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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上市公司吃政府补助:中石油获14亿补助居榜首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时维八月，又到了中国最优秀的市场主体——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公布半年度成绩单的日子。乍看这份成绩单，上市公司净利润合计高达1.2万亿元，中国石油、中国国航、建设银行等行业巨头位居利润排行榜前列，日进斗金。细看之下，在这份成绩单中却有不少“水分”，上市公司的“傲娇”业绩并不全是靠自己主营业务挣来的。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经济研究院根据Wind资讯数据统计发现，在公布2014年半年报的上市公司中，有88.1%的上市公司收到政府补助，部分公司所获政府补助甚至远远高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这些公司遍布制造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其中有中央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定期为被打上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司发放政府补助，企业因此“扭亏为盈”。
　　这些喝了“补药”的上市公司，身体状况究竟如何？
　　诚然，政府利用公共财政资金，对一些需要扶持的高新技术行业以及符合经济结构转型方向的产业发放补助无可厚非；企业借力政策红利增强主业提高效益也算正途。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数据统计发现，很多政府补助资金流向了产能过剩行业；许多地方政府以各类名目发放政府补助后，并未对企业是否按照规定使用补助进行监管，也没有把补助资金使用情况向社会公开。政府的补贴成了一笔糊涂账。
　　截至8月31日，A股2537家上市公司公布了2014年上半年的“成绩单”。根据Wind资讯的数据统计，上半年2537家上市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称“净利润”)1.266万亿元，同比增长10.13%。
　　然而，根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的调查，在这份成绩单中，各级政府对上市公司的补助占据重要角色。这些补助对某些上市公司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直接关系到它是盈利还是亏损。
　　通常，上市公司在半年报中解释称，政府补助是本公司(集团)从政府无偿取得的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但不包括政府以投资者身份向本公司(集团)投入的资本。因此政府补助也被市场戏称为上市公司的“补药”。
　　Wind资讯统计显示，2014年上半年共有2235家上市公司在2014年半年报中披露收到政府补助，合计收到政府补助高达322.63亿元，收到补助的上市公司数量占公布半年报公司数量的88.1%。
　　在这个庞大的受补助群体中，哪些上市公司对政府补助的依赖性更强？补助呈现怎样的特征？《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经济研究院根据Wind资讯数据对这些政府补助进行了调查。
　　需要说明的是，为更客观严谨地反映政府补助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下文中所述的政府补助是根据上市公司半年报中公布的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数据。比如，中国石油在2014年半年报中披露，今年上半年总共收到政府补助51.74亿元，但计入上半年损益的政府补助为14.21亿元，即只有14.21亿元计入了中国石油的上半年净利润，所以该公司今年上半年所得政府补助以14.21亿元为准。
　　上半年政府补助同比增三成
　　58家上市公司获补过亿元
　　根据统计，2014年上半年获得政府补助的上市公司有2235家，政府补助的总金额为322.63亿元。2013年同期，获得政府补助的上市公司有2183家，政府补助的总金额为240.13亿元。与去年相比，今年上半年获得政府补助的上市公司不仅数量增加了52家，总金额也同比增加34.36%。根据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分类，其中获得补助的民营企业上市公司有1182家，地方国企所属上市公司有557家，中央国有企业所属上市公司有289家。
