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试图把自己变成一个高速运转的永动机。他们最看不惯的就是上海人的谨小慎微和北京人的慢条斯理，用一句当时的经典话语来说，就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1992年，邓小平南巡离开深圳的时候，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你们要搞快一点！”
不久，深圳掀起了第二次快速建设的高潮。四年后，地王大厦以“两天半建设一层”的速度成就了亚洲第一高楼，充分诠释了这个“快”字。
而此前这个最快速度的纪录保持者是深圳的国贸大厦——那是这个城市80年代的地标，它建成的时候，曾以每三天一层的建设速度，令国人乍舌。
如今，这个城市的年轻人已经很少记得当初国贸大厦的速度和高度了。而“下一站，地王”，已经喊了10多年了。他们盼着继续刷新这个高度。
在深圳，刘继红每天站在这个城市的任何角落都能看到地王大厦。她说，这个无处不在的形象，让她觉得希望时刻都在。
刘的工作是地王大厦观光层的解说员，每天她都要站在68层高的玻璃窗前，面对游客重复着相同的话，“你们眼皮子底下的那片空地，就是香港的新界。”
两年前，刘继红从河南驻马店来到深圳。对于她来说，两个城市间的差距，比它们之间的地理距离还要远。刘继红是在河南读的旅游专业，毕业后她像每一个小城市的年轻人一样，对大城市充满着各种想象。虽然最近十年来，这个城市是否将被抛弃的争论，一直持续。
而刘继红对于这一切，仿佛毫无察觉。两年来，她在深圳的工厂做过工，在餐厅当过招待，直至两个月前，她终于找到了一份与旅游有关的体面职业，在地王大厦观光层做一名导游。
但在地王大厦上班的第一天起，她就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来这里观光的人远远没有她想像中多。自从2003年内地开通港澳自由行之后，对于内地游客，与其在这里远眺香港，倒不如签一个“自由行”直接过去。
她时常跟游客介绍香港的新界有多大以及中环的交通有多堵。而那些地方她至今也没去过，她的家乡，至今没有开通港澳自由行，去那里玩，手续比较麻烦。
如今来这里远眺香港的人，几乎都跟她一样，清一色来自小城市，不属于“自由行”惠及的人群。
刘继红不知道深圳此前的地标国贸大厦确切在什么位置。总之，她会指着一群灰头土脸的楼宇给你说，就在那一片。毕竟它太矮了，只有160米，还不及地王高度的一半，地王知道吗，有384米。
关于国贸大厦她所知不多，如今也很少时候被人问及。对于一个刚来这里两年的外地人，刘艳红更关心这个城市的现在和未来，而不是它的过去。
靠近地王大厦不远的一片空地，据称即将是深圳的下一个地标。那里就是她眼里这个城市的未来，她说，新地标今年就要开建，88层，比地王大厦高20层。
而事实上，这个城市自从地王大厦之后，下一站究竟在哪，连它自己都迷惑。因此，每一年都有新地标诞生的消息，而最终这个消息又都不了了之。
最初的速度
如果不是刘继红主动介绍，几乎没有人会把地王大厦的总体形状看作竖起的两支笔和一本立着的书。从地面任何一个角度看，它唯一给人的感觉就是，单薄。
她说，这代表着深圳即将书写新的篇章。
如果试图把深圳的建设当作一本书，1984年建成的国贸大厦，在开始的那几页上。
国贸大厦位于深圳人民南路与嘉宾路的交界处，紧邻国门，那里是当年深圳改革最早开发的前沿阵地，也是这个城市的第一个黄金十年的象征。
如今，这个黄金地段已显得杂乱，当年全国最高的国贸大厦在深圳已经排不到前十。
改革初期，对于把特区的金融中心放在哪里，起初存在着争议。当时的罗湖，还是两个山包，周围是洼地，年年发大水，汪洋一片。
如果把最初的金融中心建在这里，无疑将加大基础建设的投资。而另一面，罗湖是外商进入国门后的第一站，关系到深圳乃至中国的形象。于是，这个城市最终决定，先从装点门面做起。
而建设一幢足够高大的摩天大厦，无疑将令每一个走进国门的外商眼前一亮。
1982年，深圳市政府开始筹建国贸大厦，最初的目标就是，建一座在全国，乃至亚洲都数得上的标志性建筑。
当时，香港最高的建筑是合和大厦，建成于1980年，位于港仔著名的皇后大道东，楼高65层。在内地，南京金陵饭店正在试图成为当时的中华第一高楼，它计划建设37层。
为了和香港形成完美对接，深圳国贸大厦的设计一开始就向香港的这个“老大哥”看齐。规划建设53层，肯定是当时内地的第一高楼。
合和大厦顶部有个圆形的旋转餐厅，这在当时是一个风靡港岛的著名景点。国贸大厦的设计也特意加入了这个圆形的旋转餐厅，只不过，为了表现中国天圆地方的古典理念，把大楼的身子设计成了方形。
摩天大楼事实上是来自美国的特产。1851年，电梯的发明，直至19世纪末钢铁工业的发展，使得建筑向上走成为无限的可能。
整个20世纪，美国建筑向上走的趋势都是锐不可挡的。直到1973年西尔斯大厦建成之后，美国的建筑师终于开始思考，不断向上突破的成本是得不偿失的。
