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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投毒案后专访著名心理咨询师林紫
专访著名心理咨询师林紫——
大系统问题，通常选择年轻人群爆发
日《新闻晚报》
　　资深心理咨询师，中国最早、同时也是目前最大的非药物心理服务机构林紫心理咨询中心的创办者
复旦大学一名2010级在读医科研究生疑遭室友投毒、经抢救无效死亡，引起全社会的震惊和共同关注。往前追溯，类似的案例并不少见：十多岁的中学生，因为妈妈的几句唠叨，挥刀弑母；年轻的父母，因为几句口角，将幼儿从高楼窗口掷下；还有年过而立的成年人，制造了令人震惊的校园血案或者家庭惨案……
作为负责的新闻工作者，或者，仅仅是作为具有社会良知的普通人，我们也忍不住追问：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这些人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从专业的角度，林紫回答了我们的一些疑问。
心理咨询的兴起与社会转型同步
问：心理咨询现在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也是媒体中经常出现的字眼。请问这个行业最初在国内出现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林紫：林紫心理咨询中心是1998年创办的，可以说我们见证了国内心理咨询从悄然兴起，到发展壮大的整个过程。当时的人们说到心理咨询大致有两种反应，一种是很茫然，不知是做什么的；另一种，就是很快联想到精神疾病。我们中心最早设在普陀图书馆的楼上，一是因为人文环境，它让人感觉安静而纯净；其次是它有相对的隐蔽性，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可以减少来访者的心理压力。但即便如此，很多来访者还是告诉我，在咨询之前，他们已经在门口徘徊了一两个月了。咨询结束之后，他们还会一再问我：你能确保没有任何人知道我来过这里吗？其实这本来就是心理咨询最基本的保密原则，我们要一再重申，让他们放心。2001年开始，国家开始出台相关的文件和规定；2002年，心理咨询师正式成为一个职业并开始了认证。在此过程中，我们做了大量普及和推进工作，人们对心理咨询的认知也在转变。大概是05年，我遇到一位职业女性，主动告诉我她曾经做过心理咨询，当时她正处于事业发展的瓶颈期，咨询对她的帮助很大，她还跟先生分享了咨询的过程。这点在1998年是不可想象的，那时的人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自己做过心理咨询，即使是家人、伴侣也不行，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可告人、甚至很丢脸的事情。
后来慢慢地，我看到人们开始把心理咨询当做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甚至有人还把它当作一种温暖的礼物来赠送。比如有秘书来为公司老板和他的家人来预约咨询，还有子女为父母预约咨询，认为这是关心老人的一种方式。
问：从时间上来看，心理咨询发展的这十多年，也是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期。
林紫：其实心理咨询行业在中国的出现一定不是偶然的。为什么它能在某个特定时期出现并很快获得普遍关注？除了从业人员的努力、媒体的关注之外，更重要的是整个中国的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在各个层面上都在呼唤和支持心理咨询行业的出现。从1998年到现在，大家越来越多地意识到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人们内在价值的迷失，心理层面需要缓解和面对的压力和冲突，等等，都使这个行业可以更好更快发展。
我们还可以将东西方的文化做个简单对比。欧美国家是从游牧民族起家，中国总体上是农耕文化，文化的差异会导致人们对“关系”的定义、社会组成、问题的应对和解决之道，都不一样。游牧民族要求人与人之间需要有一定的连结和合作，同时每个人的内在又是很独立的；中国则相反，农耕文化对合作的要求不是那么高，同时每个人内在的独立性也不是那么清晰和明确。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发展，人的思维和应对方式也都随之转型，人际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我们开始强调要有合作，但在合作的过程中又不要迷失自我，要发展边界感。这些西方式的解决问题的模式，自然也开始被国人关注和接纳。
