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编著《中华民族的人格》--《都会遗踪》2008年00期
张元济编著《中华民族的人格》
【摘要】：正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九五高龄的陈老先生向我馆捐赠他珍藏了60年、由张元济编著的《中华民族的人格》。老人还饶有兴致地向我谈起购书的经过:1945年,陈老先生在番禺路的一家药厂工作,工余喜欢看书逛书店,附近的商务印书馆书店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因为有事一个多礼拜没去书店了,再去时,书店经理特地推荐为他保留的这本《中华民族的人格》。这可是本好书,书的扉页还有张元济的亲笔题词:"国民丧
【关键词】：
【分类号】：G894【正文快照】：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九五高龄的陈絲軸飾■曾鮮釘60$、醜i浦細《巾华民族的人格》。老人还饶有兴致地向我谈起购书的经过:1945年,陈老先生在番禺路的一家药厂工作,工余喜欢看书逛书店,附近的商务印书馆书店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因为有事一个多礼拜没去书店了,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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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公网安备74号论张元济对中国近现代出版业的贡献--《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04期
论张元济对中国近现代出版业的贡献
【摘要】：张元济是中国近代文化出版史上的闻人,商务印书馆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自戊戌变法后离开北京到上海,先在南洋公学任译书院院长,后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任编译所所长,着重翻译出版政史技术新书和小学教材,大力推进了当时的科学研究和科技事业的发展。张元济广泛搜集各种古籍珍本、孤本、善本,建立藏书达50余万册的涵芳楼(东方图书馆前身)。在对古籍整理方面,他身体力行,亲自校勘古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并写成《校勘记》数十册。张元济还提携新人,培养了王云五、蔡元培、茅盾、陈云、胡愈之、郑振铎、陈叔通等一大批年轻的"商务新秀",使商务印书馆的事业得以后继有人,兴旺发达,为其成为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
【关键词】：
【分类号】：G239.29;K825.42【正文快照】：
张元济(年),字菊生,号筱斋,浙江海盐人,中国近代著名出版家、版本目录学家。其祖先世代先后以藏书、刻书闻名于世,其家族号称“海盐张氏涉园”,以藏书、刻书著称于清代嘉庆、道光间。家学渊源,自幼的耳濡目染,对张元济的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张元济是光绪十八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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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豆网网友近日为您收集整理了关于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关系之考察--以张元济、王云五为中心（可复制毕业论文）的文档，希望对您的工作和学习有所帮助。以下是文档介绍：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关系之考察--以张元济、王云五为中心（可复制毕业论文）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内容提要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民营出版机构,它在近代50多年的风雨历程中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积极推动了中国近代图书馆业的发展。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关系:首先,“商务”出于出版业务的需要、文化传承的使命以及服务社会的意识而介入图书馆事业,创办了当时全国最大的“东方图书馆&,并使之对外开放、服务普通大众;其次,“商务&利用自身的出版优势,支持图书馆事业,促进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建设;第三,“商务&积极从事近代图书馆学著作的出版,努力探索图书分类法和图书检索法的改良,为近代图书馆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商务印书馆关注和支持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具有重要文化意义,反映了近代出版人以社会进步为己任的人文理念。