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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名词解释
第一章第一节 01.文化遗存 指人类在社会活动中所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既包括人们加工过的实物，还包括未经加工但使用过 的实物。遗迹即不可搬动者，如宫殿、房基、矿井、城堡、坟墓、路土等；遗物为可搬动者，如各种生产 生活用具或装饰品等。 02.考古地层学 一群人定居于某地，在活动的过程中，必定会在天然的“生土”之上遗留下一些文化遗存和其他有机 物。天长地久，这些遗留物和自然力作用搬运来的其他物质，会形成一种颜色、质地不同于“生土”的“熟 土” 。考古学中就将这种熟土称为文化层或文化堆积。如果后人又在此居住，则会在原来的文化层上再堆积 新的文化层，长此以往，文化层将越来越厚，层次也会越来越多。按理，新的文化层总会迭压或破坏（打 破）老的文化层，易言之，新的文化层的年代总是晚于老的文化层。在考古发掘中根据这个原则，使用各 种技术和手段把不同的文化层层次分辨出来，确定孰早孰晚。 03.考古类型学 认识考古发掘所获的一群文化遗存，首先必须对其个体进行比较，进而认识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最后才是整体；但不同类的东西不能进行比较。考古类型学就是把用途、制法相同的文化遗存归成一类， 并确定它们的标准型式（或称标型） ，然后按照型式的差异程度的递增或递减，排比出各类文化遗存的演变 系列。这个演变系列一般就是文化遗存在时间上的演变过程，从而体现出文化遗存个体的相对早晚时序以 及源流关系。进而认识整体的文化遗存。 04.考古学文化 一群人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所创造并遗留下来的、具有自生特点的文化遗存群，即可甄别为一个 考古学文化。可以想见，这一群人很可能在血缘上同一血统，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具有包括精神文化在内 的可辨认的统一文化，在意识上一般自我认同和排他。而具有这 4 点特征的人们共同体，即可被认为是一 个族的共同体。因此，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创造者与一个族的共同体有密切联系。 05.碳－14 测年 凡以碳水化合物为养料的生物机体中都含有碳-14 同位素。因为生物体中的碳-14 一方面按 5730±40 年衰变，同时吸收补充，所以其浓度与当时大气中碳-14 的浓度平衡。但生物体一旦死亡，就只衰变不补充 了。这样只要测出生物体中碳-14 的浓度的减少程度，就知道它的死亡年代了。这可用来测定 5 万年以内的死亡生物的年代。 06.进化论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和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Wallace）是进化论的奠基人。现在人 们对生物进化论的一般认识是：进化是普遍的生物现象，每一个细胞、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的演变历史， 都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变化，它们目前的状态是它们本身进化演变的结果，进化导致物种分化，生物不再被 认为是一大堆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 、 “神造的”不变的物种。生物世界是一个统一的自然谱系，各种 生物，归根结底，都来自一个最原始的生命类型。生物不仅有一个复杂的纵深层次（从生物圈到生物大分 子） ，它还具有个体发育历史和种系进化历史，有一个极广阔的历史横幅。 ――经过了科学与宗教的激烈斗争，多学科的取长补短，终于取得了结论：人类起源于动物。但是人 类起源于什么动物，什么时候、在哪里、经过什么途径演变成为了智慧动物？引起了更多学人的不懈探索。 第一章第二节 01.“敦煌文物” 莫高窟也叫“千佛洞” 。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东南。据唐代碑记，创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 ，现存最 早洞窟的时间相当于北魏，以后又经历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北宋、西夏、元、清等朝代，上下 1500 多年。莫高窟在明代一度荒废，至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以后，又受到人们的注意。光绪二十六年（1900） 道士王元发现“藏经洞”内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 4 万多件。此后莫高窟更引人注目。1907 年英国的 A.斯坦因掠走写本文书 24 箱和绘、绣的佛画 5 箱，1914 年斯坦因再次从敦煌掠走 5 箱写本。两次共掠走 遗书、文物 1 万多件。1908 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文书中的精品，掠走约 5000 件。1910 年藏经 洞中劫余写经，大部分运至北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罗振玉《流沙访古记》中曾提及端制军（端方）闻 之扼腕，且欲购回其中部分） 。1911 年日本人桔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处，弄走约 600 件经卷。1914 年俄国人С. Φ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 263 窟的壁画。1924 年美国人 L.华尔纳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粘揭盗走莫高窟壁画 26 块。这些盗窃和破坏，使敦煌文物受到很大 损失。1944 年，在莫高窟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51 年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进行敦煌学的研究和 对莫高窟的保护。现尚存有壁画和雕塑作品（莫高窟开凿在砾岩上，不能雕刻，故采用泥塑）的共 492 窟， 计有历代壁画 45000 多平方米，塑像 3000 余身（圆雕像 2000 余身和影塑 1000 余身） 。 02.“有字甲骨” 1898 年冬天，商人范寿轩因估售古董，曾到后来的甲骨文专家王襄家中谈起有字龙骨一事。孟定生在 座闻之，意为古简，诣车访求。翌秋，孟携龟板至王斋求售，世人始知有字甲骨。长期以来人们流传甲骨文是清末国子监祭酒王懿荣于 1899 年发现的。那是因为当年王氏曾以二两银子一字的高价四处搜求甲骨 文，风骚一时所致。1900 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王懿荣悲愤自杀，他所收藏的甲骨文便转到刘鹗手中， 同时刘氏也四出搜求，所获不少。罗振玉看到刘氏的甲骨文，知是稀世之宝，便纵容他选择部分拓印成册， 于是我国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铁云藏龟》于 1903 年问世。次年，孙诒让就根据《铁云藏龟》写就了《契 文举例》 ，考释甲骨文字。经历这样的“历史” ，甲骨文的身价就更高了，客观上招来老乡的四处滥掘，中 间商隐匿“产地” 。罗振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探到甲骨文出自安阳，从而考证了那是商代后期的王都。 保护和科学地发掘殷墟遗址，已成为当时学术界乃至政界的当务之急。1928 年，发掘开始。当时由董 作宾具体准备和主持，目的就是为了“寻找由字甲骨” 。但最后至 1937 年还是进行了十五次发掘。发掘了 宫殿基址、10 座王陵、1200 多座墓葬和祭祀坑，获得了大量陶器、青铜器和 24794 片甲骨等重要文化遗 存。 03.“区系类型” 1970 年代末，中国考古学资料已有相当积累，也甄别了若干个考古学文化，这些考古学文化之间有什 么样的关系呢？这是随着考古学文化更多地被确认，和个案研究达到一定深度时必然产生的学术课题。苏 秉琦教授在《文物》1981 年第 5 期上发表了《关于考古学文化的的区系类型问题》 ，把研究单个考古学文 化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全国的考古工作中去。说明中国史前时代存在着相对稳定的六大文化区系。各文化 区内各有其文化系列和文化支系 （文化类型） 既区别于其他文化区的文化类型， ， 又与之发生联系相互影响， 形成中华文化之整体。对此理解后，各地考古工作者在本“区系”内，着力于文化类型的划分，渊源、特 征、发展道路、文化关系的分析，厘清各自“区系”的文化，最后从顺理成章地归纳中国古代史。 04.“殷墟十五次发掘” 1928 年，前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设立了考古组，这是中国第一个由中央政府设立的考古学机构。考 古组组织了 15 次殷墟发掘（至 1937 年） 。发掘均由政府出资，选定接受过田野考古训练的年轻学者主持， 按照中国人自己的计划， 遵照现代考古学的理论指导来进行。 发掘成果包括 10 座大型陵墓和上千座 “人牲” 祭祀坑等遗迹，以及包括大量有字甲骨在内的遗物。更主要的是，通过 15 次发掘促成了考古地层学和类型 学在中国的成熟，造就了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因此北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科形成的标志。 第二章 01、北京人 1921 年，奥地利学者师丹斯基在北京西南 48 公里的周口店龙骨山,发现 l 第一颗“中国猿人”(后调整 其学名叫“北京猿人” ，俗称北京人)臼齿,引起轰动，1927 年正式发掘，1929 年发现了第 1 个完整的直立人头盖骨化石。此后一直到抗日战争开始时的发掘中，又相继发现了 4 个较为完整的头盖骨及下颌骨、牙齿、 肢骨等人类化石和大量的文化遗物。不幸的是，这些珍贵的化石在 1941 年 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下落不 明，成为举世闻名的文化丑闻。从周口店第一地点的文化层堆积来看。早期人类使用这个洞穴或在附近活 动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综合不同方法所测定的年代数据显示，早期人类使用周口店第一地点的第一阶段 为距今 50～40 万年，第二阶段为距今 40~30 万年，第三阶段为距今 30~20 万年。 根据所获资料，认识了北京猿人体质特征和文化特征。 