当然，也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的收入水平才可以上升到支撑心理咨询作为一个行业和服务形式的出现。因为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心理咨询师，他需要的投入，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的，都是很大的，因此他的收费也不会低。
问：你说到西方式的思维模式，包括发展个性、培养边界感，都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心理咨询也是欧美先发展起来的，我能不能说这是东方文化向西方模式的一种借鉴，或者补充？
林紫：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心理咨询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进入中国，这说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我们的文化正在发生着变化，这样的变化从根本上应该是有利于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的。比如心理咨询中蕴含着的独立自主、承担责任、寻找自我价值等等文化元素，和建立在分工合作基础之上的工业文明息息相关。换句话说，透过心理咨询的形式，也必将潜移默化地帮助中国的社会大众了解和接受一些有利于促进市场化经济发展的文化元素，当然其中也存在如何将外来文化本土化的问题。
其实近年来，西方心理学界也非常关注东方文化和哲学。西方是基于这样一个历史和文化背景，自然发展出以这种思维模式和理论流派来解决问题。中国讲究天人合一，“混沌”是我们哲学和美学的重要特征，它关注万物的原初存在方式，或者说是一个整合观。比如中医、经络学，都是以系统的、整体的观念来看整个世界，西方哲学界也开始借鉴这一点，反思他们过于理论化、教条性的东西。工业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很多东西被标准化了，如此才可以复制，但具体到每个人却不是僵化的，用再详细的问卷都无法涵盖。
中国对心理咨询师的认证有待改进
问：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很多人是通过电视上的情感节目，来认识心理咨询和咨询师的。你怎么看待同行在电视节目中的表现？
林紫：这可能要分几个方面。在中国心理咨询发展的早期，这类节目让很多观众知道了有心理咨询这回事，有些节目嘉宾因为有国家认证的心理咨询资格，对观众来说可信度更高，这也是节目编导所需要的。另一方面，即使咨询师本身非常专业，但节目录制的时间很短，还要后期剪辑，最终呈现出来的一定是一个戏剧化的场面，甚至有些故事情节都是编造的。
我对这类节目最大的担忧，是它会误导大家一些事情。
每个节目不管真假都有内在创伤，都在展示伤痛，它会让观众误认为心理咨询就是要探究这些过于隐私的东西。如果真是来访者上这种节目，对他的伤害非常大。在那个“场”的控制之下，他身不由己，猛地接受一些建议，说得严厉一些，他是被利用、被娱乐化的。另一种误导就是认为，哇，心理咨询真是太神奇了，用一个小时就能解决问题。那其他人去做心理咨询时，是不是也可以对咨询师抱有这样的期待？如果心理咨询师没法达到这种不切实际的期待，会不会影响与来访者之间的关系？毕竟心理咨询不是万能的。
作为从业人员，我希望观众知道那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呈现，从积极角度来说那是普及和推广心理咨询的意识，但那绝非心理咨询本身。
林紫在国内有四个中心，也收到过很多电视节目的邀约。我听编导讲他们节目的思路，可以想象得到那种戏剧化的效果呈现。我会告诉他们，节目的定位跟我们实际在做的工作不一样，我们不太适合做这些节目。
我们也跟一些海内外的同行研究过这个课题。比如台湾，在心理咨询发展的初期也有过类似情况，一些心理咨询师被请去做节目，但他们的自我定位就是“艺人”，这比把自己当成专家去做节目好得多。但现在这类节目在台湾已经不受欢迎了，在内地这股热潮也在消退。
问：你刚才说到心理咨询的资格认证。最近几年，我注意到像诸如“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这样的头衔越来越多的，想请问这个行业的培训、管理和认证的情况。
林紫：应该说，还远远没有达到一个成熟的、各方面非常完善的状态，然后会有一些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后果——不仅是对来访者，对咨询师供职的机构，也包括咨询师自己。
这些年我在工作中会接触到许多学员，发现相当一部分学员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报名上认证培训课的，学习的过程对他们很有帮助。这当然很好，但问题出在授证这里。这是职业证书，你拿到这个证书，意味着你可能做这个行业，这就不是你自己的事情了，这部分的把关确实让我们很担心。我的来访个案中，有一部分就是拿到过证书的咨询师，有的是拿到证书后不敢做，还有就是职业规划的问题，很想做但不知道从哪里做起。单就他们来咨询这一点，我都很欣赏，这说明他们是很理智、认真地对待这种事情的。