关键词:商务印书馆图书馆事业 merchI PRss was the biggest capitaIism publishing pressin mOdemC:hina. It made many o(来源：淘豆网[/p-2273223.html])utstandiⅡg achieVements withiⅡthe fif够years,and one ofthem was pushing fbnⅣard the deVeIopment of modem library enterprise. ThiSdissertation discusses the阳Iationship mercial Press and ljb髓ryenterprise in moderⅡChina f|om three aspects. Firstly' owing to the idea ofsatis鸟ing the need of publishiIIg, transmitting the national cultIIraI heritage andserving the mercial Press took part in the modem libraryenterprise, established the Eastern Lib限ry,and th(来源：淘豆网[/p-2273223.html])enopened upfor the people.Secondly' Commercial Press made good u∞of itseIf publishing adVantages,a“mo蜥at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libra喁enterprise. merciaIPress pubIished many bool‘s aboutIibrary subjects,aⅡd at the same time,tryingtoexplore the ideas of reforming cIassiIication and indexing system fbr the boOks inlibraries,which made great prog代ss for the deveIOpmeⅡt Of the modern mercial Press focused on and supported the library enterprise inm(来源：淘豆网[/p-2273223.html])odern China, embOdied the ideas Of mOdern publisher whO sen,ed thesocie够Keywords: Commercial P瑚s Lm豫ry enterprise ReIationship2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导言本文的写作目的,是通过对20世纪前期商务印书馆与中国图书馆事业相互关系的考察,揭示商务印书馆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建设中的作用和影响,并试图说明这种出版业与出版业的“联姻”,对于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史的意义。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1897年创办于上海,发起人为夏瑞芳、包成恩、包咸昌和高风池等人,是中国近代成立最早、最具规模和最有代表性的民营出版机构。自建馆以来,商务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为了纪念商务在近现代出版和文化事业所作的突出贡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已将商务成立的这一年定名为“中国现代出版年”。嘴于商务在近代社会的重要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从出版史的角度看,商务本其“昌明教育”、普及新知和传承文化的出版理念,创下了另(来源：淘豆网[/p-2273223.html])人瞩目的业绩。从1902年到1950年,商务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共出版了约15116种,28058册图书(大部丛书未计算在内),内容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技术、文学艺术、儿童读物、大中小学教科书等诸多方面。此外还出版大量中外语文辞书和各类专科工具书,发行各种杂志,印行多种珍本善本古籍等。商务的出版物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曾使无数读书人深受影响。1982年,叶圣陶先生在言及商务的影响和贡献时说:“全面评价商务的功绩,估计商务85年来对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不是浅薄如我的能够做到的。我只能说,我幼年初学英语,读的是商务的《华英初阶》,后来开始接触外国文学,读的是商务的《说部丛书》……,至于接触逻辑、进化论和西方的民主思想,也由于读了商务出版的严复的各种译本……。我的情况绝非个别的,本世纪的青年学生大抵如此。可以这样说,凡是在解放前进过学校的人没有不曾受到商务的影响,没有不曾读过商务的书刊的。廊叶圣陶先生的这段话,相当准确地道出了商务在中国近代出版史的地位。从工商业发展史的角度看,商务是近代中(来源：淘豆网[/p-2273223.html])国运用股份制经营的规模最大的出版企业,被誉为近代中国的“实业楷模”。它拥有一个涵盖教育、文学、时政、妇女、儿童等诸多领域并发行多种刊物的杂志社:它的发行所曾发展到80多家国内外分支机构,还拥有一个包括了十万订户的“通讯现购处”;它的印刷所不单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印刷设备,还拥有最先迸的技术力量:“印刷部计分彩印、石印、铸字、排字、校对、照相、影印、铜板、纸板、铅版、藏板、装订和装切等四十余处。