　　进一步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获得政府补助的2235家上市公司的净利润总额为6976.99亿元，去年同期净利润总额为6371.49亿元，净利润总额增加值为605.5亿元。而根据统计，上述2235家上市公司今年上半年所获得政府补助金额，比去年同期增加82.5亿元。这82.5亿元占605.5亿元的净利润增加值的占比为13.63%。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获得政府补助超过1亿元的上市公司有58家，去年同期为36家。这58家上市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总金额为156.09亿元，去年同期，这58家上市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金额为80.79亿元。与去年相比，同比增加93.2%。
　　无论从受政府补助的上市公司家数还是数额上，今年上市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都有较大幅度提升。
　　长期关注上市公司财务的用友-畅捷通首席会计专家马靖昊认为应当警惕这种政府补助不断上升的现象。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政府对上市公司进行大面积的补贴是不合理的。如果是高新技术公司以及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从调整经济结构的角度来说，政府对这些公司进行补助无可厚非；但一些效率低下、产能过剩甚至连年亏损的公司仍然能够获得政府的大量财力支持则会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不利于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
　　无独有偶，马靖昊的观点也得到企业界的赞同。7月14日，在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企业家喊出了“不要补贴，要公平”的声音。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表示，他们不需要国家的产业政策扶持，只要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企业自己就可以做好。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亦表示不需要政府补贴，就希望公平。
　　中石油等前十位亿元补助
　　俱乐部成员：补助多来自退税
　　根据Wind资讯数据统计显示，A股市场中，获取政府补助金额上亿元的58家公司，这58家上市公司以政府的补助金融156.09亿元，占今年上半年政府补助总金额的48%。(详见表1
　　记者进一步统计发现，上述58家上市公司中，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有40家(其中中央国有企业所属上市公司20家，地方国有企业所属上市公司20家)，占比68.9%。其他性质企业18家(其中外资企业1家，公众企业5家，民营企业12家)，占比31%。
　　在这58家上市公司中，排名前十的依次是中国石油、中国国航、建设银行、华能国际、
TCL集团、京东方A、重庆钢铁、中国中冶、美的集团、中天城投。这其中，国有企业占据了7席。
　　中国石油以收到政府补助14.21亿元位居第1名，去年上半年中国石油同样位居第1，收到政府补助6.41亿元。中国石油2014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681.22亿元，位居沪深两市第5，本身不差钱的中国石油为何会收到如此多的政府补助？
　　中国石油表示，政府补助主要是政府对进口天然气(包括液化天然气)按一定比例返还的进口环节增值税。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另一家石油巨头中国石化(600028.SH)则在这项统计中显示没有收到政府补助。记者查阅中国石化2014年半年报发现，今年上半年收到了政府7.9亿元的补助，不过此项补助并未计入损益，即没有计入净利润中。
　　中国石化2014年半年报显示，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政府提供的补助，按国家相关文件规定作为“资本公积”处理的，则从其规定计入资本公积；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与购买固定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金确认为递延收益，随资产使用而转入当期损益，这样计算的话，中国石化今年上半年收到政府补助0.56亿元。
　　9月2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致电中国石化咨询原因，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相比于中国石油，以收到政府补助8.18亿元位居补贴榜第二的中国国航，其收到的政府补助对经营业绩影响则更大。2014年上半年中国国航的净利润为4.744亿元，这意味着如果扣除政府补助，中国国航将出现亏损3.44亿元。
　　中国国航在半年报中表示，政府补助主要为收到的政府部门给予的用于支持航空业务发展的补贴收入。其坦承，2014年上半年营业外收入增加，主要是由于政府补助增加所致，数据显示，去年同期，中国国航收到的政府补助为2.356亿元。