但也有一些人拿到证书后，过于急切地把自己标榜为专家，立刻想到的是收费问题，把精力放到过于商业性的操作上，忽略了内在的学习和成长。如果没有很好的实践，包括被督导的经历，这样的咨询师很难做好每一个个案，这对他本人也是有伤害的，他自己会很快耗竭。
最令人痛心的，是有些来访者可能已经看过很多精神科、心理科，觉得走投无路了，看到心理咨询的牌子，就想最后试试看，不行就彻底放弃。如果他遇到一位不负责任或缺乏经验的咨询师，那对他可能就是毁灭性的伤害，这也会极大地伤害到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心理咨询的“专业化”和“职业化”
问：我想知道在欧美国家，一位可以独立接待来访者的心理咨询师，要有怎样的资历？
林紫：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比如欧美国家，心理咨询师的受训和认证都非常严格。一般在专业院校毕业后，还要经过三年左右的临床实践训练，考核合格后才能正式从业，之后还有定期的继续教育。在英国和德国，要成为一个精神分析师，一般需要五到七年的专业训练。在台湾，心理咨询真正被立法成为行业的时间并不比内地早多少，可他们要求的训练比我们严格得多。当然，这也和国内心理咨询行业刚刚起步有关。
除了小时数之外，他们对心理咨询师的培训不仅有专业的角度，还有职业化的态度。林紫机构除了国内受训的咨询师之外，还有一些外来的，香港、台湾、日本、欧美过来的都有，他们与内地咨询师最明显的不同，是除了扎实的专业基础外，还有良好的职业素养。我是一个受训的咨询师，同时我还是一个职场人士，比如当我去公司做EAP（员工心理援助），当我处理行政事务，我会严格地以一个职业人士来要求自己，穿着打扮、谈吐举止以及严格守时。在职业素养方面，内地受训的咨询师跟外来的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林紫机构早期台湾和香港来的咨询师比较多，不太发生咨询师不守时的情况，但随着在国内受训和认证的咨询师增多，我们发现有严格管理的必要性。很多咨询师加入林紫机构时，都会自愿接受被降级的可能，他们在其他机构可能已经是专家级了，按照林紫机构的标准却往往达不到该级别的要求，必须降一级，即使如此还是会发生专业很好，但职业化程度松散的情况。比如我们规定咨询师要比来访者早到5-10分钟，以表示重视和尊重，如果连续出现三次迟到，我们就会跟咨询师讨论是否需要专业督导，如果难以改变就要进一步讨论降级或解约事宜。再比如对咨询时间的严格掌控，不允许连续出现拖时的情况。
问：我打断一下。我很好奇，为什么在咨询中不能拖时，来访者可能会认为拖时对他有好处吧？
林紫：确实有的来访者愿意拖时，还会要求咨询师说你再多给我一些时间。我们规定50-60分钟为一个单元，在咨询结束后，有很多心理动力方面的东西是需要分析的。如果在咨询中不能守时，咨询师就无法为咨访关系建立良好的边界，咨询师有可能被卷入，继而可能对来访者产生专业设置之外的影响。咨询师自己能不能坚守，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成长要求。
我们以规范的方法严格要求每一位咨询师，他首先要是一个职业人，然后才是专业人。有些心理咨询机构，会摆出很高级的头衔，比如每个人都是“专家级”或“主任级”，我们则希望给每个咨询师适当的评级，然后看他接下去的成长。当然，我们所说的解约，也不是说他永远不能在这里做，而是他要先处理好个人状况，暂时不能接待来访者，直到他认为自己可以再进入心理咨询团队。这时，他需要接受我们的重新观察和测评。
问：这种说法让我联想到武侠小说里发功的场面，发送功力给别人的一方是很吃力、很耗神的。这种以50-60分钟为一个单元的做法，是全世界通行的吗？我能否这么理解，过了这个时间限制，可能会出现咨询师从专业方面承载不了的情况？
林紫：你说耗神，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是的。在一个咨询当中，咨询师需要身心的投入，他修炼得越好，他的状态就会越稳定。这种修炼包括几个方面：内在成长，专业技能，人生的历练和沉淀，比技能更重要的智慧的部分，还有生活的滋养。我们规定咨询师每天接待的个案不能超过4个，他首先要把自己的心理照顾好。
目前50分钟是全世界通行的标准，也是经过不断实证之后确立下来的。具体到每位咨询师的流派不同，比如精神分析流派就比较严格，其他的可能会有一点弹性，但我们倡导守时的做法。其他还有一些小变化，比如第一次咨询，因为要搜集信息，有可能延长一点时间，但也不超过90分钟。再比如做亲子或婚姻咨询，有一名以上的来访者，也可能会延长时间。
国内的心理咨询收费相对偏低
问：心理咨询的收费问题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按照现在的价格，50分钟，我要花300-800块钱，这个价值是怎么体现出来的？