制造部计分电工、木工、铁工、仪器、标本、玩具、华文打字机等处。机器设备重要者为滚筒机、米利机、胶版机、铭版机、大号自动装订机、自动切书机、世界大号照相机等,总数达一千二百架之多,在远东实无其匹。”锄20世纪30年代初,商务进入鼎盛时期,拥有资产总数2000多万元、资本总额500多万元、职工5000千多人、年营业额为1200多万元。不但在中国近代出版业中首屈一指,在近代实业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商务作为近代出版业的重镇,同时也是近代人才汇集和培养的一大中心。在近代商务发展的不同时期,曾汇集了各个学科、各个专业的杰出(来源：淘豆网[/p-2273223.html])人才。著名哲学家范寿康、史学家何炳松、新史学的代表人物顾颉刚、经学家周予同、心理学家唐钺、教育家朱经农、中国气象学之父竺可桢等都曾在商务任职。而近代以来,因出版关系与商务结缘的文化人更是层出不穷,o李家驹: 《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l页。。叶圣陶: 《商务印书馆》,收于《叶圣陶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9—60页。圆陈真、姚洛合编: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74页。3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严复、林纾、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茅盾、叶圣淘、郑振铎、.周作人等均在其列,其中茅盾、郑振铎等人,更是经过商务的历练而终成大器的。此外,近代商务还是出版人才培养的一大基地。近代中国重要的出版机构的创办人,大多出身于商务,如中华书局(1912年创立)的陆费逵(曾任商务编译所主任),大东书局(1916年创立)的吕子泉、王幼堂、王均卿、沈骏声(均曾任职于商务发行部),世界书局(1917年创立)的沈知方(曾任商务发行所经(来源：淘豆网[/p-2273223.html])理),开明书店(1925年创办)的章锡琛(曾任商务编辑)。以上四家出版机构,与商务一道并称近代中国五大出版社,它们构成了近代中国出版业的主干。此外,如良友画报的伍联德、新生命书局的陶希圣、生活书店的胡愈之等也大都出身子商务。由此可见,把商务称之为中国近代新式出版业的摇篮并不为过。’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作为近代最大的民营出版社,商务还热心于各种公共事业,其中之一就是积极介入中国近代的图书馆事业。商务为近代图书馆事业所做的第一个贡献是独资创办了藏书丰富的东方图书馆。该图书馆藏书量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曾达到空前的五十一万八千余册,图表照片五千余种,超过了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位居全国各图书馆之首。同时,商务还以自己的出版业推动中国图书馆建设。它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百科小丛书》、《自然科学小丛书》、《汉译世界名著》等一系列现代丛书,整理辑印的《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各类古籍丛书,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新图书馆运动”无疑是一个最大的支持。而商务为近代图书馆量身定做的大型丛书(来源：淘豆网[/p-2273223.html])——《万有文库》,曾是众多中小图书馆馆藏的基础,全国因购买‘万有文库》而建立起来的各类图书馆约几千家。此外,商务出版了大量有关图书馆学的著作,直接为图书馆学科的建设服务,并对图书分类、编目、检索等诸多问题进行研究,发明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和“四角号码检索法”,为图书馆学的革新做出了贡献。以上可以看出,商务的出现,不仅是中国近代重要的企业现象,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特别是它对中国近代图书馆建设的积极投入,不仅显示了商务本身的一大特色,同时也构成了中国出版史和文化史的一个亮点,极待深入研究。这也是笔者所以选择这一课题的一大理由。此外,从有关学术史的角度看,笔者亦认为有必要加强这一课题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商务的研究迟迟未能展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整个出版史和文化史研究的开展,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出版业和中国文化史的一个突出个案才开始受到学者的重视,而学术界对商务的研究也渐呈升温的趋势。截至目前,学术界对商务印书馆(来源：淘豆网[/p-2273223.html])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商务印书馆馆史的研究。主要成果有戴仁(法国)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汪家熔的《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一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吴相(商务印书馆一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广西教育出版杜,1999年版),杨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等专著。