　　中国国航董事会秘书饶昕瑜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国航上半年净利润的下滑是因为上半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以致造成汇兑损失影响了净利润。此外，她表示，政府补助的增加是因为与去年相比航线发生了变化，同时，今年上半年收到了全年的补助。
　　在这份榜单上，中国建设银行以收到7.19亿元补助位居第3，和去年名次相同。而《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注意到，四大行的另外三家并没有显示收到政府补助。
　　建设银行表示补贴是利差补贴收入所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致电建设银行，建设银行方面表示，利差补贴收入是指税务部门对国债利息收入免税产生的收入。
　　一位股份制银行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一般银行都有政府补助的收入，比如科技奖励、扶持三农的奖励等，但会计处理时可能不同，所以有些银行显示没有政府补助。
　　值得一提的是，在榜单的前10名中，重庆钢铁和美的集团相比于去年上半年，可谓获得“突击补贴”，重庆钢铁的补贴金额从去年同期的263.9万元大幅增至今年的5.086亿元，美的集团的补贴金额则从去年分文未得到今年获得4.49亿元。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从重庆钢铁方面获悉，重庆钢铁收到补贴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重庆钢铁环保搬迁给予的补偿。重庆市长寿区财政局分别在日和6月24日印发通知，对重庆钢铁进行财政补贴，用于弥补重庆钢铁因环保搬迁增加的环保费用性支出等经营成本。
　　记者以投资者身份咨询美的集团，美的集团证券事务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4.49亿元补助多来自地方政府的税收返还款、?营改增返还款和土地返还款，并非之前政府发放的节能补贴和家电下乡的补贴。
　　前10名中，京东方A在半年报中表示，其收到的政府补助，来源于项目贷款贴息和科研项目政府补助等。
　　TCL集团的政府补助明细显示，其补贴的几个重头来源是增值税退税收入、液晶面板项目水电费补贴、科技发展基金及挖潜基金和液晶面板项目建设补贴。
　　华能国际在2014年半年报中没有详细披露政府补助的来源，华能国际一位负责投资者咨询的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政府的补助应该是地方政府对公司燃机项目的补贴，今年补助大幅增加可能与公司旗下北京的一个电厂去年投产，今年拿到相关的补贴有关。
　　中国中冶则在2014年半年报中表示，政府补助来源于土地出让金返回、税收返还、财政贴息、科研补贴、财政扶持资金等。
　　值得一提的是，中天城投作为房地产领域的上市公司，也进入亿元补贴俱乐部。其上半年收到政府补助4.067亿元，占净利润的42.2%。中天城投2014年半年报显示，其最大的一笔补助来源于金阳产业发展扶持奖励款，金额为3.557亿元。
　　国航等93家上市公司
　　依靠补助扭亏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调查发现，在2235家获得政府补助的上市公司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公司业绩与“补药”息息相关，部分上市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远大于其主营业务产生的净利润，有的前者甚至是后者的上千倍；有的上市公司干脆就依靠政府补助盈利，如果去除政府补助则立马陷入亏损状态。
　　以露笑科技为例，其2014年上半年净利润为461.6241万元，但其获得的政府补助就有461.5102万元，这意味着去掉政府补助后，露笑科技可能的“净利润”只有1139元，而政府补助的461万元是这一可能“净利润”的4052倍。
　　记者查阅露笑科技的半年报发现，其所收到的最大一笔补助来源于经济扶持政策奖励，达到342.14万元。主要依据是诸暨市江藻镇人民政府江委(2013)50号文件——《关于2013年度推进经济提升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以及诸暨市财政局科技扶持资金奖励。
　　记者根据除掉政府补助后的净利润来统计，在今年上半年，获得政府补助金额为可能的“净利润”(即除掉政府补助后的净利润)10倍以上的上市公司有9家(详见表2)。一旦没有了政府补助，这些公司的业绩将至少下滑90%。
　　与上述净利润中政府补贴占大头的上市公司相比，另一类型的上市公司可谓视政府补贴为“救命稻草”。
　　记者调查发现，上市公司本身主营业务产生的净利润为正，但政府补助大于本身公司净利润的上市公司有93家。这意味着，一旦没有政府补助，这些公司上半年的净利润将大幅下滑。统计显示，这其中，中国国航以收到政府补助金额8.18亿元位居首位。(详见表3)
　　分析人士指出，上市公司依靠政府补助扭亏并不能持久，上市公司应该注重提升自身主营业务的造血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表3中依靠政府补助7940万元而扭亏的华菱钢铁，其所处的钢铁行业正是我国严重产能过剩的行业。公司在2014年半年报中坦言，主要是上半年收到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退税