1、体质特征 脑骨还保持许多原始性的性状：例如，头骨前额较低平，头骨最宽处在耳孔稍上方头骨壁较厚，平均 厚度为 9、7 毫米。平均脑量为 1075 毫升（现代人平均约为 1400 毫升） 。吻部显著向前突出。男女两性的 头骨差别很明显，男性比女性的粗壮得多。 肢骨的原始性质：例如，股骨体上从前后方向看比较扁平，这些与现生猿类接近；股骨和胫骨在内部 结构方面：髓腔细小而管壁很厚，海绵骨质致密。其股骨髓腔直径占骨体最小直径的 1/3，而现代人则为 1/2，其胫骨髓腔更小。 从北京猿人的整个体质特征看，其身体各部分的进化速度并不一致。肢骨与现代人差别很小，但头骨 则有较多的原始性质。这种头骨原始而肢骨进步的现象，在北京人发现之初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法国 学者步勒和沃弗雷曾解释为周口点存在过两种人类：一种是原始的北京人，另一种是“进步的人” ，后者吃 了前者的肉，留小了头骨） 。其实这种现象在东南亚的爪哇直立人，还有后来发现的东非坦桑尼亚、肯尼亚 等地的直立人标本也可见到，应是人类进化的镶嵌现象的表现。 2、文化特征 北京猿人曾经使用的石器原料多达 40 余种，其中以脉石英为最多数，约占全部材料的 88、8%。石器 可分为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石锥、雕刻器和石球等 6 类刮削器是周口店遗址发现最多的石器种类， 占石器总数的 75%，以石片为毛坯，形体都比较小，重量很少超过 20 克。大型石器中的砍砸器（早期称斧 状器）最为重要，占石器总数的 5、4%。 02、丁村人 丁村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城南约 5 公里处的汾河东岸，这里分布着一系列旧石器地点。丁村人化石包括 1954 年在第 100 地点发现的 3 枚牙齿化石和 1976 年发现的右顶骨后部骨片。从已发现的化石情况看，其 体质特征与北京猿人和现代蒙古人种都有相似之处。具有铲形门齿和顶枕间骨等特征，说明丁村人介于北京猿人与现代蒙古人种之间的过渡类型。 主要文化遗物是石制品。根据 1950 年代的研究，丁村石器可分为两类，一类为石核石器，另一类为 石片石器，并以石片石器为主。石器类型包括砍砸器、大尖状器、石球、小尖状器和刮削器等。由于尖状 器的形状和制作都具有特色，故被称为丁村三棱尖状器。 丁村旧石器工业具有很鲜明的特点，但对其文化性质却有不同的认识。一些西方学者往往将丁村旧石 器同欧洲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阿舍利或中期的莫斯特文化相比照。因而强调文化的外来因素。与此相反，中 国学者则认为丁村旧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是中国旧石器文化区域性渐进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尽管中国学 者都承认丁村旧石器工业是以大型石器为主的、独具特色的，但对其文化传统却有不同认识。一种认为是 华北旧石器文化两大系统中大石器系统的典型代表， 即合河―丁村系 （大石片砍砸器―大三棱尖状器系统） ； 另一种则认为丁村只是华北旧石器时代中期突然出现的大石器文化，其来龙去脉尚不清楚。 03、山顶洞人 山顶洞遗址位于周口点北京猿人遗址的顶部，1930 年因清理寻找北京人遗址堆积的界线而发现。 1933～34 年发掘期间，发现了丰富的人类化石、文化遗物和大量的动物化石。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品、骨角 器和装饰品。 在山顶洞堆积中发现的动物化石有 54 个种类， 其中 48 种为哺乳动物。 在哺乳动物中， 仅有最后鬣狗、 洞熊和鸵鸟为绝灭种，占整个群体的 12.1%，其余均为现生种类。这说明山顶洞的时代应为晚更新世的较 晚阶段。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文化层堆积的年代为距今 2.7 万年，开始阶段的堆积为 3.4 万年左右。 山顶洞人类化石的材料包括 8 个个体。其中有 2 个成年男性，3 个成年女性，1 个少年，2 个幼儿。在 3 个完整的头骨中，有 1 个 60 岁左右的老年男性，1 个中年女性和 1 个青年女性。其共同特征是：前额隆 起，颅穹隆的圆隆程度，脑量达
毫升，头骨最高处在顶结节附近，矢状脊小，头骨壁较薄，前 颌部后缩，牙齿细小，齿冠较高。这些特征都说明山顶洞人属于典型的晚期智人类型。 德国学者 F.魏敦瑞认为，老年男性头骨的测量指数接近西欧的克鲁马农人，但据形态观察，又可确定 为原始的蒙古人种。中年女性的类似爱斯基摩人，青年女性则类似美拉尼西亚人。后来中国学者吴新智重 新研究认为，老年男性的头骨的鼻骨较窄、有鼻前窝，颧骨突出且较直，都是典型的蒙古人种的特征。中 年女性的测量数据也显示与现代爱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和中国人有密切关系。或者说，这些测量数据 除了晚期智人的共同具有的原始特征以外，主要方面都与现代蒙古人种接近，反映的是正在形成中蒙古人 种的特点。 山顶洞人的原始技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骨针和装饰品的制作可以看到，当时已经掌握了钻孔技术，不但可以单面直钻，而且可以对钻。另一项技术成就是磨制技术的出现，尽管这种技术还是初步的， 并且只用于加工装饰品类的非生产性制品，但无疑为这种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此，他们的生计手段 大为改善，并促进了原始经济的发展。海蚶和厚壳蚌均非周口店所出产，海蚶是海产品，周口店当时距海 肯定应有一段距离；厚壳蚌今天多生活在长江流域一带。这些无论是山顶洞人自己采集的产品，还是通过 交换而来的，都反映了他们的生活范围已经很大，原始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 第三章第二节 01、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距今约 7000 年前融合了黄河中游地区的其他文化，而形成的以关中地区为中心的考古学 文化，延续 2000 年。其鼎盛时期（第二、三期， 年间）的文化遗存的特点是： 1、生产工具制作较精，也比较多样。石器制作中掌握了切割法和管钻法。有石质和陶质的刀以收割； 有鱼钩、镞、鱼叉等渔猎工具等；出现了最早的酒（2004 年的新材料认为中国最早的酒出现在距今约 9000 年前的河南贾湖遗存中） 。 2、用石铲翻土刀耕火种，除了种植粟、黍、稻之外还种植蔬菜（白菜或芥菜） 。可肯定的家畜有猪和 狗，不太肯定的家畜是羊和马，家禽可能有鸡。采集和渔猎是经济的补充。 3、陶器主要有钵（碗） 、盆、瓶、罐、瓮（缸）五类，分别代表食器、盛器、水器、炊器和储藏器这 样 5 种家居基本用途的器皿。还有竹、草编制器可供使用。纺织和制革业也发展起来。易言之，这是稳定、 殷实的家居生活的反映。结合甘肃兰州白道沟坪的陶器作坊遗址和部分陶器已采用先进的轮制技术，说明 陶器逐渐成为交换的产品。 4、前期各个聚落的规模相近，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彼此间相对封闭。后期各个聚落的规模差别显著， 甚至出现了中心聚落。聚落内的房子，前期无论是大房子还是中、小房子，都是单间的。后期则出现套间 和特殊功能的房子。聚落布局得井然有序，大体说前期是凝聚、内向式的。后期是凝聚、相向式的。 5、意识和观念。仰韶文化前期是原始公产制社会的高峰时期，至后期就逐渐发生分化。前期人们的 氏族观念特别强。后期家族的观念强于氏族。此外，仰韶文化前期彩陶主题花纹，可能寓意“人神结合” 。 后期的多采用二方连续的图案化装饰，反映了人们寓宗教和艺术于上生活中的意识。 02、大溪-屈家岭文化 1、大溪文化由四川省巫山县大溪遗址而得名，以长江中游西段两岸为分布中心。年代在距今 6400～ 5300 年间；屈家岭文化由湖北省京山县屈家岭遗址而得名，以江汉平原为分布中心后代在距今
年间。可视为一个系列的文化。 2、生产工具中除了常见的穿孔石铲、斜双肩石锛和石镰外，有些遗址发现较多的石锄和椭圆形石片 切割器等打制石器。甚至出现专业的石器作坊。纺织技术业得到了相当的发展。 3、以稻作农业为主，在建筑遗迹的红烧土中普遍发现稻谷壳印痕经过鉴定为人工栽培的粳稻。有些 遗址更发现了成片的水稻田和小型的灌溉设施。除猪、狗外，鸡、牛、羊可能也已成为家禽家畜。渔猎采 集等辅助经济仍占一定比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比重在减弱。 4、陶器中的器类齐全，圈足器发达，凹底器多，这是同时期其他文化所缺乏的。有少量红陶黑彩、 朱绘陶和彩陶，尤其是屈家岭的薄胎晕染彩陶和彩陶纺轮最具特色。 5、早期出现了或为抵挡水患的城墙；晚期则出现一批城址。房屋有半地穴和地面建筑两种，有少量 连间式住房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较多使用竹材建房和红烧土造房。有的房子还有撑檐柱洞或专门的檐廊， 或在墙外铺垫一段红烧土渣地面，形成原始的散水。 6、儿童与成人的葬制基本相同、屈肢葬和以鱼随葬是大溪文化特殊的葬俗。 03、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得名于 1930-31 年梁思永和吴金鼎等在山东省历城县（今章丘县）城子崖遗址（位于龙山镇 的河对岸） 。由于黑陶乃其主要特征，所以习惯上也称之为黑陶文化。由于以前的考古水平不高，故日后凡 发现有黑陶的遗存，均称之为龙山文化。现知，在此众多是龙山文化遗存中，各文化群间的文化差异还是 非常显著的，不宜划归为一个考古学文化。但是龙山文化的名字在人们的头脑中留连已久，所以又产生了 一种折中的叫法，即在各龙山文化之前再加上地区的名称，以资区别。如中原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 湖北龙山文化等等。 与此同时，总括各地龙山文化的内涵，发现其生产能力、社会结构和发展阶段又具有共同性，因此也 可把各地龙山文化所处的时期叫做龙山时代（约距今
年间，也即铜石并用时代） 。 04、咸头岭文化 咸头岭文化是距今约
年间，分布在珠江三角洲网河平原南部的考古学文化。 1）石器有砍伐功能的斧、修整木头的锛、拍打“树皮布”的锤和拍、磨制石器或骨器的砺石等，部 分为半磨石器。还有为数不多的骨器，或为捕鱼工具。 2）陶器的泥质陶中，有彩绘的红陶、表面饰镂孔和刻划水波纹等纹饰的白陶。这些盛器的部分可能与宗教活动有关。拍印绳纹的垂腹夹砂罐。 3）利用石斧和石锛制造独木舟。 4）总之是利用海岛、沙丘和沙堤-泻湖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狩猎渔捞经济。 5）与五岭南麓甚至湖南西部的人们有一定的交往：与之类似的白陶，在石峡遗址以及湖南北部的汤 家岗等遗址至湖南南部沅江中下游一带均有出土。在肇庆，除了出土与之类似的彩绘陶之外，还有曲肢葬 墓葬。 05、石峡文化 石峡文化是距今约