美国的摩天大楼热开始消退，建筑师们开始把更高、更快的理念输向亚洲，寸土寸金的港岛自然成了热土。
而之于深圳，改革初期这里并不缺乏土地，建设国贸大厦的一个意义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改革的决心。
当时，包括国内和国外的舆论，都对改革初期的深圳缺乏信心，国内有人把特区比作“租界”，而在国外也有人把这里大规模的建设称作“假大空”。
1982年的深圳是个大工地，也是建设者的淘金地。工程师罗君东作为建筑大军的一分子，就是在这一年来的深圳，当时他更多图的是，每月能够多拿6块钱的特区补助和买到便宜的香港货。
日，深圳国贸大厦主楼封顶，比预计的工期整整提前了一个月。工程师罗君东回忆，主楼开建后，先是7天建一层，后来速度提升到5天、4天一层。从第30层开始，持续以3天一层的速度盖楼，当时香港的最快速度是5天一层，美国的最高速度是4天一层。
“深圳速度”自此叫响，国贸也成了这个城市的第一个地标，当时有句话，不到国贸，不算来过深圳。
1984年，比“深圳速度”更快的是“蛇口速度”，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
如今回忆起来，罗君东也觉得所谓的“深圳速度”，精神意味大于实际。当时，深圳市政府给我们订的目标是276天封顶，起初他们也只是想放个卫星，表个改革的决心。合同书上倒是写着，提前一天完工，奖金5万，耽误一天，罚款5万。没想到我们最后不但完成了，还提前了一个月。
那一年，真正罕见的速度并非来自于国贸大厦，深圳市用7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深圳大学68000平方米的建设，让全国为之一震。而后来的事实却证明，文化的建设单靠速度是不行的。
1985年，就在特区沉浸于对“深圳速度”的不绝赞歌中的时候，这个城市的发展却遭遇了最强烈的诟病。一种说法是，特区的发展全靠内地，深圳赚的都是内地的钱。
自此，深圳迎来了一段低迷时期，中央首先拔掉了“输血的针头”，银行贷款大面积收缩，深圳的基础建设投资一下砍去了10个亿。建筑工人失业了，特区17万人的基建队伍，只留下了9万人，20幢18层以上的高楼停建了。
“深圳速度”的下一步
深圳再度引起人们注意，已经是1992年。
这一年之前，中国的改革一度陷入徘徊。在深圳，在此前的一年里，这个城市发生了几件大事：
刚刚开张的深交所，连续经历了10个月的大跌，一度面临崩盘的危险。这让初涉股票市场的深圳市政府显得手足无措，不得不筹集2亿元救市。
此前风光了十年的蛇口工业区开始走向步伐放缓。这个曾经的中国改革急先锋出现的问题，为深圳的前途也敲响了警钟。
关键时刻，邓小平的南巡，重新让这个城市看到了希望。他明确要求，深圳走得更快一点。
和之前的十年一样，这个城市的再度发展需要一个加速度。如果说，十年前的国贸是深圳第一轮改革的标杆，那么之后的地王大厦，就是深圳再度起跑的信号。
就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不久，深圳市政府将蔡屋围的一块旺地推向市场，这块地总面积18734平方米，是当时内地首次实行国际招标出让的地块，吸引了近200家境内外公司竞标。最终，深业集团和熊谷组公司联合以1．42亿美元中标。
那一年，深圳确立了此后的两个城市地标性景观，一个是地王大厦的规划，另一个就是邓小平画像。画面右上角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中的一句：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死路一条。
这个城市试图通过这两个地标，强调深入改革不可动摇。四年后，画像进行了更新，口号变更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
之后，在地王大厦建设的数年里，深圳的经济都保持着高速发展的强劲势头。直至1996年，地王大厦竣工，成就了当时的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它还刷新了一项纪录，那就是把国贸大厦当年三天一层的建设速度，提升到了两天半一层。
到了1997年，香港回归，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深圳面临着发展路径的重新选择。许多深圳人在那一年充满了担忧，觉得这个城市已经走到了它的最高点。此后，它的去向再没有那么多外力可以依靠。
更重要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内地城市，开始以与深圳相当甚至更快的速度发展。“深圳速度”也就少有人提了。
本文来源：国家历史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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