6878.81 万元。
　　冶金工业经济发展中心副主任刘海民日前对媒体表示，钢企的亏损业务如果不能被淘汰，行业很难走出困境。“很多钢企依靠政府补贴躲避披星戴帽，公司的经营不景气，但是却能年年躲避戴帽，这对中国股民其实是一种误导，关键是政府补贴并不能成为钢企扭亏的灵丹妙药。”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调查，政府补助在那些有退市之虞的ST股们，即被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上市公司中亦很常见，这些公司之前已经有连续两个财务年度出现亏损，若连续三个财务年度亏损，公司就将被暂停上市。若连续四个财务年度亏损，公司就被退市，如今年上半年退市的长航油运。
　　截至9月1日，Wind资讯统计显示，两市共有ST股(含*ST股)47只。2014年上半年收到政府补助的有35家(详见表4)。
　　“作为当地政府，我们不会让公司轻易退市的，因为一旦退市，在资本市场上地方少了一个上市公司，同时，公司退市之后的资产处置以及员工安置等也会有社会问题。”某中部省份一位国资委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事实上，上述官员对于所属上市公司退市的态度代表了当下地方政府的普遍心态。无疑，通过收到政府补助的方式，帮助业绩“扭亏为盈”，成为ST公司保壳的捷径。
　　钢铁、水泥等严重产能过剩行业仍获政府补助
　　2235家上市公司在今年上半年分享了政府322.63亿元的补助大餐，平均每家获得1443.5万元。那么，这个群体在行业分布上呈现哪些特征？
　　记者选取了两个维度来试图给出答案。
　　第一个维度，按照所属证监会行业名称分类，所获补贴金额前100名中，制造业占了63个席位。
　　记者注意到，制造业中有5家钢铁企业、2家水泥企业。而在今年7月1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发了关于做好部分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产能置换工作的通知，钢铁(炼钢、炼铁)、电解铝、水泥(熟料)、平板玻璃行业等，赫然名列通知中的部分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名单。
　　此外，还有3家上市房企获得的政府补助也进入前100名。而房地产行业属于国家重点调控的领域。
　　在这100家企业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与汽车制造业分别有9家公司，是细分行业中受补助最多的行业。
　　第二个维度分析，与去年相比政府补助增加额前100名中，制造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有62家。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增加额前100名的榜单中，房地产行业占据了7席，仅次于制造业中占据8席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行业。
　　马靖昊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据他考察的上市公司，很多补助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新技术，很多是去弥补了上市公司的亏损。他认为，比如前100名中，有的钢铁、水泥、房地产企业，并没有什么值得补助的创新技术。至于ST板块，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需要保住上市公司的壳资源，“不管上市公司通过什么手段将利润做大了，就是当地很好的税源，有交易就有流转税，有利润就有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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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产报》聚焦三农周刊专刊，类似这样的专刊在特产报社都是承包经营。实习生 张宇摄
    实习生 成萌制图
    日，由于内部管理混乱、多名记者涉嫌新闻敲诈，创刊于1994年元月的《中国特产报》（以下简称“特产报”）在即将迎来自己二十周年报庆之际，收到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一纸行政处罚决定书，被正式吊销了报纸的出版许可证。
    早在2013年4月，特产报就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求停业整顿。在日报社第二次发出复刊申请前10天，特产报又有记者因涉嫌新闻敲诈被事发当地公安机关刑拘，这断送了这家报纸复刊的可能性。
    与其说是新闻机构，这家在去年整顿前总共只有不到70名员工的报社，不如说更像一个家庭作坊式的公关公司。整顿前，一手创办并掌控着这张报纸的女强人刘真是报社社长，女儿崔铭是总编辑兼副社长，丈夫崔世杰则是经济新闻部主任。
    新闻从来不是这家报社最重要的产品。创刊之初，特产报主要以办特产文化节、认证特产之乡来维持运营。2010年左右，特产报开始大举通过事业发展中心对外承包专刊版面，并给承包人办理记者证，一家专注特产报道的报纸还出版了《社会与法治》这样的专刊。