年间，分布在南岭南麓的考古学文化。 1）石器加工技术相当高：选料讲究，充分利用切割、钻孔、磨制和抛光技术。有一批与岭南其他地 区截然不同的器物：翻土用的石攫和大型的有肩有段石铲、木工用的大型厚体长身锛和成套卷刃圆凿、与 宗教有关的玉琮、数量众多制作精良的石镞等。 2）陶器以灰色为主色调，烧成温度约 1000℃，部分为模制，个体大。最多见的是圈足器。其中的贮 藏器以藏酒（？）的壶较多，罐则是藏粮食的；其中的盛食器一般都有子母口、略深腹、圜底，圈足有裙 状的和喇叭状的。三足的炊煮器也不少。其中又以浅腹、近平底、高足的“煎炒器”为多。所有陶器的装 饰纹饰以各种式样的镂孔最具特色，其他有附加堆纹和极少量压印纹。 3）石峡文化墓葬的墓壁多经火烧，流行二次葬，次次都瘗埋随葬品，而且数量颇多，在已发掘的 102 座墓中共出随葬品 2400 多件，而 M42 则占有 151 件。 4）现知 1970 年代石峡遗址的发掘区的北、西、南 均有长房子，中间则为墓葬。这虽然是一个比较 奇怪的现象，但却告诉我们：村落布局略有规划。 5）出土有碳化稻谷。 6）上述的情况说明石峡文化的经济类型是以狩猎采集为辅助的锄耕农业经济；人们讲究“烹调” 、装 饰、宗教娱乐，生活充实、内容丰富；有权威在影响着人们的占有欲膨胀、贫富分化和共同意识。 7）接受昙石山文化、良渚文化、甚至典型龙山文化的影响；甚至是经海路来的影响。 06、几何印纹陶文化 “几何印纹”是商至秦汉时期华南地区流行的一种陶器纹饰，颇具特色，乃认识此时此地文化遗存的 一把钥匙，尽管把这些文化遗存称之为一种考古学文化并不合适。先秦岭南“几何印纹” 大致的发展过程如下。 初期从发生至西周中、晚期之际为初期。 1.初见不规整的曲折纹、贝齿纹和叶脉纹等。后逐渐流行以圆圈、折线和直线封闭图形为元素的纹样， 如曲折、贝齿、叶脉、席纹、圆点、旋涡、方格、菱格和云雷等花纹；并且往往有二、三种纹样组合出现 在一件陶器上。 2.石器的制作注重石材的选择，有切割和管钻技术，有肩有段石器和矛、镞等制作较精致，但找不出 确凿的农业工具或翻土工具。有相当数量的骨、牙、蚌器。 3.陶器主要是灰陶系列，手制慢轮修整，烧成温度约 1000℃。既有炊煮器也有盛贮器，但缺乏如碗类 的“饭食器” 。较晚时出现了青铜器。 4.大聚落中可划分为几个功能区：生活区、 “广场” 、垃圾区、墓葬区等。而且出现了聚落群和中心聚 落。 5.墓葬排列有序，有拔牙习俗。河宕遗存中或有家猪。 6.青铜器中的部分与岭北的相似或由彼传入者。 7.总之是一个有较多人口、较大集体、分层化的、大幅度进步了的社会。所以，我们不妨将这个时期 的文化视为最发达的渔捞采集经济文化。 中晚期大约至春秋中、晚期之际。 1.上述的纹样衰落，流行以曲线为元素组成类似于青铜器花纹上的“夔龙”纹样；夔龙本身以及夔龙 之间、夔龙纹与其他纹样的组合，均变化繁复多样；流畅、生动、自由，代表了几何印纹的最优美形态； 刻划有旋涡纹的原始瓷豆经常见到。这是中期。春秋晚期与整个战国时期，几何印纹简化。纹样以一个方 格为单位，简单的连接两条对角线，复杂的再连接两条中位线，即所谓的米字纹；旋纹和篦点纹也常见。 这是晚期。 2.聚落中的石器已少见， 出现了相当数量的青铜或铁工具； 颇多的原始瓷器； 陶器的烧成温度在 1200℃ 左右；为数不少的水晶珏、玉珏；等等。说明生产力水平较高。 3.一个墓地中有大墓、小墓的等级差别；墓葬布局有规划；随葬品中既有大众流行的种类，又有个别 墓仅出的特殊种类；陶器纹饰虽然多以“夔龙纹”为母题，但具体的式样繁多，风格自由；等等。说明有 权威在管理社会但人们的思想观念自由。4.有专门烧造陶器的大规模窑场，并将其产品作为纽带联系着众多的聚落。 5.青铜器中的部分为岭北传入；初步鉴定横岭山玉珏的玉材为新疆和田玉；等等。说明与周边文化交 往频繁。 6.至战国末期，岭南的总人口约百万，多数居住在冲积平原，发展了相对发达的农业经济文化。 第四章第一节 二里头文化 1.生产工具主要有翻土的铲、砍伐的斧，切割的刀和收割的镰，还是石器为最多，青铜器几乎没有在 农业中使用。由于牛、羊、猪、马等动物骨骸的普遍存在，说明当时家畜饲养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又由于 经常发现用铜、骨、蚌、石、陶等制成的鱼叉、鱼钩、网坠、镞、矛等工具和武器，说明当时渔猎还是经 济的主要辅助部门。 2.发现大型的夯土台基建筑遗迹。根据研究知，这是一座宫殿。在宫殿建筑的“中庭”内还发现有祭 祀坑，内有人骨架。 3.墓葬有大有小，大的有棺有椁，随葬品丰厚，小的无一定的腰坑，内无随葬品。 4.有少量青铜礼器被发现，如鼎、觚、爵、小⒈B等。其表面粗糙，无花纹，无铸铭，显示了早期的 特点。 5.出土了大量的陶器，主要器类有大口尊、瓦足簋、夹砂罐、豆和酒器觚、爵、小⒈B等。早期的保 留着浓厚的河南龙山文化的作风，如平底器多，多为较细的绳纹，蓝纹也较常见，有一定数量的方格纹。 晚期的则与郑州早商的非常接近，如盛行圜底器，器物内壁多有麻点。 6.现知豫西晋南是二里头文化的中心分布区，在陕东、鄂北豫东也有同类遗存分布。其年代大致在 B.C 年之间，因此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夏族人在夏王朝时期所创造的文化） 。 第四章第二节 01、 “二里岗期文化” “二里岗期文化” 包括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安阳洹北花园庄等大量遗存在内的商王朝早期至盘庚 迁殷这一段商代前期的文化遗存。在河南、陕西、湖北、河北、山西、山东、安徽、江西等地均发现有这 类文化遗存。可分为四期。 二里岗期文化的特征： 在农业上已经较多地使用青铜工具， 这些工具主要有翻土的锸和耜、 松土的赙、砍伐的斧、修整木头的斫等。当然还有一些石器、骨器和蚌器，如收割用的石镰等。种植的主要作物有禾、 黍、麦、粟和黄豆等，用石臼加工粮食。商人酗酒成风，酿酒技术相当发达。被称为五畜的牛、羊、马、 猪、狗在郑州商城中均可见到，而以牛骨和猪骨为最多。但渔猎还是当时人们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陶器以灰陶为主，陶胎薄而均匀。常见的器类是作为炊器的[、鬲、泻图猩肮蓿称饔卸购腕 贮器是盆和大口尊。以细绳纹为主要装饰。 已经出现了成套的青铜礼器。 墓葬的大、小规格和随葬品相差悬殊，但几乎都有腰坑，较大型的墓葬有随葬海贝的，但不普遍。经 常用人或动物作为牺牲来祭祀，但每次所用的数量很少。卜骨有灼有钻或有灼无钻，但不见有凿者。 02、 “殷墟文化” 殷墟文化简略点可分为早、晚两期。 早期的文化特征是：1）陶器以灰陶为主，红陶较少，刻划白陶已很盛行。作为礼器的觚、爵、芯 常见到。2）青铜器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礼器，多无铭文，偶尔有者多半是“族徽” 。3）卜骨或卜甲都有钻有 凿，卜辞已大量出现。4）除殷墟之外，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地也发现此期的青铜器。 晚期的文化特征是：1）陶器中的泥质红陶显著增多，白陶继续盛行。作为礼器的觚、爵、幸丫 落。2）青铜器除了礼器之外还出现了一些杂器。有铭文的器物渐多，但铭文一般仍为族徽，直到最晚期才 偶尔出现了几十个字的短篇铭文。3）卜辞仍大量出现。4）此期的文化遗存分布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地区， 但北至内蒙、东北，南至湖南、江西，西至陕西、甘肃，东至海滨均有晚商的青铜器出土。这至少可以说 是帝乙、帝辛时期商人的文化影响所及。 03、 《甲骨文合集》 自 1900 年发现“有字甲骨”至今，搜求或科学发掘共获得甲骨 15 万片（包括国内外的著录书） ，但 它们分藏或流散于世界各地，难于查阅。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胡厚宣教授就提出编纂《甲骨文合集》的 规划，经过众学者的多年的努力，十三册巨著于 1984 年已经出齐（资料截止 1973 年）《合集》材料齐全， 。 在编排上先分为 5 期：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每一期中又按内容分 为阶级和国家；社会生产；思想文化；其他等 4 项和 21 小类，既有一定的研究，又方便于查检。 另，1973 年，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又在小屯南地发掘获得 7000 多片甲骨，其中 4511 片有刻辞，不遑收 入《合集》 ，另外出版《小屯南地甲骨》 （上下册） 。这样，除了比较零散的甲骨文献之外，重要的甲骨文史 料基本齐全了。04、侯家庄陵区 乃位于殷墟的洹河北岸的商代后期王陵区。 年发掘 3 次（即殷墟 10～12 次发掘） ，1950～ 1976 年有发掘 3 次。现知，墓地分西区（8 座陵）和东区（4 座陵） ，中间靠东有 1410 多座祭祀坑。王陵 有墓道 1～4 道，墓口面积一般 700 平方米左右，墓坑深 10 米以上，均设二层台、椁室、漆棺和腰坑。 王陵大多有殉葬人，最多的 M1001 超过 164 人，与墓主同穴者即有 96 人以上，其余的分葬于椁室外、 墓道夯土中、或另设的土坑里；有认为墓道夯土中 73 人身首分离者，应为人牲而非殉葬人。 随葬品大多被盗，仅发现一些零散的青铜器、玉石器、白陶、陶器和黄金等。 05、殷墟西区墓地 经过多年的调查与发掘，殷墟的分为和布局已大体搞清。在洹河河奥的 24 平方公里范围内，河南岸 的小屯村东北地为宫殿、宗庙区，在其周围还分布有手工业作坊，一般居址和平民墓地等；洹河北岸的侯 家庄与武官村北地是王陵区。殷墟外围有一些简陋的地面式房基，可能是一般贫民居处。 殷墟西区墓地位于洹河南岸孝民屯一带，是比较单纯的墓地，以商代后期中晚阶段的小型墓为主。已 发掘的 939 座墓可分为 8 个墓区，各区分属不同的“族” 。具体体现了商代“族墓地” 的埋葬制度。性质 相同的墓地还见于大司空村和后岗两地。 06、西北冈祭祀坑 乃商代晚期商王杀人祭祀先祖的遗迹， 位于殷墟侯家庄王陵区内。 遗迹东西长约 450 米， 南北宽约 250 米。迄今共发掘祭祀坑 1410 多个，约占总数的一半以上。 祭祀坑大部分为南北向，少数东西向。绝大多数坑中埋人，少数埋动物，个别的埋车子。埋人的有两 种，一种是长方形竖穴（2×1 米） ，所埋人骨有全躯的，有身首分离的，也有无头躯体，一般均每坑 1～10 人。另一种是方形竖穴（1.5×1.5 米） ，是专门埋人头骨的，一般每坑 3～39 人，多数埋 10 人。无头骨架 均为男性，年龄多在 15～20 岁，全躯的多为妇女和儿童。 商代祭祀用的人牲，有一些是奴隶，但大部分是战俘。每次祭祀所用人数，少者几人，多者达三、四 百人。尤以武丁时期所用人牲的数量最多。大多数祭祀坑成组排列，分布有序，并非从属于某个大墓，应 为祭祖。 墨西哥阿兹特克人也利用众多的人牲进行大规模的祭祀，但他们是祭祀神灵，而非先祖。 07、“妇好墓”即殷墟 5 号墓。位于小屯村西北，1976 年发掘，墓口面积仅 22.4 平方米，墓深 8 米，设二层台和腰 坑，有棺有椁，殉人 16 个，殉狗 6 只。 出土的青铜器中有 100 件以上铸有&帚好&字样，又根据 6 件成套镂孔铜觚上的铭文与甲骨卜辞&帚好& 的写法完全一样，并且墓葬的年代与第一期甲骨文（武丁时期）宾组卜辞的年代相符合，断定墓主为殷王 武丁诸妇之一“帚好&，她是武丁最宠幸的一位王后和女将。