这些著作都对商务印书馆的诞生、发展,以及商务印书馆与近代文化的关系、商务印书馆的组织管理、经营模式等各个层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其中,法国著名汉学家,现任法兰西远东学院院长的戴仁先生在1978年出版的《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书,可以说是研究商务印书馆史的开山之作。虽然该书在资料的收集运用方面有一定限制,但还是以较为客观的专题研究形式,描述了商务印书馆从诞生到1949年的发展变化的全貌。内容涉及商务与近代教育、文学革命,以及商务印书馆的组织、工作条件、出版条件等各个层面,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许(来源：淘豆网[/p-2273223.html])多可资借鉴之处。而汪家熔编著的《商务印书馆史及其它》一书,由于运用大量一手材料,以个别专题形4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式考察了1949年之前的商务发展史,内容涉及早期经营者的关系、内部组织及经营情况、图书发行状况及管理策略等,成为后来研究者不可缺少的参考书目。近年来随着对商务史研究的深入,有学者开始尝试用新的视角重新诠释商务在近代出版业发展中所做出的贡献。李家驹的《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和史春风的《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北京大学,2006年版)则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一书从传播学和传播史的角度,对商务“机构”、商务“人”、商务“出版物”和商务“图书市场”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对商务作为近代出版家所发挥的文化传播职能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这种从新的视角对商务进行个案研究的尝试,无疑具有强烈的’抛砖引玉。的味道。而《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一书,则是从文化史的角度对商务与近代政治思想、商务与近代中西文化以及商务与近代教育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揭示了商务在近代文化发展中的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其次是对商务主要代表人物的研究。目前来看,主要集中于张元济和王云五两人。张元济是商务前期的主要领导人,近些年来,人们对其研究呈现出一股不小的热潮:主要研究成果有王绍曾的《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叶宋曼英(新西兰)‘从翰林到出版家一张元济的生平和事迹》(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吴方的&仁智的山水一张元济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张人风的{:智民之师一张元济》(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版),周武的《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一张元济书卷人生》(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张学继的《出版巨擘一张元济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人们从各个角度对张元济的一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其中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叶宋曼英女士的《从翰林到出版家一张元济的生平和事迹》一书,以张元济的生平、活动及思想为经,以商务的发展为纬,较为深刻地展现了张元济从翰林到新式出版家,从传统知识分子到现代学者的一生,在研究主要人物张元济的同时,也重现了商务印书馆自创馆以来的种种发展历程。相比之下,人们对商务后期的重要领导人王云五的研究则较为薄弱,所见作品只有台湾学者蒋复璁编著的《王云五先生与近代中国》(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和大陆学者王建辉著述的《文化的商务一王云五专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等少数几部,但蒋氏的作品只是以传记方式编写,而非严谨的学术专著。相比较而言,‘文化的商务一王云五专题研究》一书,是对王云五研究中较值得重视的一项成果,该书对王云五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对王氏在执掌商务时的功过是非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为我们还原了历史本来的面目。第三是对商务某些专题的研究。