林紫：收费是心理咨询的一个基本的专业设置，因为有效的咨询需要咨询师和来访者共同的努力与付出。林紫机构也一直开展着各种公益性的活动，但我们不叫心理咨询，而叫做心理援助。
心理咨询本身是一个职业，一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受训、成长、包括接受专业督导，他有多方面的付出。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级别的咨询师要收取不同的费用，因为他们为专业技能、特长、职业化的背景所付出的部分，也是不一样的。在咨询过程中，咨询师付出的是他的专业、知识、技能、智慧的积累，获得的是这份事业价值上的体现。
问：中国心理咨询的收费情况，跟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上？
林紫：据我所知，有些国家的心理咨询，包含在医疗保险之内。像日本，企业给员工做心理辅导，是可以通过保险报销的；社会上的心理咨询，一般收费在100-300美金左右。我刚从香港回来，我认识的几位香港心理咨询师共用中环的一个办公室，各项成本是比较高的，收费而言，低的不会有上海这边300元人民币这么低，多数在600-1000港币，特别资深的咨询师收费是港币。
可以说，因为我们的总体收入水平有限，内地心理咨询的收费是相对比较低的。另外，内地医疗保险的部分也不够完善，从长远来说，这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问：我很好奇，就是为什么心理咨询师需要被督导，这个被督导的内容是什么？
林紫：心理督导有几个方面的功能。首先是解决心理咨询师个人成长的问题。即使他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也要面临不断的成长和发展，接受一位自己所信任的资深心理咨询师的督导，是很有必要的。
其次就是解决专业技能方面的问题。一位咨询师如果觉得某个个案很棘手，为什么做不下去了？可以就单独个案接受督导。还有一种督导是小组督导，或者叫同辈之间的督导。大家在一起，拿一个个案出来一起分享讨论。
但是，就跟心理咨询师的认证一样，中国目前业内被普遍认可的督导师是很有限的，它的资格认证也非常混乱。
小群体事件，是大系统问题的明镜
问：你刚才提到亲子咨询。现在越来越多人觉得在中国当父母太不容易了，像子女伤害父母的事件，以前听都没听说过。
林紫：这有点类似于企业里面一直在谈的为什么80后、90后员工越来越难管理。我就告诉他们一个观点，我们要跳脱出原来的只是把孩子当成孩子，只是把80后、90后当成一个特殊群体的方法来看待问题。我们要有一个整体观和系统观。不管是家庭里面的孩子，还是企业里面的新生代，他们都是整个大系统的一部分。而所有大系统里的问题，通常是选择年轻的、敏感的人群爆发出来，总是要有一部分人来承载整个系统的问题。
我们说，孩子是家庭的一面镜子，孩子的问题不仅仅是孩子的问题，还是父母的问题，也是整个家庭系统的问题。比如，有的孩子逃学，他背后的原因可能是父母关系破裂，他试图通过自己的问题，来拉近父母的关系。再放大一些，是父母所在的组织的问题；再把组织放大一些，它反映出来的是整个社会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心理咨询能够获得政府的关注，因为它与维护社会稳定息息相关。
从系统管理的角度来说，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一定完全就是坏事。如果从个体家庭的家长，到企业单位的组织者，再到政府官员，能够养成人文的、人性关怀的理念，再反过头去看待那些我们认为是“问题”的问题，就会认识到，这些所谓让我们不舒服的信号，其实都是一个提醒，都是社会发展的契机，可以帮到整个组织、整个社会的成长。比如企业管理者抱怨为什么80后、90后那么不爱加班呢，但他们没有看到，企业的很多中生代已经出现过劳的现象，需要有人来提醒说，工作和生活是需要而且必须是平衡的，我们的工作节奏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
问：按照心理咨询，每个人做每件事都有其原因。反过来说，这一切都应该被原谅吗？那么个人的努力，包括对命运的抗争，又怎么体现出来？
林紫：从哲学的层面上来说，心理咨询不外乎帮大家去面对三个问题：“我是谁”，自我寻找和自我探索；“我从哪里来”，更深层的自我认识；最后是“我到那里去”，就是自我成长和价值实现。这三个层面，是心理咨询可以帮到大家的。
只不过每个人心理咨询的契机不一样。有的是带着比较健康的、发展性的问题来的，他想要获得更好的成长。有的人是带着困难型的问题来的，他有一个坎儿过不去了，或者有个情结让他非常痛苦，这个让他痛的东西就是一个线索。从心理咨询的角度，“关系”就是一面镜子，来访者可以通过与周围的人之间的关系，了解到自己到底是谁，从而获得对自我的接纳和包容。但是这种接纳和包容，并不是放下责任，而是发展出一种意识和能力来进行自我担当。如果每个人都不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世界岂不乱套了？