该墓是殷墟考古史上唯一可与甲骨文联系起来 并能确定墓葬年代的一座王室墓。 随葬品总数达 1928 件（不包括小铜泡和小圆玉片） 。此外还有逾 6800 枚贝币、1 枚阿拉伯绶贝，还有 红螺壳。 其中主要是青铜器，共 460 件。其中又以礼器为主，共 210 件。这些礼器的特点是：器类较齐全；多 成对成套之器；方形器居显著地位；带盖之器占相当比例；纹样繁缛绮丽；普遍铸有铭文。殷商文化中， 有铭青铜器多数有其自身的组合形式和特有的纹样。 其它各种质地的随葬品如玉、石、宝石、骨、牙、陶、蚌器，整体体现了高度发展的殷商文明的多面 性。 第四章第三节 01、郭沫若 郭沫若（）四川省乐山县人。1923 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后参加北伐战争和南 昌起义。1928 年旅居日本，此后的十多年间，收集了流散于世的 324 件两周青铜器资料，受艺术考古的影 响创立了“标准器断代法” ：先在其中选定有铭文且自行表明其年代的器物作为标准器。然后在这些标准器 中揣摩其文辞体裁、文字风格、人名事迹、形制和花纹等特征，再根据这些特征来判定其他器物的年代。 终于写就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把过去一团混沌的两周传世青铜器，厘出一个完整的体系：滥觞 期、勃古期、开放期、新式期。并利用到古史研究中来。 02、周礼 西周礼制的第一部分重要内容是宗法制和分封制；第二部分内容是周人的意识形态。 宗法制和分封制 宗法制是分封制乃至西周礼制的核心。宗法制确定，在一个家族里，嫡系长子长孙 是大宗，庶子孙是小宗。小宗隶属于大宗，等级地位低。 分封制是宗法制基本精神在政治生活中的具体外延。周王自称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称为天下的 大宗，是同姓贵族的最高家长。天子的庶子分封为诸侯，对天子是小宗，在本国为大宗，其职位也由嫡长子继承，诸侯的庶子则被封为卿大夫，为小宗。卿大夫在自己的采邑内也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成为采邑的 大宗，其庶子们又为小宗。 这样，周天子既是天下的大宗，掌握着国家的宗庙（太庙）的祭祀大权；同时也成为政治上的共主。 周人的意识形态 一是其天命思想：敬德保民，以德配天： “天”是有意志、有感情、能赏善罚恶的人格神，但是“天”又与“宗神”是分离的，只有宗神（天子）德行醇厚，勤劳敬谨，创造了良好的政绩， 取得“天”的欢心和小民的敬畏，才能被“天”赐予统治地上的王权；否则就会像夏、商那样失德而亡。 二是其伦理思想：强调有孝有德：这里的德是明确自己在与他人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如大宗、小宗） ；孝 是亲亲关系，主要强调子女对父母的义务，小宗对大宗的义务。 “周公作礼” ，他要让这种思想家喻户晓，如雷贯耳，要让每个人都明白自己的角色，因此在日常社 会生活的每时每刻、方方面面中体现出来，因而考古资料中也不乏反映。 03、琉璃河遗址 琉璃河遗址西周时期重要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县琉璃河镇北 1.5 公里的台地上。面积 500 余万平方 米。1940 年代即已发现，1970 年代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城墙，城外有壕，城内有房基。又在城之附近发掘 了 200 多座墓葬，其中大型的墓葬（如 M1193）设有墓道和陪葬的车马坑，出土的青铜器上铸有“]侯” 铭文，可能是周公的堂弟，也就是召公太保]（或其长子）的墓葬，这对推断 “封召公]于燕”始封地的 地望具有重要意义。 04、 《宜侯仄簋》 西周早期康王时器，1954 年出土于江苏丹徒烟墩山西周墓葬，以作器者为宜侯仄而得名。铭文长达 120 多字，记载了宜侯仄受封于周王的情况。是研究西周历史和分封制度、实施情况的重要资料。 05、 “周原”遗址 作为一个古部族的“周” ，始祖乃后稷，聚居的为邰（今陕西武功）传到公刘，迁到豳（今陕西西彬 县）古公父（周文王之父）时，定居于周（今陕西岐山） ，周文王时，迁都于丰（今陕西长安沣河以西） ， 周武王时，建都于镐（沣河以东） 。一般称沣河两岸的周人遗址为“周原遗址” （主要分布在今陕西岐山。 扶风两县的北部） 。西汉以来，这一带就不断有西周青铜器出土，相传著名的《大丰簋》《盂鼎》《毛公鼎》 、 、 等重要青铜器均于清代末年出土于岐山。1976 年起多家考古地位联合在此开展发掘。 所发掘的建筑遗址甚有价值。歧山县凤雏村的西周早、中期宫室基址，从平面上看，整个基址是以殿 堂为中心，围绕着殿堂，合理地安排了庭、房、门、廊、阶、屏等单体建筑。殿堂开间大，进深也深，可以看出此建筑物比其他各房要高大一些，应该是统治者处理朝政、举行婚丧、祭祀等典礼的场所，也就是 后代文献中所说的“朝”“堂” 、 。殿堂之后的建筑，比较隐蔽，大概是贵族及其嫔妃们居住的地方，也就是 后代文献中所说的“寝” 。殿堂前两侧的 10 间房是为厢房，也称“个” ，当各有专用。整个建筑群的布局， 合乎周代“前朝后寝”或“前堂后室”的设计。 从结构来说，凤雏的宫室建筑显然是从二里头和殷墟的宫殿直接发展而来的，同时这种把私人生活所 在与其处理政务场所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整体结构，一方面是按当时宗法制度的需要而建造的，同时 也是后代殿堂建筑群的滥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发现的西周青铜器窖藏已有十多起。其中最重要的有 1975 年气血汉董 家村出土的包括裘卫四器在内的 37 件，1976 年扶风庄白出土的 103 件微氏家族青铜器群。 06、上村岭遗址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虢国贵族墓地，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 年发掘获得墓葬 234 座、车马坑 3 座、马坑 1 座。从墓葬的排列看，当时的墓地有一定的规划。全部墓葬可分 5 等级：M1052 乃第 1 等级，重椁罩棺；出土有“虢太子元徒戈”2，鼎 7 簋 6 及 1 组编钟；附属于此墓的车马坑埋车 10 马 20。M1706 为第 2 等级，随葬鼎 5 簋 4，车马坑埋车 5 马 10。M1802 为第 3 等级，随葬鼎 3 簋 4 及丰富 精美的玉石装饰品。第 4 等级墓近 20 座，多出土 1 鼎或 2 鼎，无车马具。第 5 等级墓约 200 座，无青铜礼 器。 该墓地为了解西周的丧葬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07、 “公墓”和“邦墓” “公墓”和“邦墓”在周礼盛行的西周，周族人强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聚族而葬，即同姓宗族或者 同宗的死者埋葬于同一墓地。但这种族葬又有两种： “公墓”和“邦墓” 。公墓是王室、国君等贵族的墓地， 归冢人掌管：事先有一定的规划，确定墓地的范围，并画成图样，按照宗法等级关系排定墓位――《周礼. 春官.冢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各以其族。……凡有功者 ： 居前，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 邦墓归墓大夫掌管。 ” “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 。这些死者应当是 同族的自由民。族葬制本来是原始氏族社会的公共墓地制的遗留，自由民在社会生活中尽管具有自由的身 份，但他们仍然是被统治者，让这些同宗者“死相迫”是要让他们认清“生相近”之“礼” ：我们是归附于 姬姓嫡长子政权的被统治者。 08、周代棺椁制度据记载，周代的棺椁制度有严格的等级，即所谓“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 考古发掘工作究明，有些大、中型墓，在椁室内置双重棺，可见记载是大体可信的。商、周同样，往往在 之后、贵族墓附近设有“车马坑” ，即埋葬真车真马的埋葬坑。车马坑的规模冶视墓主人的身份高低而有等 差。 09、周代“九鼎八簋”制度 “九鼎八簋”在周礼盛行的西周时期，诸侯、贵族使用青铜器和死后的随葬品都有定制。在各种器用 中，鼎和簋是最重要的。天子用九鼎配八簋，诸侯用七鼎配六簋，卿用五鼎配四簋，大夫用三鼎配二簋， 士用一鼎。这在考古发掘中得到了证明。 进入东周，周礼已被破坏殆尽，即所谓孔子痛心疾首的“礼崩乐坏” 。这首先表现在“僭越” ：低一级 的贵族肆意履行高一级的贵族之礼。二是青铜礼器的有无、多寡本来是贵族身份地位的严肃体现，但此时 却被视为小事，具体的表现是仿铜陶礼器盛行。这种因经济实力不够而以陶器充当礼器的现象，也可理解 为僭越，或者是一种“乱礼” 。三是宗族的观念被家族的观念所代替，具体的表现是夫妻异穴合葬墓甚至家 族墓地的逐渐出现。 10、西周青铜器纹饰 西周早期仍因袭商人遗风，以动物和怪兽为主题的兽面纹为主，三层满花，对称而繁缛。西周中晚期 则确立的周人的风格：主流上带状的、变体的图案花纹代替了原来通体满花的、写实怪兽纹；疏朗的二层 花纹代替了繁缛三层花纹；一方面是植物枝叶纹比较流行，另一方面是出现了个体形态的“交龙纹” 。 人们可以从这里体会到周礼的“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或者说周礼也具有轻松、融洽的一面。 11、西周青铜器铭文 西周青铜器铭文晚商的青铜器很少有铭文的，有的也只是短铭文，称“简铭期” 。 西周多了起来，并不乏长铭文，称“长铭期” 。如著名的康王时器《大盂鼎》 ，铭文长达 291 字。西周 初期铭文的内容通常是激扬祖德、刻记功烈之类。到了西周中期以后，铭文就变得“公文程式化”了：纪 时、纪地、纪事、赏赐、勉励和对扬、作器、祝愿。例如《师兑簋》“隹元年五月初吉甲寅（纪时） ： ，晚在 周，各康庙，即位，同仲右师兑入门立中廷（纪地） 。王乎内史册命师兑足师和父嗣左右走马、五邑走马（纪 事） 。赐汝乃祖市、五黄、赤舄（赏赐） 。兑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丕显鲁休（勉励和对扬） 。用作皇祖城公 鼎簋（作器） 。师兑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祝愿）” 。 西周初期的铭文书体有称“波磔体” ，即字作肥笔，笔道首尾出锋，粗细不一，喜作波磔，有如“画字” ，尚有书写者之个性。到西周中期以后，书体则称为“玉箸体”即笔道柔和，粗细如一，两头浑圆，千 字同模。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铭文不多，内容也单调，一般是“ ‘某人’择某吉金，自作某器” ，或“余某某 之子，某某之孙”这样的字句。各地铭文的书体也有较大差异。被称为“自作体” 。 第五章第一节 01、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位于今陕西省临潼县城东 5 公里处。