其内容分别涉及商务与近代文化,如周武:‘商务印书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谢谊:‘商务印书馆称为“五四”新文化中心的历史评议》(‘上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王中忱:《五四新文化时期的商务印书馆》(《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99年第5期);商务与近代教育。如贾平安:《: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教育》(《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0年第2期),林静:《商务印书馆与近代教科书的出版》(《律图学刊》,1994年第2期),宋军令:《商务印书馆对近代教科书出版的贡献》(‘编辑学刊》,2004年第4期);商务在近代的经营管理,如史春风:《原创性选题一商务印书馆早期经营管理的灵魂》(‘出版发行研究》,2001年第10期),宁敏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商务印书馆改革》,(‘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5期),周武《重创与改制一民国创立前后的商务印书馆》(《档案与史学》,1998年第1期);此外,也有一些文章涉及商务与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如韩文宇:《张元济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贡献》(《图书与情报》,1998年第2期),张喜梅:《王云五和近代图书馆》(《太原师范专科学报》,1999年第2期),曾建华、赵开宁:《商务印书馆与东方图书馆》(《出版科5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学》,2002年第2期)等等,这些文章从各自不同方面,对商务在近代的有关活动进行了考察。以上是学术界迄今对近代商务印书馆研究的大致概况。总的来说,近年学界对商务的研究正在日益展开,且已取得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成果,但对商务与中国近代图书馆关系的研究,似难尽如人意。除了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尚缺少系统的考察和梳理,更鲜有文化意义的挖掘。凡此都激发了笔者尝试研究这一课题的兴趣和愿望。笔者试图通过本文的写作,对商务在近代图书馆事业中的作用和贡献做出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为此,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作为一家民营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是如何介入并创办自己的图书馆事业?在近代图书馆发展不断高涨之时,商务是怎样以自身出版优势来推动国内图书馆建设的?此外,商务又是如何关注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研究并为其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最终,对商务所表现出来的“图书馆情结”当作何种评价?希望通过这些问题的阐释,对本课题的研究有所裨益。一寻求出版业与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契合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的出现实际上开启了中国民间经营现代出版业的新潮流。商务吸取了近代传教士和洋务派创办出版业的积极成果,建立了自己的编译所、印刷所,同时为了适应市场、推销出版物,还设立了自己的发行所。此后,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和开明书店等各大出版机构都在商务模式的诱导下纷纷建立。但与其他出版社不同的是,商务不但经营出版发行,还积极介入近代图书馆事业。商务不但创建了颇具规模的东方图书馆,还大力支持社会图书馆建设。它从20世纪初蓬勃兴起的近代图书馆运动中,发现了推动出版业、图书馆业和中国文化事业新发展的契机,进而决定和新兴的图书馆事业联手,去实现自己的文化使命和事业追求,从而迅速走上了事业成功之路。l、中国近代图书馆业的兴起中国历史上只有藏书楼,而无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中国近代的图书馆是在传统藏书楼衰落的背景中,在西方图书馆模式传播的影响下,经社会先进人士的积极促进,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变革的过程中产生的。中国近代图书馆产生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外因而言,外国传教士在近代早期所创办的藏书楼和图书馆,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成为中国近代图书馆建设的源头。19世纪中期,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他们除了从事著作翻译外,还在北京、上海和武昌等地创立和发展了众多的教会图书馆。由于上海是中国近代最早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又处在传统江浙经济文化圈包围之中,清末民初时已逐渐成为东南经济、文化中心,因而当时的上海也成为了传教士创办图书馆的首选之地。其中在上海比较著名的藏书楼和图书馆有以下几所:①一是徐家汇天主教藏书楼。该藏书楼于1847年创办,初期专供耶稣会会士使用。