    除收取每年约20万元的承包费，报社对承包人过问甚少。据审计报告，特产报有20多名持证记者没有工资收入，需要自谋生计。而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调查情况来看，这些所谓的记者更像是“勤劳”的广告销售员，他们随身携带代理广告协议出差，以舆论监督之名换取广告费用。
    停刊整顿时继续敲诈
    特产报最早被调查，是源于该报记者刘会丽、杨飞、郭焕璋在宁夏数次新闻采访。而最终被吊销出版许可证，则是因为记者王铭泽在报社停业整顿时，仍然在外进行新闻敲诈。
    2010年7月，特产报记者刘会丽、工作人员郭焕璋等人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望洪镇南方村采访新农村建设，称新建的南方新村的选址在基本农田保护范围内，随后给该县发去核实函。
    永宁县委宣传部在材料中表示，当地新农村改造后对原有的村落进行了集中整合，再进行复耕后节约出了390亩土地，符合相关规定。
    永宁县称，在与刘会丽一行沟通时，对方提出在特产报刊登半个版报道就不再予以曝光。而望洪镇原党委书记请示领导后，为了不把“问题”扩大化、炒作化，指派专人进行了“处理”，支付了6万元宣传费，之后在特产报上刊登题为《望洪镇：夯实农业基础，推进“富民工程”》和《中华回乡文化园——展现回族伊斯兰历史文化第一园》两篇宣传报道。
    之后，几乎是用相同的手段，2010年9月，刘会丽、郭焕璋等人到宁夏灵武市采访新区建设用地问题，发去核实函后，灵武市委宣传部拿出了8万元的宣传费，换来了特产报A4版上的一篇名为《争创一流精益求“金”将灵武打造成国际精品羊绒之都》的宣传报道。
    2011年8月，郭焕璋、杨飞再次来到灵武市，这次是采访全民创业园用地问题。当地宣传部门称，在答复了相关的采访问题后，杨飞对回复不置可否，而是提出收取8万元做一个彩色专版。这次的钱，是稿子涉及的灵武市国土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支付的。
    至此，事情仍算顺利，但2012年的数次采访导致了事发。
    年初，被选中的又是永宁县。据郭焕璋本人在笔录中回忆，他在2011年采访了宁夏永宁县住建局拖欠工程款的问题：“我基于促进开发商兑现农民工工资进行的采访。”日，这篇名为《他们拿着工程款在玩什么猫腻》的稿件发布在东方法制报网站。
    就在这次采访之后，2月，郭焕璋又去灵武市崇兴派出所采访。灵武市公安局的书面材料称，郭焕璋在发来采访核实函后，表示可以收费6万元，给公安机关刊登正面报道。7月，郭焕璋又采访了青铜峡市草原征地补偿的问题。在稿件发给相关领导后，青铜峡市委宣传部赴北京协调，最终拦下了该稿件。
    密集的采访最终引来了“麻烦”。当年8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将特产报自2010年以来在宁夏涉嫌新闻敲诈的情况汇总并上报。2013年2月，特产报社作出书面回应，称系记者个人行为，相关记者已经被解聘，而记者收取的费用都被报社广告代理公司获取，报社并不知情。
    2013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决定对该报暂缓年度核验，由其主管单位某协会对报社进行停业整顿。当年9月，此前声称没有收到钱的特产报社，用报社的账户退还了其中的两笔宣传费。
    同年8月26日，停刊整顿4个月的特产报再次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递交了复刊申请。
    在这份复刊申请中，特产报社称，“通过修改完善报社各种制度，漏洞基本堵住”，“特别是整顿期间，所有持有记者证的采编人员与报社签订遵纪守章承诺书，保证遵守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中国记协的各项规定”。
    然而，就在这份申请书完成之前的10天，8月16日，该报记者王铭泽因涉嫌新闻敲诈在陕西省彬县被逮捕。此前他正在采访彬县的粮食补助问题，并以此获得4万元正面宣传费。
    不巧的是，由于给对方开的发票有问题，当地宣传部查询后发现这是一家正在整顿的报纸。这成为压垮特产报的最后一根稻草。
    24万元当主编发记者证
    纵观几名事发记者的操作手法，无一例外是先从网上找到举报材料，之后将稿件以核实函的名义发给当地宣传部，在进一步与政府沟通时，提出可以收钱做正面宣传报道，谈成后，记者以自己的名义在报纸上刊发稿件。
    这显然是一桩危险的生意，它的产生壮大是源于特产报内部混乱的专刊管理制度。该报设有专刊部和事业发展中心，管理专刊的经营、广告，这两个部门的负责人均为黄道军。
    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笔录中，刘真称：“报社事业发展中心主要是在报社发展方面做一些工作，是采访部门还是经营部门，在设置时界限还不是很清晰，但主要是从事经营、广告代理合作等。”
    刘真在笔录中表示：“专刊部有20多人，大部分人员都有记者证，事业发展中心人员没有记者证。专刊部没有公章，事业发展中心有公章，原则上报社分管领导同意，就可以使用公章，这些发出的核实函我不清楚。”
    实际上，被查出问题的4名记者均属于专刊部。根据审计，到2013年4月，特产报社共有66名员工，正式聘用人员61名，其中9人为借调、退休人员，在剩下的员工中，有20余名持证记者均不在报社领取工资，他们大多属于专刊部门，需要自谋生计。