现知秦始皇陵的布局是：高大的冢丘（底部方形，每边 长约 350 米，现残高 55.05 米）四周建有双重围墙是为陵园。内建有寝殿和一些附属建筑。秦始皇陵东面 有诸公子、公主的殉葬墓，有埋置陶俑、活马的从葬坑群，还有模拟军阵送葬的兵马俑坑。陵园西面有埋 葬役徒的墓地，还有打制石材、烧制砖瓦和堆放建筑材料的场地。 02、秦半I 秦国半I钱体大而厚重，钱文高挺，书法粗率朴拙，字体狭长，笔划高低粗细不一。秦朝半I在秦始 皇陵陪葬墓出土了一些秦朝圜钱，一般直径 2.5～2.8，方孔边长 0.7～0.8 厘米，重 2.5～4.0 克（秦两约重 15.6 克） 。这就纠正了《史记.平准书》上所说的“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 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 ” 03、秦简 秦简指战国晚期的秦国与秦始皇时期的秦朝的竹简文书。重要的出土秦简有两批，一是“里耶秦简” ， 一是 “云梦秦简” 毗邻重庆的湖南省里耶县， 。 也是秦势力南渐西线上的一个据点， 虽然竹简尚在整理之中， 但可以预料简文的史料价值引人注目。 “云梦秦简”指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 11 号墓出土的竹简，墓主是秦狱吏喜，于秦始皇三十年下葬， 1100 多枚竹简的简文有《编年记》《语书》《为吏之道》《日书》和《秦法律文书》等。其中最重要的是 、 、 、 《秦法律文书》 。中国古代律文能够完整保存下来的，以唐律为最早，隋代以前的不过是断章零篇。这批秦 简保留了秦律的许多内容对研究中国乃至世界古代法律制度，有重要的价值。 又， 睡虎地 2 号墓出土木椟 2 件，乃士卒黑夫和惊写的家书。这是我国出土最早的两封家信实物， 据考订写于秦始皇二十四年（B、C、221） 。 04、隶臣妾隶臣隶妾是古老的名字。早在《尚书.费誓》中已经出现，后在《左传》中也不难见到（如僖公十七年， 昭公七年）“云梦秦简”的主要内容是《法律文书》 。 ，其中关于隶臣隶妾的条文有 57 条之多，涉及隶臣妾 的来源、赎免，以及他们的地位等情况。学术界一般认为，出土秦简中的隶臣妾、人奴、人奴妾就是今日 所指的奴隶；同时“云梦秦简”所反映的是战国晚期和秦始皇时期的社会状况，因此从秦简这样可信的史 料中理解隶臣妾，有助于思考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 第五章第二节 01、模型明器 两汉，一改前此随葬实物之风气，专为随葬而做的陶质模型明器显著增多。秦和西汉前期即已存在的 陶灶和陶仓，大量流行。以后如水井（括包生活用和灌溉用者） 、磨、杵臼、风箱、碓房、猪圈、楼阁（北 方流行一种“铅釉楼阁” ，虽然烧成温度仅有 800℃左右，但绿釉晶莹） 、劳作田地、陂塘（四川地区流行） 、 车马、船（岭南流行） ，家禽家畜，乃至各种细小的生活用具（如熏炉、灯）等，时代越晚，种类和数量越 多。随着占有欲的膨胀，人们对随葬品的观念也发生了显著的改变。 02、汉代漆器 汉代是中国古代漆器制造业的强盛时期：其一，器类多：从埋葬用的棺椁，起居用的睡床、奁、盒， 到饮食用的杯桊碗盘，应有尽有，而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案、盘、奁和耳杯。其二，数量大：深入到富人生 活的各个方面，多数贵族墓均又有随葬。其三，质量精美：汉代漆器有木胎和夹苎胎两种。后者的做法是 先用木头或泥土制成实心器具来做内模，然后用麻布或缯帛多层反复地附于内模上，去掉内模后做成胎体。 “脱胎”之后再反复髹漆而成器。乃漆器中的精品。同时还在漆器上绘画各种云气或神兽花纹，有的在器 口或器耳镶扣上金属，最后抛光成器，费功甚大，所以《盐铁论》有云： “一杯桊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 人之功” 。 汉代漆器业多为官营，如当时的河南郡（治所今洛阳） 、广汉郡（成都）都是主要的官营漆器产地。 番禺（今广州）的漆器水平也基本上与中原北地相当，但仍以木胎为主，而有些却与交易于海外有关。到 了东汉中期，豪强地主私营漆器业发展起来，官营的衰落。 03、汉丝织品 汉代的中国，从北方到南方，均种桑养蚕，缧丝织帛。在内蒙古的和林格尔东汉墓的壁画上，见到蚕 桑的图象。在山东、江苏、四川等的出土汉代画像石上所见的纺车、缫车、调丝、并丝、织机、染具等实 物图形。在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墓、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河北满城汉墓、内蒙古扎赉诺尔墓和新疆民乐 尼雅墓、广州南越王墓中均有精美的丝织品出土。出土的丝织品按织物组织分有：平纹组织，纤细、稀疏方孔、轻盈的平纹丝织物：纱、绢（纱之更轻薄者） 、缣（细绢也） 、e（有皱 纹的纱） ，南越王墓出土了颇具特色的黑油绢、砑光绢，细绢之冠的“冰纨” （经纬密度 320×80 根/平方厘 米） 。 绞经组织，质地轻薄透亮，经纱互相绞缠后呈椒孔的丝织物：罗。罗有素罗和花罗。花罗是在绞经罗 纹地上显花纹效果者。马王堆、满城、尼雅汉墓均有出土。 斜纹组织，显花的绮、锦和绒圈锦。绮有经畦纹显花、阶梯纹显花和变形斜纹组织显花三种。尼雅、 马王堆汉墓均有出土。锦是以彩色丝线织出斜纹重轻的高级提花织物。其基本组织均系 4 枚纹变化组织， 运用一上三下、二上二下、三上一下等基本规律和不同色线提经起花，又分两色锦、色色锦和多色锦等。 上述诸墓均有出土。代表了汉代丝织技术的最高水平。 04、汉画像墓 自西汉晚期至东汉，在中国的河南南阳、鄂北；山东、苏北、皖北；四川；陕北、晋西北 4 个地区流 行画像墓。 有三种形式。一是壁画墓，即在小砖墓室的内壁画上壁画（有的先抹上一层白灰，在上面作画，有的 直接作画在砖皮上） 。二是画像石墓，即在石质墓室的内壁雕刻各种图画。三是画像砖墓，即在小砖墓室的 内壁再嵌上模印有各种图画的小砖。 雕刻技法有 6 种：阴线刻，图像全部用阴刻线条来表现；凹面刻，把图像轮廓内剔成凹入的平面，再 用阴线刻划细部；减地平面阴刻，在石面上将图像轮廓外减地，使图像呈平面凸起，西部再用阴线刻出或 用朱线墨线勾绘；浅浮雕，将图像轮廓外减地，使图像略呈弧状凸起；高浮雕，减地后图像弧面凸起较高， 西部起伏明显，有较强的立体感；透雕，把图像的某些部分刻透镂空，使之类似利率体的圆雕。 画像的题材内容有 8：生产活动类；墓主的仕宦经历和身份类；墓主生活类；历史故事类；神话故事 类；祥瑞类；天象类；图案花纹类。 05、 “天人感应” “天人感应”学说由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在他的《天人三策》中阐明：人君受命于天，进行统治，所 以应当“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大意是：如果人君善治，天降祥瑞以告之。如果无道，天即降灾异来 遣告和威慑。如果人君在灾异之前不知改悔，就会出现“伤败” 。因此人君必须“疆勉行道” 。这种把天、 君、民联系起来的学说，基本上是借用阴阳家的思想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在当时，有利于封建国家的统一 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造成了汉代人迷信思想的普遍浓烈。06、车骑出行图 在汉代，不同地位的官吏，其官寺的规模及其下属官吏兵属的多少，以及出行时车骑随从的规格，都 有一定的约束。因此在墓室墙壁上雕、绘车骑出行图恰可表现墓主人的身份和他一生中的显赫功绩。西汉 晚期至东汉流行的画像墓中多见车骑出行图。特别是，河北省安平县逯家庄东汉墓的车骑出行图，环绕墓 室前室四壁上部，分为上下四列，各为一组绘出行列壮丽的车骑出行画面，仅第四列就包括马车 21 乘、骑 吏 46 骑和步行伍伯等 22 人，总括在一起，所绘马车超过 80 乘。 第五章第三节 01、番禺城 1.番禺城的具体方位：学术圈的意见比较一致： 东界：今农讲所旧址――新大新公司扩建工地、儿童公园、广州市文化局等处发现有 70×70 的地砖 走道、万岁瓦当；后来更在这一范围内发现了颇具规模的南越王宫苑遗址。 西界：解放路一带：广州迎宾馆内有任嚣墓、象岗山有南越文王墓，城墙只能在此以东。 南界：中山路稍南――最近在西湖路一带发现有南越国时期的水门。 北界：可能在东风路一带：城周十里。 2.番禺城的起源和建设：有不同意见 ――《广州历史地理》 （曾昭璇） ：引《广州记》《通历》等，认为周夷王八年（B.C.862）楚伐越， 、 服之，建“楚庭” ；约 B.C.473 年，吴越相争，越人公师隅（号南武） ，在“楚庭”的基础上建“南武城” ； 秦南海尉任嚣扩展之，号为“任嚣城” ；南越王赵佗于汉高祖三年（B.C.204）再扩展之，这就是“赵佗城” ； 汉武帝元鼎六年（B.C.111）平南越， “赵佗城”毁于一炬。 其后的郡治“于郡南六十里” （顾祖禹）“汉咸宁废址是也。（地望在今顺德乐从简岸村。陈代光同 ： ” 此） 。至东汉建安二十二年（A.D.217）交州刺史步骘再将郡治迁返“赵佗城” 。三国吴黄武五年（A.D.226） 分交州为交、广两州；广州始得名。广州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 ―― 《广州城始建考》 （麦英豪， 广州文博， 86/3） 、 《试论广州城市之形成》 （陈代光， 暨南学报， 90/3） ： 岭南之城市始于“任嚣城”元鼎年间并不南迁。 ――我们的补充意见（关于番禺城起源的讨论，文博，2002/1）“楚廷”“南武城”也许是不可信的， ： 、 但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增多，有必要重新估计岭南秦以前的商品交换情况。在商品交换比较活跃繁荣的社会里，一般都会有一个“买卖所之”的场所，这就是所谓的“市” 。这个市是否与“以盛民”的“城”重合， 要看具体情况：战国时期，珠江三角洲不断扩大，但仍是水网密布，这就很可能有“围”“堰”“码头” 、 、 之类的设施；或者说，这些设施往往会与“市”联系在一起。又从战国时期众多的青铜兵器出土看来，当 时人们共同体之间的对峙是相对紧张的。所以说，一是商品交换需要有“市” ，二是人群对峙需要有城，三 是自然环境已经促使人们掌握造城的技术，易言之，战国时期在岭南出现城市并不奇怪。而最值得注意的 是《古本竹书记年》云及： “魏襄王七年（B.C.328）越王使公孙隅来献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万、犀角、 象齿。 ”故明代中期黄佐纂修的《广东通志.舆地志三》说： “广州城始筑自越人公师隅，号曰南武。后任嚣、 赵陀增筑之。 ” 3.番禺城的结构 1995 年至今一直在发掘的“南越国宫署遗址” ，以及 1975 年发掘的“秦代船台遗迹” ，给南越国都城 的基本结构画了一个轮廓：禁苑在城南临海，宫署在城北靠山，几乎占满整个都城的范围，居民区和帝王 贵族的墓葬就只可能在城外了。 02、西汉长安城 西汉都城长安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 3 公里处。汉高祖五年（前 202）在秦兴乐宫的基础上建长乐 宫，以后陆续兴建，直至汉惠帝元年（前 194）才开始筑城墙，汉武帝时又有扩建。