后来,教徒由教会人士介绍,经藏书楼主管同意后,亦可进内阅览。作为近代上海创办较早、规模较大的一所天主教图书馆,它收藏了我国大量的各省府厅县志、质量较高的平装书籍和早期报刊,以及有关天主教、基督教的书籍。二是工部局公众图书馆,建于1849年,自1913年改。以下材料均出自胡道静著‘上海图书馆史》,上海市通志馆,1935年版。6名为公众图书馆,又因其英文名称为Public“bra叫,S.M.C.而译作工部局公众图书馆,它是现今上海图书馆的前身。这座图书馆本是上海英租界的西方侨民筹办的,但教会在其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图书馆的多任主管都是传教士。三是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建于1871年,创始人为英国牧师伟烈士力(ReV.AIex卸der w汕e,)。亚洲文会是伟氏创办的研究东方文化的学术机关,曾得到英国政府的资助,这所图书馆便是它的附属机构,以收藏东方文献为主。四是圣约翰大学图书馆。建于1894年,原为圣约翰中学藏书室。圣约翰大学成立后,该图书室进一步扩充,到1919年前后,圣约翰大学图书馆已经具备相当的实力,成为我国境内最大的大学图书馆之一。此外,还有1901年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创办的格致书院藏书楼。它隶属于当时上海格致书院,是一所专门对华人读者开放的图书馆,以收藏中国古籍和中文译著为主。该馆后来毁于火灾,残本4000余册为上海市立图书馆接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传教士创办的图书馆,由于大多拥有丰富、系统的藏书,且具备了开放型的特点,从而与传统的旧式藏书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并起到了“为天下先”的示范作用。早在日, ‘申报》就曾载有‘藏书便读》一文,上日:“本埠西人设有洋文书院(即工部局公众图书馆),计藏书约有万卷,每年又添购新书五、六百部,阅者只需每年费银十两,可随时取出批阅,阅毕缴换。此真至妙之法也!”可见这些洋式图书馆当时已引起中国士人的关注和羡慕。陈珠在1906年撰写的&上海格致书院藏书楼书目序》中说:“上海向有格致书院,近由傅兰雅君商诸各董,添设藏书楼。……吾登斯楼者,既佩诸君之热诚毅力以惠我士林,而尤不能不为国内士大夫愧且望也。”并大声疾呼:.“裨益学术,光我文治,抗衡欧美,将在乎是!”∞正是由于这种效法西方图书馆的社会观念的形成,成为了我国近代图书馆的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中国新型图书馆的源头虽然在西方,这种新型图书馆的先行者也是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但是,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创建,主角还是中国人自己,它是近代以来几代先进中国人付诸努力的结果。近代中国,最早介绍西方图书馆的是林则徐,作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之第一人,他在1839年下半年至1840年上半年期间完成的《四洲志》一书中,就有对英国、北爱尔兰等地的图书馆简介,成为“最早介绍西方图书馆情况的文字”。@在随后的洋务运动时期,一些清政府派遣的外交使节和出访人员在他们的外访记载中通常都会有关于国外图书馆的介绍,而此一时期近代改良主义的先驱——王韬、郑观应等人则更明确地提出了要效法西方图书馆、摒弃中国旧式藏书楼的主张;但是,总的来看,这一时期主要还是停留在宣传介绍的层面上。甲午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的进一步入侵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深感国家危亡,民族生存危在旦夕。于是,他们主张学习西方,大力提倡变法图强,强调“启迪民智”,从而振兴中华。图书馆作为文化教育的设施更为改良主义者所注意,他们主张设立公共藏书楼,改变传统藏书楼的功能。当时学会、学堂、报社、译书局等,几乎都附设有藏书楼。根据谢灼华的统计,在年间,全国成立学会87所、学堂13l所、报馆91所。南方各省的南学会、苏学会、湘学会、粤学会等,都有藏书较多、管理较为完善的学会藏书楼。@这些近代学会创办的藏书楼,其性质已经开始突破传统藏书楼的限制,具备了供读者共同使用的近代图书馆的特点。读者对象已经是一般知识分子和部分市民,藏书也于经史子集而外,补充了西学和新学书籍。同时在管理上,逐渐脱离私人藏书楼的陈规,采取了较为开放的管理方法。因此,它们已可视为中国近代图书馆的雏形。进入20世纪初,在清末新政的大背景下,在政府和社会有识之士的共同推动下。中国。陈珠: ‘上海格致书院藏书楼书目》,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版,序言.o来新夏: 《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蕾谢灼华:《维新派与近代中国图书馆》,见‘图书馆杂志》,1983年第3期.7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近代公共图书馆终于破土而出,其标志就是1904年“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的成立。