另外，这个“自我担当”，还包括不要因为他人对自己的不理解或者不接纳，再回到老路上去。如果一个人总觉得他人有很多问题不可原谅，他总是因为他人的原因无法获得幸福，那么他对自己的定位始终是一个
“受害者”的角色。当他碰到下一个人，下一件事情，他依然会觉得自己的幸福是掌握在别人手上的。
实际上心理咨询的发展，与民主和法治意识的健全，是相辅相成的。当你认识到问题的源头了，下一步你就得自我选择，然后就是自我担当。当每个人都对自己负责的时候，整个组织和每个个体的利益才获得最大化。从这个角度，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人会很容易突破界线，比如前段时间的“中国式过马路”。西方在强调规则、法律的时候，会强调说只有大家都守规矩，利益才能最大化，他们是为“包括自己在内的利益最大化”守规矩。而中国人理解的规则、法律，有一点“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性质，当事情变成“为他人守规矩”的时候，那有人就嘀咕了：我为什么要牺牲自己？这么想的人多了，闯红灯的人肯定就多。
问：你怎么看待一些极端方式，像抑郁症、自杀、暴力人群的频繁出现？像日前发生的复旦大学一名医学研究生疑遭室友投毒的事件，特别令人震惊。
林紫：举例来说，在一辆快速行驶的列车上，之前上车的乘客已经坐好了，后面上来的可能还没找到座位，也可能到最后发现根本没有座位。当这辆车开得飞快的时候，或者急刹车的时候，最先摔出去的，就是那些没来得及找到座位的人群。换句话说，总要有一些人成为高速度的代价，这也就是为什么，人民的幸福指数没有GDP成长来得快。
我想特别说一下自杀的问题。事实上，自杀是整个人类，各个民族都会面对的问题。自杀是一个极端的自我定位的方法，当他觉得只有结束生命才可以去解决所有问题，从深层角度来说，这也是一种寻找自我的方法，只是这种方法带来的是生命的彻底毁灭以及群体的严重创伤，所以我们在竭力倡导普及生命教育、提升人们对生命的尊重和珍惜，远离自杀。对一小部分人来说，他找不到其他的寻找自我的方法了，在完全的价值感的丧失之后，就会寻找一种极端的方式。比如像张国荣跳楼，这或许是他能找到的唯一使生命以极致的方式存在的方法，就是不存在了，凝固静止了。
再回到刚才的系统论，这些极端事件的出现，其实都是对我们的警醒。如果没有这么多的事件出现，我们可能还在一味强调经济发展，强调物质财富的重要性，而忽视了人们内心价值感和幸福感的迷失。另一方面，现在我们所能获得信息的渠道和信息量越来越大，包括微博、微信这样的自媒体，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负面的东西往往更能获得人们的关注。这种对负面的过度关注，会加深人们的绝望感，觉得世界是很灰暗的一片，到处都是痛苦的、没有希望的人，那我的问题就更加不可能解决了。这只会增加极端行为。
另外，如果人们长期处于一种紧张、焦虑的状态当中，在面对关系的时候，所能给出的耐心和宽容是非常有限的。比如过去的父母，他们对孩子的关注未必比现在的父母更多，但同时他们自身的压力和情绪状况也不像现在这么糟糕，整个家庭的氛围是比较宽松的。当孩子出现问题时，过去的父母还能用比较耐心的方式来处理。现在很多父母本身面对的外界压力就很大，即使在平时，他们传递出来的也多是一种紧张的情绪，当家庭出现问题时，更可能采取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如果对方也处于情绪失控的情况下，就很可能导致悲剧。
在中国，还有一个很普遍的、令人担忧的现象，就是价值评判的单一问题。社会认可的“成功”标准，就是有钱、有地位。全社会都这样认为，并把这样的观念传递给年轻一代，告诉他们这是唯一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独立的价值无法获得体现，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生存空间更是被剥夺了的。如果我的“价值”，我的“成功”只能靠外界来简单定义，那我难免就会焦虑：我达不到这种标准怎么办？我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愿望和努力，都会被这种焦虑挤压。
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也是如此。如果不做规划，短期内获益很高，但如果这个发展是以民族的组成人群的内在安全感、以人们彼此间的信任感、以人的内在价值的丧失为代价，那个损失是永远都追不回来的。
幸福的密码就是“境随心转”
问：你提到的国内目前面临的单一价值观的尴尬，不仅是在家庭教育当中，在一个人的自我定位、择偶方面也都普遍存在，最近几年媒体也多次报道过职业人士选择
“裸辞”、“隐居”的现象。那怎么来解决这种尴尬，怎么来倡导更加多元的价值观？