1956 年以来，一直在 这里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全城的布局已经比较清楚。 城的平面形状大体近于方形。城的四面各有 3 个城门。每个城门有 3 个门道，南正门（安门）中间的 门道所连接的街，称为“弛道”是供国君专用的。城修有“环街”和“复道” ，整个城内交通系统畅通，而 且排水系统也畅通。城内长乐宫和未央宫等宫殿居于城南，几乎占据了整个城圈，东市和西市，以及市民 住宅区位于城北。 《考工记.匠人》“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纬九轨。前朝后市， ： 左祖右社。市朝一夫” 。由于长安城是逐渐建设的，所以其形制和结构只能是基本符合这样的规制。 又，东汉郑玄注“市朝一夫”的夫为“方各百步” ；又《汉书.平帝纪》 ：元始二年（公元 2 年） “又起 五里于长安城中（如淳注：民居之里） ，宅二百区，以居贫民” ；北魏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卷五说到： “ （北魏洛阳城）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 ，北魏的这种“里坊制” 已为考古材料所证实。因此，有学者认为，早在西周时已产生了一套以经纬为坐标， “夫”为基本网格的井 田式方格网系统的规划城市的定式。言下之意，西汉长安城已初具里坊制，贫民居于城内。 03、 “南越国宫署遗址” 南越国即西汉早期遗址，位于广州市中心的中山四路。1995 年夏，由于广州市电信局兴建大楼基础施工而发现至今，一直在发掘。重要的遗物有：封泥、 “万岁”瓦当、铺地砖、修建踏步用的空心砖、铜俑像、 石八角柱、铁桶、建筑构件、木辘轳和生活俑陶器等。重要遗迹有：石蓄水池、石砌曲渠、回廊散水和砖 砌水井等。综合上述的发现，发掘者认为此乃一处石构人工园林东南的水景部分，而园林的主人是南越王， 因此称之为“南越国宫署遗址” （有认为署应为苑） 。杜牧《阿房宫赋》提到“长桥卧波，未云何龙？” ；李 善注《昭明文选.西京赋》 “疏龙首以抗殿”句时，引《三辅黄图》曰： “日（汉高祖时）营未央，因龙首以 制前殿”《西京杂记》云及茂陵（汉武帝陵）富人袁广汉修建园囿， ； “积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澜” ；左思的 《魏都赋》中也提到曹魏邺城的铜雀园中修有鱼池、堂皇、兰渚、石漱；等等，均涉及到宫苑或园林建设 中的园中修池，池中建岛、山石点缀的手法，现在在该遗址中终于见到了实物证据，弥为珍贵。据此，更 有研究者更推论 1975 年发掘的、 紧邻石砌曲渠西北的 “秦代船台遗迹” 实乃此园林中的临水“干阑宫殿” ， 。 04、南越王墓 1）形制 整座墓构筑在象岗山腹心深处，墓底距原来岗顶 17 米。全长 10.85 米，最宽处 12.50 米。墓室全部用 砂岩大石板砌筑，墓道在南。墓室可分前后两部分。前部分为前室和东、西耳室，后部分为主室（含后藏 室）和东、西侧室。前室部分随葬有礼器、车器、乐器、酒器、玩赏器和修简用器等，总之是“外藏室” 。 后室部分有墓主和左、右夫人的遗体、随身用品和庖厨用具，总之是“内藏室” 。2）墓主和殉葬人 墓主套以丝屡玉衣。墓道近墓门处有殉葬人 1，似作头东足西，打横斜放，惜出土时仅存 12 件陶器， 以及小铜镜和铜带钩各 1 件。侧室等还有殉葬人 11 人。3）随葬品 “文帝行玺”金印乃生前用印：未死即有庙号； “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同此。――《汉旧仪》“皇帝 ： 六玺，皆白玉，螭虎钮，文曰皇帝行玺（按，为封国之用） ，皇帝之玺（按，为赐诸侯书之用） ，皇帝信玺 （按，为发兵之用） ，天子行玺（按，召大臣之用） ，天子之玺（按，为册封外国之用） ，天子信玺（按，事 鬼神之用）”可见，皇帝玺印也好，天子玺印也罢，印文中绝对没有“某某皇帝之印”的。所谓“某某皇 。 帝”即庙号。庙号是皇帝死后，其子孙根据皇帝一生的经历和功过追加的谥号。所以说， “文帝行玺”是一 枚“伪印” 。 除了岭南特色的铜、陶、铁器之外，还有中原内地者，但多具早期（战国）的特征。随葬品中的封泥、 铭刻、和“陶文”等有西汉的官名，还有编钟、遍罄、编铙等――不自外于汉王朝。 除了铸铜之外，还有锻铸铁器的技术――南越王墓共出铁工具、农具、兵器 246 个号件（帝王墓出太 多，仍珍贵） ，同时一个重 26.5 公斤的越式大铁鼎，从铁器知，加热锻加工和淬火处理技术较高，但未见 “铸铁脱碳”的钢铁。未有铸币，知内部商品交换不发达，但舶来品较多（详后）说明与外部的商品交换频繁。 未见竹简和“遣策” ，但西耳室一漆木箱中有一套 70 多件的修简工具（3 件锯为铜质，余为铁质） ；又 出一竹签牌上有书： “金誊一口” ，按金誊，包裹图书的囊袋――战国西汉大墓中盛行简书随葬。 此外还出土一些颇具特色的玉器。 05、 “穿土为圹” 汉代贵族墓的形制有穿土为圹墓和凿山为藏墓两种。穿土为圹墓即在平地掘土圹，再于土圹中设置砖 室或石室或木椁室，殓棺埋葬。穿土为圹木椁墓又有两种： 一种是黄肠题凑墓。其“题凑”结构特点是 1、用长 60-90、10-20 见方的木枋层层平铺、叠垒成椁室； 2、木枋头端皆向内（外） ，即从椁室内往外看，四壁都只见木枋的端头。 “黄肠”则因题凑所木料都是剥去 树皮的柏木，以木色淡黄而得名。北京大葆台汉墓为最著名的黄肠题凑墓，用 1500 多根柏木垒成宏大的题 凑，高达 3 米，直抵墓室顶部。 另一种是多流行于“楚地”的“井椁” ：用木板拼合成的椁室，除了正中间的棺室之外，还有头箱、 足箱和左右边箱以放置随葬品。如马王堆汉墓 1 号的木椁共用 70 块木版，重数十吨，估计要用 200 立方 米的原木才能制成。其中最大的一块边板长 4.88、宽 1.52、厚 0.26 米，重 1500 公斤。 不管是什么样的椁室（还包括凿山为藏者） ，汉代的墓室均可划分为“内藏室”和“外藏室”两部分。 06、 “凿山为藏” 汉代贵族墓又穿土为圹和凿山为藏（葬）两种基本形制；像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即属后者。已经发掘 的诸侯王一级的凿山为藏墓有 3 座：广州南越文王赵胡墓、满城中山王刘胜墓和曲阜鲁王刘庆忌墓。其基 本特点是：在山崖或岩层中开凿洞穴为墓室；墓室结构复杂，一般有墓道、前后墓室、耳室和侧室，但均 可辨别为“内藏室”和“外藏室” ；一般都附有排水设施。 07、 “文帝行玺” 南越王墓出土金印之印文。――《汉旧仪》“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钮，文曰皇帝行玺（按，为封 ： 国之用） ，皇帝之玺（按，为赐诸侯书之用） ，皇帝信玺（按，为发兵之用） ，天子行玺（按，召大臣之用） ， 天子之玺（按，为册封外国之用） ，天子信玺（按，事鬼神之用）”可见，皇帝玺印也好，天子玺印也罢， 。 印文中绝对没有“某某皇帝之印”的。所谓“某某皇帝”即庙号。庙号是皇帝死后，其子孙根据皇帝一生 的经历和功过追加的谥号。所以说， “文帝行玺”是一枚“伪印” 。08、 “越式鼎” 在岭南考古中，以前发现的一些具有商晚周初特征的青铜器，又不具备岭南土著特征，因此对岭南冶 铸青铜器发生的时代，难于确定。后来科学发掘了珠海棠下环遗址，在商代中晚期的地层里，发现了铸造 青铜器的石范，由此得知，商代中晚期岭南已经独自铸造青铜器了。随着材料的不断丰富，也就辨清了青 铜器中的“岭南土著特征” ，越式鼎即其典型基本特征是：盘口、下部微鼓的扁圆腹、底圜平，槽状的立耳、 有的内铸绳索纹，实足较高、较细、足尖略外撇，整个器物轻薄，或于肩部铸简单的带状花纹。广州南越 王墓出土。 1 件重 26.5 公斤的大铁鼎， 其外形的特征基本如上述。 进而可估计， 当时岭南冶铸铁器的水平。 09、遣策 战国～西汉时期，贵族墓的随葬品众多，往往还随葬着用竹简编成的簿册，上面记录着各种随葬品的 名称和数量，这就是遣策。在所发掘的墓葬中，有些随葬品已经坏烂或被盗，有些则不识其名，遣策则可 帮助了解。像湖北省云梦大坟头汉墓和江苏省海州汉墓等，记录随葬品的识长方形木板，则可称之为“R 方” 。广州南越王墓随葬品众多，但未见遣策和记录有文字的其他简椟，这与战国～西汉时期大墓中盛行随 葬此类物品的习俗有别。 10、 《广州汉墓》 分布在广州市教区的秦末至东汉的 600 多左墓葬。资料集合在《广州汉墓》 （文物出版社 1981 年）中。 墓葬分为 5 期：西汉前、中、后期，东汉前、后期。这批墓葬均为科学发掘所获，墓葬分布、形制、随葬 品等资料完整而有系统，自成系列。据之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番禺的人口的分布由北向南扩张；岭南 流行木构墓室向中原流行的砖室逐渐过渡；具有地方特色的随葬陶器（瓮、罐、联罐、三足小盒、提筒、 瓿等）与中原特点的鼎、盒、壶、钫等初期组合共存获后者逐渐增多；陶屋、船、托灯俑、舶来品较多出 土，则具有浓烈的地方特色；等等。是研究汉代岭南历史，以及越、汉文化融合发展在重要资料。 11、汉代广州木椁墓 在大汶口文化后期首先出现木椁墓。当时的木椁应称为木椁室：在墓坑内沿四壁用原木垒筑，上面又 用木材铺盖做成。商代王陵的木椁室也是这样；战国秦汉的则是用厚 10 厘米左右的木板做成六面体的空箱 以置棺材。西汉以降，中原北方已逐渐流行各种砖、石室墓，木椁墓只见于少数诸侯王墓。 《广州汉墓》所 披露的共 409 座两汉墓葬中，可辨清墓葬形制的有 398 座，其中木椁墓是主流，共 291（座） ，而所谓的“分 室墓”是将木椁室做成双层的前（首层） 、后室（二层） ，忠实于现实住宅。砖室墓至东汉才出现，仅 78 座。 12、两汉砖室墓除了某些地区或时期流行石室墓、椁室墓之外，两汉占主流的墓葬形制是砖室墓。下面按其流行的早 晚述之。 单棺空心砖墓 战国晚期开始出现，西汉（特别是早中期）在中原和关中一带大量流行，东汉绝迹。空心砖：长、宽、厚分别约为 110、60、4 厘米的长方体砖，纵向有圆筒形空孔。 双棺空心砖墓 券顶小砖墓 汉武帝至宣帝时期流行平顶双棺室空心砖设土洞耳室墓。西汉晚期流行梯形顶双棺室空心砖墓，但最为流行的是双室券顶小砖墓，设有耳室， 有些还有 2～3 个置棺的小棺室。单穹隆顶小砖墓新莽和东汉初流行。单穹隆顶小砖墓：前室为穹隆顶，后室为券顶。所谓穹隆顶，即由墓室的四壁从四个方向向墓顶中间叠涩屋顶，从墓室内仰视之状如天穹，故名。 双穹隆顶小砖墓和前堂横列券顶小砖墓 东汉中期流行。前堂横列券顶小砖墓是以一个面宽大于进深的墓室为主室，再根据合葬人数开 1～3 个后室。此时耳室已经少见。 13、五铢钱 秦和汉初铸行的是“半I”钱。汉武帝着意改变“I”为“铢” 。中国年号之始的建元元年（B.C.140） ， 铸行三铢钱，重如其文；五年废，复行半I钱。元狩四年（B.C.119）又复铸三铢钱。 元狩五年（B.C.118）又废三铢钱，并令郡国铸五铢钱。这种钱又周廓以防磨，钱文为五铢，重如其文， 开始了五铢钱的制度。 元鼎三年（B.C.114）又铸“赤仄（侧）五铢” 。者时一种制作规整，边廓磨得光滑的钱币。出铸时， 朝廷规定其一枚相对于五枚普通的五铢钱。这样，又招来盗铸。于是， 元鼎五年（B.C.112）汉武帝敕令把郡国的铸币权收归朝廷，令上林三官专铸五铢钱，史称“上林三官 五铢” ，以应流通之需，而其余的旧钱全部收归销毁。 “上林三官五铢”重如其文，铸作规整，使盗者“计其费不能相当” ；轻重适中，合乎古代的社会经 济发展状况与价格水平对货币单位的要求，因而在汉武帝以后的西汉、东汉、蜀、魏、晋、南齐、梁、陈、 北魏、隋均有过铸造，历时长达 739 年，是中国历史上铸行数量最多、时间最长最为成功的长寿钱。 14、楼船 即指甲板上建有二层或以上楼仓的木船。 《史记.平准书》说到，汉武帝准备征伐南越时，大修昆明池 “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 ，那是因为“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 ”暗示着南越国的楼船亦如此“甚壮” 。岭南出土的陶、木船模型已验证之。 根据考古和文献资料，可归纳秦汉时期广东的造船情况如下：秦时可造 25～30 吨木船；南越国时应 可造高十余丈的楼船，而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则广泛使用各种小型木船；西汉中晚期造船邺有所式微； 东汉，既有使用舵、橹和风帆的数层楼船航行于河、海，还有较之简便的各种中、小木船，普遍使用于日 常生产生活之中，甚至一般民众竟将木船视为努力置备的家产。 第六章 01、横阵墓地 属于仰韶文化前期的墓地，位于陕西省华阴县。共发现了 8 座普通合葬墓，1 座单人葬墓，以及 3 座 大坑套小坑的复式合葬墓。这 3 座复式合葬墓分别套掘 5、7、3 个小坑，每个小坑内埋人骨 3～12 具，合 计 92 具，均以二次葬为主的多人合葬墓，头向西，男女老幼皆有。随葬品的基本组合是罐、尖底瓶、钵或 盆等生活用具。 有学者根据复式墓推论：有其存在，说明社会有二级组织。大合葬坑中的死者不可能属于不同的氏族 或胞族，考虑到胞族组织并不普遍存在，因此只能是氏族，那么小合葬坑中的死者就是一个家族的成员了； 研究者又推测了常住人口数目扶持此说。进而引发的问题是，在一个墓地里既强调家族组织，但又摆脱不 了氏族的羁绊，说明社会结构正处于原始共产制社会的子夜关头；研究者把横阵遗存的时段置于仰韶文化 的时段进行比较，扶持此说。 02、大汶口墓地 墓地位于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镇与宁阳镇堡头村附近的大汶口河两岸。面积越 82 万平方米。经过两 次发掘，估计墓地的时间约在距今
年间，也即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 墓葬魏长方形土圹墓，14 座有木质葬具，包括木椁室；大多数死者头向朝东；以单人直肢葬为主，但 有 8 座合葬墓，知其中有 3 座是男左女右的成年合葬，1 座是成年男女与幼女合葬；部分头骨有枕骨人工 变形和拔除上侧门齿迹象；绝大多数墓有随葬品，但极不均衡：有的大型墓多达数十乃至百件，有精美的 陶器、玉器、象牙器等贵重物品。 代表性的陶器有：鼎、豆、壶、背壶、罐、杯、h、B、尊、瓶、 “盔形器”等；石器有穿孔石铲、 有段石锛、矛、凿等；还有一些玉石器。 03、红山文化积石冢 包括红山文化晚期遗存中的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以辽宁省境内喀左县东山嘴的裸体女像和祭祀遗迹，以及牛河梁&女神庙&和积石冢最为著名。 牛河梁的积石冢位于凌原、建平两县交界处，是建在特地选择的岗丘上，主要用作墓葬特殊人物的墓 葬，因为用石块垒成冢丘，故名。3 座积石冢东西向排列，中间的方形积石冢（Z2）规模最大：外围方形 “石围墙”边长约 18 米、墙宽约 3 米，残高约 1 米。 “石围墙”内空间约 11 米见方，中间部位建一覆斗状 石平台，台底边长约 3.6 米，残高 0.65 米。平台内埋有 1 座石椁室墓。在 Z2 西面的 Z1 附近的墓葬中出土 了著名的“玉猪龙”等玉器，以及在墓前排列成弧状的彩陶筒形器 在积石冢北面的另一山头上发现有“女神庙” 、&女神像&和与祭祀有关的&炊址&。 但在这 1.2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尚未发现聚落遗迹。 综合之，这里是专供祭祀的“特区&。 这里所出土的积石冢、&女神庙&、&女神像&、玉器，乃至陶器影响了中国文明进程和文明起源理论的 研究――&女神庙&和积石冢,包括玉器和整个“祭祀特区”都是文明的因素，但遗存所在地域并非以往所认 为的中国文明起源的中心――中原地区；并且，其年代约为距今
年间，早于龙山时代。 04、陶寺墓地 中原龙山文化的墓地，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已发掘墓葬 1000 多座，均为长方形土圹墓，一 般是成人的仰身直肢单人葬，头向东南，排列整齐。 根据埋葬规格，可将所有墓葬分为 3 类：大型墓：长约 3 米，宽约 2 米。使用木棺。随葬品可达一、 二百件，有彩绘陶器、彩绘木器、玉石礼器和装饰品，以及整猪骨架。这类墓已发现 9 座，不足墓葬总数 的 1％。墓主均为男性。中型墓：墓圹尺寸略小。使用木棺。一般随葬成组陶器（包括少量彩绘陶器） 、木 器和玉石器，几件至一、二十件不等，常见猪下颚骨数个至数十个。墓葬数量近总数的 10％。死者多系男 性，仅分布在大型墓两侧的为女性。小型墓：墓坑小而狭长大多没有木质葬具和随葬品。约占 90％。 陶寺各类墓“金字塔式”的比例关系；出土的彩绘蟠龙图形的陶盘；彩绘木器（如案匣、鼓等） ；玉 石礼器；猪骨；以及墓地的使用年代和地望，均表明这是探索夏文化及中国文明起源的重点研究对象。 05、良渚文化冢墩 良渚文化因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县良渚遗址而得名。年代约在公元前 3300～前 2200 年间。主要分布在 太湖地区，南以钱塘江为界，西北至江苏省常州市一带。自 1930 年代数十年以来，人们一直在此开展考古 发掘工作，但大多数的遗址均分布在平原中的高墩山丘上，且多出土玉石器。人们除了注意那些刻划着人 神结合形象的璧和琮等玉石器之外，还着重研究的这些高墩山丘的形成，后发现它们多是为了建设大型墓葬或祭祀坑而人工堆积而成的。众多精美的玉石器、玉石器的上的图像、人工堆积的冢墩，以及其他文化 遗存所反映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探讨良渚文化的社会结构，以及这种社会结构的特殊性，极大的丰富了 文明起源的理论。 06、东汉帝陵 均在今河南省洛阳市附近（汉献帝的位于今河南焦作市） 。自明帝开始，陵园不筑围墙，仅设“行马” （鹿角挡众木是也） ；不建庙，但在封丘前建有石殿，后代的献（享）殿和陵恩殿皆源于此。 东汉明帝之前，每一祖先单独立一庙。明帝时的“元会议” （元旦日，公卿百官、四方来朝者、各郡 来京上计吏等，会集朝廷朝贺皇帝之仪式） ，搬到陵秦来举行（为了让先帝魂神闻之） ，这样， “元会议”和 “上陵礼”合二为一，故舍去庙祭。并且，将历代祖先神主牌位汇集于一庙， “同堂异室”供奉。再之，还 把原来 8 月份在宗庙举行的最重要的“酎礼”也放在陵前举行。 ――这是出于历史的偶然但却成为后代陵墓制度的滥觞：东汉光武帝崛起于动乱之中，使之成功的一 个重要条件是“刘姓皇亲” ，因此成功后马上修建了一个刘姓祖庙（高庙） ，供奉西汉 11 个皇帝的牌位。但 这只是蒙骗人的伎俩。因为从辈分上说，刘秀与西汉成帝平辈，哀帝、平帝是他的儿、孙辈。按此他的登 基就不是正统的父子相传而是“篡权”了。因此刘秀只能轻庙祭重墓祭。明帝为解此结，便进行了庙祭和 墓祭的改革：以往是每一皇帝立一庙，依次祭祀，若依之，则明帝祭还是不祭西汉的成、哀、平帝呢？是 先祭他们还是先祭光武帝呢？处于两难。因此干脆以孝为名，把光武帝的庙设在陵前（即石殿） ，诸先祖神 主牌位汇集于一庙， “同堂异室”供奉，进行上述的祭祀活动。 07、汉代家族墓地 汉代开始流行夫妻同穴合葬墓，乃至一个家庭的成员合葬于一个墓穴（室）之中。在整个墓地的布局 上，也出现了一个姓氏以家族为单位的茔域。如在河南省洛阳市烧沟就发现有西汉中期的包括 10 多座墓葬 的郭氏茔域。其周围还有赵、尹、商、吴、肖等姓氏的茔域。河南省陕县刘家渠东汉墓地是由羊、唐、和 刘三姓的家族茔域组成的。一般来说，每一个平民都是属于特定的姓氏的，那么他死后也就埋葬于所属姓 氏的墓地之中。贵族富有人家，其家族一般更庞大一些，更注重其家族血缘的完整性而单独建设自己的家 族墓地而不是姓氏墓地。同时，从孙成的买地券中可看到，现实社会中也存在没有 “葬身之地”的人。 08、买地券 乃中国古代以地契形式置于墓冢一种迷信用品。又称“墓别”“地券” 、 。系由买地契约演变而来的， 从东汉到明清，历代皆有。东汉是的地券仿简策之形，多刻于长条形铅板上，也有用玉板或陶柱者。如东 汉建宁四年（176）孙成买地券的券文如下： “建宁四年九月，戊午朔廿八日乙酉，左骏厩官大奴孙成，从洛阳男子张伯始所名有广德亭部罗百田一町，价钱万五千，钱即日毕。田东比张长卿，南比许仲异，西尽 大道，北比张伯始。根生土著毛物，皆属孙成。田中若有尸死，男即为奴，女即当为婢，皆当为孙成趋走 给使，田东西南北以大石为界。时旁人樊永、张义、孙龙、异姓樊元祖皆知券约，沽酒各半。 ”从中可看到， 地券的券文显然是从社会上所通行的的券约移植而来的；同时有清楚地打着道教迷信的烙印，说明当时把 买地券作为压胜和迷信之物。这对研究当时的社会情况具有很高的价值。 09、墓志 埋入墓中的记死者姓名家世和生平事迹的文字。 由于在志文之后附有韵语所作志铭， 故又称为墓志铭。 中国墓志约起源于东汉时期，魏晋以后盛行：河南省洛阳市出土的延平元年（106）贾武仲妻马姜墓志，虽 不自称为墓志，但所记内容已与墓志相近。江苏省邳县元嘉元年（151）缪宇墓后室石门上方所刻题记，又 官职姓名、死葬日期、韵语颂词，实为后世墓志铭之滥觞。由于东汉盛行在墓前立碑，故此种埋入墓中的 石刻文字实很少见到的。魏晋时期由于严禁在墓前立碑，而埋入墓中的小型墓碑的数量增多。 自称为“墓志铭”的实山东省益都市出土的刘宋大明八年（464） 《刘怀民墓志铭》 ，这是目前发现时 代最早的墓志铭。6 世纪初的南北朝后期，墓志逐渐定型，志石多呈方形，志盖多呈J顶形，也有个别作 龟形的。墓志盖在南北朝时期尚不普遍，隋唐以后，志盖相合，遂成定制。志文的内容也逐渐形成一种固 定的文体，首先叙述死者姓名、籍贯和家世谱系；再记其水平事迹，官职履历，并颂扬其政绩德行；最后 记其卒葬年月和葬地；志文后为四自韵语的“铭” ，以表达悼念哀思之情。南北朝至隋的墓志上皆不署撰者 书者姓名，唐代以后才在至文标题下署撰者书者姓名和官衔。 10、方山永固陵 北魏文成帝之妻文明皇后冯氏（孝文帝祖母）的陵墓。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北的西寺儿梁山（古名方山） 南部。冯氏曾两次执政，握有实权，陵墓又是她生前所建，所以大体上可反映北魏帝陵的情况。陵园背靠 方山，座北朝南。属于永固陵的建筑自南而北分别为： “思远灵图”“永固堂” 、 、永固陵。思远灵图乃一处 带回廊的塔院建筑，塔基方形；永固堂也方形建筑；永固陵为圆形但基底为方形。这是将陵园与佛寺建筑 融为一体的的南北朝陵园特点，但在陵前建有石殿则是继承了东汉的作法。 墓下是带墓道的双室砖墓前、后室均为近方形，室内建筑构件的石雕和镇墓石兽等，工艺精美，费工 浩大，又行厚葬之风。 11、拓拔魏北邙墓地 拓拔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其陵区设在河南省洛阳市邙山东南山腰的缠水两侧。