此后,各地的公办图书馆也纷纷涌现,并由此产生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公共图书馆运动”①,其高潮是在年,通过这次运动我国基本上普及了省一级的公共图书馆,具体情况见表l:表1 清末新政时期主要公办图书馆一览表创办时间名称地点创办人备注1904年3月湖南图书馆长沙庞鸿书近代第一个公共图书馆1904年8月湖北图书馆武昌1904年福建图书馆福州1907年江南图书馆南京端方、缪荃孙1908年lO月直隶省城图书馆天津声淹1908年黑龙江图书馆齐齐哈尔许世昌,周树模1908年奉天省城图书馆沈阳张鹤龄1909年2月山东图书馆济南袁树勋1909年2月河南图书馆开封孔祥霖1909年5月吉林图书馆吉林锡良、陈昭常1909年7月京师图书馆北京张之洞、缪荃孙后该为北平图书馆1909年陕西图书馆西安恩寿1909年归化图书馆归化三多1909年云南图书馆昆明沈秉坤 191 0年3月正式开馆1909年广东图书馆广州沈曾桐由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局藏书楼扩建而成1909年浙江图书馆杭州张享嘉1909年山西图书馆太原宝玢1909年广西图书馆桂林张呜歧1910年甘肃图书馆兰州陈曾佑1910年上海图书馆上海盛宣怀资料来源:吴曦:《从藏书楼到图书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根据来新夏等人的统计,到辛亥革命前夕,“在当时全国十八行省中,除了江西、四川、新疆三省外,其它各省都建立了公共图书馆。”圆在这些大型官办公共图书馆中,实力最雄厚、影响最大的是南京的江南图书馆和北京的京师图书馆。其中,创建于1907年的江南图书馆勘称省立公共图书馆的代表。其馆藏基础是以七万元购自杭州丁氏的八千卷楼藏书,此后,又陆续购买了许多图书,并接收了清廷拨发的‘古今图书集成》等,使江南图书馆的藏书目益丰富,在东南各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如清廷学部所言:“近年各省疆臣,闻有创建图书馆,够求遗帙,以供众览者。江宁省城经调任督臣端方首创盛举,不惜巨款,购置杭州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存储其中。卷帙既为宏富,其中尤多善本。…‘各省设立图书馆,在宪政筹备之内,江南最为完备,经费颇省,来阅览者亦多。”固而1909年开始筹。谢灼华: ‘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页.雪来新夏: ‘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页.o《学部官报》,第100、150期。3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建,1912年8月正式开馆的京师图书馆则是国家级的图书馆。其馆藏是以翰林院、国子监南学及内阁本库残本为基础,同时调集了各省官书,又征调了翰林院《永乐大典》、库仑“唐开元御制故阙特勤碑帖拓片”、敦煌经卷、常熟瞿氏藏书、湖州姚氏藏书以及扬州徐氏藏书等众多善本入库。一时间,京师图书馆的藏书质量可谓甲于天下。更主要的是,学部曾在19lO年专门颁布了《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这是官方制定的第一个图书馆法规,也是我国近代图书馆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该章程开宗明义,第一条即指出:“图书馆之设,所以保存国粹,造就通才,以备硕学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以广征博采、供人阅览为宗旨。”∞应该说,这一思想是深得近代新型图书馆之精髓的。章程对各公共图书馆的图书收藏范围、职责、管理制度、流通方法均做了详细规定,这说明中国的公共图书馆体制已基本确立。以众多公共图书馆的建立和《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的颁布为标志,宣告了中国近代新型的官办图书馆图书馆事业的诞生。尽管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建设,还存在着诸如图书馆类型过于单一(主要是官办图书馆一枝独秀)、藏书内容不够合理(大都以古籍为主)、图书馆管理不甚科学以及服务意识不强等种种问题,但中国近代的图书馆事业毕竟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随着各省图书馆的纷纷建立,省立公共图书馆也就成为了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主干,并由此奠定了中国近代图书馆的体系基础,在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公共图书馆运动的影响下下,一些民间机构也开始涉足近代图书馆事业,商务印书馆就是介入较早且成就较大的一个代表。2、从涵芬楼到东方图书馆(1)涵芬楼的藏书搜求商务印书馆创办之时,资本不到4000元,起名“商务印书馆”(英文名为“Co珊ercialPress”),表明商务在创立之初原本是一家印刷机构,其当时的主要业务是承印商业用品,如名片、广告、薄记、帐册等。商务开始由印刷机构向出版机构转变是源于两本英语读本的编译出版。在晚清时期,地处十里洋场的上海,外国洋行林立,对外语人才的需求很大。而当时的中国正在提倡新学、学习西学,这就需要首先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商务抓住机遇,于1898年翻译出版了符合中国英语初学者使用的英语读本:《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这两本书在一周之内就销售了3000多册,从而使商务在教育界一炮打响。由于这两本书的流行,也开始改变了商务在出版界的形象,成为其此后经营出版业的开端。∞但商务真正实现由一家印刷小作坊转变为一家有影响的出版机构的转机是在1903年。这一年商务经历了两件大事:一是张元济被聘为商务编译所所长,一是该馆与日本最大的出版机构金港堂之间实现了合作。