    据报社以前的老编辑介绍，报社事业发展中心和专刊部，实际上就是负责承办专刊版面的部门。承包专刊的人平时也不在报社，甚至不在北京，与特产报主报的员工几乎没有交集，一般主报的记者、编辑都不知道他们在外面做什么。
    每年交大约20万元，就可以获得正规的记者证、采访函乃至一个专刊主编的头衔，并拥有相关版面的刊登权。你是报社的员工，但报社既不发给你工资，也不对你进行管理，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按时交钱。
    刘会丽就是此前的聚焦三农专刊主编，在调查笔录中，刘会丽表示，她每年需要上交24万元，同时获得每个月一期4个版的版面。此外，拉来宣传费后，她大约有30%～40%的返点。
    事实上，刘会丽前往宁夏采访时，就随身携带着广告公司的合同，对方同意，就立刻以报社代理广告公司的名义签字合作。
    王铭泽则更彻底，他是直接以陕西省生产力协会的名义与事业发展中心签订的广告代理合同。
    根据该合同，王铭泽每年需要付出30万元，获得的是特产报专版《市县经济专刊》的广告代理权，以及“相关工作证件、介绍信及样报”。而“该刊所经营的广告收入，除应交报社广告款外，其余部分乙方（王铭泽——记者注）自行支配”。
    事业发展中心主任、专刊部负责人黄道军称，王铭泽实际上只是特产报的一个普通记者，但翻阅特产报，可以发现王铭泽的署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该报市县经济专刊主编。
    除去交钱，王铭泽和报社交集甚少。黄道军在讯问笔录中表示：“王铭泽怎么拉钱的我不知道，我就每次通知他要向报社交钱了，王铭泽就把钱打到报社。”
    黄道军称，王铭泽2010年3月到2011年3月有48个版面的刊登权，此后继续，“我们报社也不给王铭泽发工资。2013年报社停刊整顿，所以没交了，现在应该有50多万元”。
    黄道军称，报社与王铭泽谈的是假如对方需要发票，则由报社统一开具。但实际上，王铭泽一次也没有要过发票，交钱也都是直接打到报社账户上。
    由于没有严格的财务制度，每年上交完承包款后究竟能有多少收益很难计算清楚。以王铭泽为例，这次彬县事发时，他先是让地方政府给自己洗了车加了油，在谈成4万元宣传费后，转手就分给了一起参与活动的同伴1.9万元。
    巨额的承包费用，以及形同虚设的内部管理成为新闻敲诈的原动力。一名老员工评价说，“这么高的承包费，别人不敲诈靠什么赚回来？”
    “不搞没法活”
    最初的特产报并不做负面报道，这家从设立之初就没有任何编制，主管单位也没有任何投入的单位，一直是自收自支，自负盈亏。
    早年，凭借与地方政府合作推广各地特产，报社也足够维持运转并逐年扩大经营。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特产报这种既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又无体制内资源庇荫的媒体，生存日益艰难。
    评选特产之乡和举办中国特产文化节、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中国特产之乡总结表彰大会等活动曾是特产报创办之初的主要收入来源。
    1995年3月的第一届“全国首批百家中国特产之乡”可谓盛况空前：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合作单位包括一些部委和中央新闻单位，出席嘉宾有一些知名人士。而参加评选的特产之乡，都是由刘真跑来的。
    在信息流通尚不算便捷的年代，这样的推广方式还有相当的市场。通常，特产报的工作就是出面组织相关部门为当地的特产推广策划活动，同时给地方政府颁发某某特产之乡的牌子。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员工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地方政府最初还是相当支持与特产报的合作：“远的不说，北京庞各庄的西瓜之乡、采育镇的葡萄之乡，当时跟我们有很好的合作。”
    在最初的辉煌之后，报社管理上开始出现一些问题，老员工的工资没有提高，导致很多老人离开，“普通老员工可能只有1000元的基本工资，我们离开以后起码翻一番。”
    老人的离开一度导致报社活动无法正常举办。另外一位曾经服务报社超过10年、后来离职的副总表示，刘真过于压低成本，追求利润，但是服务却没有做好。
    这位前副总介绍说，最开始报社评选一个特产之乡只要1万元，后来涨价到两三万、七八万元甚至更高：“比如在广东评选特产之乡，一个特产之乡要价二三十万元，你又不是国家认证机关和质量监督机关，本身没有权威性，你就只是授予人家一个特产之乡的牌子，能起多大作用，就收那么高的费用？”
    特产报最初由中国农学会主管、中国农协会特产协会主办，后由中国科协主管、中国农学会主办。2006年10月，根据行业报体制改革精神，特产报作为试点单位，由某协会主管主办。
    知情人士称，此前挂靠在中国农协会时，上级主管单位查得比较严，但划给某协会后，管理很松散，刘真自己还兼任某协会的副会长。
    随着老人的离开、互联网的冲击以及报业竞争的加剧，特产报成立了报社事业发展中心作为应对，这个介于采访与经营之间且管理松散的部门，很快成为报社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发包专刊成为特产报的新财路。