其布局大体上是：孝 文帝长陵位于中心位置上。它的右前方依次有子宣武帝的景陵、又一子怿的墓；左前方依次是孙孝明帝的定陵、又一孙宝月的墓。此外，在孝文帝长陵左前方更远的“龙岗”上，埋葬有孝文帝的近支皇族；龙岗 坡下为妃嫔的埋葬地；再往下是北魏王朝的“九姓帝族”“勋旧八姓”和内入余部诸姓及其他降臣的墓地。 、 上面所述乃北魏洛阳陵区的总体布局，下面再看其局部的布局：在龙岗近支宗族的墓地里，又以孝文 帝拓拔宏的七世祖道武帝拓拔圭的子孙墓地为中心。在其右是孝文帝拓拔宏的六、四、二世祖明元帝拓拔 嗣、南安王拓拔余、献文帝拓拔弘的子孙墓地。其左则是孝文帝拓拔宏的五、三世祖太武帝拓拔焘、文成 帝拓拔浚子孙以及孝文帝自己的“庶子庶孙”的墓地。 ――整个墓地布局表现了三点：其一，帝陵和贵族墓几乎在同一墓地里，有类于周代的“公墓”墓地； 其二，就整个墓地言，这个邙山墓地是由孝文帝所创建的，其他人都是他的臣子或晚辈，他的陵墓理应居 中，其他的“帝子”“帝孙”只能居其下方的左右。其三，在局部的龙岗墓地中，因为拓拔圭是北魏王朝的 、 缔造者，他的一系的子孙的墓葬居中也是“礼”中之理，而其左右又以“奇世”和“偶世”子孙的墓地分 居下方的左右，这都类似于周礼中的“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 。归结之，北魏洛阳陵区的布局，既 保留着原始氏族族葬的遗风，又糅进了中原汉人的礼俗，这是民族融合的生动反映。 12、司马金龙墓 北魏琅琊王司马金龙与其妻姬辰的合葬墓，位于陕西省大同市。司马金龙是降附于北魏的西晋皇族， 深受宠信。根据墓志知，姬辰死于延兴四年（474） ，司马金龙死于太和八年（484） 。 墓室为四角攒尖顶的砖室。砖为特制的铭文砖，砖铭是“琅琊王司马金龙墓寿砖” 。墓早年被盗，尚 存：雕饰精美的石棺床，床足间所雕形象既有佛教题材的，又有传统的，如力士、忍冬纹、伎乐、龙虎、 凤凰、金翅鸟等；室内 1 具漆屏风上则彩绘烈女等题材的图像，并附有榜题；碑形石墓表；陶俑及动物模 型，其中不乏“甲骑具装俑”和马驼畜群；各种质料的生活用具。 13、南朝帝陵 在南京附近地区的帝陵一般建在半山腰，依山为陵，不辩方向而要求群山环抱，面前有一片开阔地。 江苏丹阳县胡桥大墓，很可能是肖齐和帝肖宝融的恭安陵。它建筑子山麓间，北靠北山，东有庙山，西有 西山，左右还有小山环抱，各相距 50 米。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大墓，应是陈朝宣帝陈顼的显宁陵。它座落在 海拔 104.3 米的罐子山北麓，东面偏南对牛着首山，西面为马鞍山，东、西、南三面都有起伏的小山相连。 北面有孤独的萝卜山屏障于前，再北即可望见长江。 陵墓的地面上一般也建有坟丘，陵前辟有神道，顺着山势直抵平岗，在神道的尽头修有水池，从墓里 引出的地下排水沟直通于此。在神道两旁还立有石兽和石柱等。墓室为“凸”字形砖室，规模不大。墓室 建有角柱、斗拱、直棂窗、台桌和灯龛等，使之更像现实中的居室；墓室设棺床和前室，棺床高于前室，前室设有阴井以排水，利于保护尸体；墓壁砖的装饰主题，多为四神和竹林七贤，个别为佛教元素；衬纹 则有卷草纹、金钱纹、席纹、忍冬纹等等。 随葬品有以瓷器为主的生活用具；以牛车为中心的武士俑；比较粗陋的模型明器；包括“舶来”的各 种质料的装饰品；如镇墓兽、炼丹药之类的迷信品。 14、竹林七贤和荣启期 东晋南朝墓葬中，有一些墓室内壁用模印画像砖拼嵌成大幅砖画，画面的题材受当时“天下多故”的 影响，有“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等。 《晋书.嵇康传》云嵇康所与神交者惟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 “竹林七贤”也。 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 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 山涛性好《庄》、老》，每隐身自晦。举嵇康为官自代，康云：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 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 向秀清悟有远识，少为山涛所知，雅好老庄之学。 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 阮咸放达为行，偶，宗人以大盆盛酒，圆坐相向而饮。时有群豕来饮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饮之。 王戎官至吏部尚书，以母忧去职。性至孝，不拘礼制，饮酒食肉，或观弈棋，而容貌毁悴，杖然后起。 可见“竹林七贤”乃处世不恭之辈。 孔子游于太山，见荣启期行乎J之野，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孔子问曰： “先生所以乐，何也？”对 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 是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 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也， 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宽者也。” ――（杨伯骏： 《列子集释.天瑞》 ，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列子》可能是南朝人所集之类《论语》体例之书，书中视荣启期为春秋时“高士” 。 15、镇墓俑中国东汉的文献中已多见“厌胜”一词，厌胜即厌服其他，诅咒求胜之意。 《后汉书.班固传》则有“禽 相镇厌，兽相枕籍”之说。可见要镇服其他而求胜，还有“一物降一物”的说法。东汉墓中的买地券和镇 墓瓶， 以及依靠书画在上面的 “符” 希望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 西晋以后则依赖放置于墓门前的两个镇墓俑。 开始有两种，一是四足作行走状的牛形，一是全装甲胄的武士。北朝时作兽面的一具力求狰狞可怖，作人 面兽体的一具力求形状奇异（或可认为模拟巫师形象） 。唐初的立于山石座上作按J甲胄形貌；逐渐的演变 为不持J的甲胄武士，或双腿直立的踏牛天王形貌→→踏小鬼天王形貌（盛唐） 。晚唐镇墓俑逐渐消失，也 是厌胜之用的“金牛铁猪”及铅人等，开始出现。 16、关中唐十八陵 唐代 21 个皇帝除了武则天合葬于乾陵，唐代末年的昭宗皇帝埋在河南渑池，哀帝埋在山东菏泽之外， 其余 18 个帝陵都集中在西安北面的渭北第二道塬和北山各岭的顶峰上，西自唐高宗乾陵，东止玄宗泰陵， 绵延 100 多公里，是为关中唐十八陵。其总体布局不在于诸陵的排列，而是要求面南而坐，居高临下。 唐诸陵中，无论是依山为陵还是积土为陵，均具宏伟高大的陵丘。并在陵丘的周围筑有垣墙，或称内 城。内城（包括墓下建筑）模仿唐都城的宫城，四墙各开一门，四隅建有角楼。其中建有供上陵朝拜或举 行重要祭献典礼之用的献（享）殿，供墓主灵魂饮食起居的、宫人和官吏留守居住的下宫。内城南门正对 神道。乾陵神道自南而北有三对土阙，南面的土阙与南面第二对土阙之间模仿郭城，其间立有华表和翼马， 还分葬有众多的陪葬墓。第二、三对土阙之间模仿皇城，其间立有石鸵鸟和众多的石像生。整个神道长 3 公里。 帝陵地下建筑为斜坡墓道多过洞多天井的弧方形双室砖墓。从其构造和壁画得知，整个墓中建筑分别 模仿都城中的宫城（宫门、殿门、殿、宫） 。 17、唐太子公主陵 指业已发掘的唐懿德太子墓、章怀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乃中宗长子李重润，于大足元年 （701）与其妹永泰公主（李仙蕙）等被武则天杖杀；章怀太子是高宗子李贤，于文明元年（684）流放巴 州（今四川省巴中县）后自杀。中宗复位后于神龙二年（706）将他们的坟墓迁至乾陵陪葬，均“号墓为陵” 。 他们的墓地均有封土堆和围墙，以及规模较帝陵为小的神道。地下结构为斜坡式墓道、包括一段很长 的隧道、隧道顶部开天井两壁设壁龛。懿德太子墓设 7 井 8 龛，章怀太子墓设 4 井 6 龛。墓室分前后两室， 两室间设甬道。墓之地下满设壁画――在唐代，贵族墓一般在墓道前部两壁各绘青龙、白虎，墓室顶部绘 日月星辰，其他则有鞍马、明驼、牛车、列戟、步兵仪卫、属吏、男女侍者以及乐舞伎等，各绘在墓内相 应部位，其内容和规格视墓主人的身份而有所区别――懿德太子墓在墓道东、西两壁，绘三出阙和城墙为背景的太子仪仗，象征现实中的宫门。隧道前半段绘り龋陧柚兄饕胖靡钦藤福笳飨质抵械牡蠲拧 隧道后半段和前室，壁画多为妇女群像，有持团扇的、提炭炉的、捧杯的、执瓶的、掌烛台的、拿佛尘的、 等等，壁龛中除了各类陶俑之外，还有各种生活用具，象征现实中的殿（前朝） 。甬道和后室中的壁画为侍 女形象，有捧果盘的、执箜篌的、持琴的、怀抱琵琶的、等等，后室内置雕刻精致的庑殿顶石椁，象征现 实中的宫。 随葬品以大量的陶俑为主，懿德太子墓的陶俑总数达千件之多――大约从武周时开始，陶俑多施三彩 釉。陶俑可分为出行仪仗俑和家臣侍者两大类，前者自隋至初唐多武装俑，以后逐渐减少；武周时出现高 大的马俑和驼俑。后者自初唐至盛唐不断增多，乐舞俑和游嬉俑等皆属此类。受佛教影响，镇守墓门的一 对武士俑在盛唐时演变为天王俑。镇墓兽一为人面，一为兽面，而武周时期又进一步演变为头生角、肩附 翼或手握蛇的怪兽。隋代开始出现的人身禽兽首的十二生肖俑到开元、天宝时期更为盛行。陶俑的数量， 因墓主的身份而有不同的限额。方形有盖的石墓志在唐代使用得更为普遍，其大小也视墓主的身份而有等 级之分。 18、巩县北宋帝陵 多在河南巩县一带，其陵园布局和性质有类于唐（土阙、神道、陵垣、陪葬墓） ，细小的区别在：其 一，规定帝、后生前不修陵，崩七月内下葬；又严格按照堪舆术来选择陵的位置、方向和下葬的时辰。这 就衍生了在陵（又称上宫）的北偏西处修建“下宫” （葬前暂停灵柩奉安，葬后供奉遗容、遗物和守陵祭祀 之用）之制。后陵多合葬于帝陵之西北。其二，流行按姓氏五音（宫、商、角、徵、羽）中的音来选择墓 地。由于国姓赵为角音，墓地必须是“东南地穹，西北地垂” ，所以整个陵区中诸陵背洛水而面嵩山，地形 均南高北低，并置陵台于地势最低处。其三，规定帝陵的陵台作三层台阶式的方形土台；皇后陵台作二阶 式，均规模较小。其四，南宋王朝不忘北归，帝陵也俟有时重返祖宗陵区，故南宋诸陵均仅在浙江绍兴选 择陵园浅葬，命“攒宫”虽然形制大致如上述，但规模较小，不筑土阙和陵垣，献殿之后作玄宫，尸体放 置在严密坚固的“石藏子”里。 19、明十三陵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除了第七个皇帝（代宗朱祁钰）葬在北京西郊的金山之外，其余 13 个皇帝 均葬于北京西北的天寿山一带，是为明十三陵。这里天寿山主峰居北，其左右又绕以群山，山峦是缓坡均 向着之间的盆地，盆地之中又有河溪逶迤东流，盆地之南还有龙山（东）和虎山（西）与群山遥远相对， 不失为一块风水宝地。所有帝陵都位于山峦缓坡上，背靠高山，面向盆地，取居高临下之势。 十三陵区的神道建筑自南向北分别是石牌坊、大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