这两件事代表了商务在今后发展的两大杠杆,即人才和资金。早在1901年。商务负责人夏瑞芳就意识到:经营现代出版业非有自己的编译机构不可。于是他以每月350元的高薪,聘请张元济出任新筹建的编译所所长一职。张元济(),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晚清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任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等职。因积极参与戊戌维新被革职,后迁居上海,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1902年进入商务印书馆。此后,张元济毕生服务于商务,于编译所所长之后,曾任经理、监理等职,1926年退休后,仍长期担任商务董事,继续服务于商务的出版事业,成为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出版家之一。正是依靠张元济的人脉关系,商务汇集了高梦旦、夏曾佑、杜亚泉、蒋维乔、庄俞、颜惠庆、o《学部官报》,第113期。o章锡琛: 《漫谈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123页。9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本《春秋公羊传解诂》、宋绍兴刊本‘后汉书》等。1925年、1926年又分别添购扬州何秩辇藏书,计有明版3732本,钞本554本,殿本1099本,普通书34898本,共计40375本,“多有用且饶精本”∞。与此同时,商务出资16万两白银收购了浙江吴兴密韵楼质押于浙江兴业银行的全部藏书,其中颇多善本,计有宋本563本、元本2097本、明本6753本、钞本3808本,内有明朝嘉靖年间重写的《永乐大典》十余册,以及武英殿聚珍本《水经注》所用底本的前半部分,尤为珍贵。所谓近走两京、远驰域外,就是进一步扩大求书的地域范围。19lO年间,张元济环游英法等国,拟将对被英法两国掠夺去的敦煌经卷抄存著录,因英法两国政府当局的限制而作罢。1928年,张元济以中华学艺社名誉会员身份赴日本访书,在静嘉堂文库酾宋楼珍藏,计影照北宋《说文解字》、宋刊《太平御览》、宋刊《诗集传》、宋钞《群经音辨》、宋刊《名公书判清明案》和明刊《饮膳正要》等珍本;自帝室图书馆借照宋刊《尚书正义》、覆印正宗寺本《春秋正义》和元刊‘山谷外集诗注》等; 自内阁文库照归宋刊《东莱诗集》、《平斋文集》和《梅亭先生四六标准》:另自福井氏崇兰馆照归宋刊《搜神秘览》;自东福寺照归张元济先祖九成公著宋刊《中庸说》残本等,总计商务在日本借影的宋元珍本达46种。②正是商务和张元济的努力,使这些在中土已经失传的秘籍得以影照方式出版后再现国人。所谓录存副本,就是传统的“钞书”。如通过缪荃孙氏的介绍,影钞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且专印格纸,悉如原式照印,以存真相。后通过傅增湘向刘氏嘉业堂借宋本《诸葛武侯传》及各省方志,拟录存附本,以供众览。又如从傅氏借影《冷斋夜话》、《老学庵笔记》、《白虎通德论》等,一一移录副本,以供流传。又向平湖葛氏借钞地方志等等。另据汪家溶的回忆,涵芬楼常年有两个人专门负责抄录借来的罕见地方志。除了以上几种方法之外。商务还通过著者捐赠,与人互易等方式,使得涵芬楼的藏书量得以大大增加。善本古籍和地方志,是张元济为涵芬楼搜集藏书的重点,除此之外,张元济也同样重视世界各国的书刊,把收书的范围扩大到欧美名家撰述和著名外文报刊。正如他自己所言,“凡遇国内各家藏书散出,总是尽力搜罗;日本欧美各国所出版新书亦总是尽量购置”@。根据茅盾的回忆,到1918年前后,商务编译所图书馆已有不少英文名著,如《人人文库》、《新时代丛书》等等。这些丛书收罗了很多西方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名著和英文以外的文史哲名著英译本。从希腊、罗马,到易卜生、比昂逊等人的著作,都应有尽有。固著名的外文报刊杂志,有荷兰出版的《通报》、英国亚洲文会出版的《学报》、德国出版的《李比希化学杂志》等,此外还收藏了公元十五世纪前西洋古籍多卷。在收藏的图片中,有罗马教皇梵蒂冈宫所藏明末唐王的照片,这是张元济于1910年在欧美考察时所收购的,极具文献价值。还有如德、英、美诸国出版的地图、人体解剖图等,都有相当数量。经过近20多年的搜求,到1924年前后,商务涵芬楼的藏书数量达到20余万册。其中中文图书16万余册,日文图书15000册,西文图书24000万册(其中英文书2万册,法文书2000册,德文书2000余册),中西文杂志800余种约1万册,中西文报章30余种约1500份,地图2000幅,各种照片l万余张。@随着涵芬楼藏书的日益增多,张元济和商务的其他领导人开始考虑将涵芬楼藏书公之于众,将其扩大为公共图书馆,于是东方图书馆应运而生。。张元济: 《涵芬楼余烬书录序》, 《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82.283页.。郑贞文: 《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23l-235页。@张元济: 《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4l页。国茅盾: 《我走过的道路(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页。。吴相: ‘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播放器加载中，请稍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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