    一名专刊的主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特产报几乎没有硬广告，发行量最多的时候差不多两万份，少的时候只有五六千份，拉软文的优势也不大。这位主编称，自己听说过承包版面做负面的事情，但是他自己的版面没有这种情况。
    通过承包专刊，间接开发负面新闻赚钱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虽然刘真在笔录中否认自己知晓相关情况，但一位熟悉刘真的人士表示，自己曾经劝过刘真不要这样搞，但她说：“不搞没法活。”
    “他们的主管单位没有什么支持，行业资源也一般，但是谁想死呢？”上述匿名人士说。
    家族式管理
    除去对专刊的管理混乱，特产报主报内部也几乎是一个家庭式的管理模式，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认为是“家庭办报的代表”。
    现年64岁的刘真是这张报纸的绝对核心，她已经在特产报当了18年的总编辑、19年的社长。在停刊整顿之前，她的女儿崔铭担任总编辑、副社长，刘真的丈夫崔世杰则担任经济新闻部主任。
    刘真经历过上山下乡，做过集体户户长、大队革委会委员、大队妇女主任、公社后备干部，并一度担任中国经济新闻报社吉林记者站站长，她被特产报的诸多下属认为“很强势”、不太能听进去意见、会跑关系，是“社会活动家”。
    1992年，刘真离开中国经济新闻报社吉林记者站，开始在吉林筹办特产报。几位较早参与报社工作的员工回忆，与在筹办初期，特产报尚未最终定名，所使用的也是吉林刊号，经过刘真的四处活动，最终才获得“中国”字头，并从吉林迁到了北京。
    前述离开的副总称，每年全国两会，刘真都会积极参加并和领导合影，之后放大印在报纸和画册上。特产报创刊10周年时，整个一版通版都是刘真和领导人的合影。
    特产报的内部管理并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很多职务的任命都是刘真口头宣布即可。一位报社老员工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特产报社里有一种说法叫“一支笔”，即刘真的一支笔决定一切，刘真的女儿崔铭，就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提拔为了社长助理。
    在特产报的复刊申请书上，崔铭被描述为，1999年7月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到农业部主管的中国农机安全报社工作，2000年9月，崔铭放弃原工作，进入了特产报社。
    复刊申请书称，崔铭“先后任编辑、记者、采访部副主任、主任、社长助理、副总编辑等职务”，是“原主管主办单位和产业报协会、报社多年培养的年轻干部”。
    但中国青年报记者看到的崔铭毕业证书，实际上是一张由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的法律专科毕业证书，查询该毕业证书编号，崔铭的毕业时间应该为2000年12月。
    根据崔铭《领取记者证情况表》上的简历，崔在2002年1月，即毕业一年零一个月以后，就开始担任总编助理一职。如果按照复刊书的说法，这意味着彼时25岁专科毕业的崔铭，在毕业一年后就已经走完了编辑、记者、采访部副主任、主任的历练。
    一位曾不满刘真家族式管理，后来离开报社的副总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崔铭很早就作为编辑在报社工作了。她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就以实习的名义在报社熟悉业务。后来刘真就要提拔女儿做副总编，我当时觉得这样做不合适，便跟刘真提出建议，说崔铭应该再锻炼几年，等她水平得到大家认可时再提拔她，这样做水到渠成。否则明显违反了干部管理原则，变成‘家天下’管理，容易引起大家不满，而且对崔铭的自身成长也不好。”
    但根据特产报复刊申请中的说法，崔铭“从基层干起，培养考核多年，政治业务素质较高，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所以在2012年被任命为总编辑，任命是“组织行为”。
    复刊申请中，特产报社称刘真的丈夫崔世杰并未在报社领取过工资，或有任职，只是在两会时来帮过忙。但崔世杰《领取记者证情况表》上的简历显示，他是2007年5月加入中国特产报，并以中国特产报经济部主任的名义于2010年取得记者证。
    前述离开的副总称，刘真经常以自己家人工资也很低为由抵制加工资，但财务大权都在刘真手上，并没有人能了解报社钱款的去向，“报社很不正规，家族管理太严重，这最终让我离开”。
    在去年被吊销出版许可证之后，中国特产报社已经不复存在，员工们已经各奔东西，危险的生意也无法继续。而在这家报社几经变幻的最后一处办公地点化工大厦里，鼎盛时期的八间办公室只剩下孤零零的一间了。
    “早该倒闭了”，如今已经离开北京的那位前副总说。
    另一位此前的报社中层，则在交流中更多地流露出了对往昔报社风光时的怀念之意，“我们老一辈报人对报社都是有感情的，其实以前只做特产，也能活下去呀。”
    本报北京4月13日电
责任编辑: 李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