林紫：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我们过于强调经济的部分，忽略了人本身的价值，还好现在已经有这种趋势，开始回归，回归到对人的自我价值的探索，人性的关怀。前两年，有杂志约我写过一篇关于“隐居”的稿子。一小部分白领，一方面发现城市的这种焦虑、浮躁感不是自己想要的，另一方面也是对压力的逃避，还有的是真正思考自我存在的价值，认识到我的价值、我的成功，不是靠外界来定义的，我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但他们其实也会面临尴尬。我记得有一对学美术的学生，毕业之后回到农村，想画什么画什么，没生孩子之前一切都很好，过得非常自我。但后来有了孩子，孩子生病了，要上学了，就不得不面临经济上的挑战，也逐渐对自己之前的选择产生质疑。
就像中国古话所说，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外部环境可能对我们有一些影响，但真正影响的是我们的内在心理，看你是心随境转，还是境随心转。如果是心随境转，你再有钱，事业再成功，可能也很难获得安宁和幸福感。但如果相反，可以做到境随心转，不管处于什么环境，你都觉得很好的环境；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都是好的。这种感觉是内在的，是你真的可以去适应和享受的，而不是理性告诉你必须如此的，那你的幸福感就会很高。
现在有个很好的现象，政府开始关注这些问题。不管最终能做到哪一步，我相信老百姓都是可以从中受益的。对我们心理工作者的一个挑战是，我们自己要很冷静，不能因为最早国家没有把心理咨询当成一个重要的行业来重视而自暴自弃，也不能因为现在被重视了，就把自己当成万能的，我们的职业界限感要很清楚，要知道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我每一次去讲课，感觉都像是去“弘法”，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原来心理学是这样的，心理学怎么运用到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里，通过我自己的幸福可以帮到周围更多人的改善。
当然，就心理学这门学科来说，它也只是人类看世界、看自己的方式之一，它一定不是万能的，或者总是造成一个特别戏剧化的转变。更多更大的变化，需要的是大家长时间的共同努力。
问：你刚才说到幸福感，这让我想到前不久流行的一个长微博。一位美国学者，在1988年的时候做本科论文，调查的结论是世界上两种人最幸福，一种是淡泊宁静的平凡人，另一种是功成名就的成功者。2009年，他又翻出当年说自己“非常幸福”的人的联系方式，再调查发现，当年认为自己幸福的平凡人，虽然生活发生了许多改变，但依然认为自己幸福。但成功者的选项却发生了变化，事业一帆风顺的人选择了“非常幸福”，其他事业不顺的人选择了“痛苦”或“非常痛苦”。这位学者在报纸上撰文表示，所有靠物质支撑的幸福感都不能持久，只有心灵的淡定宁静，才是幸福感的源泉。同时，他为自己年轻时贸然得出的结论可能对他人造成的伤害道歉。
林紫：现在媒体上经常提到的一个词是“正能量”，大家都去关注这个部分。因为我们过去关注了太多负面的东西，所以必须有这样一个“矫枉过正”的过程，把它给扳回来。但这只是一个阶段，如果我们把“幸福”作为一个可以被量化的东西来定义，比如有多少正能量，还有人开班讲授幸福心理学，当我们强调这些阶段性的概念的时候，其实很难说把握了幸福的真谛。实际上，有很多当时使人们产生幸福感的外在的东西，不管是成就还是财富，都很难去支撑一个人长久的、稳定的幸福感。至于内在的、真实的幸福到底是什么，整个人类都在不断探究。
心理学也是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的，人类用这种方式来研究和观察自己，它一定是动态的，很难说能找到一个万能的法宝，可以来衡量和定义一切，包括幸福感。这个学者的追踪和他的反思，对普通大众和心理工作者也是一个警示，就是我们永远不要以一个短暂的、片面的、绝对化的方式去定义一件事情，这很可能是自作聪明。
问：最后，作为一位资深的心理咨询师，请你对心理咨询下一个比较感性的定义？
林紫：我对心理咨询的理想化定义就是“明月直入，无心可猜”。心理咨询师跟来访者之间，是两个生命彼此的存在和相互照映，不存在谁去帮到谁的问题。当你自己很清晰，像水、像明月一样没有任何阻挡的时候，另外一个生命会很清晰地透过你看到他自己。两个生命之间无需防御、无条件的接纳和信任，就可以让他找到力量，去面对和解决问题。这个过程之间存在的，其实就是陪伴。
当然，这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境界，是我自己“修炼”的方向和目标，希望能够不断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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